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史
Ⅰ 论旅游地学、地质公园是中国地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陈安泽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一、旅游地学的含义
概要地讲、旅游地学是地球科学为旅游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含义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而日趋完整，1985年旅游地学研究会成立时，将其含义列入会章第2条：“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研究、规划、开发与保护工作服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1991年陈安泽、卢云亭等著的《旅游地学概论》中，又提出了一个层次更深定义：“旅游地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它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疗康乐与地球表层物质组成、结构及能量迁移、变化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包括了地质和地理两种旅游环境。因此，旅游地学又是旅游地质学和旅游地理学两门边缘学科的总称”。在即将出版的《旅游地学大辞典》中，又将旅游地学的定义进行了扩展及细化，即“旅游地学是地球科学与旅游业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包括旅游地质学和旅游地理学两个分支。旅游地学以地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并吸收其他学科(美学、环境科学、景观科学和旅游学等)的知识与方法，以研究旅游业中的各类问题：①主要研究构成旅游业的客体要素——旅游资源。重点研究自然旅游资源，探讨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原因、分布规律、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科学普及教育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保护方法、区域及景区旅游规划利用等；研究人文景观资源中涉及的地学问题，如古建筑、古文化遗址、石窟、园林的地质条件、环境因素等。②还研究旅游业的主体要素——旅游客源市场，如游客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因地理、气候因素产生的变化等。③研究旅游业的媒体要素——旅游接待设施中涉及的地学问题，如旅游道路，建筑物的选址、选线，地基稳定性评价，休疗地的各种地学背景场(放射性、磁、电、微量元素、负氧离子……)。④还重点研究地质公园建设、科学旅游产品打造、旅游科学解说体系建立等。旅游地学是全方位地为中国走向科学旅游时代服务的学科”。
二、旅游地学产生的背景
从研究学科发展史获得的经验看，一门学科的诞生主要取决两大因素：①社会的需求是产生新学科的原动力，是促使新学科建立的发动机，是客观因素，或称之为外在因素；②学科自身向外扩展的需要，是产生新学科的依据，是促使新学科发展的内在因素。这两种因素是在社会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出现，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的，旅游地学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和人们的创造性，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大发展和旅游业的空前繁荣。而旅游业是一个需要各个学科的支持才能健康发展的行业，旅游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资源支撑，尤其需要山水景观自然美学资源的支撑，而地学在提供自然景观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社会的需求推动着地学为旅游服务，推动着旅游地学的诞生。是改革开放促使大批地学家走向了为旅游服务的大潮中，在为旅游服务中，使地学工作者认识到古老的地球科学蕴涵着向外扩展的无限活力，旅游业使其大有用武之地。她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理论和工作方法，一经和旅游的需求相结合，便碰撞出新的火花，一门地学与旅游相交叉的学科“旅游地学”便应运而生。值得提出是地学理论和方法为创立旅游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地学理论的支撑，凭空创造一门新学科是绝不可能的。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古老的地球科学要想焕发青春，必须大力向边际扩张，必须与其他科学相杂交，而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地学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创立旅游地学新学科的依据和内因。众所周知，在1978年前我国尚不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不存在产生旅游地学的社会条件。归根结底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才使这两种因素有机的会合在一起，旅游地学是历史发展到新阶段的产儿。
三、旅游地学为促进中国地质公园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地学公园的概念是在地学家为旅游服务中产生的，并在1985年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研究会成立时，在向国务院“关于开发旅游事业中要加强地学调查研究工作的若干建议”中正式提出。之后，旅游地学工作者还多次向地矿部领导提出建立地质公园的建议，但都因时机不成熟而被搁置。直到1999年国土资源部在山东威海召开“全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会议”上，陈安泽作为特邀专家在会上作报告时再次提出建立地质公园问题，并传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都已提出建立地质公园的计划。由于国内外建立地质公园的形势已经成熟，大会接受了这个提议，这次会议在建立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体系上起到了关键作用。2000年春国土资源部正式决定在全国开展地质公园申报工作，并于当年评审通过了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等11处中国首批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地学研究会组织专家为地质公园的申报、评审、开园条件、规划管理等提供了一系列文件草案，并组织领导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福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工作，为地质公园科学规划科学建设、科学管理树立了范例。