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地理環境
① 溫州的地理情況
地理位置
溫州位於中國黃金海岸線中段,浙江省的東南部,東瀕東海,南接閩北,西與麗水市相連,北與台州市毗鄰,是浙南的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
面積
轄鹿城、甌海、龍灣3區和樂清、瑞安2市(縣級)及洞頭、永嘉、平陽、蒼南、文成、泰順6個縣,陸地總面積11784平方公里,其中市區1082平方公里。海域面積約11000平方公里。
人口
總人口720萬,市區人口80萬。
氣候
溫州屬亞熱帶海洋季風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光照足量,雨水充沛。
行政中心位於鹿城區
交通概況
溫州位處我國黃金海岸線的中部,交通通信事業發達。溫州海岸線長達355公里
,港口條件優越,是一個集河口港、海灣港於一體的綜合性天然良港,為浙南、閩
北貨物進出的咽喉。是全國20個主樞紐港之一。溫州機場已開辟60條國內航線,並
開通了與香港、澳門的地區航線。溫州火車站是我國第一條股份制合資建設鐵路--
--金溫鐵路的終點站,旅客列車可直達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國內主要城市。
溫州市已經成為全國45個公路主樞紐城市之一,公路運輸四通八達,104國道和330
國道貫穿南北,黑龍江同江至海南三亞高速公路溫州段正在建設之中。
語言
溫州方言主要有甌語、閩語、蠻話和蠻講、畲客話、金鄉話和蒲門話五種。此外還有大荊放和羅陽話等
② 永嘉書院的地理環境
永嘉書院位於國家AAAA級楠溪江風景區核心區域。佔地面積5000畝,是永嘉縣最大的文化、休閑、觀光旅遊綜合項目基地。永嘉書院景區地處永嘉大若岩鎮、沙頭鎮、岩頭鎮三鎮交匯處,位於國家4A級風景區楠溪江中游。
永嘉書院立足於時代的高點,以永嘉學派為背景,以商道文化為根基,致力於打造一個高貴而樸素、富於文化內涵和精神情趣的現代書院。該景區周圍古村落星羅棋布,毗鄰一門六進士的豫章村、劉基遺脈後裔碧蓮村、人傑地靈白泉村、攝影基地茗嶴村、范蠡西施隱居遺跡陶朱坑村等楠溪江古村落,人文底蘊非常深厚。是一個集觀光旅遊、休閑度假、藝術交流、教育培訓為一體的大型綜合體,是浙江省重點文化園區。
永嘉多山水,有雲: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年平均降水量1705.5毫米。永嘉風景秀美資源豐富。享「天下第一江」美譽的楠溪江國家4A級重點風景名勝區,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灘林美著稱。悠悠三百里楠溪江,江流純凈澄碧、清澈見底,兩岸疊翠峰戀,茂林修林,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景區內植被良好,沒有任何工業污染,其地面水至今仍保持著最原始的水貌,純凈度超過國家一級地面水標准。
永嘉為為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冬夏季風交替顯著,溫度適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一年四季均適合旅遊。
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曾有力贊楠溪江「山川之美,古來共談……實是欲界之仙都」之佳句,以「寓文化於山水、融豪華於自然、引高端於大眾」為理念的永嘉書院以最靚麗的風貌迎接中外來客。
③ 永嘉縣在哪裡
永嘉」作為縣名始自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永嘉」二字,是「水長而美」的意思。永嘉風景秀美資源豐富。享「天下第一江」美譽的楠溪江國家4A級重點風景名勝區,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灘林美著稱。悠悠三里楠溪江,江流純凈澄碧、清澈見底,兩岸疊翠峰戀,茂林修林,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景區內植被良好,沒有任何工業污染,其地面水至今仍保持著最原始的水貌,純凈度超過國家一級地面水標准。
【位置面積】
永嘉縣位於浙江省東南部,甌江下游北岸。地理坐標為北緯28°09′,東經120°41′。總面積2674.1平方千米。
【人口民族】
漢族,2007年末總人口91.33萬人
【地形氣候】
多山水,有雲: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
年平均降水量1705.5毫米。
【行政郵編】
永嘉縣位於浙江省東南部,甌江下游北岸。地理坐標為北緯28°09′,東經120°41′。總面積2674.1平方千米,總人口88.63萬人。
縣人民政府駐上塘鎮縣前路98號。郵編:325100。代碼:330324。區號:0577。拼音:Yongjia
Xian。
永嘉縣轄12個鎮、26個鄉:上塘鎮、甌北鎮、烏牛鎮、橋頭鎮、橋下鎮、沙頭鎮、碧蓮鎮、巽宅鎮、岩頭鎮、楓林鎮、岩坦鎮、大箬岩鎮;徐嶴鄉、西溪鄉、下寮鄉、陡門鄉、花坦鄉、渠口鄉、茗嶴鄉、昆陽鄉、石染鄉、界坑鄉、溪下鄉、西嶴鄉、大嶴鄉、山坑鄉、應坑鄉、五鄉、表山鄉、東皋鄉、鶴盛鄉、西源鄉、嶺頭鄉、溪口鄉、鯉溪鄉、張溪鄉、黃南鄉、潘坑鄉,13個社區、12個居民區、906個行政村。
④ 溫州的風土人情及歷史文化,地理環境
