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地理學

1. 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學的概念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它是地理學的年回輕分支學科，又與傳統的沿革地答理研究有密切關系。沿革地理主要研究歷代政區和疆域的變遷，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內容十分豐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研究。然而，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
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學萌芽於遠古時代，於春秋戰國時期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圖和地理區劃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則出現了不少精彩的論述。
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發展；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的演變；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國起源很早，東漢班固於公元一世紀撰寫《漢書·地理志》已開其端。此後歷代相繼，至宋代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到清朝早期，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晚期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代表了封建時代中國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2. 地理在古代人眼裡有多重要，古代地理學有哪些著作

在中國古代，歷史學與地理學密不可分，又互相獨立，地理學還有個獨特的名稱——“輿地”，就是取自《淮南子》以地為輿的說法。

3. 辛德勇專業是歷史地理，為何收藏清代經部古籍

作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辛德勇。他對歷史十分的了解，他的專業也是歷史地理，但是他卻收藏清代經部古籍。可以看出他對歷史的熱愛。

當然了，教授也講述了為什麼他要選擇清代的，因為清代的古籍相對於宋元代的可能更加的容易找，而且也便宜一些。所以也是比較容易收藏的，而且相對情況下收藏價值也是挺高的。

當然了，收藏的話，我們最主要的是去了解去學習這些古代書籍的一些學術方面的內容，如果我們對這方面並不了解並沒有相關的學識積累的話，買了其實也沒有用。

4. 十九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魏源將清朝中國的主要移民趨勢歸納為「江西填湖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北宋時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經濟開發在南方屬於先進地區。及至明代，雖然江西人口較浙江稍遜一籌，居全國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納稅糧有時甚至要超過浙江。不過，從總體趨勢上看，當時東南沿江、沿海區域經濟已日趨多元化，相形之下，地處內地的江西，以農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註定了其發展水平將日趨下風，當地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只能是每況愈下。因此，在明人眼裡，江西人的節儉是出了名的。從前杜詩曾曰：「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養兒孫。」這是狀摹鄉間農民儉朴，一盆一碗，只要不摔碎、不丟失，便永遠不換，傳之子孫，會一直用下去。在這一點上，民俗勤儉的江西，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江西的一些地方，擺在日常宴席上的勸酒果品，只有時果一樣可以食用，其他的都是用木頭雕刻、上塗彩色裝飾而成，稱為「子孫果盒」，意思是可以傳之子孫後代。此外，其他各事也多有節制之法。譬如吃飯，約定俗成第一碗不許夾菜，到第二碗才允許以菜佐餐，美其名曰「齋打底」；饌品喜好購買豬的內臟、雜碎，稱之為「狗靜坐」，因為這些東西吃後沒有骨頭可吐，實在毋須勞動在旁搖頭擺尾的家犬；為了節省開支，獻神的牲品，都是從食店中租來的，祭祀結束後就馬上歸還店中，名曰「人沒分」。對此，明人謝肇在總結各地人群性格時指出：「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新安即徽州，江右也就是江西。顯然，江西人的儉嗇程度，絲毫不亞於黃山白岳間的「鹽豆」。
由於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紛紛外徒謀生。明人張瀚就曾指出：
(江西)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質儉勤苦而多貧，多設智巧挾技藝經營四方，至老死不歸。
這種現象，給稍後的王士性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西)、浙(江)、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
外出商賈負販、打工趁錢的江西人，有南、西兩個流向最為便捷。明人葉權的《賢博編?游嶺南記》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結束後，大都越過梅嶺到廣東打工。這是因為廣東不僅能提供就業的機會，而且氣候溫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們在廣東度過較為舒適的暖冬，等到開春二、三月間地氣轉暖，才回到本土從事農耕，年年如此，廣東人稱之為「使郎」，大致是指他們像信使一樣來來往往。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則是向西挺進，從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廣」的移民浪潮。
經過幾百年的開發，兩湖的人口壓力已經出現，當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遷徙時兩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形成了有名的「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繼續西行到了四川、陝南等地。從明朝永樂年間到明朝後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斷地遷進兩湖,這些移民主要是為了在經濟上尋求發展，以為兩湖荒地可隨意圈佔開墾，有的因苦於江西等地賦重，兩湖比之要輕而且逃稅機會多才決定西遷.
因明朝崇禎年間張獻忠農民起義，在德陽地區作戰頻繁。康熙十六年，清軍為消滅義軍，濫殺無辜，人口殆盡，一片荒蕪。清廷下詔，江西、湖南、湖北眾多居民被迫遷居。民間把這次大移民稱之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
明末清初的向四川移民,人口劇增，荒蕪的四川逐步上升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區.在康熙初年，四川境內"人煙俱絕"，到康熙四十年已是"湖南衡、永、寶三府百姓，數年來攜男挈女，日不下數百口，紛紛盡赴四川墾荒"。雍正五年，"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統計資料顯示，在乾隆八年到十三年之間，自湖廣"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萬三千餘戶"。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那時候的一戶不是現在的三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拖兒帶女，一戶中有十幾個人是常事。四川很快就繁榮起來.

