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地理學

『壹』 演化經濟學未來發展面臨時的挑戰有哪些如何去應對

目前，有相當多的經濟學者仍把演化經濟學看做是一種與行為經濟學或者實驗經濟學相類似的經濟學分支學科。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價值。……從其科學性質來說，演化經濟學具有三個基本特徵。
首先，達爾文革命和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在西方世界催生了有機的、系統論的和動態的世界觀，現代演化經濟學就建基於這種新的世界觀之上。與演化經濟學相反，目前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仍是以機械的、還原論的和靜態的世界觀為基礎，這種經濟學無法處理經濟系統的許多關鍵性特徵，如多樣性、新奇、徹底的不確定性、質變和系統協同效應等。因此，面對現代日益復雜的經濟世界，它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缺陷。現實呼喚一種新型的經濟學，現代演化經濟學就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而得以復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演化經濟學主要是一種科學新範式，而非一門定義狹窄的經濟學分支學科。
其次，從經濟學自身的角度來看，作為一種科學的新範式，演化經濟學實際上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相並列的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經濟思想史中，雖然馬克思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演化經濟學的其他先驅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屬於同一種經濟學研究傳統，而且演化經濟學的主要奠基者凡勃倫和熊彼特也深受馬克思的影響，但是演化經濟學的現代流派仍形成了獨立自主的和非常豐富的研究視角、分析框架及富有解釋力的理論。當然，與前兩者具有高度統一的分析框架不同，目前演化經濟學內部的眾多流派仍處於相對分裂的狀態，缺乏一種嚴密的分析框架和系統的知識體系。盡管如此，在演化經濟學內部，目前已經形成了創新經濟學、演化經濟地理學、演化發展經濟學和演化產業經濟學等相關的研究分支。
最後，演化經濟學還是一種跨學
科的交叉研究領域和方法。
這種跨學科具有兩種含義：
其一，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在不斷吸收自然科學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並與之互動中得到發展的，它廣泛地吸收了進化生物學、自組織理論、協同論、復雜系統理論、演化心理學、認知科學和人工智慧等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成果。
其二，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跨越了經濟學和管理學等許多學科。……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演化經濟學的思想一直就是我國科技管理研究的主導範式。……
應對：在這方面，繼續引進西方演化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仍是有必要的。例如，比較系統地把西方演化經濟學的凡勃倫—康芒斯獎、繆爾達爾獎和熊彼特獎得主的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術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供參考。

『貳』 經濟地理學有哪些經典理論學說

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來的新自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
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
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
1980年代以來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
1990年代以來文化和制度轉向
200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

『叄』 環境地理學的研究進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布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現在，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於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辯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現狀與趨勢
二戰後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現在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我國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
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我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我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我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我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對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幾點思考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肆』 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優勢與不足有哪些

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區域經濟收斂與發散。理論上，主流經濟學內部不同學派往往基於不同假設，得出不同結論，有時甚至相互矛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構建一種市場會自發糾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世界觀，即要素自由流動會導致區域經濟收斂。國際貿易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都推斷出區域人均收入水平將在長期內趨於一致，盡管其實現機制並不完全一致。國際貿易理論多運用比較靜態的方法，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推導出自由貿易將導致兩國相對工資水平與相對利率趨於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動，則地區間的真實工資與真實利率也將一致。新古典增長理論則運用動態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閉經濟體盡管初始條件有差異，但由於資本報酬遞減，會導致地區間增長率的條件收斂，並最終在長期內導致收入水平的絕對收斂。總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多從供給側要素出發，推導出區域經濟收斂。

另外一些理論則展現區域經濟發散的景觀。如循環累積因果理論指出循環累積因果和規模報酬遞增將導致區域經濟發散。具體而言，發達地區較大的總需求會導致更多的總生產，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資本不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經濟一輪又一輪的循環累積因果，發達地區總需求和總供給都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斷提高。最終，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趨於發散。這時市場不會自發縮小區域差距，政府幹預才能縮小區域發展不平衡。此外，區域內生增長理論，強調規模效應、集聚經濟、干中學、知識溢出效應、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等，區域經濟發展將呈現「馬太效應」，區域經濟不但不收斂，反而差異不斷擴大。