溫州位於中國東南部,甌江下游南岸,是浙江省下屬的地級市,為沿海港口城市,簡稱甌,別稱鹿城。擁有面積11784平方千米,轄海域11000平方千米。地理位置:東經119°37′-121°18′、北緯27°03′-28°36′ 溫州市是浙江省的地級市 東南丘陵,為沿海港口城市,浙江的三大經濟中心之一,位於中國黃金海岸線中段,浙江東南部,東瀕東海,南接福建寧德福鼎市,西與麗水市相連,北與台州市毗鄰,是我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浙江省地級市,浙南經濟、文化中心。溫州2009年GDP突破2527億元,浙江省內排第三,2009年溫州GDP比上年增長8.5%,增幅與上年持平,2009年全年實現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360.72億元。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21元,增長7.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100元,增長7.1%。 全市總面積11784平方千米,其中市區1082平方千米。總人口799.8萬人(2008年)。轄3個市轄區、6個縣,代管2個縣級市,共有30個街道、119個鎮(包括2個民族鎮)、143個鄉(包括5個民族鄉)。 溫州古為甌地,也稱東甌,簡稱「甌」。甌是一種陶制器皿的名稱。約在新石器時代,溫州居住著原始甌人並製作陶器。留學海外的溫州學子在看到香港被稱作HONGKONG的時候根據溫州的甌語(溫州話)發明了YUJEU這個稱呼。 溫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沿海城市。溫州古城建於東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323年),因地在溫嶠嶺南,「雖隆冬而恆燠」,四季溫和濕潤,故名溫州。 溫州,是一座充滿活力與激情的城市,一座充滿魅力與夢幻的城市,一座充滿智慧與故事的城市。溫州人以「智行天下」、「善行天下」、「商行天下」而遐邇聞名。 溫州文化燦爛,史稱「東南鄒魯」。溫州是中國數學家的搖籃、中國山水詩的發祥地、中國南戲的故鄉、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發地區與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溫州的市花是茶花,市樹是榕樹,市鳥是海鷗,市歌是《會飛的家鄉》。 還有一本描寫溫州的小說《溫州別戀》,作者是六百里。歷史文化 溫州五馬街 溫州歷史悠久,人傑地靈。 溫州古代稱甌越。還在五六千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有先民在這里勞動生息。戰國時屬越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設置閩中郡。漢惠帝三年封越王勾踐後裔騶搖為東海王,建都東甌,俗稱東甌王。漢順帝永和三年置永寧縣,東晉明帝太寧元年設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改置州,因氣候溫暖,"雖隆冬而恆燠",故名溫州。 據《溫州府志》載,當年建城時,太守郭璞登上西山,瞭望周圍諸山,錯立如斗,便對當地百姓說:城饒山外,當聚富盛,然不免兵戈水火城建於山,則寇不入斗,可長保安逸。於是他仿照北斗星體位置,圍繞諸山築城,故稱斗城。傳說在築城時,有隻白鹿銜花疾奔而來把花吐在城牆上,然後化作一團樣雲冉冉飛入天際,白鹿跑過的地方,一片鳥語花香。人們為取吉利,將這座城市稱為白鹿城或鹿城,也把郭璞登上的這座山稱為「郭公山」。 溫州歷史上以手工業發達著稱,是青瓷發源地之一,造紙、造船、絲綢、綉品、漆器、鞋革等在我國歷史上均有一定地位。南宋時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有「一片繁榮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之稱。溫州是南戲故鄉,14世紀中葉溫州著名劇作家高明的《琵琶記》被譯為多國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 溫州歷代人才輩出,在學術、文學藝術和科技方面都取得卓著成就。在南宋時期,學術上形成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在我國學術史有著很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文學方面,詩壇上出現了"永嘉四靈"詩派;戲曲上首創了"南戲"這種民間戲劇形式。南宋熙祐年間,醫學家陳元擇以《三因方》為理論基礎創立了永嘉醫派;兩宋及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不少傑出人才,如黃公望、劉基、孫詒讓等等。當代文化教育界更是群星燦璀璨:夏鼐、夏承燾、蘇步青、谷超豪、劉旦宅、孟慶江、林曦明、林劍丹、陳忠康、張素、張如元、馬亦釗、汪廷漢、戴宏海…… 溫州歷代鼎甲:溫州自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至清末廢科舉(公元859-1905年)的1050年間,共有文科狀元7人,進士1416人,其中唐代2人,兩宋1228人(北宋81人,南宋1147人)元代12人,明代139人,清代35。歷代共有武狀元19人,武進士近400人,其中兩宋310人(北宋1人,南宋309人),明代3人,清代約70-80人。 溫州歷代狀元、榜眼、探花 1、文科狀元(7人): 徐?、王十朋、木待問、趙建大、周坦、徐儼夫、周旋 2、文科榜眼(9人): 葉適、陳棟、陳求魯、林公一、陳宜中、鄒臻、周仁勇(文武榜眼)、卓敬、王瓚 3、文科探花(3人): 陳桷、黃中、孫希旦 4、武科狀元(20人):潘文虎、陳鰲、陳鶚、蔡必勝、黃裦然、林管、薛贄、朱嗣宗、林夢新、朱熠、趙國華、項桂發、章夢飛、侯畐、張宗德、朱應舉、蔡起辛、翁[木鄂]、林時中、王名世 5、武科榜眼(4人): 林景衡、戴應發、林景新、周仁勇 6、武科探花(6人): 林武子、陳元普、孔元圭、葉宗澤、薛應龍、陳龍發 古文化遺址 首次於1952年在永嘉上塘正門山發現,後在許多地點又陸續發現。 80年代以來通過全市范圍內的文物普查和專題調查,查明境內二區九縣(市)均遺有古文化遺址,計達百餘處,主要分布在甌江、飛雲江及其支流兩岸,大多依山傍水。 溫州古文化遺址大致可分前後兩個階段,前階段,除少數早期石器磨製欠精、器面留有錘擊痕跡外,大多數石器磨製精緻,已採用打、磨、琢兼施技術;陶器主要有夾炭陶。與河姆渡中晚期文化、良渚文化的一些石器、陶器特徵相似,以樂清白石遺址為代表。後階段,石器表面略粗糙,形制較簡單,其錛類石器橫剖面大多呈三角形、梯形;陶器有泥質陶、彩繪陶和印紋硬陶等。