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地理学相关论文
① 中学生植物学论文 范文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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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研究植物类型的论文，字数不限。超级高分，重酬
水仙花（篇任选） 我家阳台上有一盆美丽的水仙花，我可喜欢它了！ 水仙花长得既漂亮又高雅．每次我放学回家总爱跑到阳台上看水仙花．水仙花的底部有无数条白色的须根，聚在一起，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的胡须，雪白雪白的． 水仙花还长有一片片翠绿的大叶子，它为水仙花增添了几分美丽之处． 再来讲一讲水仙花的花茎吧．它就像大家经常吃的韭菜芯．这个花茎长得非常笔直．花茎上的花朵长得更美．它可是用六朵白色的小花瓣组成的．花瓣向外舒展开，只见花瓣中的黄色花芯．整个花朵就像是一个特致的小酒杯，金光闪闪．水仙花在微风中仿佛是一位花仙子，正在偏偏起舞，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呵，怪不得有”凌波仙子”的美称． 我爱我家那盆水仙花，它给我带来了欢趣，给我带来了快乐 2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好多美丽的花儿。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花；夏天有太阳花、蟹爪莲；秋天有菊花、一串红，夏天有腊梅花、水仙花。 其中我最喜欢水仙花，喜欢它的外表，更喜欢它的“内心”。它虽然没有牡丹花那样娇贵，没有太阳花那样红艳，没有菊花那样引人注意，也没有腊梅花那样清香醉人。可是水仙花亭亭玉立，水仙花玉洁冰清。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水仙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称。的确它那动人的身姿使人一见倾心。 外婆家的那几盆水仙花可美了。 一月，水仙花开了！它那翡翠般的碧叶翠绿翠绿，绿得发光，绿得鲜亮，纵横交错的绿叶间，错落有致地开着几朵洁白无瑕的小花，花中嵌着一属黄金般的花蕊，散出阵阵淡淡的幽香，显得格外高雅。水仙花与泥土无缘，雨花石是它的“土壤”。我想：我要像它那样在思想上纯粹洁白，没有一点污泥。水仙花的根部像只大洋葱，根下长着白色的根须，它们像一条条长长的蚯蚓绕着一块块坚硬的雨花石，又显得十分倔强。 一阵风拂过，小花摇晃着脑袋，摆动着它柔美的身躯，似乎穿着水晶衣裳在水石上翩翩起舞，使人见了心旷神怡。 冬天，很多花儿都经不住严寒的摧残，受不了命运的考验——枯萎了。而水仙花却毫不畏惧，当室外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的时候，它傲然挺立着，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生机盎然，仿佛在与寒风搏斗，如此坚忍不拔，使人越来越喜爱它了。 我爱水仙！爱它的美丽芬芳，爱它的高尚纯洁，更爱它的顽强不屈！ 我爱荷塘 你们喜欢什么?我喜欢夏天的荷塘. 初夏,荷叶从水里探出嫩黄色的小脑袋.到了盛夏,嫩绿的荷叶变成一个个碧绿的大盘子.盖漫了荷塘.荷花也不甘示弱,从淤泥中探出了粉红色的脑袋.荷花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出来的,但花朵却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可爱!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有些荷花半卧在水中;有的半开着;有的荷花中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莲蓬.......荷花千姿百态,美丽极了,让人目不暇接! 清晨,每当从荷糖经过,荷花总是让风婆婆把清香带给人们.荷花上.荷叶上镶满了晶莹透亮的露珠,不时滴答一声,原来是露珠宝宝跳入水中的声音.鱼儿围着荷花跳起了 舞,荷花.荷叶.露珠宝宝都是鱼儿忠实的观众.露珠落入水中的滴答声则是观众给鱼儿的掌声.看到这般景色,真想和它们一起玩,一定也和我一样想和它们一起玩耍吧! 在炎炎夏日下,荷塘变得更加美丽.每个过路人经过荷塘都会随便的摘下几片荷叶戴在头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荷塘不仅仅是外表美,还有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这难道不算一种美吗? 这么可爱的荷塘难道不值得你我喜欢吗? 我爱你-----可爱的荷塘!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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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培养具备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生物技术、植物保护、植物产品提取与加工等有关植物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食品、医药、园林、农、林、牧等行业从事与植物科学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技术推广与开发、生产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研发型高级人才。
植物科学与技术主要专业课程有植物生物技术、植物保护学、植物育种学、耕作学、植物生产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态学、种子学。
由此可知植物科学与技术是极其注重研究植物提取、植物保护、植物生态学的研究。下面将根据植物提取来介绍植物科学与技术。
植物提取
植物提取是以植物为原料，按照对提取的地的需要，经过物理化学提取分离过程，定向获取和浓集植物中的某一种或多种有效成分，而不改变其有效成分结构而形成的产品。按照提取植物的成份不同，形成甙、酸、多酚、多糖、萜类、黄酮、生物碱等；按照性状不同，可分为植物油、浸膏、粉、晶状体等。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最近约20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一直依赖传统药物(其中90%以上是植物药)与疾病斗争。各大文明古国和有一定文明程度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民族医药体系，其中又以中国的中医药体系最为完备，成就最大。可以说，中国的中医药体系是古代医药科学的最高表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化学药和新生物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药学，从研究技术、生产技术到专业管理技术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曾经长期相对停滞的植物药也随着科技和管理的进步而获得了新发展。到目前为止，植物药制剂已经有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丹、丸、膏、散。第二阶段，是以水醇法或醇水法为主的提取、粗处理技术与现代工业制剂技术相结合而制成中成药。第三阶段，是运用现代分离技术和检测技术精制化和定量化的现代植物药。植物药的三个阶段，只是说明它们先后产生的时间顺序，并不表示后一阶段会取代或取消前一阶段会取代或取消前一阶段。正如化学药不能取消天然药物、生物药也不能取消化学药一样。但后一层次比前一层次更多体现或运用了现代科技。
