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科学院陕西籍李有社
㈠ 姜大明部长一行到中国地质科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2013年6月4日，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局长汪民一行到中国地质科学院调研，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等陪同调研。
姜大明部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许志琴院士和毛景文研究员分别做了讲解。随后，姜大明部长一行来到了深部探测研究中心，参观科学仪器，观看深部探测三维展示，听取董树文副院长关于深部探测专项各项研究进展情况的汇报。
座谈会现场
在调研座谈会上，姜大明部长一行听取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代表院党委作的工作汇报和李廷栋、陈毓川、袁道先等11位院士发言。姜大明部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突出强调新时期国土资源工作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切实发挥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科技引领支撑作用，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把地质科技作为发展国土资源工作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他希望，中国地质科学院能够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为找矿突破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汪民副部长主持了座谈会，并在会议结束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姜大明部长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推动地质科技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2013年6月4日，姜大明部长一行到中国地质科学院调研并参观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领导，11位两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院属研究所（中心）党政主要负责人、院机关处室（中心）负责人等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2014年6月4日，姜大明部长一行考察深部探测研究中心
㈡ 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 《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 《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 《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 《江苏》 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沪 总 办，虽 仅 8 个 月，这对 他 后 来的科学 家 的 形 象 有 一 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 《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 《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调查 萍 乡 煤 矿 和上 株 岭 铁 矿 ( 见 《中国 铁 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 《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 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 《滇黔地质》 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撰写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 《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 《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 《滇东的地质构造》 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 《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 《科学与人生观》 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 《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 《小说月刊》 上介绍 《徐霞客游记》 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 《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 《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 《中国官办矿业史料》 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 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 《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卷;
1931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 《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 《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 《漫游散记》， 《独立评论》 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 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 《苏俄旅行记》 和 《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 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 《中华民国新地图》 和 《中国分省新地图》 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 《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 《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 《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 《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 《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 《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 《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 《晨报副刊》发表了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了 《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 《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 《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 《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 ＜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 《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 《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 《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 《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 《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 《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 《“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 《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设》上发表 