李四光纪念馆地质力学研究所怎么样

❶ 李四光生日

李四光，抄原名李仲揆，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8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材。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国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讲座。1947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有谁知道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名字的故事吗谢谢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❸ 李捷先生———北京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首次发现者

马胜云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捷先生在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工程管理处工作时，于 1954 年，在北京西山三家店东北，勘察引水隧洞工程中，在隆恩寺以南山间盆地东边的一个垭口，即模式口，发现了第四纪冰川擦痕，这是首次在北京地区发现的第四纪冰川擦痕，经李四光教授鉴定后，首肯是第四纪冰川擦痕，后陆续有专家来观测、鉴定，都确认为第四纪冰川擦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不受损坏，将引水隧洞改为明渠，绕过这一冰川遗迹。虽然，改道绕行当时要多花 5 万 ～6 万元，李四光部长等领导仍决定绕道，保留了这一处第四纪冰川遗迹。

我是 1955 年认识李捷先生的，当时我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工作。第一次在孙殿卿先生、李捷先生指导下，在北京西山模式口的东面一个小山坡南麓，观察第四纪冰川擦痕，看到在相当坚硬的辉绿岩表面有许许多多擦痕，记得李捷先生在前面指引。考察中李捷先生一丝不苟、认真严谨、追寻事实的治学精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李捷先生抓紧一切时间，在爬坡过程中，对沿途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结合理论，由浅入深地给我讲解，尤其是冰川痕迹的 “丁头鼠尾”形状及其摩擦面与构造擦痕和其他原因擦痕的区别。他蹲在地上，轻轻吹掉擦痕表面上的浮土，握住我的手触摸表面擦痕，让我亲自感受。我深刻认识到这些擦痕是刻划而成的，他们所指的方向大都和山坡倾斜方向是一致的，但局部也有少许的变化。我们继续往上爬，在离山顶不远的地区和附近一座古庙的岩层表面上，它们大约属于侏罗纪的坚硬黏板石，也有同样的擦痕存在。这些擦痕的特点与构造擦痕完全不同，与冰溜擦痕的特征相符合。

在和李捷先生接触中，他平易近人，尤其对我们晚辈，更是亲切关怀、循循善诱、热情鼓励。考察中，一直没有休息，在下坡的路上谈到生活问题时，李先生说: 他最喜欢吃小米粥、清淡的小菜，当时使我深深感到，李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区域地质学家和对我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的地质学家。年过花甲，工作还这样繁忙、劳累，生活却这样简朴，我们年轻人应该向李捷先生学习，他是我们青年的楷模。

模式口冰川擦痕发现、改道绕行，引起了附近居民的关注，多数来此观赏，该处距城区较近，得悉后的好奇者，也络绎来此观察、敲打，逐渐形成破损，经与石景山区有关部门商议后，围绕这一片冰川遗迹，建了一道矮围墙，以保护遗迹，并竖立了一个木牌简介，后改为石牌。

之后，不仅有好奇的人来此观赏，中、小学学生也来此学习，大学地质系学生也常来此实习、观测、鉴定。一道矮围墙已被攀爬得多处出现缺口。鉴于此事经石景山区有关领导多次找我磋商，意见一致: 筹建 “第四纪冰川陈列馆”，记得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景山区有关领导和我一起，向地质部有关领导反映、申请。此时，李四光老家湖北省黄冈市有关领导来京，找地质力学研究所，商议关于筹建 “李四光纪念馆”筹措经费问题。地质力学研究所委派我，与之一起商议，商讨决定，向地质部申请。经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后，部领导批准拨了一定数额经费 ( 大约 40 万元相当于现在 400 万 ～500 万元) ，作为湖北省黄冈市 “李四光纪念馆”建筑经费。在我的印象中，随着批拨这次款项时，又给了筹建 “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一定数额拨款 ( 大约 20 万元) 。筹建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从整体设计、平地到建筑都是石景山区有关部门 ( 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教育局等) 完成的，我除对内部展示提一些意见外，主要是展览内容: 提供照片、资料及一些说明。建成后，初期，我还常去。之后因工作关系，就很少去了。一晃 20 多年了，这段时间，我仅和几任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馆长联系过一些有关第四纪地质及科普讲座等事宜。