5. 清朝有什麼發明

清代268年無重大發明。

明清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終結，封建社會進入末期，各種矛盾激化，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發展，西方的科學技術進入我國，封建階級的保守性並沒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同時土地兼並嚴重，階級斗爭尖銳，科技發展緩慢，但與此同時手工業生產有所發展。

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

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並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麼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

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後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麼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

這說明了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5)清朝地理學擴展閱讀：

從康熙帝親自領導這兩項大工程，尤其是《律歷淵源》的編纂，我們可以一窺其名為「御制」實為御用科學的性質。

第一，是指導思想上追求為皇朝現實政治服務。

觀象授時是皇權的象徵，關乎皇權的合法性和神聖性，因此倍受重視。

《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書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於天下國家，以傳於億萬世」，必須保證政治上合乎當時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現在指導思想上，這就要求以中國傳統的天文數學為准則，而僅吸取西方的演算法和技藝。

於是，康熙帝御用的歷算專家就將河圖洛書附會為「數理本原」，以所謂周公製作的《周髀算經》為「西學中源」說張本。其用意雖說也有吸收西法的積極意義，但這不僅與科學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馳，而且將清代科學引向了「會通中西」的羊腸小道。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學必須由皇家來掌握、控制和壟斷。

康熙帝對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加以嚴格的控制，一旦傳教士的活動超出了他許可的范圍，他就嚴加禁止。因此，耶穌會士的科學活動在相當程度上僅局限於宮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傳播。至於《皇輿全覽圖》和隨後增修的《乾隆內府輿圖》等都深藏大內，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

然而，《皇輿全覽圖》早就由傳教士寄回法國公之於世，為歐洲人所周知，而清廷卻當作珍籍秘不示人。這真是對康熙帝等清朝統治者實行專制愚民政策的莫大諷刺。

第三，御用科學追求的是實用性、權威性，而不是創新性。

《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御制「一代大典」，不過是天文學、數學和歷法計算的實用手冊，服務於欽天監等機構的歷法編制和天象觀測。這兩部書對相關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的介紹都十分簡略，較之明末的一些譯著，在系統性和理論深度上反而倒退了。

《律歷淵源》的權威性不容置疑，盡管雍正和乾隆年間《歷象考成》所載的方法推算結果與實測結果出現了差異，不得不加以修訂，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體例和模式。

因此，這部康熙御制的科學經典，盡管在清代科學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放在17—18世紀的世界科學之林，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與御用科學的權威性密切相關的是其保守性。

四庫館臣對清代官方的西學政策總結得十分精闢，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國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學。

在康熙帝的影響下，欽天監雖然聘用了耶穌會士，採取了西法，但其任務和工作則依循舊軌，毫無求新求變，清朝也沒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機構，最終導致在中西交流頻繁的康乾盛世，國人對近代科學毫無感知。

