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质局
㈠ 南京民国建筑 都是什么样的组织，建设的 有没有介绍这方面的书谢谢
南京民国时期的建筑师
民国时期，一批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建筑师云集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形成了我国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他们既受到欧风美雨的沐浴，又经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建筑设计中，他们以现代的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成功地将中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设计出形式多样、富有震撼力的杰作。
南京的民国建筑除了极少数为外国建筑师设计外，大多数是我国建筑师自行独立设计。这与外国建筑师统治上海建筑市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建筑师中代表人物有吕彦直、杨廷宝、童寯、刘敦桢、赵深、陈植、陆谦受、范文照、过养默、赵志游、梁衍、徐敬直、刘福泰、卢树森、李锦沛、董大酉等。
吕彦直（1894-1929），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曾留学美国，后与其老师墨菲共同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舍。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奠定了他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杨廷宝（1901-1982），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 曾留学美国，1927年回国，加入关颂声、朱彬等人创立的基泰工程司。他一生主持、参加、指导设计过100多项建筑工程，其中在南京设计的民国建筑就占，30项左右。例如中央大学（大门、图书馆、牙科医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谭延闿墓、音乐台、大华大戏院、金陵大学图书馆、公教新村、北极阁宋子文公馆等。
童寯（1900-1983），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曾留学美国，1930年回国，1932-1952年在上海与建筑师赵深、陈植共同组成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童寯参加设计的工程约100项，其中在南京设计的民国建筑有外交部、首都饭店、金城银行别墅（后来的马歇尔公馆、国际安全区总部）、首都电厂、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美军顾问团公寓（又称AB大楼）、公路总局办公楼（后来的孔祥熙公馆）等。
刘敦桢（1897-1968），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1913年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刘敦桢在南京设计的民国建筑代表作有中山陵内的光化亭、仰止亭等。
赵深（1898-1978），中国现代建筑师。曾留学美国，1927年回国，1928-1930年在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任建筑师，后创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和参加设计的民国建筑有南京铁道部办公楼、励志社、外交部大楼、福昌饭店、行政院大楼、铁道部购料委员会办公楼等。
奚福泉（1902-1983），中国现代建筑师。早年留学欧洲，他在南京设计的作品有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馆、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等。
关于介绍南京民国建筑及建筑师的书有
《南京民国建筑的故事》（叶皓）
作者： 叶皓 编
丛 书 名：
出 版 社： 南京出版社
ISBN：9787807185666
出版时间：2010-01-01
”民国时期南京建筑师的执业状况“-《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05期
㈡ 从馆藏地质资料看我国早期的地质工作发展变化
李 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 笔者对全国地质资料馆馆藏新中国成立前编著的 8000 余种地质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整理，发现这些资料概略勾画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地质工作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我们的地质前辈在工作环境恶劣、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艰难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及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矿产勘查、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地质资料 新中国成立前 地质工作 成果
0 引言
辛亥革命前，一些西方人士随商务考察团对我国进行地质考察、调查。另外，日本人为掠夺中国自然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勘测、开矿、修铁路、办工厂[1]。辛亥革命后，我国组建了自己的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组建了地质勘查队伍，在我国疆土上开展了基础地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地震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调查工作，积累了一批地质资料。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地质工作可分为：①地质机构组建前外国人在我国的地质调查，由于日本对我国是侵略行为，所以在本文中单列小题论述。②我国组建地质机构后的地质机构进行的地质工作。
1 外国人在我国的地质调查活动
1.1 西方国家在我国进行的地质调查活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地质人员，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地质矿产调查部门或机构，没有自己的勘查队伍，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基本都是外国人做的。
自 1829 年至 1911 年间，先后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考察的外国人主要有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印度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瑞典人、瑞士人（表 1）。