之后，旅游地学工作者，又对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类型划分、评价准则、保护办法、对地质公园的科学解说(包括公园主副碑、地质博物馆、地质科普电影馆、地质景区景点景物解说牌、地质公园科学研究、地质公园科学普及活动、地质公园科学导游图、地质公园丛书等)、信息网络建设、管理体制、旅游设施、经费筹措等提出了一整套的规章、办法、技术要求等。总之，旅游地学倡导了中国地质公园体系的建立、为其准备了理论基础，准备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培养和准备了一大批地质公园人才，从而保证了地质公园事业的发展。2009年研究会还提出了改革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批准办法的建议，并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实行。今后，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二年一次，将申报批准一次完成改为：①申报评审通过取得建设资格；②按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为期三年)；③经实地考核达到验收标准后方可批准成为国家地质公园，三步走的办法。从此中国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走向了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新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世界地质公园22处，国家地质公园139处(含中国香港国家地质公园)，另有44处已取得建设国家地质公园资格、建立省级地质公园100余处。我国台湾还建立了村级地质公园，一个地质门类齐全、管理等级有序、分布宽广的中国地质公园体系已初步建立。旅游地学已经为中国地质公园的创立作出巨大贡献，并将继续为中国地质公园强化管理、提高质量、稳步向“四化”(规模化、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进军中作出新贡献。
四、旅游地学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旅游地学和中国旅游产业几乎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在众多为促进中国旅游业成长壮大而服务的学科中，旅游地学是走在最前列，旅游地学理论、旅游地学组织、旅游地学家为中国旅游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
1.旅游地学组织的贡献
旅游地学组织是团结旅游地学家的纽带和沟通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和其他旅游团体的桥梁，是旅游地学家交流研究工作成果、服务于旅游业的坚实平台。中国旅游地学组织的最大贡献是把整个旅游地学界团结在一起，甚至团结了中国为旅游服务其他界别的中坚力量，用学术交流的方式，探讨中国旅游业各个发展阶段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工作方法问题，为指导中国旅游业发展开拓总结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为各级政府发展、管理、规划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咨询。中国旅游业的创立、发展、壮大与旅游地学组织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研究会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成立25年来共召开了24届学术年会和若干专题研讨会，每次会议都坚持召开一个促进会议东道主省、市、县的旅游业发展战略研讨会，组织与会专家对当地旅游业的产业类型定位，市场定位、旅游产品定位、旅游资源评价、市场营销策略以及旅游人才培养，旅游科普等提出系统意见和建议。每个承办县市的旅游业都得到国家级旅游地学专家的会诊，每次年会之后其旅游业都能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如河南云台山、福建漳浦、福建泰宁大金湖、安徽天柱山……旅游业的大转变、大发展就是最好的实例。
2.旅游地学理论和旅游地学家的贡献
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旅游地学理论在指导旅游业发展上功不可没。《旅游地学》学科是中国人创立的，是中国旅游地学界和旅游界同仁共同创立的，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在中国旅游地学学科创建中，地理界的同仁是走在前列的，其开拓者有吴传钧、陈传康、郭来喜、卢云亭、杨冠雄、谢凝高、苏文才、宋立夫、尹泽生、郭康、王清廉、周进步、吴胜明、辛建荣等；地质界同时起步，其开拓者有殷维汉、陈安泽、李维信、张尔匡、陈茂勋、马恒玮、付中平、陶奎元、殷继成、王功恰、陈诗才、吴承基等；而支持旅游地学发展的领导与科学家有孙大光、夏国治、孙文盛、寿嘉华、杜一力、赵逊、姜建军、黄汲清、侯仁之、高振西、李春昱、李廷栋、陈梦雄、沈其韩、翟裕生、张宗祜、卢耀如、赵鹏大、肖序常、戎嘉余、刘嘉麒等；值得说明的是在旅游地学发展中成长起来一大批中青年旅游地学家、他们是保继刚、彭德成、吴必虎、田明中、彭华、俞孔坚、杨颖瑜、刘峰、严国泰、许学工、鄢志武、杨振之、郭福生、范晓、何银武、王衍用、王雷亭、张忠慧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旅游地学理论和指导旅游业发展、地质公园建设及风景区建设等一系列法规、标准、指南、办法等，对中国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旅游地学家除在理论、政策、方略上对中国旅游业作出重大贡献外，更重要的是在旅游实践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笔者所知，第一个全国旅游规划、绝大部分省级旅游规划、大部分区域旅游规划、众多的旅游专项规划、景区规划、全国的地质公园的申报书、综合研究报告、公园规划都是旅游地学家主持编制的。直到现在旅游地学家仍是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各种旅游产品规划的中坚力量，中国旅游业的半边天空是靠旅游地学家支撑的。
五、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是中国地学史上的里程碑
“里程碑”在辞海中的定义如下：设在路边用以记载里数的标志。常比喻在历史进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重大事件。据此，笔者提出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的创立，在中国地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判断，以供商榷。
1.从理论上提出了新的地质资源观