6. 明清時地理類專書有哪些

軍事地理類專書有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130卷、李培的《專灰畫集》20卷。《讀屬史方輿紀要》中，包括歷代州域形勢9卷，南北直隸十三省方輿114卷，山川源委6卷，天文分野1卷，另附《輿圖要覽》4卷，全書實為130卷，附圖36幅，沿革表35份。此書既是一部軍事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它在軍事學術和地理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灰畫集》是一部輯錄體軍事地理著作，所采原著共30多種，它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研究經國用兵方略，對天下大勢和各省形勢歷陳諸家之說，同時也提出了編集者一些頗有價值的見解。此書的缺陷是沒有西藏、新疆等省內容，又不附地圖，這些都是明顯的不足。

7.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什麼的學科，有什麼用

http://ke..com/view/100977.html?wtp=tt這個是詳細地址，講得很詳細，你可以看一下，以下是我選擇性的復制粘貼。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它是地理學的年輕分支學科，又與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關系。
沿革地理主要研究歷代政區和疆域的變遷，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內容十分豐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研究。然而，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
[編輯本段]歷史地理學發展簡史
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發展；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的演變；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國起源很早，東漢班固於公元一世紀撰寫《漢書·地理志》已開其端。此後歷代相繼，至宋代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到清朝早期，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晚期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代表了封建時代中國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西方，沿革地理的研究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數量上，都難以與中國相比擬。1848年出版的麥考利《英國史》第一卷第三章關於1685年英國歷史地理的描述，雖然有人認為它是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但該章及其以後出版的一些以「歷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實際上仍以記述疆域或政區變遷為主。
被稱為俄國歷史地理奠基人的18世紀地理學家塔季謝夫對歷史地理任務的解說，也只限於歷史時期疆域、位置、地名、邊界、民族、移民、村落以及地方行政機構的描述，與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內容基本一致。總之，19世紀及其以前「歷史地理」一詞在西方雖已廣為應用，但實質內容仍屬於沿革地理的范圍。
近代地理學始於西方，德國地理學家康德於18世紀中，在科尼斯堡大學開始講授自然地理課程，洪堡德與李特爾又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早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直接影響到歷史地理學發展的，是李特爾在柏林皇家科學院的演講《地理科學的歷史因素》，以後是德國拉采爾的《人類地理學》。
美國女地理學家森普爾在她去世之前寫成的《地中海地區的地理及其與歷史的關系》，是代表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國維達爾·白蘭士針對地理環境決定論提出了可能論，其著作《人文地理學原理》對於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歷史地理學名稱在20世紀初由日本傳入中國。但其內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圍。1917～1919年張相文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地理沿革史》，這是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學課程，且在課程內容上已不限於疆域與政區的演變。
20世紀20年代末到40年代是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時期。德國赫特納1927年出版的《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有專節論述歷史地理學，指出歷史地理學不同於地理學發展史，它是對「過去時代進行的地理考察」。
一些重要的歷史地理專著的出現，為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35年出版的英國伊斯特《歐洲歷史地理》敘述了歐洲羅馬帝國至19世紀鐵路興起時期的聚落地理、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的歷史演變，內容上已完全不同於過去以研究疆域政區為主的同一名稱的專著。
1936年一部更為重要的歷史地理專著問世，即英國達比主編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蘭歷史地理》。達比在本書序文中簡明扼要地說明了歷史地理學的性質、特點和方法，對於後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1948年，美國布朗的《美國歷史地理》出版，該書描述了從15世紀末北美大陸被發現後直到19世紀20年代，美國國土由東向西逐漸開發過程中的地理變遷。上述三部著作，標志著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
[編輯本段]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內容
歷史地理學以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為其研究對象。這里所謂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是限於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地理環境。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幾百萬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里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在自然環境中打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甚至創造出只有在人類的活動下才能出現的地理現象。
但是，人類的活動所引起的地理環境的變化是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一演變過程只是在原始農業出現之後才日益明顯和重要。據今所知，原始農業的起源至今將近一萬年，距今一萬年前在地質史上是第四紀全新世的開始，在考古學上則是由舊石器時代進入到新石器時代。
在此以前，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屬於古地理學的研究范圍；在此以後，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則屬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范圍。事實上，古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滲透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歷史地理學研究主要限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曾長期局限於研究歷史人文地理。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克拉克等特別強調了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除去理論和方法論的探討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區域歷史地理和歷史地圖。
