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地質發展史
Ⅰ 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歷史簡述
吳鳳鳴
(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顧問)
一、我國古代學者的地質調查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最早應首推明代地學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驚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國西南地區分屬湘、桂、黔、滇一帶進行了地質調查，特別是對岩溶( 喀斯特) 地貌、溫泉等做了系統調查研究，撰成我國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記》，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被世界學壇譽為喀斯特學、岩洞學重要文獻; 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
二、外國地質學家來華的考察及其報告的借鑒
運用近代地學方法在中國進行地質考察，發端於外國人，1840 年鴉片戰爭後，各列強紛紛派地學人員以各種不同方式來華進行地質考察，其中影響最大的，有:
( 1) 英國金斯米爾 ( 1837 ～1910) ，1861 年來華，曾到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地，懂礦物學和漢學，1868 年在南京、鎮江考察; 1887 年應山東巡撫的聘請，做過大運河北段的測量工作，因而對我國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力主水成說，反對風成說。回國後，於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倫敦地質學會作過 「中國之地質」專題報告，有一定影響。
( 2) 法國植物學家戴維 ( 1826 ～ 1900) ，於 1862 年來華，主要旅行於內地，到過西藏東部以及蒙古地區，採集了大量的動物、植物、礦物標本，全部贈送給巴黎博物館，發表過 《中國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國達維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來華，主要活動地區是西藏東部和蒙古地區，採集大量動植物化石標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種新屬，有一定研究價值，全部贈與博物館收藏，著有 《中國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國的地質學家龐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來華，1865 年返美，1866 年發表在華的地質考察報告 《1863 ～1865 年在中國內蒙古與日本之地質研究》; 在考察中，他發現我國東部沿海山脈走向呈 NNE—SSW，從山體結構上看，這是一種極獨特的現象，他從 「黃陵背斜」概念得到啟發，把這個構造線命名為震旦線，也稱為 「震旦上升系」，創用了中國地質構造學上一個專用術語，影響深遠 ( 詳見吳鳳鳴 《1840 ～1911 年外國地質學家在中國的調查與研究》; 《1911 ～1949 年來華的外國地質學家》， 《中國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國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來華，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遍及我國 18 個省 ( 區) ，從 1872 年回國，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國》，是一部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宏著，另有兩卷圖冊。他把 「震旦」一詞引入中國地層系統，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影響深遠 ( 參見吳鳳鳴: 《一個德國人筆下的中國地質》，《地質勘查導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於1907 ～ 1913 年發表 《在中國的研究》 兩卷三冊，對中國構造地質學以及地層劃分，影響深遠。
( 7) 奧匈帝國時代的地質學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1893 ～ 1899年發表 《施欣尼亞洲東部科學考察報告》，共三卷 ( 參見吳鳳鳴: 《中國早期地質學史研究的特點》，《第 7 屆國際科學史會議論文集》，2006 年) 。
( 8) 俄國地理學家、蘇聯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 ( 1863 ～ 1956) ，從 1892 年開始曾 4次來華，對我國東北西北地區地質研究頗有影響，發表有 《從恰克圖到伊寧》、 《祁連山山脈概要》、《中亞，中國北部及中國祁連山》等 ( 參見吳鳳鳴: 《蘇聯著名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院士》，《科學通報》，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質學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從 1885 ～ 1930 年曾 5 次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遍及我國西北西藏、新疆地區，發表有 《穿過亞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橫越喜馬拉雅山，在西藏的發現和探險》( 1909) 兩卷集，《探險家的自傳》( 1925) ，《越過戈壁沙漠》( 1931) ，《絲綢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機會，發現了沉睡已久的樓蘭古城遺址，挖掘出漢魏晉木簡殘片、錢幣、東方絲綢殘片、西方毛織物殘片、中亞希臘化的藝術風格的木雕殘片等 ( 參見吳鳳鳴: 《創業·開拓·貢獻》，《中國礦業報》，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國地理學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於 1900、1906 年來西北進行考察，1912年發表 《中亞及中國西部探險記》，《沙埋和田廢墟記》。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橫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萬次郎，三次來華在沿長江、漢水進行地質考察
第一次 於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峽地區;
第二次 於 1913 ～1914 年在漢口、岳州、長沙以及資江流域;
第三次 於 1915 年在應城、鄂皖邊界地區;
1910 年發表考察報告 《楚蜀之山形地質說》。
2) 野田勢次郎於 1912 年來華，是以東京地學協會名義，主要在華南地區進行地質考察，考察報告於 1917 年發表，題目是 《支那地學調查報告》共兩卷，主要內容包括: 三峽地區和湖北東南部 ( 大冶、陽新地區) 兩大地層系統; 對調查區域火成岩劃分為花崗岩、花崗斑岩兩大類; 把湖北劃分為 5 個構造區，即鄂北區、宜昌區、鄂西區、鄂中區和鄂東區，分別闡述各區的地質構造特徵。1920 年編製成 《南支那地質圖》。
( 12) 另外，相繼還有 10 個 「科學考察團」組團集體來華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國儒伯爾特越南考察團，進入中國;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學考察團;
3) 1892 年俄國波塔林率領的 「蒙古和中國考察團」;
4) 1893 年羅勃羅夫斯基 「中亞考察隊」;
5) 1895 年法國組織 「中國經濟考察團」;
6) 1899 年俄國普熱瓦爾斯基中亞科學考察團;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團;
8) 1900 年中亞和中國西部考察隊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國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中 亞 考 察 團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於條約不平等，遭到中國學界的反對，僅在蒙古地區進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團長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團長是袁復禮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關於考察團成就已有專題研究。
( 13) 幾所重點大學聘請來華的地質學家:
