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质大学洪教授
Ⅰ 历史上吴姓的名人
吴起(?-前381)，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初为鲁将，回继为魏将，后奔楚答国，任令尹，主持变法，后被杀。
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公元前209年与陈胜发动戍卒九百人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为部将田臧假借陈胜命令杀害。
吴道子，唐画家。河南阳翟人。又名道玄。所绘人物，时号“吴家样”。善画衣褶，有飘举之势，时称“吴带当风”，又有“吴装”之称。后被尊为“画圣”。
吴丹(744-825)，唐常州晋陵人，字真存。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正字。累历协律郎、殿中侍御史等职。宪宗元和五年，迁太子舍人。穆宗长庆二年，以驾部郎中充宣慰副使，随韩愈赴镇州宣慰王庭凑。使还，拜谏议大夫。官至谏议大夫。能诗。
吴承恩(1500?-1582?)，明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人。科举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后任浙江长兴县丞。耻为五斗米折腰，指袖而归，专意著述，著《西游记》。另有《射阳先生存稿》、《禹鼎志》等。
吴其浚(1789-1847)，清植物学家。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进士。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
Ⅱ 一部早期中国地质调查的宏论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尔·威尔赫姆·弗莱郝尔·冯·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 ( 上西里西亚) 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 今属波兰) 。1856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和研究过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地质现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1860 年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访问过锡兰 ( 今斯里兰卡) 、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曼谷，以及缅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考察并曾发现金矿; 同时还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1872 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书名为 《中国》 的五卷集地质考察报告，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地质文献。
二、两次来华进行地理 － 地质考察的 7 条路线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 “远征团” 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 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进行地理的、地质的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 ( 包括中国香港) ，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包括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 年 11 ～ 12 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对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 从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 ( 武昌及汉口) 。
第三条路线: 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 《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去过瓦房店、盖平、熊岳; 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 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 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 从 1869 年 9 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镇附近) ，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 从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从上海直达中国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经山西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再经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 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并绘制了中国第一张 《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 年 6 ～8 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 从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 “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 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连山脉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 ( 乐山) ，经岷江，转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 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隙时间，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 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深受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都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的地理 － 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 ～1912 年，历时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简称 《中国》) 。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 于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尤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 于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础;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盐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并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
( 4) 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 “丝绸之路”;
( 5)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 “风成说”等;
( 6) 在考察中发现许多褶曲和断层，在秦岭发现了逆掩构造。本卷还附有一张中国北方构造图，图上画了一条 “兴安线”的推测断层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还提出北方有一个古老的 “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第三卷: 于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 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本卷对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诸如辽东古老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的。
第四卷: 于 1883 年出版，主要是汇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凯萨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尔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 于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编的。
两本图集: 第一册于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编，于 1885 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12 幅; 第二册于1912 年由 M . 哥罗尔 ( Groll) 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 幅。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 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宏著 《中国》最主要的内容及意义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历时 4 年、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考察中国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和人文地理，包括风土人情、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尤其是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其影响深远。
从地质角度来看，学术上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在矿产资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国矿产资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矿资源描述甚详，有专家统计他在书中对中国煤矿的记述多达 150 余次，才有上述夸大之谬论，认为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但他认为山西煤储量丰富，为便于开采，关键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其二，地层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经几位古生物学家分门别类进行鉴定与研究，因此， 《中国》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古生物专著，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类，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称之为 “五台绿泥片岩”，遂后提出 “震旦”一词又在庞培利提出的 “震旦构造线”基础上，把 “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曰伦、高振西教授都做过一些更正和补充。
1916 年，在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中，讨论了李氏的划分地层方案，认为李氏把太古宇分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讨论，举出辽宁、山东的片麻岩和花岗片麻岩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闪岩片麻岩、绿泥片麻岩以及昆仑片麻岩均为较新的岩系，补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划分方案。
其三，中国黄土的风成假说，李氏对中国西北及华北广泛分布的巨厚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较早提出了风成假说及其概念，在当时曾风靡一时，有相当影响。
中国黄土成因，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9 世纪末叶以来，黄土风成说占据主导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包括河流冲积作用成因，洪积成因，造壤作用结果等。经过地磁和热释光等方法测定，认为是多种地质营力作用堆积，并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经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黄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刘东生院士及张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学而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中国黄土研究最高水平，并荣获过中国科学大奖。
此外，有的文献资料、传记，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东 ( 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 ，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氏缺乏考古资料的论证和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时间短，涉及面积窄，其所谓的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后经赫尔曼在 《中国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及其得意门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 “丝绸之路”作补充，才有如今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般认识 ( 巫新华先生之 “玉石之路”则另有一说) 。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宏著 《中国》的问世，对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 《中国》作为必读书目和重要文献使用，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博士，于 1933 年在纪念李希霍芬诞生 100 周年时发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与中国地质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地质的宏著实有待于吾人之详细补充，且其对中国地质历史之基本观念，亦有须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观过斯知仁矣’。兹试将睹，而当惊佩其发现之早; 盖李氏距吾人始业之际，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见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 年，第 3 期) 。
随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地质学家在长期的地质实践中，发现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误差和错误，补充和纠正大量不足的地质事实，如翁文灏先生在总结中国东部、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时，纠正过李氏许多错误认识和论述。
五、关于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一书的评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来华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讨论中，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发表了 《中国地质略论》，对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进行过强烈抨击和警示，他明确指出: “必须掌握自己的矿藏命脉，兴业自强! ”对外国人来华测地造图，深表不安，对列强以各种借口派地质学家来华调查我国地质矿产更感警觉! 对李希霍芬等一针见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学家，而眼光足并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盖自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后，四处讲演和游说，曾渲染胶州湾为中国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矿区，尤为良港。1897 年 ( 光绪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队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约出租给德国胶州湾 ( 1898)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鲁迅的警示。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章鸿钊先生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撰写的 《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一书中也曾指责说: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之外，对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洋形势无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一书，笔者曾对李希霍芬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作过简要述评。1895 年，他曾发表文章，公然称 《马关条约》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可谓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学者的险恶面目。
