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地理學

㈠ 清朝康乾時代為什麼沒有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

這就要深究當時的狀況了
1.愛好不等於就要引進,也有可能只是看或者聽而已,愛好也不等於推廣版,也有可能只是權喜歡而已,例如中國出現過喜歡倒騰鎖的,喜歡倒騰木匠的,但是也沒有見當時的鎖業和木匠技術有什麼特別的發展.
2.當時的西文並沒有特別值得引進的科學技術,而且當時的交流純粹是以經濟利益為驅動的,並且多半都是暴利,沒有西方人認為在這個非常自大的國家領土上生產會有更高回報,相反,只是推銷卻有更好的收益.

個人見解!

㈡ 海南島的地理位置，氣候特徵和相關數據。

海南島是我國第二大島，其位於我國南部，氣候為熱帶季風氣候，具體為：

1、海南地理位置。海南省位於中國最南端，北以瓊州海峽與廣東省劃界，西臨北部灣與越南相對，東瀕南海與台灣省相望，東南和南邊在南海中與菲律賓、汶萊和馬來西亞為鄰。地理位置介於東經108°37′—111°03′，北緯18°10′—20°10′之間。

2、海南氣候。海南島地處熱帶北緣，屬熱帶季風氣候，素來有「天然大溫室」的美稱，這里長夏無冬，年平均氣溫22~27℃，大於或等於10℃的積溫為8200℃，最冷的一月份溫度仍達17～24℃，年光照為1750～2650小時，光照率為50%～60%。

3、海南地形。海南島四周低平，中間高聳，以五指山、鸚哥嶺為隆起核心，向外圍逐級下降。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構成環形層狀地貌，梯級結構明顯。海南島的山脈多數在500～800米之間，實際上是丘陵性低山地形。海拔超過1000米的山峰有81座，成為綿延起伏在低丘陵之上的長垣，海拔超過1500米的山峰有五指山、鸚哥嶺、俄鬃嶺、猴彌嶺、雅加大嶺和吊羅山等。

4、海南雨水情況。海南省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2600毫米之間，年平均降水量為1639毫米，有明顯的多雨季和少雨季。每年的5～10月份是多雨季，總降水量達1500毫米左右，佔全年總降水量的70～90%，雨源主要有鋒面雨、熱雷雨和台風雨，每年11月至翌年4月為少雨季節，僅佔全年降水量的10～30%，少雨季節乾旱常常發生。

5、海南日照情況。海南島位於北回歸線以南，終年太陽高度角大。夏至前後有兩次太陽位於天頂，正午時，太陽高度角在84°45′～86°45′；即使在冬至日，正午時，太陽照射的高度角也在46°05′到48°05′。各地夏至與冬至的晝長相差很小，因而，太陽輻射能相當豐富，日照充足，年太陽輻射總量為4600～5800兆焦耳/平方米，年日照時數在1793～2590小時．為熱帶氣候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海南島位於東亞季風區，受季風影響較為明顯。東風帶系統和西風帶系統對其均有影響。

6、海南氣溫。海南各地的年平均氣溫為22.5～25.6℃，以中部的瓊中最低，南部的三亞最高。等溫線向南彎曲呈弧線分布，從中部山區向四周沿海遞增，23℃等溫線在中部山區閉合。由於海洋的調節，海南氣溫年變差普遍較小，多數地區為8～10℃，三亞最小(7.6℃)。普遍比中國大陸地區低5～10℃。

㈢ 第一個算出地球周長的是誰

第一個算出地來球周長的人源——埃拉托色尼(古埃及)
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一前193）生於希臘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昔勒尼（在今利比亞）。他在昔勒尼和雅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詩人、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不過他的成就則主要表現在地理學和天文學方面。
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學家推崇為「地理學之父」，除了他在測地學和地理學方面的傑出貢獻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第一個創用了西文「地理學」這個詞彙，並用它作為《地理學概論》的書名。這是該詞彙的第一次出現和使用，後來廣泛應用開來，成為西方各國通用學術詞彙。

㈣ 葡萄牙人為何能領先列強畫出第一幅獨立的西文版中國地圖

葡萄牙人是最早與中國人接觸的西方人之一，他們對中國最初的認知，可能來自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早在1428年，恩里克王子就見到了其兄佩德羅王子（Infante Pedro）從威尼斯帶回的這部書，它入藏於葡萄牙國王杜亞特（D. Duarte）的藏書室中，在那裡，有兩部拉丁文抄本。顯然，恩里克王子從中受到了鼓舞。

雖然葡文版《馬可波羅游記》在1502年達·伽馬第二次遠航印度之前才面世，但在國王杜亞特的藏書室，人們發現有兩部拉丁文的抄本。學者考證後，認為是唐·佩德羅（D. Pedro）王子1428年訪問威尼斯和羅馬時所購。這部書無疑對其弟恩里克（D. Henrique）的航海事業帶來啟示和鼓舞。達·伽馬第二次遠航印度之前，這部書的葡文版在里斯本出版。

出版者在前言中如此評介當時的葡萄牙人對東方的認識：「想往東方的全部願望，都是來自想要前去中國。航向遙遠的印度洋，撥旺了那片叫做中國（Syne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嚮往，那就是要尋找契丹（Catayo）」雖然至此中國只是一個名稱而已，有關中國的情況也甚為含糊和不盡不實，但已為葡萄牙王室所深切關注。

整個歐洲都想了解中國，葡萄牙國王更計劃開辟一條海上航線來代替絲綢之路，把中國的商品直接運送到里斯本。1508年，唐·曼努埃爾國王派遣迭哥·塞格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率領船隊前往馬六甲，並下達指令指示探聽查明秦人（Chins）的情況

葡萄牙人是西方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路的開拓者。1511年，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征服馬六甲後這個交通要津後，情況開始有所改變。馬六甲是通往中國的一個重要通道，雖然中國實施海禁，但還是常有從中國來往當地的商船，城裡也住有中國商人，在這里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進行了更多的接觸。

葡萄牙人試圖以馬六甲為基地，沿著中國廣東、福建沿海進行海上貿易通道，但由於明朝實行封閉政策，他們只能在中國沿海的島嶼活動，難以進入中國內陸。因此，他們對中國談不上了解，對中國人的認識也很表面化，對他們而言，中國不過是一個可以進行貿易但還沒有開發的市場，他們「尋找的是能納入其市場系統的資源和商品交換」,甚至不知道這就是《馬可波羅游記》所描述的契丹。

但是，葡萄牙人收集了大量關於中國的資料，因為他們對中國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無法抹掉頭腦中「富饒中國」的集體記憶。1511年，葡萄牙人打通馬六甲航線後，有機會自南海接觸到中國和中國地圖。據中國文獻記載，1514年、1517年葡萄牙人已登陸中國珠江口。

明嘉靖年間刻印的《古今形勝之圖》，大約於1574年傳入西班牙。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10年後，巴布達繪制中國地圖。在這幅圖上的中國西部畫著一個名為「Lacus」的湖泊，它實際就是明代一些地圖上的黃河源——「星宿海」，顯然巴爾布達參考了當時明代的資料。不過，巴爾布達的圖上還有一些想像的內容，如風力四輪車。

巴布達的這幅中國地圖，也是一張中國分省地圖。它標出了明朝當時15個省份中的13個省份的位置及名稱，這些省份有：廣西（QVAN CII）、廣東（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東（XANTON）、京師（QVINCII）、貴州（QVICHEV）、陝西（XIAMXII）、山西（SANCII）、雲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撫州）。

四川和湖廣則沒有標出。其中，廣西、廣東、福建、浙江、南京、山東等沿海省份的相對位置大致正確，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島也標注得較為清楚，如：澳門（但誤為珠江口東岸）、廈門、寧波、海南島、台灣島等。這幅地圖的另一貢獻是，它第一次在西文中國地圖上繪出了長城。

這幅地圖的出名，有賴於它被收入奧特里烏斯1584年出版的《世界劇場》中。奧特里烏斯這部地圖集自1570年首次出版後，大受歡迎，所以不斷印刷，也不斷增補新圖。1584年的這一版地圖集影響巨大，使後世許多關於東亞的地圖，都以此圖為模本來繪制。

