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历史

① 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历史简述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

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

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

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

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

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

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

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

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

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

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

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

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

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

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

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

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

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

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

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书成已等身，

赵生才调更无伦。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万里尘”。

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

全书共 6 章:

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

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

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

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

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② 新中国成立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发展与优良传统

陈梦熊

(国土资源部)

一、前言

前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6年，是旧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一个全国性地质机构。它对新中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全体院士大会时，地学部部分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院士，在随意聊天时，都深感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与前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承前启后的关系，因此提出倡议要编写一本有关地质调查所发展历史的文集，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大家的积极支持，该书在1996年就顺利完稿出版，书名为《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全书共有54万字，篇幅较大，为了便于了解全书概貌，作者对内容精心调整压缩，写成一篇比较详细的节要，供同行参考。

二、发展时期划分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开始工作，到1950年宣告撤销，一共经历了35年的时间，其整个发展过程，约可划分为4个时期：①萌芽时期(1900～1916)，地质学知识开始从国外引入国内；②奠基时期(1916～1930)，开始在全国展开地质矿产调查；③发展时期(1930～1940)，各研究室先后建立，机构逐渐健全，工作有所扩大；④成熟时期(1940～1950)，机构趋于稳定，科技力量有所增强，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如果按所址的迁移，也可划分为：①北京(北平)时代(1916～1935)；②南京时代(1935～1937)；③北碚时代(1938～1945)；④南京复员时代(1946～1950)。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的历史虽然告一结束，但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获得空前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主要特色与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建所的35年时间内，为前期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严谨的学术风气，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分述如下：

1.机构精简、任人唯贤

从建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每年通过考试，招收2～3名地质人员，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质调查所的规模虽自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连同两个分所的总人数仍不过200余人。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试制度，几十年来除极个别的人是通过特别推荐入所的外，几乎没有例外，即使是北大地质系第一批的毕业生，如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也毫不例外的是通过考试进所的。孙老到了晚年，谈起当年参加考试的经过，仍然津津乐道。著名新生代地质专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1927年从北大毕业，满怀希望地投考地质调查所，不料因成绩不佳而落选。裴文中并不因此而灰心，第二年继续参加考试，终于被录取。不仅地质技术人员入所要通过考试，对一般新招收的职员，同样要通过考试。如“抗战”胜利后，图书馆需要增加几位管理员，都是通过黄汲清亲自面试以后，才被录用为正式职员的。

地质调查所从建所开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人员的编制，都是按照机构精简的原则，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稳步发展。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裁减人员，相反还有所扩大，如在兰州建立了西北分所。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最为兴旺的时期，当时的研究人员，包括外国专家在内，不过六七个人，外加修理标本和制作模型等技术人员，总共不超出20人，但却作出了惊人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作为所内最大的一个研究室——区域地质研究室，大概也不到20人，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了14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与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的编图工作。

在建所的30多年时间内，所长和各研究室的领导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很少有重大变动，因此各研究室均有相对固定的努力目标，各项业务能按计划逐步完成。各个研究室的领导成员，也相对保持稳定。除上述区域地质室与古生物研究室以外，如杨钟健始终担任新生代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长期担任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李善邦从建室开始就担任地震及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曾世英一直担任测绘室主任，熊毅、马溶之、李庆逵等都长期担任土壤研究室主任，等等。他们既是国内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在国际上也是知名学者，这是各个研究室在业务上都能分别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领导成员中，值得一提的是副所长周赞衡，他是唯一的一位副所长，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从建所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始终坚持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岗位上的人。另一位值得赞扬的是图书馆馆长钱声骏，他是1920年北大地质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与孙云铸同时进入调查所，工作勤勤恳恳，前后担任馆长近20年，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图书馆的藏书与资料了如指掌，就像一本活字典。

地质调查所还有其他许多值得称颂的人，特别是一批担任辅助性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半一专多能，技艺精湛，并有一手绝活，非他人所能顶替。如测量专家颜惠敏，他用平板仪测图，速度之快与精度之高，非一般人可比拟。胡宝琳是一位技艺出众的能工巧匠，“抗战”期间，协助秦馨菱用土办法竟制造出一台灵敏度很高的地震仪。李时俊是一位出色的照相专家，余国钧是所内著名的切片、磨片专家。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是一位模型制作专家，在国内称得上是权威。此外，图书馆的打字能手韩文蔚，绘制古生物模拟图的画家蔡一，以及清绘中国地质图的绘图员鲁巨川、白耆彬、李子平等，他们的高超技术都是有目共睹的。总之，地质调查所在地质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与二线人物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地质调查所的无名英雄。

