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的精神

『壹』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贰』 怎么样简洁概括中国地理

简洁点吗. 这容易,中国地理包括两部分:1自然地理（中国的地理位置. 地形. 气候）2人文地理（人版口分布. 民族. 城市权发展. 交通. 工业. 农业. 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 旅游业. 江河整治. 改造谎地.改造盐碱地....等等）只要每个标题说上一两句就可以了,以前也有过一道高考题根你这个标题很相似,它说的不是中国地理,而是要你说一下中国的 武汉 和 上海的地理特点. 希望你能采纳.

『叁』 中国地理

由国界线所画出的中国版图的轮廓“凹多凸少”，即，国界线经常向国内部分凹陷。
最大的“凹”出现在中蒙边界上。中国原来的陆地版图像一片圆树叶，自从外蒙古被苏联策划“独立”出去后，陆地版图的形状就从树叶状变成了“公鸡”状，公鸡的背部，即外蒙古所在地，成了中国版图上最大的“凹”。
另一处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大“凹”，由麦克马洪线形成，在西藏东南部，那里有一块面积相当于浙江省一样大的土地，却由印度实际控制。
还有一处中“凹”，出现在中缅边界上。上世纪40年代著名作家艾芜曾写过一本散文集《南行记》，书中所描写的克钦山中的人，那时大都是中国人，但是为了中缅之间的情谊，这个地区已于上世纪50年代划归缅甸。
以上是面积较大的“凹”，如果是小“凹”，那就太多了。在中国，大比例尺的地图属于国家机密，公众看不到，但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这些小“凹”根本不能显示出来，国人也就很少知道。
鸭绿江口也要失去吗？
仅以江河为国界的几处小“凹”为例。
按照国际惯例，当两国以大江相隔时，应以主航道为国界线。如果江中有岛屿和沙洲，就可以从这些岛屿和沙洲的归属看出一个国家的性格。
我们都是读孔融让梨的故事长大的，孔融意识深入骨髓。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了它，就能维持两条大江的航行权，否则就失去了航行权。这个岛原本属于中国，中国人在上面曾经建有3个村庄，但在1929年时被苏联红军侵占。2004年，中俄之间协商划定了边界。2008年，该岛的一半归还中国，但这不能带给我们丝毫安慰。

鸭绿江口地图
上世纪60年代，千赤岛(也称于赤岛)在中朝划界时被分给了朝鲜，使该段鸭绿江成为朝鲜的内河。而后黄金坪岛、绸缎岛、薪岛的丧失，使中国永远失去了鸭绿江的出海口，不得不建设丹东新港。同时失去了获得河口段大片新生土地和岛屿的机会，失去了大片的海洋国土。
鸭绿江是中国和朝鲜两国的界河，按照常理，江中的岛屿本该两国各有其半，但鸭绿江下游的岛屿绝大部分都属于朝鲜，尤其是位于鸭绿江入海处的两个大岛——绸缎岛和薪岛，竟然全属于朝鲜。这些年来，这两个岛屿不断向中国方向扩展，现在几乎和丹东连在一起，似乎成了朝鲜在中国的飞地。据说两国签署条约时，商定鸭绿江水道为两国共有，但现实是，鸭绿江的入海口已经离开中国，两岸都是朝鲜领土。这种状态如不及时改变，将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说到江口，我想起了图们江。在面对图们江口的问题上，中国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图们江口，中国人与大海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是俄国与朝鲜却“手拉手”，将中国人挡在大海之外。如果是面对强国的武力，我们因为抗争失败而丢失领土，这可以理解。但是面对小国的欺人之举，我们竟然同意或者默许，这很难理解。黑龙江和绥芬河的出海口因沙俄的蛮横和狡诈而丢掉，图们江出海口的丢掉，难道也是因为朝鲜的蛮横和武力吗？图们江口让我们同时面对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这时怎样处理边界，确实可以展示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
当国界遇到湖泊
当国界遇到湖泊时，又是怎样划分的呢？一般而言，依据常识，应该按照中间线平分。
位于中俄边界的兴凯湖，为什么3/4的面积为俄罗斯所有？位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也有53%属于他国。其实，按照中、朝两国国界线的走势，长白山天池完全应该在中国境内，但是国界线走到天池，似乎是故意往中国方向凹了进来，而将天池挖出来，馈赠他国。

