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电话
Ⅰ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和北京地质博物馆是一个地方吗地址分别是谢谢！
不是。
北京地质博物馆：北京市西城区西四羊肉胡同15号。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内。
Ⅱ 李四光是蒙古人吗
中国地质大学门口，有个李四光铜塑，写的很清楚，蒙古族
Ⅲ 李四光的资料
简介李四光（-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也有一说是1889年11月18日）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编辑本段]“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编辑本段]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编辑本段]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李四光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预测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说过：“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文中用了一连串的“要注意”，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编辑本段]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编辑本段]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编辑本段]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编辑本段]相关故事
三年级课文：小时候，他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次他都受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一听到小伙伴的脚步声，他就悄悄围着大石头躲闪。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他。时间长了，他对这块大石头发生了兴趣：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
李四光跑去问老师，老师想了想，说：“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
“是谁把它放在哪儿的呢？”
“听说天上常常掉下来陨石，也许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这么重的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力量一定非常大。它应该把草地砸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可它为什么没卧进土里去呢？”
“这我可说不上来了。”
李四光又跑去问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
这块突兀的大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的四周都是平整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呢？这个李四光问题李四光想了许多年。直到他长大以后到英国学习了地质学，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
后来，李四光回到家乡，专门考察了这块大石头。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块大石头是从遥远的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他发现在长江流域有大量第四冰川活动的遗迹。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李四光鲜为人知的一面
李四光的家乡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他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
Ⅳ 北京市、区文物局及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所属51个博物馆具体是哪些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北海后门西
文天祥祠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北京市东城区校尉胡同5号中央美术学院内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
中国医史博物馆 北京市东直门内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内
中国美术馆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
中国革命博物馆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
中国博物馆学会 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
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心
北京古观象台 北京市东裱褙胡同2号
北京博物馆学会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蜡像馆 北京市地坛公园斋宫内
当代美术馆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茅盾故居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13号
国际友谊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柏林寺内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
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景山前街4号
皇史宬 北京市南池子大街136号
钟鼓楼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钟楼湾临字9号
智化寺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5号
雍和宫 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12号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 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南大街126号北京自然博物
北京正阳门管理处 北京市前门大街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南大街126号
北京城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东便门立交桥北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市宛平城内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南
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花园南里甲15号
卢沟桥史料陈列馆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
宋庆龄故居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中国工艺美术馆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01号
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市西四羊肉胡同15号
北京天文馆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38号
北京动物园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37号
白云观 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外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9号
