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經濟地理學王緝慈

A. 經濟地理學的目錄

第一篇經濟活動區位
第二章 經濟活動區位及影響因素分析
第三章內 農業與工業區位理論
第四章容 商業和服務業區位論
第五章 多部門企業（公司）區位
第六章 跨國公司區位
第二篇 經濟活動區域分析
第七章 區域的結構與組織
第八章區域經濟發展
第九章 區域之間的空間組織
第三篇 經濟活動全球化
第十章 經濟活動全球化的發展特點及影響因素
第十一章 經濟活動全球化的產業分析
第十二章 經濟活動全球化的區域影響
第四篇 經濟地理學研究方法與新近進展
第十三章 經濟地理學研究方法
第十四章 經濟地理學理論新進展
經濟地理學經典書籍
1．he Dynamics of Instrial Location，Borden D.dent
2．濟地理學，李小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該書系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
3．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保羅.克魯格曼
4．創新的空間，王緝慈.
5．經濟區位論，張文忠，科學出版社.
6．高級經濟地理學，楊吾揚.
7．域分析與規劃，崔功豪.

B. 劉衛東的主要論著

已經發表論文和專著章節70餘篇，參與專著編寫10餘部，牽頭完成譯著2本，為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完成研究報告20餘份。代表性論著如下：
（部分英文題目論文略）
10.劉衛東等，2009，《地理學評論：第四屆人文地理學沙龍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
11.劉衛東等，2008，《2007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
12.劉衛東等，2003，《西部開發重點區域規劃前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3.劉衛東等，2007，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演變趨勢研究，《地理科學》，27(5)：609-616；
14.劉衛東、陸大道，2005，新時期我國區域空間規劃的方法論探討，《地理學報》，60(6)： 894-902；
15.劉衛東、甄峰，2004，信息化對社會經濟空間組織的影響研究，《地理學報》，50（增刊）：67-76；
16.劉衛東、陸大道，2004，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中國科學院院刊》，19(1)：35-39；
17.陸大道、劉衛東，2003，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綜合研究的意義、進展與任務，《地球科學進展》，18(1)：12-21；
18.劉衛東，2002，論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潛在空間影響，《地理研究》，21(3)：347-356；
19.武巍、劉衛東、劉毅，2007，中國地區銀行業金融系統的區域差異，《地理學報》，62(12)：1235-1243；
20.劉紅光、劉衛東，2009，中國工業燃燒能源導致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地理科學進展》，28(2)：285-292。
譯 著：
1.劉衛東、王緝慈、李小建、杜德斌等譯，2005，《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Eds. by Clark G., Feldman M. & Gertler M），北京：商務印書館；
2.劉衛東等譯，2007，《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Dicken P.），北京：商務印書館 。

