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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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一部早期中国地质调查的宏论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尔·威尔赫姆·弗莱郝尔·冯·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 ( 上西里西亚) 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 今属波兰) 。1856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和研究过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地质现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1860 年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访问过锡兰 ( 今斯里兰卡) 、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曼谷，以及缅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考察并曾发现金矿; 同时还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1872 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书名为 《中国》 的五卷集地质考察报告，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地质文献。

二、两次来华进行地理 － 地质考察的 7 条路线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 “远征团” 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 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进行地理的、地质的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 ( 包括中国香港) ，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包括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 年 11 ～ 12 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对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 从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 ( 武昌及汉口) 。

第三条路线: 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 《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去过瓦房店、盖平、熊岳; 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 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 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 从 1869 年 9 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镇附近) ，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 从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从上海直达中国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经山西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再经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 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并绘制了中国第一张 《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 年 6 ～8 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 从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 “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 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连山脉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 ( 乐山) ，经岷江，转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 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隙时间，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 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深受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都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的地理 － 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 ～1912 年，历时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简称 《中国》) 。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 于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尤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 于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础;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盐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并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

( 4) 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 “丝绸之路”;

( 5)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 “风成说”等;

( 6) 在考察中发现许多褶曲和断层，在秦岭发现了逆掩构造。本卷还附有一张中国北方构造图，图上画了一条 “兴安线”的推测断层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还提出北方有一个古老的 “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第三卷: 于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 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本卷对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诸如辽东古老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的。

第四卷: 于 1883 年出版，主要是汇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凯萨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尔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 于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编的。

两本图集: 第一册于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编，于 1885 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12 幅; 第二册于1912 年由 M . 哥罗尔 ( Groll) 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 幅。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 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宏著 《中国》最主要的内容及意义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历时 4 年、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考察中国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和人文地理，包括风土人情、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尤其是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其影响深远。

从地质角度来看，学术上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在矿产资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国矿产资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矿资源描述甚详，有专家统计他在书中对中国煤矿的记述多达 150 余次，才有上述夸大之谬论，认为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但他认为山西煤储量丰富，为便于开采，关键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其二，地层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经几位古生物学家分门别类进行鉴定与研究，因此， 《中国》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古生物专著，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类，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称之为 “五台绿泥片岩”，遂后提出 “震旦”一词又在庞培利提出的 “震旦构造线”基础上，把 “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曰伦、高振西教授都做过一些更正和补充。

1916 年，在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中，讨论了李氏的划分地层方案，认为李氏把太古宇分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讨论，举出辽宁、山东的片麻岩和花岗片麻岩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闪岩片麻岩、绿泥片麻岩以及昆仑片麻岩均为较新的岩系，补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划分方案。

其三，中国黄土的风成假说，李氏对中国西北及华北广泛分布的巨厚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较早提出了风成假说及其概念，在当时曾风靡一时，有相当影响。

中国黄土成因，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9 世纪末叶以来，黄土风成说占据主导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包括河流冲积作用成因，洪积成因，造壤作用结果等。经过地磁和热释光等方法测定，认为是多种地质营力作用堆积，并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经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黄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刘东生院士及张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学而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中国黄土研究最高水平，并荣获过中国科学大奖。

此外，有的文献资料、传记，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东 ( 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 ，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氏缺乏考古资料的论证和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时间短，涉及面积窄，其所谓的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后经赫尔曼在 《中国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及其得意门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 “丝绸之路”作补充，才有如今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般认识 ( 巫新华先生之 “玉石之路”则另有一说) 。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宏著 《中国》的问世，对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 《中国》作为必读书目和重要文献使用，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博士，于 1933 年在纪念李希霍芬诞生 100 周年时发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与中国地质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地质的宏著实有待于吾人之详细补充，且其对中国地质历史之基本观念，亦有须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观过斯知仁矣’。兹试将睹，而当惊佩其发现之早; 盖李氏距吾人始业之际，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见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 年，第 3 期) 。

随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地质学家在长期的地质实践中，发现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误差和错误，补充和纠正大量不足的地质事实，如翁文灏先生在总结中国东部、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时，纠正过李氏许多错误认识和论述。