與福建閩侯曇石山文化的一些石器、陶器特徵相似。目前這類遺址的發現約占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以瑞安陶山山前山、馬嶼牛頭頸等遺址為代表。 ①白石遺址:在樂清白石鎮白石溪楊柳灘溪床下二三米深處。系沖積形成的遺址。 ②大坪遺址:在瑞安北龍鄉大嶴村北龍山北麓。北龍鄉在飛雲江口外一島嶼上。 ③下湖墩遺址:在泰順百丈鎮交溪洋村北下湖墩山上,范圍約1500平方米,1988年11月發現。 ④山前山遺址:在瑞安碧山鎮街路村,南臨飛雲江,面積約250×50米,遺物多裸露在地表,以山坪和東南山坡最為豐富。 ⑤牛頭頸遺址:在瑞安馬嶼荊谷鄉山頭上村牛頭頸山中段,北眺飛雲江,1961年發現,范圍約6000平方米。遺物多分布在山坡地表。 ⑥鶴嶼山遺址:在瑞安仙降鎮下社村,與山前山遺址隔江相對,1971年發現,面積約10000平方米。 ⑦獅子崗遺址:在泰順司前鎮前村,1986年發現,面積約8000平方米。山頂-壕溝斷面和東面山坡遺物較豐富。 ⑧仙堂山遺址: 在蒼南橋墩鎮仙堂村北海拔40餘米山坪上,1985年發現,面積約3500 平方米。 溫州旅遊景點: http://www.lvmama.com/place/dest/330300 溫州網: http://www.66wz.com/
⑤ 永嘉縣的地理環境
永嘉屬於亞熱季風氣候,四季溫和,雨量充沛,年均氣溫為18.2℃,年均降水量為.2毫升,降水日數175.4日,年均日照1820.2小時,年均蒸發量為1431.9毫米,歷年平均無霜期為280天。
根據常年歷史記錄,年平均氣溫18.3℃。一年中1月最冷,月平均氣溫8.1℃;7月最熱,月平均氣溫28.3℃。極端最高氣溫42.1℃,出現在2003年7月15日;極端最低氣溫-4.8℃,出現在1999年12月23日。春季日平均氣溫穩定通過10℃的平均回暖初日在3月18日,平均終日出現在12月2日。平均無霜期281天,平均初霜日在12月5日,平均終霜日在2月22日。年平均降水量1718.3毫米,並且年際間差異特顯著。1973年最多達2592.7毫米,1986年最少僅有1193.6毫米。一年中8月平均降水量最多,高達279.4毫米,6月次之,主要是受台風和梅雨的影響;12月最少,僅39.2毫米,其次是1月。年平均雨日175天。年平均日照1799小時,其中以7月和8月最多,分別高達225.5小時和220.0小時;而2月和3月最少,分別為96.5小時和102.1小時。年平均蒸發1432毫米。年平均相對濕度77%。主要災害性天氣有暴雨、冰雹、乾旱、台風、洪澇、雷電和大風等。
⑥ 浙江省永嘉縣烏牛鎮的地理位置(我是指經緯度)
永嘉縣烏牛鎮的中心經緯度是:北緯28°02′15″ ,東經120°47′31″ 。
⑦ 永嘉在地理環境、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方面有什麼特色
永嘉學派是南宋時期能夠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成鼎足之勢的重要學術思想流派,創始人是薛季宣、陳傅良,他們分別是現在的溫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當時的州治所在地,故稱為「永嘉學派」。稍後的思想家葉適是永嘉人,繼承和發展了永嘉之學,進一步擴大了「永嘉學派」的影響,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論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道光之後,學界涌動著一股反思漢學、回歸宋學的潮流。其時,方東樹《漢學商兌》的出版掀起了對漢學的「最激烈的反動」(胡適語),它實際上代表了道光年間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轍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將文明發展之注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後期思想史上一個關鍵性的變化。(王泛森, 第5-6頁)盡管永嘉學派主要活躍於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歸為所謂的 「宋學」,但對溫州知識分子而言,復興永嘉學主要的並不是向宋學傳統的回歸,而首先是振興區域文化的一種努力。這一努力以永嘉學派思想為文化資源,並在晚清學術語境和政治背景之下進行了實踐和理論創新。其最終的成果是:在漢宋兩大營壘之間,獨樹一幟;於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兼容並蓄,從而存續了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一、強國敬鄉:復興永嘉學的動力
近代知識分子對永嘉學派的認知首先來自於清初的《宋元學案》。《宋元學案》所描述的永嘉學派,是曾經與朱、陸學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不幸的是,這一學派的傳承最終在宋元之際斷裂了,300年後的《宋元學案》盡管給予永嘉學很多的肯定和贊譽,甚至對其失傳流露出些許同情和遺憾,但是在編者(同時也是解釋者)看來,永嘉學對當代的適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僅能糾正朱學的某些流弊,這從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許多論述中均可窺見。如明前期的黃溍認為葉適之學「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黃宗羲對此進行了辨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雲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第1794頁)黃宗羲的這段話實乃對黃溍的一種反駁,其主旨是認為,葉適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對糾正「後儒」的流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黃宗羲也認為,葉適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因此,黃宗羲盡管沒有明言,其實卻默認了永嘉學派仍然是程學一脈,這一點在拿陳亮與永嘉學派進行比較時更加明顯。