地质资源在过去系指矿产资源，它包括金属、非金属和油气等燃料矿产，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矿产有经济开发价值，在利用它们时必须从地下挖掘出来，或加以提炼，或进行特殊加工处理。因开采和提炼矿产往往会遗留下许多废渣、废气和废水，造成环境污染，治理废旧矿山环境消除矿业污染要化去巨大代价。旅游地学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一种新的地质资源观，即地质景观资源。认为在地质过程中形成的奇峰、异洞、秀水、特殊石景、构造形迹、古生物遗存、甚至地质灾害遗迹大多具有资源的性质和经济开发价值。地质景观是极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建立地质公园的基础。对地质景观资源进行系统分类、建立评价体系，制订规划、利用科学解说的方案和保护措施，成为旅游地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致使许多过去认为没有成矿价值的所谓“穷山恶水”成了可供人们观赏游憇、休闲康乐、求知求美的珍贵资源。在利用地质景观资源时，既不必移动他们位置，又不必改变他们原来的物理化学性质，只需设立必要的游赏设施，即可成为旅游胜地，而且可以永续利用，被形容为“永远开不完的金矿”。新的地景资源观，是旅游地学的一大贡献。
2.从实践上大大扩展了地质工作服务领域
地质工作历史上第一次把普查地质景观资源(地质遗迹)列入地质调查项目，第一次把地质遗迹保护、地质公园管理列入国土资源部工作任务。地质工作除了寻找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矿产资源外，扩展到可以寻找评价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地质景观旅游资源，使国土地质工作更加全面地为满足国家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的创立是地学工作史上的大事。
3.地球科学知识得到空前的普及
旅游地学把传播地球科学知识作为研究重点，地质公园的建立更是把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列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明确规定地质公园必须建设完善的科学解说设施。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转换为科普读物，一座地质公园就是一处普及地球科学的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已建成地质公园博物馆127处，建成地质科普基地187处，设立地质景点景物解说牌2.1万个，出版各种地学科普读物500种500多万册，举办科普活动、学术会议585次，向进入地质公园的11亿人次游人普及了地学知识。这是中国地质工作史上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规模最大，普及面最广的地球科学知识普及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将持续开展下去，这在地质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4.找到了一条地球科学可持续发展之路
有人认为一门科学能否发展，主要取决于科学工作者，而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只有深深扎根于公众之中，才能持续发展。旅游地学的建立特别是地质公园的出现，把深奥的地学知识，空前地介绍到公众之中，已逐步成为公众游山玩水的重要话题，探寻山水景观之由来，寻索地球形成演化的奥秘，已成21世纪知识青年的需求，许多年青人因受地质景观知识的影响而立志报告地质院校，旅游地学、地质公园开拓了一条地球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5.旅游地学、地质公园已成发展中国旅游业的支柱
旅游地学理论已成为指导中国旅游业发展和成为引导中国旅游业迈入科学旅游时代的主要因素，地质公园的出现已成为中国进入科学旅游时代的重要标志。旅游地学工作者是支撑中国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提供旅游政策咨询的中坚力量，地学在为旅游业服务中走在了所有学科的前列，已成发展中国旅游的支柱。
综上所述，旅游地学和国家地质公园体系的建立是地学界的大事，是地学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进入科学旅游时代的标志和里程碑，是中国园林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旅游地学是在中国旅游业蓬勃兴起的大潮中兴起的，是在旅游业持续发展中成长的，是全体地学界为旅游服务的产物，是历史机遇的产儿。虽然走过25年的路程，但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亟待发展和完善。回顾25年成绩可喜，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陈安泽，卢云亭，等.旅游地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陈安泽.旅游地学的诞生及其面临的任务.见：旅游学刊增刊.旅游学刊增刊杂志社，1988
[3]陈安泽.旅游地学在旅游业发展中前进.见：中国区域地质增刊.中国区域地质编辑部，1994
[4]陈安泽.开拓创新旅游地学20年——为纪念旅游地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而作.旅游学刊，2006，4(21)：71～77
[5]陈安泽.中国地质景观论.见：旅游地学论文集(第五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88，110～144
[6]陈安泽.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见：旅游地学论文集(第九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7]陈安泽，姜建军，李明路.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现状与展望.见：旅游绿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Ⅱ 文科史地生（历史+地理）能考中国地质大学吗
中国地质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理、工、文、管、经、法、教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回.中国地质大学（武答汉）现设有地球科学学院、资源学院、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工程学院、管理学院、人文与经济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珠宝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及以成人教育为主的工商管理学院和成人教育学院等十一个学院；地球物理系、机械与电子工程系、外语系、数学与物理系等四个系。
Ⅲ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53年 前身“地质部地矿司技术加工室”建于北京。
1964年 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地质部矿产综内合利用研容究所”，下辖南京中心实验室。
1969年 “三线”内迁至四川省峨眉县。
1992年 经国家计委批准，迁至成都市。
1999年 经国土资源部三定方案批准，该所更名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001年 经中编办重新核定，该所定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002年，经国土资源部批准，该所同时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金属矿物利用技术中心”。
