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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地质大学

发布时间: 2021-02-13 12:12:26

1. 丁文江———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兼论丁文江精神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学以致用 循师承自然

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 《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 《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

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

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 《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

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学真谛

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

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

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

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

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 《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2. 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与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陈宝国 员雪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老一辈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或留学师从世界级学术大师,回国后成为地质学学科和学术理论的奠基者和引领者;或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和推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在教育、地质勘查、学术研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工作经历、学术研究、重大成果等,将鲜活地丰富我国地质学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推动和发展学术传统,从而为准确把握未来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照和借鉴。深入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探讨他们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历程、方法、关键节点、关键因素,及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解剖他们成功攀登科学高峰的社会环境、科研和工作条件、文化氛围和物质基础,进而探求我国地质学学科和事业发展规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学术传承和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翟裕生主任在《地质学史论丛·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质学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地质人物史一直是学史研究的重点,“努力探索人物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点”。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方面已有人物传记和年谱出版,也有论述重大地质成果和机构建设中先驱者的事迹与贡献,缅怀和纪念前辈业绩;更有一批前辈学者的文集出版,系统地收集了他们的学术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献资料和照片等,使这些人物的人生历程得以生动地展现,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借人传事 借传述史

我国有人物传记的历史传承,《史记》开创了传记文体,有帝王本纪和各色人等的列传;但一部二十四史,称得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物,几无踪迹可寻。科学家传记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特别是以谨严的学术梳理见长,阐发人物学术和治学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见;但是他们的事功、德行、思想、个性,都将为后辈学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鼓舞后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进取,这是值得深入开掘的园地和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综观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黄汲清、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已有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仅传主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早期各级地质机构创立者和地质事业的领导者,而且他们投身地质学研究的时代,正是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除丁文江外,他们都迎来了新中国,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借人传事,借传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径。

201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胜云等编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间的书信为史料,是考证李四光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诸多名家手迹,弥足珍贵。参以《李四光传》(陈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谱续编1889~1971》(马胜云等,2011,地质出版社)等研究资料,为我们的人物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为此,以李四光研究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仅16岁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22岁(1911年10月)参与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任实业司司长)。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后,愤而辞职,24岁赴英国留学,先学采矿,后转入学习地质学。他以《中国之地质》为题的学位论文,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学位论文中写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们要求新一代的黄帝子孙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已晚”。李四光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选择地质学,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振兴中华紧密相连。

李四光开创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诸多文章述及,我们缀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途径的由来。李四光本人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兴趣萌生于家乡传说的巨石——“打牛石”(当地传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乱,天公抛下此巨石,赶走金牛星),年仅12岁的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片麻岩巨砾,遗留在江汉平原的冰川漂砾。在英国学成之后,他曾赴欧洲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质。1921年他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在河北沙河县沙源岭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带发现冰川漂砾(带有擦痕的巨砾)、U形谷地和圆滑的孤丘等,从而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活动。当他把这些材料携回北京,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1922年)上报告这些发现。在场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rson 时任农商部顾问)和加拿大籍学者步达生(D.Black)都表示怀疑,甚至断言第四纪时期中国纬度过低(与阿尔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后来,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的演讲中,回忆此事时用了“他轻视地置之一笑”记述了那一刻的场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质系学生赴江西庐山实习,并先后三次在庐山研究冰川遗迹,从遗留的冰川堆积物和冰川运动痕迹,到地形、地貌,划分出鄱阳、金井、木楼三个冰期和考证其时代,从而奠基了李四光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1922年当李四光将《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用英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V.59,No1.P14~21)上时,国际地学界对第四纪大冰盖之说尚存争议,他在文章中说:“任何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必须在野外进行”。1940年他在华南调查时,再度著有《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一文。这些史实表明,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问题面前是勇敢而严谨的。1941年美国学者戴特拉(转引自周耀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三次大论争》,1972,天地纵横,尹培基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表的文章中,确认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干科学工作的人们,第一要有勇气,要有毅力……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说:“说而不行,行而不动,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建设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画出李四光奠定中国冰川学的学术研究过程。

1958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首任主任委员,1959年他已70岁高龄,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处、香山、潭柘寺等处调查冰川遗迹,对三家店东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后观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开创的中国冰川学出发,还可进一步梳理地质历史时期的冰川堆积,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峡地质,识别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碛层”(新元古界,距今约650~740Ma),中国冰川研究者的师承关系,直到现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气候学证据等,转入到冰川学的学科史研究。因此,因传述史,不仅反映时代风云,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要从《年谱续编》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题为《咏铁锥》的新体诗,发表于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个玲珑世界。再过百万年,可祗剩得几堆尘土,几堆余灰。这是迷。破迷还赖我铁锥。工作复工作,莫道吃亏,我们今天定要作出一块纪念碑。还要待谁?!”。地质学中的“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国第四纪冰川之谜,无疑是一块高耸的科学纪念碑。我们认为,人物史研究应该通过史实、学术记录(本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评价)和多方面史料,还原人物科学攻关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撰写前辈的科学作风和学术传承。

二、史蕴风云际遇,文传时代潮流

每个人物都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际遇、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个体人物,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特别是科学工作和科技贡献,则不可能与时代之间都产生一一对应关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于发现天才人物与其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每个时代之中,千变万化的个人性格、人生际遇各不相同。这种个性,特别是工作经历和环境成就了人物的独特性。如果不从研究人物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包括家庭和社会环境,性格和情感、个人际遇、工作条件,以及对科学问题引发的兴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径,那就很难写出为什么作这项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收集相当系统的资料,筛选与研究主旨相关的史料,并对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据的推理分析,将史实合理地形成论证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科技人物史的学术评价,应减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评价,更多地引证同时代同行科学家的评价、学术观点和成果的引用情况。