1) 北京大學於 1917 ～ 1918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亞當斯 ( G. Adams) 講授地質學、礦物學、礦床學等，1917 年捐贈簿裝書 160 卷，紙裝書 200 卷，1920 年又增歷史文學方面書 1045 卷; 1920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擔任系主任，講授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古生物學人才;
2) 北洋大學聘請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學外，還在 《地學雜志》 上發表《論地質學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
3) 1935 年中央大學聘請匈牙利地質學家貝克 ( H. Backes) ，擔任大的構造學和沉積學教授，並去四川進行地質考察;
4) 山西大學 聘請 瑞 典 紐 魯 姆 ( E. T. Nystrom ) ， 東 南大學 聘請 瑞 士 學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廣州大學聘請耶克爾 ( O. Jacke) 等。
有關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筆者已在 1990 年 《中國科技史料》有專文發表，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國學者開創中國地質調查工作
我國地質事業雖說起步較晚，但是，開創地質事業的我國地質學家，卻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名牌大學著名地質學家培訓的，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地質實踐經驗，「名師出高徒」，因而他們為早期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 1) 清代末，最早留學美國的鄺榮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葉學院學習地質礦業，1881 年召回，回國後，在開平煤礦、林城煤礦總工程師，招遠、寧海金礦等會辦，山西同寶煤礦公司總經理，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總勘礦師，最早在河北省境內，進行過地質調查，取得可喜的成果。於 1910 年在中國地學會主編的 《地學雜志》上發表《直隸地質圖》( 1∶ 250 萬) ，《直隸礦產圖》，《直隸石層古跡》，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 參見吳鳳鳴: 《中國古生物、地層研究早期史料》，《地層》雜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吳仰曾 ( 1862 ～ 1939) 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他本也是於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鴻章重新派往英國，1895 年畢業回國，是這批留學生中唯一完成學業的幸運者，回國後，曾在開平煤礦、熱河銀礦，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礦、銅礦進行地質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進行地質礦產勘查，在奉命於湖北勘查大冶銀礦時，力求採用先進新技術，提出: 依線道形勢開深 30 丈以下，必有銀礦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煉，即用始化煉銀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礦區歷任總工程師、礦物局局長等要職，顯示出他已具有現代地質冶煉理論知識，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還有鄺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魯迅、顧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地質時，曾在附近煤礦進行實習過，搜集一些五顏六色的岩石和礦物，保存在魯迅博物館 ( 參見吳鳳鳴: 《介紹魯迅的三篇地質學論著》，《地質學史論叢 ( 一) 》，1986 年及 《關於顧琅及其地質礦產著作評述》，《中國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章鴻釗 ( 1877 ～1951) 於 1909 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地質科學習，授業於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橫山又次郎。1910 年為撰寫畢業論文，利用假期搜集資料，在杭州富陽、臨安、於潛、天目山一帶進行地質考察與研究，撰成畢業論文 《浙江杭屬一帶地質》，原文為英文手抄本，現存東京理科大學，全文 145頁，附有地形圖、岩石顯微照片、古生物圖版，其中地層剖面圖和構造剖面，線條精細准確，主題明顯，十分自然美觀。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院士存有復制本，並高度評價說: 「可作為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與研究的範本」( 參見吳鳳鳴: 《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章鴻釗》，《中國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鴻釗傳》， 《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多維」學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1908 年轉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地質學 ( 主科) ，1911 年畢業返國，在海防登陸，乘滇越路火車入雲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驛道，過馬龍、沾益、平彝，入貴州境，經過亦資孔、毛兒河、郎岱、安順，到達貴陽。從貴陽經龍里、貴定、清平、黃平、施秉、抵鎮遠。沿途用指南針測草圖，用氣壓表測高程，進行了他第一次邊遠地區的地質考察，獲得岩石標本、圖片以及化石標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國第一個培訓地質人才的學校———地質研究所時，特別重視野外實習，倡議每周必去野外實習一次，作為必修課，由當時教員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等帶領對北京西山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地質考察，在教員指導下，集體測得 1∶ 10 萬份地質圖，並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成為早期北京第一部區域地質志。
同年，他與德國人梭爾格 ( F. Solger ) 、王錫賓赴太行山地區及沿正太路進行地質考察，沿途填繪地質圖，進行了系統的地質工作，後來編寫成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報告》。
1914 年，經農商部批准再去雲南東部作地質考察，以一年的時間，遍及滇東、滇北各地，重點調查了個舊的錫礦和東川的銅礦。測得 《個舊縣地質圖》、 《個舊附近地質總圖》、《個舊錫礦區地質概要圖》; 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專文，撰成 《改良東川礦政意見書》; 兩渡金沙江，調查研究了四川會寧、會理一帶的地質礦產。眾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區，地形復雜，自然條件惡劣，十分艱苦，每天 「以管窺天，以錐指地」，採集了大量化石和標本，繪制各類地圖。同時，對西南地區地層也做了深入研究，認為雲南曲靖的妙高山層，是我國當時能稱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層，此行成果糾正了法國戴普拉德錯誤論斷，為建立滇東地層系統奠定了基礎。1922 年向第 13 屆國際地質大會提交了 《滇東的構造地質學》論文，文中列舉出龍爪山脈、揚子弧之紅色高原、魯南山脈、揚子江之變質雜岩、東川侵蝕平原、牛欄江之褶皺山脈、宣威高原、東經 104°以東之交界山脈、羅平高原等 9 個構造單位，均論其構造特點。
1928 年，受鐵道部之委託和廣西政府的邀請踏勘川廣鐵路線，探查廣西礦產，其范圍甚廣，包括中部和北部，重點考察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特注重地質構造和地層系統的調查與研究。他主編的 《徐霞客游記》出版及其實際考察，被譽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質調查所組織力量，再度進行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由丁文江任總指揮，力量強勁，其中有黃汲清、趙亞曾、李春昱、曾世英、譚錫疇、王曰倫等。
