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歷史

① 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歷史簡述

吳鳳鳴

(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顧問)

一、我國古代學者的地質調查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最早應首推明代地學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驚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國西南地區分屬湘、桂、黔、滇一帶進行了地質調查，特別是對岩溶( 喀斯特) 地貌、溫泉等做了系統調查研究，撰成我國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記》，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被世界學壇譽為喀斯特學、岩洞學重要文獻; 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

二、外國地質學家來華的考察及其報告的借鑒

運用近代地學方法在中國進行地質考察，發端於外國人，1840 年鴉片戰爭後，各列強紛紛派地學人員以各種不同方式來華進行地質考察，其中影響最大的，有:

( 1) 英國金斯米爾 ( 1837 ～1910) ，1861 年來華，曾到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地，懂礦物學和漢學，1868 年在南京、鎮江考察; 1887 年應山東巡撫的聘請，做過大運河北段的測量工作，因而對我國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力主水成說，反對風成說。回國後，於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倫敦地質學會作過 「中國之地質」專題報告，有一定影響。

( 2) 法國植物學家戴維 ( 1826 ～ 1900) ，於 1862 年來華，主要旅行於內地，到過西藏東部以及蒙古地區，採集了大量的動物、植物、礦物標本，全部贈送給巴黎博物館，發表過 《中國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國達維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來華，主要活動地區是西藏東部和蒙古地區，採集大量動植物化石標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種新屬，有一定研究價值，全部贈與博物館收藏，著有 《中國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國的地質學家龐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來華，1865 年返美，1866 年發表在華的地質考察報告 《1863 ～1865 年在中國內蒙古與日本之地質研究》; 在考察中，他發現我國東部沿海山脈走向呈 NNE—SSW，從山體結構上看，這是一種極獨特的現象，他從 「黃陵背斜」概念得到啟發，把這個構造線命名為震旦線，也稱為 「震旦上升系」，創用了中國地質構造學上一個專用術語，影響深遠 ( 詳見吳鳳鳴 《1840 ～1911 年外國地質學家在中國的調查與研究》; 《1911 ～1949 年來華的外國地質學家》， 《中國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國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來華，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遍及我國 18 個省 ( 區) ，從 1872 年回國，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國》，是一部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宏著，另有兩卷圖冊。他把 「震旦」一詞引入中國地層系統，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影響深遠 ( 參見吳鳳鳴: 《一個德國人筆下的中國地質》，《地質勘查導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於1907 ～ 1913 年發表 《在中國的研究》 兩卷三冊，對中國構造地質學以及地層劃分，影響深遠。

( 7) 奧匈帝國時代的地質學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1893 ～ 1899年發表 《施欣尼亞洲東部科學考察報告》，共三卷 ( 參見吳鳳鳴: 《中國早期地質學史研究的特點》，《第 7 屆國際科學史會議論文集》，2006 年) 。

( 8) 俄國地理學家、蘇聯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 ( 1863 ～ 1956) ，從 1892 年開始曾 4次來華，對我國東北西北地區地質研究頗有影響，發表有 《從恰克圖到伊寧》、 《祁連山山脈概要》、《中亞，中國北部及中國祁連山》等 ( 參見吳鳳鳴: 《蘇聯著名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院士》，《科學通報》，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質學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從 1885 ～ 1930 年曾 5 次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遍及我國西北西藏、新疆地區，發表有 《穿過亞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橫越喜馬拉雅山，在西藏的發現和探險》( 1909) 兩卷集，《探險家的自傳》( 1925) ，《越過戈壁沙漠》( 1931) ，《絲綢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機會，發現了沉睡已久的樓蘭古城遺址，挖掘出漢魏晉木簡殘片、錢幣、東方絲綢殘片、西方毛織物殘片、中亞希臘化的藝術風格的木雕殘片等 ( 參見吳鳳鳴: 《創業·開拓·貢獻》，《中國礦業報》，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國地理學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於 1900、1906 年來西北進行考察，1912年發表 《中亞及中國西部探險記》，《沙埋和田廢墟記》。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橫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萬次郎，三次來華在沿長江、漢水進行地質考察

第一次 於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峽地區;

第二次 於 1913 ～1914 年在漢口、岳州、長沙以及資江流域;

第三次 於 1915 年在應城、鄂皖邊界地區;

1910 年發表考察報告 《楚蜀之山形地質說》。

2) 野田勢次郎於 1912 年來華，是以東京地學協會名義，主要在華南地區進行地質考察，考察報告於 1917 年發表，題目是 《支那地學調查報告》共兩卷，主要內容包括: 三峽地區和湖北東南部 ( 大冶、陽新地區) 兩大地層系統; 對調查區域火成岩劃分為花崗岩、花崗斑岩兩大類; 把湖北劃分為 5 個構造區，即鄂北區、宜昌區、鄂西區、鄂中區和鄂東區，分別闡述各區的地質構造特徵。1920 年編製成 《南支那地質圖》。

( 12) 另外，相繼還有 10 個 「科學考察團」組團集體來華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國儒伯爾特越南考察團，進入中國;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學考察團;

3) 1892 年俄國波塔林率領的 「蒙古和中國考察團」;

4) 1893 年羅勃羅夫斯基 「中亞考察隊」;

5) 1895 年法國組織 「中國經濟考察團」;

6) 1899 年俄國普熱瓦爾斯基中亞科學考察團;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團;

8) 1900 年中亞和中國西部考察隊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國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中 亞 考 察 團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於條約不平等，遭到中國學界的反對，僅在蒙古地區進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團長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團長是袁復禮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關於考察團成就已有專題研究。

( 13) 幾所重點大學聘請來華的地質學家:

1) 北京大學於 1917 ～ 1918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亞當斯 ( G. Adams) 講授地質學、礦物學、礦床學等，1917 年捐贈簿裝書 160 卷，紙裝書 200 卷，1920 年又增歷史文學方面書 1045 卷; 1920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擔任系主任，講授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古生物學人才;

2) 北洋大學聘請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學外，還在 《地學雜志》 上發表《論地質學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

3) 1935 年中央大學聘請匈牙利地質學家貝克 ( H. Backes) ，擔任大的構造學和沉積學教授，並去四川進行地質考察;

4) 山西大學 聘請 瑞 典 紐 魯 姆 ( E. T. Nystrom ) ， 東 南大學 聘請 瑞 士 學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廣州大學聘請耶克爾 ( O. Jacke) 等。

有關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筆者已在 1990 年 《中國科技史料》有專文發表，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國學者開創中國地質調查工作

