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学

『壹』 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面临时的挑战有哪些如何去应对

目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者仍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一种与行为经济学或者实验经济学相类似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这种看法低估了它的价值。……从其科学性质来说，演化经济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在西方世界催生了有机的、系统论的和动态的世界观，现代演化经济学就建基于这种新的世界观之上。与演化经济学相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是以机械的、还原论的和静态的世界观为基础，这种经济学无法处理经济系统的许多关键性特征，如多样性、新奇、彻底的不确定性、质变和系统协同效应等。因此，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经济世界，它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现实呼唤一种新型的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得以复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演化经济学主要是一种科学新范式，而非一门定义狭窄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其次，从经济学自身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科学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思想史中，虽然马克思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演化经济学的其他先驱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属于同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而且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凡勃伦和熊彼特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是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仍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非常丰富的研究视角、分析框架及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当然，与前两者具有高度统一的分析框架不同，目前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众多流派仍处于相对分裂的状态，缺乏一种严密的分析框架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尽管如此，在演化经济学内部，目前已经形成了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演化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的研究分支。
最后，演化经济学还是一种跨学
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跨学科具有两种含义：
其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并与之互动中得到发展的，它广泛地吸收了进化生物学、自组织理论、协同论、复杂系统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
其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跨越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许多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国科技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应对：在这方面，继续引进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仍是有必要的。例如，比较系统地把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凡勃伦—康芒斯奖、缪尔达尔奖和熊彼特奖得主的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供参考。

『贰』 经济地理学有哪些经典理论学说

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来的新自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
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
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
1980年代以来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
1990年代以来文化和制度转向
200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

『叁』 环境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基于这种研究议题，经济地理学显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特点。一方面，影响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已经并且正在强烈地改变着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这种学科特性使经济地理学最有资格成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纽带和各类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应该承认，离开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透视各种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摆脱单纯追求经济（GDP）增长的发展观之后，经济地理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塑造新的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对区域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这门学科也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战略布局等领域。
经济地理学也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发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呈现多元化。这个特点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展现出巨大的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空间差异。在欧美国家，经济地理学界几乎每十多年就出现一轮新的理论思潮，来思索和解释社会经济变革的空间内涵和过程。另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济地理学者经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导致这种差异。承认这种活跃性和多元性并不损害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因为核心问题一直是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力）；了解这个特性有助于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在这一点上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地学分支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地球表层，除了大气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层的自然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十万年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这些学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是改变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动力，经济地理学的活跃性将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带来生机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费尔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的，“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的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思维争辩。”这些思辩将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也将塑造社会经济的空间过程，因而将直接促进人类影响下的地表过程研究的发展。 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二战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现在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我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我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对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几点思考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我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肆』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优势与不足有哪些

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理论上，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往往基于不同假设，得出不同结论，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一种市场会自发纠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观，即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区域经济收敛。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推断出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将在长期内趋于一致，尽管其实现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国际贸易理论多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自由贸易将导致两国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利率趋于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动，则地区间的真实工资与真实利率也将一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运用动态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闭经济体尽管初始条件有差异，但由于资本报酬递减，会导致地区间增长率的条件收敛，并最终在长期内导致收入水平的绝对收敛。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多从供给侧要素出发，推导出区域经济收敛。

另外一些理论则展现区域经济发散的景观。如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循环累积因果和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区域经济发散。具体而言，发达地区较大的总需求会导致更多的总生产，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资本不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经济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累积因果，发达地区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趋于发散。这时市场不会自发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干预才能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此外，区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规模效应、集聚经济、干中学、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马太效应”，区域经济不但不收敛，反而差异不断扩大。

