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地理學

1. 經濟地理學的現狀與趨勢

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
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
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如今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當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當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中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基該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如今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對於上一年，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中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中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中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2. 人文地理學的現代階段

由過去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以及適應論轉變為和諧論。這是由於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口膨脹、工業增長、城市化過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區出現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資源匱乏以及社會問題嚴重的現象，過去的人地關系理論已無法反映現實和指導人類的合理行動了。
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人文地理學者主張以和諧論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70年代以來，分析並和諧人與環境的關系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新課題。
1980年 8月底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英國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環境變化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繁的處境中，如何去和諧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 50年代系統論創立以後，迅速成為各學科的基該方法論。美國地理學家E.A.阿克曼於1965年提出地理學者應當探索許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賴的變數的一種系統的概念，從時－空角度處理人與環境的系統。6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已在研究生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地域系統方面作出貢獻。
定量計算和系統論思想的引進，使地理學開始採用模型來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現象。瑞典地理學家T.哈格斯特朗用歸納模型說明新事物浪潮特徵，用隨機模型來預測新事物擴散概率，引起廣泛注意。英國學者喬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學的模型》(1967)和D.W.哈維《地理學的解釋》(1969)，對地理學採用模型探討實際問題起到很大促進作用。 以及社會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為科學興起後，出現了行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為研究在地理學中十分盛行，通過研究不同人類社會集團、階層、階級對不同環境的反應和行為決策這一過程，使地理學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決策可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旅遊事業的蓬勃發展，旅遊收入對於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遊地理學發展很快，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分支。人類以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形式存在，各集團的不同文化既是社會環境的組成部分，又是人們行為制約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研究空間中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差異的社會文化地理學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時，許多國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促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帶來居住、就業、交通、環境等一系列城市問題，使城市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逐漸居於重要的地位。 傳統的人文地理學以小區域研究、經濟區劃和文化景觀類型為其主要論題，則轉向分析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為主，涉及國土整治、環境保護、貧窮和飢餓、種族歧視、資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問題。人文地理學論題的這種方向性轉變，即所謂關聯運動。傳統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是將復雜現象的組合分裂開來，以便分別研究整個復雜環境中的各個成分，從而導致學科分化階段。20世紀中期以來，人文地理學開始面向社會問題，從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學科人為界線，出現新的綜合。
此外，7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兩種人文地理學主張：
一為人本主義地理學派，認為數量運動的機械模型壓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主觀性，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地理學，致力於觀察具有特殊空間概念的社會結構，研究它們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理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一為激進地理學派，由於60年代後美國經濟衰退，階級、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學者認為首先應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為革命性的變化提出建議。他們創辦了刊物《對立面》，宣傳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
此外，部分學者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武裝地理學，提出新的綜合論方向，反對學科分裂和專業化傾向。

3. 環境地理學的研究進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布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現在，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於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辯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現狀與趨勢
二戰後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現在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我國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
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我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我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我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我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對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幾點思考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4. 什麼是結構主義地理學

20世紀中葉，人文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閉自守的學科，而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卻呈爆炸式的發展。其起點是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對既有觀點和方法的挑戰，1950—60年代的實證主義和空間分析受到各種非議，結構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方法逐漸融入人文地理學，也給人文地理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約翰斯頓在其《哲學與人文地理學》（《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書中，將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學派從哲學角度歸結為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及其結構主義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概括起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具有鮮明特點的階段。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與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一樣，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論是通過其它社會科學引入到地理學中的。事實上，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是皮亞傑（J. Piaget），他注重作為結構轉換（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過程的知識獲取的研究。他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關於兒童如何學習空間幾何的研究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大的影響。他發現：在人們的心理發展過程的每一階段都與前一階段在量上存在差異，並且在每一階段都是新要素與已有要素合而為一，所有的要素再統一和協調起來，與「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隨意信息），這就是所謂的結構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徵。從皮亞傑的實驗獲得的啟示是：在兒童對空間構思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四個主要階段，但該實驗並未延伸到傳統地理學的研究領域（J. Piaget，1971）。高爾德（P.R. Gould）提出「雖然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直接對兒童學習空間、周圍環境和幾何學與拓撲學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但他並未論及兒童所擁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及他們學習這些映象的方式」。高爾德主要研究了「優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對某些場所（place）的反應態度。但有另一些學者更多注重的是對地理知識（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獲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這些研究中，包括了許多有關皮亞傑結構主義認知地圖方面概念，但是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結構主義的觀點，僅僅集中於人們所知道的東西及其他們獲得的途徑，並且在這些研究中間，具有很強烈的實證主義色彩（D. Gregory，1978）。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維（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作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象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能夠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使人類的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取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著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同時又有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的性別的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同時，結構馬克思主義、皮亞傑的發生心理學等對地理學的影響並未消失殆盡，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過這一時期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象第一階段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那樣，不再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內容。