郭守敬纪念馆 北京市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
郭沫若故居 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
恭王府管理处 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甲14号
徐悲鸿纪念馆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
梅兰芳纪念馆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
德胜门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西城区北二环中路
鲁迅博物馆 北京市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
中国钱币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大厦内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北京市复兴门外复兴路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史馆 北京市红山口甲3号（国防大学院内）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27号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市西三环路12号
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54号
中国科学技术馆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1号
中国航空学会北京航空馆 北京市海定区学院路37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
北京大学地质陈列馆 北京市北京大学内
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31号
北京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万寿寺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白石桥五塔寺村24号
北京植物园（北园） 北京市西北郊卧佛寺路
北京植物园（南园） 北京市西郊香山南路
团城演武厅 北京市香山南路红旗村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室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东万安里1号
炎黄艺术馆 北京市亚运村慧忠路9号
曹雪芹纪念馆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正白旗39号
圆明园展览馆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
北京市门头沟区博物馆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西峰寺
中国邮票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门东大街2号
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7号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东经路21号先农坛内
陶然亭慈悲庵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公园内
中国农业博物馆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6号
中国体育博物馆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定路甲3号（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北京中医学院中药博物馆 北京市和平街北口11号
北京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中国第四纪冰川陈列馆 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28号
北京市法海寺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
北京猿人展览馆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乡
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水头村
中国航空博物馆 北京市昌平县小汤山镇
人民装甲兵陈列馆 北京市昌平县阳坊
长陵 北京市昌平县
定陵博物馆 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特区
昌平县博物馆 北京市昌平县城区镇南环路
昭陵 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特区
詹天佑纪念馆 北京市八达岭特区
密云县博物馆 北京市密云县郊野公园甲区
通州博物馆 北京市通县西大街9号
山戎墓葬陈列馆 北京市延庆县靳家堡乡玉皇庙
洞沟古崖居 北京市延庆县张山营镇
北京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焦庄户村
上宅文化陈列馆 北京市平谷县金海湖旅游区内
中国古动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42号
北京航天博物馆 北京市丰台南大红门1号9200信箱4分箱
中国长城博物馆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特区
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北二环中路德胜门
北京西郊燕都遗址博物馆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办事处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里仁街邮局7431信箱
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内
中国印刷博物馆 北京市大兴县黄村镇兴华北路25号北京印刷学
海军航空兵器馆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5号—111号海航司令部装
北京红楼文化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南菜园街大观园
大觉寺 北京市海淀区西山
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 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园路2号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琉璃厂西街53号
古陶文明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南菜园西街12号
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豆瓣胡同25号
中国蜜蜂博物馆 北京市植物园内（卧佛寺西侧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邮政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小报房胡同7号
北京国际药膳博物馆 北京市昌平县小汤山镇北京小汤山医院内
吴运铎纪念馆 北京市前门西大街3号楼二层（办事处）
平西人民抗日战争烈士纪念馆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管理处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馆 北京市延庆县龙庆峡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 北京市门头沟斋堂镇马栏村
十三陵水库展览馆 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水库
香山双清别墅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公园内
天坛公园祭天乐舞馆 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内大街天坛公园祈年殿东
快雪堂书法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北海公园北岸
北京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12条61号