2005年 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管理。
2006年 国土资源部批准为部级质检中心，命名为“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
Ⅳ 中国地质大学有历史系吗
有啊~
Ⅳ 急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
专业书籍，到地矿类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专业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质学发展史》刘兴义、刘肇生父子1983年翻译
2、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研究小史》。
3、《地质学原理》是英国近代地质学家赖尔的主要学术著作，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的近代变化》。这部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广泛影响。1872年由中国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医生玛高温合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地学浅释》。1959年徐韦曼又重新翻译，以《地质学原理》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典地质学的成熟。
4、《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较之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地质科学可谓“大器晚成”。把地质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发生。人们公认，拉开这场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一书，作者即是被誉为“地质学中哥白尼”的魏根纳。
5、《翁文灏选集》收集翁文灏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1篇，是翁文灏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地理学、沉积学等方面的学术水平代表作。该书是一部代表我国近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奠基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6、《中国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质学名著，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著作，是运用地质力学原理来研究区域地质形成规律的一部开拓性经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质发展史》供参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论述鲁迅对中国地矿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内行，见笑。
Ⅵ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3，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3，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Ⅶ 安徽省近代百年地质学史回顾(～)
吴昭谦
(安徽省地质学会)
近代地质科学在我国的创建，约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近代以来在我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外国科学家约在100人次以上。最早来安徽开展地质调查的要算一位英国园艺学家Robert Foutune，他于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宁县松萝山茶区考察土壤、地质。在新中国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来安徽省的中外地质学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质调查报告和120多篇地质文献。
一、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
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可以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48～1926年，第二阶段1927～1937年，第二阶段自1938～1945年，第四阶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阶段(1848～1926)
开始以外国(美、英、德、日)地质学家为主，继之为中国地质学家为主，对省内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对地层古生物作了初步划分，对铜陵、当涂、繁昌铁矿、淮南、淮北煤矿开始调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内地质调查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国地质学家金斯密尔(T.W.Kingsmill)，他们分别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扬子江下游时，涉足省内。
留存在安徽省地质文献的外国地质学家，应为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国》中，记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对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区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于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经安徽沿江两岸，对沿途所经之地均作了考察记录。第二次于同年10月自景德镇至祁门，第三次于1871年7月沿东津河、青弋江至芜湖，途经宁国、泾县。同时调查了宣城水东、贵池馒头山等4处煤矿。李氏之调查记录约一半为地质，如岩层之岩性产状、构造等，并绘制有剖面图、目视草测图；另一半为地理、风土、人情、旅途见闻。当时描述地层仅为岩性(岩石名称)，未划分地质时代。如铜陵大通层则泛指皖南所有的红色砂砾岩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当时就曾推测过：“扬子江可能沿一条重要断裂线通过。”