C. 求一份管理理論叢林的文獻綜述

產業集群理論的叢林
--一個文獻綜述
李怡羅勇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上海200433）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430060）
摘要：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國內外的學者逐漸關注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性，對產業集群開始展開新一輪的討論，並將其逐步納入主流經濟學研究范疇。主要代表學派有：新興古典經濟學、現代區位論、新經濟地理學、戰略管理、經濟社會學和東方管理學。西方產業集群理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區域配置理論，它對我國的產業集群現象同樣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然而，權威的產業集群理論都以製造業位研究對象，對其他產業或行業是否適用，還需進一步修正。
關鍵詞：產業集群；東方管理；社會網路
當前，國內外學術界掀起了對產業集群研究的高潮，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流派，形成了"產業集群理論叢林"的局面。西方經濟學、管理學、區位理論、經濟社會學、東方管理學等學者都從不同的視角、採用不同分析方法對產業集群進行過研究，得出大量新的結論。為了有助於後來學者下一步的研究，本文將對最新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回顧，並探討我國的產業集群理論研究方向。
一、各學科體系對產業集群的研究
（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產業集群理論
楊小凱和黃有光（1991，1993）等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分工作為一個角點均衡的產生和演進過程，並系統建立了依託於專業化分工基礎之上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模型結論為：（1）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遞增程度都非常低，經濟的動態均衡是自給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遞增程度都非常大，經濟的動態均衡是完全專業化分工；中間情形下，即當交易效率和收益遞增程度既不是非常大或非常小，勞動分工將逐漸演進。（2）勞動分工的演進導致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當分工演進到一定水平時，收入增長率將上升，當分工的潛力耗盡時收入增長率就下降。（3）伴隨分工的演進，市場容量、貿易依存度都將上升。楊小凱利用分工與專業化理論解釋了產業集聚和經濟發展過程，他認為，產業空間集聚能夠實現企業報酬遞增而不是收益遞增。實際上，企業集聚必然導致產業內部的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專為化工則要求交易的頻率增加。在市場競爭中進行的產品交易，交易的頻率增加會增加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但在一些競爭力強的新產業區內，由於地理上接近的專業化企業之間形成了長期合作的關系，使信任基礎得以建立，導致監督成本和機會成本降低，同行業企業之間的協作競爭能力增強。
（二）、區位理論中對產業集群的解釋
區位理論，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中的空間選擇和空間分布規律的理論，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區位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古典區位理論和新古典區位理論（陳文福，2004）。古典區位論產生於19世紀初，代表人物是馮·杜能（VonThunen）、阿爾弗雷德·韋伯(A1fred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A．廖什(A．Losch)。新古典區位理論的形成是以1956年艾薩德的《區位和空間經濟》和1968年貝克曼《區位論》的出版為標志，也有的學者認為這時新的學科--區域經濟學才真正成立。新古典區位理論，或者說區域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還要研究資源空間配置和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公平問題。
現代區位論在研究方法和對象上與古典區位論有較大的差異，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從總體上看，現代區位論主要是沿著宏觀區域研究和微觀區位決策兩個方面發展。新古典區位論代表拉伯（Labber）和蒂斯（Thisse,Jacques-Francois）等學者利用拓撲網路構建區位模型，研究微觀經濟主體的區位選擇問題。哈克密（Hakimi,1964）用拓撲網路方法證明了勞恩哈特的結果，稱為哈克密原理（HakimiTheorem）。該原理指出，網路點集含有一個最小區位點，包括兩個特徵：第一，含有優區位的點集是有限的；第二，當這些點集是市場區、原料地或節點時，從這些點集中找出優區位點的效果很顯著。在微觀方面，蒂斯（Jacqnes-FrancoisThisse,1987）指出，收益獨立於決策成本時，最優區位不會隨著需求變化而變化。收益的這種獨立性涉及到三個方面：一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價格是外生的；二是企業承擔了所有的運輸成本；三是生產過程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同質性。
（三）、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集群觀點
上個世紀9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發現，經濟學上的一些重要理論如國際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等只有落實到空間才能得到實證，於是他們試圖將經濟地理學作為主流經濟學的分支帶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從而利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建立Geography的壟斷競爭模型、薩繆爾森的"冰山"原理（即任何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以及後來的博弈論和計算機技術等分析工具，提出新經濟地理學學科。其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保羅·格魯格曼（Paul.Krugman）、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藤田（MasahisaFujita）和倫敦經濟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維納布爾斯（AnthonyJ.Venables）。
新經濟地理學不同於經濟地理學表現在：在產業和市場結構的處理、外部性、非市場交易等方面。它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原因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新經濟地理學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論為假設前提，以數學建模為工具，研究區域產業集聚、經濟集聚和貿易活動等問題，形成了一些相關理論：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理論、外部經濟和產業集中理論、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理論、復雜性理論等。此外，新經濟地理學建立的數學模型包括：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動態多區域模型，維納布爾斯(AnthonyJ.Venables)的國際專業化模型，蒲格(Puga)和維納布爾斯的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的區域專業化模型等。