在經濟地理學中，20世紀60年代末期，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興起，提出了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旨在闡述資本主義條件下區域經濟體系的增長與衰退。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區域經濟體系的收斂與分散是偽問題，因為從長時段來看，資本出於不斷增值目的會在地區之間不斷來迴流動，就像坐在蹺蹺板上一樣，導致地區之間增長與衰退的循環往復以及周期性的產業重構。資本出於增值目的會大量湧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區，資本湧入地經濟快速增長，資本退出地經濟相對衰退。隨著資本在湧入地不斷積累，盈利率不斷下降，這時資本會再次回到上一輪的退出地，因為上一輪資本退出導致勞動力與土地價格下降，這反而為下一輪資本盈利提供了條件。因此，從長時段來看，為了實現最大資本積累，資本會在地區之間不斷來迴流動，不同地區會在增長與衰退之間不斷進行角色轉換。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不僅關注資本空間過程，還關注勞動力空間過程及其與資本積累與區域不平衡發展之間的關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的勞動力空間重構，指出舊有勞動地域分工表現為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差異。不同地區盡管產業結構不同，但都布局有企業總部、研發機構和生產車間，分布在各地區的不同產業的企業總部和研發機構都開始向特定地區匯集，而生產車間留在了邊緣地區，形成了新的勞動地域分工。實現最大資本積累同樣是勞動力空間重構的根本原因，這一過程強化了區域不平衡發展。因為經過勞動力空間重構，更多利潤留在了總部與研究機構所在地，而生產型地區所留的利潤變少。可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更多地從資本的空間過程和勞動力的空間重構角度理解區域不平衡發展問題。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迅速，穩定的經濟環境為福特式生產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法國調節學派分析了在福特主義下由大生產和大消費構成的積累模式如何與由貨幣制度、勞資關系、競爭形式、國家干預和國際經濟體系構成的調節模式相適應。但是，20世紀70年代後，資本主義國家經常遭遇社會騷亂、匯率浮動、石油價格波動和國際債務危機，並且出現了市場飽和、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等新變化。充滿不確定性的、快速變動的外部市場環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產不再適用，而要求出現一種能夠快速應對市場變化的新型生產組織模式，即彈性專業化生產。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國和西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許多以福特主義生產為特點的地區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後福特主義為特點的地區開始快速興起。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地理學對產業集群或新產業區展開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對地區產業競爭力提升和創新的影響，關注地方的特定製度、社會基礎與文化因素如何與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形式相適應，從而靈活應對快速變動的市場。一些過於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貨幣制度、競爭形式、國家干預和國際經濟體系這類宏大調節模式逐步被摒棄。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常變動的市場環境，企業家需要靈活調整勞動力、資本投入、工資、價格、上下游產品供應量以及產品設計等。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模式與這些新需求相適應。在網路式的生產組織中，企業等經濟主體往往需要及時共享信息，共同解決問題，共擔風險，加強合作與互惠等，這時正式合約不再重要，以信任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因素開始突顯其重要性。以信任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較長時間的日常生活與社會互動中形成。經濟地理學還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如地方風俗習慣、行為規范和法律法規等。總之，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與文化轉向基於非經濟因素理解區域發展，強調了地方尺度特定製度、社會基礎與文化因素與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模式相結合，可以更好地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
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經濟地理學開始將知識、學習和創新看作是區域競爭力的源泉，形成了區域創新系統和學習型區域等理論。這些理論也多受經濟地理學制度與文化轉向的影響，強調信任和緊密的社會聯系會將創新主體粘連在一起，這有助於降低創新不確定性，促進區域內隱性知識傳播和集體學習。經濟地理學的加利福尼亞學派將交易成本概念應用到新產業區研究中。在企業層面，企業在權衡內外部交易成本後會採取垂直分散化生產組織方式。在地區層面，大量處於同一產業領域的生產商和銷售商保持地理臨近，有助於應對市場風險和降低交易成本。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經濟地理學認識到新區域主義的不足，開始將全球力量納入區域發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聯系視角（賀燦飛和毛熙彥，2015）。最初，一些超級全球化論者認為，隨著交通和通信技術進步，資本將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游牧」，搜尋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點。區位變得不再重要，地理將走向終結。然而，新區域主義者卻認為地方獨特的制度、社會與文化要素仍將吸引經濟要素向特定地區匯集，導致持久的地理發展不平衡。在與全球化論者的爭論中，經濟地理學者逐步認識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實際上是並行不悖的過程，經濟活動一方面在全球范圍內水平展開，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區得到深化。新區域主義的不足在於其僅從區域內部尋找區域競爭力的源泉，卻忽視了全球化力量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實際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內部力量與區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織共同推動區域發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復雜互動關系才能更好地認識區域發展。這一時期，區域發展仍然主要體現為產業集群發展，只是研究視角由新區域主義向全球—地方聯系視角轉變。

21世紀初，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全球價值鏈與全球生產網路不斷形成且日益深化，經濟地理學開始關注地區企業價值鏈升級等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盛行，國家力量下降和國家邊界打開，在跨國公司主導下，全球范圍內不同地方微觀經濟主體直接聯系在一起。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開始由區域產業集群轉變為全球生產網路及其價值鏈。在分析方法上，經濟地理學摒棄了全球—地方聯系的分析方法，採取了立體網路化的研究方法。經濟地理學試圖對全球范圍內不同地方的微觀行為主體、制度及其復雜關系做全景展示，從而細致描繪全球生產網路背景下地區企業價值鏈升級。