植物提取物和现代植物药在概念的内涵上存在着交叉性，互相包含着彼此的部分内容。现代植物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取物为基础的，植物提取物是现代植物药的主要原料和组成部分；而有些植物提取物品种则被直接作为药用。目前世界范围内对植物药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西方习惯于将植物药称为天然药物。天然药是指一切源于大自然、用于治疗疾病的未经化学处理的药物，中药、植物药应该包涵于其范畴之内。
德国的现代植物药指的就是在治疗中所选用的植物提取物，它既可以是植物整体的提取物，也可以是部分提取物，通常是复合的化学物质。德国从1976年开始将植物药定义为药物。目前这一定义已被美国植物协会采用。
欧共体所定义的植物药产品则不只是单一药用植物，可以是多种植物药配伍，含有专一植物活性成分或是植物提取物，植物药是植物被运用于医疗目的的医药用品。植物药及其制品被认为是一种活性成分或其治疗作用的成分还不很清楚的医药产品。植物药制剂是将植物弄碎成粉状、提取、着色、油脂化或液态化，压轧植物汁等对植物进行加工制作，将其纯化或浓缩，从植物中分离单一的化合物或混合物，这时就不再被看作植物药而被看作化学药如阿托品。
由此可见植物提取技术是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扎实掌握、开拓创新植物提取技术，将会有所突破。而我们想掌握植物提取技术就必须对植物的特性、生理有很好的掌握，这就必须依赖我们对植物学知识的掌握。
植物学是生物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植物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分布、发生、遗传、进化的科学。它的主要分科有植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胚胎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病理学、植物地理学等。目的在于开发、利用、改造和保护植物资源，让植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纤维、药物、建筑材料等。
植物学有下面4个主要领域：
(1)形态学研究植体(由细胞到器官各个层次)的结构及形状。分支学科有细胞学、解剖学、组织学、生殖形态学、实验形态学等。
(2)生理学研究植物功能，与生物化学及生物物理学密切相关。
(3)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在某些方面与生理学相近。
(4)系统学研究植物的鉴定和分类。
人类对植物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采集了植物的种子、茎、根和果实。植物学的创始人是提奥夫拉斯图，在他的著作《植物历史》（也称《植物调查》）中将植物进行了分类。 1世纪希腊医生迪奥斯克里德斯的著作《药物论》为以后药用植物的使用奠定了基础。1593年中国明朝的李时珍也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写。17世纪末英国生物学家雷确立了现代植物分类的基本原理。17世纪，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显微镜，开创了植物解剖学的研究，随后植物生理学和植物胚胎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植物学各分支学科已基本形成。
中国近代植物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是胡先骕，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发现了中国的“活化石”水杉，并将其命名。
对植物的研究是从古到今的，而且在此学科中并不存在像其他近代新兴学科中都存在的问题—假说，这就很好的为我们更真实的了解植物的生理特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植物提取技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我们才能够学以致用，才能有所发展。
④ 植物地理学：简析热带稀树草原植物群落特征与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急急急。。。
稀树草原的复意思是“树制木很少，而草高”是指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其特点常常是分散在高高的草丛中一些高树的背景。优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旱生草本植物，分布零散旱生植物群落的乔木或灌木一个长期的旱季。由于高生产率的草和植被稀疏的开放范围，等等，所以的干扰往往不太热带稀树草原有蹄类动物的草食动物，如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社区斑马，长颈鹿。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如非洲狮子。与上述植物群落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热带的，令人信服的。
⑤ 急求一篇题为【地理与植物】的论文 800字
【地理与植物】
研究地球表面植被空间分布规律的学科。又称地植物学。地理学和植物学的边缘学科。属于自然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常与动物地理学（Zoogeography）合称为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
生物作为自然环境的有机成分，形成地球上非常活跃的特殊结构——生物圈。生物圈乃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活领域的总和，它占有大气圈的底部、水圈和岩石圈的上部，厚度约为20km。实际上生物的大部分个体繁衍于地表上下约100m厚的范围内，因此对于整个地球来说，这仅仅是很薄的一层“生物膜”。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远远超过无机物质的类型，已知现存植物50万种、动物150万种、微生物10万种，生物种类总数可能超过500万种，这不仅构成人类生活必需的生物资源，更维持着全球生态平衡。
二、植物地理学发展简史
植物地理知识的萌芽十分古老。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前的《诗经》记载有植物分布的知识，提到“山”与”低下的湿地”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特别是对“枢”(刺榆)和“榆”这两种性质非常相近的榆科树木，当时已观察到它们分布的生境不同：一在山地，一在于原。
公元前六世纪《考工记》中，已提出因地形、气候差异，中国植物南北分布存在的界限。
公元前五世纪《管子·地员》中，已述及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现象以及阴、阳坡的差异，还记载了随地形变化的植物分布，列举了从水中到陆地依次更替的12种植物。公元前三世纪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已有植被水平地带分布的记载。东晋时期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状》中，则提出南岭为中国植分布的一条界限。西方 最早关于植物分布的记述公元前334～前332年间古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记述在《植被历史》和《关于植被的论文》中。
