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地理學

Ⅰ 什麼是結構主義地理學

20世紀中葉，人文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閉自守的學科，而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卻呈爆炸式的發展。其起點是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對既有觀點和方法的挑戰，1950—60年代的實證主義和空間分析受到各種非議，結構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方法逐漸融入人文地理學，也給人文地理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約翰斯頓在其《哲學與人文地理學》（《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書中，將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學派從哲學角度歸結為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及其結構主義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概括起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具有鮮明特點的階段。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與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一樣，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論是通過其它社會科學引入到地理學中的。事實上，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是皮亞傑（J. Piaget），他注重作為結構轉換（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過程的知識獲取的研究。他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關於兒童如何學習空間幾何的研究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大的影響。他發現：在人們的心理發展過程的每一階段都與前一階段在量上存在差異，並且在每一階段都是新要素與已有要素合而為一，所有的要素再統一和協調起來，與「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隨意信息），這就是所謂的結構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徵。從皮亞傑的實驗獲得的啟示是：在兒童對空間構思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四個主要階段，但該實驗並未延伸到傳統地理學的研究領域（J. Piaget，1971）。高爾德（P.R. Gould）提出「雖然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直接對兒童學習空間、周圍環境和幾何學與拓撲學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但他並未論及兒童所擁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及他們學習這些映象的方式」。高爾德主要研究了「優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對某些場所（place）的反應態度。但有另一些學者更多注重的是對地理知識（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獲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這些研究中，包括了許多有關皮亞傑結構主義認知地圖方面概念，但是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結構主義的觀點，僅僅集中於人們所知道的東西及其他們獲得的途徑，並且在這些研究中間，具有很強烈的實證主義色彩（D. Gregory，1978）。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維（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作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象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能夠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使人類的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取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著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同時又有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的性別的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同時，結構馬克思主義、皮亞傑的發生心理學等對地理學的影響並未消失殆盡，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過這一時期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象第一階段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那樣，不再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內容。

總之，這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不斷的發展和演化，逐漸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去，並且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Ⅱ 為什麼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觀被稱為描寫結構主義

布龍菲爾德的早期著作是出版於1914年的《語言研究導論》，立足於心理學來闡釋語言。1933年他的最有影響的著作《語言論》出版。這時，他已從構造心理學轉到行為主義心理學。他在該書中提出了美國結構語言學派研究語言的基本原則和描寫語言結構的總框架，如區分粘附形式和自由形式、關於直接成分的分析、配列學說等等。
布龍菲爾德是美國語言學會的發起人，曾任主席職位。此外他也是美國其他一些著名學會的會員，還擔任過國際語言學家常設委員會的委員，曾經是國際語音協會和丹麥皇家科學院的會員。
布龍菲爾德受W·馮特心理學的影響，對元素心理學感興趣，但很快又在魏斯的影響下成為一個行為主義者。因此，他的著作《語言論》明顯地摒棄了過去的語言學傳

布龍菲爾德的語言研究
統，而專門對話語中的語音和形式中最小限度的、可重復使用的表義成分進行集中的分析研究。他擺脫了語言學中所有內省心理學內容的影響。由於這一決裂非常突然，以致人們常常認為他想單槍匹馬把語言學獨樹為一門科學是一個過分的主張。但是，他的著作確實很有影響，B.布洛克稱之為「一部無可匹敵的解釋和綜合性的語言科學著作」。他門下的學生雖然不多，但其著作卻使幾代語言學家直接運用他的理論模式去進行語言研究。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因其簡潔明了而被視為語言學中某些方面的經典之作。
《語言論》1933年出版。這部著作是布龍菲爾德1914年寫的《語言研究導論》（An Intro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的修訂本，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性著作，對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形成、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全書共二十八章：第一章到第四章論述語言學的一般問題；第五章到第八章論述音位學；第九章至第十六章論述語法和詞彙；第十七章至第二十八章論述比較法、方言地理學、語言演變、語義變化、借用等。《語言論》的主要意義在於提出了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研究語言的基本原則和描寫語言結構的總框架。
他的語言觀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對大多數美國語言學家的態度和看法起著支配作用，一大批語言學家聚集在「布龍菲爾德語言學」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個「布龍菲爾德學派」。在美國語言學史里，有人把193-1950年稱為「布龍菲爾德世紀」，可見布龍菲爾德在美國語言學界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

Ⅲ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人文地理學發展 人物及其貢獻 有哪些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回理學重新成為研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又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性別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這時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再具有系統的研究，並且不斷地發展和演化，組建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並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Ⅳ （好的加分）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是什麼

人文地理學復的方法論制是：地理要素論
掌握地理要素及其要素之間的關系——如氣候的要素是：位置、溫度、降水；位置的要素是：經緯度位置、海陸位置、交通位置、資源、經濟水平（工業、農業、服務業……）等。「位置」是地理要素當中最為主要，是核心。
地理要素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一個要素會起主導作用，位置則是永遠不可以忽視的因素。
地理要素之間會相互影響：位置影響氣候、自然資源，位置與資源影響交通、經濟水平與地位……