尽管他不时鼓吹 “中德两国应有密切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却发现恶意中伤，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是放弃了所有人类的尊严。” ( 笔者注释: 这段文字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以上引录刘东生院士 1993 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满天下》一书之中)
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对这些诽谤言论十分愤慨，针锋相对地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 “登山必至峰顶，移动必须步行”。1919 年，当中国地质调查所主编的《地质汇报》创刊时，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将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对中国地质工作者为戒，激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宏伟的成就，一切诽谤之词，早已不攻自破，显示出中华民族豪迈之魂。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地学界确有相当的声望和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给予了启蒙、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实之词，至少为其政府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大造舆论，起过的负面作用，也应有辩证的认识。
Ⅲ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研究生专业好吗
我就是地大测量硕士毕业的
我们学院的测量还算不错了公费还挺多的
专业方向、项目的话主要看你报的是哪个老师
洪友堂、付宗堂两位堂主的测量项目都不少
而且老付的人脉也比较多
Ⅳ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历届获奖情况
附：历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名单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刘铁铸 上海市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良臣 新疆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陆忠骥 山东煤田地质勘探公司，高级工程师
周世泰 冶金部东北地质勘探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胡惠民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梁珍廷 广西有色地质勘探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蒋兴泉 核工业华北地质勘探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马宗晋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田在艺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员（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宝珺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研究所，教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乐天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汪仲英 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丁中一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
张本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王文杰 煤炭部福建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宏骥 地矿部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崇佑 地矿部江西省地矿局调研大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集磊 有色甘肃地质勘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广润 地矿部湖北省地矿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兆宇 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巩志根 核工业华南地勘局293大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龚茂清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邓起东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绵平 地矿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於崇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志琴 地矿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安芷生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研究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赵澄林 石油大学（北京），教授
游振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张宗祜 地矿部水工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肖序常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袁秉衡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物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康玉柱 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光宇 地质矿产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明桂地质矿产部江西省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钱佐国 化工部地质矿山局云南地质大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何伯墀 有色西北地质勘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许惠龙 煤田地质总局山西煤田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祝延修 武警部队黄金指挥部九支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殷鸿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国栋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夏林圻地质矿产部西安地矿所，研究员
张文堂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江天寿 地质矿产部探矿工艺研究所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何继善 中南工业大学，教授（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维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特别奖获得者（只颁发了这一次）：
程裕淇地质矿产部，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鸿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孙殿卿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东生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杏垣国家地震局地质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董申保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张云湘 地质矿产部四川省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金琪 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冯志强 地质矿产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俊杰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长庆石油勘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万程 中国煤田地质总局河南煤田地质局，高级工程师
王世忠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14支队，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陈光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裴荣富 地矿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任纪舜 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冯增昭石油大学（北京），教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郝石生 石油大学（北京），教授
张卓元 成都理工学院，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杨遵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德馨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海涛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汤中立 地矿部甘肃省地矿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王永基 冶金部中南地质勘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包家宝 地矿部江西省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石礼炎 地矿部福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丁贵明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文恒 煤田地质总局江西煤田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金庆焕地矿部广州海洋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学仁 化工部四川化工地质勘查院，高级工程师
王秋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熊光楚 有色北京地质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毓川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见义 北京石油勘探开发院，教授级高工（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鹤龄 淮南理工学院，教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翟裕生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景福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郝诒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郭令智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廷栋 国土资源部，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耀如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工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管海晏 中国煤田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云岭 胜利石油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继良 大庆石油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殷先明 甘肃省地勘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黄兆洪 化工辽宁地质勘察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吕国安 甘肃有色地质勘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覃慕陶 广东省地矿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黄第藩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北京开发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思田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袁学诚 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旭 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张一伟石油大学（北京），教授
卢良兆 长春科技大学，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叶连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 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彭熹 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潘元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胜利石油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蒋炳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星公司西北石油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潘龙驹 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勘查中心地质资料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启民 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吴奇之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骆耀南 国土资源部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姜剑虹 中国煤田地质总局黑龙江煤田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福同 国土资源部新疆地质矿产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王铁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再升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廖椿庭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蒋 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杜汝霖 石家庄经济学院（原河北地质学院）教授
何国琦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获得者：