比如，洪第烏斯1606年版的獨幅《中國地圖》，只是調整了此圖的方向，大部分內容承襲了巴布達的地圖。約翰·斯皮德（John Speed）1626年版《中華王國地圖》，斯皮德不僅承襲了巴布達地圖，而且豐富了圖上內容，圖上有了更多關於中國或東亞地區一些風俗習慣的介紹。就這樣——1584年——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就這樣聯在一起了。

(4)西文地理學擴展閱讀：

1300年西方已出現了《馬可·波羅游記》印本，但這個講述了大量中國故事的書中並沒有附上一幅中國地圖。西方人繪制的獨立中國地圖，是葡萄牙人打開馬六甲航道進入太平洋之後的事情——1584年安特衛普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單張中國地圖。

並在左下角的題花框里以「CHINAE（中國）」作為圖名，同時標出了作者的名字「Ludovico Georgio（路德維科·喬里奧）」。這個名字是作者的拉丁化的名字，當年這種名字很流行。其實，他的本名叫喬治·德·巴布達（Luiz Jorge de Barbuda）。後世的文獻中也多用他的本名，所以，這里我也採用巴布達這個名字，來介紹他和這幅中國地圖。

巴布達大約生於1564年，卒於1613年，是一位在西班牙任制圖師葡萄牙地理學家。他最著名的地圖作品，就是這個西文版的中國地圖，它是歐洲人繪制中國地圖的奠基之作。

學者們公認歐洲的中國地圖繪制史有3個里程碑：一個是1584年出版的巴布達中國地圖；一個是1655年衛匡國繪制、約翰·布勞（Joan Blaeu）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一個是1735年唐維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按照康熙朝丈量成就繪制的中國地圖集。

㈤ 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 1958年6月，中國科學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在原中國科學院青甘綜合科學考察隊之冰川小分隊的基礎上成立(是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的前身)，大本營設在蘭州。
1962年中國科學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調整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凍土研究室。
1965年與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原治沙隊)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
1978年以冰川凍土研究領域為主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 1958年10月在蘭州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蘭州地球物理研究室，領導進行人工降水、人工消雹和融冰化雪等試驗研究，並負責管理蘭州觀象台業務。
1959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蘭州分所(是中國科學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主要開展青藏高原氣象學、高原和乾旱氣候、輻射氣候、邊界層物理、雲和降水物理、大氣電學以及大氣環境監測評價等領域的研究。
1974年4月1日正式組建了中國科學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 1958年10月，國家有關部門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召開了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寧夏六省(區)治沙規劃會議。
1959年3月在蘭州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治理沙漠科學考察隊(簡稱「治沙隊」，是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的前身)，並分別成立了10個考察隊，當年就開始了北方地區的沙漠、戈壁和沙地的綜合考察。
1962年中國科學院治理沙漠科學考察隊調整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
1965年整體從北京遷至蘭州，與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凍土研究室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
1978年以沙漠研究領域為主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 截至2013年，寒旱所共有在職職工645人，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3人，科研人員347人，科技支撐人員160人，正高級技術人員93人，副高級技術人員146人，進創新崗位人員473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入選者7人，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入選者34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14人，國家「西部之光人才計劃」入選者81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秦大河、姚檀棟、賴遠明 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入選者安黎哲陳國雄董治寶馮起高艷紅何元慶何志斌侯書貴黃春林金會軍賴遠明李鋒瑞李寧馬小飛.齊吉琳拓萬全王寧練王若愚王新平溫智文軍吳通華效存德謝昌衛徐建中薛嫻楊保楊梅學宜樹華余曄張明義趙暉周立華左小安 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董治寶馮起侯書貴康世昌賴遠明李新李新榮王寧練王訓明吳青柏效存德楊保姚檀棟趙文智 2014年3月，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已形成七大研究室、三大研究系統的龐大科研及支撐體系，突出了冰川、沙漠、高寒區資源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特色。七大研究室分別是：冰凍圈與全球變化研究室，沙漠與沙漠化研究室，高原大氣物理研究室，凍土與寒區工程研究室，寒旱區水土資源研究室，生態與農業研究室，遙感與地理信息研究室。三大研究系統分別是以實驗分析研究為主的實驗分析系統，以野外觀測試驗研究為主的試驗觀測系統，以信息共享和網路應用、圖書編輯服務為主的信息平台系統。為使科研與支撐體系融合成為有機整體，實驗室和野外台站均歸入到相應研究室。對外，實驗室和野外台站是相對獨立機構；對內，以學科領域為核心，研究室、實驗室、野外台站三位一體，形成整體；既可加強實驗室的外圍梯隊力量，又可使研究領域形成研究、實驗、試驗相結合的有效組合，促進學科發展。
國家重點實驗室：凍土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冰凍圈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國科學院重點實驗室：寒旱區陸面過程與氣候變化重點實驗室、內陸河流域生態水文實驗室、沙漠與沙漠化重點實驗室、中科院寒旱所遙感與地理信息科學研究室、內陸河流域生態水文實驗室
甘肅省省級重點實驗室：甘肅省極端環境微生物資源與工程重點實驗室、內陸河流域生態水文實驗室、寒旱所遙感與地理信息科學研究室、甘肅省黑河生態水文與流域科學重點實驗室 設施設備 根據2015年12月研究所官網顯示，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的儀器設備分被應用於研究所環境演變監測平台、環境演變分析平台、工程方法研發平台、逆境生態研究平台、計算模擬平台五大平台。有以下在用大型儀器設備。此外設有便攜設備調度中心。
環境演變監測平台：三維地貌激光掃描系統、多相流力學實驗測量系統
環境演變分析平台：離子色譜儀系統、離子色譜儀ICS-3000型、氣體同位素比質譜儀MAT-253、氣體同位素比質譜儀MAT-252、離子阱氣質聯用儀、X射線熒光光譜儀、釋光全自動測量儀、室內風沙環境風洞、氣體穩定同位素質譜儀
工程方法研發平台：多通道探地雷達、地質雷達、AGI多道分布式密度電法儀器、振動三軸材料試驗機、振動三軸試驗機
逆境生態研究平台：實時熒光定量PCR儀
計算模擬平台：超級計算 館藏資源 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圖書館於2000年由原中科院冰川所、沙漠所、大氣所圖書館合並組建而成，本館是一個小型、專業化圖書館，以地學為主，邊緣學科為輔，突出書刊的學術性、理論性，力求書刊的系統性與完整性，寒旱所圖書館館藏書刊具有鮮明的冰川、凍土、沙漠和大氣、水文專業特色。截至2006年11月，有中西文現刊182種、中英文報紙16種：館藏中西文過刊3萬余冊，最早可回溯至1929年， 中文圖書23000餘冊，英、俄、日文圖書22000餘冊；各類地圖十萬余幅，航空照片近十萬張，水文氣象資料近萬冊。

㈥ 麻煩大家告訴我個有"環境藝術系"畢業論文的地方,我想參考下

論景觀概念及其研究的發展
一 景觀的原意--"風景"及其研究

在歐洲,"景觀"一詞最早出現在希伯來文本的<聖經>舊約全書中,它被用來描寫梭羅門皇城(耶路撒冷)的瑰麗景色[1].這時,"景觀"的含義同漢語中的"風景"、"景緻"、"景色"相一致,等同於英語中的"scenery ",都是視覺美學意義上的概念.我國從東晉開始,山水畫(風景畫)就已從人物畫的背景中脫胎而出,獨立成門,風景(山水)很快就成為藝術家們的研究對象,豐富的山水美學理論堪稱舉世無倫,因此也才有中國山水園林的臻美.景觀的這種含義(作為風景的同意語)一直為文學藝術家們延用至今.

目前,大多數園林風景學者所理解的景觀,也主要是視覺美學意義上的景觀,也即風景.從60年代中期開始,以美國為中心開展的"景觀評價"("landscape assessment","landscape evaluation")研究,也是主要就景觀的視學美學意義而言的.從客觀的意義上講,景觀評價(風景評價)是指對景觀視覺質量("visual quality")的評價.而景觀的"視覺質量"則被認為是景觀"美"("beauty")的同意詞,Daniel等人將其稱為"風景美" "scenic beauty "[2];美國土地管理局則將其等同於"風景質量"("scenic quality"),並定義為:"基於視知覺的景觀的相對價值"[3].從主觀上講,景觀評價則表現為人們對"景觀價值"("landscape value")的認識,Jacques[4]認為景觀的價值表現在"景觀所給於個人的美學意義上的主觀滿足".風景評價(景觀評價),實際上是風景美學的研究中心,也是指導風景資源管理、合理地進行風景區規劃的基本依據.經過20多年的發展,風景評價的研究出現了許多學派,它們在理論和方法上各具特色.