1911 年前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简表 1[1]
续表
续表
1.2 日本侵华时期的地质工作
1905 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设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开始了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所谓资源调查。他们组织帝国大学的小川琢治等人对抚顺等地的煤田进行了调查。馆藏 3800 余种日文资料中，有编制单位的日文资料约 126 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洲铁道株式、满铁建立中央试验所、国防资源调查部等调查机构。馆藏 3800 余种日文资料，主要有区域地质调查资料、矿产地质资料、水文地质资料、工程地质资料、环境地质资料、物探地质勘查资料、综合性地质资料等。
1.2.1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馆藏日本在侵华期间形成的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主要为：1/40 万、1/15 万、1/10 万、1/5 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及山西大同煤田北部地区，如东北地区的区域地质调查资料（日文）：1/40 万奉天图幅地质说明书、1/40 万吉林图幅地质说明书、热河十万分之一地图三沟区及六沟区内矿产地调查报告、辽西省 1/10 万地图及矿产地调查报告。山西大同煤田北部的区域地质调查资料（日文）：山西大同北部煤田白洞村地质图幅说明书、山西大同北部煤田—裕丰炭矿地质图说明书、山西大同北部煤田—永定庄地质图幅说明书、山西大同北部煤田—常流水地质图幅说明书等 12 幅资料。
1.2.2 矿产地质勘查调查资料
日本在侵华期间，日本人对我国的金属、非金属、能源等矿产资源进行了调查、勘查或开采。调查或开采的矿种有：铁矿、石墨、炭矿、石材、水泥原料、油母页岩、石灰岩、锰矿、金矿、石棉、云母、黑铅、磷灰石、石油、稀有元素、黄铁矿、萤石、铝土矿、石膏、活性白土、钨矿、铅矿、银矿、亚铅矿、绿柱石、锑矿、硅石、硝石、矾土页岩、天然卤水、铜矿、重晶石、石灰岩、白云岩、岩盐、菱镁矿、耐火黏土、钼矿、长石、汞矿、铜矿、红柱石、片麻岩、锡矿、金红石、电气石、金刚石、铀矿、镍矿、硅藻土等矿种。我国目前开采的一些矿山及发现的一些矿产地，就是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进行了地质工作或进行了掠夺性矿产资源开采基础上进行的。如鞍山一带的铁矿、营口—海城一带的菱镁矿、抚顺一带的油母页岩等。
1.2.3 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地质勘察
水文地质资料有区域水文、矿区水文、工业用水、城市供水等，馆藏资料如：《北京市及其周边的地下水》1576 号资料、《山东张店附近工业用水调查报告书》1544 号资料、《海河水质调查报告书》1594 号资料、《辽宁四平街附近新世代堆积层和地下水》3792 号、《北支炭矿坑内出水调查报告第一报》3853 号、2094 号资料等。
工程地质资料有堤坝工程、水力发电、铁路工程等，馆藏资料如：《山西汾河及滹沱河堰堤豫定地质调查报告》1495 号资料、《黄河三门峡发电地点踏查报告书》1595 号资料、《东北图宁线北老松岭隧道地质调查报告》5109 号资料等。
1.2.4 物探地质勘查资料
日本侵华期间，先后用电法、磁法、重力、地震等方法，对我国铁矿、金矿、煤矿、硫铁矿、铜矿、温泉、地下水、铅锌矿、萤石等矿种进行了勘探。如：《河北省临城煤田附近地震探矿调查概况报告》1366号资料、《吉林省九台县九台街第 941 部队地下水源电气探矿报告》1395 号资料等。
2 我国组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
2.1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8 年隶属农矿部、1930 年隶属实业部、1938 年隶属经济部）
1912 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设置了矿物司，其下设有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从此，中国政府有了主管地质工作的正式机构和专门人才。同年 4 月政府迁都北京，工商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1913 年 2 月后由丁文江任科长）。1913 年因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9 月地质科改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丁文江任所长。1913—1916 年，该所培养了中国近代首批地质人才 22 名（1913 年秋招生 30 名，1916 年 7 月结业时仅余 22 人，有 18 名正式毕业，4 名肄业）。18 名正式毕业生相继投入地质调查所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地质人才。
1921 年，丁文江赴北票煤矿任职，翁文灏代理所长至 1925 年，从 1926 年至 1937 年翁文灏任所长。1928 年至 1930 年地质调查所先后设置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沁园燃料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地震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地质图书馆、地质矿产陈列馆等。
1938 年由黄汲清接替翁文灏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因南京政府抗日战争失利，地质调查所也先迁长沙余家冲（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7 月），后迁至重庆北碚，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为了区别于省地质调查所，1941 年夏将北碚地质调查所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
1940 年由尹赞勋接替黄汲清任代理所长，1942 年李春昱被正式任命为所长，周赞衡为副所长，直至1950 年。
2.2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是 1928 年建立于上海的，1932 年 9 月迁南京。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该所经江西庐山、湖南长沙至桂林。1944 年桂林沦陷前，又经贵阳迁往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复员南京。李四光始终任该所所长。
2.3 矿产测勘处
1940 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设立了矿产测勘处，起初称为西南矿产勘测处，设于云南昭通，后迁至贵阳，再迁至成都，抗战胜利后 1946 年正式迁南京，改称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一直由谢家荣任处长。
