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地理學相關論文

① 中學生植物學論文 範文

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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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研究植物類型的論文，字數不限。超級高分，重酬

水仙花（篇任選） 我家陽台上有一盆美麗的水仙花，我可喜歡它了！ 水仙花長得既漂亮又高雅．每次我放學回家總愛跑到陽台上看水仙花．水仙花的底部有無數條白色的須根，聚在一起，像一位白鬍子老爺爺的胡須，雪白雪白的． 水仙花還長有一片片翠綠的大葉子，它為水仙花增添了幾分美麗之處． 再來講一講水仙花的花莖吧．它就像大家經常吃的韭菜芯．這個花莖長得非常筆直．花莖上的花朵長得更美．它可是用六朵白色的小花瓣組成的．花瓣向外舒展開，只見花瓣中的黃色花芯．整個花朵就像是一個特致的小酒杯，金光閃閃．水仙花在微風中彷彿是一位花仙子，正在偏偏起舞，真是令人賞心悅目．呵，怪不得有」凌波仙子」的美稱． 我愛我家那盆水仙花，它給我帶來了歡趣，給我帶來了快樂 2 小時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那時，外婆家的院子里種了好多好多美麗的花兒。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花；夏天有太陽花、蟹爪蓮；秋天有菊花、一串紅，夏天有臘梅花、水仙花。 其中我最喜歡水仙花，喜歡它的外表，更喜歡它的「內心」。它雖然沒有牡丹花那樣嬌貴，沒有太陽花那樣紅艷，沒有菊花那樣引人注意，也沒有臘梅花那樣清香醉人。可是水仙花亭亭玉立，水仙花玉潔冰清。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水仙花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稱。的確它那動人的身姿使人一見傾心。 外婆家的那幾盆水仙花可美了。 一月，水仙花開了！它那翡翠般的碧葉翠綠翠綠，綠得發光，綠得鮮亮，縱橫交錯的綠葉間，錯落有致地開著幾朵潔白無瑕的小花，花中嵌著一屬黃金般的花蕊，散出陣陣淡淡的幽香，顯得格外高雅。水仙花與泥土無緣，雨花石是它的「土壤」。我想：我要像它那樣在思想上純粹潔白，沒有一點污泥。水仙花的根部像只大洋蔥，根下長著白色的根須，它們像一條條長長的蚯蚓繞著一塊塊堅硬的雨花石，又顯得十分倔強。 一陣風拂過，小花搖晃著腦袋，擺動著它柔美的身軀，似乎穿著水晶衣裳在水石上翩翩起舞，使人見了心曠神怡。 冬天，很多花兒都經不住嚴寒的摧殘，受不了命運的考驗——枯萎了。而水仙花卻毫不畏懼，當室外寒風凜冽、冰天雪地的時候，它傲然挺立著，還是那麼精神抖擻、生機盎然，彷彿在與寒風搏鬥，如此堅忍不拔，使人越來越喜愛它了。 我愛水仙！愛它的美麗芬芳，愛它的高尚純潔，更愛它的頑強不屈！ 我愛荷塘 你們喜歡什麼?我喜歡夏天的荷塘. 初夏,荷葉從水裡探出嫩黃色的小腦袋.到了盛夏,嫩綠的荷葉變成一個個碧綠的大盤子.蓋漫了荷塘.荷花也不甘示弱,從淤泥中探出了粉紅色的腦袋.荷花雖然是從淤泥中生長出來的,但花朵卻是那樣的純潔,那樣的可愛!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有些荷花半卧在水中;有的半開著;有的荷花中露出了嫩黃色的小蓮蓬.......荷花千姿百態,美麗極了,讓人目不暇接! 清晨,每當從荷糖經過,荷花總是讓風婆婆把清香帶給人們.荷花上.荷葉上鑲滿了晶瑩透亮的露珠,不時滴答一聲,原來是露珠寶寶跳入水中的聲音.魚兒圍著荷花跳起了 舞,荷花.荷葉.露珠寶寶都是魚兒忠實的觀眾.露珠落入水中的滴答聲則是觀眾給魚兒的掌聲.看到這般景色,真想和它們一起玩,一定也和我一樣想和它們一起玩耍吧! 在炎炎夏日下,荷塘變得更加美麗.每個過路人經過荷塘都會隨便的摘下幾片荷葉戴在頭上,擋住火辣辣的太陽.荷塘不僅僅是外表美,還有一種默默奉獻的精神,這難道不算一種美嗎? 這么可愛的荷塘難道不值得你我喜歡嗎? 我愛你-----可愛的荷塘! 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③ 寫一篇與動植物有關的科技論文，長一些，謝謝，請快點，在線等。