總之，這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不斷的發展和演化，逐漸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去，並且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5. 美國地理學史的近代地理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地理學的各自然分科在加速了獨立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被相鄰地學學科吸引
的趨勢。氣候學、地貌學和生物地理學逐漸相應地歸入氣象學、地質學和生物學。30年代初，I.鮑曼寫了《地理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書後，地理學在美國社會科學界取得應有的地位，成為自然和社會的兩棲學科。人文地理學分支得到進一步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農業部出版了V.C.芬奇和O.E.貝克的《世界農業地理》。1925年，克拉克大學創辦《經濟地理》雜志，從20年代到40年代登載了世界各大洲的許多農業地理論著。20年代起，城市地理學開始發展，先後出現研究城市結構的同心帶學說、扇形學說和多核心學說(見城市地域結構)，這些學說成為建立地理空間模式的第一步。 60年代末以來，美國地理學的另一重大變化是激進地理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出現和發展。這主要是西方世界的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突出，以及第三世界民族斗爭激烈所促成的。1969年克拉克大學創辦了激進地理學刊物《對立面》。一部分地理學者主張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地理現象，並重建地理學思想和實踐。R.皮特在其編輯的《激進地理學》一書中指出「作為一門完整的革命科學，馬克思主義為地理學的激進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74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主義地理學家聯合會(USG),並發展有廣泛的國際聯系。
由於地理學人文化傾向的加強和地理學思想的不斷變化，美國地理學的自然的和人文的地理學分支學科為數眾多，區域地理研究涉及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思想流派雖然在美國地理學發展史上發生興衰變化，但彼此也並未完全取代。現代美國地理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現象。 普雷斯頓·詹姆斯著，李旭旦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