《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 《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 《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 《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 《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 《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 《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 《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 《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 《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 《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 《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 《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 《光明日报》发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㈢ 我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区域地质调查管理工作
耿树方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区域地质调查是国家地质工作的基础，区域地质调查程度的高低，代表了国家地质工作程度的高低，因此世界各国对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都十分重视。1961 ～ 1965 年，我曾参加过这段时间的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管理工作中的几件主要事情。现将这段时间我直接参与的，以及前前后后我所知道的有关区域地质调查方面的一些事项，回忆 “补记”在这里，提供给地质学史研究会参考，它对后人了解这一段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史”可能会有所帮助。
1956 年是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 1953 ～ 1958) 的 “中间关键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原地质部成立了 3 个中苏合作的“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原称 “区域地质测量”，现称 “区域地质调查”; 原简称 “区测”，现简称 “地调”) ，即大兴安岭队、秦岭队、南岭队。此外，1953 年曾成立了中苏合作的“新疆第十三地质大队”( 简称 “新疆十三队”) 。3 个区测大队以开展 1∶ 20 万区测工作为主，新疆十三队以 1∶ 50 万区测工作为主。
为了对各区测大队进行统一管理，1956 年在原地质部地矿司设立了 “区测管理处”。1957 年 4 月 1 ～ 9 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 “全国第一届区域地质测量会议”，统一部署了 3个区测大队的区测任务和要求，明确了统一使用苏联编写的 《1∶ 20 万 ～1∶ 10 万区域地质测量规范》。
1958 年 1 月苏联地质研究所副所长马尔珂夫斯基来华考察中苏合作的区测工作开展情况，由原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区域地质及编图研究室主任王晓青、副主任郭文魁分别陪同，先后考察了南岭队 ( 在广州) 、秦岭队 ( 在西安) 和大兴安岭队 ( 在哈尔滨) 。考察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区测工作的技术指导，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朱效成要求王、郭两位主任提出 《区测指导员工作守则》( 以下简称 《守则》) ，并于 3 月 8 ～10 日地质研究所所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该 《守则》。根据 《守则》的内容和要求，当时地质研究所和矿物原料研究所 ( 原矿床地质研究所，即现矿产资源研究所的前身) 的一、二级工程师 ( 现一、二级研究员) 均被聘请为 “区测指导员”，包括: 黄汲清、孟宪民、孙云铸、程裕淇、谢家荣、王晓青、郭文魁、李春昱、王曰伦、王恒升、徐仁、蒋溶等。由他们负责对区测工作中的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矿床等专业的疑难问题给予技术指导。
为了对全国区测队测制的1∶ 20 万图件确保出版质量，1958 年3 月27 日地质研究所所长集体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了 《中国地质图编审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和编审委员会委员名单，报请地质部审批。根据地质部审批意见，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兼任编审委员会主任，黄汲清等4 人为副主任委员，孙云铸等48 人任委员，编审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编审委员会办公室挂靠在地质研究所区域地质及编图室。室主任王晓青兼任该办公室主任。我于 1958 年 8 月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室后，被补充为兼任此办公室秘书之一。
从 1958 年 7 月开始全国掀起了 “大跃进”浪潮，开展了 “大炼钢铁”运动，形成了“全民找矿”局势。在此新形势下，各省、自治区地质局纷纷要求成立区域地质测量队( 简称区测队) ，于是地质部将原 3 个区测大队的技术骨干力量分别调往各省、自治区担任新建区测队的技术负责人，原 3 个大队也相应归属到所在省、成为省的区测队———原大兴安岭队改称为黑龙江省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 ( 驻地哈尔滨，后迁往阿城) ，原秦岭队改称为陕西省区域地质测量队 ( 驻地西安，后迁往武功) ，原南岭队改称为广东省区域地质测量队 ( 驻地广州，后迁往佛山) ，原新疆第十三地质大队改称为新疆第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 驻地乌鲁木齐，后迁往昌吉) 。从1958 年秋到1960 年春，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天津市和上海市外，其他各省、自治区及北京市，都先后成立了区域地质测量 ( 大) 队，面积大的省、自治区先后建立了 2 个区测队 ( 如黑龙江、内蒙古、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和新疆) 。
由于区测队迅速增加，急需 “区测规范”，因此原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于 1959 年下半年组织力量 “突击”编写了 《1∶ 100000 ～ 1∶ 200000 区域地质测量规范 ( 草案) 》，并于1960 年 1 月内部印刷提供给各省、自治区区测队试用。
1960 年 10 月，在全国区测队伍迅速壮大的新形势下，为了加强区测工作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地质部决定将地矿司区测管理处合并到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区域地质及地质编图综合研究室 ( 简称一室至今) ，相应的 3 位工程师 ( 谭筱波、陈荫祥、徐昭仪) 也同时调到一室。在一室建立了区测 ( 管理) 组，除谭等 3 人外新增加了 4 人，并由室副主任李春昱负责本组工作，地质科学研究院 ( 现中国地质科学院) 副院长朱效成被分工主管区测工作。
本人是一室区域地质及编图组成员，当区测组的事情多、忙不过来时，我参加一些帮忙的工作。从 1961 年初到 1965 年春，我参加帮忙的区测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1) 1961 年上半年，协助完成了 《1 ∶ 100000 ～ 1 ∶ 200000 区域地质测量规范 ( 修正草案) 》，我编写了其中的 “内生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图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中的矿产分布图、构造 － 岩性图和构造 － 岩浆岩图编图内容和编图方法。
与此同时，区测组翻译并内部印刷了苏联的 《1∶ 50000 区域地质测量规范》。
2) 1962 年初，我参加了南方区测普查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此会由地质部地矿司与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于 3 月 5 ～18 日在广州召开。原地质部副部长宋应主持会议，副部长许杰和卓雄均参加了会议，地质科学研究院分工主管区测的朱效成副院长做了区测工作情况的报告 ( 原计划同年下半年在太原召开同样内容的北方区测普查工作会议，因故未开) 。