植物科學與技術專業是培養具備植物資源開發與利用、生物技術、植物保護、植物產品提取與加工等有關植物科學與技術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在食品、醫葯、園林、農、林、牧等行業從事與植物科學相關的科學研究與教學、技術推廣與開發、生產經營與管理等方面的研發型高級人才。
植物科學與技術主要專業課程有植物生物技術、植物保護學、植物育種學、耕作學、植物生產學、分子生物學、植物生態學、種子學。
由此可知植物科學與技術是極其注重研究植物提取、植物保護、植物生態學的研究。下面將根據植物提取來介紹植物科學與技術。
植物提取
植物提取是以植物為原料，按照對提取的地的需要，經過物理化學提取分離過程，定向獲取和濃集植物中的某一種或多種有效成分，而不改變其有效成分結構而形成的產品。按照提取植物的成份不同，形成甙、酸、多酚、多糖、萜類、黃酮、生物鹼等；按照性狀不同，可分為植物油、浸膏、粉、晶狀體等。
眾所周知，在人類文明史上，最近約200年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人類一直依賴傳統葯物(其中90%以上是植物葯)與疾病斗爭。各大文明古國和有一定文明程度的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民族醫葯體系，其中又以中國的中醫葯體系最為完備，成就最大。可以說，中國的中醫葯體系是古代醫葯科學的最高表現。
科學技術的進步，創造了化學葯和新生物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整個葯學，從研究技術、生產技術到專業管理技術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曾經長期相對停滯的植物葯也隨著科技和管理的進步而獲得了新發展。到目前為止，植物葯制劑已經有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傳統的丹、丸、膏、散。第二階段，是以水醇法或醇水法為主的提取、粗處理技術與現代工業制劑技術相結合而製成中成葯。第三階段，是運用現代分離技術和檢測技術精製化和定量化的現代植物葯。植物葯的三個階段，只是說明它們先後產生的時間順序，並不表示後一階段會取代或取消前一階段會取代或取消前一階段。正如化學葯不能取消天然葯物、生物葯也不能取消化學葯一樣。但後一層次比前一層次更多體現或運用了現代科技。
植物提取物和現代植物葯在概念的內涵上存在著交叉性，互相包含著彼此的部分內容。現代植物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取物為基礎的，植物提取物是現代植物葯的主要原料和組成部分；而有些植物提取物品種則被直接作為葯用。目前世界范圍內對植物葯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但西方習慣於將植物葯稱為天然葯物。天然葯是指一切源於大自然、用於治療疾病的未經化學處理的葯物，中葯、植物葯應該包涵於其范疇之內。
德國的現代植物葯指的就是在治療中所選用的植物提取物，它既可以是植物整體的提取物，也可以是部分提取物，通常是復合的化學物質。德國從1976年開始將植物葯定義為葯物。目前這一定義已被美國植物協會採用。
歐共體所定義的植物葯產品則不只是單一葯用植物，可以是多種植物葯配伍，含有專一植物活性成分或是植物提取物，植物葯是植物被運用於醫療目的的醫葯用品。植物葯及其製品被認為是一種活性成分或其治療作用的成分還不很清楚的醫葯產品。植物葯制劑是將植物弄碎成粉狀、提取、著色、油脂化或液態化，壓軋植物汁等對植物進行加工製作，將其純化或濃縮，從植物中分離單一的化合物或混合物，這時就不再被看作植物葯而被看作化學葯如阿托品。
由此可見植物提取技術是植物科學與技術專業未來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扎實掌握、開拓創新植物提取技術，將會有所突破。而我們想掌握植物提取技術就必須對植物的特性、生理有很好的掌握，這就必須依賴我們對植物學知識的掌握。