在经济地理学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旨在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区域经济体系的增长与衰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体系的收敛与分散是伪问题，因为从长时段来看，资本出于不断增值目的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导致地区之间增长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以及周期性的产业重构。资本出于增值目的会大量涌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区，资本涌入地经济快速增长，资本退出地经济相对衰退。随着资本在涌入地不断积累，盈利率不断下降，这时资本会再次回到上一轮的退出地，因为上一轮资本退出导致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下降，这反而为下一轮资本盈利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长时段来看，为了实现最大资本积累，资本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不同地区会在增长与衰退之间不断进行角色转换。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关注资本空间过程，还关注劳动力空间过程及其与资本积累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劳动力空间重构，指出旧有劳动地域分工表现为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尽管产业结构不同，但都布局有企业总部、研发机构和生产车间，分布在各地区的不同产业的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都开始向特定地区汇集，而生产车间留在了边缘地区，形成了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实现最大资本积累同样是劳动力空间重构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区域不平衡发展。因为经过劳动力空间重构，更多利润留在了总部与研究机构所在地，而生产型地区所留的利润变少。可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更多地从资本的空间过程和劳动力的空间重构角度理解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福特式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法国调节学派分析了在福特主义下由大生产和大消费构成的积累模式如何与由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构成的调节模式相适应。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遭遇社会骚乱、汇率浮动、石油价格波动和国际债务危机，并且出现了市场饱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外部市场环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产不再适用，而要求出现一种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即弹性专业化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以福特主义生产为特点的地区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后福特主义为特点的地区开始快速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群或新产业区展开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对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创新的影响，关注地方的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如何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从而灵活应对快速变动的市场。一些过于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货币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这类宏大调节模式逐步被摒弃。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常变动的市场环境，企业家需要灵活调整劳动力、资本投入、工资、价格、上下游产品供应量以及产品设计等。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与这些新需求相适应。在网络式的生产组织中，企业等经济主体往往需要及时共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共担风险，加强合作与互惠等，这时正式合约不再重要，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始突显其重要性。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较长时间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经济地理学还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地方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总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基于非经济因素理解区域发展，强调了地方尺度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地理学开始将知识、学习和创新看作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等理论。这些理论也多受经济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的影响，强调信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会将创新主体粘连在一起，这有助于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促进区域内隐性知识传播和集体学习。经济地理学的加利福尼亚学派将交易成本概念应用到新产业区研究中。在企业层面，企业在权衡内外部交易成本后会采取垂直分散化生产组织方式。在地区层面，大量处于同一产业领域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保持地理临近，有助于应对市场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认识到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开始将全球力量纳入区域发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贺灿飞和毛熙彦，2015）。最初，一些超级全球化论者认为，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资本将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搜寻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点。区位变得不再重要，地理将走向终结。然而，新区域主义者却认为地方独特的制度、社会与文化要素仍将吸引经济要素向特定地区汇集，导致持久的地理发展不平衡。在与全球化论者的争论中，经济地理学者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活动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水平展开，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区得到深化。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在于其仅从区域内部寻找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却忽视了全球化力量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内部力量与区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复杂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区域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仍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发展，只是研究视角由新区域主义向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转变。

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不断形成且日益深化，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等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国家力量下降和国家边界打开，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开始由区域产业集群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及其价值链。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地理学摒弃了全球—地方联系的分析方法，采取了立体网络化的研究方法。经济地理学试图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的微观行为主体、制度及其复杂关系做全景展示，从而细致描绘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层面，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未触及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以及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区域要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但要素禀赋较为相似的地区往往可以形成迥异的产业演化路径，主流经济学对这类问题无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多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探讨资本在空间上的矛盾运动，实际上很少涉及具体产业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对区域产业集群增长的影响。全球—地方联系视角突出了外部联系对增强产业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开始在企业层面考察跨国公司与后发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区域发展基本等同于后发地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就区域发展而言，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的共同点在于，其都将区域发展看作是现有产业或现有企业的增长，却忽视了区域发展还包括新产业进入和旧产业退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经济活动不断出现而旧经济活动不断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发展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动态过程，这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肇始。经济地理学要分析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挖掘区域现有产业发展路径如何规制或约束着新产业的产生空间，探索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非线性变化。