我國地質事業雖說起步較晚，但是，開創地質事業的我國地質學家，卻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名牌大學著名地質學家培訓的，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地質實踐經驗，「名師出高徒」，因而他們為早期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 1) 清代末，最早留學美國的鄺榮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葉學院學習地質礦業，1881 年召回，回國後，在開平煤礦、林城煤礦總工程師，招遠、寧海金礦等會辦，山西同寶煤礦公司總經理，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總勘礦師，最早在河北省境內，進行過地質調查，取得可喜的成果。於 1910 年在中國地學會主編的 《地學雜志》上發表《直隸地質圖》( 1∶ 250 萬) ，《直隸礦產圖》，《直隸石層古跡》，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 參見吳鳳鳴: 《中國古生物、地層研究早期史料》，《地層》雜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吳仰曾 ( 1862 ～ 1939) 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他本也是於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鴻章重新派往英國，1895 年畢業回國，是這批留學生中唯一完成學業的幸運者，回國後，曾在開平煤礦、熱河銀礦，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礦、銅礦進行地質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進行地質礦產勘查，在奉命於湖北勘查大冶銀礦時，力求採用先進新技術，提出: 依線道形勢開深 30 丈以下，必有銀礦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煉，即用始化煉銀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礦區歷任總工程師、礦物局局長等要職，顯示出他已具有現代地質冶煉理論知識，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還有鄺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魯迅、顧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地質時，曾在附近煤礦進行實習過，搜集一些五顏六色的岩石和礦物，保存在魯迅博物館 ( 參見吳鳳鳴: 《介紹魯迅的三篇地質學論著》，《地質學史論叢 ( 一) 》，1986 年及 《關於顧琅及其地質礦產著作評述》，《中國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章鴻釗 ( 1877 ～1951) 於 1909 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地質科學習，授業於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橫山又次郎。1910 年為撰寫畢業論文，利用假期搜集資料，在杭州富陽、臨安、於潛、天目山一帶進行地質考察與研究，撰成畢業論文 《浙江杭屬一帶地質》，原文為英文手抄本，現存東京理科大學，全文 145頁，附有地形圖、岩石顯微照片、古生物圖版，其中地層剖面圖和構造剖面，線條精細准確，主題明顯，十分自然美觀。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院士存有復制本，並高度評價說: 「可作為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與研究的範本」( 參見吳鳳鳴: 《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章鴻釗》，《中國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鴻釗傳》， 《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多維」學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1908 年轉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地質學 ( 主科) ，1911 年畢業返國，在海防登陸，乘滇越路火車入雲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驛道，過馬龍、沾益、平彝，入貴州境，經過亦資孔、毛兒河、郎岱、安順，到達貴陽。從貴陽經龍里、貴定、清平、黃平、施秉、抵鎮遠。沿途用指南針測草圖，用氣壓表測高程，進行了他第一次邊遠地區的地質考察，獲得岩石標本、圖片以及化石標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國第一個培訓地質人才的學校———地質研究所時，特別重視野外實習，倡議每周必去野外實習一次，作為必修課，由當時教員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等帶領對北京西山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地質考察，在教員指導下，集體測得 1∶ 10 萬份地質圖，並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成為早期北京第一部區域地質志。

同年，他與德國人梭爾格 ( F. Solger ) 、王錫賓赴太行山地區及沿正太路進行地質考察，沿途填繪地質圖，進行了系統的地質工作，後來編寫成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報告》。

1914 年，經農商部批准再去雲南東部作地質考察，以一年的時間，遍及滇東、滇北各地，重點調查了個舊的錫礦和東川的銅礦。測得 《個舊縣地質圖》、 《個舊附近地質總圖》、《個舊錫礦區地質概要圖》; 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專文，撰成 《改良東川礦政意見書》; 兩渡金沙江，調查研究了四川會寧、會理一帶的地質礦產。眾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區，地形復雜，自然條件惡劣，十分艱苦，每天 「以管窺天，以錐指地」，採集了大量化石和標本，繪制各類地圖。同時，對西南地區地層也做了深入研究，認為雲南曲靖的妙高山層，是我國當時能稱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層，此行成果糾正了法國戴普拉德錯誤論斷，為建立滇東地層系統奠定了基礎。1922 年向第 13 屆國際地質大會提交了 《滇東的構造地質學》論文，文中列舉出龍爪山脈、揚子弧之紅色高原、魯南山脈、揚子江之變質雜岩、東川侵蝕平原、牛欄江之褶皺山脈、宣威高原、東經 104°以東之交界山脈、羅平高原等 9 個構造單位，均論其構造特點。

1928 年，受鐵道部之委託和廣西政府的邀請踏勘川廣鐵路線，探查廣西礦產，其范圍甚廣，包括中部和北部，重點考察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特注重地質構造和地層系統的調查與研究。他主編的 《徐霞客游記》出版及其實際考察，被譽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質調查所組織力量，再度進行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由丁文江任總指揮，力量強勁，其中有黃汲清、趙亞曾、李春昱、曾世英、譚錫疇、王曰倫等。

考察人員從北京出發到重慶，經桐梓至遵義西行，再往東至貴陽，經都勻、獨山，入廣西南丹，經平丹返貴陽。這次地質考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邊陲考察的最後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考察。

就在這次考察途中，年輕地質學家趙亞曾 ( 1898 ～1929) 於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縣佛德盛客棧，不幸遇匪殉難，他深感悲痛，見 《挽趙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書成已等身，

趙生才調更無倫。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萬里塵」。

這次考察的目的、內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給胡適信中有所闡述，信中說:「我這次到西南去，抱了幾個志願。第一是把廣西和雲南的工作連接上———我去年在廣西，頗有重要發現，……這種發現，把從前在雲南的觀察也證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種問題完全解決，非到兩省交界的貴州去不可，欽渝鐵道是打通川粵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決西南經濟問題的唯一方法。……我認為唯一的路是在貴州。……鐵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價值的煤田，……乘此把欽渝路線根本解決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經濟做一個具體方案……」( 參見吳鳳鳴: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地學先驅》，《中國礦業報》，2000 年6 月3 日) 。

( 關於丁文江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一場 「科學與玄學」論戰，作為科學派主將的事跡，筆者另有專文發表) 。

1913 ～ 1916 年地質研究所教學過程中，十分重視野外的地質考察，由老師帶領下，3年中 21 ～22 位學員，分別走遍了大江南北，進行了地質考察，獲得大量地質資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報告和畢業論文的基礎上，由章鴻釗、翁文灝兩位老師主編成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於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地質學家進行地質調查的成果，第一本區域地質調查報告，凸顯出我國地質事業開創時期的水平。