北京西瓜博物馆 北京市大兴县黄村镇文化馆内
老甲艺术馆 北京市昌平县霍营乡
Ⅳ 谁知道北京的博物馆都有哪些
名 称 地 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北海后门西
文天祥祠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 北京市东城区校尉胡同5号中央美术学院内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
中国医史博物馆 北京市东直门内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内
中国美术馆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
中国革命博物馆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
中国博物馆学会 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
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中心
北京古观象台 北京市东裱褙胡同2号
北京博物馆学会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蜡像馆 北京市地坛公园斋宫内
当代美术馆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茅盾故居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13号
国际友谊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柏林寺内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
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景山前街4号
皇史宬 北京市南池子大街136号
钟鼓楼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钟楼湾临字9号
智化寺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5号
雍和宫 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12号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 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南大街126号北京自然博物
北京正阳门管理处 北京市前门大街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南大街126号
北京城东南角楼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东便门立交桥北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市宛平城内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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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故居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中国工艺美术馆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01号
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市西四羊肉胡同15号
北京天文馆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38号
北京动物园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37号
白云观 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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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9号
郭守敬纪念馆 北京市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
郭沫若故居 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
恭王府管理处 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甲14号
徐悲鸿纪念馆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
梅兰芳纪念馆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
德胜门文物保管所 北京市西城区北二环中路
鲁迅博物馆 北京市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
中国钱币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大厦内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北京市复兴门外复兴路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史馆 北京市红山口甲3号（国防大学院内）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27号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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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学会北京航空馆 北京市海定区学院路37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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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东经路21号先农坛内
陶然亭慈悲庵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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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博物馆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定路甲3号（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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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陵 北京市昌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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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县博物馆 北京市昌平县城区镇南环路
昭陵 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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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博物馆 北京市丰台南大红门1号9200信箱4分箱
中国长城博物馆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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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12条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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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甲艺术馆 北京市昌平县霍营乡