考察人員從北京出發到重慶，經桐梓至遵義西行，再往東至貴陽，經都勻、獨山，入廣西南丹，經平丹返貴陽。這次地質考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邊陲考察的最後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考察。
就在這次考察途中，年輕地質學家趙亞曾 ( 1898 ～1929) 於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縣佛德盛客棧，不幸遇匪殉難，他深感悲痛，見 《挽趙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書成已等身，
趙生才調更無倫。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萬里塵」。
這次考察的目的、內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給胡適信中有所闡述，信中說:「我這次到西南去，抱了幾個志願。第一是把廣西和雲南的工作連接上———我去年在廣西，頗有重要發現，……這種發現，把從前在雲南的觀察也證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種問題完全解決，非到兩省交界的貴州去不可，欽渝鐵道是打通川粵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決西南經濟問題的唯一方法。……我認為唯一的路是在貴州。……鐵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價值的煤田，……乘此把欽渝路線根本解決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經濟做一個具體方案……」( 參見吳鳳鳴: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地學先驅》，《中國礦業報》，2000 年6 月3 日) 。
( 關於丁文江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一場 「科學與玄學」論戰，作為科學派主將的事跡，筆者另有專文發表) 。
1913 ～ 1916 年地質研究所教學過程中，十分重視野外的地質考察，由老師帶領下，3年中 21 ～22 位學員，分別走遍了大江南北，進行了地質考察，獲得大量地質資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報告和畢業論文的基礎上，由章鴻釗、翁文灝兩位老師主編成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於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地質學家進行地質調查的成果，第一本區域地質調查報告，凸顯出我國地質事業開創時期的水平。
全書共 6 章:
第一章 運用圖表反映考察與研究的范圍;
第二章 地層系統: 從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紀，到第三紀 ( 古、新近紀) 、第四紀;
第三章 火成岩，論述各類火成岩及其時代;
第四章 構造，主要以煤田構造為主;
第五章 礦產，以煤和鐵礦為主，在結論中特別論及金屬成礦理論，凸顯出主編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結論，南北地層概述，各時代地史變遷，中國礦產與地質的關系。
文前附有兩位主編的序言，闡述了學員們 3 年間勤奮學習和艱苦的野外實習的歷程;《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質調查報告選編而成，是全體師生 3 年間野外地質調查的結晶。
參與地質實習的學員有: 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譚錫疇、李學清、周贊衡、朱庭祜、李捷、徐韋曼、徐淵摩、劉季辰、盧祖蔭、趙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馬秉驛、劉世才、趙汝鈞。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質調查所，從而充實了調查所的力量，調查所才得以有計劃地開展了全國性的地質調查工作，到新中國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間，我國地質調查事業，取得了令人稱贊的豐碩成果 ( 詳見吳鳳鳴: 《我國地質學家第一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地質勘查導報》，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為慶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貢獻》，這是一部權威性的論著，從書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老一輩地質學家的創業精神。
Ⅱ 我國地質輝煌發展史
中國地質發展史(轉載)
思想與知識的准備
十八世紀後，西方工業勃興。英國的生鐵年產量，從1700年的12,000噸，上升到1840年的 139萬噸；而僅過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萬噸。（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國煤的年產量，也從 1700年的 261.2萬噸，上升為1836年的3,000萬噸；1854年，即僅過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達到 6,450萬噸。（楊異同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條件、方法和特點》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頁20）包括地質學在內的礦學日益精進，1830年英國萊伊爾（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質學原理》開始出版，地質學作為逐漸形成的基礎學科，活躍在科學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中國社會還沉湎於「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之中。開明一點的，也僅僅把科學視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藝，更不知地質學為何物。盡管開采了幾千年的礦產，但並未弄清這些礦產是怎樣形成的，還認為地下有「龍脈」，怕犯「風水」，不用說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開礦，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墳墓也得讓它三分。以至曾紀澤（1839-1890）有「吾華開礦較西人為難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難集；一曰風水難避」之嘆。（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懷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懷檔案之四》頁8）曾紀澤曾出使歐洲八年，通英語，懂一些科學，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學思想與知識，在明末清初通過傳教士開始傳入中國，帶來了那個時代西方對地球的新認識，如世界有幾大洲幾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繞日運行之類。中國人以慣用的「此乃中國古已有之」的態度接受了下來。但當時地質學作為一門科學在西方也尚未確立，稱得上屬於地質學范圍的知識，傳來的不多，有的還雜有謬誤，如1659年來華的比利時籍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輿圖說》中介紹維蘇威火山時，說它「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至百里外」現象是描述出來了，但其實這不是燃燒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沒講清；接著說：「後移一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還說羅馬南邊所產鐵礦挖盡後，二十五年又會再生等等，更是信口開河了。但就這本書總體來看，書中對地球的重力，大氣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關系，侵蝕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從科學的角度有所介紹，並已有了地層構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質學在孕育時期所達到的水平。（南懷仁，《坤輿圖說》 大東書局據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後由於清廷閉關鎖國，特別是雍正（1723-1735） 時放逐傳教士，致使譯事中斷百餘年，而此時在歐洲正是地質學興起的「英雄時代」。中國社會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大門被迫打開，情況才有了變化。