五、关于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一书的评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来华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讨论中，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发表了 《中国地质略论》，对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进行过强烈抨击和警示，他明确指出: “必须掌握自己的矿藏命脉，兴业自强! ”对外国人来华测地造图，深表不安，对列强以各种借口派地质学家来华调查我国地质矿产更感警觉! 对李希霍芬等一针见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学家，而眼光足并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盖自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后，四处讲演和游说，曾渲染胶州湾为中国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矿区，尤为良港。1897 年 ( 光绪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队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约出租给德国胶州湾 ( 1898)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鲁迅的警示。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章鸿钊先生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撰写的 《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一书中也曾指责说: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之外，对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洋形势无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一书，笔者曾对李希霍芬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作过简要述评。1895 年，他曾发表文章，公然称 《马关条约》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可谓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学者的险恶面目。

尽管他不时鼓吹 “中德两国应有密切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却发现恶意中伤，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是放弃了所有人类的尊严。” ( 笔者注释: 这段文字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以上引录刘东生院士 1993 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满天下》一书之中)

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对这些诽谤言论十分愤慨，针锋相对地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 “登山必至峰顶，移动必须步行”。1919 年，当中国地质调查所主编的《地质汇报》创刊时，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将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对中国地质工作者为戒，激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宏伟的成就，一切诽谤之词，早已不攻自破，显示出中华民族豪迈之魂。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地学界确有相当的声望和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给予了启蒙、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实之词，至少为其政府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大造舆论，起过的负面作用，也应有辩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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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地质旅游的研究进展

地质旅游是近30年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旅游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地质旅游概念以来，各国学者对地质旅游研究的关注度逐年提高。目前，世界地质旅游的理论研究着重于地质旅游的定义，地质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与规划，地质旅游资源的类型划分，地质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地质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地质旅游产品的开发策略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国外研究进展

地质旅游的概念最先由Hose于1995年提出，1997年美国国家地理和旅游产业联合会提出了不同含义的“地质旅游”术语，随后很多学者参与讨论和研究地质旅游的这两大定义，并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Stueve等，2002；Stokes等，2003；Newsome和Dowling，2006；Tongkul，2006；James和Hose，2008；Dowling，2009），但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近30年来，国外学者从多个方面阐释了地质旅游的开展、管理、推广及与地方利益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有通过研究利用废弃矿山发展旅游业，从而唤醒矿山活力，增加价值（Calaforra和Fernández-Cortés，2006）；针对火山或地热温泉等地的地质旅游活动安全问题进行研究（Heggie，2009）；研究地质遗迹地开展地质旅游的可行性及容量，以保护地质遗迹环境和地质遗迹本身不受破坏的问题（Fernández-Cortés等，2006）；关于自然遗产地的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研究（Spenceley，2005；Billington等，2008）；世界遗产的地质学价值及开发地质旅游的潜力（Alexandrowicz，2009）；地质公园与地质旅游的关系（Zouros，2004；Zouros和McKeever，2009）；地质遗迹旅游对地方经济、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收入的影响（Walpole和Goodwin，2000；Wartiti和Malaki，2008；Dowling，2009）；认为地质旅游扩充了地区可持续旅游的内容（Hose，2007）；有些学者研究如何将对一般人来说在平时和日常生活中显得太遥远且没有吸引力的地质学通过通俗易懂的图册介绍地质学知识，编制非学术化的地质目录，刺激民众的好奇心，透过地质景观唤醒人们对地球科学的注意（Bertolini和Centineo，2005）；地方文化对地质旅游的重要性（Weber，2009；Lemon等，2009）；地质旅游的教育、休闲功能（Eder和Patzak，2004；Grosbois和Eder，2008）；游客对于地质旅游的认知与期望（Boley，2009）；地质旅游与当地居民参与的关系（Farsani等，2009）；通过研究西班牙的地质遗产与地质保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出建立法律框架和编撰完整的遗迹目录以保护地质遗产（Carcavilla等，2009）。

在图书与杂志方面，Dowling和Newsome（2006）合作编写“Geotourism”一书，书中讨论了地质旅游的范围和性质，描述马来西亚、西南部非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地质旅游资源，总结欧洲与中国的地质公园建设经验，介绍美国、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等国家的地质旅游行动，研究了地质旅游的解说系统、地质旅游开发的问题与挑战，同时列举了不少实例作为佐证；Leman等（2008）主编了“Geoheritage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一书，内容主要涉及地质遗产资源、地质遗产保护和地质公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德国出版“Geoheritage”杂志，专门研究地质遗产保护和地质旅游开发。