3) 1963 年 4 月，我参加了全国区测工作 10 年 ( 1963 ～ 1972) 规划研究工作，并由地质科学院向地质部提出了 《全国区测工作 10 年规划 ( 1963 ～1972) 方案》。在此 《规划方案》中提出，10 年内 ( 1963 ～ 1972) 完成: ①全国雪线以下全部 1∶ 100 万区测;②全国 1∶ 20 万应测面积的 50% ; ③1∶ 5 万正规区测 100 ～200 幅。
4) 1963 年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我参加了中南地区 1 ∶ 20 万区测图幅清理试点工作组，担任该工作组的秘书之一。清理工作从广东区测队开始，然后是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根据对中南五省 ( 区) 的清理结果，在区测图幅清理工作总结中提出了按图幅质量进行 “清理分级划分标准”。并按此 “划分标准”将清理图幅分为甲级、乙级、续测、补测、重测 5 种类型。
5) 1964 年 3 月初至 5 月中旬，我参加了西北区测图幅清理工作组 ( 同时开展清理工作的还有华北、东北、华东和西南工作组) ，继续担任秘书之一。清理工作从新疆 ( 区测队) 开始，然后是青海、甘肃与宁夏、陕西。至 5 月底完成了全国图幅清理工作，对当时已完成的 380 多幅 1∶ 20 万图幅进行了全面的质量检查和评价。将清理结果分为甲级、乙级、补测、续测、重测 5 种类型。原新疆十三大队测制的 1∶ 50 万图幅作为 “资料复制”供内部使用。在 5 种类型中，“续测”和 “重测”属于没有完成、继续工作的图幅，“补测”相当于 “丙级”图幅，经过补充工作要求达到乙级或甲级的质量标准。在被 “清理”的 380 多幅图中，甲级和乙级图占 40% 。
同年 11 月，地质部批准了地质科学研究院 《关于全国 1∶ 20 万区测图幅清理工作报告》。
1965 年 5 月 4 日，朱效成调往西安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区域地质测量局 ( 简称区测局)局长兼陕西省地质局局长。同时调往西安区测局的还有地质研究所一室副主任李春昱、陈双和区测组 6 人。
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图幅清理中被列为补测、续测和重测的图幅，不仅没有来得及布置和开展工作，而且被 “造反派”说成是 “否定大跃进”，因此朱效成、李春昱、陈双被 “造反派”揪斗、批判，并关入 “牛棚”，从而使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区域地质测量局的工作完全停顿。
1969 年秋地质部实行军管，并将地质部合并到国家计委，改称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从此撤销了西安的中国区域地质测量局，有关人员大多数归属于陕西省地质局，少数调往地质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其中李春昱以后又重调回到地质研究所) 。
1970 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地矿司又重新建立了 “区测 ( 管理) 处”，郑恒有担任区测处处长。
1973 年由该处负责组织编写并正式出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暂行规范》，比例尺 1∶ 200000 ( 地质出版社，1973 年 12 月) 。在该 《暂行规范》中，从 “附件二”到 “附件六”，都是在 1961 年地质研究所编写的 《1∶ 100000 ～1∶ 200000 区域地质测量规范 ( 修正草案) 》基础上补充的 ( 其中曾由我编写的矿产图的矿产符号及成矿规律图的矿床成因与成矿时代表示方法的花纹符号，全部未改动地复制使用了) 。
以上就是我亲自参与的和所见所闻的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及其管理工作，最初 18 年( 1956 ～1973) 的发展变化过程。
㈣ 金成五或奖有啊
杨遵仪教授（1908.10— ），男，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39年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古生物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3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历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地质学院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古生物学报》的编委，《地质学报》、《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和《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of China》 的主编；九三学社中央顾问；美洲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耶鲁大学Sigmay Xi荣誉会员；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委员。
主编了《古生物学教程》、《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教材。其中1980年与郝诒纯教授合作再次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程裕淇、王鸿祯教授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四人合编的《Permo——Triassic Events in the Eastern Tethys》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环太平洋事件及其全球对比》（英文）先后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著有《贵州中部中、上三叠统腕足类》；合著《南祁连山三叠系》（1983）、《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1987）、《桃李满天下》（1993）等9部专著和60余篇论文。
80年代初与殷鸿福、张克信、吴顺宝等合作研究《全球二叠－三叠系界限层型（GSSP）浙江省眉山剖面》去年被定为国际“金锤子”获2001年国内科技十大新闻。
参加编著的《中国地层概论》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主持的《南祁连山的三叠系》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同年还获得何梁何力科技进步奖。被录入《中国科学家传记大词典》和《中国科技名人录》。
王鸿祯教授(1916.11— )，男，山东苍山人，中共党员，1950年2月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民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地质学会及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
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框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出版了《中国层序地层研究》；在大地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发生阶段性有限膨胀的设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地质学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主编出版了《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20余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1996）。
赵鹏大教授（1931.5— ），男，满族，辽宁清源人，中共党员，1980年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1995），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矿产普查与勘探、数学地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会长、矿产勘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九屇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IAMG杂志《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编委及IAMG杂志《计算机与地学》(Computers and Geosciences)通讯编委，《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地球科学》主编。曾任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