如前辈地质学家中的翁文灏,无疑是地质科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前后主持中国地质事业达30多年,1926年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前有4年为代所长),1932年创办清华大学地质系,在地质学科史上首建燕山运动构造旋回,可以说在地质学领域颇多建树,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史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1951年回归新中国。他的历史际遇如此,对他的研究更多是从民国人物角度,传写他的人生轨迹。如李学通著《翁文灏》(1996,兰州大学出版社)和《翁文灏年谱》(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潘云唐著《翁文灏年谱》(1989,《中国科技史料》,10卷4期),张淑岩著《翁文灏的石油业绩》(2006,石油工业出版社),以及其他回忆纪念文章,对翁文灏的学术经历及历史背景做了有价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对他学术贡献的研究,以及翁文灏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宏观作用及个性研究还比较粗略,数量也不多。在中华民国时代,翁文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李四光,但在地质学领域无论是个人的建树,还是对地质科学的贡献而言,李四光应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这是大时代风云际会中,个人历史轨迹不同所致。作为1912年获国外博士学位的翁文灏,最早的海归人士,在地质学科技领域的贡献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态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据史料,许多前辈学者作古多年,或身后萧条,史料难觅;或仅有后辈亲属、学生等的断片记忆,有的虽事同而说法不同;或史料辗转引述,以致失真。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见的现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错乱和讹误中进行鉴别,务求得到传主和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完成从史料到史实,还是研究的第一步。作为学术性人物研究,重点应落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剖析和论述其学术成果,从而使史料与学术贡献挂钩,真实反映前辈学者学术科研活动的轨迹,关键节点和重要的科学资料,反映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意义所在。以此丰富我国地质学科技发展的历史资料,弘扬学术传统。

作为人物史研究或传记写作,需要对史料的骨架进行合情合理的构建。与年谱编制不同,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科研项目、地质考察的收获、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概况等,都有所理解,进而谨严地论学析理,梳理出和叙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者选取的人物,特别是深入了解后,往往萌生出对人物的热爱与尊敬,行文叙事不免带有浓烈的感情。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观冷静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要素养之一。同时,评价学术成果和贡献时,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往往延续多年,分别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切忌将相关材料笼统地归类,或排列成流水账。最好能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的前后关联性吃透和理解,从而阐明学术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应该说,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不仅要深入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学术思路探究,作为非同专业的研究者常会彷徨于外,尤难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断。人物史研究的学术(学位)论文,要以首尾贯注的文笔析事论理,先要确立论文的框架,细究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做到叙事有血有肉,达到写出可感可触的鲜活人物形象,切忌罗列学术活动和史料,尤应注意运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细节和生活小事,适当引入相关结构中,体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笔端流泻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2]王恒礼,王子贤,李仲钧.中国地质人名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

[3]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年谱续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4]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 地质教育野外实习传统的形成

周玉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清朝末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以及对于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加,政府开始重视地质矿冶人才的培养。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培养矿冶技术人才的路矿学堂。此外,清政府还曾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中有少部分人学习过矿冶或地质学。但是,无论是当时的新式学堂,还是派遣的留学生,都是以学习西方的语言和军事、造船等技术知识为主,并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地质学教育模式。1909年,北京大学设立地质学门,但仅仅培养了两名学生便于1913年停办。[1]因此,在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一套现代的地质学教学体系,也没能在本土培育出能够胜任地质矿产调查和研究的人才。章鸿钊曾说:“前清对于地质教育并没有得到可以记录的成绩。”[2]正是在这样的急需人才又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地质研究所诞生了。地质研究所初步建立了中国地质学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中国本土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本文将对地质教育中野外考察传统的形成做初步探讨。

一、创办教育机构的缘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地质科第一任科长章鸿钊撰文提议在实业部建立“矿山大学”,同时在理科大学中设置地质学科,以培育专门人才。然而由于“当局举棋不定,异议蜂起”[3],不久后,章鸿钊借故调任农林部技正一职。他的计划未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

1913年2月,丁文江正式就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上任后,拟写了《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丁文江认为,“调查地质,着手之难难于经费与人才。然试办期中,不期大举,则经费鸠集尚不甚难,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4]尽管北京大学曾设地质学门,但学制达六年之长,缓不济急。而且学生过于文弱,没有野外实习经验,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此,丁文江提出设立培养人才的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团。“其团员以研究所教员兼之,一年之中,平均以半年从事于教授,半年从事于调查。”[4]

由此不难看出,在地质研究所筹办之初,就强调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而这与地质研究所“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5]的宗旨也是相互一致的。

1913年9月,工商部下达委任令,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与地质调查所所长。两所由此正式成立。[6]由于丁文江多次奉命参与野外调查等原因,章鸿钊于1914年正式接任丁文江任地质研究所所长。[5]

地质研究所的创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振兴事业,科学救国,发展工矿产业的必然趋势。

1.地质研究所师生简介

地质研究所的招生考试于1913年7月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共有36名学生被录取,其中正取学生27名,备取9名。

姚乃鬯、叶良辅、吴承洛、潘蘅芬、吴肇祯、陈平云、周赞衡、耿调元、金铸、乐文照、刘季辰、谢家荣、李学清、徐渊摩、徐韦曼、高子黎、唐在勤、赵志新、王竹泉、赵汝钧、马秉铎、徐振楷、刘世才、仝步瀛、王景祯、李捷、谭锡畴(以上正取二十七名)

祈锡祉、张蕙、陈树屏、张昱昌、佟敦朴、陈庶惠、邢进元、马起麐、康鸿翥(以上备取九名)[7]

1913年10月,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学生入学,学制三年。但是,上述录取人员被未全部到地质研究所就读。根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的学生名单可知,地质研究所第一批学生实际共有22名,分别为: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赵志新、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杨培纶、祁锡祉、张蕙和唐在勤。其中朱庭祜、卢祖荫、杨培纶并未出现在录取名单中。据朱庭祜回忆,他最初报了名,但届时因病未能应考,后又赴北京补考方被录取[8]

地质研究所的教员除创办者章鸿钊、丁文江外,还聘请了由比利时鲁文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归国的翁文灏。翁文灏是地质研究所唯一一位专任教员,讲授地质、矿物、岩石、矿床等课程,被章鸿钊评价为该所“最有功之教员”[9]

除上述三位教员外,地质研究所还聘请了25位兼职教员(表1)。在这些教员中,很多人具有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背景。例如,张轶欧曾留学比利时修习采矿学,王烈曾留学德国修习地质学。据推测,这些教员多为农商部的部员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及教员[9,10]

表1 地质研究所教员及所授课程[5]

续表

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21人毕业,得卒业证书者18人,修业证书者3人。此后,地质研究所停办。这批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地质调查所,这个所的工作才正式启动。[5]

2.地质研究所的课程设置

地质研究所虽名为研究所,但是其创办宗旨不难看出,该所实质上是一所地质学专修学校。由地质研究所所开设的课程(表2)可以看出,所开设课程均为地质学的基础课程及相关专业课程。

表2 地质研究所学科课程表[4]