保羅·格魯格曼（Paul.Krugman）在"中心-外圍"模型中假設：在一個國家，包括兩各地區：東部和西部；生產兩種產品：農產品和製造品；農產品是同質的，生產品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製造品包括許多差異產品，每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有規模經濟，形成了一種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通過數學函數的推導，得出一個地區成為製造業中心，而另一個地區成為農業外圍，這種模式取決於較大的規模經濟，較低的運輸成本，以及製造業在支出中較大的份額這三者的某種結合。他還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分析了製造業區域由最初均衡布局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的原因。
克魯格曼認為，特殊的、偶然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集聚形成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例如，1895年一個居住在喬治亞小城鎮道爾頓的小女孩作了一個植毛床罩作為婚禮的禮物，引發了道爾頓成為美國地毯之都。克魯格曼還認為，現實中的產業區的形成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歷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導致了在某個地區建立了一個行業，這其中積累循環因果關系（繆爾達爾，MyrdalG,1944）發揮了作用。克魯格曼說："企業選擇那些容易進入市場的區域進行生產，而市場又傾向於許多企業選擇生產的區域。"
我國南京大學商學院梁琦教授（2003），對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認為產業集中的原因包括：歷史和偶然事件的影響、累計循環的自我實現機制、預期作用。梁琦教授還利用大量的統計數據，沿用克魯格曼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計量方法，對中國的製造業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影響產業集聚的七大要素（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外在性、地方需求、產品需求化、市場觀聯合貿易成本）。梁琦教授的研究是國內產業集聚理論的重大突破，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梁琦都是以製造業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對信息產業的實證分析還是空白。
（四）、管理學中的產業集群理論
在管理學領域中，對地理或地點的研究不受重視，在此方面的文獻很少，僅有戰略管理專家、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競爭力經濟學中有提到。波特教授是競爭戰略和國際競爭力研究領域的國際權威，1983年曾由里根總統任命，加入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波特認為："產業是研究國家競爭優勢是的基本單位。一個國家的成功並非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來自縱橫交織的產業集群。"Porter特別強調產業集聚對一定地區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作用。他對產業集群的定義是："指在特定領域中，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又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准化的機構、產業公會等）。"地理的集中可以使產業集群的生產率和創新利益進一步放大，一個國家要提高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在國內創造最有生氣、最富有挑戰性的創新環境，建立地區內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服務機構、政府機構結成的研究和開發合作網路，推動產業聚集，減少企業成本，增強創新能力。波特的"產業集群"理論可以看作是增長極理論與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結合形態，對知識經濟增長極理論起了奠基的作用。韓、美等國的學者把發達國家出現的新產業區理論用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新產業區問題，使這一理論涵蓋的地域范圍進一步擴大。波特認為:產業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內部的產業之間就形成互助關系。
（五）、經濟社會學的產業集群理論
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參考框架、變相和解釋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級服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有關的復雜行為（斯梅爾塞，Smelser）。具體地說，就是把社會學的視角引入經濟學，重視社會體系、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人際關系、文化與意識形態等社會因素與經濟的相互作用。1985年格蘭若維特（Granovetter.M.）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這標志著新經濟社會學的誕生。國內外新社會經濟學者對產業集群的論述主要觀點如下：
1、西方新社會經濟學者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以後,，網路理論開始研究新興工業區的蓬勃發展、小公司網路的形成等等，產生了一些影響巨大的理論成果。例如，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M.）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商業群體"(businessgroups)的概念，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礎上形成的企業聯合"。斯維德伯格(Swedberg,1997)指出,"商業群體"這個概念是經濟社會學提出的最有前景的概念。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M.）還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並認為，現實發生的經濟活動和行為並不是自足的、可脫離社會背景和環境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網路之中的，受到行為者之間社會關系的約束和影響，使得現實的很多經濟活動和行為並不同於標準的經濟理論所做出的預測。社會關系滲透於各個企業間，經濟組織和個體經濟行動者一樣受社會關系網路的限定。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企業間的交往和聯系並不是通過正式的經濟交易規范而達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過社會關系網路實現的；二是企業內部的等級制度也常常為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路所取代。企業間在合作時不僅是純"趨利"行為，更多的是採用的非正式關系，如：互派董事、企業領導人之間存在的非正式社會關系和由於長期合作而建立起來的夥伴關系等都會促進企業間的合作行為。
