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地理学王缉慈

A. 经济地理学的目录

第一篇经济活动区位
第二章 经济活动区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章内 农业与工业区位理论
第四章容 商业和服务业区位论
第五章 多部门企业（公司）区位
第六章 跨国公司区位
第二篇 经济活动区域分析
第七章 区域的结构与组织
第八章区域经济发展
第九章 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
第三篇 经济活动全球化
第十章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第十一章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产业分析
第十二章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区域影响
第四篇 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与新近进展
第十三章 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
第十四章 经济地理学理论新进展
经济地理学经典书籍
1．he Dynamics of Instrial Location，Borden D.dent
2．济地理学，李小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该书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3．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保罗.克鲁格曼
4．创新的空间，王缉慈.
5．经济区位论，张文忠，科学出版社.
6．高级经济地理学，杨吾扬.
7．域分析与规划，崔功豪.

B. 刘卫东的主要论著

已经发表论文和专著章节70余篇，参与专著编写10余部，牵头完成译著2本，为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完成研究报告20余份。代表性论著如下：
（部分英文题目论文略）
10.刘卫东等，2009，《地理学评论：第四届人文地理学沙龙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
11.刘卫东等，2008，《200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商务印书馆；
12.刘卫东等，2003，《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3.刘卫东等，200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地理科学》，27(5)：609-616；
14.刘卫东、陆大道，2005，新时期我国区域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探讨，《地理学报》，60(6)： 894-902；
15.刘卫东、甄峰，2004，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研究，《地理学报》，50（增刊）：67-76；
16.刘卫东、陆大道，2004，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刊》，19(1)：35-39；
17.陆大道、刘卫东，2003，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综合研究的意义、进展与任务，《地球科学进展》，18(1)：12-21；
18.刘卫东，2002，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其潜在空间影响，《地理研究》，21(3)：347-356；
19.武巍、刘卫东、刘毅，2007，中国地区银行业金融系统的区域差异，《地理学报》，62(12)：1235-1243；
20.刘红光、刘卫东，2009，中国工业燃烧能源导致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地理科学进展》，28(2)：285-292。
译 著：
1.刘卫东、王缉慈、李小建、杜德斌等译，2005，《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Eds. by Clark G., Feldman M. & Gertler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刘卫东等译，2007，《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Dicken P.），北京：商务印书馆 。