1960 年 3 月中旬，在李四光教授亲自主持下，在北京香山召开了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捷先生应邀参加会议，还有袁复礼、杨钟健、尹赞勋、俞建章、李承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也应邀到会。会议内容着重研究第四纪冰川遗迹工作如何在全国开展的问题。会上，代表们还把他们在各地所见到的第四纪冰川现象进行了学术交流。会中李四光教授几次和李捷先生交谈，并请他和袁复礼、杨钟健、李承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赴北京西山考察冰川遗迹。我一直参加会议并在会务组做一点工作，因此，能和老前辈们一起去西山考察冰川遗迹。

在考察中，我和李捷先生在山坡上，一边察看一边不时亲切交谈。李捷先生问到北京西山隆恩寺第四纪冰川遗迹发现经过，我追忆说: 那是 1958 年初春，孙殿卿所长带着我，在北京西山调查地质时发现的。它位于北京西山三家店东北，隆恩寺以南与模式口同一个山间盆地的北面山坡上，海拔约 300 余米。当时寒风凛冽，擦痕表面一层浮尘，模糊看不清，我在擦痕附近的山坡边缘找水冲洗，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一滴水，只好撒了一泡尿才看清楚，它在质地细致的泥质砂岩面上，初定为第四纪冰川擦痕。经孙所长和我向李四光教授汇报后，李老叫我立即带路赴现场查看。到了目的地他见基岩露头太狭，便蹲在荆棘丛上和我们一起用双手扒上面的覆盖物: 植被、泥沙和带棱角的石块，发现下面是一层很黏的灰白稍带黄褐色的粘土，其中夹着甚小的石子颗粒，这层薄薄的粘土覆盖在擦痕表面，李老轻轻将粘土层卷起，被保护在下面的基岩面上之擦痕极为清晰，能清楚地看到擦痕凹陷痕内部的蜈蚣足状的颤痕，用罗盘测量擦痕产状，擦痕总的方向大体一致，南 10°东。指向下边盆地出口处，与擦痕面倾斜方向相仿。李老在擦面边上剥落了一片岩石，看见擦痕只限于表面一层，不像构造擦痕那样，其下还有平行重复的擦痕面存在。李老以询问的口气对我说: 石流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擦痕，那么，盖在擦痕面上的这层粘土就一定早就被铲刮掉了，它不可能间隔在擦面和上面堆积的泥沙石块之间; 又假定产生擦痕面的石流现象发生在掩盖着它的粘土以前，那么，在产生擦痕的石流经过侵蚀以至它的踪迹完全被消灭的过程中，这些在不大硬的岩石上刻划的擦痕，也就不会保存得这样好。随即在粘土层中取了孢粉样 ( 经分析鉴定含有寒湿气候的水藓孢子) 。

李老继续在附近观察，发现附近岩层的排列相当整齐，特别是这个冰流擦痕面切断了底层层面，排除了构造擦痕及层面滑动的可能。以后还来此观察了三次，才认定是冰川擦痕。之后，他仍感不足，首先请首次在北京地区发现第四纪冰川擦痕的您 ( 李捷先生)到这里考察、鉴定，相继有王曰伦、俞建章、杨钟健等到这里考察、鉴定并予以确认。

1959 年 11 月，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期间，李四光教授又邀请来中国参加全国地层会议的苏联纳里夫金院士、别夫纠科等地质学家及中国专家俞建章、王曰伦、孙殿卿、刘东生等到北京西山隆恩寺考察第四纪冰川基岩冰溜面。纳里夫金来华之前，并不相信中国有第四纪冰川。当清理好基岩冰溜面，李四光亲自给他们介绍了这里的地层时代、附近的地形地貌以及冰溜面后，纳里夫金心悦诚服了。他高兴地说: “这是确切无疑的冰溜擦痕，不可多得! ”回国后，据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亚洲地质史的光辉一页》。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正式成立在国家科委领导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中心联络组。

