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紀念館地質力學研究所怎麼樣

❶ 李四光生日

李四光，抄原名李仲揆，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奠基人。1889年10月26日生於湖北省黃岡縣，1971年4月29日逝世於北京。早年留學日本，1913年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地質學，1918年獲理學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地質人材。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31年獲伯明翰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34年赴英國講學，主持倫敦、劍橋等八所大學舉行的「中國地質學」講座。1947年獲挪威奧斯陸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有誰知道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名字的故事嗎謝謝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科學救國」

北京西郊地質力學研究所的東邊，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人稱「李四光路」，因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這條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一生所走過的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仍給人們許多啟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黃風縣張家灣一個貧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裡，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准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松。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裡，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第四紀冰川的發現

李四光到北大地質系後，主講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一個山頭、一個溝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鬆，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於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10年以後，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並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後，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科學家低人一等，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情緒到中國來的。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贊嘆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乾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後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於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面闡述。可惜由於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後才得以出版。

回國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由於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後，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地質學家、解放後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准備盡快返國。可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一隻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備從那裡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後寄出。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後，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後，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裡，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我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麼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在陝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後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裡，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以後，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與「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學南側，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生前總喜歡在這兒休息散步、思考問題，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為繁華的市區，而在解放初，這里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只有十幾戶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
說到魏公村，這一名稱的來歷是和古代畏兀兒人（即今維吾爾族的前身）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萬曆年間，這里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溝、曰牛欄庄……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說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里仍稱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勝利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而建國以後，李四光居住到這里，為魏公村這個地區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學正門南側是一片小樹林，樹林帶和民族學院南牆之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路。這條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轉，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當年這幾家單位所處的具體轄區，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法華寺生產隊。顯然，當年這里應該屬於城鄉結合部。這條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
十幾米寬的土路，中間隔著一個村子，附近的菜園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長滿了雜草和綠藤，就像傳說中的金銀島。據說，那曾是亂墳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學，都會跟幾個小哥們拿個樹枝，把運動服綁在腰上，紅領巾扎在腦門上，玩探險游戲。穿過高高的圍牆、沙土堆、腳手架，從亂墳崗子、水塔、煙囪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許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銷聲匿跡的動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臉盆一樣大的蟾蜍、從眼前飛一般穿過、不留一絲痕跡的黃鼠狼、縮成團兒的大刺蝟和小刺蝟，甚至還有狐狸。
其實這條路本沒有名，當時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為這條路是給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為這是一條李四光出來進去的必經之路，而是因為工作之餘的閑暇時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時來這條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點是家門口的銀杏樹下，終點是白石橋路，通常走一個來回，有時邊走邊和隨員討論工作，有時帶著馬扎兒，坐在門前的銀杏樹下思考問題。
當年周圍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條田間小路，起初是周圍農民慢慢叫起來的，後來越傳越遠，據說還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圖並在郵局備案。如今那片小樹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這條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學院等單位。
李四光晚年的兩部重要著作《地質力學概論》和《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學術文章，就是在這條路上和銀杏樹下構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
在尋訪李四光紀念館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對我的打聽的茫然，沒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個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來臨的時候，我敲開那扇耳聞已久的宅門。而當公眾湧向地質博物館的時候，李四光紀念館卻很少有人前往。紀念館前大門緊閉，和地質博物館那邊形成反比。
我扣響了大鐵門，尋問……李四光紀念館的負責人白先生，領我走進這個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後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國家為他專門建造的宅院里度過的。幾十年過去了，這個院子還在，並於李四光誕辰一百周年（1989）時辟為李四光紀念館，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題寫了館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兩層小樓，總建築面積989.1平方米，有院牆環繞，院門朝北（以前朝南），樓門朝西。院內曲徑通幽，有假山、噴泉、果木環襯。
看到了李四光用過的電視機、收音機、照相機、小提琴……他的辦公桌、他的書櫃、他喜歡的千萬種石頭……像跨越時空，與一位前輩聊天。
李四光解放後回國，搬過幾次家，曾落腳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上世紀60年代，因備戰需要而遷居。有關方面請他去看過李濟深在城內東單的一處住宅，李四光感到那處房子過於豪華，與自己一貫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棄了。
此後，他親自選址、設計，並由國家建造了這棟小樓。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樹，都是當年李夫人許淑彬帶著大家栽的，李四光也親手種植了其中的幾株。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後，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里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裡召開；何長工、劉景范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現在，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傢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裡面的棉絮。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復原樣，但一張大寫字台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牆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鬥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國後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這首提琴曲寫於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後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現在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後，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麼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只他們兩人居住。他們去世後，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李林三年前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一門三院士，已傳為佳話。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棵有上千年歷史的銀杏樹，以及明朝大太監劉瑾等歷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圍頗為扎眼的標志。如今高樓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夾在當中，小樓因年久失修，多少顯得有些殘舊。

