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会历史现状
『壹』 中国国家地理简介
一、《中国国家地理》简介
《中国国家地理》是一本关于地理的期刊，因该社隶属中国科学院，有一大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家学者作为该社顾问，同时还有许多战斗在科考第一线的工作者与杂志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该刊的文章和图片经常被中央及地方媒体转载。另外，该刊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国内外很多家图书馆已经把该刊作为重点收藏期刊。 现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为李栓科（1997年至今），执行总编为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于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的称号。
[编辑本段]二、《中国国家地理》发展史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当时整本杂志祗有8页，一年后增至16页。当时的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 1954年，《地理知识》因发表披露中国国内的工业地理文章，被中国官方认为是“泄密”而遭受重创。但不久后影响消失，该杂志的内容继续扩充，至1957年时增至48页，发行量达到了2万册。 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杂志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地理知识》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地理知识》发行很不稳定，时断时续，该情况在文革结束后才有所改善。 1998年，该杂志全面改版，页数增至84页，翌年增至100页。 2000年10月，《地理知识》杂志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随后亦在台湾、香港等地推出繁体字版乃至在日本推出日文版。 2004年，《中国国家地理》增至148页，并推出青少年版《博物》。 2005年10月，在其创刊55周年之际，推出550页的“选美中国”特刊，出版量达到55万册的历史新高。该特刊深受消费者的好评，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乃至出现了部分地区的书报亭出现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情况。 2008年3月，《中华遗产》正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品牌下的一员。 2009年1月，杂志价格提升至20元，页码加到176页
[编辑本段]三、《中国国家地理》发展思路
192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梅纳德·威廉斯在给主编的信中说：“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这段话，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有记者为之骄傲的工作理由。 如今在中国，《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们也带着类似的激情跋涉于祖国的名山大川。2006年10月号杂志以“318国道——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为主打，其主办者称发行量突破100万册。 在杂志社社长李栓科看来，这是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夹缝中，杂志发展再一次强力突围。
内容为王
李栓科是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新大院的办公室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其办公室靠着经营部门，编辑部则在另一栋楼办公。“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去年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学的真实
杂志在近几年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据了解，《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我们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比如沙尘暴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多媒体是在妖魔化沙尘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沙尘暴还能减轻酸雨的危害。这是因为沙尘暴里面的气溶胶物质颗粒，中和了酸雨当中的绝大部分东西。” “另外像全球变暖，正是因为有了沙尘暴的作用，从而大大减缓了全球变暖的步伐。对于沙尘暴来讲，靠植树造林来解决更是一个谎话。因为沙尘暴是在高空的，靠大气层输送，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这些也就是我们要做和能做的事，以科学的态度去解读热点问题。把这些内容做好了，发行和广告自然就很轻松了。”李栓科告诉记者，“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
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
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1]
[编辑本段]四、《中国国家地理》大事记
1950年 我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折实”，在南京创办了《地理知识》杂志，经典由此开始。 1972年 《地理知识》是文革后期中国最早复刊的杂志之一。 1998年 李栓科正式接手《地理知识》并酝酿全新改版，她用全新的视角和形式来诠释地理的内涵。 1999年 1月， 《地理知识》杂志新增“卷首语”专栏，由执行总编单之蔷执笔，此专栏成为杂志的亮点。 2000年 10月，《地理知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她以更大的气魄和胆识来展示中华的博大。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会员俱乐部组织了首次“青藏线龙脊行”会员户外科学考察活动，从此，参与会员户外科考的人数每年成倍递增。 2001年 6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及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发行，成为大陆地区惟一原创并由出版人购买版权发行他种文本的杂志。 10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组建新的发行团队。 2002年 1月，《中国国家地理》日文版以《中国地理纪行》为刊名在日本上市发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在发达国家完整落地的媒体。 1月，第一届发行年会召开，发行渠道由原来的40多家增长到70多家，发行市场数量比01年翻了两番。 6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网正式开通，域名为：www.cng.com.cn，网站功能为每期杂志的内容介绍；地理论坛同时开放，简单的留言板功能。 年底，《中国国家地理》首次广告客户答谢会在北京京城大厦举办。 2003年 6月，推出“典藏三峡”专辑，9月推出“四川专辑”，10月推出“青藏高原科考50年”不仅是CNG“认识中国”的高潮，也为以后10月特辑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8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与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联合举办“回望阿尔金山20年”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开启CNG联合国内著名主流媒体共同关注原生态保护区的媒体联盟报道。 杂志每月拥有固定会员人数达到1万。 2004年 1月，《中国国家地理》青少版《博物》创刊，她的宗旨是：博学成就梦想，知识改变人生。 2月，《中国国家地理》发行量经bpa国际媒体公司认证 7月，推出“大香格里拉”专辑，开始了CNG圈点中国的里程。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员工川藏线培训。 