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父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於功利,俱目之為浙學。」(《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第1832頁)全祖望也認為:「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第1830頁)全祖望評價薛季宣之學:「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第1690頁)所謂「大本未嘗不整然」,仍然是講薛季宣之學中事功的成分與程學的內核是相應的,未致決裂,故謂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葉,產生了更為「新尖」的王學,因此對清初士人而言,也許通過和會朱、王之學,就可讓儒學的內聖獲得形式上的圓融,至於外王一路,只不過是內聖的擴充而已。因此,從《宋元學案》編者的立場出發,清初士人對永嘉學的興趣基本上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意義上的。
清代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溫復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學,憫溫之荒,殷殷誘焉而不能破。」(《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頁)
從道光年間開始,以孫希旦、孫鏗鳴、孫依言、宋恕、陳虯、陳黻宸等人為代表,溫州知識分子開始從學術資源的枯竭來思考區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這對溫州地區而言可能意味著區域文化的重光。孫希旦認為:「蓋吾鄉儒術之興,雖肇於東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為永嘉之學,以鼎立於新安、東陽間,雖百世後不能強為軒輊者,必推之乾、熙諸儒。至葉文修、陳潛室師事朱子以傳新安之學,元儒史伯睿實其緒余,以迄於明之黃文簡淮、張吉士文選,而項參政喬、王副使叔果,當姚江方火之時,不能無雜於陸學,而永嘉先生之風微矣!」 (《禮記集解》第7頁)所謂「永嘉先生之風微矣」,並不是說永嘉地區從此無學,而是說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學術資源,至乾嘉時代,永嘉地區的文化傳統已經被主流學統所嫁接,其學只是主流學統的支脈。當然,南宋永嘉學派從一開始也是程學南傳的一支,但是發展到陳傅良、葉適時代時,永嘉學派已經與溫州當地文化小傳統相結合。(參見何俊)從提高區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發,復興永嘉地區特有的永嘉學派是本地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清末黃群將他編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獻叢書命名為「敬鄉樓叢書」,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獻、復興區域文化傳統,是「敬鄉」的具體行動。
孫希旦之後,站出來復興永嘉學的是孫依言、孫鏗鳴兄弟。孫氏兄弟推行永嘉學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其緣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動父兄子弟之聽」:由於孫氏兄弟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由他們挑起復興永嘉學的重擔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在當時,永嘉學派的復興面臨著嚴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國朝嘉、道間,而我外舅止庵先生與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孫氏學,經史百家師陳、葉,為文胸秀朴茂,語不後宋。識者謂逼陳、葉,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馬》,外《孟》《庄》,或聖方、姚,哲管、梅,謂陳、葉不入茅《選》,桐城不道永嘉,勢應利求,黨同伐異,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 (《外舅夫子瑞安孫止庵先生八十壽詩序》,《宋恕集》第215頁)這段話描述了清中葉知識界為帖括之學、駢體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識譜系所壟斷,因而對永嘉學派採取了漠視和無知的態度,這也反映了復興永嘉學派所面臨的巨大困難。但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這座精心構建的八寶樓台轟然倒塌;當對舊傳統的信仰漸漸消退時,一些歷史上曾經消失的傳統便浮出水面,永嘉學由此獲得了再生的機會。在孫氏兄弟之後,繼起的孫詒讓、陳黻宸、陳虯、宋恕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存續了永嘉學的近代命運。
二、漢宋之間,獨樹一幟
