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的大致地理位置

㈠ 誰能給我講講「齊魯文化」...

齊魯文化，確切地說，不是一種單一的文化，而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融合。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而東臨濱海的齊國卻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
齊文化與魯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發現了若干組細石器埋藏點，並命名為「沂沭細石器文化」，據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頭。這一關鍵環節的發現，使沂沭的舊石器文化與北辛文化之間找到了聯結點，並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譜系連接起來，組成了魯南地區的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這一山東的史前文化，就是山東的土著居民東夷人創造的，土生土長的東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遺址命名的，分布范圍廣泛，距今約6000年；龍山文化首先發現於章丘龍山鎮，分布范圍與大汶口文化大體一致，距今約3900~4400年前。這兩種文化（大汶口、龍山）的發展時期被認為是東夷文化的鼎盛時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於齊，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於魯，以拱衛周室。分封齊、魯，標志著東夷文化向齊文化演變，宗周文化則在魯國完整地保存下來。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後，實行開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簡其理」促成了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與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魯地後，變其俗，革其禮，推行重農抑商的周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使齊國和魯國的人文經濟趨於不同的發展方向：齊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明顯的工商業氛圍，崇功利，輕倫理，文化風氣開放，注重實用；魯文化更多地表現出農業社會的文化特徵，文化風氣保守，因循周禮，不思變通。
戰國時期，以孟子二度游學於齊為契機，齊文化與魯文化開始融合。孟子在齊國居住時間長達十幾年，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齊學的熏陶。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荀子兼顧齊學，因而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學思想，同時又通過學術交流，把他的儒學思想在齊國文士階層傳播開來。在諸如此類的背景下，齊文化和魯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構築了山東人的齊魯文化。
儒學的影響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儒學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魯國，由孔子開創，孟子、荀子等繼往開來，而且在孟、荀所處的時代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客觀上為儒學的進一步走出山東創造了時機。但是，儒學復古和崇尚仁義的思想觀點並不被崇尚法制、專權的秦始皇所重視，反而製造了「焚書坑儒」的文史劫難。直至西漢，齊魯的儒生們才得以施展才幹抱負。漢武帝在位時採納儒生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奠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儒學在山東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山東人的性格。比如，山東人淳樸厚道，與人為善，任勞任怨，顧大局，重實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東人的性格中又包含著固步自封、循規蹈矩、偏執狹隘的特點。

㈡ 齊魯文化特點及形成

齊文化--商業海洋文化
魯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兩著各有千秋,大約在漢朝兩者融合,形成齊魯文化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

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粗獷剛烈的齊人
如果說魯人文質彬彬的話，那麼齊人給人們的印象則是粗獷剛烈，他們可殺而不可辱，面對挑戰，置生死於度外，全力施為，一決雌雄。在中國歷史上，粗獷剛烈的典型事例，大多發生在齊地，或由齊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詳，請看劉德增《粗獷剛烈的齊人》一文。劉淑強女士的《魯國文化與周禮》一文，又就周禮對魯國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了深入的闡述。

體魄強悍，粗獷剛烈，喉嚨粗大，不善言辭，遇事說不上三句話，便吹鬍子瞪眼睛擼袖子，「砍頭不過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勢。這便是「山東好漢」給人的印象之一。小說家寫山東人，往往盡力刻劃山東人的這一面，瓦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幾成為小說家筆下的山東人的固定形象。然則這又決非小說家妙筆生花，面壁虛構

魯國文化與周禮

在周代的眾多邦國中，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語）。魯國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時人稱「周禮盡在魯矣」。各國諸侯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是有名的禮儀之邦。魯國與周禮的這種密切關聯，使得魯國形成了謙遜禮讓的淳樸民風，同時也使魯國國勢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概括講來，周禮的內容應該包括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三個層面。禮義是抽象的禮的道德准則；禮儀或禮節是具體的禮樂制度，可大致分為吉、凶、軍、賓、嘉5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真可謂「繁文縟禮」，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准則推衍而來，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禮俗即周人的社會風俗與道德習慣，它較禮節更細且繁，只是並無硬性規定。就主次而言，禮儀、禮節、禮俗是從屬於禮義的，因為禮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周王朝的統治，這才是其本質所在。

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勛。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禮記·明堂位》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乾等級的人和諧相處。