二、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对于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一直比较重视，但是对其开发建设却相对比较缓慢，在地质旅游开展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滞后。我国学者对地质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公园的建设、地质旅游资源的特征分析等方面；部分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都分别成立地质旅游研究中心和地质旅游研究所；另外，国内资源导刊杂志社出版发行一本专门介绍和研究地质旅游的杂志——《资源导刊·地质旅游》。

1978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了地质科普委员会，并多次开会讨论旅游中的科普问题，提出开展科学旅游、地质旅游，并进行旅游地质、旅游地学相关研究；从1981年的全国青少年地学夏令营活动开始，组织了一系列地质旅游实践活动，每年都有数千人次，属于普及性地质旅游；1993年，中国旅游地学会在河北蓟县召开了以“中国地学（地质）旅游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年会。

殷维翰和丁兴旺（1983）提出并探讨了进行地质旅游和建立地质公园的构想，原地质矿产部于1985年11月在长沙召开了“首届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会议”，会议代表考察了武陵源风景区，鉴于武陵源砂岩峰林地质地貌景观独特优美，地质学家提出了在地质意义重要、地质景观优美的地区建立地质公园以加强保护和开展科研、科考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一直没能开展起来，直到1998年国土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才推动了这一事业的发展。目前，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省级地质公园共同构成的三级地质公园体系在我国初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地质公园管理体系围绕着对地质遗迹“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大原则正在不断完善，同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需要努力探索之处；世界自然遗产的地质旅游研究和开发也在悄然进行中，在世界遗产中开发地质旅游将成为继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科普旅游之后新的研究方向。

目前，国内对于地质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质旅游的意义与必要性

地质遗迹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而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它代表了地球发展的不同篇章，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意义。通过在世界遗产地和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不仅可以在保护地质遗迹的同时让旅游者在游玩中感受到大自然美丽的景色，给人一次惬意的旅游经历，而且还可以轻松了解地学知识、促进地质学知识的普及和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国内不少学者和政府都非常关注地质旅游的研究及其对地方发展所带来的契机。周纯明和曾令初（2007）认为，地质旅游具有扶贫、延长矿区寿命、加强社区和谐、普及地学知识等功能，既保护了地质遗迹，又发展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地方发展。徐梅（2007）认为，个性化、主题性的地质旅游将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大力发展地质旅游是充分挖掘贵州旅游资源潜在优势，以差异性竞争策略实现贵州旅游业发展后来居上的正确选择，而且贵州地质旅游开发需要走综合性的整合开发之路，带动地方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张玲（2008）认为，发展地质旅游对保护地质遗迹，加快旅游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

2．地质旅游资源方面

地质旅游资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旅游资源的分类、地质形态的构造和形成历史、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方面。主要图书有《中国旅游地质资源分类分区与编图》、《地质旅行》（夏树芳，1998）；主要研究论文成果有：吴昭谦（1990）提出中国拥有丰富的地质旅游资源，应当面向世界开展地质旅游；郭威和丁华（2001）讨论了地质旅游资源的分类、地质旅游的特色和发展前景；左晓路（1995）对四川地质旅游发展的可行性进行深入探讨；李治国和高建华（2004）研究了河南省地质旅游资源及开发利用潜力，提出应做好地质旅游资源评估，并进行配套组合旅游项目开发；唐开疆（2003）分析了世界遗产——长江三峡的地质旅游资源，提出重点进行“无字天书”旅游考察和远古时代的古生物化石探秘这两方面的地质旅游；王嘉学和杨世瑜（2004）针对世界遗产——三江并流区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障碍及对策进行研究；戴亚南（2008）则探索了地质遗迹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3．地质公园方面

地质公园是开展地质旅游活动的基础和主要场所，因此，我国学者在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地质公园体系、地质公园评定及地质公园的意义等方面研究。陈安泽（2003）认为国家地质公园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地质工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对促进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赵逊和赵汀（2003）认为中国地质公园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地学界的国际地位，保护地质遗迹，优化地质环境，推进科学普及，提高旅游科学知识含量，同时也有益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是实现地质工作服务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也有利于保护地质遗迹和地质环境；国家地质公园具有美学与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与科普价值，它将在开展地质旅游、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提高旅游业的科学含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后立胜和许学工，2004）。

