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地理学

㈠ 清朝康乾时代为什么没有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

这就要深究当时的状况了
1.爱好不等於就要引进,也有可能只是看或者听而已,爱好也不等於推广版,也有可能只是权喜欢而已,例如中国出现过喜欢倒腾锁的,喜欢倒腾木匠的,但是也没有见当时的锁业和木匠技术有什麼特别的发展.
2.当时的西文并没有特别值得引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当时的交流纯粹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并且多半都是暴利,没有西方人认为在这个非常自大的国家领土上生产会有更高回报,相反,只是推销却有更好的收益.

个人见解!

㈡ 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和相关数据。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其位于我国南部，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具体为：

1、海南地理位置。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临北部湾与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相望，东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8°37′—111°03′，北纬18°10′—20°10′之间。

2、海南气候。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素来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这里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22~27℃，大于或等于10℃的积温为8200℃，最冷的一月份温度仍达17～24℃，年光照为1750～2650小时，光照率为50%～60%。

3、海南地形。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以五指山、鹦哥岭为隆起核心，向外围逐级下降。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梯级结构明显。海南岛的山脉多数在500～800米之间，实际上是丘陵性低山地形。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有81座，成为绵延起伏在低丘陵之上的长垣，海拔超过1500米的山峰有五指山、鹦哥岭、俄鬃岭、猴弥岭、雅加大岭和吊罗山等。

4、海南雨水情况。海南省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2600毫米之间，年平均降水量为1639毫米，有明显的多雨季和少雨季。每年的5～10月份是多雨季，总降水量达1500毫米左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90%，雨源主要有锋面雨、热雷雨和台风雨，每年11月至翌年4月为少雨季节，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0～30%，少雨季节干旱常常发生。

5、海南日照情况。海南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终年太阳高度角大。夏至前后有两次太阳位于天顶，正午时，太阳高度角在84°45′～86°45′；即使在冬至日，正午时，太阳照射的高度角也在46°05′到48°05′。各地夏至与冬至的昼长相差很小，因而，太阳辐射能相当丰富，日照充足，年太阳辐射总量为4600～5800兆焦耳/平方米，年日照时数在1793～2590小时．为热带气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海南岛位于东亚季风区，受季风影响较为明显。东风带系统和西风带系统对其均有影响。

6、海南气温。海南各地的年平均气温为22.5～25.6℃，以中部的琼中最低，南部的三亚最高。等温线向南弯曲呈弧线分布，从中部山区向四周沿海递增，23℃等温线在中部山区闭合。由于海洋的调节，海南气温年变差普遍较小，多数地区为8～10℃，三亚最小(7.6℃)。普遍比中国大陆地区低5～10℃。

㈢ 第一个算出地球周长的是谁

第一个算出地来球周长的人源——埃拉托色尼(古埃及)
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一前193）生于希腊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昔勒尼（在今利比亚）。他在昔勒尼和雅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成就则主要表现在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
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学家推崇为“地理学之父”，除了他在测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第一个创用了西文“地理学”这个词汇，并用它作为《地理学概论》的书名。这是该词汇的第一次出现和使用，后来广泛应用开来，成为西方各国通用学术词汇。

㈣ 葡萄牙人为何能领先列强画出第一幅独立的西文版中国地图

葡萄牙人是最早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之一，他们对中国最初的认知，可能来自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早在1428年，恩里克王子就见到了其兄佩德罗王子（Infante Pedro）从威尼斯带回的这部书，它入藏于葡萄牙国王杜亚特（D. Duarte）的藏书室中，在那里，有两部拉丁文抄本。显然，恩里克王子从中受到了鼓舞。

虽然葡文版《马可波罗游记》在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远航印度之前才面世，但在国王杜亚特的藏书室，人们发现有两部拉丁文的抄本。学者考证后，认为是唐·佩德罗（D. Pedro）王子1428年访问威尼斯和罗马时所购。这部书无疑对其弟恩里克（D. Henrique）的航海事业带来启示和鼓舞。达·伽马第二次远航印度之前，这部书的葡文版在里斯本出版。

出版者在前言中如此评介当时的葡萄牙人对东方的认识：“想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拨旺了那片叫做中国（Syne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找契丹（Catayo）”虽然至此中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有关中国的情况也甚为含糊和不尽不实，但已为葡萄牙王室所深切关注。

整个欧洲都想了解中国，葡萄牙国王更计划开辟一条海上航线来代替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商品直接运送到里斯本。1508年，唐·曼努埃尔国王派遣迭哥·塞格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率领船队前往马六甲，并下达指令指示探听查明秦人（Chins）的情况

葡萄牙人是西方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路的开拓者。1511年，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征服马六甲后这个交通要津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马六甲是通往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虽然中国实施海禁，但还是常有从中国来往当地的商船，城里也住有中国商人，在这里葡萄牙人与中国人进行了更多的接触。

葡萄牙人试图以马六甲为基地，沿着中国广东、福建沿海进行海上贸易通道，但由于明朝实行封闭政策，他们只能在中国沿海的岛屿活动，难以进入中国内陆。因此，他们对中国谈不上了解，对中国人的认识也很表面化，对他们而言，中国不过是一个可以进行贸易但还没有开发的市场，他们“寻找的是能纳入其市场系统的资源和商品交换”,甚至不知道这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契丹。

