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扬一益二

❶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❷ 我国古代的地理学的人

郑和 他下西洋，算地理学的航海家吧

至少从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华民族享受着极高的生活水平，超过地球上任何民族。①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来到东方的时间。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之间，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益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效的②。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在那时已有长足的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③。可以毫不夸耀地说，中国古代地理学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也有其特点和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受中国儒教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地理学较重于对人生事物、自然事物的地理观察，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融于自然之中的，不存在一个事先制定法则创造世界的神，对脱离人的自然界和地球整体的法则很少考虑。博学的孔子曾经遇到这样的难题：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特点，地理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我国的地理著述极为丰富，对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分析也相当深刻，但关于地球的数理知识研究却很不够。
（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1189 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1.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
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网络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6-7），历经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于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6-8）。用了18 年的时间，经历了110 多个国家，行程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之广阔。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欧亚大陆广大幅员中的中西交通更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耶律楚材（1218 年）、长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1297 年）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1341 年）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图6-9）。
郑和领导的由200 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大船60 余艘，各长44 丈、宽18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27000 多人。这是哥伦布、麦哲伦几十人几百人的“地理大发现”船队所无法比拟的。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 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 国（其中亲见22 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 国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 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郑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而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近代中国肯定会早于西方发达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规模是宏大的。要说“发现”的话，中国人可以毫不夸赞地说，早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很久以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印度，发现了非洲，发现了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欧洲人。
在古代，游历探险是推动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学家可贵的传统。我国古代那么多把一生都献给游历探险事业的使者、僧侣、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正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现代，世界很多地理学家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高山探险、洋底探险、两极探险和边远地区考察，他们从事着被人类注目和崇敬的事业，献身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国后，我国进行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神农架野人考察、长江漂流科学考察、南极考察等，都体现了地理学家不惧艰险的传统精神，反映了人类伟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质。对今天的地理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是尤为重要的。
2.理论性地理著作
上面讲的游记主要在于介绍观察地区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贵的地理观察和分析推理。在古代这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很难分开的。相对地说，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探讨地理现象成因与发展规律的理性较强的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水经》一书大约成书于三国时代，是一部专门记述水道的著作。它继承发展了《禹贡》的“导水”部分，专记水系，由《禹贡》时的35 条增加为137 条，丰富了我国水系分布知识，但多限于源流和脉络，仍较简略。北魏的郦道元（466—527 年），继承了古代学者对水重视的传统，认为水流是“万物无所不润”的客体，决心为《水经》作注，他补充增加到1252 条河流，全书达20 余万字，长达40 卷，是我国当时对陆地水文知识的一次大综合。他本着“因水而证地”的精神，“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①，以河流为线索对流经的山、湖和注入的海洋进行连贯记述，对河流变迁进行了考证，并对时前的黄河三次改道都作了考证，对水系区的水汛、泥沙、岩溶、季节变化也都详加分析考证，被后世学者②赞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遗憾的是郦道元在某些河源（如黄河）仍然承袭了传统的错误观点。
沈括（1031—1095 年）是北宋一位博学的科学家。他写了综合科学著作《梦溪笔谈》，其中有很多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在气候方面，他指出了气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他说：“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意思是说，南岭的小草冬天不凋而山西的大树秋则落叶，闽粤沿海桃李冬天可以结实，北方沙漠地区却只有夏天才可结果，这完全是温度的地理分布之故。虽然有些地方有点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还是道出了自然分异规律的大势，这在近千年以前的宋代是很不简单的。沈括还指出了气温随高度降低的规律，正确解释了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芬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道理。在自然环境变迁方面，他根据化石解释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他说：“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所谓大陆者皆为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沈括这段对华北平原成因之论述可谓精辟之至了。
沈括的思路很宽，他用潮汐和月亮在时刻上的对应“候之万万无差”的道理强调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说：“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这与现在所说的“港口平均高潮间隙”是完全一个意思。在制图方面，他编修了天下州县图，采用“二寸折百里”的大比例尺制图，还用面糊木屑、熔蜡为材料制作过地形模型。在矿物方面，他最早记述了石油的性质、用途，把当时所称的“石液”定名为“石油”。
明末徐霞客（1586—1641 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把实地考察方法放在首要地位。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评述的那样，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地理学向新的阶段的发展前进了一步”①。徐霞客自幼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博览了大量地理书籍。22 岁时开始出游，三十年如一日，游历了祖国名山大川。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只身走险，“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写下了69 万字的巨著《徐霞客游记》。他努力采集植物、岩石和化石标本，直到临终之前还在病榻上研究远游带回的岩石标本，是献身于地理事业的伟大学者。徐霞客研究最多的是石灰岩地貌。他考察湘、桂、黔、滇用去3 年，计976 日，占其全游日数1463 日的大半，字数达56 万字、占全游记的2/3，这四省区正是岩溶发育最好的地区（图6-10）。他的研究比欧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爱士信尔（Esper）早100多年。徐霞客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贡献卓著：
（1）确定岩溶地形的类型和名称它把漏陷地形分为：“眢井”（落水洞）、“盘洼”或“环洼”（圆洼地、漏斗），用“石山”代表峰林地形，将石芽、石沟、干谷地等地形称为“石脊”、“石齿”和“枯涧”。此外，还采用了“天生桥”、“丸石”等俗名。
（2）指出岩熔地形发育的地区性差异如对峰林地形他就生动地指出了滇、黔、桂三省区的不同特点：“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涧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两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
（3）对岩溶地形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成穴焉。”说明岩洞顶塌落而成峡谷和落水洞地形。