汪集旸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钟大赉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石耀霖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多 吉， 西藏地勘局地热地质大队教授级高工、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王保群 核工业地质局二一六大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培君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倪斌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秦震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姚伯初 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何自新 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正辅 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赵文智 中石油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季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李阳，中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汉漪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成善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刘本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
赵文津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四光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夏代祥 西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叶天竺 中国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童晓光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双明 陕西省煤田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丕龙 中石化西部新区勘探指挥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锡友 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山东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黄永样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文昌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崔盛芹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教授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蔡希源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丁悌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孙革 吉林大学，教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
曾勇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教授
郑亚东 北京大学，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
傅家谟，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李四光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李惠，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刘敬党 ，中国化工地质矿山总局辽宁化工地质勘查院
朱伟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有限公司科技委
张金带，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周海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公司
李干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
徐水师，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刘玉书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6地质队
李四光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陈均远，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马永生，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分公司（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弭力，中国地质科学院
刘敦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周新源，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
郝守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黄润秋，成都理工大学 李四光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张善文， 中国石化股份胜利油田分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阎凤增 ，中国武警黄金指挥部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占游， 核工业二O三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邓运华，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高级地质师（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陈才金，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8地质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京彬，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 宏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杜金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杨经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洪友崇， 北京自然博物馆 研究员
彭善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金之钧，中国石化股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
王世称， 吉林大学 教授
朱筱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杨克明，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教授级高工
杨华，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教授级高工
董连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教授级高工
廖香俊， 海南省地质局（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教授级高工
王宇， 云南省地质调查局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教授级高工（二级）
熊盛青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教授级高工
谢玉洪，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高级工程师
朱恒银，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3地质队教授级高工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邹才能，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李子颖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汪啸风， 武汉地质矿产研究所（原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
宋国奇，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教授级高工
毛景文，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教师奖获得者：
武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
唐辉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夏庆龙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郭旭升，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南方分公司
赵贤正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
夏毓亮，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王香增，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俊，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张训华，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王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宋岩，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非常规天然气研究院
徐义刚，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
杜时贵， 绍兴文理学院
殷跃平，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舒良树，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颜丹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李四光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付锁堂，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来明，山东省地质调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振峰， 中海油湛江分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郝蜀民，中国石化华北分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燕长海，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鸿飞， 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高级工程师
范立民，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潘彤，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四光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沈树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教授（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潘桂棠，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研究员
侯增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蒋少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李四光地质教师奖：
彭建兵， 长安大学 教授
赖绍聪， 西北大学 教授
Ⅳ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地理学家
1 安芷生 第四纪地质学家。原籍安徽六安，生于湖南芷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为确立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及其与深海沉积序列的对比，以及黄土堆积演化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首先引入了第四纪磁性地层学，最早指出我国240万年前发生的重大地质气候事件，测定了蓝田猿人和澳洲沙漠化年代；重建了晚新生代不同时间尺度东亚季风变迁的代用序列：对控制我国中东部环境的古季风首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出了东亚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合著《黄土与环境》一书。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 常印佛 矿床地质学家。江苏泰兴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地质矿产局技术顾问、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和科研，对目前世界上不同成矿环境中的几个主要铜矿类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发现了铜陵近东西向隐蔽基底断裂带，提出了一个有关陆内成矿带的构造背景、地质环境、成矿特征和富集规律的系统的理论认识，丰富了陆内成矿理论，指导了找矿预测。所提出的“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的分类建议，及相应的成矿模式，发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指导了找矿实践。提出了安徽沿江地区第二轮普查和立体填图的建议，并获一批成果。在直接指导找矿方面，为铜陵有色冶炼基地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后备资源。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3 巢纪平 气象学家。江苏无锡人。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名誉主任研究员。在我国数值天气预报、长期预值天气预报、中小尺度大气动力学、积云动力学和热带大气动力学热带海气相互作用以及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等领域中取得了开创性研究成果。 1957年发表了我国第一张48小时数值天气预报图。60年代建立中小尺度大气动力学方程组。70年代首次建立我国海气耦合的滤波矩平长期天气数字预报模式，成功地进行了月季天气预报试验。近十多年来，提出了Rossby波相互作用后可激发出一类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不稳定波，以及在非线形作用下可激发出2－3年ENSO型振荡等，提出了热带大气和海洋运动的半地转适应和发展理论，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环境数字预报业务系统。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 陈旭 古生物与地层学家。1936年生于江苏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即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从1987年开始曾先后担任国际笔石工作组主席、副主席，国际奥陶系分会选举委员、副主席。 60年代师从穆恩之院士，参与《中国的笔石》的编著和建立和完善中国奥陶纪、志留纪及包括早泥盆世笔石带的划分和对比研究，80年代以来，主持多个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发表了较多的论著。1997年以他为主的国际工作组在我国浙江常山黄泥塘建立达瑞威尔阶的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的研究被国际地科联批准，是第一个在中国确立的“金钉子剖面”，为我国的地层学争得了荣誉。近年来研究笔石大灭绝及幸存的过程和机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与美国布科（A. J. Boucot）和斯科梯斯（C. R. Scotese）两位教授合作，编制了寒武纪至中新世共26幅全球气候纬向分带重建图，系统阐述显生宙气候带的演变。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 陈 顒 地球物理学家。江苏宿迁人。 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长期担任国际地震预测和灾害委员会主席。70年代从事高温高压下岩石物理学实验研究。发展了测量岩石变形的激光全息技术，研究了应力途径对岩石性质的影响。发现的岩石热开裂现象已被应用于核电站的安全性监测。90年代致力于地震预测和地震灾害研究。将地震学、工程科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首次编辑了全球地震危险性图和全球地震灾害预测图。该图已被联合国等机构用于减灾规划。