日木人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最早为野田氏(野田势次郎)。他在安徽省有两次路线调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汉至安庆。所编绘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质图(1/100万)仅分变质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庆层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组成，并记述了安庆洪镇为花岗岩。第二次横穿皖南，调查了贵池、东至等县。他将水成岩分为：祁门、历口、榉根岑(贵池祁门之间)、建德(葛公镇一带)四层。
当涂、繁昌、铜陵铁矿是安徽省最早开展地质调查的几个矿区。1912年，章鸿钊(我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梭尔格(德国矿师)即调查了马鞍山南山铁矿。1913年，虞和寅调查繁昌铁矿。1913～1915年，张景光、梭尔格、章鸿钊等先后来铜官山调查铁矿。1917年2月，国家矿业顾问英国人丁格兰(F.R.Tegengren)到铜官山调查铁矿。他根据章氏等前人调查的资料结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铜官山铁矿储量为319.29万t。同年，丁格兰又调查了当涂大凹山铁矿。两次调查结果均刊载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地质文献中。1918年，德人毕象贤于当涂一带调查发现姥姥山、黄梅山、龙家山等6处铁矿，估计铁矿储量不到200万t。
我国地质学家最早调查皖北地区始于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被派往皖北调查地质矿产，首次划分了寒武纪地层。他们在调查宿县烈山、怀远县舜耕山、怀宁县集贤关煤田时，测制有1/15万矿区地质图。在所测制六安霍山间地质草图(1/20万)中，将岩层分冲积层、红砂岩、斑岩砂岩、结晶片岩四种。
刘、赵二君在《苏北皖北地质报告》中还对皖西大别山的变质岩进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结晶片岩系，自龙井冲而南，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纬22°以北)调查地质与矿产。1923年后，赵国宾(陕西蓝田人，1898～1934)，也来我省考察，著有《风阳、怀远地质概况》。皖北的地质调查结果，后来被编入南京开封幅地质图(李捷编1/100万，1929年出版。)1923年(民国十二年)，安徽实业厅借用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士叶良辅、调查员李捷，计划在全省开展地质调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参加。1923～1926年期间，他三人先后完成秋浦、贵池、祁门、黟县、太平、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石埭、宣城、泾县、南陵、铜陵、芜湖、繁昌、郎溪、广德、当涂、和县、巢县、无为、青阳、旌德、宁国、怀宁、东流、望江、宿松、太湖、潜山、桐城、庐江33个县(其中江南26县、江北7县)的地质调查。其著述《调查安徽全省地质日记》以简报形式刊于《安徽实业杂志》。调查内容分地质概况与矿产两部分。在地质部分中地层划分至纪，如泥盆纪层、石炭纪灰岩层。当时划分地层主要以岩性为依据，所采化石经古生物专家鉴定后时有变动。对于未能确定地质时代的地层有时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层包括黟县渔亭、休宁齐云山大面积(5400km2)之红色砂岩及砂质页岩。简报中矿产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矿体形态、规模、围岩及开采利用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国内地质学家主要还有：丁文江、李四光、叶良辅、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带作过地质考察。1919年丁文江、叶良辅曾调查了芜湖以东长江下游地质，编写有专题报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触关系。1923年，刘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钻探13孔，计算3500万t煤。1924年，王竹泉调查了怀远县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庆集贤关煤田地质。他在怀远县西南调查，估算含煤7层，全区煤藏量约6020万t。叶良辅1925年发表之《中国接触铁矿带闪长岩之研究》、1926年发表之《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均曾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四届年会宣读，显示当时研究水平较高之成果。
2.第二阶段(1927～1937)
国内知名地质学家继续在沿江、皖南地区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工作。这一时期地质科学水平明显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现了一些科研成果，重点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运动。
可以说明安徽地质调查工作兴盛的是：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年度20篇报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内的调查成果。如孟宪民、张更对芜湖、繁昌、铜陵的调查，刘祖彝对贵池的调查，孟宪民对宣城水东的调查。李毓尧、李捷的《皖南地质志略》则总结了铜陵、青阳、石埭、太平、歙县、休宁、黟县等7县的地质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调查了和县、含山，王恒升调查了宣城水东煤田。
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尧、许杰对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之研究。朱森于1931年对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的研究表现为：在贵池曾发现二叠系龙潭组与孤峰层有明显的不整合。阮维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运动。许杰(1930)发表长江下游各省笔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县内发现中国最高笔石层以Monograptus sinicus为主，其地层定名为太平页岩，属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调查了巢县北部地质。李四光考察了九华山(1934)、黄山(1936)第四纪冰川遗迹，对论证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九华山一带之地质也由王恒升、孙健初(1937)作过调查。