2.学术空气浓厚、治学环境相对稳定

不论在北碚，还是在南京，到晚上大多数办公室总是灯光通明。他们夜以继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并不是强迫加班，而是自动地到办公室钻研业务，或撰写论文，已经形成风气。尽管如此，每天上午上班，进门首先要签到，还要写上到所时间；这是建所以来的老规矩，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格遵守。每周第一天的上午，照例全体人员要聚集在会议厅开周会，实际是学术报告会，由所长主持，主要请出差回来或项目工作告一段落的人，介绍野外调查的收获与体会或阶段性或最终成果的主要内容；因此也相当于工作汇报会，讲完以后展开讨论，互相交流。对所内年轻地质人员来说，这些活动都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且无形中受到了学术空气的熏陶。同时各不同专业，可以通过这些活动互相交流，扩大知识领域。

新入所的地质人员称为实习员，对外称调查员，一般要经过两年的实习，才能升到技佐(相当技术员)；再经3～5年的实际锻炼，才能升到技士(相当工程师)，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后，才有可能单独承担任务。所以入所后一般头五六年的时间，大多基本上都是跟班学习，练基本功，当好助手，可以称为学徒阶段。地质调查所十分重视野外工作，所以必须首先在野外工作中经受锻炼。总之要培养成一位多面手，只有真正的徒满出师，才能算得上一位够资格的地质工作者。

3.人才辈出、重在培养

地质调查所多年来人才辈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重视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前，3位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高瞻远瞩，首先举办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培训班，并亲自担任教职，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把这批学生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这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又培养出第二代的地质学家；如此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强，所谓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是一条真理。

培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前所述，入所后首先要度过约5年严格的学徒生涯，主要目标是通过跟班学习，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功。地质调查所的一项主要优势，就是每个研究室都有一位或多位的权威专家，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主动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不仅是在工作中言传身教，而且还带领年轻地质人员到野外实习。例如，在北碚时代，黄汲清就曾带领一批入所不久的年轻人，到天府煤矿学习如何绘划剖面；在威远地区，带领一批年轻人，练习如何测绘地质图。在室内，老一代指导新一代如何写论文，并且亲自一句一句地进行修改，就像老师修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认真。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创始人都曾留学国外，他们十分重视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作为培训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中，就有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周赞衡、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通过不同途径，在历届所长的积极支持下，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重视地质出版事业，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按专业划分的出版系列

主要包括汇报、专报、古生物志、专刊或特刊及地质图等五大类，其中专报还分地质、土壤、地震等类别，古生物志又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等等。此外还包括地质学会主编的《地质论评》与《地质学会志》。以上各类出版物对外开放，即所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也可列入系列出版。由于重视地质出版事业，使大量调研成果能及时传播于世，这也是地质调查所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5.学习外国经验，注重国际合作

丁文江、翁文灏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经验，聘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专家来华担任顾问。例如，聘请美国葛利普担任古生物室主任，瑞典安特生从事新生代与西北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丁格兰从事矿床学研究，著有《中国铁矿志》、《中国汞矿纪要》等重要专著。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法国学者德日进、瑞典古脊椎动物专家布林等，参与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与研究工作。此外，还有美国土壤专家梭颇、瑞典古植物专家赫勒等来华协助工作。他们对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的理论水平，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书馆与地质陈列馆，被称为地质调查所的两大宝库

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存书77732册，是我国地学方面存书最齐全的图书馆，特别是存有大量珍贵图件。该所图书馆与陈列馆成为地学工作者最向往的地方，能提供各类其他机构难以找到的资料。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质事业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不少痛苦的教训。目前我国地质机构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如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挑战，重新回顾20世纪地质科学的发展历史，对今后地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至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改组和分流，前后仅35年时间。在此短短35年的时间内，该所在地质矿产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如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学、矿床学、大地构造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新理论、新学科与新技术的创立与开拓，成就尤为突出，为新中国地球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例如，区域地质方面，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完成了大量古生物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地建立了中国的地层系统。在大地构造方面，划分了中国的造山期，提出了多旋回构造理论、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构成了中国的大地构造体系。岩石矿物学方面结合造山运动，深入研究了各造山期的岩浆活动(包括火山活动)与岩性特征。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如北方煤田地质的调查研究，长江中、下游铁矿床与成矿带的研究，江西钨矿、湖南铅锌矿的调查研究，以及西北陕、甘、新等省与四川盆地油气田地质的调查研究等，都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上述地质科学传统项目的理论研究以外，努力开拓创立地学范畴的新领域，是地质调查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主要包括：