全書共 6 章:

第一章 運用圖表反映考察與研究的范圍;

第二章 地層系統: 從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紀，到第三紀 ( 古、新近紀) 、第四紀;

第三章 火成岩，論述各類火成岩及其時代;

第四章 構造，主要以煤田構造為主;

第五章 礦產，以煤和鐵礦為主，在結論中特別論及金屬成礦理論，凸顯出主編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結論，南北地層概述，各時代地史變遷，中國礦產與地質的關系。

文前附有兩位主編的序言，闡述了學員們 3 年間勤奮學習和艱苦的野外實習的歷程;《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質調查報告選編而成，是全體師生 3 年間野外地質調查的結晶。

參與地質實習的學員有: 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譚錫疇、李學清、周贊衡、朱庭祜、李捷、徐韋曼、徐淵摩、劉季辰、盧祖蔭、趙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馬秉驛、劉世才、趙汝鈞。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質調查所，從而充實了調查所的力量，調查所才得以有計劃地開展了全國性的地質調查工作，到新中國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間，我國地質調查事業，取得了令人稱贊的豐碩成果 ( 詳見吳鳳鳴: 《我國地質學家第一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地質勘查導報》，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為慶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貢獻》，這是一部權威性的論著，從書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老一輩地質學家的創業精神。

② 新中國成立前地質調查所的歷史發展與優良傳統

陳夢熊

(國土資源部)

一、前言

前地質調查所成立於1916年，是舊中國歷史最長、規模最大，在國際上具有較高聲譽的一個全國性地質機構。它對新中國地質科學與地質事業的發展，也具有較大影響。1995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第七屆全體院士大會時，地學部部分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院士，在隨意聊天時，都深感新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與前地質調查所有密切的承前啟後的關系，因此提出倡議要編寫一本有關地質調查所發展歷史的文集，得到大家的贊同。由於大家的積極支持，該書在1996年就順利完稿出版，書名為《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全書共有54萬字，篇幅較大，為了便於了解全書概貌，作者對內容精心調整壓縮，寫成一篇比較詳細的節要，供同行參考。

二、發展時期劃分

地質調查所從1916年正式開始工作，到1950年宣告撤銷，一共經歷了35年的時間，其整個發展過程，約可劃分為4個時期：①萌芽時期(1900～1916)，地質學知識開始從國外引入國內；②奠基時期(1916～1930)，開始在全國展開地質礦產調查；③發展時期(1930～1940)，各研究室先後建立，機構逐漸健全，工作有所擴大；④成熟時期(1940～1950)，機構趨於穩定，科技力量有所增強，在國內外有較高聲譽。如果按所址的遷移，也可劃分為：①北京(北平)時代(1916～1935)；②南京時代(1935～1937)；③北碚時代(1938～1945)；④南京復員時代(1946～1950)。新中國成立後，地質調查所的歷史雖然告一結束，但為新中國的地質事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新中國的地質事業獲得空前巨大的發展，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三、主要特色與優良傳統

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建所的35年時間內，為前期中國的地質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與它嚴格的管理制度、嚴謹的學術風氣，以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分不開的，分述如下：

1.機構精簡、任人唯賢

從建所開始，就實行嚴格的考試制度。每年通過考試，招收2～3名地質人員，所以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地質調查所的規模雖自然已有很大發展，但連同兩個分所的總人數仍不過200餘人。關於地質調查所的考試制度，幾十年來除極個別的人是通過特別推薦入所的外，幾乎沒有例外，即使是北大地質系第一批的畢業生，如著名古生物學家孫雲鑄，也毫不例外的是通過考試進所的。孫老到了晚年，談起當年參加考試的經過，仍然津津樂道。著名新生代地質專家、「北京猿人」的發現者裴文中，1927年從北大畢業，滿懷希望地投考地質調查所，不料因成績不佳而落選。裴文中並不因此而灰心，第二年繼續參加考試，終於被錄取。不僅地質技術人員入所要通過考試，對一般新招收的職員，同樣要通過考試。如「抗戰」勝利後，圖書館需要增加幾位管理員，都是通過黃汲清親自面試以後，才被錄用為正式職員的。

地質調查所從建所開始，不論是機構的設置還是人員的編制，都是按照機構精簡的原則，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漸地穩步發展。即使在十分艱難的「抗戰」時期，不僅沒有裁減人員，相反還有所擴大，如在蘭州建立了西北分所。20世紀30年代初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最為興旺的時期，當時的研究人員，包括外國專家在內，不過六七個人，外加修理標本和製作模型等技術人員，總共不超出20人，但卻作出了驚人的成績。「抗戰」勝利後，作為所內最大的一個研究室——區域地質研究室，大概也不到20人，但卻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完成了14幅1：100萬分幅地質圖與一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的編圖工作。

在建所的30多年時間內，所長和各研究室的領導成員，基本保持穩定，很少有重大變動，因此各研究室均有相對固定的努力目標，各項業務能按計劃逐步完成。各個研究室的領導成員，也相對保持穩定。除上述區域地質室與古生物研究室以外，如楊鍾健始終擔任新生代與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長期擔任岩石礦物研究室主任，李善邦從建室開始就擔任地震及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曾世英一直擔任測繪室主任，熊毅、馬溶之、李慶逵等都長期擔任土壤研究室主任，等等。他們既是國內各個專業的權威專家，在國際上也是知名學者，這是各個研究室在業務上都能分別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領導成員中，值得一提的是副所長周贊衡，他是唯一的一位副所長，同時也是唯一一位從建所開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都始終堅持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崗位上的人。另一位值得贊揚的是圖書館館長錢聲駿，他是1920年北大地質系的第一批畢業生，與孫雲鑄同時進入調查所，工作勤勤懇懇，前後擔任館長近20年，把圖書館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對圖書館的藏書與資料了如指掌，就像一本活字典。

地質調查所還有其他許多值得稱頌的人，特別是一批擔任輔助性工作的技術人員。他們多半一專多能，技藝精湛，並有一手絕活，非他人所能頂替。如測量專家顏惠敏，他用平板儀測圖，速度之快與精度之高，非一般人可比擬。胡寶琳是一位技藝出眾的能工巧匠，「抗戰」期間，協助秦馨菱用土辦法竟製造出一台靈敏度很高的地震儀。李時俊是一位出色的照相專家，余國鈞是所內著名的切片、磨片專家。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是一位模型製作專家，在國內稱得上是權威。此外，圖書館的打字能手韓文蔚，繪制古生物模擬圖的畫家蔡一，以及清繪中國地質圖的繪圖員魯巨川、白耆彬、李子平等，他們的高超技術都是有目共睹的。總之，地質調查所在地質事業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與二線人物作出的重要貢獻是分不開的，他們是地質調查所的無名英雄。