❹ 李四光为何“三易其学”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小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为了振兴祖国,他三易其学,先学造船,再学采矿,后学地质,决心找到开采祖国宝藏的钥匙,他学成回国后,坚持几十年艰苦的研究探索,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❺ 李四光除了地质力学理论，还做出过哪些重大贡献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专家，在地质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回国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玛仪，为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工作汇报。李四光一直关心着铀矿地质的开展，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❻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历任领导

地质力学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在历届所长的领导下，在李四光、孙殿卿、陈庆宣、吴磊版伯、杨开庆权、胡海涛、崔盛芹等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全所科技人员勇于探索，勤奋实践，在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和其它学科方向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任所长：李四光（1956-1971）
第二任所长：孙殿卿院士（1972-1982）
第三任所长：崔盛芹教授（1983-1993）
第四任所长：吴淦国教授（1993-1998）
第五任所长：董树文研究员（1998-1999）
第六任所长、党委书记：杨万来(2000-2005) 第七任领导（2005年--）
所长：龙长兴博士
书记：徐龙强
副所长：赵越研究员、马寅生研究员、侯春堂研究员 。

❼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指导思想

按照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提出的“开放的流动的科研环境、团结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内、创新的思辩的学术容氛围”总体目标要求，地质力学研究所党委提出了“大力弘扬李四光的科学精神，坚持求真务实，提倡‘求实、创新、奉献、协作’”作为科技创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带领全所职工精心打造具有国立研究机构特色的科技创新文化。

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怎么样

简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地处北京市，是国家公益性专地质科研机构。属由地质学家李四光创立，曾称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从事基础地质、地应力与地壳稳定性、矿产与能源地质、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地质灾害、新构造与活动构造、极地地质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 根据2018年1月该机构官网信息，研究所有有国土资源部科研平台5个，地质调查局科研平台2个，地质科学院科研平台2个，研究所下辖实验室9个；有学术学科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学术学科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学术学科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学术学科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在站博士后17人，在读博士研究生34人、硕士研究生42人。

❾ 你还知道李四光的一件什么事

李四光姓名由来：误将年龄“十四”填在姓名栏

2009年10月26日，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李四光的科学成就，大家早已熟知；可是，李四光与北京几十年的缘分，却是鲜为人知。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出发，回溯历史的记忆，追寻李四光先生在北京的足迹……

