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地理学

1. 经济地理学的现状与趋势

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
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如今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该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如今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对于上一年，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中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2. 人文地理学的现代阶段

由过去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以及适应论转变为和谐论。这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口膨胀、工业增长、城市化过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区出现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以及社会问题严重的现象，过去的人地关系理论已无法反映现实和指导人类的合理行动了。
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影响下，人文地理学者主张以和谐论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70年代以来，分析并和谐人与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
1980年 8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英国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去和谐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 50年代系统论创立以后，迅速成为各学科的基该方法论。美国地理学家E.A.阿克曼于1965年提出地理学者应当探索许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变量的一种系统的概念，从时－空角度处理人与环境的系统。6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已在研究生态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地域系统方面作出贡献。
定量计算和系统论思想的引进，使地理学开始采用模型来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现象。瑞典地理学家T.哈格斯特朗用归纳模型说明新事物浪潮特征，用随机模型来预测新事物扩散概率，引起广泛注意。英国学者乔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学的模型》(1967)和D.W.哈维《地理学的解释》(1969)，对地理学采用模型探讨实际问题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为科学兴起后，出现了行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为研究在地理学中十分盛行，通过研究不同人类社会集团、阶层、阶级对不同环境的反应和行为决策这一过程，使地理学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收入对于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游地理学发展很快，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分支。人类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形式存在，各集团的不同文化既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们行为制约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空间中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差异的社会文化地理学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许多国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居住、就业、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使城市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逐渐居于重要的地位。 传统的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经济区划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则转向分析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主，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贫穷和饥饿、种族歧视、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人文地理学论题的这种方向性转变，即所谓关联运动。传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是将复杂现象的组合分裂开来，以便分别研究整个复杂环境中的各个成分，从而导致学科分化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面向社会问题，从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学科人为界线，出现新的综合。
此外，7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两种人文地理学主张：
一为人本主义地理学派，认为数量运动的机械模型压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性，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地理学，致力于观察具有特殊空间概念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一为激进地理学派，由于60年代后美国经济衰退，阶级、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学者认为首先应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为革命性的变化提出建议。他们创办了刊物《对立面》，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武装地理学，提出新的综合论方向，反对学科分裂和专业化倾向。

3. 环境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基于这种研究议题，经济地理学显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特点。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已经并且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学科特性使经济地理学最有资格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和各类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应该承认，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摆脱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的发展观之后，经济地理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塑造新的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对区域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门学科也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战略布局等领域。
经济地理学也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发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呈现多元化。这个特点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展现出巨大的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空间差异。在欧美国家，经济地理学界几乎每十多年就出现一轮新的理论思潮，来思索和解释社会经济变革的空间内涵和过程。另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济地理学者经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差异。承认这种活跃性和多元性并不损害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因为核心问题一直是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力）；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在这一点上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地学分支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地球表层，除了大气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层的自然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十万年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这些学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经济地理学的活跃性将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费尔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的，“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的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思维争辩。”这些思辩将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也将塑造社会经济的空间过程，因而将直接促进人类影响下的地表过程研究的发展。 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二战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现在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我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对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思考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我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4. 什么是结构主义地理学

20世纪中叶，人文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自守的学科，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文地理学本身却呈爆炸式的发展。其起点是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既有观点和方法的挑战，1950—60年代的实证主义和空间分析受到各种非议，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方法逐渐融入人文地理学，也给人文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将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派从哲学角度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及其结构主义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结构主义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概括起来，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具有鲜明特点的阶段。