植物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的洪堡，把植物地理的知识系统化，被称为“植物地理学之父”。他发表的著作中，首先提出了植物地理学的概念，并指出了植物分布对气候的依赖性。在这期间，达尔文提出了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进化的理论，给植物地理学带来深刻影响，使生物分布规律的解释具备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土壤学家道库恰耶夫建立了关于自然地带的学说，促进了植被地带性规律的研究。至20世纪上半期，植物地理学逐步发展为3个分支：
①区系植物地理学。包括植物种类地理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研究植物的起源、分布和变化历史。②植物生态地理学。在植物生态学的基础上，研究植物分布的环境原因与规律。③植物群落地理学或植被地理学。研究植物群落、植被带以及各种植被类型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形成、变化和发展趋向等。 20世纪60年代，随着“板块构造说”的出现，魏格纳于1912年提出的“大陆漂移说”受到广泛重视。板块构造说和大陆漂移理论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广泛为生物地理学家所接受，解释了许多植物的分布现象，并使传统的“历
史植物地理学”发生了革命，促使学者们重新考虑植物分布类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以“生物地理学”命名的著作，其中都有植物地理的内容。随着科学新理论的出现和新的研究手段的采用，植物地理学正面临变革。这种变革的两个最明显的趋势是：由定性走向定量，描述配合实验。认识植物是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前提。植物地理学不仅
以种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同时也常应用更高级的分类单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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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 (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 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 (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 (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 ”(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 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 (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 (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 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 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 (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 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 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⑦ 高中地理小论文
地理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英文中地理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hê gê（意为“地球”）和graphein（意为“写”）。
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书籍包括了《禹贡》和《山海经》等。古代的地理学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有关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
研究对象
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
* 地球表面：地理壳-景观壳-地球表层-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陆地-海洋
山脉-大陆架-气候-植被
人类生活：乡村-集镇-城市-人种
国家 -- 世界政区 -- 各国首都 -- 洲 -- 地区 -- 州 -- 省 -- 自治区 -- 特别行政区 -- 联盟 -- 市 -- 县 -- 自治县 -- 旗 -- 郡 -- 城市 -- 城镇 -- 村落 -- 地名 paz
学科分支
地理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分类体系。在西欧，地理学分为通论地理学（即部门地理学）和专论地理学（即区域地理学）两部分，通论地理学中分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分支下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前苏联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分支，然后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西方学者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或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利用生物学来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地理学、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动物区系样式，利用数学、物理学来研究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它和其他太阳系中星体的关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间上地球变化的学科。
* 综合性
o 综合自然地理学
o 古地理学
* 部门性
o 地貌学
o 气候学
o 水文地理学
o 土壤地理学
o 生物地理学
+ 植物地理学
+ 动物地理学
o 化学地理学
o 医学地理学
o 冰川学
o 冻土学
o 物候学
o 火山学
o 地震学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更注重地理学中社会科学的成分，从非物理的层面来考察整个地球的行为模式，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及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及格广义的分支：