1)创立我国最早的地震研究室(1930)，并在北京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称为鹫峰地震台，又称鹫峰地震研究室。“抗战”期间改称“地球物理研究室”，把研究内容扩大到除地震外的物理探矿与地磁测量等方面，奠定了我国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

2)创立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室(1930)，开展全国性的土壤调查，结合野外工作，完成大量研究成果，为新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创立我国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1929)，后改称“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除研究新生代地层外，还重点研究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及史前文化考古等内容。“北京人”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

4)创立我国第一个燃料研究室(1930)，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主要从事石油及煤岩的研究，建立了煤岩学的基本理论。该室还附设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化验室，担任岩石、矿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是我国第一个岩矿化学分析室。

5)创立我国最早的制图研究室(1930)，1934年编制出版我国第一本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即著名的申报分省地图集，开创了具有三维特征的地图制图法。

6)创立我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

五、结束语

地质调查所从l916年正式成立和开始工作，到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所接管，前后仅有35年的历史。但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热爱中国地质事业、热爱科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绩显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虽饱经战乱，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但始终坚守岗位，艰苦创业，为发展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奠定了较好基础。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地层系统的划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中国各类矿床的基本类型与成矿规律，以及中国造山运动与岩浆活动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地质调查工作，也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为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与图书馆完整地移交给地质部，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力量。地质调查所传统的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与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对新一代的地质学家，也有较深远的影响。

地质调查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输送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部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新中国地学和地质科学的有关领域以及各个不同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质调查所(包括兰州、北京两个分所)经过约一年的军管和内部调整，即由1950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并进行全面的改组和分流。其中，土壤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分别演变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性研究室(地震、地球物理室)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地质陈列馆与地质图书馆基本上成建制全部转移为地质部的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原有其他科技人员，绝大部分成为1952年成立的地质部系统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质骨干力量。据统计，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地质科技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共有47位，他们都分别在各有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③ 我国地质辉煌发展史

中国地质发展史(转载)
思想与知识的准备

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 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万吨。（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 1700年的 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 6,450万吨。（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运行之类。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南怀仁，《坤舆图说》 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 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 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 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④ 中国地质学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地质学会1936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即北平分会，到2012年已经增加到31个省专、市、自治区地质学属会；6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3个学术机构－专业委员会，到2012年已经发展到48个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研究分会、工作委员会）。学会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秘书处、国际处和期刊处。2011年组成了中国地质学会第39届理事会。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1949年前为559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6万多名。

⑤ 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⑥ 急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

专业书籍，到地矿类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专业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质学发展史》刘兴义、刘肇生父子1983年翻译

2、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研究小史》。

3、《地质学原理》是英国近代地质学家赖尔的主要学术著作，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的近代变化》。这部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广泛影响。1872年由中国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医生玛高温合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地学浅释》。1959年徐韦曼又重新翻译，以《地质学原理》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典地质学的成熟。

4、《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较之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地质科学可谓“大器晚成”。把地质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发生。人们公认，拉开这场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一书，作者即是被誉为“地质学中哥白尼”的魏根纳。

5、《翁文灏选集》收集翁文灏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1篇，是翁文灏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地理学、沉积学等方面的学术水平代表作。该书是一部代表我国近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奠基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6、《中国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质学名著，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著作，是运用地质力学原理来研究区域地质形成规律的一部开拓性经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质发展史》供参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论述鲁迅对中国地矿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内行，见笑。

⑦ 中国地质历史年代表，谁有啊谢谢！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36026.html