这段时期基础地质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现在地层方面。如l935年李毓尧、许杰在皖南创立了“休宁砂岩”并确定了冰碛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调查铜陵、休宁间地质时，又将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随后，李毓尧、许杰又正式将冰碛岩命名为蓝田冰碛层，同时把原称的“页岩灰岩系”命名为“休宁系”，归属震旦寒武纪。蓝田冰碛层更名蓝田组，并一直沿用至今。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谢家荣、孙健初、陈恺、程裕淇、孟宪民、张更等先后来当涂、铜官山调查铁矿。1928年、1933年，翁文灏两次对宿县烈山煤矿进行地质调查，并进行钻探普查。1933年，计荣森调查广德大、小牛头山煤矿。1935年，计荣森汇编了皖浙间之地质矿产。同年，程裕淇调查了庐江明矾石矿。1936年，南延宗调查休宁县里广山锑矿。1927～1930年间，安徽省建设厅为加强矿业开发，曾修订官矿章程，制定采矿、探矿办法。1928年成立矿质探验处，购买M-3式Calyx钻机一台，在宣城水东煤田钻探。1929年成立矿业调查团，到宣城、泾县、宁国、芜湖、当涂、繁昌、铜陵、青阳等8县调查矿业，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进行矿产勘查之始。
地质勘查的新技术、新领域也在这时期有所应用。1936年发表的丁毅的《电力探矿在当涂之初步试验》，为我国最早开始应用物理探矿之文献。张文佑于1937年调查研究发表了《安徽盱眙县女山火山口》，为省内开创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阶段(1938～1945)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仅个别地质学者曾来本省调查过，省内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矿产资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区开展地质调查，使用钻探和物理探矿手段，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地质资料。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地质找矿事件。
安徽自1938年开始沦陷。省内所知的地质调查活动的有三次：1938年，黄汲清曾来宁国港口调查煤矿。1940年，边兆祥在宣城水东调查煤矿。1945年，喻德渊发表了《淮阳山脉之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
侵华战争后，日本人为了掠夺开采矿产，派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主要单位有：满铁调查部、兴亚院、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主要地质人员有：神山昌毅、金锺远、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岛时雄、筱田恭三等。他们遗留下的矿产调查报告资料约有80多份。主要调查了铜陵、当涂、繁昌、宿县、滁县、全椒、安庆、贵池、淮南、怀远等地的铁、铜、煤、金、银、铅等矿产。重点是铜官山铁铜矿、马鞍山、当涂、繁昌的铁矿、淮南煤矿。在这些矿区，除了进行较大比例尺的矿区地质填图方法外，还使用钻探手段，并根据钻探结果计算储量。另外，还在铜陵、当涂及滁县破山口铜矿区开展物理探矿(主要是电法)探测硫化铜铜矿床。现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质资料一百零几篇，矿种包括铁、煤、铜、铅、锌、金、锰、磷、硫铁矿、重晶石等10 种。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随侵略军到铜官山地表调查，一直将铜官山作为铁矿开采。后来在运送回国的矿石样品中发现含铜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夺开采铜矿。“铜官山复活”传闻于此事。
4.第四阶段(1946～1948)
此时期仅有几位地质学家来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凤台磷矿的新发现。地质力学在我省开始应用。
抗日胜利后，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谢家荣根据1926年李捷等编制的中国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南京开封幅，推测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层。后来，谢家荣、燕树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发现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进一步推测应有煤层。1946年，经钻探证实共发现24层煤，可采煤层厚达25m。经过“慧眼识宝”的淮南新煤田，传颂一时，开采至今，成为国内找矿史的佳话。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质学家班德田员一等在《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调查报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词语，并划定了大体区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岛仓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中也认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构造，益趋明显。”但当时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窑间，而对洞山以西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谢家荣在八公山发现了新煤田后，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矿勘查临时报告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如何发现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上，谢家荣理事长又作了《古地理研究为探矿指南针》的专题报告。在前一报告(后刊入《地质论评》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词已出现于文章的标题中。并划定其范围为：“指怀远凤台县境内，南为舜耕山、八公山，北为明龙山，东为上窑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为西西北东东南之长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东西两方，山形湮没，构造上是否环抱之势，尚难断定，倘以凤台至九龙岗之距离，为此盆地之长度，则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为一个煤田地质区域构造单元概念的明确树立，无疑是淮南煤田认识过程的飞跃，有着重大贡献。1952年后，煤田专业地质队伍建立后，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着证实、扩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进行。几十年来，“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延伸，现已扩展到东起定远，西过阜阳的广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几个大型井田都在其内，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谢家荣、赵家骧、车树政等发现了凤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矿层，并于1948年进行钻探。此外，尚有申庆荣、杨博泉、董南庭、刘之远对怀远大通、宣城、宁国、泾县煤田继续调查。1947年，韩金桂曾对怀远、凤阳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