2.4 地方地质调查所或地质工作机构
1923 年，河南地质调查所成立，数年后停办，1931 年又恢复，吴蔼辰、陈树玉、张人鉴、魏中谷先后任所长。1925年，云南省实业厅地质调查所成立，朱庭祜任所长。1927年，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朱家骅、潘钟详先后任所长。1927年，湖南地质调查所成立，李毓尧、田奇隽任所长。1928年，江西地质调查所成立，卢其骏、尹赞勋、高平先后任所长。1932 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设立于重庆北碚，常隆庆任所长。1938 年，四川地质调查所成立，设立于重庆，李春昱、侯德封、常隆庆先后任所长。1936 年，西康地质调查所成立，设立于康定，张伯颜任所长。1940 年，福建地质调查所成立，设立于福建省建设厅地质土壤调查所，后改称地质调查所；1944 年，新疆地质调查所成立，王恒升任所长。1944 年，宁夏地质调查所成立，李士林任所长。1935 年，贵州地质调查所首建，朱庭祜任所长，1946 年重建，由乐森寻任所长。1946 年，台湾地质调查所成立（接收台湾之日本地质调查所而建立），毕庆昌任所长。1940 年，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成立，设立于延安，武衡任会长。1946 年，东北工矿局成立于鸡西。
3 我国前辈地质工作者的主要成果
3.1 基础地质调查
3.1.1 地层
《河北蓟县东陵及兴隆县一带地质调查报告》1090 号资料，是高振西 1931 年建立的“蓟县剖面”手稿。这一研究成果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被证明是一个划时代的有国际影响的基础研究性质的重大贡献[2]。他建立了蓟县的中国北方“震旦系”（中上元古界）标准剖面（第一个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
3.1.2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谭锡畴于 1924 年完成了中国第一幅《1/100 万地质图—北京济南幅》5137 号资料；王竹泉于 1926年完成第二幅《1/100 万太原榆林幅说明书》5139 号资料；李捷于 1929 年完成第三幅《1/100 万南京开封幅说明书》5138 号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夕，由黄汲清主编的《1/100 万区域地质图》12044 号资料，由 14个图幅构成，即，汉口幅、长沙幅、太原幅、南京幅、青岛幅、桂林幅、广州幅、北京幅、西安幅、上海幅、福州幅、重庆幅、昆明幅、天水幅；1945年至1948年，在黄汲清的指导下编制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12857 号资料。这些区域地质调查报告较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概貌[3]。
3.2 矿产地质调查及矿山发现资料
3.2.1 矿产地质调查资料
王竹泉1917年著有《山西平盂潞泽煤铁矿地质》978号资料；黄汲清、徐克勤著有《江西萍乡高坑煤田》394 号资料；潘钟详、王竹泉 1933 年著有《陕北油田》340 号资料。我国目前开采的矿山，有相当数量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发现或进行过地质工作的。
3.2.2 矿山发现资料
3.2.2.1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资料
1940 年 8 月至 11 月，常隆庆、刘之祥到康滇边区做地质调查，途经盐源、盐边弄弄平、攀枝花进入云南华坪、永胜等地，编写了《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3822 号资料。这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区的首份发现资料。刘之祥 1940 年 11 月编写的《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的引言中记载：“矿产方面，其最有价值者当属盐边县攀枝花之磁铁矿，储量可达 1000 万吨之上，居宁属第一，亦全国不可多得之大矿。”3.2.2.2 江苏贾汪煤田的发现资料
《江苏铜山县贾汪煤田地质》2750 号资料，是谢家荣发现贾汪煤田的首份资料。
煤层长 4000 至 7000 米，宽 800 米至 3000 米，估算总储量 12182.8 万吨。3.2.2.3 新疆油田的论述资料
黄汲清在新疆调查时编著了石油地质资料，包括《南疆油田调查略记》742 号资料、《新疆乌苏县独子山石油及煤气矿床说明书》743号资料、《新疆库车铜厂油田》3996号资料、《新疆温宿县塔克拉克油田》3997 号资料、《新疆 [ 独山子区 ] 乌苏独山子油田》4565 号资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738 号等。
黄汲清 1943 年 9 月编写了《新疆油区地质调查报告》英文稿，文中依据新疆的主要生油系为侏罗系及第三系，均属陆相沉积的事实，明确提出大型盆地陆相生油和多层系、多期生油的假说[4]，并认为生油和储油地层也是多旋回发展的。因此，陆相中、新生代盆地应是找油气的主要对象。3.2.2.4 云南磷矿的发现资料
《云南磷矿之发现经过与概况》654 资料，是程裕淇于 1939 年编著的。程裕淇在昆阳中邑村发育的震旦寒武系地层中，系统地采集了被一些人认为是铝土矿的岩石标本，经化学分析，发现此种岩石 P2O5含量高达 30%。3.2.2.5 大同煤田
对大同煤矿的最早调查应首推我国地质工作前辈王竹泉，他自 1917 年开始对山西全省煤田进行了系统调查，历时 10 余年，根据野外调查的第一手资料，编制出 1/10 万地质图；并按煤田分布将山西全省划分为 7 大煤区、32 个煤田，每个煤田都按照其分布范围、含煤地层、煤层、煤质以及分煤种进行储量计算，编出山西省最早的煤矿志《山西煤矿志》。首先发现这是一个含有石炭二叠纪及侏罗纪两组含煤地层并存的煤田，从而扩大了大同煤田的煤炭储量。这些资料对了解山西煤矿以及勘探开发都是难得的综合资料，对当今山西煤田普查勘探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3 物探地质勘探资料
秦香菱、李善邦、翁文波、赵仁寿、顾功叙、张鸿吉、王子昌等用电法、磁法在甘肃玉门油矿、贵州水城县观音山铁矿、四川綦江麻柳滩铁矿、贵州赫章县铁矿山、云南巧家县汤丹铜矿、云南安宁县砂场铁矿、云南巧家县落雪铜矿、云南会泽县黄铁矿、云南会泽县矿山厂铅锌矿、云南个旧县老厂锡矿、云南昭通县褐炭田等矿山进行物探勘查工作，编写了《试用磁秤探测四川綦江麻柳滩铁矿报告》692 号资料，这是我国物探地质学家李善帮、秦香菱，于 1939 年编著的首份物探资料。
3.4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资料
最早的水文地质调查，是章鸿钊 1926 年对我国温泉进行的调查，编著有《中国温泉之分布》7749 号资料；工程地质调查方面：宋希尚、曹瑞芝等 1933 年著有《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2008 号资料；报告认为：自宜昌以上，始有利用之可能。宜昌以下，不能发展水力。宜昌附近有葛洲坝及黄陵庙两处，堪以建坝设厂。巫峡前后百余千米，水位涨落差度太大，不宜建坝，奉节以上，重庆以下，颇有若干地点，可以利用。
3.5 甘肃大地震调查资料