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记载,1915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章鸿钊对地质研究所的课程设置做了较大的修改。不仅废除了矿物学与古生物学的分科,还在教学内容中取消高等岩石学、停止继续讲授古生物学等课程,同时增加了采矿学和冶金学等应用性科目。章鸿钊对此项改革的解释是:“窃思地质调查事业头绪纷繁,约而言之厥有二大端,即一为制就全国地质图以定各种事业之基础,二为调查全国矿产以图天然实利之开发……地质研究所即为培植是等人员之机关,亦即为以中国人调查中国地质矿产之准备……揆之我国目前缓急之情形,似宜以学理为辅,而以实用为归……二者固不能偏废,而亦宜量度时势以参酌损益于其间”。[5]此次课程调整除上述原因外,章鸿钊还指出,经过五个学期的学习“所有根本科目大半先后授毕或将次第告终”,而矿物学与古生物学“愈涉高深,则离实用之途愈远,而设备之费亦愈巨,况学生无多,分之则俞有限”。[5]

由上表不难看出,修改后的课程更加注重野外地质实习。自第二学年开始,每学期均设置了地质旅行。而地质研究所的第一部学术成果汇编——《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即是在这些地质旅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时,由表2还可以发现,三个学年中每个学期均开设了德文课程,这足以说明地质研究所对于外语的重视程度。因为外语水平的提高直接有利于学生阅读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发表。而此前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的外国学者中,尤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成就最为显著。

注重野外实习的传统在后来恢复招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课程表中有所体现(表3)。仅从课程名称上看,北大地质系在矿物学、平面测量、地史学、岩石学、地文学、构造地质学等多个地质专业课上都有实习要求。恢复办学后的北大地质系也成为中国地质人才培养的一个主要机构。而其从地质研究所传承下来的教学模式无疑对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 北京大学地质系(1925)专业课程表[11]

二、野外调查的路线及区域

地质研究所师生的野外实习始于1914年。是年夏,章鸿钊、虞锡晋带领全体学生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野外地质实习。具体范围为: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东北由玉泉山至温泉村。这是地质研究所组织的第一次野外地质实习,共历时7天。

1915年夏,地质调查所全体学生为卒业报告做地质旅行。这也是地质研究所诸生独立研究的开端。此次地质旅行的范围不仅包括直隶京畿附近一带,还包括了稍远的磁县、临城、蓟州;东至山东张夏;南抵浙江钱塘江下游(表4)。

表4 地质研究所师生野外实习统计

续表

注:表中*标记的实习为测量实习,其余均为地质实习。

①本表根据《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地质研究所师生野外实习概况”(16~18页)及《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中“学生前后实习地点表”(45~48页)综合整理而成。

丁文江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行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到的结果”。[12]地质研究所规定,参加实习的师生于每次实习之后,都要作实习报告。学期结束时,全面审定野外实习报告,审定通过后,才许参加期终考试。[13]地质研究所存在的三年间,共安排野外实习11次,短者数天,长者月余。师生的足迹涉及六七个省,其中尤以京郊一带最为详尽。叶良辅于1920年发表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中,很大部分基于地质调查所师生的野外实习成果。

三、中国第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16年,章鸿钊与翁文灏将学生实习期间的调查报告集结成书,编成《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这是该所师生野外实习成果的汇编,也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共六章,第一章详述了地质调查的范围,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为:系统、火成岩、构造、矿产、结论。全书共附有27幅地质图和19张照片。

《系统》一章是在地质研究所师生自行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了外国学者此前所作的研究,对所调查的区域进行了地层的划分及比较。同时,对各层的地质年代进行了确定。对于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可以确定其生成顺序,了解生物演化及分布规律。同时,对于研究古地理、古环境变迁、地壳运动的规律,以及矿产勘查和开采具有重要的意义。

《火成岩》一章主要对火成岩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年代进行了初步推断。在当时,火成岩的分类,尚无全球通行的规范。因此岩石名词往往一名多义,或同义异名。这为地质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多困扰。文中指出,我国“译名缺乏通行名辞,取自日译为多,先创为主,固科学通例,然日译名词多出自西文古义,至今学理变迁,古义渐失,沿而用之,有易滋误会者”。因此在本章所涉及的岩石种类,均附以西文名称,以减少由翻译不同而带来的问题。对于沉积岩的形成年代大多可根据其层位性质及地层中遗留的化石做判断,而火成岩的形成年代判断则相对较难。但是,著者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火成岩形成的年代进行了推测。火成岩的研究对地质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火成岩中的矿物和化学结构能够提供很多关于地壳结构的知识。此外,通过测量火成岩的年龄,以此和邻近地层年代比较,可以推断事件发生顺序,对于研究板块构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地质研究所师生所调查的范围已覆及六七省,但仍然很难就师生实习的调查成果而得出地质构造的结论。因此《构造》一章是在师生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参考了西方学者的调查成果。

第五章对调查过的矿产进行了论述。主要为已经处于开发阶段的煤田和铁矿。其中包括:门头沟煤田、斋堂煤田、直隶滦州煤田、临城煤田、磁县煤田、山东泰安宁阳间磁窰煤田、山东峄县枣庄煤田、江西进贤丰城煤田、怀宁贵池太湖宿松四县煤矿、直隶滦县铁矿、江西德化城门山铁矿、皖岸铜繁当三属铁矿。本章所涉及的矿产主要包括煤矿和铁矿,其中尤其煤矿为主。文中主要对矿产的产量、开采公司、开采情况、日产量,工人工资、矿产售价,采矿设备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最后一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南北地层概略,各时变迁概略,以及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收录了地质研究所三年间师生野外调查的成果。翁文灏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故实习所得往往零碎琐屑,而少有系统者,是诚自憾,而亦事之无如何者也,虽然爝火萤光散之不足以烛尺寸者,合之或可以照一室。东鳞西爪分之不足以窥一斑者,合之或可以成全体。”尽管本书所调查的范围仅涉及六七省,且只有北京周边地区调查较为详细。但是,在当时中国地质学研究近乎空白的时期,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是“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14],在中国地质调查事业史及地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小结