❸ “扬一益二”指的是古代哪两座城市，又因何而得名

古代有“扬一益二”的说话，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位于第二。除扬州外，这里的益州指的是成都。那么为什么说“扬一益二”呢，他们因何得名呢？

那么再来说益州，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自古以来益州就被称为天府之国，由于益州据于长江的上游，沿着长江益州可以到达很多地方。于是也有来来往往的商船经常来到益州。再加上益州位于内陆地区，四通八达的地势使得交通更方便。
由于岷江的灌溉，益州土壤十分肥沃，导致当地农业十分发达，也盛产丝织品。当时的蜀锦最为有名。土壤肥沃也导致物产十分富饶，粮食产量十分丰富。所以益州也变成了当时内陆地区的经济中心。
这也就是“扬一益二”的说话，扬州和益州也是因此得名。

❹ “扬一益二”这一说法出现的原因！

《“扬一益二”的历史考辨》

“扬一益二”最早是由在四川生活长大的北宋山西人司马光吹起来的，他自称是抄袭晚唐一个从没到过四川、名叫卢求的外省人天马行空编造的《成都记》的序言。是否真的如此，已经查无实据，

据说这本《成都记》很早就已失传，也许只有司马光等少数几个人见过吧。历史就是如此，正因为无法考据，所以几百年后，谎言才会反而流传更甚。今人谈论“扬一益二”，都是依据司马光的“据说”，但司马光自己都是“据说”，于是这个“据说”就成了今天的“史源”，却无任何证据。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扬一益二”呢？

这里先不论唐朝的成都，是不是真的“益二”，就连“扬州”是不是真的在唐朝，超过了唐三都“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而为天下第一，都是问号。就算真有《成都记》胡编瞎咧“扬一益二”，那也只能代表当时他个人的看法而已，根本不能直接拿来当作“历史证据”，“以史证史”本来就不可信，何况是失传的“据说”？

那么，历史真相又是怎么样的呢？

以唐朝最鼎盛的天宝8年为例，据唐《通典》载，当时全国正仓储粮共4200万余石，而包括自夸“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在内的所谓剑南道仅区区22万余石，只居全国十道中的第九位；全国义仓粮总数为6300万余石，剑南道也只有180万石，居全国十道中的第八位！！可见，文学描写中的那些成都繁荣，在真实历史中实际并非那么夸张，或者根本就是个人意淫。

也有人辩解说，最早在《成都记序》神吹“扬一益二”的卢求只是唐朝晚期大中(847～860年)时代的人，唐晚期也许有过短暂“扬一益二”。那么唐晚期的成都，经济实力到底又如何呢？历史记载，黄巢起义时，唐僖宗（873～888年）也曾避难到远离中原的边关小城成都，当时曾因川东长江航运为贼韩秀升起兵断绝，“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证明，唐晚期如果没有江淮地区粮食的支援，仅以川西成都平原之力，连供应朝廷在成都所需都办不到！