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6 陈国达 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家。广东新会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南工业大学顾问，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国地洼学会理事长，国际地洼构造与成矿研究总中心主席。最大贡献是于1956年创立地洼学说，突破1959年以来美澳学者创建的地槽地台学说，为进一步认识地壳演化规律及找矿开辟了新思路。从60年代起这一学说被陆续介绍到十几个国家，推动了有关学科的深入发展。1991年又提出了壳体（历史－因果论）大地构造学，即把岩石圈的演化与运动统一研究的学术思想。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7 陈俊勇 大地测量学家。原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1981年获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获科学技术博士学位。国家测绘局特邀顾问、科技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在几何大地测量、卫星大地测量、地球重力场参数计算及地球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导出大地测量中许多重要计算公式；首次结合卫星大地测量资料对中国参考椭球定位进行了详尽研究。推导的世界“1980年大地参考系”全套参数计算公式被国际组织IUGG通过采用至今。主持推算和提供了中国首次民用的地心坐标转移参数。主持了1975年和1992年珠穆朗玛峰高程的计算工作。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测绘基准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维地心坐标基准、重力测量基准、经度基准、消除精密水准测量系统误差、航测检定场、长度野外检定基线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8 陈梦熊 水文地质学家。原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国土资源部科技咨询研究中心咨询委员、高级工程师。长期在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担任副总工程师职务，主管水文地质科技业务，领导完成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80年代以来，开始致力于地下水资源与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研究。完成国际水文计划（IHP）两项国际合作研究课题。除对水文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外，对环境地质，以及地貌、第四纪地质等方面，也造诣较深。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9 陈庆宣 地质力学家。湖北黄陂人。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国土资源部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首次在实验构造方面研究了扭裂隙的形成条件和过程以及长期应力作用下岩石非弹性变形。提出了在分析岩石变形与应力场的关系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和东西向构造带形成机制。为中国西南地区地震地质、重大工程选址、北京、深圳等城市地壳稳定性评价作出重要贡献。发现铜官山外围铁帽，扩大了铜官山铜矿储量；为包钢找到优质耐火粘土；首次发现西康系中含三叠纪菊石化石的海相复理石沉积，解决了其地层时代问题；发现酒泉盆地早第三纪火烧沟组与白杨河组间不整合，重新厘定了盆地第三系地层，为该区石油远景评价打下了基础；首次发现祁连山震旦系和海相三叠系，为该区以后区测找矿作出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0 陈述彭 地理学、地图学、遥感应用专家。江西萍乡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50年代积极推动我国国家地图集的编制。60年代倡导航空像片系列制图与计算机辅助制图。70年代致力于开拓遥感应用，组织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航空遥感实验。80年代负责研制我国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规范，筹建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曾任第一任主任、设计黄河、长江中下游洪涝灾情评估信息系统，兼任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1987—1992)。90年代积极参与地球信息科学及全球变化及数字地球战略研究，著有《地学的探索》文集4卷(1990—1992)，《石坚文存》(1999)；合著《遥感地学分析》(1985，1990)、《地理信息系统导论》二种教材，主编《地球系统科学》及《遥感大词典》(1990)二种工具书；主编《地球信息科学》(1997一)及《遥感信息》(1986一)两种期刊。曾参加编制《中国地形乌瞰图集》、《国家自然地图案》、《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地图集10余种。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国家遥感中心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1 陈永龄 大地测量学专家。北京人。1939年获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国家测绘局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教授。早期著有大地测量学、测量平差法、实用天文学等大学丛书。主持制定了我国大地测量法式。1965年制定测量珠穆朗玛峰海拔高程的技术方案，测定其高程为8848.13米，为世界所公认。70年代推动采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技术，初步建立了我国地心坐标系统。80年代建议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并提出研究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的技术方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2 陈运泰 地球物理学家。原籍广东潮阳，生于福建厦门。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从事地震波和震源理论的研究。改进和应用了哈斯克尔矩阵法。提出了测定中、小地震震源参数和介质品质因数的实用方法；应用与发展了静力学地震位错理论；在中国最早综合利用地震波、“零频”和重力资料求得中国一些大地震的发震构造和破裂过程；提出了大地震震源过程中“质量迁移”、“震前蠕动”等新观点。定量地分析论证了滑动弱化在地震不稳定性中所起的作用，震源区介质的流变性对地震自身的重复性及地震序列类型的控制作用，介质与应力的不均匀性对地震断层的不稳定扩展与地震辐射的控制作用。获取了一批高质量的近震源强地面运动的记录；在国际上最早用近震源地面加速度记录反演天然地震的矩张量并揭示了中、小地震破裂过程的复杂性。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3 程纯枢 气象学家。浙江金华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理系。中国气象局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研究员。长期从事气象业务技术工作。60年来，为我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发展和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早期从事天气预报业务研究工作，1949年后在从事气象业务技术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大气探测、气候资源及农业气象等方面的研究，并带领和指导开拓这方面业务服务和研究的领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4 程国栋 冻土学家。上海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冻土研究，解决工程问题。完成青藏铁路东线工程地质调查。在热水煤矿论证富冰高温冻土路段应采用保护冻土原则修筑路堤，并提出有效措施。结合青藏公路改建，提出高含冰量冻土分布规律和识别标志。创造性地提出近地面厚层地下冰形成的重复分凝机制（程氏假说）和冻土三向地带性理论。前者解决了冻土学界长期悬念，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多种冰缘和寒区水文现象。后者指明冻土随纬度、海拔和干燥度变化。近年来从事冰冻圈与全球变化、西北水资源形成、变化及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5 程裕淇 地质学家。浙江嘉善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曾任地质部副部长。早年在英国苏格兰提供了国际间系统研究交代型混合岩的范例，阐明其交代机理：发现川西丹巴递进变质带；发现昆阳富磷矿（1939），是中国寻找沉积磷矿床的突破。长期从事和领导中国铁矿的研究和勘查以及早前寒武系的研究和总结，指出铁矿找矿方向；提出铁矿类型组和铁矿成矿系列以及所有矿床的成矿系列的概念，促进了成矿学和早前寒武系研究。提出混合岩系列和混合岩化成矿的观点，进行混合岩化作用的地质背景分类和区域变质岩石的详细分类，阐明中国各时代变质岩系、岩带的特征，从而促进了变质地质学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变质岩深熔作用方面有初步开创性成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6 池际尚 岩石学家。女。湖北安陆人。 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 1947年和194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仑茂学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中国地质大学教授。50年代初发表的岩组学论文具有当时国际水平。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先后负责山东等地区域地质调查及北京南口花岗岩科研工作，特别是山东金刚石原生矿的科研工作，发表了大量论文，提出了我国金伯利岩的分类、命名的原则和方案，总结了各类金伯利岩的岩石学特征，对寻找金刚石原生矿有重要指导意义，至今被沿用。80年代完成了获奖成果《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岩）》。主编的《岩浆岩岩石学》和《费德洛夫法简明教程》反映了当时国内外的最新成果，至今仍是重要的教学参考书。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7 丑纪范 大气科学家。湖南长沙人。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北京气象学院教授。早年从事数值天气预报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提出将数值天气预报问题由原来的初-边值问题推广为广义初-边值问题，使问题更为可解和易于求解；将变分法和泛函分析引入数值天气预报问题中，提出使用过去资料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了准地转模式大气温压场的演变与下垫面热状况的等价性，提出由历史资料反求大气要素和参数并使之与长期预报模式相匹配的方法。近年，研究大气动力学长期演变的渐进性质，得到在特定情况下大气动力算子向外源的非线性适应特性，得到定常外源作用下大气运动的自由度缩减的结果。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8 戴金星 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家。浙江瑞安人。196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70年代后期，在我国首先从事和倡导煤成气研究，开辟了我国煤成气勘探新领域。在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天然气的碳氢氦同位素特征、建立鉴别各类天然气理论及天然气的成因分类、完善和发展煤成气（烃）模式、煤成气的富集规律、气藏类型、天然气聚集带和聚集域、我国大中型气田形成条件和控制因素，从而为中国第一大气田——长庆气田的发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预测、在研究中国东部（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苏北盆地和三水盆地等）无机成因气及其气藏形成条件，特别是无机成因CO2气藏及烷烃气藏等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成果。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 邓起东 地质学家。1938年生于湖南双峰。1961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曾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活动构造和地震地质研究，对我国华北、山西、天山、阿尔泰山和青藏高原的活动构造和大地震区地震构造有深入的研究；对走滑、挤压和拉张等不同类型构造的几何学、运动学和形成机制有创造性发展；建立和发展了活动构造大比例尺填图技术，发展了古地震研究，领导了全国活动构造地质填图和研究工作，推进了定量活动构造学研究；系统编制了我国活动构造图，总结了我国活动构造和应力场特征，提出了新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式；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份经国家批准使用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成为全国抗震设防标准；完成了大量城市和大中型工程活动构造及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为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些不够的话留邮箱，我这有文档，还有一些
Ⅵ 尊重科学研究科学救灾减害———访中国灾害学专家陈荫祥教授
褚智源
灾害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全世界每年的灾害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的世界军费开支。我国的年灾害损失亦高达500亿元人民币。所以，研究和预防灾害，已成为人类最迫切的课题之一。
今年是“国际减灾年”，笔者采访了我国的灾害学专家陈荫祥教授，请他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荫祥教授是国家地矿部地质遥感中心的总工程师，他还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遥感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地质大学兼职教授等职。1953年，他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系，后留学苏联。1957年回国后，潜心于地质遥感方面的研究，在遥感信息的地质开发及扩大应用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1985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灾害问题的研究，成为我国灾害学创始人之一。
一见面，陈教授便开门见山切入了正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他说，历代农民战争爆发大多有自然灾害的背景，就这一点，可以说明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及对时代兴衰有重要控制作用。
谈到灾害的种类和危害性时，陈教授告诉笔者，灾害可分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两大类。自然灾害包括天文灾害(陨击、小行星碰撞、强粒子流、引力变化、电磁异爆、臭氧层破坏等)、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火山爆发、地面塌陷、土地沙漠化等)、气象水文灾害(超低温、特高温、干旱、洪涝、风灾等)和生物灾害(生态突变、蝗灾、病疫等)。社会灾害包括工业灾害(如工厂事故、大气污染等)、交通事故、战争及犯罪等。灾害是地球生态圈各种物质运动的伴生现象，在地质运动中，生物界发生过多次全球性、区域性和局部性的灾难与绝灭。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这些灾难几乎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的，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浩繁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无数惨痛的受灾记录:中世纪火山喷发毁灭了意大利庞培城;1908年6月30日，苏联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因自然原因引起的“通古斯大爆炸”，使欧洲几年天气不正常;美国每年的火灾、海岸灾害、滑坡、地震、火山灾害的损失总值达35亿～40亿美元;亚洲-太平洋地区近800年来28次大地震中一共死亡264.55万人，经济损失达1325亿美元。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灾劫频繁。如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死伤83万余人;1920年宁夏大地震死18万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人;1985年青海南部大雪灾，使数十万头牲畜遭殃，等等。大大小小的各种灾害数不胜数。另外，我国每年从陆地流入海里的泥沙达50亿t，其中流失的氮磷钾总量等于我国每年生产的化肥总产量。陈教授还说，我国目前至少有30亿～40亿只老鼠，且繁殖能力极强，每年被它们吃掉的粮食相当于全国10亿人一个月的口粮。
“既然灾害种类那么多，危害又那么大，人类该怎样对付它们呢?”