C. 求一份管理理论丛林的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理论的丛林
--一个文献综述
李怡罗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60）
摘要：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内外的学者逐渐关注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对产业集群开始展开新一轮的讨论，并将其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主要代表学派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现代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战略管理、经济社会学和东方管理学。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区域配置理论，它对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权威的产业集群理论都以制造业位研究对象，对其他产业或行业是否适用，还需进一步修正。
关键词：产业集群；东方管理；社会网络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对产业集群研究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形成了"产业集群理论丛林"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区位理论、经济社会学、东方管理学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进行过研究，得出大量新的结论。为了有助于后来学者下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并探讨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方向。
一、各学科体系对产业集群的研究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1，1993）等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分工作为一个角点均衡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并系统建立了依托于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模型结论为：（1）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低，经济的动态均衡是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都非常大，经济的动态均衡是完全专业化分工；中间情形下，即当交易效率和收益递增程度既不是非常大或非常小，劳动分工将逐渐演进。（2）劳动分工的演进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时，收入增长率将上升，当分工的潜力耗尽时收入增长率就下降。（3）伴随分工的演进，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都将上升。杨小凯利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解释了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过程，他认为，产业空间集聚能够实现企业报酬递增而不是收益递增。实际上，企业集聚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专为化工则要求交易的频率增加。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的产品交易，交易的频率增加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在一些竞争力强的新产业区内，由于地理上接近的专业化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使信任基础得以建立，导致监督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竞争能力增强。
（二）、区位理论中对产业集群的解释
区位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和新古典区位理论（陈文福，2004）。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是冯·杜能（VonThunen）、阿尔弗雷德·韦伯(A1fred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A．廖什(A．Losch)。新古典区位理论的形成是以1956年艾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和1968年贝克曼《区位论》的出版为标志，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时新的学科--区域经济学才真正成立。新古典区位理论，或者说区域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还要研究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现代区位论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与古典区位论有较大的差异，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从总体上看，现代区位论主要是沿着宏观区域研究和微观区位决策两个方面发展。新古典区位论代表拉伯（Labber）和蒂斯（Thisse,Jacques-Francois）等学者利用拓扑网络构建区位模型，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哈克密（Hakimi,1964）用拓扑网络方法证明了劳恩哈特的结果，称为哈克密原理（HakimiTheorem）。该原理指出，网络点集含有一个最小区位点，包括两个特征：第一，含有优区位的点集是有限的；第二，当这些点集是市场区、原料地或节点时，从这些点集中找出优区位点的效果很显着。在微观方面，蒂斯（Jacqnes-FrancoisThisse,1987）指出，收益独立于决策成本时，最优区位不会随着需求变化而变化。收益的这种独立性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是外生的；二是企业承担了所有的运输成本；三是生产过程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同质性。
（三）、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只有落实到空间才能得到实证，于是他们试图将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带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而利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建立Geography的垄断竞争模型、萨缪尔森的"冰山"原理（即任何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以及后来的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等分析工具，提出新经济地理学学科。其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格鲁格曼（Paul.Krugman）、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藤田（MasahisaFujita）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维纳布尔斯（AnthonyJ.Venables）。
新经济地理学不同于经济地理学表现在：在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处理、外部性、非市场交易等方面。它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原因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假设前提，以数学建模为工具，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经济集聚和贸易活动等问题，形成了一些相关理论：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理论、外部经济和产业集中理论、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理论、复杂性理论等。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建立的数学模型包括：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动态多区域模型，维纳布尔斯(AnthonyJ.Venables)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蒲格(Puga)和维纳布尔斯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的区域专业化模型等。
保罗·格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假设：在一个国家，包括两各地区：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规模经济，形成了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数学函数的推导，得出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外围，这种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某种结合。他还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分析了制造业区域由最初均衡布局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的原因。
克鲁格曼认为，特殊的、偶然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例如，1895年一个居住在乔治亚小城镇道尔顿的小女孩作了一个植毛床罩作为婚礼的礼物，引发了道尔顿成为美国地毯之都。克鲁格曼还认为，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在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这其中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缪尔达尔，MyrdalG,1944）发挥了作用。克鲁格曼说："企业选择那些容易进入市场的区域进行生产，而市场又倾向于许多企业选择生产的区域。"
我国南京大学商学院梁琦教授（2003），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产业集中的原因包括：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累计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预期作用。梁琦教授还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沿用克鲁格曼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计量方法，对中国的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影响产业集聚的七大要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在性、地方需求、产品需求化、市场观联合贸易成本）。梁琦教授的研究是国内产业集聚理论的重大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梁琦都是以制造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对信息产业的实证分析还是空白。
（四）、管理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
在管理学领域中，对地理或地点的研究不受重视，在此方面的文献很少，仅有战略管理专家、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竞争力经济学中有提到。波特教授是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1983年曾由里根总统任命，加入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波特认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是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Porter特别强调产业集聚对一定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他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又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公会等）。"地理的集中可以使产业集群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一个国家要提高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国内创造最有生气、最富有挑战性的创新环境，建立地区内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政府机构结成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网络，推动产业聚集，减少企业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可以看作是增长极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结合形态，对知识经济增长极理论起了奠基的作用。韩、美等国的学者把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产业区理论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问题，使这一理论涵盖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
（五）、经济社会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相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级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斯梅尔塞，Smelser）。具体地说，就是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1985年格兰若维特（Granovetter.M.）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这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国内外新社会经济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论述主要观点如下：