眾所周知,永嘉學派在南宋學術界的地位被形容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近代命運也與此十分相近。當道光之後漢、宋兩個營壘展開激烈辯論之時,亦暴露了雙方的弱點。楊念群指出,江浙學人非常注意清算為宋明理學所道德化了的窮理通傳學脈,在此之外梳理出了一條能用較客觀標尺獨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徑和學統。他們認為,稽古之道並非是一類能直接付諸事功緻用的行為模式,按政治與道德功用的標尺來檢視,「通經」未必與「致用」直接溝通。(參見楊念群,第149-150頁)而宋學,則有強烈的經世傾向,以內聖開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觀臆說,流於空疏,有致用之志,卻無致用之術。
不過筆者認為,楊先生在使用「江浙學人」一詞時,並未區別浙東與浙西學術取向的差異;實際上自南宋以來一直存在著一個獨立於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與蘇南是一體的——的浙東傳統,只不過這一傳統在清代的大多數時候活躍於寧紹,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學誠,而在溫州的一支則長期沉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孫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這一沉寂。
孫詒讓在談到刊印《永嘉叢書》的必要性時認識到,當時學界漢宋之學這種對立的分裂局面,最終將會損害國學的傳承,永嘉學傳統資源卻可以「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永嘉學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於此,永嘉學復興的契機更在於此!
那麼,近代永嘉學是如何調和漢宋的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乃是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這一重要途徑展開的。
羅志田在分析陳寅恪與乾嘉學的關系時,曾指出史學並非乾嘉學術所長。(參見羅志田)而史學本來是浙東學術的長項,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舉和王陽明心學的夾擊,出現了衰落的勢頭:「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廢,而姚江王氏之學又頗輕史,史學危矣。」入清後,雖然有萬斯同、邵晉涵、章學誠、全祖望諸大師維持史學,但繼興的乾嘉之學,又壓制了史學的發展:「而江、惠後學之弊又早如錢嘉定所譏,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極則且不治古經,不涉三史,專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而問以三代制度,猶茫然如江甘泉所譏矣。」另一方面,公羊學也輕視史學:「至庄、劉一派異軍特起,漸入湘、蜀、嶺表,其後學雖大率能陳非常之義,而末流廢史虛矯之弊或幾等於洛閩,而所謂史學家者則大率抄胥耳。」 「於是海內史學幾絕,而浙亦尤危於前代。」 (《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宋恕集》第326頁)
晚清有志於復興永嘉學派的溫籍知識分子,從經世致用的角度給予史學高度的重視。具體而言,孫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學術史的梳理方面,孫依言編錄的《甌海軼聞》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學術》21卷中,有17卷是與宋代永嘉學派有關的。本書對載籍所見關於永嘉文化的記載全部做了摘錄,疑缺矛盾之處,則略施按語,斷以己意,其搜討之勤、考訂之精、持論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領域也是極為罕見的。孫鏗鳴則撰寫了《陳文節公年譜》、《周行己年譜考略》,尤其是後者,對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篳路藍縷,實為可貴。
同時,孫依言在孫詒讓的協助下點校整理了《永嘉叢書》,本叢書收錄了溫州歷代文獻13種。劉安上、劉安節、許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別集,從時間上,自北宋末期程學南傳開始,一直貫穿到南宋中期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全盛期。入選書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學派發展的學術史,這一工作對永嘉學的復興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孫詒讓則編撰了《溫州經籍志》36卷,著錄溫屬六縣作者1300多家,搜羅宏富,體例謹嚴,考證精詳,歷時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後,即蜚聲士林。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則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靜海軍考》,並校輯了《永嘉郡記》,而他對甲骨文的開創性研究,則突破了舊金石學的窠臼,堪稱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先聲。(參見雪克《孫詒讓學術要著述略》,《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如果說孫氏父子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地方史領域的話,後起的陳黻宸、宋恕則對通史有相當的研究。