由地质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学生,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这些人大部分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该所的毕业典礼上,安特生评价这批学生的学业程度“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5]这一批毕业生曾先后任职于地质调查所、各省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地质系。他们无论是从事研究、教学,还是行政管理等职务,都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章鸿钊曾说,“国家一切远大的事业,非从教育着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过去种种失败原因,只在这一点。民国以后地质学界的成绩,就是从教育方面收得的结果,将来如要更上一层,还得在教育方面努力。”[2]地质研究所的成绩,无疑证实了其所确立的中国地质教育模式适应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适应中国的发展。

根据《地质研究所一览》中所列的教员名单可知,该所教员全部为中国学者。尽管如此,不难发现,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接受了西方较为先进的地质学教育。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也对西方的教学模式取长补短,并结合中国国情而创立了自己的模式。丁文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英美的大学和矿业学校中,一般缺乏野外训练。在一所英国的矿业学校中,学习了几年,才只有两周的实习,以致学生毕业后完全没有独立从事探矿工作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学校较好。但另一方面,早期的专业化和过多的自由,严重地妨碍了学生选择他们的学习方式,以致有的地质工作者从未看过岩石显微镜,而在所谓的地质师中,有些人很少受过与油田地质研究有重要关系的地史学和地层学的训练”。[15]由此也可以看出,野外实习对于培养地质人才的重要性。而地质研究所的教育正是遵循着这种教育思路而开展的。

除此之外,地质研究所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以及野外实习的艰苦经历中,也培养了一种能够吃苦的精神。地质调查所的顾问安特生曾说:“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16]在地质研究所的结业典礼上,丁文江也曾忠告他的学生们说:“要考虑本国国情,不要计较个人薪水和办事条件。诸君当观吾国下层社会,每日所得几何;第二不可染官僚习气,要勤俭自励”。[5]这种精神形成于地质研究所时期,对于后来中国地质较有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影响也在无数次的野外实习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

尽管今日的地质教育目的已不仅仅只是为了培养野外调查员。但是,不能否认野外考察作为一种基本素养,对于从事地质事业的任何一种岗位都是极为必需的。今日,地质研究所师生调查次数最多也最为详细的北京西山地区,仍是多所地质院校的实习基地。而这种野外实习的传统正是由地质研究所而传承下来。这种注重实践的地质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学家。

五、致谢

感谢中国地质图书馆张尔平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先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陈宝国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及帮助;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先生为本文提供的指导意见。

参考文献

[1]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2]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章鸿钊.六六自述.武汉:武汉地质学院出版社,1987

[4]丁文江.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1913

[5]章鸿钊.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北京:京华印书局,1916

[6]政府公报,1913-09-08

[7]政府公报,1913-08-05

[8]朱庭祜.我所知道的丁文江.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62

[9]潘江.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99,20(2):130~144

[10]李学通.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1]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