此时期在基础地质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孙殿卿、徐煜坚于1948年发表两篇文章论述皖西长山一带淮阳弧之脊柱与东西向构造带之反接现象，开始了用李四光地质力学观点具体研究我省地质构造的先导。此外，喻德渊1948年发表了《大别山南麓的冰砾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8号)，发现论证了大别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二、安徽省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特点
纵观安徽省近现代100年地质工作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质工作史的过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质科学技术水平由初级到高级、由粗略到详细，不断深化和提高发展的过程。
中外地质学者在安徽省的地质调查，开始都是地理-地质调查，其内容常约有一半为地理(含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貌)部分，后来才逐渐减去地理部分，成为真正的地质调查。开始多为大面积、跨省际的路线调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万～1/200万)。所填地质图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划分，以后才有地层的划分、地质构造的标志，文字的描述记录也较为简单。后来的矿区地质调查，比例尺大，内容也较细，地层按纪(系)划分，岩石名称及地质构造形迹也分别划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开始都是肉眼、望远镜、放大镜、罗盘等观察、测量，作目视草图、剖面图；后来才用显微镜、化学分析、钻探机、物理探矿仪器。矿产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观察、拣块取样、实测或估计矿体形态计算储量，发展到后来根据钻探圈定矿体计算储量。
2)在地质工作中，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查占有很大比重，显示其实用性及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密切性。
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工作，通称地质调查。它包括区域地质调查和矿区地质调查两大类。即使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中，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矿产的调查。至于矿区地质调查更是为了矿区的开发生产所需，直接与经济建设有关。只是由于当时技术方法和设备条件的限制，在地质报告(资料)中对矿产的分布、矿石质量、矿床成因等，都叙述得很少。对矿区的储藏量有的未能计算，有的虽计算，但数字都偏低。如铜官山铁矿，多次计算，都不超过500万t，日本人后来虽发现了铜矿，估算的铜矿石也不过508万t(按铜品位1%～2%算)。马鞍山地区铁矿、淮南煤矿的储量都算得很少，与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巨大储量数字不能相比。
现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质报告、论文、专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矿产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地质文献资料的70%，可以说明当时地质工作的重点还是矿产。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质文献中，目录名称中可见矿产的就有100多篇，中文与日文的各占一半。另外20多篇区域地质文献资料中也有矿产部分。当然，日本人的资源调查是为了掠夺和战争的需要，但有些资料又为我们利用。
3)在第二阶段的兴盛时期，划分了很多地层时代，并出现一批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
地层划分是地质调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知名地质学家来安徽省调查定名或重新划分的地层最多。
此时期李毓尧、许杰对皖南震旦系层序与冰碛层、皖南造山运动，许杰对奥陶系地层的划分与命名等，都是国内较重大的科研成果，并对后来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此外，如孟宪民、谢家荣等对铜官山铁矿床的研究，(收辑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专辑中)，以及李四光对黄山、九华山第四纪古冰川的研究，都显示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对后来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4)新中国成立前积累的地质资料文献，尽管为数很少，也为后来的地质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佐证了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继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即重视继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国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质报告、论文、资料共200多份，有的还有些残缺。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地质勘查时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铜陵地区铜矿、马鞍山地区铁矿、皖北闸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储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但这些矿区的地质工作历史悠久，资料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和飞跃，才能产生突变。谢家荣1946年发现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新概念基础上不断扩大淮南煤田的范围和储量。皖北闸河煤田的发现全过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对烈山煤矿的调查(报告刊《地质汇报》第1号)和翁文灏1928年再次调查，并绘制1/100万地形地质图(报告刊《地质汇报》18号)。据原省地质局严坤元总工程师回忆，1955年布置325队普查找煤时，即主要根据翁氏的地质资料作出推测，后来则发现了闸河大煤田。省内这四个大成矿区，过去都只有“点”的资料，后来由“点”发展到“面”，从已知到未知，不断扩大矿区范围，并在外围发现新矿区(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层命名简史表