目前較為公認的有四大學派[5-7]:專家學派(expert paradigm),心理物理學派(psychophysical paradigm),認知學派(cognitive paradigm)或稱心理學派(psychological paradigm),和經驗學派(experiential paradigm)或稱現象學派 (phenomenological paradigm).專家學派強調形體、線條、色彩和質地4個基本元素在決定風景質量時的重要性,以"豐富性"、"奇特性"等形式美原則作為風景質量評價的指標,也有的以生態學原則為評價依據.參與風景評價的是少數專家,他們在藝術、生態學及資源科學方面都有很高的素養.目前美國及加拿大等國的土地管理部門、林務部門及交通部門多採用專家評價方法進行風景評價[8-12].

心理物理學派則把"風景-審美"的關系看作是"刺激-反應"的關系,主張以群體的普遍審美趣味作為衡量風景質量的標准,通過心理物理學方法制定一個反應"風景-美景度"關系的量表,然後將這一量表同風景要素之間建立定量化的關系模型－-風景質量估測模型.心理物理學方法在小范圍森林風景(如一個林分)的評價研究中應用較廣[13-16].

認知學派把風景作為人的認識空間和生活空間來理解,主張以進化論的思想為依據,從人的生存需要和功能需要出發來評價風景(景觀/生活環境).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地理學者Appleton,他在1975年提出"瞭望庇護"(Prospect-refuge)[17]理論，美國環境心理學者Kaplan夫婦提出"風景審美模型"("landscapereference model")[18，19]和美國地理學者Ulrich 的"情感/喚起"("affective/arousal")反應理論[20，]。Appleton理論強調了人的自我保護本能在其風景評價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人在自然環境中是"獵人""獵物"雙重身份出現的。作為"獵人"他需要尋找他的"獵物"，所以他需要景觀能給他提供"庇護"的場。在Kaplan的模型中，不但反映了人的自我保護本能在其風景評價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還反映了人是作為一種高智能的動物出現於自然環境中的。他不會只滿足於眼前的生活空間（景觀）的安全和舒適，他還要利用種種景觀信息去預測、探索未來的生活空間。所以Kaplan認為，風景的質量決定於風景的兩個特："可解性" ("makingsense")和"可索性" ("involvement")，前者反映了人對於景觀的安全的需求，後者反映了人對於未來的求知慾。 Ulrich 的理論則融進化論美學思想和情感學說於一體，試圖通過生理測試技術（如腦電圖、心電圖）來測定人對於特定風景區的反應和評價，從而克服了語言表達對風景評價結果可能帶來的誤差。

經驗學派把景觀作為人類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歷史的觀點，以人及其活動為主體來分析景觀的價值及其產生的背景，而對客觀景觀本身並不注重，如美國地理學者Lowental的一些研究〔22，23〕。

作為總結，我們不妨用系統的觀點，對上述風景評價研究的各個學派作一比較和分析（表1）。通過分析認為，風景評價各學派在思想、方法諸方面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的。

表1 風景評價各學派特點分析和比

各學派比較點
心理物理學派
認知學派
專家學派
經驗學派

對風景價值的認識
風景價值是主 客觀雙方共同作用下而產生的
風景價值在於其對人的生存、進化的意義

〔客觀)風景價值在於其形式美或態學意義
〔主觀）風景價值在於它對人（個體，群體）的歷史、背景的反映

人的地位
把人的普遍審美觀作為風景價值衡量標准
從人的生存、需要出發，解釋風景
被動〕風景作為獨立於人的客體而在存,人只是風景的欣賞者
主動強調人（個體或群體）對風景 的作用

對客觀風景的把握
從"風景成份"（植被、山體等）分析風景
用"維量"（復雜性、神秘性等）把握風景
分解從"基本元素"（線、形、色、質）分析風景
〔整體〕把風景作為人或團體的一部分，整體把握

二、景觀作為一個地學概念

無論在中國或是在歐洲，最初的大規模旅行和探險推動了地理學的發展，也加深了人們對景觀的認識當然，景觀一詞在漢語中直到近代才出現，山水、風景一直被沿用）。人們已不滿足於對自然地形、地物的觀賞和對其美的再現（文學、藝術活動），開始更多地從科學的角度去分析它們在空間上的分布和時間上的演化。特別是14－16世紀大規模的全球性旅行和探險（包括1492年美洲的發現和1498年去東印度航線的發現），使歐洲人對"景觀"這一概念的理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時德語的"景觀"(landschaft)已用來描述環境中視覺空間的所有實體，而且不局限於美學意義。19世紀中葉，偉大的動植物學家和自然地理學家洪堡得(Humboldt)，將"景觀"作為一個科學的術語引用到地理學中來，並將其定義為"某個地球區域內的總體特徵"〔1〕。隨著西文經典地理學、地質學及其它地球科學的產生，"景觀"一度被看作是地形(landform)的同意語，主要用來描述地殼的地質、地理和地貌屬性。以後，俄國地理學家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賦之以更為廣泛的內容，把生物和非生物的現象都作為景觀的組成部分，並把研究生物和非生物這一景觀整體的科學稱為"景觀地理學"("landscape geography" )。這種整體景觀思想為以後系統景觀思想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三、景觀作為生態系統的載體

景觀生態思想的產生使景觀的概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早在1939年，德國著名生物地理學家Troll就提出了"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的概念。當然，關於景觀生態學的思想產生得更早些。Troll把景觀看作是人類生活環境中的"空間的總體和視覺所觸及的一切整體"，把陸圈(geosphere)、生物圈(biosphere)和理性圈(noosphere)都看作是這個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景觀生態學就是把地理學家研究自然現象空間關系時的"橫向"方法，同生態學家研究生態區域內功能關系時?quot;縱向"方法相結合，研究景觀整體的結構和功能〔1〕。另一名德國著名學者Buchwald（2〕進一步發展了系統景觀思想，他認為：所謂景觀可以理解為地表某一空間的綜合特徵，包括景觀的結構特徵和表現為景觀各因素相互作用關系的景觀收支，人的視覺所觸及的景觀像、景觀的功能結構和景觀像的歷史發展。他認為，景觀是一個多層次的生活空間，是一個由陸圈和生物圈組成的、相互作用的系統。他指出，景觀生態的任務就是為了協調大工業社會的需求與自然所具有的潛在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1〕。

至於景觀系統中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Zonneveld作了深入的分析（圖1中只列出了Zonneveld關誥骯圩槌杉骯叵檔鬧饕

㈦ 尤里是哪個國家，它的地理位置是什麼

尤里·加加林
尤里·阿列克謝耶維奇·加加林
（Ю́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Гага́рин，1934年3月9日—1968年3月27日)，蘇聯宇航員，蘇聯紅軍上校飛行員，是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