[12]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1936,第188号,15~16

[13]王根元.中国地质教育史略.地球科学——武汉地质学院学报,1986,11(2):207~215

[14]翁文灏.序.见: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916,9~12

[15]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4,3(1):1~19

[16]黄汲清.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科学,28(6):249~264

[17]宋广波.丁文江与中国地质事业初创.北京档案史料,2005(4):162~190

[18]于洸.中国高等地质教育概况(1909~1949).中国地质教育,1999,(3):40~46

[19]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

4. 中国大地构造图的编绘

构造地质图的编绘,是地质工作中有标志性的成果,既有区域构造地质调查成果的综合,也是反映构造地质调查与研究的总结。
中国早期构造地质调查与研究,已在上述章节中有所用阐述;1945年出版的黄汲清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及其构造单位图等,这些就不再赘述。
(1)1956年,张文佑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幅《中国大地构造图(1∶800万)》,并于翌年完成其说明书《中国大地构造纲要》。编图时采用的是大地构造物理学与沉积建造—岩相古地理分析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把构造体系分为属基底断裂范畴的和属盖层滑动范畴的两类,时间序列上则用三大构造层表示中国大地构造的历史发展。1973年,他在汲取板块学说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的断块大地构造图(1∶1000万)》,提出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是以块断构造为特征”,分5个发展阶段,10个发展时期,概述了块断构造的发展。1983年,他领导和主编了《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图(1∶500万)》,系统全面地表示出中国及邻区的断块大地构造格局,在《断块构造导论》(1984年)和《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1986年)两书中则系统地阐述了断块学说的理论、方法和现阶段的思想发展趋势。
他的最大学术成就是创立了断裂体系与断块大地构造学说。他主编的三张大地构造图反映了断块学说从萌芽、诞生到成熟的三个阶段。
张文佑一生有著述202种。1978年,他的“断裂体系与断块大地构造学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华北断块区的形成与发展”获中国科学院1980年一等奖,“断块构造理论的新进展”获中国科学院1981年二等奖,《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书《中国大地构造纲要》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曾参加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学工作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图》获198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
(2)1958—1959年黄汲清院士牵头,肖序常、任纪舜等编制了1∶3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
(3)1961年黄汲清等编制了《大地构造图》(内部)《断裂系统图》等(内部)。
(4)1961—1965年地质科学研究院负责全国“一套图”的统一组织和统一技术指导下,黄汲清、任纪舜、赵庆林按编图规范编制1∶100万《大地构造图》(29幅)及其说明书。
(5)1972—1976年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按照李四光院士地质力学理论编制成首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构造体系图》(1∶400万)并公开出版。
1976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览了《构造体系图》受到各国地质界的广泛高度称赞!
(6)1981—1989年地矿部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总结全部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编撰分省《区域地质志》,要求均附有各区域构造图等,这一“基础地质系统工程”,对提高我国地质、矿产研究程度、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理论水平,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7)1981—1990年在全面总结区域地质调查,编撰各区《地质志》的基础上,一大批各专业各类图件相继编成出版,在中国构造地质学发展史上,又掀起一派“争鸣”和“齐放”的热潮,中国大地构造学,构造地质学呈现出百花争艳,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除上述《构造体系图》等外,其中有:
①按照黄汲清“多旋回构造理论”主编《中国大地构图》(1∶400万);②按张文佑“断块构造”理论主编的《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图》(1∶500万);③按陈国达“地洼学说”主编的《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亚洲海陆大地构造图》;④马杏垣主编的《中国及邻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学图》;⑤按李春昱以板块构造理论主编的《亚洲大地构造图》(1∶800万);⑥按王鸿祯以活动论观点主编的《中国大地构造图》;⑦国家地震局主编的还有《中国地震震中分布图》、《亚洲地震构造图》、《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和《中国活动断层图集》;⑧中国地质科学院主编的《中国新构造图》、《中国区域地壳稳定性图》;⑨此外,还编制成反映深部地质构造特征以1∶100万的地学大断面:《青藏高原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图》、《格尔木—额济纳旗地学断面图》、《台湾—阿尔泰地学断面图》、《响水—满都拉地学断面图》(中国科学院)等。
1991—1996年为迎接首次在中国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各部委及其构造地质学家,以近期的研究成果又编制出一些新的构造图件,有中国地质科学院任纪舜院士主编的《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以张伯声院士的波浪状构造理论主编的《中国波浪状构造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编制了1∶400万的《中国成矿大地构造图》,以及《亚洲陆海壳体大地构造图》等。
1976—1984年唐山大地震后,为确保首都安全,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由市地矿局牵头,组织了56个单位几百名中高级地质人员,进行了“地震地质会战”,提交有8项成果:
①北京及邻区主要断裂构造骨架;②北京地区构造体系图(活动构造体系)及说明书;③北京地区深部地质构造调查研究(包括八宝山断裂带);④北京地区主要断裂调查资料汇编;⑤北京地区地壳形变;⑥北京地区地震活动特征;⑦京津及华北地区现今应力场模拟分析;⑧北京市平原地区地震区划。
60—70年代在这8项成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地质局主编山区构造纲要图,1975年国家地震局编制有《京津唐地区构造纲要图》,市地质研究所编制1∶20万《地质构造图》,《北京邻区主要构造格架图和说明书》,提高了北京地区构造地质的研究程度和认识。
中国大地构造学(构造地质学)发展趋势(代结束语)
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大地构造学发展趋势的探讨
近年来关于构造地质的发展超势已倍受中国大地构造学家的关注,相继发表了一些有权威性的论文,代表了不同学派,以不同关点阐述当代构造地质学,特别是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者拜读过多篇,受益匪浅,选择一部分论文题目及其主要论点,作为结束语。
(1)任纪舜院士等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回顾与展望:中国大地构造学》;在《地学前缘》刊物上发表了《与时俱进,发展中国大地构造学》;特别是在《迎接中国大地构造学研究的新时代》一文中,首先回顾了中国大地构造学发展历史,提出并划分出五个阶段;在论及21世纪中国大地构造展望时,提出:“以超越板块构造的地球多层圈之间相互作用和运动的指导思想,结合当代国家现代化急需,利用古亚洲、特提斯、环太平洋三大全球性构造带在我国的交切、复合的优越地理位置抓住中国及其亚洲地质体的特点,选定关键性地段和论题迎接我国大地构造学发展辉煌的新时代。”
(2)李迎家、陈宝国在《中国地质教育》上发表了《从中国大地构造学派形成看学术繁荣》;(3)翟明国在《地球科学进展》上发表了《岩石大地构造学》;(4)徐松年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大地构造学派争鸣系统的构建与学派争鸣动态的数量评价》;(5)吴福辉在《世界地质》上发表了《现代大地构造学:进展概况》;(6)Konstanin,F.Tyapkin在《石油科学》上发表了《论中国和世界大地构造学说的危机》;(7)吴正文在《地球物理学进展》上发表《中国构造地质学如何面向21世纪》1995年;(8)黄奇瑜主编《台湾大地构造》台北,地质学会,《二十世纪台湾地区地球科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9)汤良杰等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分析主要进展与展望》,2002年;(10)藤吉文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中国地球深部结构和深层动力学过程与主体发展方向》,2002年;(11)钟大赉等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中国造山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002年;(12)翟裕生在《地质论评》上发表《成矿构造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002年;(13)宋鸿林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五十年来中国小型构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2年;(14)任向文等在《地球物理学进展》上发表《大陆岩石圈地幔形成与演化研究新进展》,2002年;(15)马宗晋等在《地学前沿》上发表《全球构造研究的思考》,2003年;(16)马增念等在《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上发表《中国含油构造分析研究进展》,2004年;(17)潘俊成等在《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上发表《当代地学领域又一重大进展——评中国北部能源盆地构造》;(18)张抗在《地质学报》上发表《断块开合说——中国大地构造研究的新思维》,2004年;(19)马宗晋《地球构造与动力学》,广东科技出版社;(20)孙枢《发挥地质科学多样性支撑作用》,2006年;(21)王思成在《安徽地质》上发表《国外大陆裂谷构造研究现状与展望》,2009年;(22)吴凤鸣在《纪念张文佑院士诞辰100年祭文集》上发表《试论张文佑院士断块构造学发展观在地学哲学上的贡献》,2009年;(23)高距在《中国地质教育》上发表《中国大地构造研究发展历史回顾及展望》,2009年;(24)毕思文在《地球物理学进展》上发表《地球系统科学综述》,2009年;为了更具有历史性,下列三篇论文也值得参阅:
(25)苏联扬申在《地质学报》32卷上发表《苏联大地构造学的发展与现状》,1952年;(26)苏联别洛乌索夫在中国《国外地质》上发表《大地构造学的主要发展的阶段》,1986年;(27)孙荣圭在“中国地质学史学术年会”上的论文《中国大地构造学研究的发展》;以上精选出27篇相关论文,基本上反映出近年来有关大地构造学的发展趋势与展望的不同观点,再加上以下“21世纪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和论文,就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二、21世纪初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议题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笔者读过的有关资料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持召开的“21世纪初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上讨论的议题:五点共识,四大方向等内容,更具代表性,笔者以该会的主题和发展趋势,作为本书、本章的结束语,更为权威,更有参考价值,已征得该会姚玉鹏同志同意摘录如下:
2003年10月26—28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西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联合主办“二十一世纪初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西安西北大学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近10年来我国基础构造地质学、大陆动力学、深部地质及岩石圈演化与地幔动力学、地表系统、地震灾害与新构造等重大科学进展和学术成就。
会议瞄准前缘,发挥地域优势,立足中国,面向全球,重视宇宙,开放型综合思维,创新性理论概括。为地学新理论的建立作出原创性理论与社会实践贡献。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构造地质学家共同认识到,新世纪的构造地质学,已面临严峻的新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质实践的不断深入,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大洋洋底的观测与研究成果(地幔对流理论、海底扩张理论、大洋中脊理论等)为基础的板块构造理论和模式,在解释大陆地质问题时显示出乏力,才有“板块登陆”计划,几年来收效甚微,受到了严峻挑战;据称在第32、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板块构造理论虽然仍占据主流地位,但不同的声音有越来越响亮的趋势。
在新的形势下,在全球范围内施实地球系统科学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制定构造地质学与大地构造学发展的战略,引导新的航程,是及时的、必要的。
会议的主题:
(1)板块构造与大陆动力学和中国大陆构造;(2)地球表层系统与新构造运动;(3)地质灾害、生态环境与地壳变形;(4)碰撞造山机制与地质记录;(5)深部地质作用过程与岩石圈演化力学;(6)壳幔物质组成、构造演化和地幔动力学;(7)大陆边缘构造演化与资源环境效应;(8—11)流体作用与构造地质学;含油气盆地构造地质学;工程地质与构造地质学;模拟实验构造地质学;(12)21世纪构造地质学高等教育;(13)21世纪构造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发展机遇与挑战。
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马福臣简要介绍了美国基金会构造地质学战略规划(New Deporures in Structural Geology and Tectonics),中国构造地质学家任继舜院士作了《关于中国构造地质学发展的一些思考》的学术报告,张伟国院士作了《关于我国构造地质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一些思考》,报告中强调立足中国、面向全球、不断创新,推动构造学科发展,为使我国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作出贡献;马瑾院士会上作了《从地震工作出发对构造地质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学术报告,报告结合当前地震工作及其成就对构造地质学的发展战略做了论述和讨论;我国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作了《21世纪地球物理学的机遇、挑战与导向》,报告中论述了地球物理学在21世纪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张本仁院士作了《21世纪初地球化学参与构造地质学研究的思考》,报告中,以自己的研究成就,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通过中国大陆构造地质研究,来探索板块构造、大陆动力学与地幔动力学的科学问题。
会上作学术报告的还有;金振民教授所作的《超越板块构造地质学应该做些什么?》论及超越板块构造:即流变作用与大陆造山作用。
众所周知:板块构造作为固体地球一个统一理论是在对大洋洋底的观察(研究成就:地幔对流、海底扩张、大洋中脊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洋壳的变形、地震和火山作用均发生在两个相邻板块的边界上;而大陆岩石圈的组成和物性变化又很大,透入性变形和宽广的大陆造山带表明,弱流变作用反映了大陆造山作用的基本特征。因此,必须超越。
大陆与大洋变形的反差显著,已早为模型实验所验证,大陆变形明显地依赖地壳和地幔岩石的强度,大陆地壳没有一个共同的成因方式,它是一个非均一成份的、由具有复杂构造和热演化史的不同块体拼合而成。
会议热烈讨论中认识到21世纪构造地质学越来越显示出多学科交叉、协同、综合发展的新趋势;早有学者提出,大地构造学是地球科学中的哲学,当代构造地质学家应该是具有哲学家善于理性思维形式,又是一流的野外地质实践家,具有坚实的数理化雄厚的功底,善于掌握各种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同时应有较强的、从事跨越学科综合研究能力、进而提出新的构造思维和理论。
1.会议的五点共识
通过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主要认识和共识:
(1)在当代地球系统科学、新地球构造观新理论与新方法创建中,我国构造地质学界应立足于中国地质体实际,对比全球与宇宙,充分发挥我国地域优势,提出几项前沿性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创造性研究,并参与当代国际地学理论的竞争;(2)恢复重建与构建地球演化历史中构造作用及重大构造事件与生命、生物发展演化的古构造环境的新的理论探索与创建;(3)探索21世纪构造地质新的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从经典几何构造地质学、现代构造地质学,发展创建流变构造地质学(包括深部构造地质学与流体构造地质学);(4)培养新型地学,包括构造地质学人才和地学高等教育改革问题;(5)改革地学管理体制与建立科学的学术评审体系,创建与培育出原创性科学人才和成果。
2.四大研究方向
(1)超越板块构造:流变作用与大陆造山作用;(2)丢失的联系:从地震到造山作用;(3)大地构造、气候和地表系统的动态相互作用;(4)地球与生命的共同演化。
与会代表还建议,组织专门机构,对国内外构造地质学现状、趋势及我国与先进世界水平的差距,进行系统调研和论证,形成《中国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有力规划和推动中国构造地质学的发展。
新的大陆地质理论正在孕育着重大突破的前夕,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审时度势地制定符合我们国情的战略方针,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大陆构造理论模式,将会破土出现。
【说明】以上摘录于《构造地质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持召开的“21世纪初构造地质学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2003年)”,深表谢忱。

