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地质系黄汲清
1. 地质系就业前景怎么样
排名 学校名称 等级 排名 学校名称 等级 排名 学校名称 等级
1 中国地质大专学 A+ 4 中南大学 A 7 西北大学 A
属2 中国矿业大学 A 5 同济大学 A
3 成都理工大学 A 6 吉林大学 A
B+ 等 (11 个 ) ： 中国石油大学、河海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西安科技大学、长安大学、安徽理工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B 等 (10 个 ) ： 合肥工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三峡大学、贵州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长江大学
C 等 (8个 ) ： 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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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基础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水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地质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从事资源地质勘查的初步能力和解决常见地质工程问题的基本能，能在资源勘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管理等领域从事资源勘查与评价、管理、各类工程建设地质等方面的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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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大学的土木工程系近几年招生分数线多少呢！详细情况
本人重庆大学08级土木工程
重庆大学本科招生在线 非常详细，各省历年各专业最低，内最高，平均分容，重点线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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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大学著名校友
重庆大学部分院士校友 (毕业或肄业于重庆大学)
沈其韩（1946年毕业于重大大学地质系）科学院院士
盛金章（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科学院院士
谢学锦（194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科学院院士
郭尚平（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科学院院士
沈忠厚（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系）工程院院士
丘中建（1952年毕业于重大大学地质系）工程院院士
王方定（1950.9—1952.11重庆大学化工系） 科学院院士
黄尚廉 (1950-1954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 工程院院士
林华宝 (1949-1950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 工程院院士
杨士中（195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工程院院士
孙才新（196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 工程院院士
教育界(目前在职),部分
欧可平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副部级、985，机械75界校友）
李晓红 重庆大学校长（副部级、985，采矿82界校友）
陈德文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副部级、985，机械系校友，原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张国林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冶金82界校友）
陈流汀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机械83界校友）
张湘伟 广东工业大学校长（机械81界校友）
彭小奇 湖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计算机83界校友）
张文卫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82界校友）
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跟重庆大学相比较哪个好
中国地质大学分复别位制于北京和武汉两地，校园贴吧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吧，前身分别系北京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分为武汉校部和北京校部，分别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简称“地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国土资源部共建的一所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的理、工、文、管、经、法、教、哲、农、艺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特色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入选“111计划”、“卓越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设有研究生院。
5.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简介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最早成立于1933年，1952年10月成立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在原重庆大学、原重庆建筑大学和原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新的重庆大学后，与原重庆建筑大学测绘学科一起组建成新的土木工程学院。
在朱可善、吴慧弼、刘南科、白绍良等老一辈专家带领下，经过60多年的励精图治，沧桑砥砺，学院始终坚持“团结、进取、求实、创新”的院训，秉承“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办学思想，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和学术地位，曾享有原建设部建筑老八校之首。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科名列全国第八。学院下设建筑工程系、勘测工程系、基础教学系等3个教学系，结构工程研究所、岩土工程研究所、安全与防灾工程研究所、桥梁与道路工程研究所、工程建造研究所、地质与地下工程研究所、测绘工程研究所、建筑力学研究所和建筑图学研究所等9个科研所。
学院现有教职工220余人，重庆市学术学科带头人10名，重庆市教学名师1名，重庆市创新团队1个，重庆市级教学团队2个。岩土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土木工程和力学为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程为建设部重点学科。
设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土木工程和力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土木工程、力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及测绘科学与技术等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点。拥有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重庆市山地城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学院现有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学院在读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共计3000余人。
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60年的办学历程中，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把土木工程专业打造成为了国家的品牌专业，在国家先后四次的本科专业教育评估中，以优秀成绩和最高评估年限（8年）通过。
自学院成立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土木工程各层次毕业生20000余人，其中土木工程专业历届毕业生人数居全国同类院校的首位。
我院历届毕业校友，保持着思想好、素质高、能力强、后劲足、能吃苦、敢担当的显著特点，以出色的业绩报效祖国，也为母校增光添彩。土木工程学院先后完成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重大基础研究和“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300余项，取得了一批有显示度的科研成果并荣获数十项科技进步奖。