在理論層面，經典區域發展理論未觸及區域產業演化的歷史軌跡，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區域產業演化路徑以及區域新產業發展路徑的形成。主流經濟學雖然強調區域要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但要素稟賦較為相似的地區往往可以形成迥異的產業演化路徑，主流經濟學對這類問題無法提供較為詳盡的回答。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多在較為抽象的層面上探討資本在空間上的矛盾運動，實際上很少涉及具體產業發展問題。20世紀80年代後，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與文化轉向考察了非經濟因素對區域產業集群增長的影響。全球—地方聯系視角突出了外部聯系對增強產業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經濟地理學開始在企業層面考察跨國公司與後發地區企業之間的關系，區域發展基本等同於後發地區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的攀升。就區域發展而言，制度、文化和關系轉向的共同點在於，其都將區域發展看作是現有產業或現有企業的增長，卻忽視了區域發展還包括新產業進入和舊產業退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創造性破壞」過程，新經濟活動不斷出現而舊經濟活動不斷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發展是一個新產業不斷出現而舊產業不斷消亡的動態過程，這是演化經濟地理學的肇始。經濟地理學要分析區域產業演化的歷史軌跡，挖掘區域現有產業發展路徑如何規制或約束著新產業的產生空間，探索區域產業演化中的非線性變化。

『伍』 經濟地理學的現狀與趨勢

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
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
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如今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當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當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中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基該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如今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對於上一年，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中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中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中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陸』 求大神翻譯下面的英文文獻，謝謝！

近年來，熊彼特的長期經濟變化的觀點和創新經濟的重要性已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提供了有趣的解釋（Freeman & lourc¸一，2001；熊彼特，1951；學校¨N，2000；間，2005）。這樣的分析可以通過合並匯總技術理論的變化和長波進行（Freeman & lourc¸一，2001；學校¨N，2000，2005；麵包車Duijn，1983）與現在的新興演化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伯斯克瑪&弗蘭肯，2006；弗蘭肯，van Oort，支持，和伯斯克瑪，2004；Lundquist，奧蘭德，和Svensson Henning，2005）。以前，我們已經從長期的角度分析了製造業的瑞典經濟的轉型（Lundquist等人。，2005），但現在是時候進行更明確的分析也製造和支持經濟增長的減速機構服務之間的互補性成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隨時間的變化。
在這個新的利益服務的事實是，有研究表明，生產者服務業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現象的出現，如「servicefication的製造業，反射，例如，服務功能的傳統製造企業在內部生長。事實上，這個過程是平行的外化和從製造服務職能外包圖靈公司是另一個例子，像是概念，商品越來越是運營商的服務，並在製造業和服務業相互作用生成新的類型的產品和服務。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以熊彼特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地理學的背景，分析了戲劇性的重組過程，發生在瑞典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解剖，對生產性服務業增長方式的作用為重點。我們將以顯示一個新的和更完整的瑞典轉化過程中的圖片，也包括生產CER服務。本文是在瑞典技術的轉變，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綜合分析的第一步。分析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與木頭做的論據（2005）在「通知」的方式來服務經濟轉型與增長的優點。本文將說明為什麼這種方法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後，越來越多的相關。

『柒』 求翻譯成中文（不要給有道的版本...）

區域的後果，復或者說，基礎，制這些轉化過程也仍然被發現。在經濟增長的區域尺寸的興趣不斷增加（克拉克，費爾德曼，&格特勒，2000；Storper，1995），它已被惡魔發現，區域發展軌跡的認識增加可以通過縱向系統的觀點在區域生長的研究應用得到（Lundquist &奧蘭德，2001）。雖然我們可以確定不同區域的足跡技術與演化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預期一致的技術轉移，我們可以期待不可預見的發展路徑的所有地區。的發展取決於在該地區國家的作用（和越來越多的國際）區域系統。如果我們想了解的縱向區域發展和區域執行，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的更新改造和整合的不同階段。

『捌』 國外的區域經濟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

這個行程的話，肯定是在古代形成的初期，然後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的翻新，不斷的改革，這樣的一個內容

『玖』 求翻譯成中文（不要給有道的版本）

空間的多層次方法是必需的。生產的擴大及發展模塊的落實會以不同的進展速度推進。
地區性內的內源特性，例如路徑容依賴和鎖接。當然，這將創建 '局外人' 有關的理論
參考周期的一般模式。這種調查可能好追求與背景中最近出現的進化的經濟地理學
方法 (寶斯馬 & Frenken，2006 年 ；Frenken et al。2004 年 ；Lundquist et al。
2005年)。區域發展構成的國家的模式，和民族圖案會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
這些參數的後果也可能產生重要的政策影響。確認辦法的區域政策必須考慮到區域
的不同的角色在國家的經濟體系中。政策必須順應轉型和更改 （寶斯馬，2005年)。
然而，這種政策很難制訂，作為核心，提供意外發生的可能性之間的平衡，並預測
擴散發生。
看看網路的.

『拾』 經濟地理學有哪些經典理論學說

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
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版思主義）的社會權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
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
1980年代以來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
1990年代以來文化和制度轉向
200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