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春秋》一書是魯國國史，該書「常事不書」，所以魯人依禮而動的行為有許多不一定見於記載。即使《春秋》經以及他書中見載的魯國君臣的一些「違禮」之舉，也往往引起人們的規諫、評論或者指責，如隱公到棠地「觀漁者」，桓公取郜大鼎於宋而置於太廟，醒公與夫人姜氏一道到齊國去，庄公到齊國觀社，庄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廣其宮，夏父弗忌躋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淵濫捕，以及魯三家的一些不禮之舉等等。但在入東周以來「禮壞樂崩」的情況下，魯國仍有不少知禮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劌、夏父展、里革、匠人慶、申#、叔孫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時的宗有司，《左傳》的作者左丘明，他們也都以知禮、明禮而聞名。

魯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魯人都知道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因而他們認識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禮記·禮運》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尚在，國便不亡，周禮關乎國泰民安，於此可見。魯閔公元年，齊欲伐魯，齊公問「魯可取乎」，其大夫仲孫湫說：「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此時，魯國正值慶父內亂，但尚秉周禮就難以攻取，因為周禮可以起到一種協調人心的作用，在統治者內部，它可以防止和調節矛盾，而對下層人民來說，周禮則既有懾服之威，又有收羅人心之用。

「尊尊而親親」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周禮的基本要求。為爭權奪位，魯國也發生過類似骨肉相殘的事件，但與他國相比，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以《禮記·明堂位》說魯國「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臧文仲教季孫行父「事君之禮」說：「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 # 之逐鳥雀也。」魯人敬尊君主，使魯國的政治比較穩定。不過，由於「親親」觀念深入人心，他們十分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使掌握魯國大權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的范圍之內，異姓家族的賢能之士很難進入魯國政權。與「尊尊」原則有關，魯卿在位時，不論其行為怎樣越軌，而對他的宗族影響並不大，受到懲治的僅僅是禍卿本人。這樣，卿族一旦有了勢力，也就站穩了腳跟，其勢力的持續發展，便最終導致了公室衰微、大夫專政。

春秋時期，魯國實際已經是積弱之國，其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諸如滕、薛、曹、邾、杞等國皆勤贄，修朝禮；即使遠在方域之外的谷、鄧等國也不憚僕僕，至魯來朝。小國親魯，皆因魯乃周禮所在。

魯國春秋以來的外交主線還是與齊、晉、宋、衛等大國的關繫上，然而，在對各國的態度方面，魯國的態度似乎又不盡相同。魯與晉、衛乃兄弟之國，與對待齊、宋相比，魯人在與衛、晉的交往中態度要溫和得多。小國交魯，魯國也往往親近同姓。時人的宗法觀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諸小國中，曹、滕與魯同姓，邾、莒、薛、杞皆為異姓。故曹太子朝魯，魯以上卿相賓；滕、薛爭長，魯長滕侯。而邾、莒為魯國近鄰，杞、邾則頻頻朝魯，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見討，邾、莒也為魯國世怨。魯國自春秋以來國勢日弱，其不能修好異姓近邦實是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魯文化的禮樂傳統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化成民俗」方面產生了明顯效應。魯人行為中的重義輕利觀念，經濟上的重農輕商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嚴格的男、女之別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來，由於周室的衰微和時代的進步，再加之魯國國勢的下降，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結束了。魯在春秋後期也推選了「初稅畝」、「用田賦」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改變了周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周禮樂的崩壞亦成為自然之勢。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慣層出不窮的違背禮樂制度的現象，他希望恢復周禮，推行「王道」於天下，並以禮樂之學教授生徒，儒學於是創立。

公元前249年，魯滅於楚。然而，魯國的禮樂傳統經孔門師徒的弘揚，已更加深入到人們的意識深層，它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喪失。秦朝末年，劉邦舉兵圍魯時，「魯中諸儒尚講誦育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70多年以後的漢武帝時代，太史公司馬遷到魯地「觀仲尼之廟堂」時，諸生依然「以時習禮其家」。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說「漢代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魯國禮樂之學在兩漢時的重要影響。

㈢ 齊魯大地擁有怎樣的地理環境

齊魯大地，是指山東省。因山東古為齊國、魯國的土地，所以叫齊魯大地。「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