《调查甘肃地震意见》7748 号资料、《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7755 号资料、《甘肃地震考节要》7756 号资料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 20 年代初期调查甘肃大地震时，编著的地震调查资料。对1920 年 12 月甘肃大地震的成因及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防治计划。
4 结语
上述资料，仅是全国地质资料馆珍藏我国早期地质资料的“一小部分”，它记载了旧中国时期，国内、外地质学家尤其是我国地质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勘查，并对地层系统、构造地质进行了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矿产勘查、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要以中国地质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自豪，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激励我们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努力奋斗。
㈢ 简析民国时期的科学的历史贡献
1、数学方面：
陈建功对富利埃级数的研究；苏步青对微分几何学的回研究；华罗庚对解析几答何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2、地质学方面：
李四光提出了地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
3、物理学方面：
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研究；钱三强对铀原子核的研究；钱学森对稀薄气体动力学理论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
4、地球物理学方面：
竺可桢根据大量观测资料，找出了中国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
5、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方面：
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骨和大量古生物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在人类学和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上，都有重大价值。
6、工业化学方面：
侯德榜发明了新的制碱方法，这是中国人对工业化学的具有国际声誉的贡献。
7、桥梁工程方面：
在茅以升主持下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㈣ 突然发现建国初期的大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建国后的人才呢跑哪里了
现在是人才太多了，当年大师就像是现在大学生。
诺贝尔奖主要是政治性太强，基础科学的东西太强，中国现在重视应用，所以不多。
㈤ 1922年是民国多少年啊
民国年
1922年是农历壬戌年，狗年，1月28日春节，闰五月，为中华民国十一年。
重要事件
1922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开始试行。
1月4日 参加华盛顿会议之中国代表与日本就胶济铁路问题进行会外谈判。
1月5日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逝世（1874年2月15日出生）。
1月11日 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的医生班廷博士首次使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
1月12日香港6000多海员举行大罢工。领导人是苏兆征。
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
2月4日——中国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
(5)民国地质局扩展阅读
10月4日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
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请愿。同日，国共合作创办上海大学。
10月26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持续25天后，以失败告终。
12月1日 居住在紫禁城中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举行结婚大典。
12月8日 私立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宣布成立
12月12日正太线铁路工人罢工。罢工持续12天，路局被迫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12月30日，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联盟，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㈥ 在清末或民国时中国科学家
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是我国卓越的地质学家.茅以升是我国近代著名专的科学家、桥属梁专家.竺可桢(1890—1974)，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侯德榜(1890—1974)，我国卓越的爱国科学家，我国现代化学工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世界公认的制碱工业权威。吴有训(1897—1977)，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梁思成(1901—1972)，我国著名建筑学家.这些人基本都是横跨清末、民国、
㈦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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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有谁留在大陆
你的问题我喜欢
原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实行人文及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三是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设有特任级院长一人，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抗战胜利后，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等八单位，暂设于上海，总办事处及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五研究所，共六单位，设于南京。