6. 《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讀後感

[《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讀後感] 作者根據自己的有限閱讀（特別是從中外學術研究和論文寫作的對比角度），來探討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存在的方法論問題，《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讀後感。作者指出了我國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論的五點不足之處，即問題意識、學術史意識、與同行對話意識、理論意識以及學術規范意識方面的不足。 通覽全文，所謂的五個問題意識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得到了全面體現。對於文中將科林伍德稱之為科學家，本人覺得改為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應該更為妥當。寫論文首先要有論題，就牽涉到論題的選擇。文中的所謂問題意識，就是學術研究（包括論文寫作）的題目要有意義性，而不是盲目性的去寫一些毫無意義的文章。作者在指出學術刊物上存在此類問題意識較弱的同時，也指出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即教育體制與學術評價機制的問題，以及講問題氛圍的缺失。的確，在現今關於教育體制和學術評價體制問題在很多高校和學科中存在。在信息化的時代，找資料有益處，也有負面的影響。因為一檢索就出來許許多多學術論文來，在這些參差不齊的文章中不知有多少是不合格的「商品」。近來一些學術抄襲問題也是屢有發現，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這些都同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的功利化有關，任務化的學術研究是短見的。康德當上教授後，十年沒發表一篇文章，潛心研究批評哲學。十年後，他發表了《純粹理性批判》，僅憑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學史上的不朽地位。而現在有的學者寫了許許多多的文章，其中的含金量又在哪？ 其次，寫論文要有資料，好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文中的所謂學術意思，就是要了解相關問題或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這樣既可以避免研究中無意義的重復性，同時也可以借鑒他人的學術成果。好在當今的科技發達，特別是搜索功能的強大，對於這個問題是大有幫助的。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過去與現在學術成果的對待問題。與同行對話意識問題中也存在這種情況。文中提到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一書很少被提及，原因之一是同時代的人沒有花費時間去閱讀，讀後感《《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讀後感》。正如被稱為歷史哲學真正奠基者的義大利人維柯的《關於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則》未受同時代的人重視，直到身為後輩的德國人赫爾德繼承與發展了他的思想。而對於過去的學術成果也不要盲目的繼承。現在有一些人總喜歡搬出過去知名學者的話語作為論據來證明自己的命題。隨著時間的變遷，學術研究也存在時間限度。所以對於現在的學術成果要給與重視，因為當代的研究更具有寬度與時代性。特別是同行的研究，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更多的同行之間的互相探討與借鑒，才有可能造就學術的輝煌。因此，與同行的對話也可以成為論文寫作的資料之一，這種資料更有研討性與現實性。 所謂的理論意識，就是寫論文的指導方法與思想。文章中提到的不管是激進地理學、人文地理學，還是行為地理學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等等，都是從不同的方面或方法來研究問題。有的注重空間，有的注重政治或經濟方面。而量化方面的抽樣調查、量表技術等一些方法被帶入研究中。好比論文研究什麼方面，是寫政治方面還是文化方面等等。用什麼方法去進行研究，是用比較的方法還是假設法等等。正如文中所講的理論的構建是比較復雜的問題，它需要事實的論證和時間的推敲。對於文中作者所提到的「鑒於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發展理論」看法覺有不妥之處 ，似乎我們的研究活在理論的框架內。作者提到的研究時的態度是值得思考的，在有些人看來，這些處理方法更像是理想化的。 最後提到的學術規范意識，就像是論文寫作中的引文和文獻參考的處理問題。引用他人的成果要標明來源，既是尊重作者，更是尊重學術。而不是像斯賓格勒那樣「不厚道」，在整個《西方的沒落》中，他只感謝了兩個人：歌德和尼采。他的書中引用了大量同時代人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們放在注釋中簡單了事，有些甚至根本隻字不提。 讀完這篇文章後，會豁然發現所謂人文地理學研究中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不僅僅存在於人文地理，或者是地理學中，它也同樣存在於其他學科中。原本看到這題目時，覺得有一種宏大感，特別是若干問題等字眼，但讀後卻有一絲的失落感。若為人文地理學研究中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的話，本文似乎有所淺顯，深度有所欠缺。後來網上一查，發現作者在給其所在學校的研究生的報告用的是《我國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的標題，覺得這個更為貼切。估計是人文地理雜志的編輯改的吧。總體上文章條理清晰，也是通俗易懂的，而且也確確實實的反映了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識問題》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7. 結構主義地理學的形成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維（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做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 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像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擇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又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性別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這時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再具有系統的研究，並且不斷地發展和演化，組建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並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8. 有一個很憤青、很激進的老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每次上課全學校都知道是他的課，他上課總是激情四射，同學們都要注意他的出發點，不能有駁他的觀點，很是無奈他的觀點和對待一些事情的態度。

9.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學歷年真題

去考研bbs上自己找吧，多的是，嚴重推薦。
2004年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學（旅遊方向）旅遊地理學試卷
一， 名詞解釋
1， 丹霞地貌
2， 旅遊增加值
3， 空氣溫度垂直遞減率
4， 華夏文明旅遊帶
5， 《貨值列傳》
6， 生命周期理論
7， 旅遊地區社會容量
8， 心理物理學派
9， PATA
10， 旅遊區劃的主導因素原則
二， 簡答題
1， 簡述影響旅遊決策行為的主要因素
2， 為什麼國內外對旅遊地的綜合評估主要集中在自然風景地
3， 旅遊線路設計必須考慮的基本因素
4， 舉例說明城市RBD的主要類型
三， 論述題
1， 試以旅遊地空間競爭說明為什麼同一地域的石林只能選其最好的一個開發而放棄並保護好其他的。
2， 請解釋旅遊地（旅遊資源）的綜合性評估的意義和特點
3， 試以實例說明影響主題公園布局的因素及他們之間的關系