『伍』 经济地理学的现状与趋势

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数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变，如-60年代的计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等。从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到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再到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等），经济地理学的每一次转变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和规律。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
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种被称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新近也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
1.1地理经济学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这种空间分析得到了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认同，但也遭到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它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简化为纯粹经济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确的分析的空间单元、缺少实践应用意义。在崇尚综合性思维的地理学家看来，这简直就是研究的倒退。当然，克鲁格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不完全竞争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的主体，经济地理学将丧失其在更高层次的哲学意义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只能成为经济学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
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受到激进地理学和新兴时代文化（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影响，主流经济学发生了一次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开始的理论和方法转向是以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和“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或“制度转向”、“文化转向”。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激进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但又抛弃了激进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怀抱。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的“嵌入性”、“网络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其方法论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似的个人动机和市场均衡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规则、程序、传统中去理解。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调节与治理机制。 依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经济行动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属性是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并依空间的话语而建构的，决不仅受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支配。
相对于以往的计量革命、政治经济学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新经济地理学。文化和制度转向的核心是对“经济”的重新理解。首先，经济自身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语意论述的现象，是被经济学家创造的“专门知识”塑造出来的。既然这样，“经济”不再是客观和稳定的事实，而是一种修辞现象。其次，经济与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即经济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后，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转变预示着巨大的思维变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经济发展轨迹之外思考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观。例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根据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而制度环境也造就不同的经济行为。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广泛而深入的全球社会经济变革。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跨越国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关系成了地理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全球化过程之中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持久的差异性（即经济的多元性），必须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因此，全球经济变革的实践以及相伴出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为经济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两本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见证并记录了众多处于当代经济地理学前沿的议题，即《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和《经济地理学伴侣》。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领域的研究大纲和一份如今和未来研究议题的宣言，而对这些议题的辩论将持续数十年。综合这两本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后者则集中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涉及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人才流动等各方面，给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各种“流”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2)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几乎令人眩晕（特别是信息技术）。如此之快的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尚未得到认识和解释。这成为地理学家不得不关心的议题。
3)环境与管制研究。欧美经济地理学者没有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
4)区域发展研究。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仍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
5)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研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
6)社会问题的经济地理研究。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走过了比较独特的道路。除了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外，来自欧美国家和前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输入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讲，建国后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经济地理学者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就这一点而言，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者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也正是这样性质的工作使得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同时，体制的变化也割裂了这个学科理论积累的过程；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理论和知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处在制度变革时期的理论重构阶段，而不能就此认为这个学科缺少理论基础。
建国后，为满足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参与了地区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工厂选址、工业基地规划、农业区划等工作。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展和积累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如工业布局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农业区划方法、工业成组布局理论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经济地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一方面，在国土开发和规划、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研究主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点—轴”系统等空间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和地方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农村工业和外资企业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乡镇企业研究和外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热点领域。前者的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化的区域模式等；后者则包括外资的区位偏好、外资的区域影响及其本地工业联系等。这些研究获得了不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国际学术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该国策；另一方面，这也是老一辈地理学家坚持倡导“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所结的硕果。应该看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最能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经济地理学者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协调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等，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占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经济地理学者还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展了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参与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综合研究。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主要体如今学科本身的研究视角的话，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经济地理学开始主动开展与地学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地球表层综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跃的力量。
当然，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欧美国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陆大道）、《高等经济地理学》（杨吾杨、梁进社）、《现代工业地理学》（王缉慈）等。这些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对于上一年，一批经济地理学者开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议题的研究，包括产业区、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系统、信息技术的空间影响、经济全球化等。这表明，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开始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接轨。这些前沿议题的研究将为中国经济地理学奠定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因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全面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地理学接轨是危险的，会脱离这门学科应该服务的国家目标，丧失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否认它存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面向现阶段国家目标，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核心问题统帅之下，应充分发挥经济地理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进行多元化的具体议题和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则要多借鉴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做法。总体上，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国家目标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完成国家目标是一个学科社会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和获得社会认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国家目标，也无法从更高层次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塑造。两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经济地理学还是要注重理论研究，而研究的理论必须是针对国家目标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目标。
2）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往往是比较宏观的科学目标，需要由众多的具体研究议题来支撑，而这些研究议题未必在表面上直接与核心问题发生联系。因而，不能凭字面意思或表面联系来判断具体研究议题对于核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中尤其应该避免如此。也就是说，具体议题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毕竟，科学问题是可以规划的，而科学理论是无法规划出来的。
3）走向国际学术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承认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地理学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开拓研究视野的需要——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议题；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学术问题需要由多国学者共同来研究；第三，是树立国际学术地位的需要。当然，考虑到这门学科的特点，这类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情。
4）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着墨于相对宏观的研究议题，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企业、人、社会机构等）和影响要素的比较微观的研究不足。宏观议题通常能够较好地与社会（国家）需求结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但是，宏观问题研究没有微观案例研究的支撑，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从宏观问题着眼、从微观案例入手，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们认为，既不能有“数学迷信主义”，也不能有“数学模型无用论”。在这类交叉学科，数学模型是理论思辩的辅助工具。这些学科强调人文关怀，因而逻辑推理（演绎和归纳）或许比抽象模型更有说服力。在“现实问题—理论假设—概念模型—数据获得（包括数字和经验事实）—理论可靠性—理论含义（implications）”这个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并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陆』 求大神翻译下面的英文文献，谢谢！