加加林在1934年3月9日生於蘇聯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區的克盧希諾鎮，一個集體農庄庄員家庭，白俄羅斯人。1959年10月，前蘇聯首位宇航員的選拔工作在全國展開。加加林從3400多名35歲以下的空軍飛行員中脫穎而出，成為20名入選者中的一員，並於1960年3月被送往莫斯科，開始在前蘇聯宇航員訓練中心接受培訓。在訓練中，加加林憑借其堅定的信念、優秀的體質、樂觀主義精神和過人的機智成為前蘇聯第一名宇航員。1960年，加加林加入共產黨。
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時間上午9時零7分，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宇宙飛船從拜克努爾發射場起航，在最大高度為301公里的軌道上繞地球一周，歷時1小時48分鍾，於上午10時55分安全返回，降落在薩拉托夫州斯梅洛夫卡村地區，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載人宇宙飛行，實現了人類進入太空的願望。他駕駛的東方1號飛船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載人進入外層空間的航天器，就在他的108分鍾的飛行過程中，加加林由上尉榮升為少校。
加加林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宇宙飛行後，全世界都對他揮手致敬，莫斯科以極其隆重的儀式歡迎凱旋的航天英雄：禮炮在轟鳴，歡騰的人群在喊叫，豪華的護送隊，為加加林加冕大大小小的國家勛章。在這次歷史性的飛行之後，加加林榮獲列寧勛章並被授予「蘇聯英雄」和「蘇聯宇航員」稱號，並曾多次出國，訪問過27個國家，22個城市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1962年，加加林當選為第六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64年11月任蘇聯—古巴友好協會理事會主席。
首次太空飛行之後，加加林又進茹克夫斯基航空工程學院學習，並出色地答辯了畢業設計，學院推薦他到高等軍事學院研究生院當函授生。加加林也積極參加訓練其他宇航員的工作，1961年5月成為宇航員隊長，1963年12月榮升為宇航員訓練中心副主任。 在訓練其他宇航員的同時，他自己並沒有放棄訓練，夢想著能夠再次進入太空。1967年4月，他完成了聯盟號飛船首次飛行的培訓准備工作，成為宇航員科馬羅夫的替補。他在進行宇航訓練之餘，並未放棄駕駛殲擊機，還專門進入茹科夫斯基航空軍事學院繼續學習飛行，並於1968年2月畢業。正當加加林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時候，災難發生了。1968年3月27日，他和飛行教練員謝廖金在一次例行訓練飛行中，因一架雙座噴氣式飛機墜毀而罹難。加加林死後，其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壁龕里，他的故鄉格扎茨克被命名為加加林城，他訓練所在的宇航員訓練中心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為紀念加加林首次進入太空的壯舉，俄羅斯把每年的4月12日定為宇航節，在這一天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緬懷這位英雄人物。

精神衛士——尤里·馬林
尤里·馬林由於在「人類意識控制」領域的精深造詣被吸收進克格勃，在葉利欽時期又成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顧問，一度被圈內人士譽為葉利欽的「精神衛士」。

據尤里·馬林透露：「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大約有20個進行超感官現象研究的協會，它們曾經研製出許多超感官裝置，試圖對人的腦電波進行控制。與此同時，情報部門得到消息稱，美國可能已製造出一種可以調節信號的輻射發射器，通過這種發射器操縱者就能夠在數千公里之外影響甚至遙控一個人的意識乃至行為舉止。除此之外，美國一些具備特異功能的人士還能製造出一些『超感官特殊裝備』，藉以影響人們的神經系統，達到擾亂正常心神的目的……在獲悉這些驚人消息之後，我立刻命令手下對葉利欽總統辦公室進行徹底檢查，以防有人利用這一高科技做出對總統不利的事來。」令人驚訝的是，馬林果真在總統辦公室里發現了一枚這樣的「意念遙控器」。

發現氘的科學家尤里

同位素這個名詞的西文isotope是英國人索迪（F. Soddy， 1877－1956）於1911年開始使用的。後來，另一位英國人阿斯頓（F. W. Aston， 1877—1945），在1919年製成了質譜儀，可以用來分離不同質量的粒子，並且測定它們的質量。這就把研究同位素的方法提高了一大步。

阿斯頓先後利用質譜儀發現了很多元素的同位素，他在71種元素之中，陸續找到了202種同位素之多，這為我們認識同位素，開始積累了大量資料。

最引人關注的是，氫有沒有同位素的問題。為了尋找氫的同位素，人們前後用了十幾年的時間，而沒有得出肯定的結果。1931年初，有人從理論上推導，認為應該有質量數為2的氫同位素存在，並且估算出2H:1H=1:4500的比例。

1931年年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尤里教授和他的助手們，把四升液態氫在三相點14°K下緩慢蒸發，最後只剩下幾立方毫米液氫，然後用光譜分析。結果在氫原子光譜的譜線中，得到一些新譜線，它們的位置正好與預期的質量為2的氫譜線一致，從而發現了重氫。尤里對它定了一個專門名，稱deuterium，中文譯氘，符號D。後來英、美的科學家們又發現了質量為3的tritium，中文譯為氚，符號T,是具有放射性的另一重要氫同位素。

氖的發現是科學界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一件大事。尤里因此在1934年榮獲了諾貝爾化學獎金。他的聲譽從此飛躍，可是他並未停止不前，後來還繼續完成了很多重要研憲工作。

現在最常見的是氧化氘（又名重水），它的主要特性：氧化氘最大密度的溫度是11.22℃（普通水是4.08℃），熔點是3.82℃，沸點是 101.42℃，這些特性與普通水都大不相同。重水易於用電解水而取得，所以電費低廉的北歐能大量生產。後來重水成為製造原子彈的重要材料之一。

以上簡單地敘述了一下氘和重水，是想由此引起人們對這位化學家尤里的重視。他是去年一月六日才以八十六歲的高齡病故的。下面(此文發表於 1982年—編者注)扼要地介紹他的生平和業績，表示我們對他的敬念。

哈羅德·克萊頓·尤里
（Harold Clayton Urey）於1893年4月29日生在美國西北部印第安納州的一個農民家庭里。中學畢業之後，他先在一個農村的小學里教了三年書。後來才進了蒙大拿州立大學，他當時的主修課是生物學，以化學作為副系。可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卻由副系化學提供了基礎。

他畢業後得到了獎學金，從1921年到1923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進修。成績優異，三十歲時，取得了博士學位。1923年他又得了出國進修的獎學金 ，去丹麥跟波爾教授專門研究原子結構理論。

尤里回國以後，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講師。1929年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化學系副教授，他在這里和別人合作，寫了一本專著，書名是《原子、分子和量子》（Atoms、Molecules and Quanta)。這是用英文寫的關於量子力學的名著之一。這說明了尤里對於量子力學和熱力學，以及核結構的成就，本來早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了。在這期間，他用光譜法發現了驚人的氫同位素之一，氘。

尤里從此以後，成為同位素化學方面公認的權威。經過他的研究，使同位素的分離開始有了化學方法。由於這種方法的成功，很多同位素才成為化學的、生物學的、地質學等方面的示蹤物。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利用同位素化學的豐富知識對最後戰勝日本起了重大的作用。過去同位素的分離，只是在極小的范圍內，用實驗室的規模進行的。二次大戰期間，尤里領導了一批助手，使重水分離和鈾同位素的大規模分離，得以實現，這一技術方面的成功，便第一批原子彈的生產，成為可能。

戰後，尤里接受了芝加哥大學的聘請，擔任教授。在這里，他發表了一篇極重要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同位素物質的熱力學性質》。此後，尤里利用了高度精確的質譜儀，來檢驗地質和海洋中的氧同位素的百分比。由於這項技術的成功，他能相當准確地計算出七千萬年前海洋的溫度。

他在1952年發表了宇宙間元素豐度的數據，發展了元素起源和宇宙學理論。地的專著 行星：其起源和發展》( The Planet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一書中，從化學過程來討論太陽系演化的學說，指出行星是由圍繞在原始太陽周圍的塵埃聚集成的。地球的原始大氣應當和現在的木星大氣相似，主要由甲烷、氨和氫所組成。地球現在的大氣是經幾個長期階段的變化形成的。

1953年尤里和學生米勒（Stanley L.Miller）設計了一套儀器，模擬原始地球大氣的成份和條件，在甲烷、氨、氫和水蒸氣混合物中，連續進行了一星期的火花放電後，形成了十多種氨基酸。這說明了原始大氣產生蛋白質的可能。這為研究生命起源問題開展了重要途徑。

1968年他六十五歲時，被加州大學聘為海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又提出了太陽系由隕石形成的理論，並認為在別的行星上也可能產生生命。

尤里還是研究月球表面的專家。阿波羅登月取回月岩的樣品，就是由尤里主持參加研究的。在海盜號火箭探索火星計劃中，尤里又擔任重要顧問。

尤里在四十一歲時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外，他還先後得到各國政府、學術團體和科學組織授予的三十多種獎章和獎品，美國一些大學授給他十六個榮譽博士學位，其他國家的大學也曾授予他九個榮譽學位。這說明了世界上學術界對他的科學成就之重視。

在尤里一生的最後十年中,他把很我精力放在反對原子武器的破壞作用上。他早就認為美國不可能獨占核武器，他主張美國和蘇聯都應當減少原子武器，使世界長期和平可能達到。他在臨終之前，還一再強調，原子能只能用於和平目的。他多年來所做的大量公開講演講和文字呼籲,曾經得到美國好此知識分子的同情,盡管有人不同意尤里的一些觀點,但沒有人懷疑,他的主張是真誠的和發自內心的。