㈣ 齊魯的齊魯文化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齊道家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這一流派由姜太公開創，稷下道家、管子等繼往開來，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游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官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關於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那麼，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黃老之學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稷下學宮道家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戰國百家爭鳴，黃老獨盛；黃老學說，可說是顯學中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以黃老派最盛。黃老思想不但成為田齊的治國官學思想，並通過百家爭鳴對諸子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楚國和呂不韋統治時期的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的萌芽，為早期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對黃老學的發展影響至深,黃老學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間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齊推崇黃老、設稷下學宮，為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非道家莫屬，田駢, 季真, 環淵、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別說那些介於道家與法家、介於道家與儒家或介於道家與墨家之間的人物了。他們還把源於楚國的道家新流派發展到非常拉風的程度，並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這個學派就是黃老學派。那麼他們為什麼叫黃老學派呢，因為孔子講周公，墨子講大禹，孟子講堯舜，道家呢，講黃帝，所以黃帝是道家的祖師爺，再往下則為老聃。大致而言，田駢偏於法家一些，其後的慎到則乾脆就是法家。尹文偏於墨家一點，和宋鈃類似，一方面主張清心寡慾，一方面主張世界和平。而鄒衍、騶奭則竟成了陰陽家的創始人。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為豐盛。
其實首先將黃帝與老子聯系在一起的，應當說是莊子的《知北游》。這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但將黃老形成學派的首先應推崇戰國時齊國的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學宮前後經歷了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的出現，與戰國時「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關系。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時代，規模較小。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時，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於此時達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里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與黃老術士以及神仙方技家。這樣，將原來老莊學派以恢復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的學說，轉變成為黃老學說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在道家系統中，老子的思想發展到戰國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學派，即黃老之學和庄學。兩者都繼承了老子的道論，但又加以不同的發展。就黃老之學來說，它使老子的道論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引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准則；而庄學則把道演化成了一種人生境界。由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我們對老子思想發展的這兩種傾向看得更為清楚，同時，如前段所說，黃老之學本身的發展線索及顯學地位也更加明顯。不過這時讓莊子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就有一些後學拿著他的「真人」主張，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流派，那個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系密切的鴻篇巨制——《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黃老與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余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

㈤ 齊魯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何特點

齊魯文化，確切地說，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專了以孔子屬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而東臨濱海的齊國卻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

㈥ 齊魯的文化特點

齊魯文化的特點。
齊魯文化也是齊國與魯國合並而成的文化代表。本期地區文化簡述齊魯文化的特點。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四種文化學說既各有區別，又共存於一個統一體中，有著內在聯系，形成一種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一般來說在戰國晚期魯文里奇，有以下的特點。

其一，多元性。齊國、魯國在初建國時，既有西周文化，又注意吸收當地文化，所以從文化的淵源和基礎來看，既有周人的傳統文化，又融合了當地土著文化和部分殷文化，所以齊魯文化的基礎是多元的。在以後的長期發展中，齊魯文化不斷吸收和融合各種文化成分，繼續沿著多元化的方向。戰國時形成的諸子百家中，許多學派與齊魯文化都有淵源關系。

其二，自由開放。西周時期，齊魯是東方大國，遠離成周，有相對的獨立性，文化形成各自的特色，其發展有較大的自由。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割據一方，周天子失去權威，思想文化的載體士人知識群體正式形成，這些拉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更廣泛的基礎。

尤其是士人階層在這個時期有相對的獨立人格和自由認識自然與社會的權力，形成各自的價值判斷。他們可以把一切客體作為認識對象，自由地研究和解釋，形成不同的學說理論。下學宮建立後更是如齊國孟荀列傳此。

正如《史記》所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果淳於髡，沈島，前年底，當時的兒子，片田，鄒家華，信徒錫，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魯國文化以儒學為主，以厚重著稱，但儒學本身是一種開放的文化。

孔子、孟子、荀子諸位儒學大師一方面吸收各種思想學說的有益成分，一方面又到各國游歷，宣揚和傳播儒家學說，使魯文化在保持其特色的同時，機會跨越，文化和其他領域，施肥相互影響，促進了魯文化的進步和發展。

其三，駁雜宏富。先秦時期由於交通不發達，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商品經濟落後，形成許多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往往在封閉或半封閉的狀態中發展，因而使一些地區的文化形成保守、內容單一的特點，而齊魯則不同。

如，在平原位於原流量的不同文化又長期具有自由開放的特點，因此到春秋戰國時期形成駁雜宏富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齊魯區文化內容的多樣性上。儒家、黃老道家、法家、陰陽家、兵家、墨家等都在此地形成，有深厚的基礎，在各自的流傳發展中，又互相融合吸收，更顯示出駁雜宏富、內容充實的特點。