陳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中國通史,其講稿撰成《中國通史》一書,論次自春秋以來至於清代,提綱挈領,間發議論。此書的長處不在於考證,而在於史論以及史學理論。陳黻宸高度重視具體學科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認為史學除了包涵政治、法律、輿地、兵政、術數、農工商學外,還包涵了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社會學,而尤其以政治學、社會學為肯綮,此二者中,又以社會學(或社會史)最重要而為中國學術界所忽視。(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讀史總論》,《陳黻宸集》第675-676頁)
陳黻宸結合清末學界的風氣,針對性地呼籲重視社會史研究。他認為社會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並對清末宋學派縱橫捭闔的政論表示了鄙棄:「今日有志之士,慘目世局,氣憤懣不能平,往往抽思於高遠之域,廣闊之觀,馳騁議論,欲以處置天下事。然或富於治才而未周於治理,遂至抵牾競出,適成鑿枘,舌敝耳聾,但以供無識者之一噱。」這是因為他們不重視社會史研究,缺乏扎實的國情調查,很多議論根本是隔靴搔癢、無的放矢。因此陳氏大聲疾呼:「社會學之不明,則我中國學者之深詬大恥也。」(均見《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社會之原理》,《陳黻宸集》第680頁)這一呼籲,既是對埋頭故紙堆的乾嘉朴學的批判,也是對好發空論的宋學的批判。
宋恕的史學著作並不是很多,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等。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主張,是重視世界史研究。宋恕認為清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是反辱國矣」。他自己有過打算,想以心性、經濟、文學、武功、辟邪、死義、開化、覓地、制器九門類,作《歐洲名人傳》,但是最終沒有如願。原因是他認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閱讀第一手史料,因此「僅據亞洲所譯漢字西史論次其人,將來流傳歐洲,必貽疏陋之譏」。 (《六字課齋津讀·史家類第六》,《宋恕集》第64頁)在轉譯日文成風的近代學術界,宋恕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學,是近代溫州知識分子復興永嘉學的一個重要特色,這一特色使永嘉學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圖上占據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三、作新國學,躬行西學
在清末學術裂變中,如何處理國學和西學的關系是晚清知識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焦點,溫籍知識分子對此作出了獨特的回答。
1.作新國學
溫籍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國學教育,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當歐風美雨來襲、燒經之說甚囂塵上時,他們都感到了憂慮和痛心。孫詒讓憂心忡忡地描述了當時民間和知識界發生的危險情況:「竊謂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穌基督之誣誕,《新約》、《舊約》之鄙淺,而鄉曲儇子,崇信嘩然,非有悅服之誠,是藉富強之助。輸泉帛而潤以脂膏,集兵力以廣其保護,而牛馬維婁之計,為蛇豕薦食之圖。而中華儒者,猶復紳佩而談詩書,雍容而講禮讓,非徒淹中緝簡,無裨魯削,竊恐議瓜驪山,重睹於秦坑。」 (《答溫處道宗湘文》,《溫州文史資料第五輯——孫詒讓遺文輯存》第84頁)溫州開埠以後,基督教挾西歐對華政治軍事勝利之威,在溫州傳播非常迅速,其勢駭人。而當此累卵危局,舊國學學者卻閉眼談心性,或埋頭故紙堆,實無補國家於萬一。清理舊學的矛頭所指,就是僵化的程朱理學。在西學沖擊下,早在同治年間,孫鏗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時,就對原有的官方理學從內涵到外延都提出了懷疑,同時指出在批判、改造理學時,又要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這才是「真理學」。
晚些時候的宋恕則更為激進,他首先否定理學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他說:「世稱洛閩之學為理學,此名大不正也。百氏之學皆有條理,何獨儒家?儒家之學皆有條理,何獨閩洛?古今無無理之學,別立理學之名,於理學之解且茫然矣。」 (《六字課齋津讀·九流百氏類第一》,《宋恕集》第89頁)他進而根本否定了二程道統:「及至伊川,以純法之學,陽托儒家,因軻死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隱,黨盛勢強,邪說持世,世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說之便己,遂私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踞道統,丑詆孤識,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地自容,一線微言,此次遂絕。」 (《致夏穗卿書》,《宋恕集》第521頁)