哈羅德.尤里的業績將永垂於化學史上。
紅色警戒中的尤里：蘇聯科學家及心理學家，發明了巨型烏賊，天啟坦克和獨特的磁暴技術和心靈控制科技以及復制技術．並用復制技術復制出自己和炸彈專家伊文的克隆體謀殺了美軍司令卡維利將軍．在尤里的復仇中背叛蘇聯，獨成一家．使用了很多新技術，使盟軍與蘇聯聯合起來對抗他，後來戰敗，在盟軍任務中結局為被關進心靈隔離室，在蘇聯任務中結局為乘坐時光機器誤入恐龍時代，葬身恐龍之腹．

尤里·蓋勒
這是個騙子,玩的是心靈感應的把戲,當然是騙人的把戲

70年代初震驚歐美各國的一位新聞人物，80年代初在我國一些報
刊上也紛紛宣傳起來了。這就是來自以色列的所謂「通靈人」尤里·
蓋勒。據介紹，其功能之玄妙，令人瞠目結舌，國外還有最知名的科
學家們專門對他測試，肯定蓋勒「超級功能」的真實性，這就更使人
感到不可思議了。
可是，前不久與一位在我國學習的義大利學生談起此事，他笑著
說：「啊哈，尤里·蓋勒！那是個國際大騙子。你們還不知道，他是
個魔術師！」這位歐洲青年何以能夠毫不猶豫地得出相反的結論呢？
再重翻介紹蓋勒的文章細看，果然在字里行間找到「還有些人認
為蓋勒只不過是一名高明的魔術師」這句話，但其根據則隻字未提。
如今看到了幾篇材料，才使我們了解到國外這場騙局的概貌。
美國的心理學家安德魯·韋爾開始時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去接近蓋
勒的，可是在親自觀察了蓋勒的各種神奇表演之後，韋爾就轉為深信
不疑了。然而他最後還是擺脫迷霧，識破了騙局，寫出了一份客觀的
研究報告《探究尤里·蓋勒的真面目》，並公之於眾。
韋爾對蓋勒認識的轉折點是結識了一位高級魔術師詹姆斯·蘭迪。
這位魔術師一直在用冷眼研究蓋勒，並斷定蓋勒是用魔術行騙。蘭迪
親自向韋爾表演了魔術，其內容竟與蓋勒在美國斯坦福研究所向科學
家們所表演的「奇跡」一樣，這才使韋爾相信「眼見未必為實」。蘭
迪指出，揭露蓋勒的騙局「唯一的辦法是在他用一個彎釘子換好釘子
時或在椅子腿上彎鑰匙時當場抓住他」。最後蘭迪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果真當場抓住了正在偷偷地彎湯匙的蓋勒的手腕。
自此以後，蓋勒行騙的真相大白。由於蘭迪揭穿了不止一個蓋勒
式的騙子，因而被譽為「科學的監督員」。
蘭迪承認蓋勒是個很高級的魔術師。可是為什麼蓋勒放著魔術師
不做《他在以色列時確實是表演魔術的》，而改行做一個嘩眾取寵的
騙子呢？
經濟上的收益當然是個重大原因，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實質上蓋
勒是現代心靈學家收買的一個宣傳工具。現代心靈學家安德里加·珀
哈里希在以色列「發現」了蓋勒，然後把他帶到美國表演，並做了他
的監護人。蓋勒用他的魔術手法逼真地表演了現代心靈學所追求的各
種「超感官知覺」（ESP）和「心靈致動」（PK）等心靈現象。這不
僅欺騙了別人，也欺騙了心靈學家們自己，因而心靈現象也就被封為
「蓋勒現象」了。可是，當騙局被揭穿後，這些心靈現象也就復原成
為魔術表演了。
蓋勒和那位心靈學家之間有什麼默契，我們雖不好妄作臆斷，但
也不能說就沒有蛛絲馬跡可尋，蓋勒曾宣稱自己的超常特異功能是三
四歲時由「飛碟」（其泛稱即「UFO」）中的宇宙人所賦與的。而用
哈里希立即當眾作證，說他親眼看到過蓋勒進入一隻「飛碟」里。一
唱一和，顯然是在演一出時間節拍並不協調的「雙簧」而已。
世界著名的球外文明研究權威，美國天文學家薩根（Carl Sagan，
他首先倡導並設計了旨在與外星人聯系的金屬信息板和「地球之音」
唱片並已送往太陽系之外）曾以使人信服的科學論據駁斥了「飛碟」
是宇宙人駕臨地球的運載工具之說。但珀哈里希和蓋勒還是以這種無
稽之談作為其「通靈」能力來源的根據。這不僅是利用人們對宇宙人
的好奇心理，而且是在把信奉者引導到這場騙局的終極目的——證明
上帝的存在。
英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懷德海曾經說過：「宗教如果不用與科學
一樣的精神接受變革，它就不能恢復其固有的權威。宗教的原理或可
永存；但此種原理的表現，需要不斷的發展。……而宗教與科學的互
相作用，就是促進這種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不妨極簡略地作一個歷史回顧。如果說一百多年前唯靈論者 所供奉的「靈媒」的神奇功能是上帝直接賦與的，那今天現代靈學家所崇拜的「通靈人」的能力，則是飛碟中宇宙人所授與的。一百年前頭顯靈光的上帝隨著科學的進步已經化作戴著宇宙頭盔的上帝了。一百年前上帝是在「第四度空間」活動，而如今已進入「第八度空間」
了。
靈媒的活動是為了證明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存在。而蓋勒呢？用他
自己的話來說：「我認為這種力量來自我的外邊，而我只是個通道罷
了。我相信有另外的維度和另外的宇宙，通過我的能量正是來自另一
宇宙的——為了某種目的在一定的指揮下通過我而傳送出來的信息。」
這將是一條通往何方的通道呢？
在蓋勒紅極一時之際，確實出現了這樣一些「科學理論」：
美國的哈德教授認為地球可能是「一個宇宙動物園，是和宇宙的
其餘部分隔開的。而看守人經常對園內的居民進行任意的取樣檢查」。
英國的霍爾丹教授提出，可能有極高級的生物「正在操縱著我們
這個世界的事務，或者我們的太陽系，甚至我們銀河系的事務。與此
同時，他只直接對少數幾個出類拔萃的人顯現他的存在」。
顯然，蓋勒當然就是這少數幾個出類拔萃的人中的佼佼者了。
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上帝和他所居住的天堂早已從地球上空、
太陽系、銀河系以及無邊無際的宇宙中消失了。但是，上帝也不示弱，
他把頭上的靈光換成宇宙盔，把雲霧和飛龍換成星際飛船，穿過「第
四度空間」甚至「第八度空間」重又返回人間了。蓋勒表演不就是要
證實這披上科學新裝的上帝的存在嗎？相信了這些以後，我們除了
「尊崇一天主於萬有之上」以外還能幹什麼呢？只應該向他祈求：
「仁慈的主啊！請憐憫您的這些愚昧的試驗動物吧，千萬不要把地球
這個培養皿倒掉！阿門！」
看來，形形色色的現代偽科學確實存在，而且這些偽科學是聯絡
皆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蓋勒應該是這副多米諾骨牌的頭一張
牌，頭張牌一倒，由於連鎖反應，其他的牌就都站不穩了。
科學與神學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息過。在這兩軍對陣中，神學常常
祭起的「迷魂套索」之一就是魔術。歷史上確實有不少科學家在魔術
面前敗下陣來甚至被俘虜。
當然，魔術是一種高超的藝術，魔術師是受人尊敬的藝術大師。
然而，現代魔術究竟不是茶變墨水之類的，學過化學的人都能揭穿的
小戲法。魔術師表演魔術時決不會因為台下坐著科學家而露了底，也
不會有人因為科學家也看不出魔術的「門子」就認為魔術師真能憑空
釣到一條魚或是無中生有地搬來什麼東西。但是明明在表演魔術而不
說是魔術，那就是騙術了。科學家看不出「門子」並不是他們的弱點，
但輕易地信以為真，並加以倡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韋爾在他的關於蓋勒事件的報告中最後總結說：「自認識蓋勒以
來，我已經學到了許多觀察事物的方法，並且懂得了在評價證據時，
特別是評價那些似乎能夠證明我希望相信的事物的證據時，更需要慎
之又慎。」這說明他已經從純經驗的觀察方法上前進了一步，但還不
夠。如果韋爾沒有遇到蘭迪怎麼辦？如果蘭迪和蓋勒不是棋逢對手怎
么辦？如果蘭迪也是蓋勒的同夥又怎麼辦？
當然，識破騙局不能只靠魔術家。蘭迪說過：「科學家是一些容
易受騙的人。」這不完全對。當科學家只相信「眼見為實」的經驗主
義方法時是難免受騙的。但當他們掌握了正確的思維方法之後，科學
家就有能力識破騙局了。可惜某些科學家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或是自
己的科學儀器。他們沒有想過，企圖用科學儀器證實的東西，恰好要
徹底推翻已有的科學規律，當然也就否定了在這些科學規律基礎上設
計製造的科學儀器。基礎已被否定，儀器已是不可靠的廢物，它又能
證明什麼呢？還是恩格斯的一句話：「的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
懲罰的。」
蓋勒被揭露了，從「通靈人」回到了魔術師。他無所謂，不僅繼
續表演魔術，還可以把他行騙的「光榮史」編成《我的故事》出版，
而那些受騙的科學家可倒了霉，只好承認發生了「科學界的水門事
件」。有什麼辦法呢！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不了了之呢？不是這樣簡單的。前蘇聯心理學
教授津欽科在1973年曾經說過：「靈學引起了許多反靈學的方法和揭
露騙局的手段。但是，無論怎樣揭露，也不能動搖虔誠的靈學家。對
靈學就像宗教一樣，信仰勝於事實。聳人聽聞地宣傳心靈現象，大肆
散布各種傳聞，是同這種信仰分不開的。」所以，即使拿出了確鑿的
騙人證據後，也不一定能得出同樣的結論。譬如說：抓住蓋勒一次搗
鬼，並不能證明他每次都搗了鬼；識破了一個蓋勒也不足以證明別的
什麼「勒」都是騙子。這也是一種理解法。也許韋爾說得對，他說：
「問題是誰在看和用什麼樣的觀點解釋。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使這種現
象變真變假。」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答案應該只有一個。
既然，一百年前靈媒霍姆和庫克小姐之流能騙得英國科學促進會
主席克魯克斯當上了心靈學會會長，而如今蓋勒的表演又騙得美國斯
坦福研究所的高級科學家為之撰寫「科學」論文，那今後再出現大大
小小的蓋勒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也總會有新的蘭迪拆穿騙局，去抓
住他們的手腕子。科學終究是科學，決不會因為騙術的存在就失去其
生命力的。