6.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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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孙文盛 国土资源部部长、中国地质学会代理事长
常务副主任：任纪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
副主任：孙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
邱中建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
秘书长：王弭力 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王宗起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
禹启仁 中国地质学会高级工程师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福臣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王弭力 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
石宝珩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发展局局长
任纪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
孙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
孙文盛 国土资源部部长、中国地质学会代理事长
孙肇均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主任
邢新田 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原局长
何永年 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
李干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咨询委员会主任
邱中建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
陈跃辉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
周玉琦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国际勘探公司副总经理
苗树茂 武警黄金指挥部总工程师
柳小衡 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 客座教授
茹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地质师
赵逊 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
赵政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与生产公司副总经理
倪斌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原副局长
秦大河 中国气象局局长
黄洁生 黄汲清先生之女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局长
傅应铨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蔡希源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地质师
8.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
2004年4 月8日
第一条 总则
按照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章程的宗旨，制定本条例，奖励在地质科学领域里做出创造性的科学成就或在地质勘查及地质教育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地质工作者。
第二条 奖励条件
本奖项的申请人必须热爱祖国、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热爱地质工作、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中业绩显著。
年龄在45周岁（含45周岁）以下并具下述条件之一者，根据工作性质可被推荐为黄汲清青年野外地质工作者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研究者奖和黄汲清青年地质教师奖候选人。
1.黄汲清青年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1）长期从事野外地质、矿产勘查（包括矿山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勘查技术等），并有突出贡献，或出色完成重大地质、矿产勘查任务，并有显著经济、社会效益者；
（2）通过野外地质工作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提出建议，并经实践证明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效益者。
2.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1）具有稳定的学术研究方向，在地质科学技术的某学科、某领域有重要的创见或发现，为丰富、发展和提高其学科或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者；
（2）通过科学研究，对地质调查、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等提出重要建议和意见，并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者；
（3）在地质科技实验工作中，有发明创造；在改造、研制、仪器设备方面，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或提出某种新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已经初步验证者。
3.黄汲清青年地质教师奖
（1）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工作，教学工作量饱满，学生满意程度高；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培养出多名高质量的研究生；
（2）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研究，了解地质学前沿与发展趋势；能及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充实和编写新的教程，准确传授地质科学理论与方法并指导野外实践；在专业学科教学方面有突出贡献，获得教学奖或优秀教材奖。
第三条 奖励名额
本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双年进行颁奖。每次奖励黄汲清青年野外地质工作者奖不超过8人、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研究者奖不超过5人、黄汲清青年地质教师奖不超过2人，总人数不超过15人。
第四条 评奖程序
一、推荐
通过下列渠道之一推荐候选人。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学会及中国地质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研究会组织初评推荐；
2.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单位组织初评后推荐；
3.3名以上（含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荐；
4.有关国际学术团体推荐。
二、评审
1.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奖励条例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定；
2.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初评，通过名额控制在15名以内；
3.基金委员会对通过初评人员进行终评。
无论初评和终评，均必须有法定评审人2/3到会，获得到会人数的2/3票通过者方为有效。
三、颁奖
对获奖者授予证书、奖章和奖金，并通报其所在单位和全行业。颁奖日期，如无特殊情况，一般定在第二年的3月30日。
第五条 附则
一、本奖候选人所报成绩（果）须以候选人为主要贡献者并以在国内工作中获得的成绩（果）为主（包括中外合作项目）。
二、已获我国其他奖项者，仍可为本奖候选人。
三、为维护本奖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本奖强调获奖者须德才兼备。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将撤销其获奖资格，并追回奖金、奖章和证书，并通报所在单位和全行业。
四、本条例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解释权属基金管理委员会。
9. 重庆大学的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如何
最近几年的地质行业很不错的，研究生出来找工作是不愁的，没必要比，只要自己把能力在大学弄好，基础知识打扎实，在实习中认真点就可以了
10. 地质宗师黄汲清——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编者按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方面，功绩尤为卓著，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汲清等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特刊登这篇文章，深切缅怀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宗师。
今年3月30日，是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怀念他!