1、西方新社会经济学者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网络理论开始研究新兴工业区的蓬勃发展、小公司网络的形成等等，产生了一些影响巨大的理论成果。例如，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M.）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商业群体"(businessgroups)的概念，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础上形成的企业联合"。斯维德伯格(Swedberg,1997)指出,"商业群体"这个概念是经济社会学提出的最有前景的概念。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M.）还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并认为，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是自足的、可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使得现实的很多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同于标准的经济理论所做出的预测。社会关系渗透于各个企业间，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行动者一样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并不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二是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常常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取代。企业间在合作时不仅是纯"趋利"行为，更多的是采用的非正式关系，如：互派董事、企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由于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等都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行为。
另一为社会学家巴特（R.Burt，1992）年在一本着作中提出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s)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体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这就是结构洞。新经济社会学者主张把结构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皮诶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JamesS.Coleman）于对社会资本重新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结果形成的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Putnam）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学者都认为网络、规则（Norms）或文化、互惠、信任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产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
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AnnaLeeSaxenian教授长期追踪研究美国旧金山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区的高科技发展，指出硅谷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式组织，而128公路则保持了美国大公司的科层体系自称王国的文化将（Chandler,1977），所以，硅谷与128公路同时兴起却能在高科技产业快速变动环境中独占鳌头（Saxenian，1994）。Samenian分析了这两个集群地区交流方式的差别：早期工程师和各类技术专家经常在硅谷的"货车轮"饮料店聚会和交流本行话题；类似的"绿洲"在128号公路地区毫无踪影，唯有压抑的大公司等级氛围。她把产业区看作是"关系网络而非原子型企业的集合，涉及项目导向型的适应性生产模式"；"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和熟练工人群体可以迅速组合在一起。他们为一个项目而结合起来，在好莱坞是一部影片，在硅谷是一个新企业。这个系统充满灵活性和适应性，关于新市场、新技术的信息迅速流动着"。然而，9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地区复苏,重建了软件和互联网产业,成为软件、医疗和金融三大服务产业的胜地，由此她又提出了为什么128号公路区能够克服失败、重新前进的原因。
2、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者慕继丰、冯宗宪、李国平(2001)使用的企业网络概念在本质上类似产业集群，并认为企业网络是指一批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某些地理区域的集中。认为企业网络是许多相互关联的公司或企业及各类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发展共同体。企业网络包括三类相互联系、持续互动的组织：（1）某类相似或相关的企业;（2）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3）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大学。企业网络从三个方面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区域内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创新的方向和进程，从而影响区域内企业未来的生产率；促进新企业和企业新组织相识的诞生。
台湾大学地理系的徐进钰教授、元智大学资讯社会学所的罗家德教授也使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理论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罗家德教授使用人际关系网络方法对美国硅谷和128公路进项比较研究，并按Saxenian的集体效率观点进一步指出网络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网络式组织组成的产业环境（或交易系统）具有知识快速扩散的优势。罗家德教授还对高科技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台商在选择区位的时候，除了考虑市场、行政便利、交通等因素外，还考虑一个重要因素：投资地是否有一个健全的产业网络。外资对当地产业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外包网络，亦即向后、向前连接；二是技术网络。
大陆学者聂鸣、梅丽霞、鲁莹，以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对象，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从规范、网络与信任、知识流动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导致班加罗尔软件集群成功的社会资本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是根治于班加罗尔的公共物品，正是其他地方难以模仿的。
（六）、东方管理学派的产业集群理论
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已有近30年的历史，该理论是建立在儒、释、道等诸家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管理理论和近代中国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管理学理论。苏教授经过50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出管理学的精髓："人为为人"。"人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人为"，指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狭义的"人为"，指道德水平发展成熟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期望、有助于自我发展和组织利益的各种行为。"为人"指具有"人为"表现的个体的各种鼓励、帮助、关心、激励他人的行为。"人为"与"为人"具有辩证关系，互相转化并且互相联系。"人为为人"的文化基础与保证条件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国外学者将其称为"三为"思想，或者"S"（Su）理论、"O"（Oriental）理论，它是管理学科的新概念、新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东方管理学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逐渐提出三学、四治、八论的学科体系。三学，是指华商管理学、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四治，是指治国、治家、治生、治身；八论，是指人德论、人缘论、人为论、人心论、人谋论、人才论、人道论、人本论。
东方管理学派认为，在研究任何一个产业或任何一个部门经济的发展规律时，首先要着眼于研究本产业、本部门的特殊规律，致力于怎样将本产业部门搞好，但更要研究本产业、本部门与其他产业及部门的联系，研究如何与他产业互为支持、协同发展以使整个产业系统协调发展。"人为为人"是指导产业集群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最终落脚点，构成产业集群理论基础之一。
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主要以西方理论为主。东方管理学派则认为，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形成了自己的集群区位理论--风水学。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集哲学、生态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2004年9月9日，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党开幕，这是新中国建国历来第一个关于风水文化的高峰论坛。古老的风水学说不仅可以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布局问题。"了解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正是风水学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指导，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要与自然协调、平衡，最终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几点结论
（一）"产业集群理论丛林"主要以西方理论和流派为主，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区域配置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样，它所揭示的规律对我国目前的产业集群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理论，而我国目前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具有共性，决定了西方产业集群理论是适合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背景的。换句话说，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学等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必然会在我国信息产业集群运行和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国还处于改革的初期，缺乏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这些结论和观点，正好用于学习和借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的时间。
（二）无论是现代古典区位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反映的是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进了钢铁、化工、机械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韦伯在杜能的农业区论的基础上，将工业区位因素除运输距离外，再加入了劳动力因素和集聚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努力改善交通条件、降低运输成本，会使得制造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更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总之，迄今为止，产业集群相关理论还主要以分析制造业布局为主。那么，制造业产业集群理论是否具有一般性呢？我们说，不同的产业，或者即使属于同一产业但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经济技术特点，因此在空间布局要求和指向上也大不相同。例如：信息经济使许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几乎不受运输成本的限制，这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提出了挑战。
（三）21世纪初，产业集群理论取得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例如：在区位论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由于不能被引入模型，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的，因而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变化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样，这些方面都是新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派区位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载于《世界管理论坛2005》
参考文献：
[1]朱华友，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现状及理论述评，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20（2）。
[2]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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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鲁格曼，地理学和贸易[M].蔡运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8,98-117.
[5]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蔡运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56,90.
[6]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8]Porter,M.E.1998:TheAdamSmithaddress:location,clusters,andthe"new"microeconomicsofcompetition.,33(1):7-17
[9]Porter,M.E.2000:Locations,clusters,andcompanystrategy.In:Clark,G.L.,Feldman,M.P.andGertler,M.S.(Eds.):.253-274.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D. 经济地理学的现状与趋势