陈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最重要的，是要重视科学，研究科学。”“纵观古今灾害，尽管类型繁多，但并非孤立的、无规律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强大的地球热动力背景、空间上的群发性和时序上的系列性。历史上的灾害事件往往是系列性进发，天大旱、地大震、火山喷发、雨暴淫、人大疫、战乱迁徙，形成一个灾害链。其总根源在于天文运动影响下的地球垂直热动力强灾变链活动。所以，必须研究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热动力学、气象学、水文学等各门科学。”
陈教授对笔者说，我国对灾害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均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1986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灾害经济学学术讨论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灾害问题。1986年11月，国家科协组织了地质、地震、天文、气象、空间、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球物理、海洋、水利和地理等11个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天文、地质和生物”会议，讨论人和生物圈、岩石圈、水圈的关系，钱学森、何泽惠等著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1989年联合国“国际减轻自然灾害10年计划”发表后，我国成立了中国国际减轻自然灾害10年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任委员会主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为副主任，统一组织协调我国的减灾工作和对外事务。
陈荫祥教授在灾害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先后倡导研究灾害学理论，建立灾害的预报系统、预警系统和防卫系统。他认为，要研究灾害学，必须建立灾害数据库，这是基础，如果连必要的数据都没有，研究根本无从谈起;灾害可以预防，但难度很大，所以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加强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灾害监测预报网络;必须加强灾害学的综合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当前的灾害防救及经验总结，聚集我国科研、信息、人才优势，发展前沿科学，探索灾变规律;应该在高等院校设置专门课程，培养一批专门研究灾害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必须研究救灾策略，把救灾的损失压缩到最低限度。陈教授说，解放后我国治理的灾害不少，但救灾付出的代价太大。
陈教授还特别提到，长期以来，世界科学研究力量主要是用于战争，今后应转到研究灾害上来，共同来对付这一人类的大敌。
陈教授强调:“灾害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弥补，研究灾害学应当成为造福人类的最新浪潮。在这方面，新闻界应该带一个好头。建议成立一个‘灾害新闻学会’，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为抗灾减害作贡献。”
———录自:北京科技报，1990-08-22(3)
［墨西哥］马卡尔山圆涌构造
［玻利维亚］拉巴斯对偶圆涌构造
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何岗老师以及洪建和老师怎么样 考研想找个好导师
这位同学，作为中国地质大学何岗老师的学生，我想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这两位老师何岗老师和洪建和老师都是值得你去尊重的良师，也值得推荐的。我是08年从北方小城考进地质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正是何岗老师，那时我是他的第二批学生。如今，转眼我离开学校已经4年，看着QQ群里的实验室的队伍日渐庞大，很多名字我已经不认识，不由感慨时间最残忍，岁月洪流泥沙俱下，区区几年恍如隔世。
研究生三年，其实哪个导师并不重要，因为不论哪个导师他们都有足够的学识和能力教我们。反倒是作为学生自己，这三年是技能提升的关键阶段，自律能力，好习惯的养成，求知力的保持，他们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累积，三年后，人与人的差距会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很惭愧作为当年毕业的学生，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学生，我一直自嘲自己是学渣，当我毕业工作后，回想起当年在学校的时光，觉得遇到两位恩师是我很大的幸运。洪老师为人也很谦和，业务水平也很高，何岗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好老师，是那种表面苛刻其实一切都为你好的良师。至少，从他那里你能学到做人的很多道理。我想这个已经足以。至于研究生阶段，学的专业知识，真正毕业后工作了能学以致用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真的觉得挑老师毫无意义。
送给你一句话，不管你最后选择了哪位导师，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时光，以前读书时，毕业是我一直隐隐期待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大学我的研究生阶段当一回事，我嫌弃它籍籍无名，嫌弃它规矩死板，嫌弃它制度落后，嫌弃读书的时间太过煎熬。可是真正等我毕业开始工作，发现周末不用加班可以看电影是一件奢侈的事，发现每天来去匆匆身不由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后悔没有好好珍惜学校的日子，我好想再回去好好做几天实验，可惜我们都回不去了。毕业后有几次我坐飞机飞武汉，办我的护照时路过学校，有过想回去看看的冲动，却终究觉得物是人非，没敢在踏进校门。如今的我，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小规模的文化传媒公司，整个团队几十个人，效益也还不错，因为知道资质平凡又想过好的生活，所以一直活的很努力。只是很惭愧我终究没有从事我研究生所学专业的工作，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但是我想在研究生三年里学到的一些思维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做人的道理，对我受用终身。很多次我有过再去川大读一个传媒学博士的想法，终究还是没时间没精力。上周我在飞香港的飞机上，在飞机上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地质大学的新闻，那一瞬间百感交集。所以当学生一定是最好的，就像你现在一样，当学生你可以对未来有很多期冀，就像是青春不朽，未来还有无限可能。最后一句：所有的圆满和团聚，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完成。去选这两位老师吧，祝你学业有成！
Ⅷ 任东的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1980年9月－1984年7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地质学专业读大学本科。
1986年9月－1989年7月，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古昆虫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2年3月－2003年12月，北京林业大学生命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职），研究方向：古昆虫学及生态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从事古昆虫和地层学研究工作。
1994年11月被地质矿产部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
1997年10月被地质矿产部破格提升为研究员。
2001年6月始在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博士导师。 北京市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古昆虫学科组组长，《昆虫学报》编委，[Insect Science]（英文刊）编委，国际古昆虫学会理事、亚洲召集人，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生命科学二部委员，中山大学生命学院兼职教授。
1998年2月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
1998年10月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聘为高级访问学者。
2003年4月被中山大学生命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2004年3月被教育部科技委员会聘为生命科学二部委员。 专业：遗传学
研究方向：
1) 昆虫分类与系统演化
2) 昆虫与相关动植物的协同演化
专业：生态学
研究方向：
3) 昆虫演化与环境变迁
4) 昆虫生态
对考生要求：
对考生在本科生所学专业无特殊要求，生物学（包括宏观或微观生物学）、农学（植物保护）、地质学、地理学、数学、美术（绘画）等考生均可报考。
主要研究贡献