❸ 李捷先生———北京地區第四紀冰川遺跡的首次發現者

馬勝雲

(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李捷先生在地質部地質礦產司工程管理處工作時，於 1954 年，在北京西山三家店東北，勘察引水隧洞工程中，在隆恩寺以南山間盆地東邊的一個埡口，即模式口，發現了第四紀冰川擦痕，這是首次在北京地區發現的第四紀冰川擦痕，經李四光教授鑒定後，首肯是第四紀冰川擦痕，後陸續有專家來觀測、鑒定，都確認為第四紀冰川擦痕。為了保護這一珍貴的第四紀冰川遺跡不受損壞，將引水隧洞改為明渠，繞過這一冰川遺跡。雖然，改道繞行當時要多花 5 萬 ～6 萬元，李四光部長等領導仍決定繞道，保留了這一處第四紀冰川遺跡。

我是 1955 年認識李捷先生的，當時我剛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分配到地質部李四光部長辦公室工作。第一次在孫殿卿先生、李捷先生指導下，在北京西山模式口的東面一個小山坡南麓，觀察第四紀冰川擦痕，看到在相當堅硬的輝綠岩表面有許許多多擦痕，記得李捷先生在前面指引。考察中李捷先生一絲不苟、認真嚴謹、追尋事實的治學精神，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

李捷先生抓緊一切時間，在爬坡過程中，對沿途的第四紀冰川遺跡，結合理論，由淺入深地給我講解，尤其是冰川痕跡的 「丁頭鼠尾」形狀及其摩擦面與構造擦痕和其他原因擦痕的區別。他蹲在地上，輕輕吹掉擦痕表面上的浮土，握住我的手觸摸表面擦痕，讓我親自感受。我深刻認識到這些擦痕是刻劃而成的，他們所指的方向大都和山坡傾斜方向是一致的，但局部也有少許的變化。我們繼續往上爬，在離山頂不遠的地區和附近一座古廟的岩層表面上，它們大約屬於侏羅紀的堅硬黏板石，也有同樣的擦痕存在。這些擦痕的特點與構造擦痕完全不同，與冰溜擦痕的特徵相符合。

在和李捷先生接觸中，他平易近人，尤其對我們晚輩，更是親切關懷、循循善誘、熱情鼓勵。考察中，一直沒有休息，在下坡的路上談到生活問題時，李先生說: 他最喜歡吃小米粥、清淡的小菜，當時使我深深感到，李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區域地質學家和對我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研究作出很大貢獻的地質學家。年過花甲，工作還這樣繁忙、勞累，生活卻這樣簡朴，我們年輕人應該向李捷先生學習，他是我們青年的楷模。

模式口冰川擦痕發現、改道繞行，引起了附近居民的關注，多數來此觀賞，該處距城區較近，得悉後的好奇者，也絡繹來此觀察、敲打，逐漸形成破損，經與石景山區有關部門商議後，圍繞這一片冰川遺跡，建了一道矮圍牆，以保護遺跡，並豎立了一個木牌簡介，後改為石牌。

之後，不僅有好奇的人來此觀賞，中、小學學生也來此學習，大學地質系學生也常來此實習、觀測、鑒定。一道矮圍牆已被攀爬得多處出現缺口。鑒於此事經石景山區有關領導多次找我磋商，意見一致: 籌建 「第四紀冰川陳列館」，記得是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石景山區有關領導和我一起，向地質部有關領導反映、申請。此時，李四光老家湖北省黃岡市有關領導來京，找地質力學研究所，商議關於籌建 「李四光紀念館」籌措經費問題。地質力學研究所委派我，與之一起商議，商討決定，向地質部申請。經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請後，部領導批准撥了一定數額經費 ( 大約 40 萬元相當於現在 400 萬 ～500 萬元) ，作為湖北省黃岡市 「李四光紀念館」建築經費。在我的印象中，隨著批撥這次款項時，又給了籌建 「第四紀冰川遺跡陳列館」一定數額撥款 ( 大約 20 萬元) 。籌建第四紀冰川遺跡陳列館，從整體設計、平地到建築都是石景山區有關部門 ( 石景山區文化文物局、教育局等) 完成的，我除對內部展示提一些意見外，主要是展覽內容: 提供照片、資料及一些說明。建成後，初期，我還常去。之後因工作關系，就很少去了。一晃 20 多年了，這段時間，我僅和幾任第四紀冰川遺跡陳列館館長聯系過一些有關第四紀地質及科普講座等事宜。