教育街上的清学部:李四光对北京的最初记忆
教育街最东头，路北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砖灰瓦，朱漆大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黄颜色的门牌上写着“教育街1号”。旁边，还有一个不显眼的灰色牌子:“清学部”。
这里最早是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的府邸。爱新觉罗·尼堪(？-1652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早年屡立军功，顺治六年(1649年)封为敬谨亲王。顺治九年(1652年)，抗清将领李定国率军进攻衡州，清军惨败，主帅尼堪战死。敬谨亲王府南边的小胡同，在明清时期称为“铁匠营”，俗称“穿堂门”，很不起眼。到了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就在原来的敬谨亲王府办公。民国成立后，改学部为教育部，教育部南边的胡同也就改称“教育部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教育街”，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宣统三年(1911年)的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这条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他们都是从各国留学归来的学子，此番进京，是要来学部报到，然后参加清廷组织的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的黄榜。学子们看了榜，纷纷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非常平静，只是微微抬起头，望着远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那张黄榜在“工科进士”后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李四光。
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为应付清廷才进京考试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今属黄冈市团风县)的私塾先生李卓侯喜得贵子。因为儿子排行老二，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名字:李仲揆。
生命最初的13年，李仲揆都生活在农村。5岁时，他进私塾读书，学习非常用功。每天午后放学回家，就和长兄一起帮助家里劳动，扫地、提水、推磨、捣米、打柴……晚上，又和哥哥一起在油灯下背书、习字。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
1902年，李仲揆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李四光进入武昌西路第二高等小学堂学习，因为成绩优异，在1904年7月被选派官费到日本留学。1905年7月，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1907年7月，他毕业于弘文书院，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主修舶用机关(船用机械)。
1910年夏，他顺利结束了在日本的六年留学生活，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在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同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但是，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必须进京参加考试。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十日(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了应付官府，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毅然决定去北京应试。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写的他到学部报到的一幕。
考试发榜后不到一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兴奋不已，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队伍。湖北军政府任命他为理财部参议。
李四光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真是来去匆匆。也许，先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还会回到京华，并且和这座城市结下更深的缘分。
地安门东吉祥胡同:李四光在北京租的第一间宿舍
在清朝，这条胡同位于皇城内，在乾隆时代即称为“吉祥胡同”。1920年的春末夏初，三位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走进了这条小巷，轻声探讨着一些学术问题。
三位学者当中，最年轻的叫丁燮林(笔名丁西林，1893年-1974年)，后来成为北大物理系主任，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年长一些的叫王世杰(1891年-1981年)，时为北大法学教授，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年纪最大的，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四光。
武昌起义之后，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李四光获准赴英国官费留学。他与同时被批准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王世杰等人同行，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留学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住一间公寓的丁燮林，在课业上互相帮助。1914年秋天，他结束了预科学习。与之同时，他的爱好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采矿业很发达，这使李四光认识到:工矿是实业的基础，国家要想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等资源。因此，他进入了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学习。1915年，他感到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又从采矿系转到了理科地质系，从基础学起，兼修物理学。1918年，他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19年，李四光游历法、德等国考察地质，登上阿尔卑斯山脉海拔 4807米(新测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质。1920年春末，应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一道返回北京，到北大任教。三人在东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
可惜的是，昔日李四光租住的宿舍，现在已经难觅遗踪。
位于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李四光事业的新起点
沿着景山东街，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东一拐，就走上了东西向的沙滩后街。
这是条古老的街巷。清朝时名叫“马神庙街”，因街内有马神庙而得名。根据方志记载，马神庙的原址坐北朝南，为明代御马监马神旧祠。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佛手公主)的府邸就在这条街上。民国年间，李四光到北大任教时，这条街称作“景山东街”(现在的景山东街原名景山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才改称沙滩后街。
沿着沙滩后街向东走，路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基地。如果追溯其前身，正可以从和嘉公主府算起。当年和嘉公主夫妇二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公主府也冷清了一个多世纪。1898年，清政府在此兴建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院内新建了一些教室、实验室和宿舍。1918 年，北京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等系迁到了新建的沙滩“红楼”，理学院仍然留在公主府的旧址。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也就是现在的校址)，马神庙的旧址成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地点。2005年9月，人教社迁到了海淀区魏公村，而把这里作为该社的培训基地。
整整89年前，1920 年秋末，李四光到北大担任地质系教授，就在现在沙滩后街的校址，为学生主讲岩石学、矿物学、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等课程。这时的李四光，经过十几年留学生活的磨炼，不再是昔日那个质朴青涩的农家少年，而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知名学者。不过，他并没有改变勤劳的本色，马上投入到对中国各地能源的调查研究之中。1921年，他带学生到河北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等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还到北京西山杨家屯煤矿、三家店、昌平南口等地实习。1922年，李四光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
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与许淑彬在北京喜结良缘。许淑彬是一位大家闺秀，时为中学教员。她爱弹钢琴，李四光会拉小提琴(1920年曾在法国创作《行路难》一曲，是第一首由中国人创作的小提琴曲)，夫妇二人琴瑟和谐，相濡以沫。婚礼上，蔡元培先生充当证婚人，丁燮林、王世杰、陈西滢、凌叔华等人都来参加婚礼。李四光结束了“单身”的生活，从此搬出了东吉祥胡同，在东城学池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三眼井胡同西口外北边，造了一所宅子。
回国后的短短几年，李四光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就是他事业的新起点。