5.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及成果

刘 松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 要: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简称地调所) 在新中国成立前总领和规划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地质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地调所进行了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地质人才的培养方面,为新中国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地质学者。本文从地调所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介绍了其区调概况、在地质理论方面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 地质调查所 区域地质调查 地质学 科学技术史

一、地调所成立背景及发展沿革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其前身是 1912 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由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于 1913 年 9 月设立,因专业人才缺乏,1916 年 7 月才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所先后由北京政府农商部,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直辖。1950 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二、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概况

1. 准备时期 ( 1913 ~ 1915)

1913 ~ 1915 年,这段时期可称为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准备时期。由于缺少地质调查人员,这一时期的地质调查主要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几位奠基人及其地质研究所学员进行的野外调查。此期间简单区域地质调查情况见表 1。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学科分化不细,受经费紧张、技术落后、地质人才缺乏等条件限制,地质调查所没有条件开展系统的、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因此,地质调查所开展地质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勘探矿产资源和积累地质资料。

表 1 1913 ~1915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

2. 草创时期 ( 1916 ~ 1927)

1916 ~ 1927 年是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地质调查所几经改制,勉强维持,地质资料一片空白,此时期野外地质调查规模很小,每年有 2 ~5 个地质调查队在野外工作,每个调查队由 2 ~3 名地质学者组成。野外调查队一般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带领一两位年轻的学者,或是几位年轻学者组成调查队到各调查区域调查地质矿产情况。其调查任务主要是应工商部、省实业厅及一些煤矿公司的要求来进行。其调查区域和内容大多在华北、华南和东北各地考察矿产资源和地震灾害情况,且以煤田地质调查为主。主要区域地质调查见表 2。

表 2 1916 ~1927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

3. 大发展时期 ( 1928 ~ 1945)