但是，葡萄牙人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资料，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无法抹掉头脑中“富饶中国”的集体记忆。1511年，葡萄牙人打通马六甲航线后，有机会自南海接触到中国和中国地图。据中国文献记载，1514年、1517年葡萄牙人已登陆中国珠江口。

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大约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10年后，巴布达绘制中国地图。在这幅图上的中国西部画着一个名为“Lacus”的湖泊，它实际就是明代一些地图上的黄河源——“星宿海”，显然巴尔布达参考了当时明代的资料。不过，巴尔布达的图上还有一些想象的内容，如风力四轮车。

巴布达的这幅中国地图，也是一张中国分省地图。它标出了明朝当时15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的位置及名称，这些省份有：广西（QVAN CII）、广东（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东（XANTON）、京师（QVINCII）、贵州（QVICHEV）、陕西（XIAMXII）、山西（SANCII）、云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抚州）。

四川和湖广则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这幅地图的另一贡献是，它第一次在西文中国地图上绘出了长城。

这幅地图的出名，有赖于它被收入奥特里乌斯1584年出版的《世界剧场》中。奥特里乌斯这部地图集自1570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所以不断印刷，也不断增补新图。1584年的这一版地图集影响巨大，使后世许多关于东亚的地图，都以此图为模本来绘制。

比如，洪第乌斯1606年版的独幅《中国地图》，只是调整了此图的方向，大部分内容承袭了巴布达的地图。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1626年版《中华王国地图》，斯皮德不仅承袭了巴布达地图，而且丰富了图上内容，图上有了更多关于中国或东亚地区一些风俗习惯的介绍。就这样——1584年——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就这样联在一起了。

(4)西文地理学扩展阅读：

1300年西方已出现了《马可·波罗游记》印本，但这个讲述了大量中国故事的书中并没有附上一幅中国地图。西方人绘制的独立中国地图，是葡萄牙人打开马六甲航道进入太平洋之后的事情——1584年安特卫普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中国地图。

并在左下角的题花框里以“CHINAE（中国）”作为图名，同时标出了作者的名字“Ludovico Georgio（路德维科·乔里奥）”。这个名字是作者的拉丁化的名字，当年这种名字很流行。其实，他的本名叫乔治·德·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后世的文献中也多用他的本名，所以，这里我也采用巴布达这个名字，来介绍他和这幅中国地图。

巴布达大约生于1564年，卒于1613年，是一位在西班牙任制图师葡萄牙地理学家。他最著名的地图作品，就是这个西文版的中国地图，它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学者们公认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有3个里程碑：一个是1584年出版的巴布达中国地图；一个是1655年卫匡国绘制、约翰·布劳（Joan Blaeu）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一个是1735年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按照康熙朝丈量成就绘制的中国地图集。

㈤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在原中国科学院青甘综合科学考察队之冰川小分队的基础上成立(是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前身)，大本营设在兰州。
1962年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调整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
1965年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原治沙队)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
1978年以冰川冻土研究领域为主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1958年10月在兰州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球物理研究室，领导进行人工降水、人工消雹和融冰化雪等试验研究，并负责管理兰州观象台业务。
1959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分所(是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主要开展青藏高原气象学、高原和干旱气候、辐射气候、边界层物理、云和降水物理、大气电学以及大气环境监测评价等领域的研究。
1974年4月1日正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1958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了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
1959年3月在兰州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治理沙漠科学考察队(简称“治沙队”，是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前身)，并分别成立了10个考察队，当年就开始了北方地区的沙漠、戈壁和沙地的综合考察。
1962年中国科学院治理沙漠科学考察队调整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
1965年整体从北京迁至兰州，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
1978年以沙漠研究领域为主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截至2013年，寒旱所共有在职职工645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科研人员347人，科技支撑人员160人，正高级技术人员93人，副高级技术人员146人，进创新岗位人员47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7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3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人，国家“西部之光人才计划”入选者81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秦大河、姚檀栋、赖远明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安黎哲陈国雄董治宝冯起高艳红何元庆何志斌侯书贵黄春林金会军赖远明李锋瑞李宁马小飞.齐吉琳拓万全王宁练王若愚王新平温智文军吴通华效存德谢昌卫徐建中薛娴杨保杨梅学宜树华余晔张明义赵晖周立华左小安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董治宝冯起侯书贵康世昌赖远明李新李新荣王宁练王训明吴青柏效存德杨保姚檀栋赵文智 2014年3月，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已形成七大研究室、三大研究系统的庞大科研及支撑体系，突出了冰川、沙漠、高寒区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特色。七大研究室分别是：冰冻圈与全球变化研究室，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室，高原大气物理研究室，冻土与寒区工程研究室，寒旱区水土资源研究室，生态与农业研究室，遥感与地理信息研究室。三大研究系统分别是以实验分析研究为主的实验分析系统，以野外观测试验研究为主的试验观测系统，以信息共享和网络应用、图书编辑服务为主的信息平台系统。为使科研与支撑体系融合成为有机整体，实验室和野外台站均归入到相应研究室。对外，实验室和野外台站是相对独立机构；对内，以学科领域为核心，研究室、实验室、野外台站三位一体，形成整体；既可加强实验室的外围梯队力量，又可使研究领域形成研究、实验、试验相结合的有效组合，促进学科发展。
国家重点实验室：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实验室、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寒旱所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实验室
甘肃省省级重点实验室：甘肃省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实验室、寒旱所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甘肃省黑河生态水文与流域科学重点实验室 设施设备 根据2015年12月研究所官网显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仪器设备分被应用于研究所环境演变监测平台、环境演变分析平台、工程方法研发平台、逆境生态研究平台、计算模拟平台五大平台。有以下在用大型仪器设备。此外设有便携设备调度中心。
环境演变监测平台：三维地貌激光扫描系统、多相流力学实验测量系统
环境演变分析平台：离子色谱仪系统、离子色谱仪ICS-3000型、气体同位素比质谱仪MAT-253、气体同位素比质谱仪MAT-252、离子阱气质联用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释光全自动测量仪、室内风沙环境风洞、气体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工程方法研发平台：多通道探地雷达、地质雷达、AGI多道分布式密度电法仪器、振动三轴材料试验机、振动三轴试验机
逆境生态研究平台：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计算模拟平台：超级计算 馆藏资源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图书馆于2000年由原中科院冰川所、沙漠所、大气所图书馆合并组建而成，本馆是一个小型、专业化图书馆，以地学为主，边缘学科为辅，突出书刊的学术性、理论性，力求书刊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寒旱所图书馆馆藏书刊具有鲜明的冰川、冻土、沙漠和大气、水文专业特色。截至2006年11月，有中西文现刊182种、中英文报纸16种：馆藏中西文过刊3万余册，最早可回溯至1929年， 中文图书23000余册，英、俄、日文图书22000余册；各类地图十万余幅，航空照片近十万张，水文气象资料近万册。