㈦ 齊、魯在古代各指什麼地方為什麼兩地具體位置

正確答案:

齊和魯是春秋時期的兩個國家，都在現在的山東地區，所以現在山東也叫齊魯
齊魯
「齊魯」一名，因於先秦齊、魯兩國。到戰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圈，由統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後來的山東省區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齊魯」和「山東」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詞，今天看來，二者所指地理范圍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歷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山東」一名，在歷史上所指地域范圍變化很大，到宋元時期，今山東地區，才作為行政區劃提了出來，而包括范圍，仍與今山東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為山東省。從此之後，地域范圍或有變化，但名稱不變，范圍出入也不大，與古齊魯范圍基本一致。講齊魯文化，先秦時代，以齊、魯兩國地域范圍為准，漢代以後以今山東省區范圍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這個標准處理，為了明確「齊魯」和「山東」的關系，下邊分別看看二名的由來和地理沿革。

一、「齊魯」的由來及沿革

「齊魯」緣起於先秦齊、魯兩國，是齊、魯兩國的合稱，原是國家概念。齊與魯是西周初年的兩個封國，是西周在東方代行統治權的兩個重要陣地。因為西周初建時，東部沿海地區殷人和東夷人的勢力強大，不服統治，屢次發生反周叛亂。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亂之後，周王便將兩個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別

封於商奄和薄姑舊地，建立魯國和齊國，以鎮撫東方殷人和夷人。魯居泰山之陽，都曲阜，齊居泰山之陰，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一說即臨淄)，後遷薄姑，再遷至臨淄。齊、魯始封時，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兩國疆域不斷拓展擴大，基本控制』了今山東地區。而且隨著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齊、魯兩國內部聯系逐步加強。有別於中原、燕趙、秦、晉、吳越、荊楚等的齊魯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齊、魯」一詞也逐步聯系起來，由國家概念向地域概念過渡，

首先將齊、魯聯系起來的是孔子。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這是指齊、魯兩國思想文化的聯系和區別而言的，還未把齊、魯聯為一個詞。過了不久，他又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左傳·定公十年》)又進一步強調了兩國文化的內在聯系。但是，這里的「齊魯」仍是國家概念，各自獨立其義。到戰國後期，「齊魯」才真正組成一個詞，成為含有統一文化特點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齊魯」作為統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惡篇》雲：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把「齊魯」與秦對言，顯然是指兩個地區。齊魯地區的人文與秦國地區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齊魯尚禮義，有「禮義之邦」譽稱，秦則缺乏禮義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絕非因為人的本性不同。從此之後，「齊魯」一詞便經常出現，或作為國家概念，指齊、魯兩國；或作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東地區；或作為地域文化概念指齊魯文化范圍。如《史記·儒林傳》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說漢代生於燕郡(今北京)的韓嬰作《詩》內外傳(即《韓詩》)，其語言和學術觀點，與齊魯地區作為今文或古文經學的《詩》論特點明顯不同。《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有齊魯之說」；《晉書．范宣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蘇轍詩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縣)，為學慕齊魯」；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吳偉業《贈蒼雪詩》：「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等等。「齊魯」一詞，已成為較為固定的地域概念，這一概念源於齊、魯兩國，且與兩國文化有許多共同特點，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開。這一方面說明，齊、魯兩國文化經過逐步融合到戰國時代已初步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實體，成為天下向慕的「禮義之邦」了；另一方面作為地域概念也明確化，即指今山東地區。山東號稱「齊魯」、或簡稱「魯」、或別稱「齊」，就是這樣形成的，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和較固定的地域范圍。

二、山東的由來和沿革

山東作為地區名稱，歷史上出現很早，而且變化很大。春秋時期，晉國居太行山以西，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時晉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晉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戰國、秦、漢時期則是指崤函以東地區。因為秦在關中，故稱崤函以東六國(楚、齊、韓、魏、趙、燕)為山東六國，或雲關東六國。此時山東與關東意義相同。如《管子》書就有「楚為山東之強國」語。漢初賈誼的《過秦論》多次用山東提法，如說「秦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有「山東之國」、「山東豪俊」、「山東大擾」等說，皆指崤函以東地區。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卷一說：「山東之稱，古或指關東言，或指太行山以東言，不專指今山東也。」