1928 ~ 1945 年是中国早期地质调查的大发展阶段。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地质调查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研究和调查能力最强的地质调查机构。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技术上都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进入30 年代后,地质调查所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不但政府的拨款增加,基金会和社会的资助明显增多。同时随着地质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地质学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地质学家,如李春昱、孙健初、王曰伦、尹赞勋、赵亚曾、田奇隽、计森荣、潘钟祥、杨钟健、谢家荣、王竹泉、裴文中、贾兰坡、李善邦、侯光炯、马溶之等。他们为促进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5 年地调所迁到南京,所内环境优美,学术氛围良好,组织机构完善,科技人员不断充实加强,各学科涌现的权威专家和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为地调所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随着人才储备和科研能力的增强,这一时期地调所小规模的区域地质调查明显增多,同时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野外考察活动。如翁文灏、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调查热河北票附近地质构造 ( 1928)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1928) ; 王竹泉、黄汲清调查热河阜新煤田地质 ( 1928) ; 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区地质调查 ( 1929 ~1931)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 1929) ; 谭锡畴、李春昱调查四川地质 ( 1929 ~ 1931) ; 王竹泉、潘钟祥调查陕北石油地质 ( 1932 ~1933) ; 孙健初调查绥远及察哈尔西南地质 ( 1930 ~ 1933) ; 黄汲清、王曰伦领导的南岭地区地质调查 ( 1936 ~1937) ; 叶连俊、关士聪1940 ~1941 年到甘肃西秦岭进行的地质矿产调查; 1941 年程裕淇等在西康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1942 ~1943 年黄汲清、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等到甘肃、新疆进行油田调查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野外地质调查成为当时区域地质调查发展的标志。

此期间地质调查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西南地质大调查和南岭地区地质调查。这两次调查称之为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野外考察。1929 年,由丁文江领导的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工作,几乎动用了所中的全部骨干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设备。历时一年的野外考察成果丰富,考察队采集了大量地质标本,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43 年建立西北分所后,由王曰伦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西北地质矿产的调查。首先开始甘肃省比例尺 1∶ 20 万的地质填图,同时路兆洽、陈梦熊进行了靖远、景泰地区的煤田调查; 毕庆昌、何春荪等进行了陇东地区的煤田调查; 1945 年,组织了以王曰伦为队长的祁连山地质矿产考察队,主要有李树勋、黄劭显、陈梦熊、刘增乾等,自西宁经门源、俄博等地进入河西走廊,成为我国第一个横跨祁连山的地质调查队。

当时外有战争的困扰,内有所长的数度更换,经费紧张,生活艰苦,野外治安险恶,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仍励精图治,积极组织野外调查。调查主要局限于西南、西北各省,地质调查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表明地质学者的爱国主义笃诚与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发展地质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停顿时期 ( 1946 ~ 1950)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这时北平分所恢复了工作,接收中国台湾地质调查所,设立了长春办事处,地调所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刘东生、楚旭春、姜达权、李广源、张咸恭、沈永和、周慕林、刘秉俊、章元龙、沈其韩、朱福湘、程伯容、张瑞锡等在这一时期入所。因内战爆发,经费困难,野外地质调查几乎陷于停顿,不得已转入以室内研究为主。这一时期所中学者只做了为数不多的小规模野外调查,主要对北京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局部的地质考察,主要的区域地质调查有: 1946 年 4 ~ 11 月刘增乾、张尔道、刘乃隆、乔作栻调查酒泉、张掖、高台间祁连山、合黎山地质矿产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6 年 12 月黄劭显、乔作栻测绘甘肃成县黑峪乡银洞湾重晶石矿区地形地质图;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负责开采银洞湾重晶石矿,并调查矿区外围地质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8 年 5 ~11 月王曰伦、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调查青海东北部地质矿产。

三、地调所在地质制图及地质理论方面取得成果

从 1913 年成立到 1950 年结束的近 40 年间,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要成果。

( 一) 地质图的绘制

1. 分区地质填图

分省或分区地质图多见于地质调查报告中,是全国地质总图填制的基础,尤其是中比例尺 ( 1∶ 20 万、1∶ 25 万) 地质图的覆盖程度与工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地质工作总体水平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地位。

1913 年底由丁文江与梭尔格绘制的 《1∶ 10 万井陉煤田地质图》、《正太铁路沿线部分地质图》,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地质填图的开端。在大比例尺地质图绘制方面有特殊意义。

中国测制第一幅详细地质图件是 1∶ 10 万北京西山地质图,附在 1920 年出版的由叶良辅主编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中。

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详尽、准确,而且采用了科学的绘图程序的地质图,是由丁文江率领地质调查队填绘的 1∶ 20 万地质图。还有王竹泉的 1∶ 10 万大青山全区地质图;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 ( 王曰伦,1∶ 40 万) ; 胶济铁路沿线地质图 ( 谭锡畴,1∶ 10 万) ; 浙江西部十一县地质图 ( 赵亚曾、刘季辰,1∶ 50 万) ,等等。

2. 全国地质总图绘制———1∶ 100 万与 1∶ 300 万地质图

编制大区域小比例尺地质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大比例尺地质图是绘制小比例尺地质图的基础。地质调查所始终把绘制 1∶ 100 万地质图作为主要的工作,并制订计划实施。

但由于地质资料缺乏、人员少、技术落后等各种原因,1∶ 100 万地质图的编制十分缓慢。1924 年谭锡畴主编完成了 《北京—济南幅地质图》; 1926 年王竹泉等编制完成了《太原—榆林幅地质图》; 1928 年李捷等编制完成了 《南京—开封幅地质图》。

为了加快制图进度,1936 年,专门成立了由翁文灏、黄汲清负责的中国地质图编撰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编制 1∶ 100 万小比例尺的地质图。因战争的爆发制图工作不得不中断。

1945 年春,地质调查所继续 1936 年制定的地质图绘制计划。利用长期积累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的资料,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先后有朱夏、王超翔、秦鼐、姚瑞开、陈梦熊、楚旭春、宫景光、曾鼎乾等人参加制图工作。

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质调查所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完成了 1∶ 100 万的区域地质图和 1∶ 300 万的中国地质总图的编绘,这不仅填补了国际地质学界的空白,而且为以后的研究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 1949 年以后大面积地质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 二) 矿产资源勘探