傳統的方法：分析還原法、主要矛盾分析法、系統分析法和理想化方法
研究的方法論：經驗主義方法論、實證主義方法論、人本主義方法論、結構主義方法論

Ⅳ 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示例

區位決策研來究：在區位決策上源，結構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基本概念，如勞動、資本、生產方式、勞動力與資本的矛盾、剩餘價值、資本積累、階級關系、社會結構，等等，用來作為影響區位決策的基本因素。個人、公司、組織的空間行為和區位選擇，被放置於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和結構中來考察。換句話說，區域的政治經濟關系和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的分析框架，而人（公司）的空間行為和區位決策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空間結構，是由其特定的生產方式、權力結構、勞資關系、生產關系以及資源與財富的分配方式來決定的。
以選擇一家汽車製造廠的區位為例。按照韋伯及其後人的區位理論，一般會根據生產條件、市場和運輸條件，來確定可以帶來較大利潤的區位。經濟地理學家的技巧，只是集中判斷汽車製造廠區位選擇的各種參量。與此相比較，結構主義的方法會將區位選擇放在生產循環的大尺度中，除了區位論的經濟分析之外，還要考慮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如什麼因素導致了這項投資計劃？為什麼會投資汽車製造廠？投資區位中誰具有決策權力？他們決策的社會政治背景如何？代表誰的利益？決策結果會對社會關系產生什麼影響？等等。

Ⅵ 結構主義地理學的形成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維（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做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 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像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擇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又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性別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這時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再具有系統的研究，並且不斷地發展和演化，組建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並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Ⅶ 如何簡單地理解與區分解構主義與結構主義

簡單地理解與區分解構主義與結構主義這個結構主義在先，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後。它們都源自於法國語言學家索緒爾Sassure在20世紀初的語言學研究。

Ⅷ 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1、在研究地理事物時，強調整體性的研究，反對孤立局部的研究。因為整體對它的部分在邏輯上有有限的重要性，孤立的部分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部分只能在整體中得到它們的意義；
結構主義是一種整體主義，受有機論思維影響，強調整體性、集體性和社會性。結構主義地理學者認為，任何地理現象都是由許多要素（部分）構成的，這些要素相互依賴。在地理研究中，結構主義地理學者主張採用結構主義的方法，認為整體對它的部分在邏輯上有優先的重要性，孤立的各個部分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夏基松，1998）。例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先進的交通運輸、遠距離通信設備的完善，表面上看來，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越來越不受空間地域鄰近及大城市集中等條件的約束，因此一些技術決定主義者就認為「城市將逐漸走向鬆散及解體」。事實上，這是一種片面的解釋。如多元空間即城市除了有物質空間，還包括社會空間，比較流行的「虛擬空間」（syberspace），等等（Graham and Kitchin，1998）。在對有關片面、局部的城市理論的批判中，希爾德（Shield）認為：「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多維的整體的分析，允許平行或自相矛盾的觀點並存，而不是強求單一的纖細或者是結果。」城市中雖然某一個部分會發生變化，但並不一定會改變其結構本身。脫離了城市整體來談某一部分的變化，在結構主義地理學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Amin and Graham，1998）。
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這種整體性研究又與系統研究有所不同。考克斯認為，系統與結構意思相近，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系統（system）指一套相互關聯的實體結合而成的體系，譬如一個家庭或一盤棋。而結構更側重「系統內部的整套關系」。這套關系既可用抽象邏輯形式予以概括，也能在系統運作中得到「象徵性的體現」（趙一凡，2002）。因此，結構主義地理學的整體性研究應是指對系統內部的整套關系的研究。
2、強調認識地理事物的內部結構，反對單純認識外部現象；
結構主義地理學者認為，研究地理事物不能像實證主義那樣，滿足於經驗現象的羅列和描述，而應把握住深藏於這些現象中的結構。地理現象雖然表面看來雜亂無章，但都由內部結構統一支配。
英國地理學家塞耶認為，地理學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原理：如果要解釋某一事物的發展過程，我們應當找出其行為規律，就要藉助於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如果要解釋事物的種種現象，我們必須了解其結構以及使之產生或經歷某種轉變的性質，我們就要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
人文地理學中的規律性一般是近似的，因時間和地點而異，或者說是具有「獨特性」。因此，從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來看，追求規律性和發展秩序的研究是不恰當的。即使在規律和秩序確實存在的地方，規律性本身也不能給出解釋。兩個或更多的變數以某種有規律的和可預言的方式變化並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是這樣，這種規律性並不能告訴我們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和動力。因此尋找事物發生的原因，就是要探討變化是怎樣發生的？事物是怎樣轉變的？在轉變過程中各種因素又是怎樣促進事物發展的？這就需要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通過研究現象的外部關系（表層結構）去尋找支配現象的內部關系（深層結構），在它們所依附的事物的結構中尋找其作用機制。 3、強調內部地理要素研究，忽視或否定外部因素的研究；
結構主義地理學認為：既然地理事物是由內部結構而不是由外部因素決定，那麼，地理事物及其各個成分的性質和意義與外部因素無關。所以許多學者重視的是對地理事物內部因素的分析和內部結構的把握，如文化、社會、經濟等因素對城市的影響，這與結構主義哲學上皮亞傑作出的「自律性」規定相一致（於濤方，2000）。因此，有人認為，結構主義思想專注於社會問題，有脫離地理學主旨的危險（顧朝林，2005）。因為就地理學的人地關系傳統而言，自然與社會並不是各自獨立的王國，相反它們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4、強調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作用，忽視或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在結構主義看來，一切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的意義和性質都是由先驗的結構所「命定」的，人的一切作為都無意識地受到結構的支配，人只能體現結構的作用，是結構的載體，而不能改變結構的作用。
5、強調共時性研究，反對歷史性研究；
6、強調靜態的研究，忽視或反對動態的研究。
結構主義只承認共時性，反對歷時性。結構主義地理學者認為，既然事物的性質和意義是由內部的整體性結構所決定的，，因而就要把握事物的內部結構，無須也不應該歷史地、動態地研究地理事物的變化。地理學研究只需要觀察事物的剖斷面，考察穩定不變的東西。這種反對歷史地研究與人文主義地理學重視歷史、重視背景條件（context）的傳統恰好相反（Johnsto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