㈧ 求數學家的故事

陳景潤不愛走公園，也不愛逛馬路，就愛學習。學習起來，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有一天，陳景潤吃中飯的時候，摸摸腦袋，哎呀，頭發太長了，應該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見了，還當自己是個姑娘呢。於是，他放下飯碗，就跑到理發店去了。
理發店裡人很多，大家挨著次序理發。陳景潤拿的牌子是三十八號的小牌子。他想：輪到我還早著哩。時間是多麼寶貴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費掉。他趕忙走出理發店，找了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然後從口袋裡掏出個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來。他背了一會，忽然想起上午讀外文的時候，有個地方沒看懂。不懂的東西，一定要把它弄懂，這是陳景潤的脾氣。他看了看手錶，才十二點半。他想：先到圖書館去查一查，再回來理發還來得及，站起來就走了。誰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輪到他理發了。理發員叔叔大聲地叫：「三十八號！誰是三十八號？快來理發！」你想想，陳景潤正在圖書館里看書，他能聽見理發員叔叔喊三十八號嗎？
過了好些時間，陳景潤在圖書館里，把不懂的東西弄懂了，這才高高興興地往理發店走去。可是他路過外文閱覽室，有各式各樣的新書，可好看啦。又跑進去看起書來了，一直看到太陽下山了，他才想起理發的事兒來。他一摸口袋，那張三十八號的小牌子還好好地躺著哩。但是他來到理發店還有啥用呢，這個號碼早已過時了。
陳景潤進了圖書館，真好比掉進了蜜糖罐，怎麼也捨不得離開。可不，又有一天，陳景潤吃了早飯，帶上兩個饅頭，一塊鹹菜，到圖書館去了。
陳景潤在圖書館里，找到了一個最安靜的地方，認認真真地看起書來。他一直看到中午，覺得肚子有點餓了，就從口袋裡掏出一隻饅頭來，一面啃著，一面還在看書。
「丁零零……」下班的鈴聲響了，管理員大聲地喊：「下班了，請大家離開圖書館！」人家都走了，可是陳景潤根本沒聽見，還是一個勁地在看書吶。
管理員以為大家都離開圖書館了，就把圖書館的大門鎖上，回家去了。
時間悄悄地過去，天漸漸地黑下來。陳景潤朝窗外一看，心裡說：今天的天氣真怪！一會兒陽光燦爛，一會兒天又陰啦。他拉了一下電燈的開關線，又坐下來看書。看著看著，忽然，他站了起來。原來，他看了一天書，開竅了。現在，他要趕回宿捨去，把昨天沒做完的那道題目，繼續做下去。
陳景潤把書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圖書館里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聲音。哎，管理員上哪兒去了呢？來看書的人怎麼一個也沒了呢？陳景潤看了一下手錶，啊，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鍾了。他推推大門，大門鎖著；他朝門外大聲喊叫：「請開門！請開門！」可是沒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時，陳景潤就會走回座位，繼續看書，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趕回宿舍，做那道沒有做完的題目呢！
他走到電話機旁邊，給辦公室打電話。可是沒人來接，只有嘟嘟的聲音。他又撥了幾次號碼，還是沒有人來接。怎麼辦呢？這時候，他想起了黨委書記，馬上給黨委書記撥了電話。
「陳景潤？」黨委書記接到電話，感到很奇怪。他問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高興得不得了，笑著說：「陳景潤！陳景潤！你辛苦了，你真是個好同志。」
黨委書記馬上派了幾個同志，去找圖書館的管理員。圖書館的大門打開了，陳景潤向管理員說：「對不起！對不起！謝謝，謝謝！」他一邊說一邊跑下樓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打開燈，馬上做起那道題目起來

㈨ 關於近代教育的資料,製作成幻燈也行.

1995年夏，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兩位同學在首都博物館（即清代國子監舊址）尋幽探古時，竟意外地在十三經碑林旁邊的一個自行車棚里發現了一塊象徵著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發韌的匾額。它久不見天日，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渾身布滿了灰塵，油漆也剝落殆盡，只有「大學堂」三個字還清晰可辨。這塊匾額的主人，便是百年名校北京大學的前身---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創設於1898年，是在戊戌維新運動的高潮中，由光緒帝正式下令批准設立的，首任管學大臣為吏部尚書孫家鼐。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取消，僅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義和團運動中，京師大學堂停辦了兩年多，直到1902年1月才得以恢復，由工部尚書張百熙出任管學大臣。是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新中國成立以前，12月7日這一天便成了北京大學的校慶日。這一時期的京師大學堂除開設仕學館、師范館以及附設中小學外，同文館也並入其中。1903年5月，它又將同文館改成譯書館，於同年8月正式招生開學。
與後來的北京大學相比，京師大學堂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它所聘請的教習，幾乎全是有功名的京官，平時上課，乘一泥轎而來，轎夫四、僕役一，到時間則由僕役引至課堂落座，由僕役擺好文房用具。比起教習，學生們的譜兒也不小，這些官宦子弟也是乘轎而來，僕役侍候。上體育課時，教員必須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當然，京師大學堂雖然距離現代大學的要求還很遠，但在當時的中國，它畢竟匯集了一批人才和圖書典籍，開展過一些近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可以說功不可沒。
1912年5月1日，在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提議下，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稱為北京大學，嚴復為改名後的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為暮氣甚深的北大帶來了新的氣息。從此，北大走上了一條以「進步、愛國、民主和科學」為宗旨的建校之路，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發祥地。
1898年7月3日，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開辦，它是戊戌變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後，改稱北京大學。

1862年，清政府在總理衙門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此後，清政府又決定設立算學館，學習天文算學。同文館的設立是我國創辦新式學校的開端。同文館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公立專科學校，後來它並入了京師大學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組成部分。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國又一次面臨被瓜分亡國的危機。為了救亡圖存，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發起了一場變法維新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他們認為，要救亡，只有學習外國，實現變法維新，而維新，必須從廢科舉、立學校開始。