㈤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㈥ 黄汲清先生诞辰周年纪念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2004年6月7日9时30分，黄汲清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纪念大会由国土资源部联合全国政协办公厅、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同发起，由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石油学会、中国第四纪研究会、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协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出席大会。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及其他发起单位领导，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国土资源部领导鹿心社、叶冬松、陈邦柱、孟宪来、王世元，原地矿部、国土资源部老领导朱训、塞风、夏国治、方樟顺、张文驹、张宏仁、陈洲其、蒋承菘、杨朝仕、董道华，有关单位领导洪绂曾、沈国舫、邱中建、宋南平、张耀仓、茹克、孙枢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国土资源部部长、中国地质学会代理事长、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孙文盛同志主持。
首先，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孙枢宣读关于颁发第二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的决定，授予刘敬党、余秋生、陈志勇、李金高、李丕龙、孙龙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授予金小赤、彭平安、王京彬、郭正堂地质科技研究者奖；授予邓军、刘树根、蒋少涌、武强教师奖。值此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颁奖。获奖者们随着《勘探队之歌》的乐曲声走上主席台，从曾培炎、路甬祥、徐冠华和孙文盛等领导人的手中接过鲜红的获奖证书。全场热烈鼓掌，表示祝贺。
接着，曾培炎副总理发表讲话，他说，黄汲清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把一生奉献给了地质工作和科学事业，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他简略地回顾了黄汲清先生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黄汲清先生的优秀品格和为地质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号召大家向黄汲清学习，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发扬求实创新精神，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努力做好新时期的地质工作。
孙文盛部长最后说，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对我们广大地质工作者和国土资源系统的同志们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和关怀，又是殷切的期望和嘱托。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新的时代、新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国土资源部门新的职能和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温家宝同志指出，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起着“先头部队”的作用，贯穿建设的全过程，并且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要求地质工作要更加紧密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主动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出席大会的还有：刘东生、杨遵仪、涂光炽、施雅风、叶连俊、王鸿祯、陈梦熊等50位两院院士，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黄汲清先生的子女、亲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仁寿县代表，第一届和本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第37届理事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国土资源部所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领导和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色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中国地震局、武警黄金指挥部、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中化地质总局、中国建筑材料地质中心、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领导和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石油大学、吉林大学、成都理工大学、长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领导和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和专家，已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赵亚曾、李春昱和程裕淇先生的晚辈等，共计500余人。
纪念大会召开之前，曾培炎副总理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第二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全体获奖者和黄汲清先生的亲属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上午10时30分，按照中国地质学会的安排，继续进行纪念活动，有350人参加。40多位院士不顾年事已高，继续与会，体现了他们对黄汲清先生的仰慕之情。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陈毓川院士主持大会。
中国地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戴进业代表黄汲清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起单位、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致贺词。给本次纪念大会发来贺信和贺电的有：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古生物学会、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等单位。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院士以个人名义发来贺信，还有刘池阳、周志武、张云湘、王战等个人发来贺信和贺电。
陈毓川代表会议的发起单位、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向发来贺信和贺电的单位和个人，向参加这次会议的新闻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正堂代表第二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发言。他表示，我们14名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能够得到以黄汲清命名的地质科学技术奖，感到非常光荣。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为我们迅速成长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辽阔的国土和广袤的海域，为我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组织上的关怀、事业上的重托、同行们的支持是我们取得成绩的前提。我们将把这次奖励作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努力攀登新的高峰，不辜负党和政府及老一辈科学家的期望。
接着，刘东生、施雅风、叶连俊、王鸿祯、陈梦熊和肖序常六位院士相继发言。
刘东生院士回忆说，他与赵亚曾之子是中学同学，那时他就听说黄汲清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负责的前辈；在赵亚曾先生不幸遇害后，黄先生长期为赵先生的子女提供了生活和学习费用。后来在黄先生手下工作，更感到黄先生十分注意提携青年人。
施雅风院士说，黄先生是他最景仰的地质学大师，钦佩黄先生对冰川研究有很深的功底。