近年来，熊彼特的长期经济变化的观点和创新经济的重要性已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提供了有趣的解释（Freeman & lourc¸一，2001；熊彼特，1951；学校¨N，2000；间，2005）。这样的分析可以通过合并汇总技术理论的变化和长波进行（Freeman & lourc¸一，2001；学校¨N，2000，2005；面包车Duijn，1983）与现在的新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伯斯克玛&弗兰肯，2006；弗兰肯，van Oort，支持，和伯斯克玛，2004；Lundquist，奥兰德，和Svensson Henning，2005）。以前，我们已经从长期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业的瑞典经济的转型（Lundquist等人。，2005），但现在是时候进行更明确的分析也制造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减速机构服务之间的互补性成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的变化。
在这个新的利益服务的事实是，有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现象的出现，如“servicefication的制造业，反射，例如，服务功能的传统制造企业在内部生长。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平行的外化和从制造服务职能外包图灵公司是另一个例子，像是概念，商品越来越是运营商的服务，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作用生成新的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以熊彼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背景，分析了戏剧性的重组过程，发生在瑞典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解剖，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方式的作用为重点。我们将以显示一个新的和更完整的瑞典转化过程中的图片，也包括生产CER服务。本文是在瑞典技术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综合分析的第一步。分析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与木头做的论据（2005）在“通知”的方式来服务经济转型与增长的优点。本文将说明为什么这种方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相关。

『柒』 求翻译成中文（不要给有道的版本...）

区域的后果，复或者说，基础，制这些转化过程也仍然被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区域尺寸的兴趣不断增加（克拉克，费尔德曼，&格特勒，2000；Storper，1995），它已被恶魔发现，区域发展轨迹的认识增加可以通过纵向系统的观点在区域生长的研究应用得到（Lundquist &奥兰德，2001）。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不同区域的足迹技术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期一致的技术转移，我们可以期待不可预见的发展路径的所有地区。的发展取决于在该地区国家的作用（和越来越多的国际）区域系统。如果我们想了解的纵向区域发展和区域执行，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更新改造和整合的不同阶段。

『捌』 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行程的话，肯定是在古代形成的初期，然后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的翻新，不断的改革，这样的一个内容

『玖』 求翻译成中文（不要给有道的版本）

空间的多层次方法是必需的。生产的扩大及发展模块的落实会以不同的进展速度推进。
地区性内的内源特性，例如路径容依赖和锁接。当然，这将创建 '局外人' 有关的理论
参考周期的一般模式。这种调查可能好追求与背景中最近出现的进化的经济地理学
方法 (宝斯马 & Frenken，2006 年 ；Frenken et al。2004 年 ；Lundquist et al。
2005年)。区域发展构成的国家的模式，和民族图案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些参数的后果也可能产生重要的政策影响。确认办法的区域政策必须考虑到区域
的不同的角色在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政策必须顺应转型和更改 （宝斯马，2005年)。
然而，这种政策很难制订，作为核心，提供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平衡，并预测
扩散发生。
看看网络的.

『拾』 经济地理学有哪些经典理论学说

19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
19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马克版思主义）的社会权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
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
1980年代以来基于“生物学”类比而兴起的“演化经济学”
1990年代以来文化和制度转向
200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