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浙江大学地质学系吴次芳

㈠ 作者生平年鉴及与所在科研组参加学术活动及主要论著目录

1932年生于广州，祖籍福建上杭。6岁就读于广东潮州大埔旅潮小学，1942年潮汕沦陷于日寇，逃难回福建上杭，就读于县中心小学，1944～1946年就读并毕业于上杭县立中学，1946年随母亲回广东潮州，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高中，1948年北上寻父。1948～1949年秋转学河北省立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地学系地质学组，1952年提前毕业分配于长春地质学院。在地质系普通地质学教研室任助教，师从张寿常教授学习并任构造地质学助教，1956年起开始讲授普通地质学，并晋升为讲师。1956年8月以进修教师身份被学院派往南京大学地质系师从苏联专家麦尔库洛夫及中国导师郭令智教授。1958年完成进修毕业论文《浙西于潜昌化上奥陶统复理石建造的发现》。

1959年，在导师郭令智教授的指导与鞭策推荐下，以个人进修毕业论文为基础，与关尹文、顾宝荣合作写成《皖南浙西上奥陶统复理石建造的发现》一文，发表于1959年《地质学报》。

1958年秋回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任教，讲授普通地质学及构造地质学。

1959～1963年在黄汲清院士指导下，协助崔盛芹教授主编东北三省与河北北部大地构造图(1∶50万)。

1964～1973年在长春地质学院任教，参加大庆油田乾安地区的教学科研实践。

1973年仍在长春地质学院任教，赴辽西朝阳地区“开门办学”，讲授“构造地质与地质力学”。

1974年7月调回广东、在广东地质学校任教改组组长，讲授古生物及地史学。

1976～1980年调佛山广东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参加1∶50万广东省地质力学编图(全国第52项重点项目地质力学编图广东分幅)，任主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981年响应教师归队号召，调入中山大学地质系，讲授普通地质学、区域构造学，与黄玉昆教授共同培养构造地质学(新构造学)硕士研究生。

1982年转为中山大学副教授。

1982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所刊》(3期，P179)发表《广东的北西向构造》。

1983年参加地矿部重点项目南岭项目子课题《南岭区域构造研究》，与广东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合作开展广东莲花山断裂构造研究，在广东首次系统研究韧性剪切带。

1984年上述南岭项目获地矿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本人进入受奖名单。同年，受地质出版社教材编辑室委托，由陈书田推荐担任外国教材引进翻译，主译《自然地质学》(上、下册)全书约60万字。

1985年晋升为中山大学地质学教授。任区域地质教研室主任、广东省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6年在《热带海洋》(2期，P3～11)发表《中国东南陆缘带及其邻近海域中生代晚期·新生代的裂陷作用》。

1986～1989年代表中山大学地质系参加国家重点项目第54项(油气勘探)三级课题(75-54-01-02-04)“江南古陆及邻区构造演化与古生代含油气盆地的研究”，任课题负责人。参加单位有中山大学、贵州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中国地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浙江大学。1989年在江西南昌召开了协调会议、会议上产生了编写总报告的写作班子，由本人担任课题总报告负责人，该报告于1990年3月下旬完成，并通过了评审鉴定。

1989～1992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云开大山区域构造研究”项目负责人。

1988～1993年参加任纪舜院士主持的IGCP321—《特提斯的演化与亚洲的增生》项目学术活动，先后赴苏联贝加尔、韩国、日本等国作地质考察。

1990～199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9070130)“雪峰古陆加里东期的构造性质和构造演化研究”项目负责人。

1991年与董树文合作在《中国区域地质》(3期，P262～271)发表《试论构造相，构造相系和构造相序列》。

1991年与研究生合作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所刊》14号发表《广东莲花山断裂带中新生代多期复合变形变质带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探讨》。

1991年与吴起俊，吉雄等合作在《Tectonophysics(构造物理)》(197卷，72－4期，P257－269)发表《Meso-cenzoic Tanhrogeny and diopersion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adjacent seas》。