陈梦熊院士回忆了1945年起黄先生带领他和其他8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进行全国1∶100万和1∶300万地质编图工作的经历，他说，黄先生对年轻人要求严格，但作风民主；工作时严肃认真，工作之余则谈笑风生；还和黄夫人一起经常参加青年人的文体活动。陈梦熊说，黄先生十分重视年轻人野外地质工作能力的培训。陈院士还批评现在有些人好像水平很高，但到野外去不认识断层，最普通的岩石也搞不清，有的甚至连罗盘都不会用。
叶连俊院士回忆说，在重庆时期，日本鬼子的飞机天天轰炸，我在山上能看到日本的飞机扔炸弹。就在这种情况下黄汲清却在防空洞中写他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上面轰轰响，洞里什么资料也没有，他天天写，出洞后由别人给他打字。我们问他您为什么这么紧张工作，他说：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应该把它纪录下来，如果炸死了不是白浪费了吗?无法向国民交代。这种情景，真是感动了我们。叶先生说到此处，十分动情，潸然泪下。
王鸿祯院士重点总结并赞扬了黄先生的高尚品格：景仰前辈，尊重同龄人，提携后生。倡导章鸿钊、丁文江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和设立青年地质科学奖就是很好的证明。
肖序常院士说黄先生严谨而民主的科学学风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促进了自己成长。他还介绍了黄先生对板块构造学说的态度：一不盲从，二不轻易否定，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下午进行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有150人参加，由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邱中建主持。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张彦英作了“发扬黄汲清先生的治学精神”报告，李星学院士讲了“黄汲清先生对中国二叠系研究的重要贡献”，任纪舜院士谈了重读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的体会，丁国瑜院士作了“新构造研究的几点回顾”报告，李廷栋院士作了“中国地质编图的先驱——黄汲清先生”的报告，李德生院士报告的题目则是“辛勤调查山川盆，广描油气发展图”。这些报告从地质科学的不同角度缅怀了黄汲清先生对地质科学的卓越贡献，并展示了当今地质科学几个主要方面的重大进展。
中国地质学会十分重视这次纪念活动，除了筹划纪念大会外，还在《地质论评》2004年第3期出版了纪念专号，组织出版了《黄汲清年谱》和《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摘编》两本书，并请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寿嘉华分别题词。
这次纪念大会开得很成功，正如曾培炎副总理讲话所说：纪念和学习黄汲清先生，继承和发扬黄汲清先生的精神，就是为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广大地质工作者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目标，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国家的繁荣强盛作出贡献；就是为了大力弘扬求实创新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积极探索，追求真理，与时俱进，勇攀科学高峰；就是为了大力弘扬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精神，为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黄汲清先生的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始终不渝地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尚情操；振兴中华、造福人民的博大志气；严谨笃学、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正直诚实、刚正果断的优良品质；关心青年、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精神鼓舞着献身于我国地质事业的几代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人民政协报、工人日报、科学时报、证券时报、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新华网、中国广播网、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中国科学院网站、中国海外联谊会网等对这次纪念大会作了报道。
㈦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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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中国地质类的研究所有那些，在那些地方，有谁知道
目前我国地质勘查队伍分布在以下部门：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管理
2、各地质勘查局、各有色地质勘查局、各煤田地质局、各核工业地质局、各冶金地质局
3、中国地质调查局：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副部级事业单位。
4、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国冶勘总局）：直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正部级事业单位。
5、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涿州）：直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正部级事业单位。
6、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涿州）：隶属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
8、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隶属于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9、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
10、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隶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1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1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即新星石油有限公司）
13、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为主）
14、中国盐业总公司（即中盐勘察设计院）
15、延长油矿管理局（陕西省）
16、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地质院校：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北京）
2、吉林大学（原长春地质学院）
3、成都理工大学（原成都地质学院）
4、长安大学（原西安地质学院）
5、石家庄经济学院（原河北地质学院）
6.中国海洋大学（原山大地矿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9]37号）
（一）将原地质矿产部所属的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质勘查单位统一划归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并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
（二）组建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为国土资源部所属的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的事业单位。具体职能和编制由国土资源部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审定。
（三）各工业部门所属地质勘查队伍要根据不同情况积极推进改革。冶金、有色、轻工、化工、建材等部门所属的地质勘查单位，可以从各自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改组为企业或进入企业集团，具体实施方案由国家经贸委与各工业局研究确定。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可以从所属地勘队伍中保留一支从事放射性矿产勘查的精干队伍，其余与原地质矿产部所属地质勘查单位同步进行属地化、企业化改革，具体实施方案由国防科工委研究确定。武警黄金地质勘查部队的改革，按照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有关决定执行。轻工局所属部分地勘单位，并入中国盐业总公司。