黄汲清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一、他为地质学理论及地质找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他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首倡的二叠系三分方案，奠定了中国以至全球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
这一划分方案与国际地科联2000年发表的国际地层表的二叠纪划分方案基本一致，在国际地层表中，二叠系上统即采用乐平统这一名称。
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
1931年他所作的1：100万秦岭地质图和《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是我国早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区域地质专著之一。1947～1949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国际分幅1：100万地质图14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全国性地质图件，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和1：20万地质调查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编制的一套中国1：100万国际分幅综合地质图件，是中国地质工作者整整半个世纪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包括地质图49幅、矿产分布图48幅、大地构造图29幅、内生金属成矿规律图28幅，在当时世界地质编图史上也是创举，至今仍有现实参考价值。
他是中国大地构造学奠基人，创建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
1945年出版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一书中，他用活动论的思想，系统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任纪舜等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和专著《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把多旋回学术思想与板块构造结合，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境内的板块缝合带，并从全球动力学出发，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古亚洲、特提斯和滨(环)太平洋三大构造域。1987年出版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以我国青藏考察和地质调查的丰富资料为基础，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作了全面总结，摒弃了西方学者的古特提斯或永久特提斯的概念，提出了特提斯北、南主缝合带及互换构造域等重要思想。
他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的发现者，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的总工程师，为大庆等一系列大油气田的发现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7年，他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身份，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专家J.M.Weller和F.A.Sutton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了老君庙构造，即我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他偕陈秉范(地质调查所青年地质学家)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第一次用现代方法发现了四川圣灯山天然气田——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同年，他率队到四川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Salfeld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观点。1938～1941年，他率岳希新、何春荪、陈秉范、曾鼎乾、朱夏、陈贲等年轻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1：1万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威远大气田的发现做了前期地质基础工作。1947年出版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石油地质调查专著，他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部顾问的黄汲清先生，指导了我国第一轮石油普查，为松辽、华北(即渤海湾)等盆地一系列大油田的发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6月11日，石油普查委员会下达由黄汲清授意并亲自修改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开始了大庆油田勘查的行程。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出油，宣告发现大庆油田。1957年3月，黄汲清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展示了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的橘黄色标在图上。他说：“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松辽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塔里木的工作应以物探为主，这是最大的一块，为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里做工作是必要的。”
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在于，第一轮石油普查的主要地区——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鲁番和塔里木八个盆地，也正是我国大陆目前最重要的产油气区。
1984年9月，黄汲清先生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在前景不明、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他发表长篇学术演讲，全面分析盆地的油气地质状况，指出多期多层生、储油气的重要性，对盆地油气远景给予很高评价。9月22日凌晨，沙参2井即从奥陶纪灰岩中喷出高产油气流，实现在塔里木找油的重大突破。
二、他辛勤耕耘70载，治学严谨、求实崇真的科学精神昭示后人
“严格”、“真实”是黄汲清先生独特学风的灵魂。小至野外记录，大至鸿篇巨著，“严格”、“认真”始终贯穿于他整个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黄先生的野外记录详实，素描精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看到后大为叹服：“无需加工即可做教科书。”