㈥ 麻烦大家告诉我个有"环境艺术系"毕业论文的地方,我想参考下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
一 景观的原意--"风景"及其研究

在欧洲,"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本的<圣经>旧约全书中,它被用来描写梭罗门皇城(耶路撒冷)的瑰丽景色[1].这时,"景观"的含义同汉语中的"风景"、"景致"、"景色"相一致,等同于英语中的"scenery ",都是视觉美学意义上的概念.我国从东晋开始,山水画(风景画)就已从人物画的背景中脱胎而出,独立成门,风景(山水)很快就成为艺术家们的研究对象,丰富的山水美学理论堪称举世无伦,因此也才有中国山水园林的臻美.景观的这种含义(作为风景的同意语)一直为文学艺术家们延用至今.

目前,大多数园林风景学者所理解的景观,也主要是视觉美学意义上的景观,也即风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中心开展的"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ssment","landscape evaluation")研究,也是主要就景观的视学美学意义而言的.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景观评价(风景评价)是指对景观视觉质量("visual quality")的评价.而景观的"视觉质量"则被认为是景观"美"("beauty")的同意词,Daniel等人将其称为"风景美" "scenic beauty "[2];美国土地管理局则将其等同于"风景质量"("scenic quality"),并定义为:"基于视知觉的景观的相对价值"[3].从主观上讲,景观评价则表现为人们对"景观价值"("landscape value")的认识,Jacques[4]认为景观的价值表现在"景观所给于个人的美学意义上的主观满足".风景评价(景观评价),实际上是风景美学的研究中心,也是指导风景资源管理、合理地进行风景区规划的基本依据.经过20多年的发展,风景评价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派,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各具特色.

目前较为公认的有四大学派[5-7]:专家学派(expert paradigm),心理物理学派(psychophysical paradigm),认知学派(cognitive paradigm)或称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paradigm),和经验学派(experiential paradigm)或称现象学派 (phenomenological paradigm).专家学派强调形体、线条、色彩和质地4个基本元素在决定风景质量时的重要性,以"丰富性"、"奇特性"等形式美原则作为风景质量评价的指标,也有的以生态学原则为评价依据.参与风景评价的是少数专家,他们在艺术、生态学及资源科学方面都有很高的素养.目前美国及加拿大等国的土地管理部门、林务部门及交通部门多采用专家评价方法进行风景评价[8-12].

心理物理学派则把"风景-审美"的关系看作是"刺激-反应"的关系,主张以群体的普遍审美趣味作为衡量风景质量的标准,通过心理物理学方法制定一个反应"风景-美景度"关系的量表,然后将这一量表同风景要素之间建立定量化的关系模型－-风景质量估测模型.心理物理学方法在小范围森林风景(如一个林分)的评价研究中应用较广[13-16].