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購置圖書，收藏報刊，供群眾閱覽，並經常開會講演，討論學術，批評時政，宣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科學知識，鼓勵人們學習西方，以學以致用的原則來培養人才，最終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給清廷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立「京師大學」。1898年初，隨著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展，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各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年6月，清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於是由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的辦學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道。」課程分普通學科和專門學科兩類。這樣，京師大學堂不僅成為全國最高學府，而且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這個章程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章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學制綱要。

1898年7月3日，清光緒帝正式下令，批准設立京師大學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後來被稱為「戊戌大學」)，一切因陋就簡，因此，它在實質上仍然是一所封建書院。

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京師大學堂校舍被占，圖書設備被毀，一度停辦，直至1902年得以恢復,增設預備科（新政科、藝科）及速成科（仕學館、師范館）。1903年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畢業生分別授給貢生、舉人、進士頭銜。1910年改設為經、法、文、格致、農、工、商7科。辛亥革命後改稱北京大學。是我國近代最早的一所大學。
科舉制度的廢除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
摘要：科舉制度的廢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的產物，但它又影響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首先是打破了儒學上千年來的獨尊地位，卻開啟了中國社會擺脫傳統和否定傳統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紳階層，卻造成了新知識群體的邊緣化；再者是推動了鄉村文化教育的發展，卻導致鄉村文化生態的失衡與退化；最後是促進了近代學術的轉型與發展，卻產生了專營「術」而忽視「學」的後果。
科舉制度在近代的廢除既是中西文化撞擊的產物，也是新舊文化沖突的結果。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廢科舉不久曾發表評論道：「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於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1盡管他沒有具體說明「可驚可駭之奇效」指的是什麼，但後來發生的事實印證了其遠見卓識，科舉制度的廢除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就是有力例證。
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便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魏晉以前儒學與皇權的結合還是比較鬆散的，而隋唐時出現的科舉制度，將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儒學與國家的銓選制度即科舉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時八股文的出現使得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和標准答案。這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儒學的官學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為封建君主專制統治與其精神支柱--儒學之間的進一步結合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機制，從而在制度上解決了政治中心與意識形態的一體化問題。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舉……豈徒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國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2這樣，科舉制度將儒家思想規范化與制度化並使之成為封建社會的共同法則和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專制政權失去了維系儒家價值體系作為封建意識形態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學上千年來的獨尊地位頓時被打破。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鼻祖，「歷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為先師，崇為至聖」，在二十世紀初遭到人們猛烈的抨擊，斥其為「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李大釗則指出「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3爾後，人們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4隨著儒學革命浪潮的湧起，傳統的政治信仰發生動搖，統一的思想模式與傳統的價值觀念出現崩裂，人們的思想因掙脫了制度文本的約束而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立憲主義、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紛紛涌現，民主與科學大旗在神州高揚。緣是，學人直言「1905年科舉的廢止是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5
經學作為儒家學說的化身和傳統文化的代表，一直籠罩著神聖的光環。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中小學停止讀經和大學取消經學科，儒家經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們的質疑。錢玄同指出「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6顧頡剛也指出我們現在「治經學的不是延長經學的壽命，而是正要促成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以後沒有經學。」7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經學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傳統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們喊出了「無論是古是今，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後來出現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盤西化」都是這種思想情緒的延續。因此，科舉制度的廢除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中國社會擺脫傳統和否定傳統文化的大門。
二
士紳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的主體，它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聯。科舉制度的產生造就了龐大的士紳階層，而科舉制度的廢除又瓦解了這個階層並催生了新的階層。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紳士群體的產生機制不復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也由單一變為多樣，由必然變為偶然。科舉制度原來是舉國知識精英與國家功令及傳統價值體系相聯系的大動脈，科舉制度的廢除則從此使「兩者變得毫不相干，國家與知識大眾成為兩個不相系聯的陸塊，各自漂浮。」9這樣，中國知識分子擺脫了對政治與王朝的人身依附，成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職業者，出現自產生以來最徹底、最深刻的變化。我們發現，在清代所修的地方誌中，戶口職業項目常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士是一個獨立的職業項目；而在民國年間所編的地方誌中，士不再成為一個單獨的職業項目，如在《阜寧縣新志》職業表中，職業分為黨務員、公務員、學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醫生、記者、電務員、郵務員、路員、農人、商人、負販、礦工、工人、勞工、警察、伶人、雜業等23 項，這些職業基本上是從社會分工角度來劃分的。這反映了士人階層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上消亡。「士」的消失則意味著四民社會的徹底解體。這是科舉制度廢除的一個重要後果。
科舉制度的廢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識群體，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士紳階層中分化出一個新的士紳集團。新士紳是傳統的士紳群體向新知識分子轉化的一個過渡性群體，兼受傳統教育與新式教育。據有關研究表明，自19 世紀末以來，尤其是廢科舉之後，士紳群體中約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說有近30 萬人通過各種途徑，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學堂學生為主體的新知識階層。這個階層始於戊戌維新時期，隨著科舉的廢除和新學堂的創辦，其隊伍迅速壯大。
必須指出的是，科舉制度不只是一種官吏考詮制度，而是一種包含著對知識階層的作用、價值及地位積極認同的制度，更是一種在實踐上保證知識階層社會精英受到政府僱傭、受到社會普遍尊敬的制度。廢科舉後，新知識群體的社會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證，不少人被摒棄在政治權力之外而被邊緣化。這對懷抱經世目的、現實政治關懷強烈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譬如好談政治的胡適發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吶喊，五四運動的猛將傅斯年立志「要以教書匠終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終究沒有成為一名政治家而成為一名地質學家。因不能直接參政議政，不少讀書人只好發揮坐而論道的長處，有些人連論道的機會都沒有，只好苟活於世。於佑任曾對馮玉祥說過：「在中國，只要作對聯、祭文、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哪個把他們瞧在眼裡。」11這廖廖數語道出了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悲慘境遇。
三
文化是一個由知識、思想、觀念、信仰、習俗等組成的意識形態系統。傳統鄉村文化作為鄉村社會心理的積淀時刻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由於科舉制度的發展與成熟，中國鄉村社會沉積了大批士人，他們既承擔著維系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任務，又承擔著維持鄉村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科舉制度的廢除對鄉村文化產生重大影響，扼要而言：
首先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政治被視為統治階級的專利，官民相隔，這就決定了必須藉助第三種社會力量來溝通官民關系。紳士作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溝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維護基層社會的秩序。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12廢科舉後，鄉村紳士失去了晉升的路徑和希望，他們或投入新式學堂，或加入社團組織，以尋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間。而這些近代性的機構幾乎都幾集中在都市，於是他們紛紛走出鄉野，踏進都市。這造成了鄉村精英人才的急劇流失，因此民國時期地方官員「最堪憂慮者，厥惟士紳不安於其鄉」。而留居鄉村的士紳素質卻不斷惡化，「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廖廖無幾」。13這不但使鄉村政治文化的發展缺少後勁與活力，而且也使鄉村權力架構和政治環境極大惡化。在鄉村社會中，殘存的鄉紳勢力已是軟弱不堪，一些原來處於鄉村邊緣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會道門頭目、幫會分子乘機控制了基層社會，「他們大多希望從政治和村公職務中撈到物質利益」。14這樣傳統村莊領袖不斷被贏利經紀人所取代。
其次體現在文化生態方面。雖然廢科舉後不少鄉村也創辦了學堂，然而新學堂很難博得大眾尤其是鄉村民眾的贊同。這是因為新學堂在大多數人眼中遠不如昔日書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識啟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對新學堂抱有成見並且鄙視新學堂，「說什麼學校裡面唱歌、體操和剪紙、拌泥等手中勞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舉已廢，吾家子弟，可不必讀書」為由抵制新學堂15，這使新學堂始終不能成為鄉村文化延續和發展的推進器。況且學生在學堂所學得的聲光化電、法理稅則和歐羅巴、亞西亞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都市的，它們與鄉村社會不僅隔膜，而且遙遠，學生畢業後也不再回到鄉村。這造成鄉村文化生態鏈中斷，進而導致鄉村文化生態的失衡與退化。
四
科舉制度廢除後，新教育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清末，全國各地學堂數量直線上升，學生規模急劇壯大。1906年為23,862所，計545,338人；1907年為37,888所，計1,024,988人；1908年為47,955所，計1,300,739人；1909年為59,117所，計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滅之時，學堂數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學生總數高達近300萬人。民國時期，新學堂不斷增加，學生數也猛增。1915年全國各地新學堂為129，739所，學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學堂為178 ,981所，學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學堂為213,010所，學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學堂為320,128所，學生18,625,469人。這顯然是廢科舉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後果。