1960 年 3 月中旬，在李四光教授親自主持下，在北京香山召開了全國第四紀冰川遺跡研究工作座談會，李捷先生應邀參加會議，還有袁復禮、楊鍾健、尹贊勛、俞建章、李承三等老一輩地質學家也應邀到會。會議內容著重研究第四紀冰川遺跡工作如何在全國開展的問題。會上，代表們還把他們在各地所見到的第四紀冰川現象進行了學術交流。會中李四光教授幾次和李捷先生交談，並請他和袁復禮、楊鍾健、李承三等老一輩地質學家赴北京西山考察冰川遺跡。我一直參加會議並在會務組做一點工作，因此，能和老前輩們一起去西山考察冰川遺跡。

在考察中，我和李捷先生在山坡上，一邊察看一邊不時親切交談。李捷先生問到北京西山隆恩寺第四紀冰川遺跡發現經過，我追憶說: 那是 1958 年初春，孫殿卿所長帶著我，在北京西山調查地質時發現的。它位於北京西山三家店東北，隆恩寺以南與模式口同一個山間盆地的北面山坡上，海拔約 300 余米。當時寒風凜冽，擦痕表面一層浮塵，模糊看不清，我在擦痕附近的山坡邊緣找水沖洗，找了一圈，沒有找到一滴水，只好撒了一泡尿才看清楚，它在質地細致的泥質砂岩面上，初定為第四紀冰川擦痕。經孫所長和我向李四光教授匯報後，李老叫我立即帶路赴現場查看。到了目的地他見基岩露頭太狹，便蹲在荊棘叢上和我們一起用雙手扒上面的覆蓋物: 植被、泥沙和帶稜角的石塊，發現下面是一層很黏的灰白稍帶黃褐色的粘土，其中夾著甚小的石子顆粒，這層薄薄的粘土覆蓋在擦痕表面，李老輕輕將粘土層捲起，被保護在下面的基岩面上之擦痕極為清晰，能清楚地看到擦痕凹陷痕內部的蜈蚣足狀的顫痕，用羅盤測量擦痕產狀，擦痕總的方向大體一致，南 10°東。指向下邊盆地出口處，與擦痕面傾斜方向相仿。李老在擦面邊上剝落了一片岩石，看見擦痕只限於表面一層，不像構造擦痕那樣，其下還有平行重復的擦痕面存在。李老以詢問的口氣對我說: 石流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擦痕，那麼，蓋在擦痕面上的這層粘土就一定早就被鏟刮掉了，它不可能間隔在擦面和上面堆積的泥沙石塊之間; 又假定產生擦痕面的石流現象發生在掩蓋著它的粘土以前，那麼，在產生擦痕的石流經過侵蝕以至它的蹤跡完全被消滅的過程中，這些在不大硬的岩石上刻劃的擦痕，也就不會保存得這樣好。隨即在粘土層中取了孢粉樣 ( 經分析鑒定含有寒濕氣候的水蘚孢子) 。

李老繼續在附近觀察，發現附近岩層的排列相當整齊，特別是這個冰流擦痕面切斷了底層層面，排除了構造擦痕及層面滑動的可能。以後還來此觀察了三次，才認定是冰川擦痕。之後，他仍感不足，首先請首次在北京地區發現第四紀冰川擦痕的您 ( 李捷先生)到這里考察、鑒定，相繼有王曰倫、俞建章、楊鍾健等到這里考察、鑒定並予以確認。