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
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如今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该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如今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对于上一年，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中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E. 王缉慈的学术著作和译著

⒈ 王缉慈等，2010：《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科学出版社
⒉ 童昕，内王缉慈等译，2009：《创新经济地容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⒊ 王缉慈等，2001：《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⒋ 黄润华译，王缉慈译审，2005，《重新发现地理学》，学苑出版社
⒌ 王缉慈译审， 1998：《世界高技术园区》（Castells and Peter Hall: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国家科委火炬办公室组织翻译出版
⒍ 王缉慈参著，1998，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中国智密区研究所.《中关村十年之路》，改革出版社，1998年5月
⒎ 魏心镇、王缉慈，1993：《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
⒏ 王缉慈编著，1994：《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⒐ 王缉慈、班武奇，1990：《山河风情（东北卷）》，台湾锦绣出版公司

F. 环境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基于这种研究议题，经济地理学显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特点。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已经并且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学科特性使经济地理学最有资格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和各类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应该承认，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摆脱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的发展观之后，经济地理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塑造新的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对区域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门学科也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战略布局等领域。
经济地理学也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发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呈现多元化。这个特点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展现出巨大的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空间差异。在欧美国家，经济地理学界几乎每十多年就出现一轮新的理论思潮，来思索和解释社会经济变革的空间内涵和过程。另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济地理学者经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差异。承认这种活跃性和多元性并不损害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因为核心问题一直是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力）；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在这一点上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地学分支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地球表层，除了大气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层的自然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十万年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这些学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经济地理学的活跃性将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费尔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的，“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的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思维争辩。”这些思辩将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也将塑造社会经济的空间过程，因而将直接促进人类影响下的地表过程研究的发展。 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二战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现在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我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对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思考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我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