2005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刊55周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员工青藏线培训。 2月—9月，联合全国31个省份的主流媒体开始“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 3月，读者见面会南京站。4月，读者见面会西安站。5月，读者见面会广州站。6月，读者见面会上海站。7月，读者见面会北京站。 10月，出版的纪念特刊“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选美中国”特辑创造了传媒界的奇迹，现已被翻译十种外文版本全球发行。 10月23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刊55周年庆典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及500多位嘉宾共飨盛典。 2006年 每月固定会员人数激增到2万6。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员工南疆培训。 3月，《中国国家地理》手机杂志广东移动全线推出。 10月，《中国国家地理》推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专辑，打造了一条属于国人的景观之路。此专辑也创造了高档杂志单期发行100万册的传媒界奇迹。 10月10日，《中国国家地理》单期发行100万册庆典在北京华联印刷厂举行。 启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校园基金”项目，支持高校环保社团的公益活动。 11月，对公众免费开放的“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开讲。 2007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员工北疆培训。 1月，《中国国家地理》手机报作为中国移动惟一人文类手机报全国重点推出。 10月，《中国国家地理》推出“圈点大西北”专辑，用干旱半干旱区的地理概念带领国人重新认识西北。 10月，圈点大西北图片展在北京东方新天地及上海正大广场巡回展出。 2008年 3月，与中华书局合作发行《中华遗产》杂志。 5月，《中国国家地理》手机电视在中国移动平台上线。 6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员工内蒙徒步培训。 6月，开启“触摸中国”之旅，对中国的八大极限进行全方位考察。 推出《地震专辑》 7月，港澳繁体字版创刊号上市。 7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长李栓科先生作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参与奥运火炬传递活动。《选美中国》作为北京奥组委特选礼品。 8月，中国国家地理网全新改版，域名正式变更为：www.dili360.com。 9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英文版创刊号上市。 10月，《中国国家地理》推出“东北专辑”特刊。 1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典活动。 12月，《中国国家地理》与《辽沈晚报》、《生活报》发起了征集最佳旅游线路的活动 2009年 1月，举办“竹韵人生”摄影大赛的颁奖典礼 3、4月，推出《福建专辑》上下册 4月，中国国家地理联合央视网、央视移动传媒，打造大型国庆献礼活动：新中国成立60年—献给祖国“中国最美的地方”。活动将利用央视网的互动平台，依托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选活动中展示的17大类别114处自然人文景观资料，发动广大驴友参与，分阶段推出评选活动。同时利用CCTV电视平台、央视网、央视公交移动电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及手机及网络平台进行全程推广。 4月27日，举办“我的城市我的家”摄影大赛 5月，举办“花影炫色”、“荒野传奇”摄影大赛。 5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签约摄影师计划启动。 5月，杂志社与Jeep携手启动“寻找中国的Rubicon之路”活动 10月，时逢新中国六十华诞和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国家地理》联合中国地理学会推出《发现中国 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专辑 地理学会成立百年珍藏版》，而其子刊《中华遗产》亦同时推出加厚版特辑《最具文明意义的100个考古大发现--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专辑》，带给读者又一次科学与视觉盛宴。 2010年，推出《宁夏专辑》上下册（2010年第2、3期）
『贰』 谁知道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怎么样
1.历史地理学
创建人为大陆“历史地理学三杰”之一的史念海(其余二人为谭其骧、侯仁之)。
历史渊源：
早期奠定了师大历史地理学在国内地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史念海、朱士光、马正林三位教授。1987年由史念海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它在今天依然是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唯一的专业期刊(CSSCI)。同年，师大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2000年，改组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西北环发中心)，同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师大历史地理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中国古都学会：由史念海创建，如今会长是朱士光。今天八大古都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古都学会的影响，其中几个古都是由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
现状：
上述三位教授，朱士光、马正林早已不带学生了，而史念海则在2001年病逝。如今担任西北环发中心主任的是侯甬坚。
中心主要人员：
侯甬坚：教授，石泉、安芷生(中科院)的弟子;担任师大西北环发中心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历史地理》副主编。他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系统学过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理学)的学者之一。
王社教：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担任师大西北环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古都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主任。
李令福：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担任西北环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
张萍：教授，朱士光的弟子;代表作《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在2007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耿占军：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担任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
今天，同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历史地理学的导师也是从师大出来的：如吕卓民、徐卫民，是史念海的学生。
2.中国古代史
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史是师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其中，师大的先秦史、唐史作为全国重镇之一已经很多年了。历史上在师大任教的学者有赵世超(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何清谷(战国秦汉史学家)、斯维至(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史念海(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秘书长)、胡戟(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马驰(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牛致功(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牛志平(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