2.學術空氣濃厚、治學環境相對穩定

不論在北碚，還是在南京，到晚上大多數辦公室總是燈光通明。他們夜以繼日，充分利用業余時間；這並不是強迫加班，而是自動地到辦公室鑽研業務，或撰寫論文，已經形成風氣。盡管如此，每天上午上班，進門首先要簽到，還要寫上到所時間；這是建所以來的老規矩，不論職位高低，都要嚴格遵守。每周第一天的上午，照例全體人員要聚集在會議廳開周會，實際是學術報告會，由所長主持，主要請出差回來或項目工作告一段落的人，介紹野外調查的收獲與體會或階段性或最終成果的主要內容；因此也相當於工作匯報會，講完以後展開討論，互相交流。對所內年輕地質人員來說，這些活動都是最好的學習機會，而且無形中受到了學術空氣的熏陶。同時各不同專業，可以通過這些活動互相交流，擴大知識領域。

新入所的地質人員稱為實習員，對外稱調查員，一般要經過兩年的實習，才能升到技佐(相當技術員)；再經3～5年的實際鍛煉，才能升到技士(相當工程師)，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後，才有可能單獨承擔任務。所以入所後一般頭五六年的時間，大多基本上都是跟班學習，練基本功，當好助手，可以稱為學徒階段。地質調查所十分重視野外工作，所以必須首先在野外工作中經受鍛煉。總之要培養成一位多面手，只有真正的徒滿出師，才能算得上一位夠資格的地質工作者。

3.人才輩出、重在培養

地質調查所多年來人才輩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重視人才培養。在地質調查所成立之前，3位創始人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高瞻遠矚，首先舉辦名為地質研究所的培訓班，並親自擔任教職，經過3年的嚴格訓練，把這批學生培養成為我國第一代的地質學家。這第一代的地質學家，又培養出第二代的地質學家；如此代代相傳，一代比一代強，所謂名師出高徒，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確實是一條真理。

培養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如前所述，入所後首先要度過約5年嚴格的學徒生涯，主要目標是通過跟班學習，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功。地質調查所的一項主要優勢，就是每個研究室都有一位或多位的權威專家，他們總是毫無保留地主動把知識傳授給年輕人。不僅是在工作中言傳身教，而且還帶領年輕地質人員到野外實習。例如，在北碚時代，黃汲清就曾帶領一批入所不久的年輕人，到天府煤礦學習如何繪劃剖面；在威遠地區，帶領一批年輕人，練習如何測繪地質圖。在室內，老一代指導新一代如何寫論文，並且親自一句一句地進行修改，就像老師修改小學生的作文一樣認真。

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三位創始人都曾留學國外，他們十分重視選派留學生到國外深造，作為培訓人才的一項重要措施。在地質研究所畢業的我國第一代的地質學家中，就有葉良輔、王竹泉、謝家榮、周贊衡、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等，通過不同途徑，在歷屆所長的積極支持下，出國留學，並在國外取得優異成績。他們學成回國後，都為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4.重視地質出版事業，建立一套比較系統的按專業劃分的出版系列

主要包括匯報、專報、古生物志、專刊或特刊及地質圖等五大類，其中專報還分地質、土壤、地震等類別，古生物志又分為甲、乙、丙、丁四大類等等。此外還包括地質學會主編的《地質論評》與《地質學會志》。以上各類出版物對外開放，即所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也可列入系列出版。由於重視地質出版事業，使大量調研成果能及時傳播於世，這也是地質調查所能在學術上取得重大成就，並在國際上具有較高聲譽的重要原因之一。

5.學習外國經驗，注重國際合作

丁文江、翁文灝十分重視學習外國經驗，聘請了不少外國著名專家來華擔任顧問。例如，聘請美國葛利普擔任古生物室主任，瑞典安特生從事新生代與西北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丁格蘭從事礦床學研究，著有《中國鐵礦志》、《中國汞礦紀要》等重要專著。加拿大學者步達生、法國學者德日進、瑞典古脊椎動物專家布林等，參與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與研究工作。此外，還有美國土壤專家梭頗、瑞典古植物專家赫勒等來華協助工作。他們對提高我國地質科學的理論水平，促進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6.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書館與地質陳列館，被稱為地質調查所的兩大寶庫

新中國成立前夕圖書館存書77732冊，是我國地學方面存書最齊全的圖書館，特別是存有大量珍貴圖件。該所圖書館與陳列館成為地學工作者最嚮往的地方，能提供各類其他機構難以找到的資料。

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地質事業進入到一個大發展時期，雖然成績顯著，但也存在不少痛苦的教訓。目前我國地質機構正在進行重大改革，如何以史為鑒，繼往開來，面向新世紀的挑戰，重新回顧20世紀地質科學的發展歷史，對今後地質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仍有重要意義。

四、開拓創新、與時俱進

地質調查所從1916年正式成立，並開始在全國范圍開展地質礦產調查，至l950年由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接管、改組和分流，前後僅35年時間。在此短短35年的時間內，該所在地質礦產調查和基礎理論研究等方面，如區域地質、地層古生物、岩石礦物學、礦床學、大地構造以及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學等領域，均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是對新理論、新學科與新技術的創立與開拓，成就尤為突出，為新中國地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例如，區域地質方面，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和15幅1：100萬分幅地質圖。地層古生物學方面，完成了大量古生物研究成果，比較完整地建立了中國的地層系統。在大地構造方面，劃分了中國的造山期，提出了多旋迴構造理論、應用地質力學理論，構成了中國的大地構造體系。岩石礦物學方面結合造山運動，深入研究了各造山期的岩漿活動(包括火山活動)與岩性特徵。在礦床學研究方面，如北方煤田地質的調查研究，長江中、下游鐵礦床與成礦帶的研究，江西鎢礦、湖南鉛鋅礦的調查研究，以及西北陝、甘、新等省與四川盆地油氣田地質的調查研究等，都為新中國地質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地質勘探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除上述地質科學傳統項目的理論研究以外，努力開拓創立地學范疇的新領域，是地質調查所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主要包括：