地質科學的傳入中國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此時地質學在西方也是新興的學科。
1853-1854年，英國教會在上海舉辦的兼有翻譯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館」，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編寫的《地理全志》。從現已找到的歷史材料來看，它是第一部比較全面介紹地球科學知識的中文書。據李鄂榮查證，在中文中「地質」作為一個科學名詞，是本書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質」一詞，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榮：「地質」一詞何時出現於我國文獻 1986,地質學史論叢(一)頁100-108）
《地理全志》的編者是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編輯此書的目的是想通過介紹世界各地的情況及有關地球的知識，使人們相信世界萬物都是由上帝造成，爭取得到盡可能多的信徒。梁啟超對它的評語是「簡而頗備」。（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879,光緒丁酉沔陽盧氏刻本） 此書分上下兩編，各裝一冊，篇幅上編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紹亞、歐、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島地理概況；下編有十卷，主要介紹地質、自然地理、生物、人類和作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識，首卷就是「地質論」，岩石、地層、古生物、礦產等都講到了，特別是地層講得較詳，結合不同時代地層勾畫了地球演變的輪廓，還附有一張繪有地層柱狀圖的地質年代表。下編各卷中，嚴格說來，可以歸入地質學范圍的內容，合起來約能佔到該編的五分之一，不過還有一些內容與地質密切相關。
Ⅲ 地質發展史
本區位於中朝准地台燕山台褶帶的東段。在古太古代（3000Ma前），中朝准地台西起內蒙古大青山，向東經山西陽高、河北懷安、遵化、遷安，經本區再向東進入遼寧新金一帶，最先出現了海底火山噴發，形成了以火山岩建造為主的遷西群堆積，其中已測得了3500M a左右的Sm-Nd法同位素年齡。在古太古代晚期，中朝准地台出現了初始陸核，並開始了陸殼和洋殼的分異。在距今3000Ma左右，包括本區在內的華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構造－變質熱事件，造成了遷西群的強烈變質和混合岩化作用，局部可見混合花崗岩。這次構造－變質熱事件產生的構造形跡主要是短軸褶皺——穹窿。新太古代末期，秦皇島及其周邊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酸性岩漿侵入。本區所在的山海關台拱區主要就是由新太古代花崗岩組成的，整體為一個花崗岩穹窿。
本區缺失古－中元古界，其原因與台拱區西界的青龍－灤縣大斷裂密切相關。該斷裂形成於新太古代晚期，導致了當時沿斷裂的海底中基性熔岩噴發，從古元古代初期至新元古代早期，斷裂兩側呈明顯的差異升降活動，西盤持續下降，堆積了厚達數萬米的碎屑岩系和火山岩系；東盤即台拱區則不斷隆起，沉積間斷，遭受剝蝕並為西盤提供了沉積物源。在新元古代中期，華北地區地殼整體下降，海侵范圍急劇擴大，向東越過了青龍－灤縣大斷裂，直達山海關一帶，在本區形成了淺海相的青白口系長龍山組。
在新元古代晚期，即800～570Ma的震旦紀，整個中朝准地台上升成陸，沒有接受沉積。在本區表現為下寒武統府君山組假整合於青白口系長龍山組之上。
從寒武紀至中奧陶世末期，中朝准地台總體處於海侵環境，地殼運動主要發生在海盆內部。在早寒武世出現沉積間斷，即饅頭組與下伏府君山組假整合接觸；而其餘時期雖有短期上升，但沉積是連續的，地層之間為整合接觸關系
從晚奧陶世開始，整個中朝准地台再次全面上升成陸，直到晚石炭世才重新下降，接受沉積。因此，本區和中朝准地台其他地區一樣，缺失這一時期的沉積。
進入晚石炭世，中朝准地台又開始緩慢沉降。晚石炭世沉積的主體為一套海陸交互相的含煤碎屑岩。由於遭受了晚奧陶世—早石炭世的長期風化剝蝕，在古風化面上富集了大量的鐵鋁質礦物；當海水再次入侵時，富含鐵鋁質礦物的碎屑岩最先沉積在凹凸不平的風化面上，結果在本溪組底部形成了以殘積型為主的山西式鐵礦和鋁土礦，根據古風化殼中含有較多鋁土礦可知，在晚奧陶世—早石炭世，中朝准地台位於低緯度（N10°～20°）地區，以後發生了大規模的水平運動才到達現今的位置。
晚石炭世末期地殼上升，致使中朝准地台的主體到早二疊世基本脫離海洋環境；至晚二疊世海水全部退出華北地區，轉變為陸地環境。早二疊世沉積為一套以河湖相、沼澤相為主的含煤碎屑建造，晚二疊世沉積為一套不含煤的河湖相碎屑建造。
早—中三疊世本區處於上升階段，缺失沉積。中三疊世末的印支運動在東鄰遼寧省境內比較強烈，往西進入本區明顯減弱。在本區，印支運動造成了下侏羅統下花園組與下伏古生界之間呈角度不整合接觸關系。
在侏羅紀發生了對我國東部地區影響極為強烈的燕山運動，早侏羅世末的燕山運動Ⅰ幕較弱，在本區表現為由局部掀動而造成的中、下侏羅統之間的弱角度不整合接觸關系。中侏羅世以來，地殼活動進一步發展，基底斷裂繼承性活動，發生了裂隙式火山噴發，並有岩漿侵入，在本區形成了中侏羅統髫髻山組中性火山岩 中侏羅世末的燕山運動Ⅱ幕比較強烈.在北西－南東向擠壓應力作用下，廣泛發育軸向以北東向為主的褶皺，基底斷裂復活並產生新斷裂。本區最重要的地質構造——柳江向斜的初始形態就是由燕山運動Ⅱ幕造成的，可能當時的軸向是北東向或北北東向，兩翼傾角都是比較平緩並且接近相等的。
晚侏羅世為地殼劇烈活動時期，火山活動有中性和酸性岩漿噴發，在本區形成上侏羅統張家口組火山岩。晚侏羅世末的燕山運動主幕——第Ⅲ幕造成了強烈的區域逆沖構造變形和規模不大的中性中深成岩漿侵入活動。燕山運動Ⅱ、Ⅲ幕形成了區域主體構造格局，在本區形成了柳江向斜和一些新斷裂，並且使老斷裂重新活動。
在早白堊世，本區及鄰區進入了重要的伸展構造活動時期，區域構造應力場轉換成大致為北西－南東向伸展的應力狀態，發生了強烈的伸展構造作用和大規模的岩漿活動 在鄰區形成了構造帶主要呈北東向的伸展斷裂系統與伴生斷陷盆地，產生了強烈的中酸性火山噴發活動。在本區發生了大規模的中性、酸性深成侵入活動，形成了燕塞湖石英正長岩岩株、後石湖山花崗岩岩株（118Ma）和響山花崗岩岩基（110Ma），它們侵入於張家口組及更老的地層中 位於柳江向斜南端西側的響山花崗岩岩基侵入時對周圍產生側向擠壓，導致柳江向斜進一步變形。向斜南端西側受到由西向東的擠壓力，造成褶皺軸向由近北東向或北北東向變為近南北向，向斜西翼地層產狀變陡，發育南北向逆斷層，局部地層直立、倒轉或缺失；而東翼地層受影響很小，傾角較緩，南北向逆斷層不發育（見圖2-1，圖2-3）。
從白堊紀開始，區域構造運動強度總體上逐漸減弱。直到現在，華北地區構造運動呈減弱趨勢，全區總體上升遭受剝蝕，局部地區出現裂谷系和斷陷盆地。在本區地殼上升運動明顯，並且西北部抬升幅度大於東南部，全區缺失白堊紀－新近紀的沉積，在古近紀－第四紀早期發育了海拔高度大約為600m、450m、300m的三級夷平面，在第四紀形成了多級河流階地、海蝕階地和其他古海蝕地貌。
由此可見，侏羅紀燕山運動，特別是晚侏羅世末的燕山運動Ⅲ幕，對本區的地質演化過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次運動奠定了本區現今構造格局的基本輪廓，以後的地質作用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改造而已。
Ⅳ 什麼叫地質時期，歷史時期，近代時期
地質時期
指地球歷史中有地層記錄的一段漫長的時期。由於目前已經發現地球上回最老的地層同位素答年齡值約46億年左右。因此，一般以46億年為界限，將地球歷史分為兩大階段，46億年以前階段稱為「天文時期」或「前地質時期」，46億年以後階段稱為「地質時期」。
另：
地質時期，為地球的地質歷史所佔據的漫長的時間范圍， 從大約39億年前(相當於已知最老岩石的年齡)延續到今天，實際上就是由地層所代表並記錄在地層中的那一段地球的歷史。
歷史時期是指人類活動的歷史 包括史前歷史在內
近代分世界近代 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40年)開始 中國近代時期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Ⅳ 地質發展歷史的重大事件及其歷史意義
世界的地質發展歷史主要有三段，分別是：
一（遠古～1450）
遠古時代人類通過石器的採集和製作，逐步了解了岩石、礦物的某些性質。在經受地震、火山、洪水的災害並與之斗爭的過程中，逐步認識了大自然中的地質現象和過程。這一時期，人們對地球和地質現象的認識是直觀的，解釋是猜測的、思辨的，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岩石和礦物知識的積累最初，古代人類利用岩礦的物理性質，如硬度、解理等製造石器。中國的藍田人、北京人所用石器大都由硬度較大的石英質礦物和岩石製成。舊石器晚期，出現於山頂洞文化時的鑽孔石質飾物，表明人類對岩石、礦物的相對硬度有了一定認識。新石器時期,人類已利用天然寶石類礦物，如瑪瑙,葉蠟石等作飾品。陶器的燒制，如仰韶期的彩陶，龍山期的黑陶，說明幾千年前人類對粘土的性質又有了一定認識。商、周是中國青銅器鼎盛時期，那時所用的銅礦石主要是自然銅和孔雀石。中國古代用鐵的歷史可追溯到商代，戰國時期，中國步入鐵器時代。
二地質學的奠基時期