* 社会文化地理学
o 人种地理学
o 人口地理学
o 聚落地理学
o 社会地理学
o 文化地理学
o 宗教地理学
* 经济地理学
o 农业地理学
o 工业地理学
o 商业地理学
o 交通运输地理学
o 旅游地理学
* 政治地理学
o 军事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其他分支学科
* 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理论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其中地图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实察方法,可合称为地理技术方法学门。
⑧ 什么是广义植物地理学和狭义植物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又称地植物学，是研究植被的空间分布规律的学科，它研究植被的组分、性质的分布类型，及其形成的原因、动态以及实践中的应用等。
地球植被分陆地的和海洋的两部分，陆地植被中的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都在植物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海洋植物地理一直研究的很少，所以现在的植物地理学主要指陆地植物地理学。
地球上已知大约有30多万种植物，还会有许多类型尚待发现。在过去某个时期生活过而现在消失了的物种，也可能比现存的还要多。无论现存的或过去生存过的植物种，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分布。
每一个种(或属、科)都不是在地球表面普遍分布，而只是出现于某种生境，占据地表某一有限范围，它的分布的地理范围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它所占据的地理范围的不同部分，它的分布多度也是不同的。此外，植物种在自然界通常是与他种结合形成群落出现的，植物群落也同样具有自己的独特分布格局，植物种和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就是植物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
定义
植物地理学是地理学和植物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植物学家把植物分布看成是植物或植物群落的一种性质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把植被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分，是鉴别区域特征，进行自然区划时不可缺少的参量。此外，植物地理学与生态学、地质学、古生物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密切相关，利用这些学科的研究帮助研究植物和植被的分布现象。
⑨ 地理高中论文
地理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英文中地理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hê gê（意为“地球”）和graphein（意为“写”）。
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书籍包括了《禹贡》和《山海经》等。古代的地理学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有关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
研究对象
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
* 地球表面：地理壳-景观壳-地球表层-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陆地-海洋
山脉-大陆架-气候-植被
人类生活：乡村-集镇-城市-人种
国家 -- 世界政区 -- 各国首都 -- 洲 -- 地区 -- 州 -- 省 -- 自治区 -- 特别行政区 -- 联盟 -- 市 -- 县 -- 自治县 -- 旗 -- 郡 -- 城市 -- 城镇 -- 村落 -- 地名 paz
学科分支
地理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分类体系。在西欧，地理学分为通论地理学（即部门地理学）和专论地理学（即区域地理学）两部分，通论地理学中分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分支下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前苏联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分支，然后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西方学者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或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利用生物学来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地理学、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动物区系样式，利用数学、物理学来研究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它和其他太阳系中星体的关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间上地球变化的学科。
* 综合性
o 综合自然地理学
o 古地理学
* 部门性
o 地貌学
o 气候学
o 水文地理学
o 土壤地理学
o 生物地理学
+ 植物地理学
+ 动物地理学
o 化学地理学
o 医学地理学
o 冰川学
o 冻土学
o 物候学
o 火山学
o 地震学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更注重地理学中社会科学的成分，从非物理的层面来考察整个地球的行为模式，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及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及格广义的分支：
* 社会文化地理学
o 人种地理学
o 人口地理学
o 聚落地理学
o 社会地理学
o 文化地理学
o 宗教地理学
* 经济地理学
o 农业地理学
o 工业地理学
o 商业地理学
o 交通运输地理学
o 旅游地理学
* 政治地理学
o 军事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其他分支学科
* 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理论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其中地图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实察方法,可合称为地理技术方法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