❺ 曾经号称“扬一益二”，富可敌国，这座千古名城，为什么不行了

扬州第一，益州第二，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在唐代的那个背景下。后来朝代更迭，政治行政中心变更带来经济重心的变换，这两个州的地位就没那么高了。

在农耕经济的背景下，唐朝时期从朝廷的需要出发，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粮食的供给，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提是交通。扬州和益州都处在黄河和长江的沿线，由此交通便利，水运发达，都城紧缺的粮食被大量征集运输，便利了商贾，最后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所以，由政治需要带动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当时“扬一益二”的状况。

在传统文化上我觉得很多有过古都历史的城市都有很高的地位，因时期和朝代而不同，比如南京、长安、杭州等等。这些城市都是伟大且美好的城市。贡献同样巨大，不去比较也罢。

❻ 扬一益二的历史背景

扬州南朝时称为广陵，属于古扬州（上古天下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的淮南地区。隋文帝废州，行郡县二级行政规划，置江都郡。隋炀帝开运河，移宫江都郡，定位了“扬州”，即“淮南江北海西头”，并最终亡于江都。扬州地处长江运河交汇之处，交通便利，商业繁盛，而江南古都金陵（南京）毁于战乱，又因为隋朝、唐朝都是北方政权，而南方尚未充分开发（宋朝大南迁），所以政治经济中心就移至江北广陵。《唐会要.卷六十八》：景云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制。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其扬、益、并、荆为大都督府。这24个都督府为：汴州、齐州、兖州、魏州、冀州、并州、蒲州、鄜州、泾州、秦州、益州、绵州、遂州、荆州、夔州、通州、梁州、襄州、扬州、安州、润州、越州、洪州、潭州，管理南方开发、军事事务。到唐末时，天下大乱，唐朝名存实亡，乱世割据，扬州达到鼎盛，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城和洛阳城，城门数比长安还多，包括子城和罗城，面积16.8平方公里。
故有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张诂《纵游淮南》的“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 禅智山光好墓田”，以及杜牧《扬州三首》“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王佩杂繁缨。格轴诚为壮，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等等点名道姓直接以扬州入诗入题，赞美扬州繁华美丽的名篇佳作，可谓不可胜数。
成都属于古梁州，东汉并入以云南为主的益州，治所遂迁至成都，故成都又有益州的别名。现代成都市（Cheng City），别称“锦城”、“蓉城”、“少城”，简称“蓉”、“蜀”、“成”位于四川省中部，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成都是中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是全国首批（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秦汉时期，成都经济文化发达。前311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13州剌史部，在成都置益州剌史部，分管巴、蜀、广汉、犍为四部。秦末、汉初成都取代中原而称“天府”。东汉末年，刘焉做“益州牧”，从原广汉郡雒县移治于成都，用成都作为州、郡、县治地。秦汉成都的商业发达，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6万户，近40万人，成为全国六大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洮、宛、成都）之一。“少城”为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城区，那里商品堆积如山，商店、货摊栉比。
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成都成为全国有数的大城市，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蜀绣”为全国三大名绣之一，“蜀锦”被视为上贡珍品，产量全国第一。成都是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成都除了有全国重要的菜市、蚕市外，还有“草市”，即分布在邻近地区的乡镇集市。唐代成都文学家云集，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雍陶、康术等短期旅居成都。唐代成都开发了开摩河池、百花潭等旅游胜地，贞观年间在城北修建了建元寺，唐朝大中年间改名为昭觉寺，称“川西第一丛林”。
杜甫《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夜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岑参 《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
剖竹向西蜀，岷峨眇天涯。空深北阙恋，岂惮南路赊。
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汉水出嶓冢，梁山控褒斜。
栈道笼迅湍，行人贯层崖。岩倾劣通马，石窄难容车。
深林怯魑魅，洞穴防龙蛇。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畲。
夜猿啸山雨，曙鸟鸣江花。过午方始饭，经时旋及瓜。
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言笑忘羁旅，还如在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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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进程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作为毛泽东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三十年代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 、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 ，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禁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