植物學是生物學的分支學科。是研究植物的形態、分類、生理、生態、分布、發生、遺傳、進化的科學。它的主要分科有植物分類學、植物形態學、植物解剖學、植物胚胎學、植物生理學、植物生態學、植物病理學、植物地理學等。目的在於開發、利用、改造和保護植物資源，讓植物為人類提供更多的食物、纖維、葯物、建築材料等。
植物學有下面4個主要領域：
(1)形態學研究植體(由細胞到器官各個層次)的結構及形狀。分支學科有細胞學、解剖學、組織學、生殖形態學、實驗形態學等。
(2)生理學研究植物功能，與生物化學及生物物理學密切相關。
(3)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在某些方面與生理學相近。
(4)系統學研究植物的鑒定和分類。
人類對植物的認識最早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人類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採集了植物的種子、莖、根和果實。植物學的創始人是提奧夫拉斯圖，在他的著作《植物歷史》（也稱《植物調查》）中將植物進行了分類。 1世紀希臘醫生迪奧斯克里德斯的著作《葯物論》為以後葯用植物的使用奠定了基礎。1593年中國明朝的李時珍也完成了《本草綱目》的編寫。17世紀末英國生物學家雷確立了現代植物分類的基本原理。17世紀，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顯微鏡，開創了植物解剖學的研究，隨後植物生理學和植物胚胎學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到19世紀中期植物學各分支學科已基本形成。
中國近代植物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是胡先驌，編寫了中國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學》，發現了中國的「活化石」水杉，並將其命名。
對植物的研究是從古到今的，而且在此學科中並不存在像其他近代新興學科中都存在的問題—假說，這就很好的為我們更真實的了解植物的生理特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植物提取技術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認真學習專業知識，熟練掌握專業技能，我們才能夠學以致用，才能有所發展。

④ 植物地理學：簡析熱帶稀樹草原植物群落特徵與環境之間的生態聯系。急急急。。。

稀樹草原的復意思是「樹制木很少，而草高」是指分布在熱帶和亞熱帶，其特點常常是分散在高高的草叢中一些高樹的背景。優勢，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旱生草本植物，分布零散旱生植物群落的喬木或灌木一個長期的旱季。由於高生產率的草和植被稀疏的開放范圍，等等，所以的干擾往往不太熱帶稀樹草原有蹄類動物的草食動物，如非洲熱帶稀樹草原社區斑馬，長頸鹿。一些大型食肉動物，如非洲獅子。與上述植物群落共同構成了獨特的自然景觀，熱帶的，令人信服的。

⑤ 急求一篇題為【地理與植物】的論文 800字

【地理與植物】
研究地球表面植被空間分布規律的學科。又稱地植物學。地理學和植物學的邊緣學科。屬於自然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常與動物地理學（Zoogeography）合稱為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

生物作為自然環境的有機成分，形成地球上非常活躍的特殊結構——生物圈。生物圈乃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活領域的總和，它佔有大氣圈的底部、水圈和岩石圈的上部，厚度約為20km。實際上生物的大部分個體繁衍於地表上下約100m厚的范圍內，因此對於整個地球來說，這僅僅是很薄的一層「生物膜」。

生物物種的多樣性遠遠超過無機物質的類型，已知現存植物50萬種、動物150萬種、微生物10萬種，生物種類總數可能超過500萬種，這不僅構成人類生活必需的生物資源，更維持著全球生態平衡。

二、植物地理學發展簡史

植物地理知識的萌芽十分古老。中國，公元前六世紀前的《詩經》記載有植物分布的知識，提到「山」與」低下的濕地」生長著不同的植物。特別是對「樞」(刺榆)和「榆」這兩種性質非常相近的榆科樹木，當時已觀察到它們分布的生境不同：一在山地，一在於原。

公元前六世紀《考工記》中，已提出因地形、氣候差異，中國植物南北分布存在的界限。

公元前五世紀《管子·地員》中，已述及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現象以及陰、陽坡的差異，還記載了隨地形變化的植物分布，列舉了從水中到陸地依次更替的12種植物。公元前三世紀的地理著作《尚書·禹貢》已有植被水平地帶分布的記載。東晉時期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則提出南嶺為中國植分布的一條界限。西方 最早關於植物分布的記述公元前334～前332年間古希臘學者泰奧弗拉斯托記述在《植被歷史》和《關於植被的論文》中。