歷史自然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進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達比的一系列著作，為歷史自然地理學奠定了基礎。中國自50年代以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時期的初步總結。歷史自然地理學如同現代自然地理學一樣，也有各種不同的分支和領域，現在研究較多的是歷史氣候、歷史植物地理、歷史地貌和歷史水文地理。
歷史人文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導者，是各種人文地理現象和環境的創造者。農村、城市、田園、礦區、道路、進口等各種各樣的活動場所，都是人類長期活動的產物。與此同時，創造了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因此，歷史人文地理學與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樣，也有許多分支，但研究程度遠不如現代人文地理學。其中研究較多的是歷史人口地理、城市歷史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等。
隨著歷史自然地理學和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深入，區域歷史地理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代表性著作有達比關於英格蘭歷史地理的幾本專著，布朗的《美國歷史地理》，蘇聯德羅華熱夫的《蘇聯歷史地理》。中國有《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在台灣省出版的王恢編著的《中國歷史地理》等。
歷史地圖的繪制，從3世紀時中國裴秀的《禹貢地域圖》至今，已有1700年的歷史。至今不少國家已有大型的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編的《加拿大歷史地圖集》，很有特色。但對歷史地圖的理論和繪制內容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歷史地理學是從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分化出來的，而它的發展又大大豐富了現代地理學的內容。歷史地理學的任務，不僅要盡可能地去「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要揭示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的規律及其特點。因此，歷史地理學研究不僅有助於地理科學的前進和理論發展，也影響到歷史科學的發展。
歷史地理學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如在現代沙漠歷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國西北地區一些前漢時期的草原後來變成了荒漠，以及這一演變的具體過程。這不僅加深認識當前該地區的地理環境，而且有助於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區的工作。
又如對城市的研究，僅滿足於現狀及其目前地理諸因素的考察，是難以通明一個城市的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的。惟有通過歷史地理的研究，「復原」已經變化或消失了的當初賴以發展的各種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認識這一墟市的起源和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其發展的規律，從而為其今後的規劃和建設提供必要的科學依據。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進一步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加強理論上的研究以促進本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積極引進新的科學技術。
近年來放射性碳測定、孢粉分析、樹木年輪等方法，已經開始被應用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來，但計量方法和航空熱紅外、遙感技術的應用，還有待引進。它們的引進必將有助於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人文地理現象以及人地關系發展演進規律的科學。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是在歷史學和地理學交叉處誕生、具有明顯邊緣性質的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發展之後，中國歷史地理學已成為當代的一門顯學，並呈現出蓬勃興旺的發展勢頭。
一、以沿革地理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主要是因為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說它年輕，主要是因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遲至本世紀50年代初才得以確立。縱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術發展史，不難看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這是學術界公認的結論。歷史上第一篇比較成熟同時也最優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東漢班固所作的《漢書·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數學者皆將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學的開山鼻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自班固而後，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在相當長時間內確實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但是在班固以前，處於萌芽時期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卻並非以沿革地理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來說，其有關沿革地理的學問亦明顯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書·禹貢》、《周禮·職方》以及《史記·河渠書》的影響（註：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這樣一來，如果追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 就必須從《尚書·禹貢》等著述談起。
《禹貢》是《尚書》的一篇。關於《禹貢》的著作時代，晚近大致有四種說法：（1 ）辛樹幟的西周說（註：辛樹幟：《禹貢製作時代的推測》〔J〕，《西北農學院學報》1957年第3期。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亦曾認為《禹貢》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組的春秋孔子說（註：王成組：《從比較研究重新估定禹貢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3）顧頡剛的戰國中期說（註：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禹貢（全文注釋）》〔M〕，科學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內滕虎次郎的戰國末至漢初說（註：〔日〕內滕虎次郎：《禹貢製作年代考》〔M〕， 載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館，1931年。）。目前歷史地理學界普遍採用的是戰國說，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顧頡剛先生認為「《禹貢》的作者是西北人」，並推測說「可能是秦國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論〈禹貢〉的著作時代》（註：載《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註：關於《禹貢》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綜合性論述，詳參靳生禾：《中國歷史地理文獻概論》第29～30頁，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劉起＠①：《〈禹貢〉作者》，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貢》全文僅有1189字，篇幅雖小，但卻是先秦時期最富科學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賦稅、貢物、貢道等，「導山」和「導水」章記述了全國山川分布大勢，「五服」一章提出了一個以甸、侯、綏、要、荒五服為構架的理想的大一統政治藍圖。