1)創立我國最早的地震研究室(1930)，並在北京西山鷲峰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地震台，稱為鷲峰地震台，又稱鷲峰地震研究室。「抗戰」期間改稱「地球物理研究室」，把研究內容擴大到除地震外的物理探礦與地磁測量等方面，奠定了我國地震學與地球物理學的基礎。

2)創立我國第一個土壤研究室(1930)，開展全國性的土壤調查，結合野外工作，完成大量研究成果，為新中國土壤科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3)創立我國第一個新生代研究室(1929)，後改稱「新生代及古脊椎動物研究室」，除研究新生代地層外，還重點研究古人類、古脊椎動物、古植物及史前文化考古等內容。「北京人」的發現驚動了全世界。

4)創立我國第一個燃料研究室(1930)，命名為「沁園燃料研究室」，主要從事石油及煤岩的研究，建立了煤岩學的基本理論。該室還附設一個設備比較完善的化驗室，擔任岩石、礦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是我國第一個岩礦化學分析室。

5)創立我國最早的制圖研究室(1930)，1934年編制出版我國第一本按等高線分層設色的《中華民國新地圖》，即著名的申報分省地圖集，開創了具有三維特徵的地圖制圖法。

6)創立我國第一個工程地質研究室。

五、結束語

地質調查所從l916年正式成立和開始工作，到l950年由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所接管，前後僅有35年的歷史。但老一輩的地質學家，在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熱愛中國地質事業、熱愛科學，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成績顯著，在國內外享有一定的聲譽。雖飽經戰亂，工作條件十分艱難，但始終堅守崗位，艱苦創業，為發展中國的地學、地質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新中國的地學、地質事業，奠定了較好基礎。

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對中國地層系統的劃分、中國大地構造的基本輪廓、中國各類礦床的基本類型與成礦規律，以及中國造山運動與岩漿活動的相互關系等，通過地質調查工作，也都已形成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這為新中國大規模開展地質科學研究與地質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地質調查所的陳列館與圖書館完整地移交給地質部，為進一步發展新中國的地質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物質財富與精神力量。地質調查所傳統的刻苦鑽研、治學嚴謹與艱苦奮斗的獻身精神，對新一代的地質學家，也有較深遠的影響。

地質調查所對新中國地質事業最重要的貢獻，是輸送了一批比較成熟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部分在國際上具有較高聲譽的知名學者，他們在新中國地學和地質科學的有關領域以及各個不同部門，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地質調查所(包括蘭州、北京兩個分所)經過約一年的軍管和內部調整，即由1950年成立的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接管，並進行全面的改組和分流。其中，土壤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分別演變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地性研究室(地震、地球物理室)構成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個組成部分，地質陳列館與地質圖書館基本上成建制全部轉移為地質部的地質博物館和中國地質圖書館。原有其他科技人員，絕大部分成為1952年成立的地質部系統各有關部門以及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質骨幹力量。據統計，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地質科技人員，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的共有47位，他們都分別在各有關部門擔任重要職務。

③ 我國地質輝煌發展史

中國地質發展史(轉載)
思想與知識的准備

十八世紀後，西方工業勃興。英國的生鐵年產量，從1700年的12,000噸，上升到1840年的 139萬噸；而僅過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萬噸。（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國煤的年產量，也從 1700年的 261.2萬噸，上升為1836年的3,000萬噸；1854年，即僅過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達到 6,450萬噸。（楊異同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條件、方法和特點》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頁20）包括地質學在內的礦學日益精進，1830年英國萊伊爾（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質學原理》開始出版，地質學作為逐漸形成的基礎學科，活躍在科學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中國社會還沉湎於「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之中。開明一點的，也僅僅把科學視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藝，更不知地質學為何物。盡管開采了幾千年的礦產，但並未弄清這些礦產是怎樣形成的，還認為地下有「龍脈」，怕犯「風水」，不用說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開礦，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墳墓也得讓它三分。以至曾紀澤（1839-1890）有「吾華開礦較西人為難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難集；一曰風水難避」之嘆。（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懷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懷檔案之四》頁8）曾紀澤曾出使歐洲八年，通英語，懂一些科學，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學思想與知識，在明末清初通過傳教士開始傳入中國，帶來了那個時代西方對地球的新認識，如世界有幾大洲幾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繞日運行之類。中國人以慣用的「此乃中國古已有之」的態度接受了下來。但當時地質學作為一門科學在西方也尚未確立，稱得上屬於地質學范圍的知識，傳來的不多，有的還雜有謬誤，如1659年來華的比利時籍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輿圖說》中介紹維蘇威火山時，說它「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至百里外」現象是描述出來了，但其實這不是燃燒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沒講清；接著說：「後移一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還說羅馬南邊所產鐵礦挖盡後，二十五年又會再生等等，更是信口開河了。但就這本書總體來看，書中對地球的重力，大氣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關系，侵蝕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從科學的角度有所介紹，並已有了地層構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質學在孕育時期所達到的水平。（南懷仁，《坤輿圖說》 大東書局據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後由於清廷閉關鎖國，特別是雍正（1723-1735） 時放逐傳教士，致使譯事中斷百餘年，而此時在歐洲正是地質學興起的「英雄時代」。中國社會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大門被迫打開，情況才有了變化。

地質科學的傳入中國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此時地質學在西方也是新興的學科。

1853-1854年，英國教會在上海舉辦的兼有翻譯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館」，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編寫的《地理全志》。從現已找到的歷史材料來看，它是第一部比較全面介紹地球科學知識的中文書。據李鄂榮查證，在中文中「地質」作為一個科學名詞，是本書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質」一詞，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榮：「地質」一詞何時出現於我國文獻 1986,地質學史論叢(一)頁100-108）

《地理全志》的編者是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編輯此書的目的是想通過介紹世界各地的情況及有關地球的知識，使人們相信世界萬物都是由上帝造成，爭取得到盡可能多的信徒。梁啟超對它的評語是「簡而頗備」。（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879,光緒丁酉沔陽盧氏刻本） 此書分上下兩編，各裝一冊，篇幅上編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紹亞、歐、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島地理概況；下編有十卷，主要介紹地質、自然地理、生物、人類和作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識，首卷就是「地質論」，岩石、地層、古生物、礦產等都講到了，特別是地層講得較詳，結合不同時代地層勾畫了地球演變的輪廓，還附有一張繪有地層柱狀圖的地質年代表。下編各卷中，嚴格說來，可以歸入地質學范圍的內容，合起來約能佔到該編的五分之一，不過還有一些內容與地質密切相關。