植物地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出現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德國的洪堡，把植物地理的知識系統化，被稱為「植物地理學之父」。他發表的著作中，首先提出了植物地理學的概念，並指出了植物分布對氣候的依賴性。在這期間，達爾文提出了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進化的理論，給植物地理學帶來深刻影響，使生物分布規律的解釋具備了正確的理論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土壤學家道庫恰耶夫建立了關於自然地帶的學說，促進了植被地帶性規律的研究。至20世紀上半期，植物地理學逐步發展為3個分支：

①區系植物地理學。包括植物種類地理學和歷史植物地理學。研究植物的起源、分布和變化歷史。②植物生態地理學。在植物生態學的基礎上，研究植物分布的環境原因與規律。③植物群落地理學或植被地理學。研究植物群落、植被帶以及各種植被類型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形成、變化和發展趨向等。 20世紀60年代，隨著「板塊構造說」的出現，魏格納於1912年提出的「大陸漂移說」受到廣泛重視。板塊構造說和大陸漂移理論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廣泛為生物地理學家所接受，解釋了許多植物的分布現象，並使傳統的「歷

史植物地理學」發生了革命，促使學者們重新考慮植物分布類型。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了不少以「生物地理學」命名的著作，其中都有植物地理的內容。隨著科學新理論的出現和新的研究手段的採用，植物地理學正面臨變革。這種變革的兩個最明顯的趨勢是：由定性走向定量，描述配合實驗。認識植物是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前提。植物地理學不僅

以種為基本的研究單位，同時也常應用更高級的分類單位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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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 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 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 (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 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 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 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⑦ 高中地理小論文

地理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環境中各種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地理」一詞最早見於中國《易經》。英文中地理一詞則來源於希臘文hê gê（意為「地球」）和graphein（意為「寫」）。

中國古代最早的地理書籍包括了《禹貢》和《山海經》等。古代的地理學主要探索關於地球形狀、大小有關的測量方法，或對已知的地區和國家進行描述。

研究對象

地理學研究地球表面同人類相關的地理環境。

* 地球表面：地理殼-景觀殼-地球表層-大氣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類圈-陸地-海洋

山脈-大陸架-氣候-植被

人類生活：鄉村-集鎮-城市-人種

國家 -- 世界政區 -- 各國首都 -- 洲 -- 地區 -- 州 -- 省 -- 自治區 -- 特別行政區 -- 聯盟 -- 市 -- 縣 -- 自治縣 -- 旗 -- 郡 -- 城市 -- 城鎮 -- 村落 -- 地名 paz

學科分支

地理學沒有一個公認的分類體系。在西歐，地理學分為通論地理學（即部門地理學）和專論地理學（即區域地理學）兩部分，通論地理學中分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大分支下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前蘇聯把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兩大分支，然後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西方學者把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部分，或分為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自然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利用生物學來研究，是一種系統的地理學、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動物區系樣式，利用數學、物理學來研究地球本身的運動以及它和其他太陽系中星體的關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間上地球變化的學科。

* 綜合性
o 綜合自然地理學
o 古地理學
* 部門性
o 地貌學
o 氣候學
o 水文地理學
o 土壤地理學
o 生物地理學
+ 植物地理學
+ 動物地理學
o 化學地理學
o 醫學地理學
o 冰川學
o 凍土學
o 物候學
o 火山學
o 地震學

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更注重地理學中社會科學的成分，從非物理的層面來考察整個地球的行為模式，是以人地關系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及人類活動的地理分布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它可以被劃分為以下及格廣義的分支：

* 社會文化地理學
o 人種地理學
o 人口地理學
o 聚落地理學
o 社會地理學
o 文化地理學
o 宗教地理學
* 經濟地理學
o 農業地理學
o 工業地理學
o 商業地理學
o 交通運輸地理學
o 旅遊地理學
* 政治地理學
o 軍事地理學
* 城市地理學

其他分支學科

* 歷史地理學-區域地理學-地圖學-地名學-方誌學-理論地理學-應用地理學-地理數量方法-計量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地理信息系統，其中地圖學-地理數量方法-計量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地理實察方法,可合稱為地理技術方法學門。