认知学派把风景作为人的认识空间和生活空间来理解,主张以进化论的思想为依据,从人的生存需要和功能需要出发来评价风景(景观/生活环境).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地理学者Appleton,他在1975年提出"了望庇护"(Prospect-refuge)[17]理论，美国环境心理学者Kaplan夫妇提出"风景审美模型"("landscapereference model")[18，19]和美国地理学者Ulrich 的"情感/唤起"("affective/arousal")反应理论[20，]。Appleton理论强调了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在其风景评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在自然环境中是"猎人""猎物"双重身份出现的。作为"猎人"他需要寻找他的"猎物"，所以他需要景观能给他提供"庇护"的场。在Kaplan的模型中，不但反映了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在其风景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反映了人是作为一种高智能的动物出现于自然环境中的。他不会只满足于眼前的生活空间（景观）的安全和舒适，他还要利用种种景观信息去预测、探索未来的生活空间。所以Kaplan认为，风景的质量决定于风景的两个特："可解性" ("makingsense")和"可索性" ("involvement")，前者反映了人对于景观的安全的需求，后者反映了人对于未来的求知欲。 Ulrich 的理论则融进化论美学思想和情感学说于一体，试图通过生理测试技术（如脑电图、心电图）来测定人对于特定风景区的反应和评价，从而克服了语言表达对风景评价结果可能带来的误差。

经验学派把景观作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历史的观点，以人及其活动为主体来分析景观的价值及其产生的背景，而对客观景观本身并不注重，如美国地理学者Lowental的一些研究〔22，23〕。

作为总结，我们不妨用系统的观点，对上述风景评价研究的各个学派作一比较和分析（表1）。通过分析认为，风景评价各学派在思想、方法诸方面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表1 风景评价各学派特点分析和比

各学派比较点
心理物理学派
认知学派
专家学派
经验学派

对风景价值的认识
风景价值是主 客观双方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
风景价值在于其对人的生存、进化的意义

〔客观)风景价值在于其形式美或态学意义
〔主观）风景价值在于它对人（个体，群体）的历史、背景的反映

人的地位
把人的普遍审美观作为风景价值衡量标准
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解释风景
被动〕风景作为独立于人的客体而在存,人只是风景的欣赏者
主动强调人（个体或群体）对风景 的作用

对客观风景的把握
从"风景成份"（植被、山体等）分析风景
用"维量"（复杂性、神秘性等）把握风景
分解从"基本元素"（线、形、色、质）分析风景
〔整体〕把风景作为人或团体的一部分，整体把握

二、景观作为一个地学概念

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欧洲，最初的大规模旅行和探险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当然，景观一词在汉语中直到近代才出现，山水、风景一直被沿用）。人们已不满足于对自然地形、地物的观赏和对其美的再现（文学、艺术活动），开始更多地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它们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时间上的演化。特别是14－16世纪大规模的全球性旅行和探险（包括1492年美洲的发现和1498年去东印度航线的发现），使欧洲人对"景观"这一概念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德语的"景观"(landschaft)已用来描述环境中视觉空间的所有实体，而且不局限于美学意义。19世纪中叶，伟大的动植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洪堡得(Humboldt)，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的术语引用到地理学中来，并将其定义为"某个地球区域内的总体特征"〔1〕。随着西文经典地理学、地质学及其它地球科学的产生，"景观"一度被看作是地形(landform)的同意语，主要用来描述地壳的地质、地理和地貌属性。以后，俄国地理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赋之以更为广泛的内容，把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都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把研究生物和非生物这一景观整体的科学称为"景观地理学"("landscape geography" )。这种整体景观思想为以后系统景观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载体

景观生态思想的产生使景观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早在1939年，德国著名生物地理学家Troll就提出了"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的概念。当然，关于景观生态学的思想产生得更早些。Troll把景观看作是人类生活环境中的"空间的总体和视觉所触及的一切整体"，把陆圈(geosphere)、生物圈(biosphere)和理性圈(noosphere)都看作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景观生态学就是把地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空间关系时的"横向"方法，同生态学家研究生态区域内功能关系时?quot;纵向"方法相结合，研究景观整体的结构和功能〔1〕。另一名德国著名学者Buchwald（2〕进一步发展了系统景观思想，他认为：所谓景观可以理解为地表某一空间的综合特征，包括景观的结构特征和表现为景观各因素相互作用关系的景观收支，人的视觉所触及的景观像、景观的功能结构和景观像的历史发展。他认为，景观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活空间，是一个由陆圈和生物圈组成的、相互作用的系统。他指出，景观生态的任务就是为了协调大工业社会的需求与自然所具有的潜在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1〕。

至于景观系统中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Zonneveld作了深入的分析（图1中只列出了Zonneveld关诰肮圩槌杉肮叵档闹饕