一、地质部地勘系统
中国地质调查局：2001年成立，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副部级事业单位。
天津地质研究所(天津地调中心)
沈阳地质研究所(沈阳地调中心)
南京地质研究所(南京地调中心)
宜昌地质研究所(宜昌地调中心)
成都地质研究所(成都地调中心)
西安地质研究所(西安地调中心）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全国地质资料馆)
国土资源部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中国地质图书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法技术研究所
勘探技术研究所
探矿工艺研究所
探矿工程研究所
郑州综合利用研究所
成都综合利用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机关）：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各省市区地质勘查局（组建地质调查院）全部下放。
原石油地质系统于1997年成立中国新星石油公司，2000年划归中国石化集团。
二、冶金地勘系统（原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
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中国冶勘总局），成立于2001年。
中国冶勘总局一局（华北局）：燕郊：第一地质勘查院（燕郊）、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总公司（原冶金部第一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秦皇岛天元五一五钻探工程有限公司（2006年从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总公司分出）：原编制为：一队：迁安；二队：衢州；515队：秦皇岛；516队：宣化；518队：邯郸；520队：邢台；522队：唐山；物探队：滦县；水文队：定州；超硬材料研究所：探矿技术研究所：燕郊；测绘大队：燕郊；建筑规划设计院：职工医院：二级甲等；子弟学校：
中国冶勘总局二局（原华东局606队）：福州：第二地质勘查院、福建岩土工程勘察研究院、一队、二队、三队、四队。
中国冶勘总局三局：太原：311队、312队、314队、316队、地勘院、岩土总公司。
中国冶勘总局山东局：济南：2个专业公司，4个综合地质队、2个专业地质队、2个勘查院、1个测试中心和1所高级技工学校：山东正元资源勘查研究院、新疆地质勘查院（乌鲁木齐，外派单位）、山东正元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冶勘总局中南局：武汉，分布在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八市：603队：大冶；604队：孝昌； 605队：襄樊；606队：黄石；607队：宜都；608队：黄石；609队：黄石；水文队：黄陂。
中国冶勘总局西北局：西安：西北地质勘查院（西安，原西安地质调查所）；五队（酒泉）；六队（汉中）；乌鲁木齐地质调查所。
中国冶勘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保定，国内三大航空物探队伍之一。
中国冶勘总局遥感技术应用中心：北京
中国冶勘总局昆明地质调查院：昆明，原西南局昆明地质调查所。
中国冶勘总局广州地质调查所：广州
四川省（西南）、辽宁省（东北）冶金地质勘查局和冶金华东地质勘查局（安徽省）已下放。
三、煤炭地勘系统（即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总部原涿州，现迁北京丰台。
江苏煤炭地质局：常州，勘探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物测队、机械研制中心、勘探研究所、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公司。
浙江煤炭地质局：杭州，浙江华厦工程勘察院，浙江华厦建筑基础工程公司，浙江煤炭测绘院等。
广东煤炭地质局：广州新市镇，152地质队、201地质队、202地质队和江南基础工程公司。
广西煤炭地质局：柳州
湖北煤炭地质局：武汉，125队、182队、物探测量队、地质勘查院和湖北省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
青海煤炭地质局：西宁，105勘探队、132勘探队、物测队、勘查院4和青海岩土工程勘察咨询公司。
第一勘探局：邯郸，119勘探队、129勘探队、173勘探队、物测队、科教中心、地质勘查院、技术研究中心。
第二勘探局：北京，机械研制中心，建筑工程公司，地质制图印刷中心。
水文地质局：邯郸，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院、四个水文地质队和物探、基础工程、机电安装、物资供应、地能空调、污水治理等六个专业公司。
航测遥感局：西安
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北京
煤炭资源信息中心：涿州
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涿州
干部学校(党校) ：涿州
中煤地质报社：涿州
河北省（邢台）、山西省、内蒙古、东北（沈阳）、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蚌埠）、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泰安）、河南省、湖南省（株洲）、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新疆煤田地质局已下放。
四、核地勘系统（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地质总局）
核地勘队伍组建于1955年，现有6个地区性地质局、52个地质大队以及研究院所、工厂、医院等90个县团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核工业地质调查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为其业务支撑单位，以6个地区核地质研究所为主体，组建6个核工业地质调查分院，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核工业西北地质局216大队、核工业西北地质局208大队、核工业东北地质局243大队作为专业勘查队伍。
6个地质局所在省的48个地勘单位，以省为单元，整体属地化，组建辽宁省（东北）、江西省（华东）、湖南省（中南）、广东省（华南、由韶关迁花都）、四川省（西南）、陕西省（西北）核工业地质局，其余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个单位属地化后（组建了河南省（信阳，原308大队）、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等4个核工业地质局），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管理。
五、有色地勘系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质勘查总局）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有色地调中心）：成立于2001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桂林地质调查所、新疆地质调查所、地质资料馆、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
北京中色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资环）：成立于2003年，北京索坤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遥感中心、北京测绘院、北京中色物探有限公司（原物化探中心）、河北有色测绘公司。
19个地质勘查局全部下放：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天津市地质调查总院，含河北）：原华北有色地质勘查局，下辖514队（承德）、517队（石家庄）、519队（保定）、地质四队（秦皇岛）、普查大队（燕郊）、核工业247队（宝坻，原属核工业东北地质局）等六个地质队和一所职工大学（保定），在天津局本部设有天津市地质勘查总院、地质研究所。
内蒙古有色地质勘查局
辽宁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吉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黑龙江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南京。下辖805（六合）、806（徐州）、807（南京）、809（南京）、810（南京）、813（南京）、814队（镇江）、研究所（南京）、测绘院（镇江）、矿产开发研究院（南京）、南京岩土工程勘查院。
浙江省有色地质勘查局（绍兴）
江西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河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广东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