1959 年 11 月，第一屆全國地層會議期間，李四光教授又邀請來中國參加全國地層會議的蘇聯納里夫金院士、別夫糾科等地質學家及中國專家俞建章、王曰倫、孫殿卿、劉東生等到北京西山隆恩寺考察第四紀冰川基岩冰溜面。納里夫金來華之前，並不相信中國有第四紀冰川。當清理好基岩冰溜面，李四光親自給他們介紹了這里的地層時代、附近的地形地貌以及冰溜面後，納里夫金心悅誠服了。他高興地說: 「這是確切無疑的冰溜擦痕，不可多得! 」回國後，據此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 《亞洲地質史的光輝一頁》。

最後會議一致通過，正式成立在國家科委領導下的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工作中心聯絡組。

❹ 李四光為何「三易其學」

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從小刻苦學習,成績優異。為了振興祖國,他三易其學,先學造船,再學采礦,後學地質,決心找到開采祖國寶藏的鑰匙,他學成回國後,堅持幾十年艱苦的研究探索,為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❺ 李四光除了地質力學理論，還做出過哪些重大貢獻

李四光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專家，在地質學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畢生倡導以力學觀點研究地質構造的發生、發展及組合的規律，認為各種構造形跡是地應力活動的結果，建立了「構造體系」的概念。

李四光早就預見到新中國的國防和經濟建設需要鈾礦資源。回國時，他克服重重困難從英國帶回了一台伽瑪儀，為後來尋找鈾礦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拉開了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序幕。在這次會議上，李四光和劉傑、錢三強一起工作匯報。李四光一直關心著鈾礦地質的開展，多次聽取找鈾隊伍匯報、指導工作。鈾產量已能保證我國核工業發展需要,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突出貢獻。

❻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的歷任領導

地質力學研究所成立於1956年，在歷屆所長的領導下，在李四光、孫殿卿、陳慶宣、吳磊版伯、楊開慶權、胡海濤、崔盛芹等著名科學家的帶領下，全所科技人員勇於探索，勤奮實踐，在地質力學理論與方法和其它學科方向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
首任所長：李四光（1956-1971）
第二任所長：孫殿卿院士（1972-1982）
第三任所長：崔盛芹教授（1983-1993）
第四任所長：吳淦國教授（1993-1998）
第五任所長：董樹文研究員（1998-1999）
第六任所長、黨委書記：楊萬來(2000-2005) 第七任領導（2005年--）
所長：龍長興博士
書記：徐龍強
副所長：趙越研究員、馬寅生研究員、侯春堂研究員 。

❼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的指導思想

按照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提出的「開放的流動的科研環境、團結的和諧的人際關系內、創新的思辯的學術容氛圍」總體目標要求，地質力學研究所黨委提出了「大力弘揚李四光的科學精神，堅持求真務實，提倡『求實、創新、奉獻、協作』」作為科技創新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帶領全所職工精心打造具有國立研究機構特色的科技創新文化。

❽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怎麼樣

簡介：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成立於1956年，地處北京市，是國家公益性專地質科研機構。屬由地質學家李四光創立，曾稱地質部地質力學研究室、地質礦產部地質力學研究所，2000年更名為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從事基礎地質、地應力與地殼穩定性、礦產與能源地質、第四紀地質與環境、地質災害、新構造與活動構造、極地地質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 根據2018年1月該機構官網信息，研究所有有國土資源部科研平台5個，地質調查局科研平台2個，地質科學院科研平台2個，研究所下轄實驗室9個；有學術學科一級博士學位授權點2個，學術學科二級博士學位授權點6個；學術學科一級碩士學位授權點3個，學術學科二級碩士學位授權點6個；在站博士後17人，在讀博士研究生34人、碩士研究生42人。

❾ 你還知道李四光的一件什麼事

李四光姓名由來：誤將年齡「十四」填在姓名欄

2009年10月26日，是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李四光的科學成就，大家早已熟知；可是，李四光與北京幾十年的緣分，卻是鮮為人知。今天，請您和我們一起出發，回溯歷史的記憶，追尋李四光先生在北京的足跡……