㈦ 尤里是哪个国家，它的地理位置是什么

尤里·加加林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
（Ю́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Гага́рин，1934年3月9日—1968年3月27日)，苏联宇航员，苏联红军上校飞行员，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加加林在1934年3月9日生于苏联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区的克卢希诺镇，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家庭，白俄罗斯人。1959年10月，前苏联首位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在全国展开。加加林从3400多名35岁以下的空军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成为20名入选者中的一员，并于1960年3月被送往莫斯科，开始在前苏联宇航员训练中心接受培训。在训练中，加加林凭借其坚定的信念、优秀的体质、乐观主义精神和过人的机智成为前苏联第一名宇航员。1960年，加加林加入共产党。
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时间上午9时零7分，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场起航，在最大高度为301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1小时48分钟，于上午10时55分安全返回，降落在萨拉托夫州斯梅洛夫卡村地区，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他驾驶的东方1号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载人进入外层空间的航天器，就在他的108分钟的飞行过程中，加加林由上尉荣升为少校。
加加林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宇宙飞行后，全世界都对他挥手致敬，莫斯科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凯旋的航天英雄：礼炮在轰鸣，欢腾的人群在喊叫，豪华的护送队，为加加林加冕大大小小的国家勋章。在这次历史性的飞行之后，加加林荣获列宁勋章并被授予“苏联英雄”和“苏联宇航员”称号，并曾多次出国，访问过27个国家，22个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62年，加加林当选为第六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年11月任苏联—古巴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
首次太空飞行之后，加加林又进茹克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并出色地答辩了毕业设计，学院推荐他到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生院当函授生。加加林也积极参加训练其他宇航员的工作，1961年5月成为宇航员队长，1963年12月荣升为宇航员训练中心副主任。 在训练其他宇航员的同时，他自己并没有放弃训练，梦想着能够再次进入太空。1967年4月，他完成了联盟号飞船首次飞行的培训准备工作，成为宇航员科马罗夫的替补。他在进行宇航训练之余，并未放弃驾驶歼击机，还专门进入茹科夫斯基航空军事学院继续学习飞行，并于1968年2月毕业。正当加加林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灾难发生了。1968年3月27日，他和飞行教练员谢廖金在一次例行训练飞行中，因一架双座喷气式飞机坠毁而罹难。加加林死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壁龛里，他的故乡格扎茨克被命名为加加林城，他训练所在的宇航员训练中心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纪念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的壮举，俄罗斯把每年的4月12日定为宇航节，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缅怀这位英雄人物。

精神卫士——尤里·马林
尤里·马林由于在“人类意识控制”领域的精深造诣被吸收进克格勃，在叶利钦时期又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顾问，一度被圈内人士誉为叶利钦的“精神卫士”。

据尤里·马林透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大约有20个进行超感官现象研究的协会，它们曾经研制出许多超感官装置，试图对人的脑电波进行控制。与此同时，情报部门得到消息称，美国可能已制造出一种可以调节信号的辐射发射器，通过这种发射器操纵者就能够在数千公里之外影响甚至遥控一个人的意识乃至行为举止。除此之外，美国一些具备特异功能的人士还能制造出一些‘超感官特殊装备’，借以影响人们的神经系统，达到扰乱正常心神的目的……在获悉这些惊人消息之后，我立刻命令手下对叶利钦总统办公室进行彻底检查，以防有人利用这一高科技做出对总统不利的事来。”令人惊讶的是，马林果真在总统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枚这样的“意念遥控器”。

发现氘的科学家尤里

同位素这个名词的西文isotope是英国人索迪（F. Soddy， 1877－1956）于1911年开始使用的。后来，另一位英国人阿斯顿（F. W. Aston， 1877—1945），在1919年制成了质谱仪，可以用来分离不同质量的粒子，并且测定它们的质量。这就把研究同位素的方法提高了一大步。

阿斯顿先后利用质谱仪发现了很多元素的同位素，他在71种元素之中，陆续找到了202种同位素之多，这为我们认识同位素，开始积累了大量资料。

最引人关注的是，氢有没有同位素的问题。为了寻找氢的同位素，人们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而没有得出肯定的结果。1931年初，有人从理论上推导，认为应该有质量数为2的氢同位素存在，并且估算出2H:1H=1:4500的比例。

1931年年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里教授和他的助手们，把四升液态氢在三相点14°K下缓慢蒸发，最后只剩下几立方毫米液氢，然后用光谱分析。结果在氢原子光谱的谱线中，得到一些新谱线，它们的位置正好与预期的质量为2的氢谱线一致，从而发现了重氢。尤里对它定了一个专门名，称deuterium，中文译氘，符号D。后来英、美的科学家们又发现了质量为3的tritium，中文译为氚，符号T,是具有放射性的另一重要氢同位素。

氖的发现是科学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件大事。尤里因此在1934年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金。他的声誉从此飞跃，可是他并未停止不前，后来还继续完成了很多重要研宪工作。

现在最常见的是氧化氘（又名重水），它的主要特性：氧化氘最大密度的温度是11.22℃（普通水是4.08℃），熔点是3.82℃，沸点是 101.42℃，这些特性与普通水都大不相同。重水易于用电解水而取得，所以电费低廉的北欧能大量生产。后来重水成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材料之一。

以上简单地叙述了一下氘和重水，是想由此引起人们对这位化学家尤里的重视。他是去年一月六日才以八十六岁的高龄病故的。下面(此文发表于 1982年—编者注)扼要地介绍他的生平和业绩，表示我们对他的敬念。

哈罗德·克莱顿·尤里
（Harold Clayton Urey）于1893年4月29日生在美国西北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之后，他先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教了三年书。后来才进了蒙大拿州立大学，他当时的主修课是生物学，以化学作为副系。可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却由副系化学提供了基础。