续表
注：①省内外沿用至今的地层名称。
刘季辰、赵汝钧(1919)对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进行过煤田地质调查，将含煤层划归石炭纪，并归属“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灏、计荣森(1923)分别在上述地区寻找到植物化石，证实煤系时代属石炭二叠纪。
Ⅷ 2012学期期末中国地质大学网络教育近代史纲要选择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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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历史简述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
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
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
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
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
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
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
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
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
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
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
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
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
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
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
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
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
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
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
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书成已等身，
赵生才调更无伦。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万里尘”。
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
全书共 6 章:
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
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
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
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
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Ⅹ 中国地质大学 为什么有两个校区，有什么历史来历
汉口校区当年是一家地质学院，后来合并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关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联系
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唐山交通学院，北洋大学等校地质科系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型为学校首任院长。学校位于北京学院路，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八大学院”之一，1960年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国内外形势影响，中央决定将北京十三所重点高校外迁。北京地质学院于1970年迁出北京，在湖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学校南迁过程中历尽磨难，损失很大，一度散落在四个地区办学。在湖北兄弟高校的帮助下，于1975年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文革结束后，为解决学校部分知名学者因为工作需要仍然留在北京的问题，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北京恢复办学，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及其北京研究生部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分别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总部设在武汉。1988年，学校经批准设立研究生院，是我国首批成立的三十三所研究生院之一，九五期间，学校又被确定为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0年，学校由国土资源部划转教育部管理。2005年，根据教育部文件，位于武汉的大学总部撤销，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区独立办学，教育部仍然以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整体进行建设。2006年，教育部与国土资源部签署文件宣布共同建设中国地质大学。同年，学校申报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得到教育部和财政部批准，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