另一為社會學家巴特（R.Burt，1992）年在一本著作中提出的"結構洞"(structureholes)理論。這一理論指出,在社會網路中存在兩種形態，其中一種是處於網路中的個體(個人或組織)與其他任一個體都存在著聯系；另一種形態更為常見，即網路中的個體僅與部分個體存在直接聯系，而與其他個體都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樣，在第二種形態中，整體網路中就出現了某些個體與另外一些個體聯系斷裂的現象，就像網路結構中出現了洞穴一樣，這就是結構洞。新經濟社會學者主張把結構的、經濟的、文化的多種因素結合起來思考。
法國社會學家皮誒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但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198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科爾曼（JamesS.Coleman）於對社會資本重新進行了定義，認為社會資本是指"行動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面轉讓對資源的控制,結果形成的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包括權威關系、信任關系以及作為建立規范基礎的關於權利分配的共識。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Putnam）也做了進一步的研究。這些學者都認為網路、規則（Norms）或文化、互惠、信任構成社會資本的要素。社會資本的分析框架為產業集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有助於引起人們對政治、經濟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視。
加州大學伯克里分校AnnaLeeSaxenian教授長期追蹤研究美國舊金山矽谷與波士頓128公路區的高科技發展，指出矽谷形成了既競爭又合作的網路式組織，而128公路則保持了美國大公司的科層體系自稱王國的文化將（Chandler,1977），所以，矽谷與128公路同時興起卻能在高科技產業快速變動環境中獨占鰲頭（Saxenian，1994）。Samenian分析了這兩個集群地區交流方式的差別：早期工程師和各類技術專家經常在矽谷的"貨車輪"飲料店聚會和交流本行話題；類似的"綠洲"在128號公路地區毫無蹤影，唯有壓抑的大公司等級氛圍。她把產業區看作是"關系網路而非原子型企業的集合，涉及項目導向型的適應性生產模式"；"高流動性的勞動力和熟練工人群體可以迅速組合在一起。他們為一個項目而結合起來，在好萊塢是一部影片，在矽谷是一個新企業。這個系統充滿靈活性和適應性，關於新市場、新技術的信息迅速流動著"。然而，90年代後期,128號公路地區復甦,重建了軟體和互聯網產業,成為軟體、醫療和金融三大服務產業的勝地，由此她又提出了為什麼128號公路區能夠克服失敗、重新前進的原因。
2、國內學者的研究。
我國學者慕繼豐、馮宗憲、李國平(2001)使用的企業網路概念在本質上類似產業集群，並認為企業網路是指一批具有相互聯系的企業和機構在某些地理區域的集中。認為企業網路是許多相互關聯的公司或企業及各類機構為解決共同問題通過一段時間的持續互動而形成的發展共同體。企業網路包括三類相互聯系、持續互動的組織：（1）某類相似或相關的企業;（2）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及其他中介機構；（3）高水平研究機構和大學。企業網路從三個方面影響企業的競爭力：提高區域內所有企業的生產率；影響創新的方向和進程，從而影響區域內企業未來的生產率；促進新企業和企業新組織相識的誕生。
台灣大學地理系的徐進鈺教授、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所的羅家德教授也使用社會資本和網路的理論對產業集群進行研究。羅家德教授使用人際關系網路方法對美國矽谷和128公路進項比較研究，並按Saxenian的集體效率觀點進一步指出網路具有競爭優勢，一方面網路式組織組成的產業環境（或交易系統）具有知識快速擴散的優勢。羅家德教授還對高科技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狀況進行實地調查，發現台商在選擇區位的時候，除了考慮市場、行政便利、交通等因素外，還考慮一個重要因素：投資地是否有一個健全的產業網路。外資對當地產業的影響可以分成兩種：一是外包網路，亦即向後、向前連接；二是技術網路。
大陸學者聶鳴、梅麗霞、魯瑩，以班加羅爾軟體產業集群為對象，重點討論社會資本對班加羅爾軟體產業集群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並從規范、網路與信任、知識流動三個角度分別探討了導致班加羅爾軟體集群成功的社會資本因素。認為這些因素是根治於班加羅爾的公共物品，正是其他地方難以模仿的。
（六）、東方管理學派的產業集群理論
以蘇東水教授為代表的東方管理學派已有近30年的歷史，該理論是建立在儒、釋、道等諸家學說的基礎上，結合中西方管理理論和近代中國管理實踐所提出的管理學理論。蘇教授經過50年的研究、實踐，總結出管理學的精髓："人為為人"。"人為"具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的"人為"，指的是人的心理和行為；狹義的"人為"，指道德水平發展成熟的個體表現出來的符合社會期望、有助於自我發展和組織利益的各種行為。"為人"指具有"人為"表現的個體的各種鼓勵、幫助、關心、激勵他人的行為。"人為"與"為人"具有辯證關系，互相轉化並且互相聯系。"人為為人"的文化基礎與保證條件是"以人為本"、"以德為先"。國外學者將其稱為"三為"思想，或者"S"（Su）理論、"O"（Oriental）理論，它是管理學科的新概念、新發展。
上個世紀90年代，東方管理學進一步發展和豐富，逐漸提出三學、四治、八論的學科體系。三學，是指華商管理學、中國管理學、東方管理學；四治，是指治國、治家、治生、治身；八論，是指人德論、人緣論、人為論、人心論、人謀論、人才論、人道論、人本論。
東方管理學派認為，在研究任何一個產業或任何一個部門經濟的發展規律時，首先要著眼於研究本產業、本部門的特殊規律，致力於怎樣將本產業部門搞好，但更要研究本產業、本部門與其他產業及部門的聯系，研究如何與他產業互為支持、協同發展以使整個產業系統協調發展。"人為為人"是指導產業集群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最終落腳點，構成產業集群理論基礎之一。
經濟學起源於西方，對產業集群的研究也主要以西方理論為主。東方管理學派則認為，早在幾千年前，我國就形成了自己的集群區位理論--風水學。風水學是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門集哲學、生態學、心理學、地理學、環境學、經濟學等多領域的綜合性學科。2004年9月9日，由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和國際易學聯合會主辦的"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建築地產發展國際論壇"在人民大會黨開幕，這是新中國建國歷來第一個關於風水文化的高峰論壇。古老的風水學說不僅可以與現代建築相結合，也可以用來解釋當今人類經濟活動空間布局問題。"了解自然、順應自然、改造自然"正是風水學說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指導，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要與自然協調、平衡，最終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幾點結論