2003年上海師范大學旅遊地理學
一， 名詞解釋
1， 旅遊時間比
2， 特爾菲法
3， 溫度-濕度指數
4， RBD
5， 旅遊心理容量
6， 旅遊區
7， 旅遊流
8， 旅遊通道
9， 京華古今風貌旅遊帶
10， 旅遊開發規劃
二簡答題
1， 簡述影響旅遊需求的要素
2， 大尺度旅遊空間行為表現那些特點
3， 簡述喀斯特洞穴旅遊資源的特點及在旅遊開發中要注意的問題
4， 簡述主題公園的特點
二， 分析問答題
1， 結合我國西部開發的實際情況，如何利用旅遊對區域的經濟的積極影響，抑制其消極影響
2， 試述近期國外旅遊地理學發展有哪些趨勢
3， 舉例說明旅遊賓館宏觀選址要考慮的因素

上海師范大學2003人文地理試題

1. 填空題（每空1分，共12分）
1.1 地理學的特性主要是（ ）、（ ）；
1.2 文化由（ ）、（ ）|和（ ）三個層次組成。
1.3 第一產業指（ ）；
第二產業指（ ）；
第三產業指（ ）。
1.4 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指（ ）
1.5 原始宗教主要指（ ），民族宗教主要有（ ），
世界三大宗教是（ ）。
2. 解釋下列術語：（每個2分，共10分）
2.1 文化
2.2 拉采爾
2.3 人口容量（人口承載力）
2.4 綜合國力
2.5 領土
3.辨析下列術語（指出相互區別，每個2分，共18分）
3.1 形式文化區、功能文化區、與鄉土文化區
3.2地理環境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可能論
3.3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石油農業、生態農業）
3.4種族、民族、國民
3.5旅遊的客源地與目的地
3.6文化景觀與文化區
3.7城市化與逆城市化
3.8環境、資源、能源
3.9傳統文化與流行文化
4. 辨析題（每個2分，共11分）
4.1指出下列問題研究基本屬於那種研究方法，為什麼？
（1）中國的地方誌；傳統的區域地理學
（2）中心地理論、區位論；
（3）一批激進地理學家研究認為城鄉地域差別是資本主義本身造成的；
（4）行為地理研究，文化地理研究、歷史地理研究
（5）利用數理模型說明區域發展的社會經濟結構
（6）通過研究人的行為偏好，探討生產力布局特點
（7）通過調查研究找出某一區域與其他區域的不同
4.2 指出下列現象屬於那種擴散，說明原因
（1）傳染病的擴散
（2）巴黎、羅馬發布新時裝的流行趨勢，之後在香港、東京、上海開始流行，在以後在各省會大城市開始流行；最後在中小城市乃至農村流行。
（3）在沒有現代媒介以前，新生產技術新生產工藝的流行。
（4）中國飲食文化在歐美、東南亞的流行。
5. 論述下列各題（88分）
5.1 利用文化整合的思想論證推廣普通話的重要性。（6分）
5.2利用人口地理理論說明我國改革開放後人口「孔雀東南飛」的現象的原因，對中西部發展的影響。談談你對解決西部人才匱乏的辦法（12分）。
5.3 我國為什麼南方的方言比北方的方言多。？
5.4分析中東地區和歐洲巴爾乾地域沖突的潛在宗教影響因素。（8分）
5.5分析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地理優勢。（10分）
5.6試論保護文化多樣性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12分）
5.7為什麼說種族、民族沒有優劣之分？為什麼各種族、民族之間經濟發展狀況、文明程度又有很大差別？（12分）
5.8全球化將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反全球化的社會動因是什麼？（12分）
5.9分析西部大開發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意義。（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