1925年李四光为孙中山遗体抬棺，1927年离京南下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现为张自忠路23号)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六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中山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了六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六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灵榇，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忧郁，流露着对国事的担忧。
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时此刻，也许他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时，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回荡在他耳边，久久没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
1926年，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出师北伐。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指派刘哲为教育总长。不久，北京九所国立大专学校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为此而一度中断。由于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目于南方。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应院长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从此，李四光结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开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沟:解放后李四光住过的三个地方
宽阔笔直的金宝街上，一辆辆豪华轿车从眼前驶过。街北街南，高楼林立，富丽堂皇。现在，这是东城区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几年前，金宝街还是一条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陈志，四川巴县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为燕山护卫指挥佥事，后追随朱棣，屡立战功，永乐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称其“素以恭谨受知，戮力戎行，始终不懈”。永乐八年(1411年)卒。陈志子孙八代八伯皆居于此。本世纪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宝街，一点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样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们，突然发现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约1.75米，在当时算是高个子。他身材消瘦，穿着一件干部服，饭后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见街坊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京后，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专著《中国地质学》在英国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国内进行了许多科学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李四光被任命为副院长。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燮林亲自去迎接他们。李四光夫妇先住六国饭店，后迁入北京饭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报告《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详细论证了我国三大含油远景区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批准组织多个石油普查大队。
1955年秋天，他举家迁往复兴门内的嘉祥里。我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查到这个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详图》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所在地。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为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长。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沟。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这里虽然偏僻，但要清静许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人才做出了许多贡献。
紫竹院北边的李四光纪念馆:李四光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
中关村南大街上，车流如潮。我在“国家图书馆”下车，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左拐，走上了万寿寺路。
这是条宽阔的马路，2004年才通车，是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线。由于不通公交车，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钟，过了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院公园北门，很快就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因为李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现在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
在研究所赵主任的帮助下，我有幸见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书马胜云老先生。年过八旬的马老，不辞辛劳，亲自带我参观纪念馆，为我讲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后的故事。
1962年，因为象鼻子沟要搞战备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当时，有关部门请他去东城门西总布胡同看房子。这是一处宽大的四合院，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生前曾住在那里。但是，李四光觉得房子比较豪华，不符合自己的个性，所以礼貌地谢绝了这个建议。他相中了紫竹院北边的一片地方。这里没什么住户，树林密布，绿意盎然，宁静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风上水，空气清新，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最后，李四光就举家搬到这里。
晚年的李先生饮食非常清淡，经常喝用玉米须子煮的水；平时穿的衣服是补丁撂补丁，只有参加正式会议时才会穿得好一点。虽然年迈体衰，他仍然坚持工作，尤其重视对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导。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4月28日，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遗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在地质力学所南门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远远望去，蓊郁茂密的树冠，翠色欲滴，透着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撑的绿色大伞。近看，枝干盘曲扭错，犹如数条龙蛇蜿蜒纠缠。马老告诉我，这是一株古银杏，树干周长9.8米，树高27米，树冠荫地面积400平方米。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在树下饮水乘凉，李闯王的将士曾在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万寿寺路时，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特意以它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车子从两边绕开行驶。
当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这棵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一边想一边散步，穿过树林，从地质力学所的东边向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直走到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时间一长，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条土路。后来，荒地上盖了许多平房，有不少住户进进出出，经过的都是李先生双脚踩出来的那条路，人们称为“李四光小道”。1985年，李四光小道东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宽辟筑为沥青路，次年名之为“民族学院南路”，后来改称“民族大学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现在也成为民族大学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银杏树下，抚今忆昔，感慨良多。我仿佛看见李四光先生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微笑着走过来。一阵小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难忘的往事……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