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禹貢》的內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諸多方面，可稱是我國第一部結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貢圖注·序》中說：「《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學者李振裕在為胡渭《禹貢錐指》作序時亦稱：「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范圍者。」可見《禹貢》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影響之大。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禹貢》雖為托古之作，但其內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實為基礎的。以戰國人而寫夏代事，這顯示《禹貢》應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惟處於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不分，《禹貢》亦不例外。
與《禹貢》大約同時期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也是比較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山海經》由《山經》（又稱《五藏山經》）、《海經》、《大荒經》三個部分組成，全書30825字， 其中《山經》21265字，佔全書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經》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動物、水系、礦產等項資料，對研究歷史地理有重要的價值（註：於希賢：《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M〕第47～51頁， 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傳》開我國游記體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傳》共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西遊的經歷，第六卷記盛姬死事。是書「記載各地山川地理，顯得真實而且形象」（註：史為樂：《〈穆天子傳〉的作者》〔J〕， 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較高的地理學價值。不過比較而言，與開「征實的一派」的《禹貢》不同，《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皆屬「幻想的一派」，豐富的地理素材附麗於神話傳說之中，多少減弱了其科學性，因而其學術價值自不能與《禹貢》相提並論。
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一直到兩漢時期才趨於成熟，其標志性著述為司馬遷《史記》中的《河渠書》和《貨殖列傳》以及班固《漢書》中的《地理志》。《史記·河渠書》專記川流變遷和歷代水利，兼歷史水文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於一身，而《貨殖列傳》不僅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註：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 更是研究歷史風俗地理和歷史商業地理的重要素材（註：吳宏岐：《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 輯。）。《漢書·地理志》首次將「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對推動地理學的發展功績顯赫。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記述西漢政區地理為主，但亦論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戰國、嬴秦和王莽。「在當時來說，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當完備的沿革地理，不過中間只是強調了西漢一代而已」（註：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史記·河渠書》、《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歷史史實為依據，全無虛構成份，並首次將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區分開來，敘述歷史地理的變化沿革，條理分明，一目瞭然，因而不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視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之作。
以往的學者每以沿革地理學與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相提並論，於是認定班固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實則如果以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眼光來衡量，班固的《漢書·地理志》由於採用了行政地理志的體裁，所述內容相當局限，地名沿革情況雖然一覽無余，但卻未考察諸多歷史地理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司馬遷的有關歷史地理著述則有所不同，皆採用專題研究形式，更能充分體現地理事物的綜合性、區域性和時空發展特徵，學術價值之高，應在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之上。
兩漢以後，歷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為正宗，拋棄了司馬遷的專題研究方法，只講地名沿革，鮮及其他內容，這樣一來，沿革地理學遂儼然成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繼《漢書·地理志》之後，先後有十六種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為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職方考），分別是《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舊五代史·郡縣志》、《新五代史·職方考》、《宋史·地理志》、《遼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這十六種地理志，除了寫進各自時代獨有的疆域政區特點外，基本內容和寫作體例與《漢書·地理志》大同小異，而且學術質量也遠非後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漢書·地理志》的影響，大多數官修或私修方誌，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樂資的《九州要記》、闞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黃恭的《十四州記》，唐代李泰的《括地誌》、賈耽的《郡國縣道記》和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以及後來的《大元大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和顧祖禹的《讀史方域紀要》等，內容雖更為浩繁，但撰述體例卻無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學家中，只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明人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少數著作，能夠承繼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對專題地理問題做過一些探索，但論其影響，皆不足與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統志相抗衡。
