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大致地理位置

㈠ 谁能给我讲讲“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复古和崇尚仁义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㈡ 齐鲁文化特点及形成

齐文化--商业海洋文化
鲁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两着各有千秋,大约在汉朝两者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

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粗犷刚烈的齐人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鲁国文化与周礼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 # 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㈢ 齐鲁大地拥有怎样的地理环境

齐鲁大地，是指山东省。因山东古为齐国、鲁国的土地，所以叫齐鲁大地。“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

㈣ 齐鲁的齐鲁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齐道家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㈤ 齐鲁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何特点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专了以孔子属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㈥ 齐鲁的文化特点

齐鲁文化的特点。
齐鲁文化也是齐国与鲁国合并而成的文化代表。本期地区文化简述齐鲁文化的特点。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四种文化学说既各有区别，又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有着内在联系，形成一种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一般来说在战国晚期鲁文里奇，有以下的特点。

其一，多元性。齐国、鲁国在初建国时，既有西周文化，又注意吸收当地文化，所以从文化的渊源和基础来看，既有周人的传统文化，又融合了当地土着文化和部分殷文化，所以齐鲁文化的基础是多元的。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齐鲁文化不断吸收和融合各种文化成分，继续沿着多元化的方向。战国时形成的诸子百家中，许多学派与齐鲁文化都有渊源关系。

其二，自由开放。西周时期，齐鲁是东方大国，远离成周，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形成各自的特色，其发展有较大的自由。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割据一方，周天子失去权威，思想文化的载体士人知识群体正式形成，这些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更广泛的基础。

尤其是士人阶层在这个时期有相对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权力，形成各自的价值判断。他们可以把一切客体作为认识对象，自由地研究和解释，形成不同的学说理论。下学宫建立后更是如齐国孟荀列传此。

正如《史记》所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果淳于髡，沈岛，前年底，当时的儿子，片田，邹家华，信徒锡，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鲁国文化以儒学为主，以厚重着称，但儒学本身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孔子、孟子、荀子诸位儒学大师一方面吸收各种思想学说的有益成分，一方面又到各国游历，宣扬和传播儒家学说，使鲁文化在保持其特色的同时，机会跨越，文化和其他领域，施肥相互影响，促进了鲁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其三，驳杂宏富。先秦时期由于交通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落后，形成许多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往往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因而使一些地区的文化形成保守、内容单一的特点，而齐鲁则不同。

如，在平原位于原流量的不同文化又长期具有自由开放的特点，因此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驳杂宏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齐鲁区文化内容的多样性上。儒家、黄老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墨家等都在此地形成，有深厚的基础，在各自的流传发展中，又互相融合吸收，更显示出驳杂宏富、内容充实的特点。

㈦ 齐、鲁在古代各指什么地方为什么两地具体位置

正确答案:

齐和鲁是春秋时期的两个国家，都在现在的山东地区，所以现在山东也叫齐鲁
齐鲁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之后，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为了明确“齐鲁”和“山东”的关系，下边分别看看二名的由来和地理沿革。

一、“齐鲁”的由来及沿革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

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二、山东的由来和沿革

山东作为地区名称，历史上出现很早，而且变化很大。春秋时期，晋国居太行山以西，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时晋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晋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汉时期则是指崤函以东地区。因为秦在关中，故称崤函以东六国(楚、齐、韩、魏、赵、燕)为山东六国，或云关东六国。此时山东与关东意义相同。如《管子》书就有“楚为山东之强国”语。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多次用山东提法，如说“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又有“山东之国”、“山东豪俊”、“山东大扰”等说，皆指崤函以东地区。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

秦汉一统之后，关中与山东(或关东)在政治上的对立消失，山东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广、狭两义。广义的山东是沿袭战国时的旧概念，狭义的有专指齐鲁地区的意义了。《史记·酷吏列传》载：御史大夫齐地苗川国薛(今山东寿光南)人公孙弘说：“臣居山东为小吏(薛邑狱吏一作者)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又《史记，儒林传》：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之有山东之称，当滥觞于此。至于山东成为行政区划，是又经历了数百年演变过程的。

山东地区的历史沿革、行政归属，夏殷时代不可详考，但当时是方国或部落林立，且有大部分被夏、商王朝控制，归夏、商统治。西周至春秋时期，该地仍是方国林立，除齐、鲁两大国外，主要的还有曹、滕、薛、郯、莒、纪、莱、谭等，还有宋、卫的一部分。战国时期，山东地区被齐、鲁两国控制。战国末年，除南部和西北部一部分分属楚、赵外，都被齐国统一。秦统一六国后，山东地区被置为郡县，如齐郡、琅邪、东海、东郡、薛郡等都在山东范围。汉初封王，山东大部分地区封给了齐王刘肥。汉武帝时削弱封国诸侯王势力，初置十三郡州，山东置青、兖、徐三州，下置郡、国、县。之后数朝行政区划有所变动，但基本变化不大。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山东地区分属河南道和河北道；北宋改道为路，全国分为二十四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治益都(今山东青州市)，统辖山东地区。至此，“山东”一名始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之名称。元代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尉司，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后移治济南，又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至清代才将山东政区正式定名为山东省。此后沿用不变。

山东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虽然确定很晚，但它奠基于古代齐、鲁两国地理范围和两国最后融合为一个独立体系的文化——齐鲁文化。因此，此书用《齐鲁文化》，不取《山东文化》之名称，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因为这个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是在先秦齐鲁两国时代，而不在山东成为行政区划以后。相反山东成为全国的一个行政区划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反而冲淡了齐鲁文化的地域特点。因此，用“齐鲁文化”定名，更能突出齐鲁文化的地域特点，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㈧ 齐鲁文化主要指哪个省

齐鲁显然是指山东省

㈨ 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齐、鲁两国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这两种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一经结合，便形成了两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镐京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其次，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

㈩ 齐鲁文化的资料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