一、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大融合－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一样，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论是通过其它社会科学引入到地理学中的。事实上，结构主义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经对人文地理学产生影响了，其代表人物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兹·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皮亚杰（J. Piaget），他注重作为结构转换（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过程的知识获取的研究。他的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关于儿童如何学习空间几何的研究对人文地理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发现：在人们的心理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都与前一阶段在量上存在差异，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是新要素与已有要素合而为一，所有的要素再统一和协调起来，与“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随意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结构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征。从皮亚杰的实验获得的启示是：在儿童对空间构思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四个主要阶段，但该实验并未延伸到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领域（J. Piaget，1971）。高尔德（P.R. Gould）提出“虽然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直接对儿童学习空间、周围环境和几何学与拓扑学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但他并未论及儿童所拥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及他们学习这些映象的方式”。高尔德主要研究了“优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对某些场所（place）的反应态度。但有另一些学者更多注重的是对地理知识（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获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这些研究中，包括了许多有关皮亚杰结构主义认知地图方面概念，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结构主义的观点，仅仅集中于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及其他们获得的途径，并且在这些研究中间，具有很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D. Gregory，1978）。

在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马克思主义，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地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维（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尔（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们认为，人文地理学应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于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对立面（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维于1971年开始撰文介绍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并在其后出版的《社会公平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D. Harvey，1973）。哈维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改革方案。该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地理学不能归纳出空间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寻求确定人类行为过程的经济过程，并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证明它。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学那样认为某种原因一定能够会产生某种效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使人类的活动有一定的方式。至于人们选取哪一种方式则不可能从理论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实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二、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地理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一反常态，与第一阶段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学不再直接接受来自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而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人文地理学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1998）。

这一时期，这些学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广泛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虽然他们同时又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学派，如女权主义地理学派，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派等，但他们并不相互封闭，而是在不断的进行交流与对话。女权主义经常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建设中的性别的作用的重要性，用于解释人的作用及广泛的因果关系，也用于解释人们的社会和空间经历。同时，结构马克思主义、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等对地理学的影响并未消失殆尽，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过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地理学，不象第一阶段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那样，不再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内容。