(1450～1750)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它使近代自然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1543)是自然科學脫離神學走上獨立的開端。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人們要重新認識自然，重新研究地球，並給予地球歷史以理性的解釋。這一切都為地質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地質哲學思想的初步發展科學地質學的建立，必須沖破神學的束縛。地球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物質世界自然發展的結果。法國的R.笛卡爾（1644）曾提出，地球以及其他天體是由以旋轉運動為固有性質的原始粒子組成，正是原始粒子的這種旋渦運動使太陽系生成。1749年,法國的<ag.-l.l.c.de布豐提出地球起源於太陽和彗星碰撞的災變說。1779年布豐用冷卻灼熱鐵球所需時間來推算地球的年齡，這個年齡的比聖經上所提的大10倍。布豐還明確地將上帝創世的7日改為地球史上的7個「紀」，全面地描述了地球自然發展歷史。其後，德國的I.康德和法國的P.S.H.de拉普拉斯先後提出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闡明包括地球在內的整個太陽系是逐漸冷凝生成的。
三地質學的形成時期
(1750～1840)
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法國大革命以啟蒙運動為先導，把矛頭指向封建主義。在啟蒙思想影響下，在歐洲科學考察和旅行探險盛行。地學研究從對地球的思辨性研究轉變為以野外觀察分析為主，地殼成為直接觀察研究的對象。具有近代意義的geology(地質學)一詞是由瑞士學者J.A.德呂克於1793年提出的。他認為，首要的是把地質學從博物學中分出來，地質學要把地球所呈現的現象與其原因結合起來研究。
地質考察旅行的興起人們對自然界的探索，需要進行實地考察。在中國首開先河的是16世紀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他詳細考察了中國西南廣大岩溶地區的100多個岩溶洞穴，並對鍾乳石、石筍等成因做了較為科學的解釋。歐洲的地學野外考察開始於18世紀下半葉。這是地質研究方法的一大進步。野外的研究使人們注意到廣大地區地形與構造的關系，真正開始解釋區域地質的歷史。這一時期，著名的地質旅行家有法國的J.－.蓋塔爾和N.德馬雷、英國的R.J.米切爾、瑞士的H.B.de索敘爾、德國的J.G.萊曼和P.S.帕拉斯等。蓋塔爾對火山地質、礦物分布以及化石、地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繪制的法國岩礦圖是世界第一幅表示礦產資源、岩石組成的地圖，因而被譽為「地質調查之父」。米切爾對地表岩層帶狀分布的原因作了合理的說明，指出是原始水平岩層褶皺後，頂部遭受剝蝕夷平的結果。德馬雷對法國、義大利火山地質作了長期考察，發表了許多有關火山地質的專著，並得出<a玄武岩是<a火成岩的結論。索敘爾是系統考察阿爾卑斯山脈的第一位地質學家。他對岩層的構造、岩石成因和化石做了多方面的觀察，發表了《阿爾卑斯旅行》（1779～1796），為後來阿爾卑斯構造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帕拉斯曾率隊到俄國東部地區進行為期6年的考察探險,又對俄國南部、烏拉爾以及中亞阿爾泰山地區進行了考察。他在《山脈構造的討論》(1777)一書中，將山脈構造劃分為山脈的原生帶、山脈的鈣質帶和山脈的堆積帶3部分,並指出從山脈的中央到外側，岩層年代逐漸變新，傾角愈來愈緩。
Ⅵ 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地探索，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爆發。
熱血青年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奮不顧身；青年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努力探尋改變中國命運的科學真理和發展道路。
在救亡圖存的不斷求索中，在「改造中國」的艱苦實踐中，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經大革命的失敗、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戰爭的壯大，在解放戰爭後，建立新中國，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崛起。
(6)中國近代地質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Ⅶ 地質學史的發展歷史
很早以前，地質學的知識比較零星分散。關於這方面的知識，如從地中開採金屬、黏土、煤和鹽的一些知識，早已為礦工和有關的人們所知曉，而自然哲學家們則大都脫離這些實踐，獨立形成自己的思辨性的地質理論。
地質學在18世紀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並在19世紀早期達到成熟階段。
1790年至1830年這一段時期被稱為「地質學的英雄時代」。在這個時期，在考察岩層順序以及岩層所含礦物和化石上，人們做了大量工作。工作方法的一大進步表現在用根據化石內容來進行岩層分類。
在古代人類在利用石器，製造陶器，開發銅、鐵、鉛、錫等金屬礦產時，已經開始初步使用地球物質；在興修農田水利時，已經在了解土壤性質，在觀察火山、地震等自然現象時，已經在探索地殼變動的原因，所以，地質學的經驗和知識是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在古希臘，羅馬和我國春秋戰國時代以至西漢，對於地質作用及地殼中的物質的科學記載和解釋已有萌芽。希臘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五世紀）和亞里斯多德（ 公元前四世紀） 等已注意到了地震、火山以及海陸變遷的現象。大約在戰國時期成書的我國古籍《山海經》、《禹貢》和《管子》等對於礦物、岩石和土壤以及鐵、銅、金、銀等礦產都有較為豐富的記載。《管子》一書並已注意到了礦產的共生關系。我國漢代已經開始用煤炭煉鐵，發現了陝北的油苗，提出了地圓學說等；公元四世紀，我國已有滄海變桑田的海陸變遷思想。歐洲的中世紀（五世紀到十五世紀） 地質學的思想沒有得到發展，但是波斯學者阿維森納(Avicenna,980-1037)卻對礦物的形式和分類、山脈的隆起和侵蝕、沉積作用等發表了較為正確的見解。他大致與我國宋代的沈括（1031-1095） 同時，沈括於1086-1093年間提出了華北平原的沉積和西北黃土地區侵蝕切割的關系，論述了化石的成因和太行山的升高等地質現象，並根據化石推斷了古氣候，發現了磁偏角，考察了陝北的石油等。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對礦產資源的需求，礦物學和岩石學的知識有了發展。義大利的達芬（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對化石作了正確的解釋，認為它們是被沉積物掩埋的生物殘骸。薩克遜人阿格里柯拉（George Agriccla,1494-1555)對礦物學和金屬礦脈做了大量研究，他根據礦物外部特徵，如晶形劈開、硬度、重量、顏色、光澤等的描述，為礦物學樹立了典範。他的名著《金屬礦》被認為是總結了當時地質學、礦物學和采礦學及冶金學的巨著。他被譽為「 冶金學之父」。但是，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歐洲的地質學思想仍在宗教的嚴重束縛之下。當時，教會主張天地是在公元前4004 年由上帝創造的，而諾亞洪水（即所謂的全世界洪水泛濫）則發生在公元前2349 年，現存的地表形態都是洪水災變所形成的。這種思想鉗制地質學的發展達一百多年（十七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在此期間，地質學和其他科學一樣，在同宗教思想的斗爭中逐步得到發展，丹麥學者斯台諾Nicolans Steno,1638-1687),義大利學者瓦利斯內里(Antonio Vallisneri,1661-1730） 對於層狀岩石和褶皺構造進行了研究，認為岩層是一層一層沉積的，斯台諾提出了著名的「 疊覆律」，即新岩層沉積在老岩層之後，位於下面的岩層比位於上面的岩層沉積時間為早，他還提出了晶體的「 面角恆定律」。這兩個定律是地層學和礦物學研究的基礎。1760 年義大利學者阿爾杜伊（G.Ovanrii1713-1790） 根據岩石的結晶和固結程度，將地層劃分為第一系、第二系和第三系，德、俄等國的學者也採用了相同的術語。後來德國地質學家魏爾納(Abraham G. Werner,1749-1817)將位於第一系之上的含化石的地層命名為過渡層。魏爾納是水成論者，認為地殼中所有的岩石，包括玄武岩和花崗岩都是在原始海洋中沉澱和結晶而成的，火山是煤層的燃燒，魏爾納對地質學的貢獻是第一次對礦物和岩石進行了分類，創造了鑒定方法等1785年（乾隆五十年）蘇格蘭學者郝屯（James Hutton,1726-1797） 發表《地球的學說》，提出了火成論，認為玄武岩和花崗岩不是水成的，是由地球內部火成岩漿冷凝而成，片岩、片麻岩等則是受地球內部熱力影響而變質的水成岩。他指出了火成岩岩脈穿插水成地層以及水成地層被火成岩接觸時烤焦的現象。郝屯還認為沉積物是大陸岩石被風化和侵蝕的產物，它們被流水帶入海洋形成水成岩石，然後又上升到海平面以上，開始新的侵蝕0 沉積旋迴；地形不是「洪水泛濫」 以後一成不變，它們在地質作用下不斷地發生變化。地球的存在是極其長久的，既看不到它的開始，也看不到它的終結。地質作用的規律和強度，在地質歷史時期是一樣的，「 今天是過去的鑰匙」。他的這些觀點被稱為均變論。