④ 中國地質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地質學會1936年成立了第一個地方分會即北平分會，到2012年已經增加到31個省專、市、自治區地質學屬會；60年代中期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3個學術機構－專業委員會，到2012年已經發展到48個分支機構（專業委員會、研究分會、工作委員會）。學會建立了常設辦事機構－秘書處、國際處和期刊處。2011年組成了中國地質學會第39屆理事會。中國地質學會的會員1949年前為559人，到現在已經發展到6萬多名。

⑤ 地質工作的基本歷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確定了「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的方針，地質學和地質事業贏得「建設的尖兵」的地位而備受重視，從而開始其大發展的歷程。

（一）地質工作管理機構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成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任命委員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負責統一規劃全國地質工作，並適當集中全國地質學家解決國家建設的迫切地質問題。同年11月，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四個問題：中央地質機構的組織；中央與地方地質機構的聯系；地質教育；1951年的工作計劃。會議明確提出，應人力物力集中解決煤、鐵、石油和有色金屬的資源問題。並建議地方地質機構應受當地人民政府及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雙重領導。

1951年，300多名地質工作者組成84個地質隊分赴全國各地區調查，其中東北地區仍為工作重點。至1952年，全國地質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個項目在內的地質工作計劃，對5000多平方千米的國土做了地質調查並繪制出圖件，鑽探進尺總計達到3萬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地質部，任命李四光為部長，何長工等為副部長，以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使地質工作適應國民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地質部成立後，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隨即撤銷。在成立地質部的同期，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等有關部門，也先後相應地加強了各自的地質機構。中國科學院成立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強調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開展科學研究；接著成立古脊椎動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質學院和東北地質學院；各大學地質系擴大招生；建立專科學校；幾年後又建立成都地質學院。20世紀50年代初，與地質相關的北京礦業學院、北京石油學院等也建立了。從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區，後來是各省先後建立地質局，組織勘探隊。至此，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基本完備。

（二）地質工作的大轉變

1952年11月，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地質工作開始大轉變。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1953年地質勘查計劃，這是中國地質工作第一次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地質工作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夏國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共有四項：第一，保證五年內開始新建企業的設計所必需的礦產儲量；第二，加強對某些以前沒有發現或者很少發現的和目前特別缺乏的資源（例如石油）和地區上分布不平衡的資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計劃地開展全國礦產的普查工作，進行部分的區域地質調查等工作，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並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准備資源條件；第四，加強水利資源和綜合流域開發的地質勘查工作，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工程所需的地質資源，並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水力資源開發做好准備工作。為此，五年內計劃探明可供設計的煤的礦產儲量202.7億噸，鐵的礦產儲量24.7億噸，計劃完成地質勘探鑽探工作量923萬米，提供地質勘探工作經費16.7億元（夏國治，程裕淇，1990）。

為了順利完成「一五」計劃所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地質部將60%的技術力量保證有色金屬、黑色金屬及煤炭的重點勘探任務，以16%的力量有重點地進行普查。「一五」計劃開局之年，77%以上的地質人員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學研究任務為主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員密切配合。

「一五」計劃期間，共完成了74種礦產的勘查，有64種取得了可供工業設計使用的儲量。與1949年相比，銅的儲量增加了14倍，鉬的儲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儲量雖然不能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長了32.5倍，而且還開始了200萬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質普查（夏國治，程裕淇，1990）。

（三）地質普查的全面展開

從1954年開始，地質普查工作全面展開，為此，地質部成立了普查委員會，組織了44個普查隊共2000多人，在20個省（區、市）的120多個縣的范圍內展開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質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長至20%。到1956年，地質部所屬各地質隊均已將二分之一以上的技術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質部根據國務院決定開始承擔石油普查任務。1955年春節前後，地質部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組成5個石油普查大隊，會同燃料工業部分別在准噶爾、柴達木、六盤山、四川等地進行大面積的石油普查，並強調運用地質理論指導探尋石油的重要性。同時，地質部還在華北平原進行了石油普查，並抽調技術骨幹充實各石油普查大隊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規模進一步擴大，地質部派出14個大隊與地球物理探礦等隊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達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鄂爾多斯、貴州、廣西等面積達40多萬平方千米的地區。

1957年，地質部做出石油地質工作戰略東移的決定，將找油的重點從西部轉移到東部各盆地。「一五」計劃結束時，找到的可能儲油構造累計達256個，有的已經鑽探出原油，為大慶等油田的勘探開發奠定了基礎（夏國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氣資源外，區域地質調查和其他礦產普查也大規模地展開並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幾十個具有工業價值的新礦區被發現。

（四）地質工作的曲折發展

1958～1965年地質工作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一方面，地質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完成了1：20萬綜合區域地質調查面積43萬平方千米，開展了1：5萬區域地質調查的試點工作，出版了1：300萬全國水文地質圖及其說明書；在礦產勘查方面，全國共發現各種礦產的礦點10萬多個，探明有相應儲量的礦種93種；在工程地質方面，地質部與水電部共同完成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階段及壩區施工階段的工程地質勘探任務，完成了長江三峽初步設計所要求的工程地質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尊重客觀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計劃，也使這一時期的地質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質部門的23種主要礦產儲量的年計劃指標不斷加碼，分別超過國家批准計劃的1倍，有的甚至達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續了這種躍進的勢頭。與此同時，地質工作出現了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講必要的程序忽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現象。這些都給地質工作帶來了損害。

1960年冬，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1961年至1963年，國民經濟進入連續3年的調整時期。地質部也從1961年起，總結「大躍進」期間地質工作的經驗教訓，部署調整工作，並組織地質工作者對地質工作的性質、特點、規律、內部工作關系進行大討論。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地質工作逐步恢復了正常秩序，並開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領域。

這期間，地質部重點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①加強重點礦種和礦區的勘查工作。一是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會同石油工業部在大慶長垣組織石油勘探會戰，同時開展外圍地區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鉻礦資源。三是集中力量組織長江中下游各省協作，重點加強銅、鐵礦等礦產的勘查工作。②加強三線戰略後方的地質工作。地質部門根據黨中央關於加強三線建設的指示，對二線、三線地區和戰略後方的地質勘查工作做了相應的加強。③加強與發展農業有關的地質工作。④加強地質科學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質科研機構，出版了一批水平較高的科學專著和論文報告，「以任務帶學科」，強化了為國民經濟服務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學術氛圍活躍，大地構造學領域的地質力學、多旋迴學說、地窪學說、斷塊學說、地殼鑲嵌波浪運動說等學派之間展開了爭鳴。⑤開辟了新的地質工作領域。如海洋地質工作、特種非金屬礦產的找礦勘探工作、地震地質工作以及第四紀冰川和現代冰川、珠穆朗瑪峰地區的地質考察、核爆試驗場工程選址等（夏國治，程裕淇，1990）。