教育街上的清學部:李四光對北京的最初記憶
教育街最東頭，路北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築，青磚灰瓦，朱漆大門，門口蹲著兩只石獅子。黃顏色的門牌上寫著「教育街1號」。旁邊，還有一個不顯眼的灰色牌子:「清學部」。
這里最早是清朝敬謹親王尼堪的府邸。愛新覺羅·尼堪(？-1652年)，是清太祖努爾哈赤長子褚英的第三子。早年屢立軍功，順治六年(1649年)封為敬謹親王。順治九年(1652年)，抗清將領李定國率軍進攻衡州，清軍慘敗，主帥尼堪戰死。敬謹親王府南邊的小胡同，在明清時期稱為「鐵匠營」，俗稱「穿堂門」，很不起眼。到了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廢除科舉制度，成立學部，就在原來的敬謹親王府辦公。民國成立後，改學部為教育部，教育部南邊的胡同也就改稱「教育部街」。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為「教育街」，這一名稱沿用至今。
宣統三年(1911年)的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著矯健的步子走進了這條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輕人，一個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他們都是從各國留學歸來的學子，此番進京，是要來學部報到，然後參加清廷組織的辛亥第六次游學畢業生廷試。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試的黃榜。學子們看了榜，紛紛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邊，祝賀他金榜題名。他向大家道謝，神態非常平靜，只是微微抬起頭，望著遠方，像是在期待著什麼。那張黃榜在「工科進士」後面，赫然寫著一個名字——李四光。
李四光早年留學日本，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為應付清廷才進京考試
光緒十五年十月初三(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黃岡縣回龍山鎮下張家灣(今屬黃岡市團風縣)的私塾先生李卓侯喜得貴子。因為兒子排行老二，李卓侯給他起了個名字:李仲揆。
生命最初的13年，李仲揆都生活在農村。5歲時，他進私塾讀書，學習非常用功。每天午後放學回家，就和長兄一起幫助家裡勞動，掃地、提水、推磨、搗米、打柴……晚上，又和哥哥一起在油燈下背書、習字。
1902年，在洋務派首領、湖廣總督張之洞領導下，湖北開始大量興建新式的中小學堂，除了教學生傳統的經書，還傳授科學技術知識。這一消息很快傳到了黃岡，仲揆躍躍欲試。
1902年，李仲揆來到武昌，在湖北省學務處填寫報名表。可能是太緊張了，他誤將年齡「十四」填在了姓名欄里。發現寫錯後，他因為家裡窮，捨不得花錢再買一張表格，正在犯難，抬頭看見前面大廳正中掛的橫匾上有「光被四表」這四個字。仲揆眼前一亮，將姓名欄里「十」添了幾筆寫成「李」，而在「四」後邊加了個「光」字。從此他改名為李四光。
李四光進入武昌西路第二高等小學堂學習，因為成績優異，在1904年7月被選派官費到日本留學。1905年7月，他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反對清政府的腐朽統治。1907年7月，他畢業於弘文書院，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主修舶用機關(船用機械)。
1910年夏，他順利結束了在日本的六年留學生活，回到了災難深重的祖國。他在湖北中等工業學堂任教，同時積極參加反清活動。但是，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官費留學生畢業回國後必須進京參加考試。1911年，湖北學務處命令本省的留學畢業生於農歷七月十日(公歷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學部報到。為了應付官府，也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統治中心的虛實，李四光毅然決定去北京應試。於是，就有了前文所寫的他到學部報到的一幕。
考試發榜後不到一個星期，1911年10月10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北京，李四光興奮不已，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隊伍。湖北軍政府任命他為理財部參議。
李四光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真是來去匆匆。也許，先生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他還會回到京華，並且和這座城市結下更深的緣分。
地安門東吉祥胡同:李四光在北京租的第一間宿舍
在清朝，這條胡同位於皇城內，在乾隆時代即稱為「吉祥胡同」。1920年的春末夏初，三位文質彬彬的年輕學者走進了這條小巷，輕聲探討著一些學術問題。
三位學者當中，最年輕的叫丁燮林(筆名丁西林，1893年-1974年)，後來成為北大物理系主任，解放後任文化部副部長；年長一些的叫王世傑(1891年-1981年)，時為北大法學教授，後來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年紀最大的，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四光。
武昌起義之後，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1913年，李四光獲准赴英國官費留學。他與同時被批準的湖北軍政府秘書王世傑等人同行，開始了自己第二次留學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學預科學習期間，結識了同住一間公寓的丁燮林，在課業上互相幫助。1914年秋天，他結束了預科學習。與之同時，他的愛好也悄然發生了轉變。當時的英國是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采礦業很發達，這使李四光認識到:工礦是實業的基礎，國家要想富強，必須有充足的煤、鐵等資源。因此，他進入了伯明翰大學采礦系學習。1915年，他感到礦產資源的開發必須依靠地質科學，又從采礦系轉到了理科地質系，從基礎學起，兼修物理學。1918年，他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畢業論文《中國之地質》，被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19年，李四光游歷法、德等國考察地質，登上阿爾卑斯山脈海拔 4807米(新測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質。1920年春末，應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請，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傑一道返回北京，到北大任教。三人在東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