（2）地质公园中地质遗迹资源特征及开发保护研究方面。黄松（2006）提出了地质遗迹的复合型保护开发模式优选思路和5个优选模式；赖绍民和郑万模（2002）认为地方政府应摸清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资源，建立完善的评价标准和登录评价体系。王长生（2005）认为对于目前尚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质遗迹采取“暂缓开发”原则，以保护地质遗迹资源。

（3）地质公园的开发和保护方面的研究。卢志明和郭建强（2003）等用系统论的思想把地质公园分为地质系统、保护系统和旅游系统三个子系统。地质公园应该走绿色开发之路，并纳入到旅游产业的链条中，建成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的基地（李双应和岳书仓，2002）。地质公园的建设要注意处理好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关系，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地质遗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毛学翠，2003；孙长远和周淑敏，2005）。李晓琴和刘开榜（2005）认为生态旅游是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并提出了地质公园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4）国外地质公园建设开发与保护经验研究与借鉴。主要是总结国外地质公园的经验，提出尽快健全完善我国地质公园管理体制，理顺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与运行机制，实行地质公园管理与经营分离及强化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赵汀和赵逊，2003；郑敏和张家义，2003；夏云娇，2006）。

4．地质旅游开发及产品方面

我国学者在地质旅游的总体规划建设和地质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方面研究相对较少，目前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地质旅游的开发思路和建议方面的居多，如何通过开发新颖的地质旅游产品来满足新世纪人们对旅游需求的变化和地质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是我国学者和业者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目标。周纯明和曾令初（2007）详细论述了地质旅游的意义和地质旅游产品系列的开发建设对策；高莲凤和张振国（2007）研究山西省地质景观资源分布特征，提出地质旅游总体规划的建设思路，即该省地质旅游线路规划、资源开发规划及地质旅游区的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方案；庄寿强（2006）提出地质公园中地质旅游的开展及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提出地质旅游的三种类型：弥漫型地质旅游、插入型地质旅游和连贯型地质旅游；庄寿强（2008）提出在恐龙曾出没的地方寻找金刚石这一开拓地质旅游公园的设想就满足了人们探奇的好奇心理及地质旅游景点的可持续发展对策。徐梅（2007）探讨了贵州省民族旅游与地质旅游的结合开发思路。吴振扬（2007）在分析香港花岗岩地貌特性、地质旅游特点和目前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香港花岗岩地貌的地质旅游开发思路。谢洪忠和刘洪江（2003）分析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地质旅游特色，并提出我国地质旅游开发应突出地质旅游特色、正确认识地质景观、加强管理和引导。同时，还有不少学者针对一些具体的地质公园进行旅游产品设计和开发研究。

总的来说，国内地质旅游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集中在地质旅游的地质景观资源特征分析、地质资源开发与保护、地质公园的开发与规划建设等方面，对于地质旅游资源的评价体系、地质旅游的线路安排、地质旅游的配套服务、地质旅游与教育结合、地质旅游与地方特色结合、地质旅游与地区经济建设协调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地质旅游的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践开发体系还未成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化完善地质旅游学科建设。

❼ 本人4月17日要去武汉中国地质大学考试~ 请问附近有没有经济实惠的旅店

有的，很多，在地大南门，你可以做59路在火车站就有这路公车，到终点南望山下回，有一个小巷子，一直答往里面走就到了地大南门，这条巷子里有很多小旅馆很便宜，也就是30--50之间，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地大的学生所以还比较安静，也还干净。离学校很近。顺便说一下709路和72路也到，如果你到武昌火车站的话建议你坐59路，或打车应该30元左右。

❽ 中国地质地貌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是怎样的

我国的旅游资源是丰富的，近几年取得了很不错得成绩，形成了以文化旅游为支柱，回全省上下抓旅游答的良好氛围！但很多景区规范化管理不够，比如晋祠，多么好的景点，就是野导游屡禁不止，几十年了就是治理不了，有时带朋友游晋祠遇到野导游真是难堪，围着你不走，外地游客觉得都怕！哪有心思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