（五）地質工作的艱難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地質工作像國民經濟其他行業一樣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地質工作者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地質工作艱難地前行。

一方面，地質工作遭受嚴重挫折，主要表現：地質教育事業損失慘重，北京地質學院先遷湖南石門，再遷湖北江陵，最後落戶武漢，遷徙過程中人才流失、物資毀損，地質院校停止招生達五六年之久；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合並撤銷，研究機構下放管理，給地質工作帶來巨大損失；探礦機械、地質儀器等工廠長期處於半停滯狀態；地質工作隊伍中技術人員流失嚴重，全國地質工作技術人員由1966年末佔地質職工隊伍總數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雖然絕對數有所增加，但所佔比例急劇下降，造成隊伍結構的嚴重不合理，給地質工作帶來了長期難於解決的負擔（夏國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這樣嚴重的困難局面之中，地質工作仍然在區域地質調查、礦產勘查以及開闢地質工作新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質工作在困境中艱難前行。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先後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萬區域地質調查面積約100萬平方千米；過半數的省市進行了1：20萬區域地質調查工作；出版了中國第一幅1：5萬區域地質調查正規圖件。在礦產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氣勘查取得多處突破，分別在隴東、蘇北、任丘以及南黃海、北部灣、珠江口、東海等地或構造見油、見氣，確證這些地區具有良好的油氣遠景，或構造鑽獲日產千噸的高產油井，發現古潛山型油氣藏；鐵礦勘查也獲重要進展，基本摸清了中國貧、富鐵礦的類型、特點、分布規律、儲量及潛在儲量、冶選性能等；其他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的勘查取得許多新的發現，陸續發現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礦、銅礦、稀土礦、鉑族礦、鉻礦等以及新的鹽礦、重晶石礦、天然鹼礦和許多非金屬礦產的新品種。在水文地質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質普查隊伍實行「工改兵」的制度，組建了基本建設工程兵水文地質普查部隊，普查部隊完成了350萬平方千米普查面積中工作條件最艱苦的190萬平方千米的任務。在開拓新的地質工作領域方面，地熱地質勘查、航空地質和航空綜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將計算機應用於地質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地質科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包括編制出版1：400萬中國地質圖和1：500萬亞洲地質圖，中國地質礦產圖集，1：300萬中國海上及海域地質圖等，以及稀有元素礦床類型及其成礦特徵的系統總結、三峽工程、寶成鐵路沿線環境工程地質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對外交往方面，恢復了中國在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中的會員國地位，對中國學術界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和學術活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和促進作用（夏國治，程裕淇，1990）。

（六）地質工作迎來勃勃生機

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國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也給地質工作帶來了勃勃生機，地質工作真正轉移到了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地質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撥亂反正，明確提出地質工作要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工作方針，要把根本出發點放在提高地質找礦效果和地質工作的經濟、社會效益上。

地質工作管理體制的調整。為了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1979年，國務院決定，撤銷原國家地質總局，恢復建立地質部，為加強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監督管理，1982年地質部改名為地質礦產部；各省（區、市）地質工作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冶金工業部、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及建材系統下屬的地質隊伍也相繼收回改為相關部委為主的雙重領導。

地質工作隊伍的表彰和激勵。地質部門先後三次評功授獎，表彰勞動模範、找礦有功單位和人員以及模範政治工作者等；為調動知識分子鑽研技術的積極性，地質部門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評定和晉升技術職稱。與此同時，地質隊伍的結構得到優化，截至1985年底，地質部門隊伍41.8萬人，技術人員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為20%，隊伍素質得到改善（夏國治，程裕淇，1990）。

學術交流活動的恢復和發展，地質科研工作得到加強。1982年，中國地質學會舉行學會成立60周年紀念大會和學術報告會，會上為40名從事地質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質工作者頒發了榮譽證書。這一年，中國地質學會會員發展到4萬多人。按照中央「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地質部門將科技工作重點放在為解決經濟建設和地質工作的關鍵性項目上，調整不同層次科研機構的分工協調以及地質隊、科研機構和院校之間的橫向聯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區域地質調查和重點礦產的普查方面。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萬地質調查完成了全國應測面積的88%，完成1：50萬、1：20萬區域水文地質普查922萬平方千米。在此基礎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礎地質成果：出版了《中國地層》、《亞洲地質》、《中國古地理圖集》、《中國構造體系圖》等一批高水平的專著和圖集。通過全國范圍內的普查，發現了值得進一步工作的礦產地600多處，其中預計可達大中型礦床的約300處。有97種礦產新增了探明儲量，平均每年擴大規模的礦區135個。在南海珠江口、東海獲得日產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在塔里木盆地獲得日產1000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從而為海洋石油鑽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開了新局面（夏國治，程裕淇，1990）。

⑥ 急用！！！中國地質學的發展歷程

專業書籍，到地礦類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專業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質學發展史》劉興義、劉肇生父子1983年翻譯

2、章鴻釗一生著述甚豐，在地質學、岩石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地質發展史、地質調查史和地質科普等領域內發表了大量學術著作。主要有《地質學與相對說》、《中國研究地質學之歷史》、《中國地質學研究小史》。

3、《地質學原理》是英國近代地質學家賴爾的主要學術著作，又名《可以作為地質學例證的地球與它的生物的近代變化》。這部書曾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在國內外都產生過廣泛影響。1872年由中國數學家華蘅芳和美國醫生瑪高溫合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地學淺釋》。1959年徐韋曼又重新翻譯，以《地質學原理》為書名，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一著作的出現，標志著近代經典地質學的成熟。

4、《大陸和海洋的形成》較之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基礎學科，地質科學可謂「大器晚成」。把地質學真正奠定在科學基礎之上的科學革命，遲至20世紀上半葉才得以發生。人們公認，拉開這場科學革命序幕的是《大陸和海洋的形成》一書，作者即是被譽為「地質學中哥白尼」的魏根納。

5、《翁文灝選集》收集翁文灝的學術報告和學術論文共21篇，是翁文灝在礦床學、構造地質學、地震地質學、地理學、沉積學等方面的學術水平代表作。該書是一部代表我國近代地球科學尤其是地質學的奠基水平的學術著作之一。

6、《中國地質學》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質學名著，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奠基著作，是運用地質力學原理來研究區域地質形成規律的一部開拓性經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質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質發展史》供參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網上可以找到一篇關於論述魯迅對中國地礦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內行，見笑。