Ⅵ 求一个小小滴资料哦!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Ⅶ 2015北大中学生学科夏令营发营员证书吗
地质学科是一门经典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学科。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成立于1909年，是我国第一个理科地质系。这里名师云集、人才辈出，毕业生中有五十多位当选两院院士，一代宗师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等都曾在此长期任教。这里堪称是中国地质科学、教育事业的摇篮。
为了增进广大中学生对地质学科的了解，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定于2015年7月20日至27日举办第六届“相约北大 走进地学”全国优秀中学生地学夏令营活动。该活动将充分展示地质学的魅力，开阔学生视野，弘扬地质精神，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地质学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届夏令营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主办。由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讲授相关地学知识；并指导野外地质考察和博物馆参观；营员将和专家一起走进大自然、了解地球历史的变化规律，认识地质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培养独立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夏令营期间，将通过综合评价，择优确定部分夏令营成绩突出者为优秀营员。
一、招生对象
参加夏令营学生需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品学兼优，对地质学或相关学科有兴趣并有一定的了解，有志于报考北京大学地质学类专业（地质学专业、地球化学专业）的高二理科学生；
2.身体健康、无色盲，并且有较强生活自理能力；
3.营员总数：不超过90名。
二、报名方法
夏令营实行网上报名，请登录北京大学本科招生网上报名平台，按网上要求注册、填写各项申请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打印、盖章并扫描上传《北京大学2015年全国中学生地学夏令营申请表》。
网上报名时间：2015年6月25日-2015年7月2日。
三、选拔流程
学生申请材料由专家进行审核，合格者获得营员资格，可于2015年7月中旬在网上报名平台查询结果，获得资格的学生缴费后，可从报名系统打印《报到通知书》。
四、夏令营安排
活动内容：考察山海关、兴城等野外地质剖面和地质公园，参观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参加地质学讲座，结业考试等。
活动地点：北京大学校园、山海关、兴城、地质博物馆、北京石花洞等。
注：夏令营费用3800元/人，包括夏令营期间保险、门票、食宿、交通费用等，不包含往返路费及主办方安排活动之外的费用。获得夏令营营员资格的学生通过网上报名平台缴费。
1.为方便管理，保障安全，夏令营期间营员的食宿、交通、参观、游览等活动由主办方统一安排。
2.主办方将免费提供统一制作的营服、营帽、营旗等，活动期间营员必须按要求着装和佩带胸牌。
3.营员在活动过程中将住宿于相当于三星级宾馆（2-3人一间，有空调、卫生、热水洗浴等设施，24小时生活有老师值班），具体营地由主办方统一安排。
4.主办方恕不安排营员抵达/离开的接送，敬请谅解。
具体日程安排以报到时所发日程表为准。
Ⅷ 旅游清华，北大怎么预约
在清华大学官网的校园参观团队预约系统和在北京大学官网预约预约即可。
步骤如下：
1、点击打开北京大学官网（参观北大）
(8)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电话扩展阅读：
北京大学预约须知
1、北京大学为重要的教学科研单位，非旅游景点，不向任何机构和个人收取参观费用。
2、年满10周岁以上可独立预约。年满16周岁以上每人最多可为2位同行人员预约。同行者须与预约者一同入校。未满10周岁的儿童不可作为主预约人，仅能作为同行人员，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为主预约人预约并陪同方可入校参观。
3、每个参观日开放时间分为两个进校时段：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请选择其中一个时段预约。公平起见，每个手机号、身份证号，每年度内只可成功预约入校一次。请保持手机通讯畅通以便接收验证码等信息。行程变化请先取消预约后重新申请。
4、预约成功请携带身份证（无身份证儿童请携带户口本）以便核对信息入校。请配合门卫进行安全检查。
5、名额转让无效。预约未成功请勿来校。试图采用非法途径入校后果自负。参观团体请勿在此预约，否则参观将被阻止。
Ⅸ 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简介
北京“古生物博物馆”
提示：没有“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称
“古生物博物馆”涉及：
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http://www.ivpp.ac.cn/
2·北京自然博物馆
http://www.bmnh.org.cn/
3·中国地质博物馆
http://www.gmc.org.cn/
4·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
http://museum.pku.e.cn/index.asp
5·北京世界公园内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http://www.beijingworldpark.cn/
Ⅹ 新的一页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59年10月，地质博物馆新馆开馆前夕，全馆工作人员在馆大门前的合影（前排左六为馆长高振西）
1949～2000
一、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新生
中国地质博物馆
高振西（1907～1991），字化白，河南荥阳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1949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他是新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0～1991年，相继任地质博物馆馆长、总工程师、名誉馆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8～1988年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为包括地质博物馆事业在内的中国地质工作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并在其下设立了由高振西先生负责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工作领导机构。该机构下辖南京地质陈列馆和北京地质陈列馆。当时因该机构设在南京地质陈列馆，故曾以南京馆为总馆，北京馆为分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撤销，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划归地质部领导。1953年1月，地质部决定将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由南京迁到北京，暂由地质部资料司代管，同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任命高振西为全国地质陈列馆馆长。北京馆遂成为总馆，南京馆成为分馆。为了充实北京馆的馆藏，是年3月地质部又决定发动各野外地质队和地质院校为该馆采集标本，掀起“十万标本进北京”的活动。至1955年南京地质陈列馆下放江苏省地质局，全国地质陈列馆与北京馆融为一体，北京地质陈列馆名称不再存在。为了加强全国地质陈列馆的工作，同年地质部将原由部教育司领导的地质标本组（工厂）划归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其人员和标本与原北京地质陈列馆的馆藏一起成为筹建全国地质陈列馆新馆的基础。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59年8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地质博物馆检查工作时，查看陈列室
1959年10月，地质博物馆新馆开馆时的一层前厅