1980年成立的中国唐史学会会址设在师大，主要创建人为史念海、唐长孺、郭琦。然后史念海创办了《唐史论丛》，担任主编多年，之后主编是杜文玉。2007，中国古代史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今天师大中国古代史的主要教授有：
杜文玉：教授，担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史论丛》主编。
王双怀：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
王晖：教授，晁福林的弟子;担任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韩小忙：教授、李范文的弟子，主攻西夏学;代表作《西夏文正字研究》在2006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萧正洪：教授，李长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史念海的弟子，主攻历史地理学、明清史;担任师大副校长。
3.历史文献学
历史渊源：
由黄永年创建，黄永年的主攻方向是唐代历史文献。
今天师大历史文献学主要是黄永年的弟子贾二强(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攻方向也是唐代历史文献。师大是国内唐代文献方面的重镇之一。
4.专门史
师大专门史有8个方向左右，每位导师有自己不同的主攻方向：
韩星：教授，主攻中国文化史、先秦史;担任师大儒教研究所所长。
袁林：教授，王玉哲的弟子，主攻先秦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区的副秘书长(西南区则是川大彭邦本，已升任副会长)。
薛平拴：教授，史念海的弟子，主攻隋唐史、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经济史;担任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
艾冲：教授，主攻历史地理学、中国边疆史地。
唐亦功：教授，黄永年、侯仁之的弟子，主攻城市历史地理。
拜根兴：教授，主攻中外关系史(东北亚方向)。
刘戈：教授，主攻中国民族史(回纥文方向)。
商国君：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思想史，朱绍侯版《中国古代史》编者之一。
5.中国近现代史
主要导师有：
王玉华：教授，主攻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张华腾：教授，主攻清末民初社会转型。
6.世界史
师大世界史是同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基地之一。世界史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师大的一个传统优势学科之一。其中苏联史(俄国史)学科由杨存堂(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创建，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1985年由师大筹办在西安举办成立大会。今天师大俄国史方面的导师是——曹维安：教授，担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今天师大世界史的主要优势学科是美国史(冷战史)、俄国史、欧洲史、世界近现代史。
主要教授有：
白建才：教授。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分会副会长)。
马瑞映：教授，主攻欧洲史、国际关系史。担任师大社科处处长。
何志龙：主攻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担任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7.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主要导师是张懋镕教授，西大校友，李学勤的弟子，不过因为年纪大了貌似已经不带学生了;曹玮，教授，主攻商周考古与古文字，担任中国殷商学会理事。
8.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只有一位导师——施建雄，教授，担任师大研究生部副主任。
『叁』 中国历史地理概况这门课属于自然科学类吗
中国历史地理概况这门课属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因此，中国历史地理概况这门课属于自然科学类。
『肆』 如何评价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一、发展特点
解放前，在我国地理学研究中，城市地理学属空白。解放后，我国地理学工作者学习苏联，把地理学划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少数经济地理学工作者把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对城市进行了少量的研究。由于农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农业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因此，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当时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1976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规划工作受到重视和普遍开展，带来了城市地理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80年代达历史以来最旺盛的发展时期，大量论著出版。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
1.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
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主要进行宏观及中观研究，如国家和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系统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宏观和中观研究不断深化，微观研究开始增多，如对城市内部交通、环境、用地、就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已由静态描述走向过程分析和动态机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由定性走向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数学方法逐步被运用于城市地理研究，不断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使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2.注重研究课题的实践意义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我国城市地理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关键在于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由于经济地理学科的性质与城市规划学科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也由于规划领导部门认识到，地理工作者参加编制城市规划工作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纷纷参加规划实践，他们所编制的规划方案，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成为法律性文件，并以此指导城市建设。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地理研究人员既是学者，又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既能为决策提供依据，又直接参与决策。此外，有不少地理学者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与规划师、建筑师共同开展城市规划的学术活动。这一切为开展我国城市地理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城市地理学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愈益明显