他毕业后得到了奖学金，从1921年到192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成绩优异，三十岁时，取得了博士学位。1923年他又得了出国进修的奖学金 ，去丹麦跟波尔教授专门研究原子结构理论。

尤里回国以后，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讲师。192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化学系副教授，他在这里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专著，书名是《原子、分子和量子》（Atoms、Molecules and Quanta)。这是用英文写的关于量子力学的名著之一。这说明了尤里对于量子力学和热力学，以及核结构的成就，本来早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在这期间，他用光谱法发现了惊人的氢同位素之一，氘。

尤里从此以后，成为同位素化学方面公认的权威。经过他的研究，使同位素的分离开始有了化学方法。由于这种方法的成功，很多同位素才成为化学的、生物学的、地质学等方面的示踪物。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利用同位素化学的丰富知识对最后战胜日本起了重大的作用。过去同位素的分离，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用实验室的规模进行的。二次大战期间，尤里领导了一批助手，使重水分离和铀同位素的大规模分离，得以实现，这一技术方面的成功，便第一批原子弹的生产，成为可能。

战后，尤里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担任教授。在这里，他发表了一篇极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同位素物质的热力学性质》。此后，尤里利用了高度精确的质谱仪，来检验地质和海洋中的氧同位素的百分比。由于这项技术的成功，他能相当准确地计算出七千万年前海洋的温度。

他在1952年发表了宇宙间元素丰度的数据，发展了元素起源和宇宙学理论。地的专著 行星：其起源和发展》( The Planet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从化学过程来讨论太阳系演化的学说，指出行星是由围绕在原始太阳周围的尘埃聚集成的。地球的原始大气应当和现在的木星大气相似，主要由甲烷、氨和氢所组成。地球现在的大气是经几个长期阶段的变化形成的。

1953年尤里和学生米勒（Stanley L.Miller）设计了一套仪器，模拟原始地球大气的成份和条件，在甲烷、氨、氢和水蒸气混合物中，连续进行了一星期的火花放电后，形成了十多种氨基酸。这说明了原始大气产生蛋白质的可能。这为研究生命起源问题开展了重要途径。

1968年他六十五岁时，被加州大学聘为海洋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又提出了太阳系由陨石形成的理论，并认为在别的行星上也可能产生生命。

尤里还是研究月球表面的专家。阿波罗登月取回月岩的样品，就是由尤里主持参加研究的。在海盗号火箭探索火星计划中，尤里又担任重要顾问。

尤里在四十一岁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外，他还先后得到各国政府、学术团体和科学组织授予的三十多种奖章和奖品，美国一些大学授给他十六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他国家的大学也曾授予他九个荣誉学位。这说明了世界上学术界对他的科学成就之重视。

在尤里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把很我精力放在反对原子武器的破坏作用上。他早就认为美国不可能独占核武器，他主张美国和苏联都应当减少原子武器，使世界长期和平可能达到。他在临终之前，还一再强调，原子能只能用于和平目的。他多年来所做的大量公开讲演讲和文字呼吁,曾经得到美国好此知识分子的同情,尽管有人不同意尤里的一些观点,但没有人怀疑,他的主张是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

哈罗德.尤里的业绩将永垂于化学史上。
红色警戒中的尤里：苏联科学家及心理学家，发明了巨型乌贼，天启坦克和独特的磁暴技术和心灵控制科技以及复制技术．并用复制技术复制出自己和炸弹专家伊文的克隆体谋杀了美军司令卡维利将军．在尤里的复仇中背叛苏联，独成一家．使用了很多新技术，使盟军与苏联联合起来对抗他，后来战败，在盟军任务中结局为被关进心灵隔离室，在苏联任务中结局为乘坐时光机器误入恐龙时代，葬身恐龙之腹．