⑧ 什麼是廣義植物地理學和狹義植物地理學

植物地理學，又稱地植物學，是研究植被的空間分布規律的學科，它研究植被的組分、性質的分布類型，及其形成的原因、動態以及實踐中的應用等。
地球植被分陸地的和海洋的兩部分，陸地植被中的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都在植物地理學的研究范圍之內。海洋植物地理一直研究的很少，所以現在的植物地理學主要指陸地植物地理學。
地球上已知大約有30多萬種植物，還會有許多類型尚待發現。在過去某個時期生活過而現在消失了的物種，也可能比現存的還要多。無論現存的或過去生存過的植物種，都有其獨特的地理分布。
每一個種(或屬、科)都不是在地球表面普遍分布，而只是出現於某種生境，占據地表某一有限范圍，它的分布的地理范圍也不斷地發生變化。在它所佔據的地理范圍的不同部分，它的分布多度也是不同的。此外，植物種在自然界通常是與他種結合形成群落出現的，植物群落也同樣具有自己的獨特分布格局，植物種和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就是植物地理學所研究的對象。

定義
植物地理學是地理學和植物學的一門邊緣學科。植物學家把植物分布看成是植物或植物群落的一種性質進行研究；地理學家則把植被作為自然地理環境的一個重要組分，是鑒別區域特徵，進行自然區劃時不可缺少的參量。此外，植物地理學與生態學、地質學、古生物學、氣候學、土壤學等密切相關，利用這些學科的研究幫助研究植物和植被的分布現象。

⑨ 地理高中論文

地理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環境中各種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地理」一詞最早見於中國《易經》。英文中地理一詞則來源於希臘文hê gê（意為「地球」）和graphein（意為「寫」）。

中國古代最早的地理書籍包括了《禹貢》和《山海經》等。古代的地理學主要探索關於地球形狀、大小有關的測量方法，或對已知的地區和國家進行描述。

研究對象

地理學研究地球表面同人類相關的地理環境。

* 地球表面：地理殼-景觀殼-地球表層-大氣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類圈-陸地-海洋

山脈-大陸架-氣候-植被

人類生活：鄉村-集鎮-城市-人種

國家 -- 世界政區 -- 各國首都 -- 洲 -- 地區 -- 州 -- 省 -- 自治區 -- 特別行政區 -- 聯盟 -- 市 -- 縣 -- 自治縣 -- 旗 -- 郡 -- 城市 -- 城鎮 -- 村落 -- 地名 paz

學科分支

地理學沒有一個公認的分類體系。在西歐，地理學分為通論地理學（即部門地理學）和專論地理學（即區域地理學）兩部分，通論地理學中分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大分支下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前蘇聯把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兩大分支，然後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西方學者把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部分，或分為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級分支學科。

自然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利用生物學來研究，是一種系統的地理學、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動物區系樣式，利用數學、物理學來研究地球本身的運動以及它和其他太陽系中星體的關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間上地球變化的學科。

* 綜合性
o 綜合自然地理學
o 古地理學
* 部門性
o 地貌學
o 氣候學
o 水文地理學
o 土壤地理學
o 生物地理學
+ 植物地理學
+ 動物地理學
o 化學地理學
o 醫學地理學
o 冰川學
o 凍土學
o 物候學
o 火山學
o 地震學

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更注重地理學中社會科學的成分，從非物理的層面來考察整個地球的行為模式，是以人地關系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及人類活動的地理分布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它可以被劃分為以下及格廣義的分支：

* 社會文化地理學
o 人種地理學
o 人口地理學
o 聚落地理學
o 社會地理學
o 文化地理學
o 宗教地理學
* 經濟地理學
o 農業地理學
o 工業地理學
o 商業地理學
o 交通運輸地理學
o 旅遊地理學
* 政治地理學
o 軍事地理學
* 城市地理學

其他分支學科

* 歷史地理學-區域地理學-地圖學-地名學-方誌學-理論地理學-應用地理學-地理數量方法-計量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地理信息系統，其中地圖學-地理數量方法-計量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地理實察方法,可合稱為地理技術方法學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