自1994年以来，对我国北方有代表性的中生代陆相盆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及昆虫化石的采集与研究工作，对北方中生代陆相地层及其生物化石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已采获各类昆虫化石4万余件，以第一作者出版专著一部，完成论文60余篇。
在昆虫分类学研究中，已研究的昆虫化石涉及15个目，62个科，107个属，170个种，建立新科4个(Hagiphasmatidae，Protapioceridae)，新属92个，新种192个。共有11个目的21个科级单元在世界上是最低层位，12个目的23个科级单元化石在我国是首次发现，竹节虫目(Phasmatodea)化石在我国是首次发现。蛉蟋科(Trigonidiidae)和蚁蛉科化石(Myrmeleontidae)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北方在中生代是昆虫的重要起源与演化中心之一。
在地层学研究中，对燕辽地区中生界岩石地层单位的划分和对比问题做出了许多新的解释与厘定工作，特别是在热河生物群的主要赋存层位之一义县组的研究工作中，对义县组的原始定义，层序关系，区域分布等方面较以往认识有较大的进展。
在年代地层研究中，根据与国外相当地层中昆虫化石的对比研究，尤其是著名的德国索伦霍芬晚侏罗世地层中许多代表性昆虫（Kalligramma，Protonemestrius，Aboilus，Karatavoblatta，Sinaeschnidia等）在我国义县组中的发现，初步确立了热河生物群的主体生存时代为晚侏罗世。J－K界线应从九佛堂组内部通过。即九佛堂组为穿时地层单位。
在生物古地理学研究中，利用中生代晚期一些昆虫的古地理分布资料证实了当时泛大陆存在的真实性。如古蜓科（Aeschnidiidae）的种类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广泛存在于美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欧洲。说明这些现今远隔重洋的大陆在当时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另从20世纪末全球分布的一些昆虫类群（如长翅目的蚊蝎蛉科），其最老的化石均发现于欧亚大陆和我国的东北中侏罗世地层中，因此这些化石不仅说明了欧亚大陆东部是该类昆虫的重要起源中心，同时对泛大陆解体的最后时限的确定也提供了证据，即欧亚大陆与冈瓦那大陆分离的时限在中侏罗与晚侏罗世之间，不能早于中侏罗世。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在昆虫系统学研究中，以蛇蛉目昆虫为突破口，根据Hennig的系统学理论，对现生和化石蛇蛉总共7个科级单元进行了支序分析，该理论和方法在我国古昆虫学中是首次尝试，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任东教授因此被南开大学郑乐怡教授邀请参加新版“昆虫分类学”蛇蛉目一章的编写工作。
2）在古生态学研究中，在对昆虫群落的时空分布及演替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了燕辽地区中生代晚期的古环境，阐明了昆虫群落演替与地质环境变迁的内在联系。首次将原热河昆虫群从纵向上划分为Ephemeropsis和Hebeicarabus-Glypta二个群落序列，分别代表了从洪积相向河流演化，最后进入湖沼相这样一个完整的盆地发育演化系列。这种划分结果使昆虫化石组合、群落演替与环境的恢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大大提高了陆相地层划分和对比的精度。
3）在昆虫与植物的关系研究中，首次利用确凿的喜花昆虫化石，从昆虫的角度，证明了被子植物在侏罗纪已经出现，从而对被子植物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这项工作不仅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水平，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有关论文能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足以说明它所具有的重大科学意义和在国际上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西部侏罗－白垩纪昆虫化石组合序列与生态演变”（编号：49302019）（起止年：1994-1996年）（金额：7万元）。
中山大学生命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膜翅目天敌与害虫在地质历史中的起源演化及其捕食性与寄生性的演变”（编号：无）（起止年：1996-1998年）（金额7万元）。
地质矿产部青年地质学家基金“中国北方中生代昆虫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古生态研究”（编号：9604）（起止年：1996-1998年）（金额：6.5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侏罗纪喜花昆虫分类演化与被子植物起源”（编号：39870093）（起止年：1999-2001年）（金额：12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方中生代昆虫群演替及古生态演变”（编号：49972001）（起止年：2000-2002年）（金额：17万元）。
国土资源部百名跨世纪人才基金“辽西中生代晚期昆虫化石研究”（编号：9801）（起止年：1999-2001年）（金额：10万元）。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中生代昆虫分类演化及与植物相互作用的关系”（编号：30025006）（起止年：2001-2004年）（金额：80万元）。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地区中生代昆虫群落演化与环境演变”（编号：5002013）（起止年：2000-2003年）（金额：9万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古生物学开放实验室项目“辽西侏罗纪脉翅目昆虫研究”（编号：013103）（起止年：2001-2002年）（金额：4万元）。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西中生代脉翅目昆虫化石研究”（编号：5032003）（起止年：2003-2005年）（金额：11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中生代脉翅目化石分类及其在昆虫系统演化上的意义”（编号：30370184）（起止年：2004-2006年）（金额：15万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地区重要经济昆虫的发展演化及对环境变化的响应”（编号：KZ2004.1002.8013）（起止年：2004-2006年）（金额：20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生代晚期昆虫化石系统分类及其在昆虫起源和早期演化上的意义”（编号：30430100 ）（起止年：2005-2008年）（金额：130万元）。
北京市市属市管高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北京地区重要经济昆虫的起源演化”（起止年：2005-2008年）（金额：90万元）。
Ⅸ 我国水资源及对城市发展的制约
赵仑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与城市”是当前我国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常复杂的课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水资源问题使全社会感到困惑、忧虑、争论不休，同时又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难题。围绕该主题，本文认为我国水资源状况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最具基础性和关键意义。同时也是地球科学最有依据切入进行研究分析的问题。本文仅就这一点以北京为例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我国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的一个方案。
地球是目前已知宇宙间唯一存在液态水的星球，水在地球上孕育了生命，也滋养了人类文明。水是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发展极端重要的基础物质条件。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最宝贵的水资源，但是由于地球上的水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律循环运转，使可利用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均匀，一些内陆和干旱国家水量匮乏，沿海地带雨水过多，有时造成灾害。我国地域辽阔、海岸线长，由于受气候、区域地质和地形条件特殊性的制约，水资源的配置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东南沿海地带水资源丰沛地区面积不够大，而内陆缺水地区超过国土面积一半以上，因此总体上属水资源不足的国家。但我国不是绝对缺水的国家，主要矛盾是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对水资源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又有全球气候干旱化背景，以及水务管理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以致长期陷入“水多、水少、水浑、水脏和水不均”的尴尬局面。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事业的发展。当前，能不能充分挖掘水资源潜力和科学调配管理水利，以达到最大可能保障水源供给的目标，是对我国当代人特别是科技队伍智慧的考验。我们的祖先曾经给出了优异的答卷，我国历史上在防洪、抗旱、水利灌溉及漕运上做出了值得我们骄傲的业绩。当代许多发达国家也根据自己国土条件创造了先进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患防治的高效益工程。我国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科学管理只有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找出路。