海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昆明，含四川）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西安，属陕西省正厅级事业单位，有12二级单位，分布于西安、临潼、咸阳、宝鸡、汉中、商洛等地）
甘肃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青海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
六、化工地勘系统（原化工部地质矿山局）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中国明达化工矿业总公司）：涿州，隶属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16家地质勘查院（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阿城）、江苏（徐州）、浙江、福建、泰安（钾盐地质）、河南、山东、湖北（荆州）、湖南、广西、贵州（遵义南白）、云南、陕西）、1家地质研究院（化工地质调查总院（地质研究总院））、1家职工医院。辽宁省（锦州）、安徽省（马鞍山向山）、广东省（花都）、四川省化工地质勘查院（彭州军乐）等4家已下放。
七、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建材地调中心）：原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地质公司，辖26个各省、市、区总队，现隶属于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
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原为成立于1974年徐水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后总部迁涿州，2004年更现名。
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高碑店，原为海洋石油勘探局。
十一、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公司
原地质矿产所属石油地质单位于1997年成立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各石油地质局改称石油局，2000年整体并入中国石化集团。
华北石油（地质）局：郑州
东北石油（地质）局：长春
华东石油（地质）局：南京
中南石油（地质）局：长沙。
西南石油（地质）局：成都，地质勘察总公司
西北石油（地质）局：乌鲁木齐
上海海洋石油（调查）局：
广州海洋石油（调查）局：2001年划归中国地址调查局。
十二、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十三、中国盐业总公司：中盐勘察设计院(前身是轻工业部盐业勘探队）：长沙
总之，地质专业还不错，本人也是学地质勘查的。还有疑问，加一下人人网的“地质”公共主页，相信里面的东西会对你有帮助
㈨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截至2014年底，全所职工总数534人，其中在职职工310人，离退休职工224人；博士生导师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4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院士1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正高级职称40人，副高级职称46人，中级职称125人。内设8个综合管理部门、16个技术业务部门、3个科研业务保障部门。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中国国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农业地质专业委员会、河北省矿泉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挂靠所内。
发表论文122篇，其中SCI检索论文21篇、EI检索论文23篇。出版专著5部，获得专利29项，1项专利技术实现转让，获著作权1部。获批1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石建省研究员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卢耀如院士再获河北省院士特殊贡献奖，石建省、王贵玲研究员受聘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有机物污染水样泵管口采样器”成功转化为产品，投入批量生产。荣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1项，中国地质学会2014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1项。
获奖证书
领导班子由5人组成，所长、党委书记石建省，副所长张永波、张兆吉、李援生，纪委书记张民福。
所长、党委书记石建省（中），副所长张永波（右二），副所长张兆吉（左二），副所长李援生（右一），纪委书记张民福（左一）
年度重要科研成果
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全流程现代化取样分析技术体系。成功研制系列取样器并解决痕量组分采集技术难题，发展高效实用的现场调查技术及离线萃取技术，快速准确地查明了重点地区地下水污染状况；通过高分辨率遥感解译调查土地利用类型与污染源分布；构建了有机分析实验平台，对全国33个实验室实现网络远程质量监控。
大型盆地和东南沿海典型地区深部水文地质调查与综合评价取得地热资源勘查重大突破。在高温地热资源以及干热岩勘查、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评价、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多处高温地热异常。西藏古堆高温地热显示区地热钻探230米深度温度达195 ℃，为我国目前地热勘探中同深度温度最高钻井，川西地区高温地热钻探填补了理塘、巴塘地热钻探空白。首次开展干热岩科学开发利用试验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干热岩钻探选址取得进展，完成东南沿海干热岩资源潜力区地球物理勘查。
贵德县扎仓沟干热岩钻孔现场
中国地质调查局王学龙副局长听取项目汇报
热坑间歇喷泉
热水塘沸喷泉
城市发展中的地质环境风险评估与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甘肃兰州、天水的滑坡、泥石流为研究对象，攻克了滑坡、泥石流发生概率难以计算的难题，建立了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技术方法体系。以郑州地面沉降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地面沉降发生原因与机理，为中原城市地面沉降风险评价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以石家庄、北京、洛阳为研究区域，研究了污染物在这些地区包气带中的迁移规律与包气带的防污能力，改进了地下水污染防污能力的评价方法技术，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奠定了基础。
全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战略研究。查明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分布范围、农业种植现状及其灌溉用水对地下水依赖状况与趋势、各粮食主产区地下水资源保障农田生产用水能力。首次查明地下水超采与灌溉农业之间关系、小麦、玉米等秋粮作物及蔬菜和耗水型果林用水对地下水超采影响程度和应调控阈以及节水灌溉与地下水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提出相对农民模式的综合优化节水灌溉方案和实施对策，示范应用取得显著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效益。创编了我国“国家主要含水层图工作大纲与技术要求”，全面完成《我国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出版稿，对发展我国水工环地质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国家粮食主产基地黄淮海区灌溉农业的用水强度、对地下水依赖程度和地下水保障能力分布图
祁连山大型煤炭基地土地覆盖现状解译图
重要能源基地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完成我国重要能源基地1∶5万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工作总体部署。先后开展了“青海重要能源基地水文地质调查”、“神东煤炭基地水文地质调查与老空区普查”和“晋东能源基地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完成6个1∶5万标准图幅调查（面积约2520km2）；实施一批探采结合井，总出水量约14736m3/d，有力地解决了矿区缺水问题。在多年冻土区融区控水规律、鄂尔多斯盆地直罗组强富水特性、典型岩溶泉域强径流带分布与演变、采煤条件下上覆含水层疏干破坏机理、矿区含水层保护理论技术、老空区老空水普查技术方法和1∶5万水文地质编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