总之，这一阶段的结构主义地理学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化，逐渐走向成熟，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真正渗透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当中去，并且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5. 美国地理学史的近代地理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地理学的各自然分科在加速了独立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被相邻地学学科吸引
的趋势。气候学、地貌学和生物地理学逐渐相应地归入气象学、地质学和生物学。30年代初，I.鲍曼写了《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一书后，地理学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取得应有的地位，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两栖学科。人文地理学分支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农业部出版了V.C.芬奇和O.E.贝克的《世界农业地理》。1925年，克拉克大学创办《经济地理》杂志，从20年代到40年代登载了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农业地理论著。20年代起，城市地理学开始发展，先后出现研究城市结构的同心带学说、扇形学说和多核心学说(见城市地域结构)，这些学说成为建立地理空间模式的第一步。 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地理学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激进地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这主要是西方世界的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突出，以及第三世界民族斗争激烈所促成的。1969年克拉克大学创办了激进地理学刊物《对立面》。一部分地理学者主张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地理现象，并重建地理学思想和实践。R.皮特在其编辑的《激进地理学》一书中指出“作为一门完整的革命科学，马克思主义为地理学的激进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74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合会(USG),并发展有广泛的国际联系。
由于地理学人文化倾向的加强和地理学思想的不断变化，美国地理学的自然的和人文的地理学分支学科为数众多，区域地理研究涉及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思想流派虽然在美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发生兴衰变化，但彼此也并未完全取代。现代美国地理学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6.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读后感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读后感] 作者根据自己的有限阅读（特别是从中外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对比角度），来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读后感。作者指出了我国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论的五点不足之处，即问题意识、学术史意识、与同行对话意识、理论意识以及学术规范意识方面的不足。 通览全文，所谓的五个问题意识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对于文中将科林伍德称之为科学家，本人觉得改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更为妥当。写论文首先要有论题，就牵涉到论题的选择。文中的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学术研究（包括论文写作）的题目要有意义性，而不是盲目性的去写一些毫无意义的文章。作者在指出学术刊物上存在此类问题意识较弱的同时，也指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即教育体制与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以及讲问题氛围的缺失。的确，在现今关于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问题在很多高校和学科中存在。在信息化的时代，找资料有益处，也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一检索就出来许许多多学术论文来，在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中不知有多少是不合格的“商品”。近来一些学术抄袭问题也是屡有发现，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学者。这些都同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功利化有关，任务化的学术研究是短见的。康德当上教授后，十年没发表一篇文章，潜心研究批评哲学。十年后，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而现在有的学者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其中的含金量又在哪？ 其次，写论文要有资料，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中的所谓学术意思，就是要了解相关问题或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样既可以避免研究中无意义的重复性，同时也可以借鉴他人的学术成果。好在当今的科技发达，特别是搜索功能的强大，对于这个问题是大有帮助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过去与现在学术成果的对待问题。与同行对话意识问题中也存在这种情况。文中提到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一书很少被提及，原因之一是同时代的人没有花费时间去阅读，读后感《《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读后感》。正如被称为历史哲学真正奠基者的意大利人维柯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未受同时代的人重视，直到身为后辈的德国人赫尔德继承与发展了他的思想。而对于过去的学术成果也不要盲目的继承。现在有一些人总喜欢搬出过去知名学者的话语作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命题。随着时间的变迁，学术研究也存在时间限度。所以对于现在的学术成果要给与重视，因为当代的研究更具有宽度与时代性。特别是同行的研究，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更多的同行之间的互相探讨与借鉴，才有可能造就学术的辉煌。因此，与同行的对话也可以成为论文写作的资料之一，这种资料更有研讨性与现实性。 所谓的理论意识，就是写论文的指导方法与思想。文章中提到的不管是激进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还是行为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等，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或方法来研究问题。有的注重空间，有的注重政治或经济方面。而量化方面的抽样调查、量表技术等一些方法被带入研究中。好比论文研究什么方面，是写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等等。用什么方法去进行研究，是用比较的方法还是假设法等等。正如文中所讲的理论的构建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它需要事实的论证和时间的推敲。对于文中作者所提到的“鉴于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理论”看法觉有不妥之处 ，似乎我们的研究活在理论的框架内。作者提到的研究时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的，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处理方法更像是理想化的。 最后提到的学术规范意识，就像是论文写作中的引文和文献参考的处理问题。引用他人的成果要标明来源，既是尊重作者，更是尊重学术。而不是像斯宾格勒那样“不厚道”，在整个《西方的没落》中，他只感谢了两个人：歌德和尼采。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们放在注释中简单了事，有些甚至根本只字不提。 读完这篇文章后，会豁然发现所谓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人文地理，或者是地理学中，它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中。原本看到这题目时，觉得有一种宏大感，特别是若干问题等字眼，但读后却有一丝的失落感。若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的话，本文似乎有所浅显，深度有所欠缺。后来网上一查，发现作者在给其所在学校的研究生的报告用的是《我国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标题，觉得这个更为贴切。估计是人文地理杂志的编辑改的吧。总体上文章条理清晰，也是通俗易懂的，而且也确确实实的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若干基本意识问题》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7. 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形成

一、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大融合——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结构主义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经对人文地理学产生影响了，其代表人物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兹·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地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维（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尔（M. Castell）等。他们认为，人文地理学应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于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对立面（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维于1971年开始撰文介绍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并在其后出版的《社会公平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做了系统的阐述（D. Harvey, 1973）。哈维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改革方案。该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地理学不能归纳出空间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寻求确定人类行为过程的经济过程，并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证明它。不能像实证主义地理学那样认为某种原因一定会产生某种效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有一定的方式，至于人们选择哪一种方式则不可能从理论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实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结构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地理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一反常态，与第一阶段的结构主义学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学不再直接接受来自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而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人文地理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这一时期，这些学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广泛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虽然他们又可能属于不同的学派，如女权主义地理学派，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派等，但他们并不相互封闭，而是在不断的进行交流与对话。女权主义经常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建设中性别作用的重要性，用于解释人的作用及广泛的因果关系，也用于解释人们的社会和空间经历。这时的结构主义地理学不再具有系统的研究，并且不断地发展和演化，组建走向成熟。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真正渗透到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当中，并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8. 有一个很愤青、很激进的老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每次上课全学校都知道是他的课，他上课总是激情四射，同学们都要注意他的出发点，不能有驳他的观点，很是无奈他的观点和对待一些事情的态度。