一、城市发展强烈受制于水资源条件：以北京为例
（一）北京水资源开发历史
北京城位于西山和军都山交汇构成的山前高地，以及由4条水系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上，西北部高，东南低平开阔向海。古时北京地区河流泉水纵横，湖泊湿地密集，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类型齐全，储量丰富，具备人口聚居建城的优越条件。北京建城历史达3000年，自元代定为元大都已有近800年历史。都城随着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每一阶段都伴随着不同性质和产状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保障城市的需求，北京水资源开发简史见表1。
表1 北京城市和人口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历史
续表
由表1可见，北京随着城市规模扩展和人口增多，必须不断开发各种类型的水资源：从地表水到地下水，直到开发超深地下水，从城近郊区到远郊区到邻省供水，以致引蓄远源河水，如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水源于吕梁山区；以及远调长江水。2007～2009年北京人口剧增，除超采深层地下水外，开发中水、加大人工降雨等几乎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目前北京水资源开发已达极限，同时北京人均占有水资源量持续在下降。
（二）目前北京水资源状况和底线
据2007年报道，北京市年用水量为34亿～36亿立方米，目前年供水量为26亿立方米，缺口为10亿立方米。目前用5种办法保证北京用水：①过度开采地下水，2000～2007年全市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造成本区地下水位下降，如图1。②扩大循环用水，开发中水，提高利用率。③节约用水。④等外援供水，曾预计2010年调长江水进京，部分缓解北京用水困难（北京电视台，2007年2月15日）。⑤从河北、山西调水保北京。2010年南水北调到京落空，需再等5年。因此，目前北京市水资源状况极不乐观，2006年统计北京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85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98.28亿立方米，形成地表径流17.72亿立方米，蓄入地下水源量为25.59亿立方米；本地自产水资源总量37.39亿立方米。但近10年来北京年降雨量减少10%～20%，增加降雨的可能性不大。按北京2005年人口计算，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48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8，全球人均水资源量的1/20；在全世界120个首都中排在100位以后。按2009年人口数计算，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立方米。
图1 北京市城近郊区多年同期地下水位下降示意图
（三）规划、现实、争议和出路
2011年1月报刊报导：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1972万人；按“十一五”规划，2008年北京人口1625万人，超约300万人，规划2020年北京人口到1800万，提前10年超过规划。“十一五”人口规划已经是冒进的；事实结果是“十一五”期间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20万人，当前必须面对突破2000万人口大关的考验。目前北京正面临人口暴增和水资源枯竭的危机局面。北京市水资源的底线在哪里呢？据北京市地勘局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北京市150米深度范围内地下水总储量为600亿立方米；北京2001～2008年平均年供水缺口为12.7亿立方米，累计缺102亿立方米。20世纪60年代打水井深度小于100米，而目前平原地区100米取水深井都已成废井，新打井直深到150米。如按2500万人口供水，大约20年内北京地下水将全部耗竭殆尽。这便是北京水资源的底线。
考查北京之所以发生近年来的人口暴增，与一段时期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有关。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人对“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提法持否定态度。实践证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严格受自然基础条件的制约，在我国北方首先是水资源的限制。2011年3月17日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巫永平建议“将首都部分功能分散到周边地区”，并指出这一问题应由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笔者同意巫委员的建议。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人口规模应严格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进行规划。
然而，即便是严格按北京市原订规划压缩人口，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要求，也还需要给北京开辟一条具有大流量、稳定供水的廉价新水源，本文建议从解决华北区域水资源匮乏问题出发，从全国范围寻找水源，提出从长江自流引水到京的解决方案。
二、我国水资源状况和深入开发潜力
（一）我国水资源总体状况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和地形复杂，受季风影响全国降水分布极不均匀；在地质构造背景上，由于自二叠纪以来青藏高原持续隆升，形成西南部地势陡高，向东急降到低阔平原，构成阶梯式偏陡地形，由此造成河流流速急，携带泥沙量大，同时土壤层较薄，不利于蓄存地下水和缓冲河水流速等不利因素，是造成洪、旱频发的地质背景。据水利部年报2004年全国平均降水量600.6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56876.4亿立方米，当年全国占有水资源总量为24129.6亿立方米，比近40年来平均值28124.4亿立方米少12.9%，居世界第6位。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3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1/4，在全世界排名第21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177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值的3/4；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可再生淡水占世界总量的8%。总体上我国水资源量不够丰富，人均和亩均水量少，水资源在地区间、年际和年内分布不均匀，属自然条件不利的因素。我国历史上洪、旱灾害频繁，加之近年来全球总体升温，缺水区面积加大，目前全国655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我国水资源匮乏状况近年来明显加剧，表现为：华北地区降雨量减少，2010～2011年冬春连旱，山东、河南遭遇60年来特大旱灾，干旱加剧；广大的西北地区干旱缺水依旧；2010年春夏云贵高原大旱，重庆连年大旱；近年来两广及福建因台风减弱而降雨不足，中国南方的旱情引人关注。近年洪、旱灾害频发和扩大，除自然不可抗拒因素外，还与全国水资源管理中的某些缺位有关。
（二）我国的水资源潜力亟待重新评估
关于目前我国水资源是否还存在开发潜力的问题，多年来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水资源已无开发潜力，解决水问题只有靠节约用水和防治污染。大力推行节约用水，如提高农业灌溉效益、调整水价，以及治理水污染等都是必要的、有效的治水措施。但从深入开发水资源方面，一些基层水利部门的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如山东省水利厅根据多年本省管理水利的实践总结出“洪水资源化”的治水思路和一整套解决蓄洪防旱的水利管理和工程措施，保障了本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水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总体降水量来看我国不是绝对缺水的国家：全国年平均降雨量600.6毫米，人均水资源量2300立方米，问题是大量的水资源空流入海，或被蒸发。通过调查研究和一定的工程措施把无效损失的水资源找回来，即采取“开源节流”并重的方针管理水利，是我国克服水危机有效可行的出路。山东省提出的治洪与资源化相结合，化害为利的对策符合200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提出的“水资源和流域综合管理”及“可持续水管理”的当代水资源开发和保障理念。
（三）我国水资源深入开发的5个方面建议
（1）对全国大江河、大湖泊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估。表2为引自《水利规划与设计》2010年第1期《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初步研究》一文部分数据并补充。