城市地理学就是要从各个层面研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研究城市地域结构及其性质、规律和功能方面的发展模式，建立合理的空间布局的实体，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又包括了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优质化。然而，要深入开展这些研究，城市地理学的自身准备是不足的，于是开始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和相邻学科交叉。这种交叉是在多层次上进行的，包括对理论体系、方法论和结论的引用、移植和交叉。通过学科的交叉渗透，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4.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主要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城市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一些综合性大学及地理研究所，并开设了城市地理学课程，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主要师范院校的地理系也纷纷开设了城市地理学课程，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和研究工作，城市地理学在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的工作者不断增多，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
在此发展过程中，全国较早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机构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研究，近年来多进行区域城市化和海港城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全国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体，尤其是闽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或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些单位和同行的不懈努力和改革开放的气候，中国城市地理学才得以在短短十多年里获得长足发展。
二、主要研究领域
1.城市化研究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我国城市化研究的高潮期。而80年代末期以来侧重于回顾与总结。
众所周知，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受其影响，城市化进程出现波动，并表现出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特征和动力机制。因此对城市化进程、特征和动力的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有关动力机制的探讨，为深入探索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发展水平、人口分布差异都很大，城市地理学者利用人口、土地、产值等指标，广泛开展了城市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80年代初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转移颇受学术界关注。前期较集中研究转移途径和乡村城市化类型，后期则转为对转移效果的分析、评述及新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人口迁移和流动量增加，城市地理学界与人口地理学界一起，广泛开展了人口迁移的研究，侧重于人口迁移特点、原因及其变化的研究，包括迁移量、迁移方向、迁移类型、迁移构成、迁移原因等方面。鉴于城市中暂时性人口的迅速增加，又对暂时性人口的现状、特征、结构、类型、成因、对策、发展趋势等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2.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采取“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明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受到了冲击，一场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也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辩论在学术界开展起来。在讨论中，观点分歧较大，分别有小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不应该是“规模政策”。同时，还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功能结构、战略地位、小城镇分类、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并对中国大城市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大城市发展规律、内在机制进行探讨。还总结了建国以来城市规模的投资效益和经验教训，开展了城市合理规模的研究。
3.城市体系研究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有关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①80年代末期以前，着重传统的研究领域，包括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和发展趋势等；②80年代末以来，则侧重城市体系更深一层的研究，即城市群体研究，包括城市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无论哪一阶段，理论研究，同时结合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研究都十分活跃。
城市地理学者一般采用数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及演变，建立全国城市体系、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人口、工业、交通等影响因素来研究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对城市基本职能进行划分，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特征，探讨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从分析区域城市化程度、工业、交通布局、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以及城市体系的历史演变和现状特征等方面着手，探讨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影响因素、发展前景，编制市域、县域城镇体系规划。
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差异迅速扩大，沿海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城市数目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城市密集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学工作者开展了城市群体研究，包括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类型、特征、发展模式和趋势，以及城市群体的实例研究。
4.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
在中国，有关城市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介绍国外理论的水平上，而对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近几年来才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关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是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对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作动力学机制的探讨。有关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功能分区和各功能区的相互关系方面。