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否認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無能為力。陳黻宸認為:「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在傳統文化資源中,完全有「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的優良傳統,只不過長期以來為官方的理學、乾嘉朴學、宋學所遮蔽而已。為了存續國學一脈,賦予傳統文化以近代新生,他們提出了清理舊存、吸收新血的主張。其中,永嘉學派的事功精神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關注。
在清理舊學時,除了批判空洞無物的理學糟粕(從廣義的角度看,康梁之學其實也屬於理學)外,溫籍知識分子還它致力於發掘傳統文化中開物成務、富國強兵的有益成分。宋恕認為:「宋室南渡,甌學始盛。陳葉諸子,心期王佐,純於永康,實於新安。新安師徒,外強中鄙,陽述孔孟,陰祖商、李,媚上專權,抑制殊己。閩黨橫行,百家畔降,而甌學亦幾絕矣。」 (《書陳蟄廬〈治平通議〉》,《宋恕集》第238頁)永嘉學比朱子學「實」,即重視制度、重視外王的開拓;比永康「純」,即全祖望所說的將功利之說「一洗之」。宋恕之永嘉學派的「純」與「實」,界定了永嘉學派的主題——「事功」。
陳黻宸也對「事功」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認識到,如果單純地強調永嘉學派功利的一面,則與西方「域雜霸功利之見」富強之說無異。他在宋恕的基礎上更加精細地分疏了功利和事功的區別:「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貴利功名之士,竊其術以賊天下。」與永嘉學派非常親近的呂祖謙曾說薛季宣「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陳黻宸認為呂祖謙對永嘉學派的事功有誤解:「夫事功者,為天下,非一己也,出於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國家乂安,民寧其居,樂其業,亦何事功之雲……」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的事功,是出於對天下國家的承當和責任,根本不是好事喜功;他們的事功完全是在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指導之下的:「葉正則與及門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聲動人,聞者至泣下不自禁,嗚呼,是亦發於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也。蓋心性之學,非空言靜坐之談也,以求夫仁義禮智之擴充而施於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愁然終日,不敢有佚樂之心,若舍我必無人任焉者。即有任者,我則不敢讓。」(《南武書院講學錄·第三期》,《陳黻宸集》第642-644頁)
由此,陳黻宸大聲疾呼,儒家的真精神雖然在傳承中發生了偏差,但是以此認為「吾中國倫常太重,此所以弱也」而發出「燒經哉!燒經哉!禍我中國者,經也」的言論是非常謬誤的。他呼籲對六經給予正確的認識;他將六經與西方哲學相比,認為如果六經可燒,則歐洲就可燒孟德斯鳩、盧梭之書,因為與這些思想家一樣,六經承載了中國人的精神和理想:「夫讀孔孟之書,而仍歸於無用者,吾未見其讀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而遽可以用也。抑果知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書之有用矣。」 (《經術大同論》,《陳黻宸集》第552頁)
2.躬行西學
在呼籲作新國學的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吸收也是徹底的。他們不但從書本上吸收西學,還身體力行,率先在教育、實業等領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陳虯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等醫科教育的先河,陳黻宸則被認為精通新式教育,而多省爭聘,先是出任浙學堂監督,震動了浙江學界,繼而又被兩廣總督岑春暄奏調兩廣方言學堂(實即外語學校)監督,充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教務長。陳黻宸聘用了日本教師6人,法國教師2人,教授德日英法四國語言,成果斐然:「清季兩粵學堂如林,而造就人才一方言為獨多,益見先生教道之宏」(《陳黻宸年譜》,《陳黻宸集》第1207頁);返鄉後,接手陳虯的利濟醫院,創辦溫州中學醫學堂。
至於朴學大師孫詒讓,他對浙南初等師范事業的貢獻,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參見童富勇《再論孫詒讓教育思想》、朱鵬《孫詒讓與浙南師范教育》,載《孫詒讓紀念論文集》)他還在溫州積極發展農工商業,以實業救國,曾多次被提名、擔任一些近代企業的管理者,如1904年組織富強礦務公司,開采永嘉鉛礦,同年創設東甌通利公司、大新輪船股份公司,租用輪船開辟溫州至上海沿海航線,嗣後又發起創辦了人力車公司,發展溫州市內交通,1905年被提名為江浙漁業公司副總經理。由於他積極領導實業發展,在瑞安工商界擁有極高的聲譽,1905年8月被推舉瑞安商會總理,領導溫屬六縣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參見周立人《孫詒讓與浙南地方實業》,《孫詒讓紀念論文集》)
在近代知識分子中,不乏呼籲振興實業、以商戰立國者,但是真正能像孫詒讓那樣親自參加實業開發、深深介入經濟活動的,已經是寥寥可數,而在如此馳騁商場的同時,在學術上又能達到「三百年絕等無雙」(章太炎語)水平的,更是唯此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詒讓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奇跡,而造就這一奇跡的文化資源之一,正是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