尤里·盖勒
这是个骗子,玩的是心灵感应的把戏,当然是骗人的把戏

70年代初震惊欧美各国的一位新闻人物，80年代初在我国一些报
刊上也纷纷宣传起来了。这就是来自以色列的所谓“通灵人”尤里·
盖勒。据介绍，其功能之玄妙，令人瞠目结舌，国外还有最知名的科
学家们专门对他测试，肯定盖勒“超级功能”的真实性，这就更使人
感到不可思议了。
可是，前不久与一位在我国学习的意大利学生谈起此事，他笑着
说：“啊哈，尤里·盖勒！那是个国际大骗子。你们还不知道，他是
个魔术师！”这位欧洲青年何以能够毫不犹豫地得出相反的结论呢？
再重翻介绍盖勒的文章细看，果然在字里行间找到“还有些人认
为盖勒只不过是一名高明的魔术师”这句话，但其根据则只字未提。
如今看到了几篇材料，才使我们了解到国外这场骗局的概貌。
美国的心理学家安德鲁·韦尔开始时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接近盖
勒的，可是在亲自观察了盖勒的各种神奇表演之后，韦尔就转为深信
不疑了。然而他最后还是摆脱迷雾，识破了骗局，写出了一份客观的
研究报告《探究尤里·盖勒的真面目》，并公之于众。
韦尔对盖勒认识的转折点是结识了一位高级魔术师詹姆斯·兰迪。
这位魔术师一直在用冷眼研究盖勒，并断定盖勒是用魔术行骗。兰迪
亲自向韦尔表演了魔术，其内容竟与盖勒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向科学
家们所表演的“奇迹”一样，这才使韦尔相信“眼见未必为实”。兰
迪指出，揭露盖勒的骗局“唯一的办法是在他用一个弯钉子换好钉子
时或在椅子腿上弯钥匙时当场抓住他”。最后兰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果真当场抓住了正在偷偷地弯汤匙的盖勒的手腕。
自此以后，盖勒行骗的真相大白。由于兰迪揭穿了不止一个盖勒
式的骗子，因而被誉为“科学的监督员”。
兰迪承认盖勒是个很高级的魔术师。可是为什么盖勒放着魔术师
不做《他在以色列时确实是表演魔术的》，而改行做一个哗众取宠的
骗子呢？
经济上的收益当然是个重大原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实质上盖
勒是现代心灵学家收买的一个宣传工具。现代心灵学家安德里加·珀
哈里希在以色列“发现”了盖勒，然后把他带到美国表演，并做了他
的监护人。盖勒用他的魔术手法逼真地表演了现代心灵学所追求的各
种“超感官知觉”（ESP）和“心灵致动”（PK）等心灵现象。这不
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心灵学家们自己，因而心灵现象也就被封为
“盖勒现象”了。可是，当骗局被揭穿后，这些心灵现象也就复原成
为魔术表演了。
盖勒和那位心灵学家之间有什么默契，我们虽不好妄作臆断，但
也不能说就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盖勒曾宣称自己的超常特异功能是三
四岁时由“飞碟”（其泛称即“UFO”）中的宇宙人所赋与的。而用
哈里希立即当众作证，说他亲眼看到过盖勒进入一只“飞碟”里。一
唱一和，显然是在演一出时间节拍并不协调的“双簧”而已。
世界著名的球外文明研究权威，美国天文学家萨根（Carl Sagan，
他首先倡导并设计了旨在与外星人联系的金属信息板和“地球之音”
唱片并已送往太阳系之外）曾以使人信服的科学论据驳斥了“飞碟”
是宇宙人驾临地球的运载工具之说。但珀哈里希和盖勒还是以这种无
稽之谈作为其“通灵”能力来源的根据。这不仅是利用人们对宇宙人
的好奇心理，而且是在把信奉者引导到这场骗局的终极目的——证明
上帝的存在。
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曾经说过：“宗教如果不用与科学
一样的精神接受变革，它就不能恢复其固有的权威。宗教的原理或可
永存；但此种原理的表现，需要不断的发展。……而宗教与科学的互
相作用，就是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不妨极简略地作一个历史回顾。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唯灵论者 所供奉的“灵媒”的神奇功能是上帝直接赋与的，那今天现代灵学家所崇拜的“通灵人”的能力，则是飞碟中宇宙人所授与的。一百年前头显灵光的上帝随着科学的进步已经化作戴着宇宙头盔的上帝了。一百年前上帝是在“第四度空间”活动，而如今已进入“第八度空间”
了。
灵媒的活动是为了证明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而盖勒呢？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这种力量来自我的外边，而我只是个通道罢
了。我相信有另外的维度和另外的宇宙，通过我的能量正是来自另一
宇宙的——为了某种目的在一定的指挥下通过我而传送出来的信息。”
这将是一条通往何方的通道呢？
在盖勒红极一时之际，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些“科学理论”：
美国的哈德教授认为地球可能是“一个宇宙动物园，是和宇宙的
其余部分隔开的。而看守人经常对园内的居民进行任意的取样检查”。
英国的霍尔丹教授提出，可能有极高级的生物“正在操纵着我们
这个世界的事务，或者我们的太阳系，甚至我们银河系的事务。与此
同时，他只直接对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显现他的存在”。
显然，盖勒当然就是这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中的佼佼者了。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上帝和他所居住的天堂早已从地球上空、
太阳系、银河系以及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消失了。但是，上帝也不示弱，
他把头上的灵光换成宇宙盔，把云雾和飞龙换成星际飞船，穿过“第
四度空间”甚至“第八度空间”重又返回人间了。盖勒表演不就是要
证实这披上科学新装的上帝的存在吗？相信了这些以后，我们除了
“尊崇一天主于万有之上”以外还能干什么呢？只应该向他祈求：
“仁慈的主啊！请怜悯您的这些愚昧的试验动物吧，千万不要把地球
这个培养皿倒掉！阿门！”
看来，形形色色的现代伪科学确实存在，而且这些伪科学是联络
皆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盖勒应该是这副多米诺骨牌的头一张
牌，头张牌一倒，由于连锁反应，其他的牌就都站不稳了。
科学与神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在这两军对阵中，神学常常
祭起的“迷魂套索”之一就是魔术。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科学家在魔术
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被俘虏。
当然，魔术是一种高超的艺术，魔术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
然而，现代魔术究竟不是茶变墨水之类的，学过化学的人都能揭穿的
小戏法。魔术师表演魔术时决不会因为台下坐着科学家而露了底，也
不会有人因为科学家也看不出魔术的“门子”就认为魔术师真能凭空
钓到一条鱼或是无中生有地搬来什么东西。但是明明在表演魔术而不
说是魔术，那就是骗术了。科学家看不出“门子”并不是他们的弱点，
但轻易地信以为真，并加以倡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韦尔在他的关于盖勒事件的报告中最后总结说：“自认识盖勒以
来，我已经学到了许多观察事物的方法，并且懂得了在评价证据时，
特别是评价那些似乎能够证明我希望相信的事物的证据时，更需要慎
之又慎。”这说明他已经从纯经验的观察方法上前进了一步，但还不
够。如果韦尔没有遇到兰迪怎么办？如果兰迪和盖勒不是棋逢对手怎
么办？如果兰迪也是盖勒的同伙又怎么办？
当然，识破骗局不能只靠魔术家。兰迪说过：“科学家是一些容
易受骗的人。”这不完全对。当科学家只相信“眼见为实”的经验主
义方法时是难免受骗的。但当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之后，科学
家就有能力识破骗局了。可惜某些科学家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或是自
己的科学仪器。他们没有想过，企图用科学仪器证实的东西，恰好要
彻底推翻已有的科学规律，当然也就否定了在这些科学规律基础上设
计制造的科学仪器。基础已被否定，仪器已是不可靠的废物，它又能
证明什么呢？还是恩格斯的一句话：“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
惩罚的。”
盖勒被揭露了，从“通灵人”回到了魔术师。他无所谓，不仅继
续表演魔术，还可以把他行骗的“光荣史”编成《我的故事》出版，
而那些受骗的科学家可倒了霉，只好承认发生了“科学界的水门事
件”。有什么办法呢！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不了了之呢？不是这样简单的。前苏联心理学
教授津钦科在1973年曾经说过：“灵学引起了许多反灵学的方法和揭
露骗局的手段。但是，无论怎样揭露，也不能动摇虔诚的灵学家。对
灵学就像宗教一样，信仰胜于事实。耸人听闻地宣传心灵现象，大肆
散布各种传闻，是同这种信仰分不开的。”所以，即使拿出了确凿的
骗人证据后，也不一定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说：抓住盖勒一次捣
鬼，并不能证明他每次都捣了鬼；识破了一个盖勒也不足以证明别的
什么“勒”都是骗子。这也是一种理解法。也许韦尔说得对，他说：
“问题是谁在看和用什么样的观点解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这种现
象变真变假。”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既然，一百年前灵媒霍姆和库克小姐之流能骗得英国科学促进会
主席克鲁克斯当上了心灵学会会长，而如今盖勒的表演又骗得美国斯
坦福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为之撰写“科学”论文，那今后再出现大大
小小的盖勒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也总会有新的兰迪拆穿骗局，去抓
住他们的手腕子。科学终究是科学，决不会因为骗术的存在就失去其
生命力的。