火成學派的觀點受到了水成學派的強烈反對1812年法國生物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1769-1832)根據對巴黎盆地的第三紀地層古脊椎動物化石的研究，提出了災變論，他認為地層中所表現的古生物的突變現象是超自然的巨大災變的結果，而新的生物群在每次大災變之後又被創造出來。他的這種觀點受到當時的學者拉馬克（Larmarck J.B.1744-1829)的批判。拉馬克也在同一地區研究無脊椎動物體系，認為環境對生物的發展起重要作用。二人對古生物學的貢獻，使得根據不同的化石特點對比和劃分不同時代的地層有了可能。英國地質學者史密斯(W.Smith1769-1839）也在這時根據地層中不同生物化石的特徵對比了英國不同地區的地層，於1815年（嘉慶二十年） 編制出了第一張《英國地圖》。 1830年，英國地質學家萊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發表《地質學原理》一書，使得均變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成為地質學的一條基本原理，一直影響到現在。地質學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已被介紹到我國，並且出版了一些地質譯著圖書，但由於當時清政府沒有注意培養地質科學人材，所以我國的地質事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我國地質科學事業真正開始是在辛亥革命之後，1912年設置地質機構，以推動地質工作的進展，接著相繼成立了地質調查所和研究所，在國內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但是，地質學的迅速發展則是在 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地質工作部門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地質院校成批地培養了地質科技人材，在全國普遍開展了地質調查和礦產普查勘探，不但積累了大量的資料，編制了各種比例尺的區域性和全國性的以及亞洲的地質圖件，而且在礦產資源勘探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對礦產資源和地質資料的需要；在地質學的各個分支科學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Ⅷ 安徽省近代百年地質學史回顧(～)
吳昭謙
(安徽省地質學會)
近代地質科學在我國的創建，約在19世紀中葉之後。近代以來在我國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外國科學家約在100人次以上。最早來安徽開展地質調查的要算一位英國園藝學家Robert Foutune，他於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寧縣松蘿山茶區考察土壤、地質。在新中國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來安徽省的中外地質學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質調查報告和120多篇地質文獻。
一、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
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可以劃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848～1926年，第二階段1927～1937年，第二階段自1938～1945年，第四階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階段(1848～1926)
開始以外國(美、英、德、日)地質學家為主，繼之為中國地質學家為主，對省內進行路線地質調查。對地層古生物作了初步劃分，對銅陵、當塗、繁昌鐵礦、淮南、淮北煤礦開始調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內地質調查的有美國地質學家龐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國地質學家金斯密爾(T.W.Kingsmill)，他們分別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揚子江下游時，涉足省內。
留存在安徽省地質文獻的外國地質學家，應為德國著名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國》中，記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對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區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於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經安徽沿江兩岸，對沿途所經之地均作了考察記錄。第二次於同年10月自景德鎮至祁門，第三次於1871年7月沿東津河、青弋江至蕪湖，途經寧國、涇縣。同時調查了宣城水東、貴池饅頭山等4處煤礦。李氏之調查記錄約一半為地質，如岩層之岩性產狀、構造等，並繪制有剖面圖、目視草測圖；另一半為地理、風土、人情、旅途見聞。當時描述地層僅為岩性(岩石名稱)，未劃分地質時代。如銅陵大通層則泛指皖南所有的紅色砂礫岩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他當時就曾推測過：「揚子江可能沿一條重要斷裂線通過。」
日木人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最早為野田氏(野田勢次郎)。他在安徽省有兩次路線調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漢至安慶。所編繪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質圖(1/100萬)僅分變質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慶層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組成，並記述了安慶洪鎮為花崗岩。第二次橫穿皖南，調查了貴池、東至等縣。他將水成岩分為：祁門、歷口、櫸根岑(貴池祁門之間)、建德(葛公鎮一帶)四層。
當塗、繁昌、銅陵鐵礦是安徽省最早開展地質調查的幾個礦區。1912年，章鴻釗(我國地質學創始人之一)、梭爾格(德國礦師)即調查了馬鞍山南山鐵礦。1913年，虞和寅調查繁昌鐵礦。1913～1915年，張景光、梭爾格、章鴻釗等先後來銅官山調查鐵礦。1917年2月，國家礦業顧問英國人丁格蘭(F.R.Tegengren)到銅官山調查鐵礦。他根據章氏等前人調查的資料結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銅官山鐵礦儲量為319.29萬t。同年，丁格蘭又調查了當塗大凹山鐵礦。兩次調查結果均刊載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地質文獻中。1918年，德人畢象賢於當塗一帶調查發現姥姥山、黃梅山、龍家山等6處鐵礦，估計鐵礦儲量不到200萬t。
我國地質學家最早調查皖北地區始於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被派往皖北調查地質礦產，首次劃分了寒武紀地層。他們在調查宿縣烈山、懷遠縣舜耕山、懷寧縣集賢關煤田時，測制有1/15萬礦區地質圖。在所測制六安霍山間地質草圖(1/20萬)中，將岩層分沖積層、紅砂岩、斑岩砂岩、結晶片岩四種。
劉、趙二君在《蘇北皖北地質報告》中還對皖西大別山的變質岩進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結晶片岩系，自龍井沖而南，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緯22°以北)調查地質與礦產。1923年後，趙國賓(陝西藍田人，1898～1934)，也來我省考察，著有《風陽、懷遠地質概況》。皖北的地質調查結果，後來被編入南京開封幅地質圖(李捷編1/100萬，1929年出版。)1923年(民國十二年)，安徽實業廳借用農礦部地質調查所技士葉良輔、調查員李捷，計劃在全省開展地質調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參加。1923～1926年期間，他三人先後完成秋浦、貴池、祁門、黟縣、太平、歙縣、績溪、休寧、婺源、石埭、宣城、涇縣、南陵、銅陵、蕪湖、繁昌、郎溪、廣德、當塗、和縣、巢縣、無為、青陽、旌德、寧國、懷寧、東流、望江、宿松、太湖、潛山、桐城、廬江33個縣(其中江南26縣、江北7縣)的地質調查。其著述《調查安徽全省地質日記》以簡報形式刊於《安徽實業雜志》。調查內容分地質概況與礦產兩部分。在地質部分中地層劃分至紀，如泥盆紀層、石炭紀灰岩層。當時劃分地層主要以岩性為依據，所采化石經古生物專家鑒定後時有變動。對於未能確定地質時代的地層有時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層包括黟縣漁亭、休寧齊雲山大面積(5400km2)之紅色砂岩及砂質頁岩。簡報中礦產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礦體形態、規模、圍岩及開采利用情況。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國內地質學家主要還有：丁文江、李四光、葉良輔、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帶作過地質考察。1919年丁文江、葉良輔曾調查了蕪湖以東長江下游地質，編寫有專題報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奧陶紀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觸關系。1923年，劉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鑽探13孔，計算3500萬t煤。1924年，王竹泉調查了懷遠縣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慶集賢關煤田地質。他在懷遠縣西南調查，估算含煤7層，全區煤藏量約6020萬t。葉良輔1925年發表之《中國接觸鐵礦帶閃長岩之研究》、1926年發表之《安徽南部鐵礦之類別及成因》均曾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四屆年會宣讀，顯示當時研究水平較高之成果。