巴丹吉林沙漠1∶5万水文地质调查。完成巴丹吉林沙漠湖泊集中分布区野外调查任务，填补了我国沙漠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空白。调查湖泊洼地133个、泉点29个、机民井88个，人工揭露地下水73处。初步查明沙漠东南部第四系沉积基底特征和湖泊、地下水分布的规律。首次在沙漠腹地完成350米水文地质钻探，揭露了第四系沉积基底和含水层结构，并首次获取巴丹吉林沙漠水文地质参数，为沙漠区水文地质条件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通过全球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对我国各类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以及开发利用用途进行分析总结，圈定具有开发利用前景的高温、中低温地热区（田），提出地热发电规模及远景布局。查明我国干热岩资源分布，圈定若干干热岩远景分布区，提出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集约化目标及方向。开展了地下热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趋势研究，制定出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路线图，为地热资源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群矿采煤驱动下含水层结构变异对区域水循环影响机制研究。初步查明采空区覆岩三带宏观分布规律，采场应力分布对覆岩裂隙发育特征的影响特征、关键层分布对覆岩裂隙发育特征影响机理，分析总结了采动裂隙发展与含水层结构变异演化规律，基本掌握采空区裂隙发育特征及渗透性变化规律，建立了典型矿区含水层空间结构变异数值模型，创造性提出采空区渗透性跃变曲面“椭抛凹形体”概念。
华北平原典型地区地下水回灌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应用GMS软件初步建立了试验场三维地层结构图，建立了勘察回灌区水文地质参数系列。建立完善了地下水回灌三维水流模型，发展了地下水高精度模拟技术和优控管理信息技术。完善了滹沱河冲洪积扇三维地下水流模型，采用嵌套技术建立区域模型与示范区模型的耦合模型；建立示范区地下水回灌主要污染组分的溶质运移模型，进行了地下水管理模型的算法研究，初步形成地下水管理信息系统。
沙漠腹地水文地质钻探
含水层结构破坏物理模拟试验
地下水回灌试验场立体图
㈩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五届四次全委会和基金会一届二次理事会议纪要
2007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五届四次全委会和基金会一届二次理事会议，在北京国际科技会展中心召开。
出席会议的委员 ( 理事) 有: 孙文盛、寿嘉华、刘宝和、陈毓川、王泽九、邓起东、翟裕生 ( 吴淦国代) 、贾承造 ( 顾家裕代) 、张洪涛、姜树叶、黄宗理、孙升林、张永刚、闫学义( 琚宜太代) 、孙肇均 ( 朱士荣代) 、朱立新、常旭、潘懋、龙长兴、董伟良 ( 王伟元代) 、阎凤增 ( 李强之代) 。
孙枢和鹿心社请假，李干生和张金带因本人请奖，按规定回避。出席会议共 21 人。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进行第十次评奖终评; 第二阶段对上次工作会议以来几个有关问题进行审定。
会议分别由刘宝和、寿嘉华、陈毓川副主任主持，王泽九秘书长就有关问题分别做了汇报和说明，最后孙文盛主任做了总结讲话。
现将有关事宜纪要如下:
一、关于第十次评奖和颁奖
会议在听取了第十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申请情况及专家组初评结果后，立即转入对申请人资料的审阅，在议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无记名预投票，结果意见相当一致，举行终评无记名投票十分顺利，选出如下第十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分别是: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获得者
傅家谟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1 票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获得者
李 惠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21 票
刘敬党 中国化工地质矿山总局辽宁化工地质勘查院 21 票
朱伟林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 21 票
张金带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19 票
周海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公司 19 票
李干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 票
徐水师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18 票
刘玉书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06 地质队 17 票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获得者
陈均远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21 票
马永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分公司 20 票
王弭力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 票
刘敦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 票
周新源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 19 票分公司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教师奖获得者
郝守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1 票
黄润秋 成都理工大学 18 票
据此，会议随即作出 “第十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决定”; 颁奖证书不再进行分类，一律用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通用名; 颁奖日期，请示上级领导决定，争取今年年底以前举行;资金额度根据基金状况，仍定为每位获奖者奖金 5 万元。
二、关于各类奖的名额分配问题
会议在听取了秘书长的调研报告后，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
( 1) 原定每次评奖获奖人数不得超过 15 人，其中野外奖不得超过 8 人，科研奖不得超过 5 人，教师奖不得超过 2 人。都是合理的，不需要增减或调整。
( 2) 明确各类奖都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组成部分，没有高低之分，要求各请奖者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性质，进行申报奖项，以减少科研奖的压力。
( 3) 对 “章程”中某些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第六届委员会作适当修改。
三、关于集资问题
会议在听取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自 1989 年设立以来的评奖活动集资及基金运作情况，以及社会反响等的汇报，讨论中一致认为: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社会反响极好，成绩喜人，应该继续办下去，并且要越办越好，支持继续集资，尽快行文给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部门和单位接捐资通知后，尽快按捐款额度要求汇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账户。
四、关于基金管理办法
会议审议了办公室提出的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管理办法 ( 讨论稿) 》和说明，原则同意 “办法”各条款，请办公室根据会上委员的意见作适当调整、补充、润色，再印发给各委员( 理事) 审定，如无大的异议，就可据此贯彻执行。
五、关于委员会换届问题
“章程”规定，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每届任期 4 年，第五届委员会到今年底任期届满，会议认为应按时进行换届。孙文盛主任意见，他已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为了工作方便，他建议国土资源部由现任部长、党组书记徐绍史同志出任主任最为合适。各部门的委员又同时是理事的能不换最好不换，实在非换不可的，委员和理事一并换，要求办公室按 “章程”要求，抓紧操办。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
2007 年 9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