表2 我国部分大河流域和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由表2可见，除海河和太湖水系开发利用率很高外，我国还有相当数量河湖开发利用率不高，特别是南方河湖，为解决南方频繁出现的干旱问题应充分规划，并进行工程试验，深入开发利用。我国北方因严重干旱，一些水域过度开发，如黄河断流、北京与河北超采地下水等，应及早进行研究，采取对策解决。但针对我国国情，国际上一般认为的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应不超过40%的认识需重新考虑。总之，全国大江河湖泊水域亟须进行一次水资源和污染现状，以及深入开发潜力的调查研究与评估。
（2）把江河入海的淡水采用“御咸蓄淡”工程措施蓄洪。据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公报》，2004年长江流域降水总量为18546.8亿立方米，但区内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仅8754.6亿立方米，在全国范围内这组数字分别为：56876.4亿立方米和24129.6亿立方米。即大约有42.4%～47.2%的降水损失掉，主要是被蒸发或流入大海。2004年由长江口入海的水量为7974亿立方米，全国为12921亿立方米。通过一定工程调控可以分流储蓄一部分入海淡水，输导到北方干旱地区，经过多年的补水将会大大增加北方水资源，缓解干旱。这种治水思路在我国古代已有，称为“御咸蓄淡”。为洪水资源化和以丰补歉的一种有效形式。
（3）青藏高原融雪水合理开发。青藏高原面积230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4500米，号称“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自二叠纪2.4亿年前开始隆升，形成面积达59406平方千米，总体积5590立方千米的高原冰盖，平均水资源径流量3590亿立方米，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一个国家享有主权的“固体水库”，其融雪水是7条亚洲大河的发源。由于全球升温，高原冰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溶化，长江源每年退缩50米。青藏高原是我国独有的宝地，世界第三极冰层是我国享有主权的固体水库。但多年来我们对青藏高原的融雪水研究开发不够，总计冰川数达46298条，观测过有资料的只有数百条。冰川融化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冰雪在溶融，有的地方在继续生长，高原还在隆升，存在某种收支平衡。最近报道高原湖泊面积正在扩张，水源来自溶融的冰雪；作为水资源的大量融雪水应当开发利用，不研究、不开发利用，丝毫不能阻止冰雪的融化，而这样融出的水绝大部分被蒸发散失掉。高原融雪的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是深入的调查研究。
（4）暴雨资源化。我国是暴雨多发的国家，暴雨的发生主要与强气流活动和一定的地形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如长江中下游江西、湖南等省春夏雨季频发暴雨天气，河北省太行山东麓如邢台等地也常出现局部强降雨。暴雨有破坏性，可能造成灾害，但暴雨也是一种水资源，在暴雨多发地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可以防止暴雨成灾，并进行蓄存变害为利。我国基层水利部门已经总结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应深入研究推广。在这方面荷兰用修建“水广场”的工程措施存蓄强降雨，达到变害为利科学利用的目标，可供参考。
（5）界河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有多条大江大河跨越国境，水资源属两国共有，其中在我国境内发源流出国境的水资源应引起特别关注，并研究开发，如2004年由我国流出国境或流入国际界河的水资源总量为7064亿立方米，其中从西南诸河流出5855亿立方米。按照国际法，我们有权根据与邻国建立一定的协议，利用开发这些水资源。在国际关系上界河水资源所有权属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问题，应严肃认真地对待。
我国各地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变化多端，通过全国系统的水资源状况普查，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可开发水源。上列提出的几个方面也应首先开展专题水况调查，在一定的工程试验基础上提出论证和工程规划。
三、解决北方水资源危机的一个方案：扩建京杭大运河，实现“南洪北导”
（一）贯通我国东部繁华经济区南北的一条黄金水道
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1293年元朝时期全线开通达北京，全长1794千米，是世界最长和人类历史上开凿最早的古老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古运河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而持久的促进作用，可谓是贯通我国东部繁华经济区的一条黄金水道，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创造智慧和我国历史上水利开发利用的先进水平。
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时期，京杭大运河能起什么作用，如何发挥运河的地理优势，扩大开发它的航运、水利和调水等多种功能，是近年来许多专家和领导部门思考的问题。如南水北调项目的东线调水工程，以及沿河各省的航运、开发、引蓄水灌溉和运河古迹修缮等。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提出修缮运河文物古迹和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进行了考察。2007年山东省政府提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兼顾河道开发，达到调水航运综合功能目标的方针，并投资10年内扩建东平湖到济宁101.19千米高标准通航河道。全国人民的“运河热”在持续。
今天面对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的困境，京杭运河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现成的输水通道。它的东南起点正是水资源丰沛的沿海地区，终点是华北方最缺水的北京、天津及冀、鲁、豫、晋；运河所经各省属近海平原，地形起伏不大，便于施工，原有河道可用于扩展河漕，不必扩大征地，因此扩建开发京杭运河，使之变成疏导南方汛期洪水和部分入海淡水，自流到北方干旱区的最佳水道。扩建运河的重点是跨流域自流输水，在大规模增加径流的基础上，使运河保有充足的水量，进而发挥蓄洪、抗旱等大区域水资源调配管理功能。
（二）京杭大运河扩建和开发利用目标及工程可行性依据
（1）水源。扩大运河水量的依据条件是我国东南部长江和钱塘江流域1600～2000毫米的年降雨量，和长江巨大径流量形成的春汛期洪水。2004年通过长江流入东海的水量达7974亿立方米，占全国入海流量的61.71%，因此，长江流域是我国第一大水资源区。通过修建一定的工程分流、蓄洪，并加以疏导引入运河，使自流引到华北地区。设把长江入海水量的1/20～1/10，即约1000亿～2000亿立方米水引入运河，就可以使运河增加近2～4条黄河的径流量，通过合理的工程措施运河水量还可以加大。扩建的最基础工程是拓宽和加深运河河道，及开拓多条出口由长江引水。
（2）实现自流。设以大运河扬州到天津段为第一期工程，全程长约1150千米。两端地面都处于低海拔，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1985）长江镇江扬州段江底基岩面低于黄海基面10～40米，泥沙沉积层江底面低于黄海基面3～10米。南京站长江多年平均水位为5.48～4.97米，洪汛期峰值水位为10.22米，枯水期最低水位1.54米。如设天津海河入海口海拔为0米。据此计算，当运河全线河底深挖到黄海基面以下－2米（扬州）到－15米（天津），平均水位落差为15～20米，达到平水期水面比降为万分之0.13以上，枯水期水面比降为万分之0.10，可实现长江到天津自流引水，包括洪汛期长江高水位灌注和平水期缓慢引流。此外，运河还可以容纳和消化淮河、黄河等的洪汛期洪水，蓄入运河水系，运河同时起到平原水库的作用。
（3）运河扩建工程的相关项目。开发修建以运河为中心的包括沿河湖泊、支流、水库、湿地，以及渠塘的大运河水系，并进行整治疏浚、清淤、深挖。并且在运河与5条大江河交汇口处修建堤、坝、闸、库等调控运河水流向和流量的工程，还要进行运河生态环境建设和运河古迹修缮工程等，使古运河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绽放出21世纪华夏子孙智慧的风采。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的发展需严格按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规划，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总量及人口规模，应依据本地加外援可持续稳定供应的水资源量标准加以控制。解决京津水资源困境应从华北地区总体干旱问题着手，可以从全国水源引水，但以自流输水为上策。我国总体水资源还有潜力可挖，建议实行开源与节流相结合的水利方针治水。扩建京杭大运河工程，高效利用现有的运河河道、湖泊、渠塘等已占有的地面，不需扩大征地、不移民，建成后高效益零风险，子孙后代长远受益。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建成一套适应我国国情、功能齐全、运行高效、技术上属21世纪世界领先的宏伟工程。新建运河引水功能的长期运行和对我国东部大水系水资源的科学调配与管理，将会大大改变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状况，有力地保障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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