改革开放带来了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的大发展，促使城市地理学开展对城市市场空间的研究，但侧重城市内部商业网点结构分析。这些研究均是采用数学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善商业企业区位布局的意见，或建立城市商业中心系统发展的动态模式，及其与该系统发展规划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事务活动愈益活跃，城市中心商业区（CBD）的特征日渐鲜明，因而逐渐开展了对CBD的研究，包括CBD的历史演变、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的分析等。同时，城市地理学者还与规划师一起，参与了旧城改造的基础分析工作，探讨旧城存在的问题和形成原因，提出旧城改造、旧城更新的构想和对策。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刚刚起步，仅有少数学者介绍过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和实例分析，并用数学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主要集中在识别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因素、社会区形成的机制，以及社会空间的类型方面。另外，对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主要运用西方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个别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意象空间的类型和影响意象空间的因素等。
『伍』 中国第一批历史博士学位获奖者名字
1983年10月19日，上来海复旦大学历史地自理研究所研究生周振鹤、葛剑雄被该校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并颁发了学位证书
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59-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柒』 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英文名：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缩写：GSC）是由全国广大地理工作者自愿组成、在中华人民共和专国民政部属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公益性、学术性的社会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地理科学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学会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地理学会拥有全国会员2万人，学会下设16个专业委员会、7个分会、6个工作委员会，联系地方学会31个（未含台、港、澳），学会理事会设有分会：沙漠、冰川冻土、环境遥感、山地研究、长江流域开发、沿海开放地区研究分会。专业委员会：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化学地理、历史地理（附古地理组）、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世界地理、人文地理(附数量地理组)、海洋地理。此外，还有教育工作委员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对应国际地理联合会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这些分会和委员会开展的工作，对地理研究和科学普及起到很大作用。
『捌』 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地理学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创建的中国地学会，和由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发起，于1934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为中国地理学会。1953年在北京召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竺可桢任理事长。当时全国会员有500多人。合并后中国地理学会发展迅速，50年代各省区陆续成立地理学会或分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专门委员会也陆续成立。1956年8月、1963年11月选举产生第二、第三届理事会，竺可桢连任理事长。1979年12月、1985年5月选举产生第四、第五届理事会，黄秉维连任理事长。1991年6月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吴传钧、陈述彭、施雅风、张兰生任理事长。1995年12月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吴传钧任理事长。1999年11月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陆大道任理事长。2004年5月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陆大道任理事长。
2014年12月27-28日，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选举产生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当选为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陈发虎、崔鹏、葛全胜、宫辉力、冷疏影、刘宝元、刘毅、陶澍、薛德升、杨桂山、俞立中、张国友当选为副理事长，刘毅当选为秘书长（兼）。
大会期间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常务理事会议事规则、副理事长分工，以及聘请顾问、名誉理事、副秘书长等，并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提名、推荐工作进行了部署。
『玖』 北大历史地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啊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历史地图的绘制，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 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总体上看来， 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 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 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
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逐渐成熟的同时，历史地理的科研机构组织也相继诞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设置了历史地理组（后来易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继之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也告成立。在学科建设方面，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还是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和《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等历史地理专业学术期刊的相继诞生，更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化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学术成就：
（1）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侧重于历史时期自然地理要素（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科学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文焕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