可惜的是，昔日李四光租住的宿舍，現在已經難覓遺蹤。
位於沙灘後街的北大理學院:李四光事業的新起點
沿著景山東街，向北走了一小會兒，向東一拐，就走上了東西向的沙灘後街。
這是條古老的街巷。清朝時名叫「馬神廟街」，因街內有馬神廟而得名。根據方誌記載，馬神廟的原址坐北朝南，為明代御馬監馬神舊祠。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佛手公主)的府邸就在這條街上。民國年間，李四光到北大任教時，這條街稱作「景山東街」(現在的景山東街原名景山東大街)，1965年整頓地名時才改稱沙灘後街。
沿著沙灘後街向東走，路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訓基地。如果追溯其前身，正可以從和嘉公主府算起。當年和嘉公主夫婦二人很年輕就去世了，公主府也冷清了一個多世紀。1898年，清政府在此興建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在院內新建了一些教室、實驗室和宿舍。1918 年，北京大學中文、歷史、哲學等系遷到了新建的沙灘「紅樓」，理學院仍然留在公主府的舊址。1952年，北大遷入燕園(也就是現在的校址)，馬神廟的舊址成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辦公地點。2005年9月，人教社遷到了海淀區魏公村，而把這里作為該社的培訓基地。
整整89年前，1920 年秋末，李四光到北大擔任地質系教授，就在現在沙灘後街的校址，為學生主講岩石學、礦物學、地質測量及構造地質學等課程。這時的李四光，經過十幾年留學生活的磨煉，不再是昔日那個質朴青澀的農家少年，而是一位英俊瀟灑、風度翩翩的知名學者。不過，他並沒有改變勤勞的本色，馬上投入到對中國各地能源的調查研究之中。1921年，他帶學生到河北沙河縣、山西大同盆地等地進行煤田地質調查，還到北京西山楊家屯煤礦、三家店、昌平南口等地實習。1922年，李四光被推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副會長。
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與許淑彬在北京喜結良緣。許淑彬是一位大家閨秀，時為中學教員。她愛彈鋼琴，李四光會拉小提琴(1920年曾在法國創作《行路難》一曲，是第一首由中國人創作的小提琴曲)，夫婦二人琴瑟和諧，相濡以沫。婚禮上，蔡元培先生充當證婚人，丁燮林、王世傑、陳西瀅、凌叔華等人都來參加婚禮。李四光結束了「單身」的生活，從此搬出了東吉祥胡同，在東城學池住了一段時間，又遷往三眼井胡同西口外北邊，造了一所宅子。
回國後的短短幾年，李四光的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沙灘後街的北大理學院，就是他事業的新起點。
1925年李四光為孫中山遺體抬棺，1927年離京南下
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東城區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現為張自忠路23號)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靈櫬由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移至西山碧雲寺停厝。國民政府選拔出六位對辛亥革命有重大貢獻、對社會發展有推動作用的傑出人士為中山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園門外後，放到高架靈櫬上，平穩地放在了六個人的肩頭上。在幾十輛黑白相間的馬車和眾多送靈人陪同下，隊伍出發了。六個人當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靈櫬，邁著沉重的步子，緩緩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憂郁，流露著對國事的擔憂。
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時此刻，也許他會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會時，李四光是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興，勉勵他說:「你年紀這么小就參加革命，這很好。你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這句話，回盪在他耳邊，久久沒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從中央公園一直步送到西直門外。
1926年，軍閥張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出師北伐。1927年6月，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指派劉哲為教育總長。不久，北京九所國立大專學校被合並為「京師大學校」，北京大學為此而一度中斷。由於形勢惡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目於南方。南京政府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應院長蔡元培的邀請，離開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從此，李四光結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開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溝:解放後李四光住過的三個地方
寬闊筆直的金寶街上，一輛輛豪華轎車從眼前駛過。街北街南，高樓林立，富麗堂皇。現在，這是東城區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幾年前，金寶街還是一條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陳志，四川巴縣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為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後追隨朱棣，屢立戰功，永樂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稱其「素以恭謹受知，戮力戎行，始終不懈」。永樂八年(1411年)卒。陳志子孫八代八伯皆居於此。本世紀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寶街，一點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樣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們，突然發現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約1.75米，在當時算是高個子。