⑧ 中国地质大学 为什么有两个校区，有什么历史来历

汉口校区当年是一家地质学院，后来合并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关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联系
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唐山交通学院，北洋大学等校地质科系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型为学校首任院长。学校位于北京学院路，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八大学院”之一，1960年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国内外形势影响，中央决定将北京十三所重点高校外迁。北京地质学院于1970年迁出北京，在湖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学校南迁过程中历尽磨难，损失很大，一度散落在四个地区办学。在湖北兄弟高校的帮助下，于1975年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文革结束后，为解决学校部分知名学者因为工作需要仍然留在北京的问题，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北京恢复办学，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及其北京研究生部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分别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总部设在武汉。1988年，学校经批准设立研究生院，是我国首批成立的三十三所研究生院之一，九五期间，学校又被确定为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0年，学校由国土资源部划转教育部管理。2005年，根据教育部文件，位于武汉的大学总部撤销，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区独立办学，教育部仍然以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整体进行建设。2006年，教育部与国土资源部签署文件宣布共同建设中国地质大学。同年，学校申报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得到教育部和财政部批准，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一部分。

⑨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历史沿革

民国三年（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时就有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设置，但有名无实。
民国五年一月四日（1916年），袁世凯准奏设立“地质调查局”，局长张轶欧，会办（副局长）丁文江、安特生，内设四股一馆：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地质矿产博物馆。
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1916年），中华民国政府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行毕业典礼，同时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展出师生三年来悉心采集的岩矿标本899件，还有详细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因此，把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定为建馆日。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是公认的建馆日，因为此刻的博物馆有馆长、有机构、有典型事件，陈列和收藏从此被确定下来。
民国五年12月10日（1916年），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签署《农商部饬》119号，任命地质调查局会办、技正丁文江为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 民国九年（1920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商请农商部为筹建地质图书馆发起募捐，黎元洪大总统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计39000元。
民国十年（1921年），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建成地质图书馆，用其余额8000元为陈列馆添建两间展室，增加陈列面积400平米。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7 日，新建成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式，黎元洪大总统莅临讲话并参观了地质陈列馆。
民国十六年（1927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华北危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地质陈列馆一万余件藏品随迁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700号）新建的陈列馆中布置了12个陈列室，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建成开放。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地质调查所同其它机构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陈列馆精选标本313箱，由高振西经水路押运至武汉，十一月下旬又运到长沙，进行简单修整。次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再迁至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不久，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标本才搬到北碚所内安置。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4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气象所及工业试验所、农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等共同发起筹建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正式开馆。其中，地质馆由中央地质调查所设计、提供标本，分矿物岩石、地层古生物、脊椎动物化石及土壤四部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珠江路旧址，任命侯德封为南京地质陈列馆馆长，主持陈列的恢复和重建。参与整理的有程裕淇、杨钟键、刘东生、王存义、蔡震中等人。
民国三十七年是十月（1948年）正式开放（只恢复了抗战前的80%）。 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员、标本和设备在北平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原址，归属新组建的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谢家荣。“从此至北平和平解放，丰盛3号陈列馆再未设主任（馆长）一职”，其事务均由历任分所所长直接管理，姑且称之为“故馆”。
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夏开始，经贾兰坡、李悦言等多次整理充实。民国三十六年二月（1937年）下旬，中国地质学会第13次年会在北平召开，陈列馆建成14个陈列室（新生代、古生代及中生代、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西山地质、普通地质、周口店猿人洞、变质岩、火山岩、水成岩、地层、地质构造、矿物和土壤），以不少于南京馆的展品量向社会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和仰韶陶器。
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夏， “七七事变”前夕，杨钟键接任北平分所所长，不久北平沦陷，杨亦于当年十一月南下到大后方长沙、昆明。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为应对动荡局势，北平地质矿产陈列馆将前后门对调，即正门由丰盛胡同3号改在兵马司胡同甲58号（现6号），与北平分所正门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近在咫尺。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南京设立由高振西负责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工作领导机构，辖南京地质陈列馆和北京地质陈列馆。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1953年1月，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迁北京，高振西任馆长。因建部需要，北京馆被拆除，标本被临时存放在故宫文华殿和六铺炕等处。
1955年，南京地质陈列馆下放江苏省地质局，全国地质陈列馆与北京地质陈列馆(故馆)融为一体。
1956年，地质部决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万平方米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大楼。
1958年9月新馆大楼落成，并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
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共计4500平方米、17039件标本的陈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会开放。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60年，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划归地质科学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副院长冯志爽兼任馆长。
此后，经历“文革”闭馆停滞、地震破坏，也经历了不断调整、不断创新，直至2000年底馆大楼修缮改造立项得到上级批准，中国地质博物馆在曲折中发展四十年。这期间馆的主要领导人有王子麟、和吉甫、刘涌泉、黄正之、邢裕盛、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