從晚清溫籍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學派的內在精神。永嘉學派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懷疑,對事功的推崇和實踐,更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合內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貴探索(參見陳安金、王宇),使得溫籍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採取了既有別於國粹派、又有別於西化派的態度,他們對西學的躬親實踐更是超越了當時知識界的大多數流派。從這個意義上說, 永嘉學派在近代實現了生命的延續。
四、 結論
研究思想的傳承、流變以及在傳承中發生的變異,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對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這一課題又尤其重要,因為近代知識分子復活了多個在歷史上一度斷絕的傳統。這種復活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是否為了適應新語境而根本改變了原傳統的核心特徵?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我們對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的評價和認識。
具體到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近代溫籍知識分子從永嘉學派的文獻中汲取了思想精華,在近代情境中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正如陳黻宸說:「通商以來,風氣稍移,浮淺之徒,侈談西學,剽竊失據,轉或芻狗詩、書,求其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蔚為一代儒宗者蓋鮮。夫以中國四千年聖人之治,不為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 (《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陳黻宸集》第511頁)可以說,「貫穿古今,通經致用」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靈魂,葉適認為這是向儒家「道之本統」的回歸(參見何俊《葉適與道統》,《葉適與永嘉學派論集》); 「融會中西」則是永嘉學近代存續的具體形式,而這三者又統一於溫籍知識分子對「儒術」的近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識分子對儒家「道之本統」的新見解、新境界。因此可以說,永嘉學派近代命運這一個案,展示了儒學在各種情境下存續的某種規律。
⑧ 浙江永嘉縣鶴盛鎮雲嶺鄉地理環境怎樣
浙江永嘉縣鶴盛鎮雲嶺鄉以山地為主。附近是海拔460米~550米的山地。
⑨ 溫州的自然環境、經濟特點和人文特色
溫州市是浙江省的地級市,為沿海港口城市,位於中國黃金海岸線中段,浙江東南部,東瀕東海,南接福建寧德福鼎市,西與麗水市相連,北與台州市毗鄰,是我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浙江省地級市,浙南經濟、文化中心。2008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2424.3億元,比上年增長8.5%,人均生產總值突破4500美元,財政總收入339.8億元。
溫州屬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季盛行從大陸吹來的偏北風,氣溫較低,雨水較少,濕度蒸發較小。夏季盛行從海洋吹來的偏南風,濕大雨多,氣溫較高。春季天氣多變,時常陰雨連綿。秋季大氣較穩定,常見"秋高氣爽"天氣。全年氣候總特點是:溫度適中,熱量豐富;雨水充沛,空氣濕潤;四季分明,季風顯著;氣候多樣。
溫州歷史上以手工業發達著稱,是青瓷發源地之一,造紙、造船、絲綢、綉品、漆器、鞋革等在我國歷史上均有一定地位。南宋時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有「一片繁榮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之稱。溫州是南戲故鄉,14世紀中葉溫州著名劇作家高明的《琵琶記》被譯為多國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南部閩南文化來自明朝清朝時的閩南的莆田人移民,莆田人帶來了豐厚的經商能力和文化,深深促進了溫州經商文化的形成。
溫州歷代人才輩出,在學術、文學藝術和科技方面都取得卓著成就。在南宋時期,學術上形成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在我國學術史有著很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文學方面,詩壇上出現了"永嘉四靈"詩派;戲曲上首創了"南戲"這種民間戲劇形式。南宋熙佑年間,醫學家陳元擇以《三因方》為理論基礎創立了永嘉醫派;兩宋及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不少傑出人才,如黃公望、劉基、孫詒讓等等。當代文化教育界更是群星燦爛:夏鼐、夏承燾、蘇步青、谷超豪、劉旦宅、孟慶江、林曦明、林劍丹、陳忠康、張素、張如元、馬亦釗、汪廷漢、戴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