2.第二階段(1927～1937)
國內知名地質學家繼續在沿江、皖南地區開展基礎地質調查及礦產勘查工作。這一時期地質科學水平明顯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現了一些科研成果，重點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運動。
可以說明安徽地質調查工作興盛的是：在當時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19年度20篇報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內的調查成果。如孟憲民、張更對蕪湖、繁昌、銅陵的調查，劉祖彝對貴池的調查，孟憲民對宣城水東的調查。李毓堯、李捷的《皖南地質志略》則總結了銅陵、青陽、石埭、太平、歙縣、休寧、黟縣等7縣的地質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調查了和縣、含山，王恆升調查了宣城水東煤田。
在基礎地質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堯、許傑對皖南地史及造山運動之研究。朱森於1931年對安徽南部古生代後期造山運動的研究表現為：在貴池曾發現二疊系龍潭組與孤峰層有明顯的不整合。阮維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運動。許傑(1930)發表長江下游各省筆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縣內發現中國最高筆石層以Monograptus sinicus為主，其地層定名為太平頁岩，屬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調查了巢縣北部地質。李四光考察了九華山(1934)、黃山(1936)第四紀冰川遺跡，對論證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九華山一帶之地質也由王恆升、孫健初(1937)作過調查。
這段時期基礎地質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現在地層方面。如l935年李毓堯、許傑在皖南創立了「休寧砂岩」並確定了冰磧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調查銅陵、休寧間地質時，又將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隨後，李毓堯、許傑又正式將冰磧岩命名為藍田冰磧層，同時把原稱的「頁岩灰岩系」命名為「休寧系」，歸屬震旦寒武紀。藍田冰磧層更名藍田組，並一直沿用至今。
礦產地質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謝家榮、孫健初、陳愷、程裕淇、孟憲民、張更等先後來當塗、銅官山調查鐵礦。1928年、1933年，翁文灝兩次對宿縣烈山煤礦進行地質調查，並進行鑽探普查。1933年，計榮森調查廣德大、小牛頭山煤礦。1935年，計榮森匯編了皖浙間之地質礦產。同年，程裕淇調查了廬江明礬石礦。1936年，南延宗調查休寧縣里廣山銻礦。1927～1930年間，安徽省建設廳為加強礦業開發，曾修訂官礦章程，制定采礦、探礦辦法。1928年成立礦質探驗處，購買M-3式Calyx鑽機一台，在宣城水東煤田鑽探。1929年成立礦業調查團，到宣城、涇縣、寧國、蕪湖、當塗、繁昌、銅陵、青陽等8縣調查礦業，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進行礦產勘查之始。
地質勘查的新技術、新領域也在這時期有所應用。1936年發表的丁毅的《電力探礦在當塗之初步試驗》，為我國最早開始應用物理探礦之文獻。張文佑於1937年調查研究發表了《安徽盱眙縣女山火山口》，為省內開創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階段(1938～1945)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僅個別地質學者曾來本省調查過，省內淪陷區日本侵略者為掠奪礦產資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區開展地質調查，使用鑽探和物理探礦手段，留下了一些殘缺不全的地質資料。但這期間發生了兩件震驚中外的地質找礦事件。
安徽自1938年開始淪陷。省內所知的地質調查活動的有三次：1938年，黃汲清曾來寧國港口調查煤礦。1940年，邊兆祥在宣城水東調查煤礦。1945年，喻德淵發表了《淮陽山脈之主要造山運動——淮陽運動》。
侵華戰爭後，日本人為了掠奪開采礦產，派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主要單位有：滿鐵調查部、興亞院、華中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主要地質人員有：神山昌毅、金鍾遠、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島時雄、筱田恭三等。他們遺留下的礦產調查報告資料約有80多份。主要調查了銅陵、當塗、繁昌、宿縣、滁縣、全椒、安慶、貴池、淮南、懷遠等地的鐵、銅、煤、金、銀、鉛等礦產。重點是銅官山鐵銅礦、馬鞍山、當塗、繁昌的鐵礦、淮南煤礦。在這些礦區，除了進行較大比例尺的礦區地質填圖方法外，還使用鑽探手段，並根據鑽探結果計算儲量。另外，還在銅陵、當塗及滁縣破山口銅礦區開展物理探礦(主要是電法)探測硫化銅銅礦床。現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質資料一百零幾篇，礦種包括鐵、煤、銅、鉛、鋅、金、錳、磷、硫鐵礦、重晶石等10 種。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隨侵略軍到銅官山地表調查，一直將銅官山作為鐵礦開采。後來在運送回國的礦石樣品中發現含銅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奪開采銅礦。「銅官山復活」傳聞於此事。
4.第四階段(1946～1948)
此時期僅有幾位地質學家來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鳳台磷礦的新發現。地質力學在我省開始應用。
抗日勝利後，原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謝家榮根據1926年李捷等編制的中國百萬分之一地質圖南京開封幅，推測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層。後來，謝家榮、燕樹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發現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進一步推測應有煤層。1946年，經鑽探證實共發現24層煤，可採煤層厚達25m。經過「慧眼識寶」的淮南新煤田，傳頌一時，開采至今，成為國內找礦史的佳話。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質學家班德田員一等在《安徽省懷遠縣舜耕山煤田調查報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詞語，並劃定了大體區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島倉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區調查概要》中也認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構造，益趨明顯。」但當時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過於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窯間，而對洞山以西地區，以及更大的范圍，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謝家榮在八公山發現了新煤田後，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礦勘查臨時報告後，又專門寫了一篇《如何發現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灣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23屆學術年會上，謝家榮理事長又作了《古地理研究為探礦指南針》的專題報告。