9.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历年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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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旅游方向）旅游地理学试卷
一， 名词解释
1， 丹霞地貌
2， 旅游增加值
3， 空气温度垂直递减率
4， 华夏文明旅游带
5， 《货值列传》
6， 生命周期理论
7， 旅游地区社会容量
8， 心理物理学派
9， PATA
10， 旅游区划的主导因素原则
二， 简答题
1， 简述影响旅游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
2， 为什么国内外对旅游地的综合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然风景地
3， 旅游线路设计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
4， 举例说明城市RBD的主要类型
三， 论述题
1， 试以旅游地空间竞争说明为什么同一地域的石林只能选其最好的一个开发而放弃并保护好其他的。
2， 请解释旅游地（旅游资源）的综合性评估的意义和特点
3， 试以实例说明影响主题公园布局的因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地理学
一， 名词解释
1， 旅游时间比
2， 特尔菲法
3， 温度-湿度指数
4， RBD
5， 旅游心理容量
6， 旅游区
7， 旅游流
8， 旅游通道
9， 京华古今风貌旅游带
10， 旅游开发规划
二简答题
1， 简述影响旅游需求的要素
2， 大尺度旅游空间行为表现那些特点
3， 简述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在旅游开发中要注意的问题
4， 简述主题公园的特点
二， 分析问答题
1， 结合我国西部开发的实际情况，如何利用旅游对区域的经济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2， 试述近期国外旅游地理学发展有哪些趋势
3， 举例说明旅游宾馆宏观选址要考虑的因素

上海师范大学2003人文地理试题

1. 填空题（每空1分，共12分）
1.1 地理学的特性主要是（ ）、（ ）；
1.2 文化由（ ）、（ ）|和（ ）三个层次组成。
1.3 第一产业指（ ）；
第二产业指（ ）；
第三产业指（ ）。
1.4 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指（ ）
1.5 原始宗教主要指（ ），民族宗教主要有（ ），
世界三大宗教是（ ）。
2. 解释下列术语：（每个2分，共10分）
2.1 文化
2.2 拉采尔
2.3 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
2.4 综合国力
2.5 领土
3.辨析下列术语（指出相互区别，每个2分，共18分）
3.1 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与乡土文化区
3.2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可能论
3.3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3.4种族、民族、国民
3.5旅游的客源地与目的地
3.6文化景观与文化区
3.7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3.8环境、资源、能源
3.9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
4. 辨析题（每个2分，共11分）
4.1指出下列问题研究基本属于那种研究方法，为什么？
（1）中国的地方志；传统的区域地理学
（2）中心地理论、区位论；
（3）一批激进地理学家研究认为城乡地域差别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
（4）行为地理研究，文化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研究
（5）利用数理模型说明区域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
（6）通过研究人的行为偏好，探讨生产力布局特点
（7）通过调查研究找出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不同
4.2 指出下列现象属于那种扩散，说明原因
（1）传染病的扩散
（2）巴黎、罗马发布新时装的流行趋势，之后在香港、东京、上海开始流行，在以后在各省会大城市开始流行；最后在中小城市乃至农村流行。
（3）在没有现代媒介以前，新生产技术新生产工艺的流行。
（4）中国饮食文化在欧美、东南亚的流行。
5. 论述下列各题（88分）
5.1 利用文化整合的思想论证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6分）
5.2利用人口地理理论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后人口“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的原因，对中西部发展的影响。谈谈你对解决西部人才匮乏的办法（12分）。
5.3 我国为什么南方的方言比北方的方言多。？
5.4分析中东地区和欧洲巴尔干地域冲突的潜在宗教影响因素。（8分）
5.5分析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10分）
5.6试论保护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12分）
5.7为什么说种族、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为什么各种族、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状况、文明程度又有很大差别？（12分）
5.8全球化将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反全球化的社会动因是什么？（12分）
5.9分析西部大开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意义。（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