中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宜一人，承院长之命，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院长在该所专任研究员中聘任。研究人员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练习生（或研究生），工作需要时，得设编纂、技正、技士若干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三类。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是蔡元培，继任院长为朱家骅。总干事先后为杨杏佛、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和钱临照。
中央研究院设有学术评议会，为民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1935年6月19日，成立第一届评议会。李书华、庄长恭、周仁、王家楫、谢家声、丁文江、竺可祯、汪敬熙、王世杰、胡适、李济等42人当选为评议员。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届年会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
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开始向台湾搬迁。除总办事处、数学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完整地迁台外，其余各研究所大都留在南京和上海。在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7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五十余人（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you竺可桢等）均留在了大陆。1949年10月，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各机构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下面是研究员名单,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录（81人）：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㈨ 国民党一共有几任”中统”局长呀
国民党一共有3任”中统”局长：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
1、陈立夫（1900年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吴兴人。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陈立夫成立了中统。
2、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
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
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忠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3、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人，中国近代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内亲德国派人士。
朱家骅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还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及考试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务。他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德合作中的重要人物。他还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9)民国地质局扩展阅读
中统的职能
中统局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它和“军统”都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网络党羽、特务的手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捕风捉影，乱抓乱捕，制造了许多冤狱。
中统局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的党务调查科，它成立于1928年2月。在1928年—1931年这段时间内，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先后担任调查科主任一职。
1930年徐恩曾继任后，开始了他对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领导，直到1945年2月，蒋介石突然下手令，免去他“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由叶秀峰继任。调查科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㈩ 民国白鹿原区域划分
整部《白鹿原》的舞台场景时时变化。因此搞清楚每个人物活动的范围，每个故事发生具体场景，对理清小说中的线索思路很有必要。鄙人读完《白鹿原》两遍，凭直观感受，把几个容易混淆的场景梳理了一遍，从小到大排列陈述如下——
白鹿村：白嘉轩所在村庄，也是整部小说故事的主要舞台。
白鹿镇：比村高一级，下辖白鹿村、神禾村、贺家坊村、南寨村等一堆村庄。坐落在白鹿村的西边不远处，大约一昼可以来回的路程。鹿子霖担任的就是镇上第一保障所的乡约，巡视的范围也是整个镇子的所有村庄。冷先生坐诊的堂和鹿兆鹏担任校长的小学也是在镇上。
白鹿仓/白鹿原：白鹿原是一片由河川冲刷及地质运动形成的整体隆起、但顶部较为平整、同时又有着很多到原谷沟壑的丘陵山地（这是根据书中的描述得到的初步印象，如有出入，请亲身到过白鹿原实地考察的朋友们指正）。白鹿仓原本指白鹿原上清朝时储藏粮食的仓库，民国zf设立“仓”作为级别介乎于县与镇之间的行政单位。白鹿仓管辖的范围大致是整个白鹿原上的所有小镇。田福贤担任的就是白鹿仓总乡约。书中描述的绝大部分大型事件的影响范围也基本是整片白鹿原这个舞台——如“交农”事件、黑娃带领农协的“风搅雪”运动、旱灾造成的年馑、大瘟疫……
滋水县：比白鹿仓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岳维山就是国民党的滋水县县委书记。白孝文、鹿兆谦他们后期是在县一级的保安团里任职，因此已不常回到他们自己从出生到长大所在的白鹿村了。这也应了白孝文的那句话——只有走出白鹿原才会有出息。白鹿书院坐落的地点是在县城西北方位的原坡上，朱先生的活动范围以及个人影响力的主要覆盖范围也是滋水县本县。
西安城：白嘉轩的二姐夫皮匠是在西安城里经营。自从离开父母去新式学堂上学开始，几乎所有有关白灵的故事也都是发生在西安城里。她在城里经历了早期国民**西安被围时跟鹿兆海一起补城墙搬守军遗体、进女子教会学校念书、与鹿兆鹏同居结合、为tg进行地下活动等一系列事件，直到用砖头砸完教育部长以后才离开西安城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