在前一報告(後刊入《地質論評》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詞已出現於文章的標題中。並劃定其范圍為：「指懷遠鳳台縣境內，南為舜耕山、八公山，北為明龍山，東為上窯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為西西北東東南之長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東西兩方，山形湮沒，構造上是否環抱之勢，尚難斷定，倘以鳳台至九龍崗之距離，為此盆地之長度，則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為一個煤田地質區域構造單元概念的明確樹立，無疑是淮南煤田認識過程的飛躍，有著重大貢獻。1952年後，煤田專業地質隊伍建立後，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著證實、擴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進行。幾十年來，「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斷擴大延伸，現已擴展到東起定遠，西過阜陽的廣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幾個大型井田都在其內，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謝家榮、趙家驤、車樹政等發現了鳳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礦層，並於1948年進行鑽探。此外，尚有申慶榮、楊博泉、董南庭、劉之遠對懷遠大通、宣城、寧國、涇縣煤田繼續調查。1947年，韓金桂曾對懷遠、鳳陽間開展地質礦產調查。
此時期在基礎地質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孫殿卿、徐煜堅於1948年發表兩篇文章論述皖西長山一帶淮陽弧之脊柱與東西向構造帶之反接現象，開始了用李四光地質力學觀點具體研究我省地質構造的先導。此外，喻德淵1948年發表了《大別山南麓的冰礫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8號)，發現論證了大別山第四紀冰川遺跡。
二、安徽省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特點
縱觀安徽省近現代100年地質工作的歷史，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1)地質工作史的過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質科學技術水平由初級到高級、由粗略到詳細，不斷深化和提高發展的過程。
中外地質學者在安徽省的地質調查，開始都是地理-地質調查，其內容常約有一半為地理(含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地貌)部分，後來才逐漸減去地理部分，成為真正的地質調查。開始多為大面積、跨省際的路線調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萬～1/200萬)。所填地質圖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劃分，以後才有地層的劃分、地質構造的標志，文字的描述記錄也較為簡單。後來的礦區地質調查，比例尺大，內容也較細，地層按紀(系)劃分，岩石名稱及地質構造形跡也分別劃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開始都是肉眼、望遠鏡、放大鏡、羅盤等觀察、測量，作目視草圖、剖面圖；後來才用顯微鏡、化學分析、鑽探機、物理探礦儀器。礦產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觀察、揀塊取樣、實測或估計礦體形態計算儲量，發展到後來根據鑽探圈定礦體計算儲量。
2)在地質工作中，礦產資源的調查與勘查佔有很大比重，顯示其實用性及與經濟建設關系的密切性。
新中國成立前的地質工作，通稱地質調查。它包括區域地質調查和礦區地質調查兩大類。即使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中，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礦產的調查。至於礦區地質調查更是為了礦區的開發生產所需，直接與經濟建設有關。只是由於當時技術方法和設備條件的限制，在地質報告(資料)中對礦產的分布、礦石質量、礦床成因等，都敘述得很少。對礦區的儲藏量有的未能計算，有的雖計算，但數字都偏低。如銅官山鐵礦，多次計算，都不超過500萬t，日本人後來雖發現了銅礦，估算的銅礦石也不過508萬t(按銅品位1%～2%算)。馬鞍山地區鐵礦、淮南煤礦的儲量都算得很少，與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巨大儲量數字不能相比。
現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質報告、論文、專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礦產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約佔新中國成立前全部地質文獻資料的70%，可以說明當時地質工作的重點還是礦產。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質文獻中，目錄名稱中可見礦產的就有100多篇，中文與日文的各佔一半。另外20多篇區域地質文獻資料中也有礦產部分。當然，日本人的資源調查是為了掠奪和戰爭的需要，但有些資料又為我們利用。
3)在第二階段的興盛時期，劃分了很多地層時代，並出現一批科研成果，在國內外產生過深遠影響。
地層劃分是地質調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紀30年代前後，國內知名地質學家來安徽省調查定名或重新劃分的地層最多。
此時期李毓堯、許傑對皖南震旦系層序與冰磧層、皖南造山運動，許傑對奧陶系地層的劃分與命名等，都是國內較重大的科研成果，並對後來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
此外，如孟憲民、謝家榮等對銅官山鐵礦床的研究，(收輯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專輯中)，以及李四光對黃山、九華山第四紀古冰川的研究，都顯示了當時國內的最高水平，對後來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4)新中國成立前積累的地質資料文獻，盡管為數很少，也為後來的地質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佐證了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繼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的特點之一是繼承性，即重視繼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國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質報告、論文、資料共200多份，有的還有些殘缺。但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特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展地質勘查時仍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銅陵地區銅礦、馬鞍山地區鐵礦、皖北閘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儲量，都是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但這些礦區的地質工作歷史悠久，資料不斷積累，認識不斷深化和飛躍，才能產生突變。謝家榮1946年發現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國成立後在他的新概念基礎上不斷擴大淮南煤田的范圍和儲量。皖北閘河煤田的發現全過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對烈山煤礦的調查(報告刊《地質匯報》第1號)和翁文灝1928年再次調查，並繪制1/100萬地形地質圖(報告刊《地質匯報》18號)。據原省地質局嚴坤元總工程師回憶，1955年布置325隊普查找煤時，即主要根據翁氏的地質資料作出推測，後來則發現了閘河大煤田。省內這四個大成礦區，過去都只有「點」的資料，後來由「點」發展到「面」，從已知到未知，不斷擴大礦區范圍，並在外圍發現新礦區(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層命名簡史表
續表
註：①省內外沿用至今的地層名稱。
劉季辰、趙汝鈞(1919)對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進行過煤田地質調查，將含煤層劃歸石炭紀，並歸屬「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灝、計榮森(1923)分別在上述地區尋找到植物化石，證實煤系時代屬石炭二疊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