㈧ 求数学家的故事

陈景润不爱走公园，也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自己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
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
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起来

㈨ 关于近代教育的资料,制作成幻灯也行.

1995年夏，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位同学在首都博物馆（即清代国子监旧址）寻幽探古时，竟意外地在十三经碑林旁边的一个自行车棚里发现了一块象征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韧的匾额。它久不见天日，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浑身布满了灰尘，油漆也剥落殆尽，只有“大学堂”三个字还清晰可辨。这块匾额的主人，便是百年名校北京大学的前身---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设于1898年，是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由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的，首任管学大臣为吏部尚书孙家鼐。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义和团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02年1月才得以恢复，由工部尚书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是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新中国成立以前，12月7日这一天便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庆日。这一时期的京师大学堂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中小学外，同文馆也并入其中。1903年5月，它又将同文馆改成译书馆，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
与后来的北京大学相比，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所聘请的教习，几乎全是有功名的京官，平时上课，乘一泥轿而来，轿夫四、仆役一，到时间则由仆役引至课堂落座，由仆役摆好文房用具。比起教习，学生们的谱儿也不小，这些官宦子弟也是乘轿而来，仆役侍候。上体育课时，教员必须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当然，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现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开展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功不可没。
1912年5月1日，在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议下，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为暮气甚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以“进步、爱国、民主和科学”为宗旨的建校之路，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1898年7月3日，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它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后来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书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直至1902年得以恢复,增设预备科（新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10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大学。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 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 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注释：
1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华文书局影印本，总24014页。
2 李世弼：《金登科记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第384页。
3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页。
4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6 转引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页。
7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8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9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10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12 转引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5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页。
16 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页。
18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19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转引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页。
20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1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2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46页。
24 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80页。
26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6—457页。。
27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㈩ 欧洲地理学之父是谁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5一前193）生于希腊在非洲北部的殖民地昔勒尼回（cyrene，在答今利比亚）。他在昔勒尼和雅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成就则主要表现在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

埃拉托色尼被西方地理学家推崇为“地理学之父”，除了他在测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第一个创用了西文“地理学”这个词汇，并用它作为《地理学概论》的书名。这是该词汇的第一次出现和使用，后来广泛应用开来，成为西方各国通用学术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