1992年3月23～25日在大州中山大学主持南海及其邻区地体及特提斯演化会议，任纪舜院士、柳淮之教授、滕吉文研究员到会指导。

1992年赴日本京都参加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在高知县地质学会作学术报告。

同年任中山大学地学院学术委员在反学术腐败反剽窃中与保护主义者斗争。

1993年与马文璞合作发表《雪峰古陆(西南段)的构造演化与古生代油气盆地的叠加改造》一文，见:《江南-雪峰地区的层滑作用及多期复合构造》(地质出版社)，P148～181。

1993年丘元禧、陈焕疆主编出版《云开大山及其邻区地质构造论文集》(地质出版社)，共赴海南岛协助指导朱夏院士的博士生野外实习。

1994年在《安徽地质》(4卷，1-2期)发表《从梵净山飞来峰到兰田构造窗》。

1994年与研究生合作在《中国区域地质》(12期，P258～267)发表《中国东部及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性质的讨论》一文。

1996年丘元禧、李平鲁、染慧娴合作在《广东地质》(11卷，3期，P10～16)发表《南海北部及台湾海峡晚白垩世—新生代大陆边缘构造演化和构造性质》。

1996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担任T391地质观察路线领队带领法、日及非洲与会代表考察云开大山断裂变质作用，与彭少梅、张伯友等合著中、英文《云开变质地块地质特征与演化》(《Geological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the yunkai metamor-phic Block》)。

1997年应美国蒂芬诺教授邀请赴美盐湖参加美国地质学会年会，并在内布拉斯州林肯大学作学术讲演。

1997年在《Scientia Geologica Sinica》(3期)发表《Some Problems about Cathagsia》。

1998年在《地质力学学报》(4卷，1期，P1～12)发表《论构造复合》。

1999年与张渝昌、马文璞合作写成《雪峰山的构造性质与演化》专著，由国家科委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及中山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1999年邹和平、王建华、丘元禧完成《广东沿海区域构造专题研究报告》(未刊稿)。

2000年3月在《地质力学学报》(6卷，1期，P33～41)发表《论构造筛分》。

2000年5月在《中国区域地质》(19卷，2期，P175～180)发表《华南古特提斯东延问题的探讨》。

2001年3月在《地质力学学报》(7卷，1期，P1～8)发表《似新华夏式伸展盆海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演化的力学机制》。

2001年12月在《地质力学学报》(7卷，4期，P335～345)发表《中国及其西南邻区新生代NW向扭动构造体系的成生发展和形成机制》。

2002年3月在《地质力学学报》(8卷，1期，P1～14)发表《区域性南北向构造带和全球经向构造体系》。

2003年9月在《地质力学学报》(9卷，3期，P220～230)发表《特提斯构造带和星球级纬向构造体系》。

2003年在中山大学地球科学学系招10名在职研究生。

此外，2003年与上海地震局合作代表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新生代地质研究组与张珂教授一起合作开展浙北地区区域构造格架与活动断裂研究，完成研究报告(未刊稿)。

2005年起通过广东省妇联儿童部向粤北乐昌县捐资助学，每年捐助六名单亲子女上学。

2006年3月出版专著《地质力学与板块构造学———比较·联系·前瞻》(地质出版社)。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9年7月被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党委会组织部评为优秀党员。

2009年11月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授予“关爱母亲、温暖儿童”的爱心人士称号。

㈡ 浙江大学1983年大学毕业生查询网站

理论上学信网应该都有，但是很早之前的不是很全，可以具体咨询学校对应管理部门（本科生院、研究生院）或者档案馆

㈢ 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系所历史

浙江大学化学系前身可追溯到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几经演专变，求是书院1912年发展为浙江高属等学校，并于1915年创建化学系，1928年发展为浙江大学化学系；育英书院1897年创建化学科，1914年育英书院发展为之江大学，化学科于1920年发展为化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化学系与之江大学化学系合并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1958年发展成为杭州大学化学系；1958年浙江大学恢复化学系。1998年四校合并后，由浙江大学化学系与杭州大学化学系、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基础部化学教研室合并组建成新的浙江大学化学系。