他身材消瘦，穿著一件幹部服，飯後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見街坊們，總是熱情地打招呼。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離開北京後，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質研究所所長。1929年，他被推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39年，專著《中國地質學》在英國出版。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在國內進行了許多科學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政府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李四光被任命為副院長。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婦沖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丁燮林親自去迎接他們。李四光夫婦先住六國飯店，後遷入北京飯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報告《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詳細論證了我國三大含油遠景區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質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批准組織多個石油普查大隊。
1955年秋天，他舉家遷往復興門內的嘉祥里。我在地圖上找了半天，也查到這個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詳圖》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當於現在中央教育電視台所在地。1956年，地質部成立了地質力學研究室。1958年改為地質力學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長。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溝。和城裡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這里雖然偏僻，但要清靜許多，更有利於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業業，勤奮工作，為培養新中國的地質人才做出了許多貢獻。
紫竹院北邊的李四光紀念館:李四光在北京最後一個住處
中關村南大街上，車流如潮。我在「國家圖書館」下車，向北走了一小會兒，向左拐，走上了萬壽寺路。
這是條寬闊的馬路，2004年才通車，是中關村南大街和西三環之間的聯絡線。由於不通公交車，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鍾，過了北京舞蹈學院南門、紫竹院公園北門，很快就到了地質力學研究所的南門。旁邊就是李四光紀念館，因為李先生的後人還在此居住，現在不對外開放，只接受內部參觀。
在研究所趙主任的幫助下，我有幸見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書馬勝雲老先生。年過八旬的馬老，不辭辛勞，親自帶我參觀紀念館，為我講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後的故事。
1962年，因為象鼻子溝要搞戰備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當時，有關部門請他去東城門西總布胡同看房子。這是一處寬大的四合院，政協副主席李濟深生前曾住在那裡。但是，李四光覺得房子比較豪華，不符合自己的個性，所以禮貌地謝絕了這個建議。他相中了紫竹院北邊的一片地方。這里沒什麼住戶，樹林密布，綠意盎然，寧靜清爽。而且位於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風上水，空氣清新，非常有利於身體健康。最後，李四光就舉家搬到這里。
晚年的李先生飲食非常清淡，經常喝用玉米須子煮的水；平時穿的衣服是補丁撂補丁，只有參加正式會議時才會穿得好一點。雖然年邁體衰，他仍然堅持工作，尤其重視對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導。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進了北京醫院。4月28日，他對大夫說:「請你們坦率地告訴我，究竟我還有多長時間，讓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還吩咐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二天把全國地圖集帶到醫院來。遺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與世長辭，享年82歲。
在地質力學所南門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銀杏樹。遠遠望去，蓊鬱茂密的樹冠，翠色慾滴，透著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撐的綠色大傘。近看，枝幹盤曲扭錯，猶如數條龍蛇蜿蜒糾纏。馬老告訴我，這是一株古銀杏，樹干周長9.8米，樹高27米，樹冠蔭地面積400平方米。民間傳說，楊六郎曾在樹下飲水乘涼，李闖王的將士曾在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萬壽寺路時，為了保護這棵古樹，特意以它為中心設計了一個很寬的綠化帶，車子從兩邊繞開行駛。
當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這棵銀杏樹下思考問題，一邊想一邊散步，穿過樹林，從地質力學所的東邊向北走，然後再往東走，一直走到白頤路(今中關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時間一長，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條土路。後來，荒地上蓋了許多平房，有不少住戶進進出出，經過的都是李先生雙腳踩出來的那條路，人們稱為「李四光小道」。1985年，李四光小道東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寬辟築為瀝青路，次年名之為「民族學院南路」，後來改稱「民族大學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現在也成為民族大學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銀杏樹下，撫今憶昔，感慨良多。我彷彿看見李四光先生邁著矯健有力的步子，微笑著走過來。一陣小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像是在低聲訴說著難忘的往事……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