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 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 ，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3、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观。当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绝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始在学术深度上进展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历史农业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许多青年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方向，因而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省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近10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她的近著《辽金农业地理》是对学术事业的又一奉献。吴宏歧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象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和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马雪芹、陈国生关于清代两湖、两广、陕西、河南、云贵等省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覆盖范围当今16省。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呈现一番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赵永复对河西走廊、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司徒尚纪对广东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黄盛璋对矿冶业、赵松乔对种植业、李为对造纸业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4、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项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 、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 ，葛剑雄《自选集》内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亦复不少，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5、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据权威学者分析,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侯仁之文集》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 。

6、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象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有人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 ；陈可畏对城濮之战和垓下之战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李之勤对秦岭交通、刘希为对隋代交通、王颋等对元代各行省站道、杨正泰对明代驿站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代表了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堪称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则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王成组、赵荣；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向李约瑟难题子课题进军，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方向。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作者分别是孙冬虎和华林甫），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985年）。学者们对《禹贡》、《山海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资治通鉴》胡注、《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特别是胡阿祥对《南齐志》、赵吕甫对《新唐志》、施和金与徐规对史·地理志》、冯永谦与张修桂对《辽志》的证校补纠，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1986年）、马王堆地图（1973年）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甚至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 。

四、展望未来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为国家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大贡献。谭其骧关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将持续繁荣下去；而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环境变迁研究也将日益兴旺起来。所以，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历史地理学学科在新的世纪里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将大有可为。

❽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什么的学科，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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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
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编辑本段]历史地理学发展简史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国起源很早，东汉班固于公元一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已开其端。此后历代相继，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到清朝早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晚期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代表了封建时代中国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西方，沿革地理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难以与中国相比拟。1848年出版的麦考利《英国史》第一卷第三章关于1685年英国历史地理的描述，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但该章及其以后出版的一些以“历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实际上仍以记述疆域或政区变迁为主。
被称为俄国历史地理奠基人的18世纪地理学家塔季谢夫对历史地理任务的解说，也只限于历史时期疆域、位置、地名、边界、民族、移民、村落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描述，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内容基本一致。总之，19世纪及其以前“历史地理”一词在西方虽已广为应用，但实质内容仍属于沿革地理的范围。
近代地理学始于西方，德国地理学家康德于18世纪中，在科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洪堡德与李特尔又分别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直接影响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是李特尔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地理科学的历史因素》，以后是德国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
美国女地理学家森普尔在她去世之前写成的《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及其与历史的关系》，是代表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国维达尔·白兰士针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可能论，其著作《人文地理学原理》对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1917～1919年张相文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史》，这是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学课程，且在课程内容上已不限于疆域与政区的演变。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时期。德国赫特纳1927年出版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有专节论述历史地理学，指出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地理学发展史，它是对“过去时代进行的地理考察”。
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的出现，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出版的英国伊斯特《欧洲历史地理》叙述了欧洲罗马帝国至19世纪铁路兴起时期的聚落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历史演变，内容上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以研究疆域政区为主的同一名称的专著。
1936年一部更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问世，即英国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达比在本书序文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的性质、特点和方法，对于后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948年，美国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出版，该书描述了从15世纪末北美大陆被发现后直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土由东向西逐渐开发过程中的地理变迁。上述三部著作，标志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
[编辑本段]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历史地图的绘制，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一、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与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2 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 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 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总体上看来， 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3 ）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 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 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发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三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 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注： 载1961年12月14日《文汇报》。）和《历史地理学刍议》（注：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注：《历史地理学刍议》。）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

❾ 曾经号称“扬一益二”，富可敌国，这座千古名城，为什么不行了

因为乾隆六下江南，多次停留在扬州，几乎掏空了扬州商人的家底，后来清廷改革又夺走了扬州商人赖以生存的垄断权，所以扬州城开始没落。

陶澍改革财收，加速扬州陨落

商人的大规模破产，反过来又直接威胁到了清廷的国库收入，所以当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直接将对清廷财收政策进行改革，革除了扬州盐商的垄断特权，改为只要有银子，任何人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清廷这番改革无疑成了插在扬州盐商心脏上的一把刀，至此，扬州的没落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