中国近代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矿产资源的调查,也是中国地质学者开始最早、投入最多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地质调查所在煤、铁、石油以及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重视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勘测。仅在 1916 ~1921 年,这 5 年间所发现的铁矿就有 1 万 t 之多。地质调查所对所有北方的重要煤田做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第一次对中国煤铁储量做出了比较可靠的估计。据统计,仅经地质调查所调查过的煤田就有 200 余处,其中新发现的有10 多处,1949 年以前全国开采的煤矿中,有 80% ~ 90% 都是经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调查勘定的。其中既有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翁文灏、谢家荣等人的矿产地质理论研究成果,更有对玉门油田及白云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特别是在 40 年代初期,地质调查所的学者通过对西北部进行的多次石油地质调查,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论。在铁矿资源调查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发现有六七处铁矿。地质调查所 1923 年印行的翁文灏的 《中国铁矿志》,反映了对中国铁矿生成年代和开采利用情况的综合性调查研究成果。所中先后 7 次编印了 《中国矿业纪要》,对江西的钨矿,湖南的锑、铅、锌和汞,贵州的汞、锑均有专题报告,详述了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储量、地理分布以及矿业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套详细系统的矿产资源分布资料。此外,在云南昆明、昆阳、呈贡等地发现丰富的磷矿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其意义不只是找到一个大型的磷矿床,而是为此后在其他地区沿着同样的地层层位———寒武系下部寻找磷矿,提供了一条线索。

( 三) 地层、古生物及古人类学研究

在地层研究方面,由于古生物学的发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确认,在生物地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划分和对比。1920 年叶良辅发表 《北京西山地质志》,建立了北京西山的地层系统; 1924 年刘季辰发表 《江苏地质志》与 《浙江西部之地质》,建立了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地层系统; 1931 年赵亚曾、黄汲清合著 《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建立了秦岭及大巴山的地层系统; 高平、徐克勤所著《江西西部地质志》,谭锡畴、李春昱所著 《四川西康地质志》,及叶连俊、关士聪的 《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多对该区的地层、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丁文江等人的重视,地质调查所从 20 世纪 20 年代即开始了古生物学研究。为了弥补古生物学研究的不足,1920 年地质调查所邀请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A. W. Grabau,1870 ~1946) 来华领导古生物及地层研究。丁文江请他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并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实践证明这种智力引进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仅加强了与西方学者的合作,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生物学者。古生物学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很快,尤其是杨钟健、孙云铸等人的脊椎与无脊椎古动物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并在短期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的研究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北京人”的研究 “划地成方,记石具数,搜罗鸿博,记载精详,其工作之精细,为世界所少见,故其记录之成绩,殆可为世人研究之模范。”

“北京人”的发现使 “现在国际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重要。”

( 四) 造山运动与大地构造理论

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都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完成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926 年,翁文灏先生分析研究了当时所知的中外地质学者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中他所创立的 “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纠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错误之处,“是对中国地质学的重大贡献,其影响是深远的”。燕山运动的发现是 20 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它使 “环太平洋构造”这个全球概念,获得了完整而现实的内涵。“燕山运动”一词为国际地质学界接受和认可,至今沿用。1929 年,丁文江在 《中国造山运动》一文中首次引进 “造山旋回”概念。1936 年章鸿钊提出震旦运动,并发表 《中生代晚期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力之探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的论文,把构造作用与地质动力联系起来。

黄汲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945 年发表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采用地槽 -地台说,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初步总结,提出多旋回构造理论,并编绘了一系列大地构造 - 古地理图。他的这一理论,在有关中国地质构造领域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 五) 土壤调查与研究

地质调查所自 1930 年开始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从事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并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在此之前, “就现代土壤科学来说,在我国不论是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专业人才都还是空白”。

所里从美国聘请了潘德顿 ( R. L. Pendleton) 和梭颇 ( J. Thorp) 等土壤学家来华协助土壤调查工作。先后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及江西等省展开展了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资源分布调查,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土壤季刊》、 《土壤专报》和 《土壤特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为中国早期的土壤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仅 《土壤专报》上就刊出了 2000 多个土系和 18 个土类的分类系统,同时还编制了土壤图上百幅、采集土壤标本上万个、撰写调查报告和论文上百篇。在此基础上,1935 年,梭颇编制了 1∶ 750 万的 《中国土壤概图》,1936 年他编写的 《中国土壤地理》 一书集中反映了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绩。对很多土壤科学问题,作了有创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且培养造就出中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六) 地震考察与研究

我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地质调查所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1920 年,翁文灏关于甘肃地震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将断层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开辟了地震地质研究的方向。在考察与研究地震的同时,还向社会普及地震知识,1929 年翁文灏出版了《地震》一书。该所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作为当时东亚唯一的地震观测机构,其成立之初就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四、地调所在地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声望,使它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地质人才,堪称是中国地质学界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人才是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与那些具体的科研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最杰出专家的绝大部分,还不断地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余三人均是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被当时中国学术界誉为地质学界 “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人,是地质调查所自己培养的学者,并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我们还可以从所中人员的社会任职和获得的学术荣誉上见到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

1949 年以前,中国地质学会 25 届会长中有 18 任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黄汲清、李春昱等。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质学领域有 6 人,其中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 4 人正在或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 49 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地质调查所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了基本的研究队伍。

五、结束语

中国早期较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基本上是由地质调查所完成的。地质调查所不但组织了几百次的地质考察、绘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地质图、出版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域地质专著和矿产资源的考察报告,还开拓了许多地质科学的基础工作。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着当时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水平。但在区调发展史上其工作仍是开创时期,为新中国的区调工作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地质学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人才培养、科学工作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不仅对地质学,对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很有意义。相信其区域地质调查历程,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学曾经经历的,对其他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 考 文 献

[1]李星学 . 难忘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 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82 ~183

[2] 李庆逵 .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工作回顾 . 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51 ~153

[3] 丁文江 . 我所知道的翁讠永霓 . 独立评论,97 号,1934

[4] 黄汲清 . 一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出版了 . 科学通报,1951,2 ( 5)

[5] 翁文灏序 . 中央地质调查所概况———二十五周年纪念,1941

[6]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记略 . 地质论评,1942,6 ( 1 ~3) : 87 ~98

[7] 翁文灏 . 抗战时期几种地质工作的商榷 . 地质论评,1940,5 ( 4) : 271 ~276

[8] 丁文江 .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 申报,1935 年 12 月 6 日

[9] 章鸿钊 . 中华地质调查私议 . 地学杂志,1912 ( 1,3,4)

[10] 章鸿钊 . 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

[11] 孙圭荣 . 地质科学史纲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2]《中国区域地质志》丛书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3] 程裕淇 . 中国区域地质概论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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