隨著新學堂的大規模興辦，從幼兒園到研究院，各級各類學堂配套成體系，這表明資產階級性質的現代教育體系基本確立。特別是女子教育的出現，把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納入教育中，擴大了教育對象。人們的知識結構也在廢科舉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由於新學堂猛增與教育內容更新的結果。據統計，在清末普通學校里，傳統的經典知識只佔27•1%，而數理化等新知識佔72•9%。民國初年，普通學校里傳統的經典知識僅佔8•4%，而數理化等新知識已佔91•6%。16此外，課堂教學中逐步採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促進了教育從高深的書齋走先廣闊的社會，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與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識字率。據統計，1908——1933年全國有小學畢業生7140萬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6%，統計全民識字率約為26%。17
然而科舉制度的廢除給近代新教育的發展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首先是新教育出現貴族化傾向。科舉教育或多或少帶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讀結合，以自學為主。黃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史要》一書的序言中說：「科舉廢，學校興，轉不免多少帶貴族教育的意味。」這體現在廢科舉後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分布在城鎮，不象科舉教育那樣遍地開花；而且學費也可觀，不象科舉教育那樣低廉，並且還有名額限制。人們感嘆道「自有學校以來，求學機會反不如科舉時代之廣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傳統的私學教育，教師設館教學，因人施教，這不僅有利於教師把握所傳授學問之深淺，也便於師生之間情感的交流與志趣的契合。而在廢科舉後開啟的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識傳播而忽視人格養成。它不問學生程度如何，按班組織教學，學校教育「多變成整套的機械」式的，機械刻板，「使學生立於被動，銷磨個性，毀掉性靈」，教師也無法因材施教，「其學業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師生之間「除了堂上聽講之外，絕少接談的機會」18。這樣，新教育不可能象傳統教育那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人文精神。最後是新教育依然沒有脫離科舉陋習的侵蝕。科舉制度雖然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浸淫千餘年的科舉遺毒和習慣勢力卻不可能一下子從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就發現「當時的北大，就文科方面來說，所講的已覺不是應科舉考試的『舉業』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學生思想還是科舉的一套，還是以學校畢業作為功名利祿的手段，認為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等資格」。19
五
西方社會經過工業革命後進入近代，出現了社會高度分化，並導致社會角色專門化，其中知識群體與職業官僚發生了制度性的剝離，出現了學術專門化趨向。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學而優則仕」思想觀念的束縛，社會體制必然限制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和職業化規范的形成。美國學者賴文遜曾說過，中國「學者的人文修養，是一種與官員任務略不相及的學問，但它卻賦予了學者以承擔政務的資格；這種學問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需要技術效率之官員職能的履行方面，而在於為這些職能提供文化粉飾方面。」而「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意義」。20這種制度化的一身二任與近代社會專業的分工原則相背離。
隨著西學東漸，中國學術由於政學不分而缺乏獨立品格的現象越來越明顯，人們要求學術獨立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近代中國一些敏銳之士在放眼世界過程中隱隱約約覺察到這一點。薛福成是較早認識到學術專門化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講求的學問「有算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天學、地學，及一切格致之學；而一學之中，又往往分為數十百種」，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專長，各盡所用」。21而嚴復則認為「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學問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於是提出「治學治事宜分二途」的辦法，也就是把「名位」分為政治名位與學問名位，「學問之名位，所以予學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們在呼求學術獨立之時，把矛頭直指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廢除在實踐層面上促進了仕學分途，學人擺脫了長期以來揮之不去的「讀書做官」思想的束縛，開始關注學術的獨立品格，認識到「治學與做官是兩途而不是一途」，主張「為學問而學問」，不少人如陳垣、黃侃更是退出政壇而專心治學。
學術話語也隨科舉制度的廢除而發生轉換，白話文的出現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就是例證。科舉制度的廢除割斷了舊式文章與功名利祿的聯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產」的憑借，從而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掃清了道路。如果科舉制度不廢，時文與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門磚，那麼中國的讀書人仍要「鑽在那墨卷故紙堆里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胡適在當時曾說過「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23這不僅僅是一場學術話語的革命，更是一場意義上的革命，因為它改變了過去人們所慣習的思想活動路徑。
科舉制度的廢除還大大推進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首先是學術地位的專門化使學術不再成為附庸，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獨立發展。由於科舉的廢除使四書五經失去獨尊地位並導致經學衰微，這使以經學為主導的傳統學術格局逐漸解體，各門學科的分化與獨立從可能變為現實，於是分支學科相繼獨立，如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法學、哲學等。學術地位的專門化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獨立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其次是學術方法的科學化使知識分子的心靈、知識和經驗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壯大了現代學術隊伍。學人們在廢科舉後摒棄了傳統學術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歐美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愈來愈強調「學術自身的使命與尊嚴」，主張「研究文學，決然不再做古人的應聲蟲；研究文字，決然不再向四目蒼聖前去跪到；研究語言，決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學圈子裡去瞎摸亂撞；研究歌謠民俗，決然不再說五行志里的鬼話；研究歷史或考古，決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這樣，現代性學術隊伍的形成和壯大，促進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與繁榮。再次是學術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學術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包袱。費正清曾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書寫文字並不是中國農民藉此可以獲得真理和知識的敞開的大門，而是阻擋其上進的攔路虎，……它是鑽研學問的障礙而不是助力。」 廢科舉後八股文的沒落與白話文的出現以及因新文化運動引發的學術形式改革，譬如採用漢語拼音、標點符號、阿拉伯數字、橫行排列、章節體裁等，讓學術脫掉貴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裝，這既有助於有志之士進入學術堂奧，也有利於學術的普及與推廣。最後是學術靈魂的產生和學術重鎮的出現，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一批舉足輕重的學術帶頭人在二十世紀初紛紛脫穎而出，試以清華研究院為例，如梁啟超是近代各種新學術的倡導人，王國維是近代人文新學術的代表，趙元任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李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這些人對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發展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北京和上海兩地則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師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的重鎮。因此，梁啟超直率指出現代學術之所以有進步路徑「這里頭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此言不虛。
雖然科舉制度已被廢除，但學術領域中的科舉殘余卻沒有因此被清除。這體現在學人專營「術」而忽視「學」，「人多喜作政客，鮮為學者」25，「結果名是成了，學問卻談不上」，「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26這是傳統的「讀書做官」思想餘孽作祟的結果。為此王國維斷言中國學術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27。
總而言之，科舉制度的廢除不但影響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而且也關繫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因而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僅是中國政治改革一個重大決策，同時也是中國文化轉折一個十字路口。
注釋：
1 林樂知：《中國教育之前途》，《萬國公報》第39本，華文書局影印本，總24014頁。
2 李世弼：《金登科記序》，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考選委員會1936年，第384頁。
3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頁。
4 吳虞：《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
5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頁。
6 轉引何曉明：《百年憂患》，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頁。
7 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第54頁。
8 魯迅：《忽然想到•六》，《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5頁。
9 王泛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頁。
10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社會變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11 馮玉祥：《我的生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頁。
12 轉引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1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頁。
14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
15 鍾叔河等編：《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頁。
16 袁立春：《廢科舉與社會現代化》，《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17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頁。
18 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頁。
19 馮友蘭：《「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後的清華》，轉引章開沅等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頁。
20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6頁。
21 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頁。
22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89頁。
23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246頁。
24 轉引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頁。
2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1冊，遼沈書社1993年，第80頁。
26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56—457頁。。
27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遺書》第3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頁。

㈩ 歐洲地理學之父是誰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5一前193）生於希臘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昔勒尼回（cyrene，在答今利比亞）。他在昔勒尼和雅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詩人、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不過他的成就則主要表現在地理學和天文學方面。

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學家推崇為「地理學之父」，除了他在測地學和地理學方面的傑出貢獻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第一個創用了西文「地理學」這個詞彙，並用它作為《地理學概論》的書名。這是該詞彙的第一次出現和使用，後來廣泛應用開來，成為西方各國通用學術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