應該承認，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和《史記·貨殖列傳》與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一樣，都是作為正史的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馬遷有關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更接近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要求，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將研究視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輔助歷史學的作用。由於後世地理著作多以《漢書·地理志》的撰述體例為准繩，雖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疇。這也正是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長期作為歷史學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地學會、禹貢學會與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
本世紀上半葉是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時期，其間以1934年禹貢學會的成立為分界線，又可以劃分出前後兩個階段。
1909年「中國地學會」的成立，可以認為是近代中國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開端。由著名地理學家張相文發起創辦的「中國地學會」在其成立伊始，便決定出版會刊《地學雜志》。《地學雜志》從1910年2 月問世，至1937年抗戰前夕停辦，28年間共出版181期，發表論文1600 余篇，其中屬於歷史地理學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變遷》、《渤海之過去與未來》、《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水利》、《世界氣候之變遷》、《歷史地理志評議》等（註：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J〕，《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地理」一詞在中國地學會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禮綬《歷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華教育界》第2 卷第1期發表。1923年1月，張其昀《歷史地理學》又提出這一學科命名，此文載於《史地學報》第2卷第2期。隨後（法）白菱漢與萬洛原著、張宗文譯的《歷史地理學》發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學季刊》（註：張步天：《歷史地理學概論》〔M〕，第91～95頁，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3年。）。總體上看來， 這一時期雖然發表了不少有關歷史地理方面的論文，並產生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詞，但這些論文多由地理學家完成，尚未有專攻歷史地理的學者群出現。當時涉及歷史地理方面的論文仍以沿革地理為主，許多專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張相文的《中國地理沿革史》、劉麟生的《中國沿革地理淺說》（商務印書館，1931年）、葛綏成的《中國邊境沿革考》（中華書局，1926年），等，這說明此一時期的歷史地理研究仍處在以沿革地理為主的階段。
1934年2月，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和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共同創辦了一個專門研究沿革地理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這標志著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禹貢學會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開始編輯出版《禹貢》半月刊，由顧、譚二先生擔任主編。當時之所以以「禹貢」作為學會和會刊的名稱，根據學會負責人的解釋是：「《禹貢》是中國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來表現我們工作的意義，最簡單而清楚，所以就借了這個題目來稱呼我們的學會和這個刊物。」（註：《禹貢》半月刊一卷一期《發刊詞》。）學會最初提出的工作計劃是：（1）整理出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2）繪成若干種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3 ）編成一部又精確而又詳備的歷史地名辭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詳密的整理。（5）把各種與地理有關的史料，如經濟史、 移民史等的資料輯錄出來，作各種專題研究。此外，還提出若干關系自然地理而為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徵求科學家們解答（註：《禹貢》半月刊一卷一期《發刊詞》。）。禹貢學會雖以研究地理沿革為主要內容，但該會同時也強調要重視當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中，編者就宣稱：「有許多人說這個刊物是專門研究古地理的，這固然是事實，因為既講地理沿革，當然偏於古代，但我們須切實聲明的，我們沒有忘記現代，我們將來有財力有人力有材料時，還要注重到現代中國的經濟地理方面去。」後來又說：「本會組織之宗旨在於提倡沿革地理與人文地理之研究。」（註：《禹貢》半月刊二卷四期《學會啟事（三）》。）甚至提出：「本會以研究地理為標的。」（註：《禹貢》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貢學會募集基金啟》。）這種觀念上的轉變，從《禹貢》半月刊最初採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國地理沿革）的外文譯名， 而自第三捲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的外文譯名中也可以得到證明。《禹貢》半月刊自1934年3月創刊，到1937年「七七事變」，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發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數為歷史地理和現代地理方面的學術論文。「盡管就半月刊的整個內容而言，還包括有大量史學作品與現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譯名——《中國歷史地理》不盡相符，但它畢竟是歷史和地理兩門學科的融合場地，促使這兩門學科由混合轉到化合並逐步加強『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學科是起到觸媒作用的。」（註：姚兆奎：《「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歷史地理》創刊號。）更為重要的是，禹貢學會雖僅存在三年時間，但卻培養了大批人才，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三大奠基人——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於禹貢學會。正因為如此，所以說顧頡剛先生以及他所創辦的「禹貢學會」「在舊中國時期對於推動歷史地理這門學科的成長與發展是有所貢獻的。」（註：姚兆奎：《「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歷史地理》創刊號。）
三、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
雖然早在1913年中國地學界就提出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1934年創辦的《禹貢》半月刊也採用了「中國歷史地理」這一外文譯名，但受傳統學術思想的影響，本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歷史系選修課目中，還列為「中國沿革地理」。 曾留學英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1950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以及後來發表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若干問題》（註： 載1961年12月14日《文匯報》。）和《歷史地理學芻議》（註：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沿革地理』僅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終的目的。還有若干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並不藉助沿革地理的知識而依然順利進行。」（註：《歷史地理學芻議》。）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現實意義，盡管在當時學術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這種認識上的飛躍，將中國歷史地理學帶進了現代發展階段。