㈣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㈤ 浙大和地大的地质学

1 你认为那个学校的地质学好呢？
2 本校的都选择考专业，不会选择数学回，外答校靠过来的都是数学比较好的。
3 保研是比例问题，还有学习绩点，控制比较严格。分保送外校和本校，外校一般是去中科院或者国外，很少去其他学校，针对地质学专业。保研比例大概是这样的：基地班70%，普通班10%，然后是通过考试的。

㈥ 浙江大学构造地质学硕士有哪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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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和工业的发展，使得石油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陆续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在地质学各基础学科稳步发展的同时，由于各分支学科的相互渗透，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与地质学的结合，新技术方法的采用，导致了一系列边缘学科的出现。
引用自网络

主干学科：
地质学
主要课程：
地质学、结晶矿物学、古生物学、地史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地球物理及勘探方法、地球化学、遥感技术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课程的实验和实习在课程内安排。野外地质的认识实习、区域地质测量实习和毕业实习等，一般安排6～12周。
学年：
4年
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
备注：
开设该专业的所有学校： - 华北地区(3所学校开设该专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 东北地区(1所学校开设该专业) 吉林大学 - 华东地区(5所学校开设该专业) 南京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同济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 中南地区(3所学校开设该专业) 中国地质大学 长江大学 中山大学 - 西南地区(1所学校开设该专业) 成都理工大学 - 西北地区(4所学校开设该专业) 兰州大学 西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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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地质学与同位素定年的相互约束

地质学与同位素定年的相互约束是建立造山带岩浆-构造事件时间序列的最佳途径。Davis et al. (2001) 采用这样的途径，建立了一个新的燕山造山带的构造变形年代学格架，是一个范例。我们基于这一途径，扩展到建立火成岩构造组合与岩浆-构造事件序列，有三点最为重要。

(1) 详细地野外观察构造变形 (褶曲和断裂) 与火成岩 (火山岩和侵入岩) 之间的相互交切—覆盖关系，在弄清楚地质体之间的相对时间序列的基础上，选取同位素定年样品 (Davis et al. ，2001) 。例如，按传统观点，火山岩层常常按岩性进行地层对比，本区以安山质为主的火山岩层均归于髫髻山组 (J2t) (例如: 河北省地矿局，1989) ，由此，十三陵与寿王坟盆地内的安山质火山岩层均归为髫髻山组。但是 Davis et al. (2001) 的研究提出，十三陵逆冲-推覆断层向 NNW 推覆在安山质火山岩层 (161. 1 ± 1. 9 Ma) 之上，位于该断层东边的同属于向 NNW 推覆的兴隆逆冲-推覆断层却被安山质火山岩(147. 6 ±1. 6 Ma) 不整合覆盖，因此，①十三陵-兴隆逆冲-推覆构造变形事件发生于 161Ma 之后，148 Ma 之前; ②原先归于髫髻山组安山质火山岩层应分属于二个地层单位，十三陵和寿王坟盆地内的安山质火山岩层应分别归于髫髻山组 (J2t) 和张家口组 J3zh) ，因此，只按岩性对陆相火山岩层进行地层对比是不可取的。另外，我们的野外观察表明，十三陵-兴隆逆冲推覆断层可由它们中间的长园杂岩体南侧的向 NNE 推覆的逆冲推覆断层连接起来，同时长轴呈 NEE 走向的同构造的长园闪长质片麻岩 (153 Ma、151 Ma) 位于十三陵-兴隆逆冲断层 (中段) 的下盘，它进一步支持了上述①的结论。