秦漢一統之後，關中與山東(或關東)在政治上的對立消失，山東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出現廣、狹兩義。廣義的山東是沿襲戰國時的舊概念，狹義的有專指齊魯地區的意義了。《史記·酷吏列傳》載：御史大夫齊地苗川國薛(今山東壽光南)人公孫弘說：「臣居山東為小吏(薛邑獄吏一作者)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齊魯之有山東之稱，當濫觴於此。至於山東成為行政區劃，是又經歷了數百年演變過程的。

山東地區的歷史沿革、行政歸屬，夏殷時代不可詳考，但當時是方國或部落林立，且有大部分被夏、商王朝控制，歸夏、商統治。西周至春秋時期，該地仍是方國林立，除齊、魯兩大國外，主要的還有曹、滕、薛、郯、莒、紀、萊、譚等，還有宋、衛的一部分。戰國時期，山東地區被齊、魯兩國控制。戰國末年，除南部和西北部一部分分屬楚、趙外，都被齊國統一。秦統一六國後，山東地區被置為郡縣，如齊郡、琅邪、東海、東郡、薛郡等都在山東范圍。漢初封王，山東大部分地區封給了齊王劉肥。漢武帝時削弱封國諸侯王勢力，初置十三郡州，山東置青、兗、徐三州，下置郡、國、縣。之後數朝行政區劃有所變動，但基本變化不大。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山東地區分屬河南道和河北道；北宋改道為路，全國分為二十四路，山東分屬京東東路和京東西路。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治益都(今山東青州市)，統轄山東地區。至此，「山東」一名始正式成為一個行政區之名稱。元代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山東東西道宣尉司，直隸中書省，稱為「腹里」。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山東行中書省，治青州，後移治濟南，又改置山東承宣布政使司。至清代才將山東政區正式定名為山東省。此後沿用不變。

山東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的名稱，雖然確定很晚，但它奠基於古代齊、魯兩國地理范圍和兩國最後融合為一個獨立體系的文化——齊魯文化。因此，此書用《齊魯文化》，不取《山東文化》之名稱，是有其歷史文化淵源的。因為這個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是在先秦齊魯兩國時代，而不在山東成為行政區劃以後。相反山東成為全國的一個行政區劃以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反而沖淡了齊魯文化的地域特點。因此，用「齊魯文化」定名，更能突出齊魯文化的地域特點，揭示其發展的規律。

㈧ 齊魯文化主要指哪個省

齊魯顯然是指山東省

㈨ 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後，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台，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後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於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於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後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幹——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於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並舉；政治上，不囿於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並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並，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後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築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准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並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齊魯文化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首先，隨著齊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古代中國文化中心由西而東轉移。齊、魯兩國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東夷文化的政治嘗試，但歷史的發展往往超出統治者狹隘的政治意圖，這兩種當時最先進的文化一經結合，便形成了兩種更高級、更先進的文化——齊文化和魯文化。齊魯文化的出現，打破了鎬京在文化上的壟斷。西周末年，隨著鎬京傾覆，王室東遷，當時的文化中心就轉移到了齊魯文化所在的東方。戰國時期，齊國一直是東方的大國，統治者又重視文化發展，設立稷下學宮，「招致天下賢士」，成為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魯國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國，所以得到的西周禮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後人有「周禮盡在魯」之說，又由於魯國有重禮的傳統，造成魯國特有的文化氛圍，而作為傳統文化傳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產生於魯國，乃勢所必然。戰國以後，以魯國為根據地的儒學向四周輻射，造成齊魯文化更廣泛的傳播，促進了百家爭鳴，為中華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僅在先秦時期，齊魯地區就產生了像管子、晏子、孫武、墨子、孟子、莊子、鄒衍、孫臏、吳起這樣一批文化偉人。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齊魯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齊魯之地是當時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其次，齊魯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秦統一中國後，法家思想雖然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但淵源於陰陽五行學說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至西漢初年，屬於齊文化系統的黃老之學又風靡一時，當時統治集團中好黃老之學者甚眾，在全國推行無為政治，不過六七十年間，便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漢代形成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也和齊魯文化有深遠的淵源關系。西漢學者劉向在《說苑

㈩ 齊魯文化的資料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後，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台，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後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於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於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後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幹——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於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並舉；政治上，不囿於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並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並，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後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築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准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並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