8. 清末歷史地理學家汪士鐸簡介 汪士鐸是怎麼死的

汪士鐸（——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他的主要著作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筆記》、《南北史補志》、《水經注圖》等。《汪悔翁乙丙日記》，是歷來議論中國人口問題最多的一部著作。

人物簡介：
汪士鐸，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國的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為：「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1994年，我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這個話題亦提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啟發，於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研究，總結他們的共同之處，並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後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振庵，又字梅村，號悔翁，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代晚期有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年輕時當過學徒，1840年中舉人，但未任過正式官職，一生以授徒講學和充當幕僚為業。1853年太平軍佔領南京，汪士鐸正在城內，被編入男營。年底逃出南京到安徽績溪，從此對太平天國十分仇恨。1859年應聘充胡林翼幕僚，代胡編輯 《讀史兵略》 、《大清中外一統輿地全圖》等，並與曾國藩、劉坤一等交往，積極為鎮壓太平天國策劃。

主要作品：
《悔翁筆記》 、 《南北史補志》 、 《水經注圖》 等。由後人編纂江士鐸在乙卯年（1855年）的隨筆和丙辰年（1856年）的備遺錄而成的《汪悔翁乙丙日記》 ，是歷來議論中國人口問題最多的一部著作。書中集中反映了汪士鐸站在維護清朝反動統治的立場上，仇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廣大農民群眾，主張用大規模的屠殺來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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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部晚清漢譯地理名著，如何影響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觀

一部晚清漢譯地理名著，如何影響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觀？

五口通商之初，自雍正以來基本中止的西學東傳潮流又再度掀起。這一時期，傳播西方科學的主力軍是英美新教傳教士，主要傳播方式是在通商口岸創辦報紙、興辦學校、創辦出版機構等等。數百年的閉關鎖國之後，東亞諸國的自然科學知識水平已非西方敵手，科學知識自然從西方傳向東亞。誕生在寧波外灘洋人居住區的一些科普讀物，對近代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典型的便是首部漢譯地理名著《地球說略》。它是晚清中國的西方地理學譯著中第一部以地球為描述對象的簡明讀物。

三聯書店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西學的「中國本部」概念是基於歐洲的民族——國家觀念，其核心是民族本部；但西方漢學家也指出民族不等於國家，《地球說略》多次重申民族地區「地屬大清國之內」。日本擴張主義分子將中國的國家概念偷換為民族概念，然後斷章取義地無視「地屬大清國之內」這一根本性原則。就其本質而言，近代出現的「中國本部說」，始作俑者是日本擴張主義分子，不應該歸為西方傳教士和清末留日華人，但留日華人也不應該不加批判地使用這一概念。

10. 清代地理名家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後遷順天大興（今北京回大興縣），清代著名答地理學家。以博學多才，尤長於地理之學，名重當時。
嘉慶十三年（1808）以進士任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任禮部主事、江西道監察御史等。
徐松利用編纂《全唐文》之便，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輯稿》（500卷）、《河南志》、《中興禮書》，又撰寫《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
嘉慶十五年（1810）被降職至新疆，得機會考察新疆各地，撰寫了《西域水道記》（5卷）、《漢書西域傳補注》（2卷）、《新疆識略》（12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