(2) 收集大量新的同位素定年数据，一大批老的同位素定年数据已被淘汰 (Davis et al. ，2001) 。近年来，同位素定年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精度大大提高，不同同位素系统封闭温度不同，使不同系统的同位素年龄的确切地质含义进一步明确。例如，石城闪长质片麻岩和棋盘岩辉长岩老的的锆石U-Pb年龄分别为137.9Ma(1984测定)和(184.6±3.9)Ma(1987年测定)(鲍亦冈等，2001);新的锆石U-Pb年龄则分别为(155.8±1.5)Ma(SHRIMP)、(159±2)Ma(颗粒锆石)和(132.9±0.66)Ma(SHRIMP)。云蒙山花岗质片麻岩Bi的K-Ar年龄114～119Ma(1962和1985测定)，鲍亦冈等(2001)取为岩体形成年龄;但是，新的锆石U-Pb年龄为(144.7±2.7)Ma(SHRIMP)、(143±3)Ma和(142±2)Ma(颗粒锆石)。因此，结合地质学观察，Davis et al.(2001)和本次研究认为，云蒙山岩体形成于142～145Ma(J₃)，114～119Ma(K²₁)为与变质核杂岩机制导致的岩体隆升后的冷却年龄。我们收集了研究区近年来发表的新的年龄数据，锆石SHRIMPU-Pb年龄27个(其中15个为本书提供)，单颗粒锆石U-Pb年龄27个，⁴⁰Ar-³⁹Ar年龄41个，K-Ar年龄10个，和Rb-Sr年龄1个。测年结果显示锆石SHRIMP和单颗粒锆石U-Pb年龄有好的一致性，表明这2种新技术提供的锆石U-Pb年龄可为侵入岩的形成提供比较可靠的年代学依据(邓晋福，2003)。

(3)一个侵入杂岩体中分解出多个侵入体，及其后的岩石构造组合的归并极为重要，是建立岩浆-构造事件序列的必需。例如，昌平薛家石梁侵入杂岩体包含5个侵入体(或单元)，鲍亦冈等(2001)采用单元一超单元的理论和方法，基于老的年龄数据和岩性对比，把它们归入4个超单元，上庄辉长岩与棋盘岩辉长岩(老的锆石U-Pb年龄184.6±3.9Ma)对比，归入J₁s(195～176Ma)四干顶超单元，薛家石梁闪长岩(老的黑云母K-Ar年龄159.8Ma)和湖门正长岩归入J₃x(160～150Ma)薛家石梁超单元，黑山寨二长岩(老的黑云母K-Ar年龄137.5Ma)归入J₃F(150～140Ma)分水岭超单元，黑熊山花岗岩(老的黑云母K-Ar年龄120.9Ma)归入K₁SQ(120～87Ma)四桥子超单元。从2001年开始到2003年，我们对薛家石梁杂岩体进行过5次野外地质调查，发现侵入体之间无冷凝边，岩浆混合作用的野外标记广泛发育，野外产状表明它们是呈现好的密度制约的带状岩浆杂岩体，上庄辉长岩在下，往上依次变为薛家梁闪长岩，黑山寨二长岩，湖门正长岩，顶部则为黑熊山花岗岩。各侵入体的新的年龄为129～124Ma，显然应归入同一个K¹₁的侵入岩构造组合。并且，从辉长岩(128Ma)→闪长岩(127Ma)→二长岩(125Ma)→正长岩(124.2Ma)→花岗岩(123.7Ma)，锆石的结晶年龄依次减小，它与带状岩浆房双扩散对流理论和实验模型(Huppert at al.，1984)指出的完全一致，即下部的辉长岩岩浆先结晶，顶部的花岗岩岩浆结晶最晚，这是因为，①基性岩浆与围岩的温度差最大，最早结晶;②下部的基性岩浆结晶时会放出大量热量，使上部酸性岩浆较长时间内保持在高于液相线的温度，使之晚结晶。侵入杂岩体的另一种类型是云蒙山杂岩体，主体由花岗质片麻岩构成，其北东边缘为石城闪长质片麻岩。野外见到前者呈脉状贯入后者之中，鲍亦冈等(2001)根据老的年龄数据(花岗质片麻岩124～119Ma，闪长质片麻岩，137.9Ma)把它们均归K₁D(139～125Ma)碓臼峪超单元。根据新的年龄数据，我们把石城闪长质片麻岩归入J₂岩石构造组合，而云蒙山花岗质片麻岩归入J₃岩石构造组合。

由上可以看出，野外地质观察和新的同位素定年数据的相互约束是建立地质事件序列的最佳途径。

㈨ 浙江大学地质学怎么样

浙江大学是名校，应该不错吧。不过地质专业还是中国地质大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