（一）"產業集群理論叢林"主要以西方理論和流派為主，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區域配置重要的理論基礎，同樣，它所揭示的規律對我國目前的產業集群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西方產業集群理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資源空間優化配置理論，而我國目前所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上具有共性，決定了西方產業集群理論是適合我國經濟運行的體制背景的。換句話說，不管人們承不承認，區位理論、新經濟地理學、社會經濟學等所揭示的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基本規律必然會在我國信息產業集群運行和發展中發揮作用。
我國還處於改革的初期，缺乏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這些結論和觀點，正好用於學習和借鑒，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縮短我國工業化、信息化的時間。
（二）無論是現代古典區位理論，還是新經濟地理學，都以製造業為研究對象，主要反映的是製造業產業集群的發展特徵。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產生於19世紀中後期，當時德國完成了產業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發生，促進了鋼鐵、化工、機械等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發展，工業區位問題顯得突出起來。韋伯在杜能的農業區論的基礎上，將工業區位因素除運輸距離外，再加入了勞動力因素和集聚因素。克魯格曼（Krugman）指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努力改善交通條件、降低運輸成本，會使得製造業傾向於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更大的市場需求又取決於製造業的進一步集聚。總之，迄今為止，產業集群相關理論還主要以分析製造業布局為主。那麼，製造業產業集群理論是否具有一般性呢？我們說，不同的產業，或者即使屬於同一產業但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經濟技術特點，因此在空間布局要求和指向上也大不相同。例如：信息經濟使許多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幾乎不受運輸成本的限制，這對製造業企業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相互作用提出了挑戰。
（三）21世紀初，產業集群理論取得長足發展，但也面臨著新的困惑和挑戰。例如：在區位論理論中，經濟制度和個人偏好由於不能被引入模型，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的，因而無法利用現有的理論框架來說明經濟制度和個人偏好變化對區位選擇的影響。同樣，這些方面都是新經濟地理學和其他學派區位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
載於《世界管理論壇20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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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經濟地理學的現狀與趨勢

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
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
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如今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當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當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中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基該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如今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對於上一年，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中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中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中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E. 王緝慈的學術著作和譯著

⒈ 王緝慈等，2010：《超越集群：中國產業集群的理論探索》，科學出版社
⒉ 童昕，內王緝慈等譯，2009：《創新經濟地容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⒊ 王緝慈等，2001：《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
⒋ 黃潤華譯，王緝慈譯審，2005，《重新發現地理學》，學苑出版社
⒌ 王緝慈譯審， 1998：《世界高技術園區》（Castells and Peter Hall: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國家科委火炬辦公室組織翻譯出版
⒍ 王緝慈參著，1998，北京科技咨詢業協會，中國智密區研究所.《中關村十年之路》，改革出版社，1998年5月
⒎ 魏心鎮、王緝慈，1993：《新的產業空間－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與布局》，北京大學出版社
⒏ 王緝慈編著，1994：《現代工業地理學》，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⒐ 王緝慈、班武奇，1990：《山河風情（東北卷）》，台灣錦綉出版公司

F. 環境地理學的研究進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布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現在，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於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辯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現狀與趨勢
二戰後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現在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我國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
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我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我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我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我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對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幾點思考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