⑦ 中國地質歷史年代表，誰有啊謝謝！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36026.html

⑧ 中國地質大學 為什麼有兩個校區，有什麼歷史來歷

漢口校區當年是一家地質學院，後來合並到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關於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與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聯系
中國地質大學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唐山交通學院，北洋大學等校地質科系合並而成的北京地質學院，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為學校籌備委員會主任，劉型為學校首任院長。學校位於北京學院路，是當時聞名遐邇的「八大學院」之一，1960年被確認為全國重點大學。文革開始後不久，受國內外形勢影響，中央決定將北京十三所重點高校外遷。北京地質學院於1970年遷出北京，在湖北開始新的辦學歷程。學校南遷過程中歷盡磨難，損失很大，一度散落在四個地區辦學。在湖北兄弟高校的幫助下，於1975年定址武漢，更名為武漢地質學院。文革結束後，為解決學校部分知名學者因為工作需要仍然留在北京的問題，1978年經鄧小平同志批准在北京恢復辦學，成立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7年，經國家教委批准，武漢地質學院及其北京研究生部更名為「中國地質大學」，分別稱為「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和「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總部設在武漢。1988年，學校經批准設立研究生院，是我國首批成立的三十三所研究生院之一，九五期間，學校又被確定為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2000年，學校由國土資源部劃轉教育部管理。2005年，根據教育部文件，位於武漢的大學總部撤銷，武漢和北京兩個校區獨立辦學，教育部仍然以一個中國地質大學整體進行建設。2006年，教育部與國土資源部簽署文件宣布共同建設中國地質大學。同年，學校申報的「優勢學科創新平台」得到教育部和財政部批准，中國地質大學成為國家「985工程」建設的一部分。

⑨ 中國地質博物館的歷史沿革

民國三年（1913年），中華民國政府實業部礦務司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時就有地質礦產陳列館的設置，但有名無實。
民國五年一月四日（1916年），袁世凱准奏設立「地質調查局」，局長張軼歐，會辦（副局長）丁文江、安特生，內設四股一館：地質股、礦產股、地形股、編譯股和地質礦產博物館。
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1916年），中華民國政府地質研究所在北京豐盛胡同3號舉行畢業典禮，同時舉辦「學生成績展覽會」，展出師生三年來悉心採集的岩礦標本899件，還有詳細圖說及野外調查照片。因此，把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定為建館日。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是公認的建館日，因為此刻的博物館有館長、有機構、有典型事件，陳列和收藏從此被確定下來。
民國五年12月10日（1916年），農商部總長周自齊簽署《農商部飭》119號，任命地質調查局會辦、技正丁文江為地質礦產博物館館長。 民國九年（1920年），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商請農商部為籌建地質圖書館發起募捐，黎元洪大總統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計39000元。
民國十年（1921年），在北京兵馬司胡同9號建成地質圖書館，用其餘額8000元為陳列館添建兩間展室，增加陳列面積400平米。
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17 日，新建成的圖書館和陳列館舉行開幕式，黎元洪大總統蒞臨講話並參觀了地質陳列館。
民國十六年（1927年），民國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稱北平。北平逐漸失去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華北危急。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地質陳列館一萬余件藏品隨遷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號（現700號）新建的陳列館中布置了12個陳列室，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建成開放。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1937年），日軍佔領上海，逼近南京。地質調查所同其它機構一樣，倉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內搬完。陳列館精選標本313箱，由高振西經水路押運至武漢，十一月下旬又運到長沙，進行簡單修整。次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只得從長沙再遷至重慶。陳列標本隨同其他物品一起擠入四川地質調查所內。不久，地質調查所在重慶北碚蓋好房子，陳列標本才搬到北碚所內安置。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4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氣象所及工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西部科學院等共同發起籌建的自然科學博物館正式開館。其中，地質館由中央地質調查所設計、提供標本，分礦物岩石、地層古生物、脊椎動物化石及土壤四部分。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夏，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珠江路舊址，任命侯德封為南京地質陳列館館長，主持陳列的恢復和重建。參與整理的有程裕淇、楊鍾鍵、劉東生、王存義、蔡震中等人。
民國三十七年是十月（1948年）正式開放（只恢復了抗戰前的80%）。 民國三十四年（1935年），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員、標本和設備在北平豐盛胡同和兵馬司胡同原址，歸屬新組建的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所長謝家榮。「從此至北平和平解放，豐盛3號陳列館再未設主任（館長）一職」，其事務均由歷任分所所長直接管理，姑且稱之為「故館」。
民國三十五年（1936年）夏開始，經賈蘭坡、李悅言等多次整理充實。民國三十六年二月（1937年）下旬，中國地質學會第13次年會在北平召開，陳列館建成14個陳列室（新生代、古生代及中生代、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西山地質、普通地質、周口店猿人洞、變質岩、火山岩、水成岩、地層、地質構造、礦物和土壤），以不少於南京館的展品量向社會開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北京人」頭蓋骨模型和仰韶陶器。
民國三十六年（1937年）夏， 「七七事變」前夕，楊鍾鍵接任北平分所所長，不久北平淪陷，楊亦於當年十一月南下到大後方長沙、昆明。民國三十六年（1937年），為應對動盪局勢，北平地質礦產陳列館將前後門對調，即正門由豐盛胡同3號改在兵馬司胡同甲58號（現6號），與北平分所正門兵馬司胡同9號（現15號）近在咫尺。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在南京設立由高振西負責的全國地質陳列館工作領導機構，轄南京地質陳列館和北京地質陳列館。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成立。1953年1月，全國地質陳列館領導機構遷北京，高振西任館長。因建部需要，北京館被拆除，標本被臨時存放在故宮文華殿和六鋪炕等處。
1955年，南京地質陳列館下放江蘇省地質局，全國地質陳列館與北京地質陳列館(故館)融為一體。
1956年，地質部決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萬平方米的全國地質陳列館大樓。
1958年9月新館大樓落成，並更名為「地質部地質博物館」。
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層26個陳列室共計4500平方米、17039件標本的陳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會開放。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事業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60年，地質部地質博物館劃歸地質科學研究院（後更名為中國地質科學院）領導，副院長馮志爽兼任館長。
此後，經歷「文革」閉館停滯、地震破壞，也經歷了不斷調整、不斷創新，直至2000年底館大樓修繕改造立項得到上級批准，中國地質博物館在曲折中發展四十年。這期間館的主要領導人有王子麟、和吉甫、劉湧泉、黃正之、邢裕盛、季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