1956年，地质部部务会议决定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新建1万平方米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大楼，并将兵马司9号院拨给全国地质陈列馆作为新馆筹建工作之用；同时由南京地质陈列馆抽调部分业务骨干来京参加新馆筹建工作。1957年12月，地质部部务会议决定，全国地质陈列馆由部直接领导，委托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管理其日常工作。是年冬，新馆大楼动工。1958年9月新馆大楼落成，全国地质陈列馆正式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同月，地质部聘请以副部长许杰为首的52位地质学家，组成地质博物馆委员会。随后，地质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由兵马司9号迁入新馆，开始按总体设计方案布展。至1959年9月全部完成新馆大楼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中国地质工作发展史室、矿产资源室、岩石室、矿物室、动力地质室、国际友谊室、7个地层古生物室、黑色金属矿床室、有色金属矿床室、稀有金属矿床室、非金属矿床室、物理探矿室、探矿工程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室、6个区域地质室）的布展工作，共计展出面积4500平方米，展出标本17039件。1959年10月，地质部地质博物馆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向观众开放，接待了大批国内观众及许多国外代表团和外国驻华使馆人员，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58～1961年举办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中的地质资源馆及其展厅的部分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58～1961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中的地质资源馆展厅内景
1960年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划归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由冯志爽兼任馆长，高振西改任总工程师。次年，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中央工交各部于1958年举办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撤销，其中由地质部筹办的地质资源馆的人员和标本由地质部地质博物馆接收，使博物馆的人员和收藏再次得以充实。
由此至1966年期间，为了使陈列不断完善，地质博物馆主要按照“以配合形势和中心任务及地质矿产工作的重点为主，兼顾展品的科学分类”的原则，致力于陈列的调整。1961～1964年，撤销了国际友谊室，改扩建了矿产资源室，增设了矿床成因室、稀有分散元素矿产室、石油地质室、金伯利岩室和铬矿室。1965～1966年又对全馆陈列布局进行了大调整，将二层全部改为地层古生物陈列。而将岩石、矿物和与矿床有关的陈列（矿床成因、黑色金属矿床、有色金属矿床、特种非金属矿床、非金属矿床）全部集中在三层。在此期间，胡承志从1964年开始参加在山东诸城发现的巨型山东龙骨架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该成果为地质博物馆增添了一件曾轰动一时的“镇馆之宝”，在后来的外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中的曲折
巨型山东龙野外挖掘现场
巨型山东龙头骨化石
1966年正当地质博物馆的建设方兴未艾、各方面工作有待深入发展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地质博物馆随即闭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后又将标本全部装箱封存，除留少数几名人员留守外，其余人员全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直至1972年才着手恢复工作。其间，上级主管部门曾在地质博物馆设立地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简称“双革”）展览办公室，承办各种临时展览。1972年地质博物馆恢复工作后，大部分人员陆续从“五七干校”调回，同时又从地质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等单位调入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加强馆的建设。1973年，“双革”展览办公室撤销后，部分人员也留馆工作。自此，举办和承办各种临时展览成为地质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队伍和
技术力量的加强，展览工作方法和展览技术手段的引入，促进了地质博物馆业务的拓展，在地质博物馆的恢复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地质博物馆恢复工作后，从1973年开始，本着“成熟一个调整一个，完成一个开放一个”的原则，着手基本陈列的调整和恢复。按新的陈列布局，一层仍为矿产资源陈列，但对陈列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和充实，改称矿产资源馆；将原占整个二层的地层古生物陈列精简一半，改称地层古生物馆：利用二层另一半增设地质现象馆；三层仍为矿物、岩石和矿床陈列；将四层留作临时展览场地。
矿产资源馆的恢复工作1973年上半年即完成，7月1日重新开放。地质现象馆和地层古生物馆的陈列布置工作1974年完成，1975年1月重新开放。
1996年改造前的古生物室
就在地质现象馆开放后不久，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大地震，地震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由于地质现象馆中除系统介绍了内动力地质现象和外动力地质现象外，还专门介绍了地震地质方面的知识.一时间观众如潮，应接不暇，出现了地质博物馆有史以来少有的火爆场面。地质博物馆后又根据观众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及时举办了“地震展览”，并参与编写了《地震问答》一书，对普及地震知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既给了全馆职工很大的鼓舞，也促使全馆上下重新思考、认真探讨地质博物馆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以及陈列工作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这场讨论虽未取得明确的结论，但地质博物馆应面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的问题已开始引起全馆上下的注意，为后来基本陈列的改造、业务范围的拓展和办馆方向的调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继续准备恢复三层的矿物、岩石和矿床陈列的同时，1975年地质博物馆还举办了7个专题展览，在12个省区的44个点进行了巡回展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6年，正当准备着手矿物岩石馆和矿床馆的陈列布置之际，不料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使地质博物馆大楼受到重创，不得不再次闭馆。陈列工作不得不待大楼修复后重头再来。
三、基本陈列的逐步改造与科普工作的不断加强
1976年10月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地质博物馆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馆职工随即全力投入大楼加固、修复和重建基本陈列的各项工作。
1977年，根据大楼抗震强度检测的结果和抗震加固设计单位的要求，为了减轻大楼建筑荷载，全馆上下齐动员，自己动手将楼内全部粘土空心砖隔墙拆除。然后由施工单位按设计对大楼进行了局部抗震加固和修复。通过此次修缮，大楼一至四层由原来的小开间陈列室，改造成无隔墙的通畅展厅，除一层分为前厅、南厅和北厅外，二至四层各层均分为南厅和北厅。大楼内部建筑格局的改变，为陈列布局的调整和陈列形式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经过反复研讨，明确了重建基本陈列的指导思想：在总体布局上，将基本陈列划分为矿产资源室、地球史室、地层古生物室、矿物岩石室、中国矿床室、技术方法室6个陈列室，并在四层预留一个临时展厅。