黄先生说：“我搞理论研究一向不采用冒险做法，不搞一鸣惊人。做学问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为什么。是黑是白还搞不清楚，就大谈为什么黑，为什么白，岂不自欺欺人?”他一再告诫自己的学生：“三块砖是盖不成大楼的。没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做基础，不要轻易下结论。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7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就是真正解决问题。不管谁来看，就是再大的专家来看也推翻不了，几十年也推翻不了，这才是你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他不喜欢唯唯诺诺，反对盲从，常以“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当然，也不要迷信我黄汲清”来激励自己的学生。他说：“学生超过老师，不是说明老师无能，而恰恰相反。凡是老师说过的，学生不能改，不能添，事业不就到此为止了吗?”在他的倡导和熏陶下，地质所大地构造室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争鸣也分外热烈，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地学界独树一帜。
虚心学习，尊重别人，是黄汲清先生科学精神的鲜明特点。他对同行、同事、学生、晚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一贯采取尊重支持的态度。1956年，陈国达第一篇关于地台活化的论文，地质学报送他审查，他看后立即表示赞成发表；文革后，他热诚帮助把李春昱先生调回北京研究板块构造，完成了编制出版“亚洲大地构造图”的宏愿；1993年，张伯声诞辰90周年，他题词：“高高低低显示地壳的波浪运动，条条块块表明大陆的镶嵌图形”。
三、他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行，为国内地学界所敬仰
黄汲清先生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立志报国。1928年，24岁的黄先生赋诗明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何等雄心壮志!何等豪迈气概!
黄汲清先生爱国敬业，矢志不渝。山河更改，万事皆变，黄先生忠于祖国，忠于科学，忠于地质事业之心随时间推移，与日俱增，越到暮年，越发精神焕发，全身心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为祖国的资源勘查而奋斗。1994年，在庆祝他从事地质工作70周年大会上，他动情地说：“在我垂暮之年，一直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以塔里木盆地石油和天然气为重点的新疆经济开发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十分丰富，是中国东部油田的‘接班人’……希望15～20年内，新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领头羊，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他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了《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完稿后已十分疲惫，然而他自悦自慰地说：“我的油已经榨干了。”这就是科学巨匠、祖国忠诚的儿子黄汲清先生!
黄汲清先生襟怀坦白，高风亮节，坦率真诚，刚正不阿。翁文灏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早年即蜚声中外。后虽从政，但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黄先生因不满翁文灏先生坚持要求优先为私人买办孔祥熙所办公司安排勘查任务，愤然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业内愕然：一则黄、翁关系一直不错，辞职是否太伤翁之情面；再则弃官之举在当时亦属罕见，何况还会得罪权高势大的孔氏家族。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翁先生毅然回到祖国时，黄先生不避政治嫌疑，向周总理建议翁先生担任地质图书馆馆长一职。20世纪90年代，黄先生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指导出版《翁文灏选集》。
黄汲清先生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文革中”，地质界在学术上强制推行一枝独秀，一花独放。黄先生为此十分忧虑。文革后期，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冒着极大风险向当时科技界领导直抒己见。“文革”后，又两次上书邓小平同志，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黄汲清先生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他说：“重视培养地质人才就是重视地质科学的发展与未来。”从1937年黄先生担任旧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起直至逝世，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担任行政和专业技术领导职务，虽不曾作过全职教师，但却桃李满天下。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受到他教诲的人，无不真诚地自称是他的弟子或学生。他对后生的培养可谓殚精竭虑，小至做卡片、画素描，大至选题、定研究方向，无不具体指导，精心安排。他特别重视野外训练。1939～1941年，通过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他带出了朱夏、曾鼎乾等一代地质名家；1957年，他又带中苏合作南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和地质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在湘南、粤北进行野外训练；20世纪60年代，两次率构造室人员在北京西山“练兵”。他特别重视野外记录和素描，要求大家必须现场画，现场记，决不允许事后搞“回忆录”。黄先生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如今不少人已成为各学科的大师或大师级的科学家和领军人物。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规划、组织和科技创新倾注了全部心血。晚年他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院的改革和发展。在地科院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中，黄先生功不可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正有力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纪念黄汲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高尚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让地质科研工作在地球科学发展和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