在陈列内容的编排上，既要考虑科学分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也要考虑观众的兴趣和需求，注意处理好普及与提高、专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根据陈列内容的特点和参观对象的不同，有的陈列室侧重于专业队伍，有的陈列室侧重一般观众。
在陈列形式上，要逐步更换原有形制单调的陈列柜和整齐划一的陈列方式，酌情采用有利于布展和观众参观的大展柜和大橱窗，并按陈列内容的需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制作适量的灯光布景箱、电动模型和其他辅助展品，提高陈列的观赏性。
在陈列设计和施工的组织实施上，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除地层古生物室、矿物岩石室、中国矿床室、技术方法室4个陈列室的恢复仍由本馆设计施工外，矿产资源室和地球史室2个陈列室邀请北京市美术公司参与设计和施工，进行陈列形式改造的尝试。
1978年由北京市美术公司参与设计改造的地球史室
1978年由北京市美术公司参与设计改造的矿产资源室
1978年，各陈列室的设计、施工陆续启动。1979年相继完成后，于是年秋开始预展。同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名称的恢复，地质博物馆亦恢复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名称。次年地质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此时地质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尽管在形式上呈现出新老并存，在内容的编排上也呈现出侧重专业性和侧重普及性并存的局面，但由于北京市美术公司加盟改造的矿产资源室和地球史室在陈列形式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使这两个陈列室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仍然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博物馆界同行们的欢迎。
1985年的宝玉石室
与此同时，地质博物馆在陈列工作不断转型和改造过程中，科普工作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
1980年，地质博物馆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并当选为该协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同年，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委员会正式成立，挂靠地质博物馆。
1981年，由地质博物馆和地质科普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地球》杂志创刊。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地质博物馆和地质科普委员会开始联合举办每年一次的“六一科普活动周”和全国青少年地学夏令营，并以多种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1982年，地质博物馆又作为团体会员单位当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宝石热”。地质博物馆又不失时机地凭藉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宝石科研、宝石展览、宝石出版物的编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于1985年将基本陈列中的技术方法室撤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宝石陈列室，对普及宝石知识、推动中国宝石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宝石界和消费者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6年，除地矿部地质博物馆外，全国已有各种类型的地学博物馆70余所。为了进一步推动地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地矿部地质博物馆与新疆地质矿产陈列馆、湖南地质博物馆、南京地质陈列馆、武汉地质学院地质博物馆一起，倡议成立了隶属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地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经中国博物馆学会与地矿部商定，该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地矿部地质博物馆（同年即更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
巨型山东龙，1988年7月～9月在日本岐阜县日本中部未来博览会展出
应日本邀请，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巨型山东龙”的完整骨架化石于1988年7月在日本岐阜县日本中部未来博览会设专馆展出。从7月8日～9月18日两个多月的展出期间，共接待观众达150万人次。因场次所限，还有近100万人要求参观而未能如愿，据日方所做的观众抽样调查，“山东龙馆”被认为是该博览会20个分馆中的最佳印象馆，展出效果大大超过中日双方的预料。该博览会也因此成为日本各地同期举办的七大博览会中观众人数大大超过预计人数的惟博览会。有鉴于此，日方决定在岐阜县“山东龙”展出地建立座与“山东龙”等大的永久性青铜艺术雕塑以资纪念。1990年7月，该雕塑落成，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象征。
1986年，地质部地质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次年对矿物岩石室的陈列内容和陈列形式进行了充实和更新改造。稳定开放几年后，1992年根据参观的情况和观众的意见，对基本陈列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撤销了资料陈日、观众不多的中国矿床陈列室，压缩了仍保持老陈列形式的古生物室的陈列面积，并将宝玉石陈列室从四层迁至二层，腾出四层供临时展览等活动使用。至此，由矿产资源室、地球史室、古生物室、宝玉石室、矿物岩石室5个陈列室组成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基本陈列的总格局基本形成。
工作范围的拓展，科普工作的加强，普及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观众人数日益增多，观众面逐步广及青少年学生、教师、学生家长、地学界人士.国内外旅游者，以及宝玉石和观赏石爱好者，影响日益扩大。1992年，中国地质博物馆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的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后又多次荣获“先进教育基地”称号。
为迎接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召开，1995年启动大楼修缮和陈列改造工程；同时地矿部以地质博物馆为试点，首次在全国地质系统公开招聘馆长最终聘任季强为代馆长，程利伟为第一副馆长。经过全馆职工的共同努力，不仅实现了馆领导班子的平稳更替，而且按时完成了大楼修缮和陈列改造的各项工作。将宝玉石陈列由二层迁至三层重建为宝玉石厅，恢复二层古生物陈列原有面积，重新编排陈列内容，彻底改造陈列形式，更名为古生物厅；矿产资源室、地球史室、矿物岩石室虽位置不变，但都进行了必要的充实、调整和修缮，并相应更名为地质资源厅、地球史厅、矿物岩石厅。至此，中国地质博物馆基本陈列各展厅陈列形式的改造全部完成，1996年8月重新开馆，以新的面貌迎接了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各国代表和国内外观众。
1996年改造后的古生物厅
1987年改造后的矿物岩石室
1996年改造后的宝玉石厅一角
1996年10月13日，季强、姬书安在《中国地质》上联名发表文章命名“中华龙鸟”。从此中国地质博物馆对鸟类起源的研究成果逐步成为国内外科学界关注的热点。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中国地质博物馆成为国土资源部直属事业单位。为适应新的工作需要，遂将基本陈列中的地质资源厅撤销，于1999年新建了包含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三方面内容的国土资源厅。
1999年11月，中国地质博物馆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1999年新建的国土资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