贝尔湖、兴凯湖、长白山天池位置图
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南部，与呼伦湖由乌尔逊河相连，两湖被看作是呼伦贝尔草原的象征。可令人遗憾的是，贝尔湖并不完全属于这片美丽的大草原。在600 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中，我国只占40 平方公里，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为蒙古国所有。将视线转向东南方向，还有两个湖和贝尔湖一样，由我国和他国“共享”，它们是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兴凯湖和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天池。兴凯湖和长白山天池历史上全部为我国所有，而如今在我国的国界线内，兴凯湖只剩下不足原来湖面1/3 的面积，长白山天池也划归朝鲜一半。如果兴凯湖现在仍全部属于我国，那么它当之无愧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若长白山天池没有被划出去，它吸引大家目光的将不仅仅是它的美丽。
我从地图上看中国的边界时，有一个地方总以为看错了，但是找来大比例尺的地图确认，发现没有错。这就是中蒙边界的贝尔湖，湖面的90%都在蒙古国境内。这怎么可能？我猜想最初划定边界时可能并不如此，一定是两国平分，后来因为气候干旱而使湖面缩小，中国部分的湖面大概因为水浅而越来越小。但是看了一些研究论文后发现，近百年来，贝尔湖的湖面变化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即蒙古国占据大半，中国占有小半，是当时两国划定国界时就确定的。
我们可以想象以上湖泊划界时的谈判场面：占大者若依其势力，何等霸道；取小者若是礼让，何其慷慨。兴凯湖让我们领略俄国的霸道，贝尔湖和天池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的慷慨。
九段线：中国版图上最大的“凸”
中国陆地边界上的“凹多凸少”令人沮丧，但幸运的是，我终于在中国地图上发现了一个特例——海上边界有一处巨大的“凸”，那就是位于中国南海的“九段线”。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有一个长框，框内有9条断续线，它们组成一个巨大的“U”形圈。这是中国版图中最大的一处“凸”，因为这个凸起，而将中国的版图向南“凸”进了1800多公里，并使南海的四大珊瑚礁群岛划进了中国版图。
九段线是由当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的专家和官员划定的。我在想，划定这九段线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气魄！他们对着南海周边诸国和全世界宣布：九段线内的岛礁及其附近海域都是属于中国的。
包裹在这九段线内的都是什么呢？它们是由珊瑚礁构成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以下将这些不同珊瑚礁地貌通称为珊瑚礁构成体)，以及周边的浩瀚海洋。
这些珊瑚礁构成体的80%都是环礁，即形态如环的珊瑚礁。这是一种壮观的海上景观：周边凸起的礁坪，将中间的湖泊环绕在内。从空中俯瞰，就像海中石塘，所以我国古代的渔民称之为“万里石塘”。
这些环礁大多形似椭圆，当我看着地图上的九段线，以及被九段线包围在内的一个个环礁时，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构成中国版图上最大凸起的九段线，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环礁。

七连屿所在的巨大礁盘划过蔚蓝的大海，像是一尾正逶迤前行的美人鱼，更像是一艘破浪前行的舰船。7个小岛，如同船上7个奋力划行的水手，在平整的大海上划出一阵阵浪花。这个舰船般的巨大礁盘为风浪提供撞击的平衡点，并让珊瑚在此停驻，迎着风浪生长，最终撞击出它们的杰作：岛屿和沙洲。七连屿上的7个小岛或为岛屿，或为沙洲，都是风浪——甚至是强烈的风暴与珊瑚撞击的产物。在东北风盛行的冬季，可形成高达6—9米的滔天巨浪，遗憾的是，那时南海上空不便飞行。但是这张拍摄自最为“风平浪静”时节的照片，仍然为我们呈现了海上风浪。摄影／查春明
珊瑚精神：迎风斗浪，愈挫愈烈
说九段线围成的凸起像一个环礁，不仅因为形似，还因为神似，它们骨子里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中国南海珊瑚礁群岛的分布图上，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些珊瑚礁构成体大多数都有方向，而且都呈东北—西南方向。如果这些环礁是圆形，就无所谓方向，可是它们近似椭圆形，便有了长轴和短轴。长轴的指向就是环礁的朝向，这些环礁的长轴都指向东北—西南方向。
我们知道珊瑚礁是由死去的珊瑚遗骸和在其上继续生长的珊瑚构成的。因此南海的珊瑚礁构成体的长轴都指向东北—西南方向，也可以理解为珊瑚虫喜欢沿东北—西南方向生长。

南沙群岛海区冬、夏半年平均风频图
珊瑚礁的生长发育始终受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的控制，但这种控制作用随着礁体的发育成熟而逐渐变小并显得模糊。还有一种因素也时刻影响着珊瑚礁的形态，那就是风。风控制着海流和海浪，海流和海浪则加速了造礁生物的生长和碎屑物质的堆积。我国南海海域位于东亚季风区，一年中的风向规律是：冬半年盛行东北季风，夏半年盛行西南季风。两个方向的风交替作用于南海海区，造成了珊瑚礁体在迎风的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上，造礁生物和礁栖生物生长快，生物残体和碎屑沉积多，也因此形成了众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岛屿和环礁。这种规律在既有环礁又有风向频率的地图中被清晰地表现出来：上图中，线段的长短代表风频的高低，环礁的延伸方向与冬、夏季风的风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为什么呢？中国的科学家早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珊瑚虫喜欢风浪。
珊瑚虫的生长，需要进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水中还需有足够的溶解氧。浮游生物及营养物质需借助海浪才能被带到水上，所以哪里有风浪，哪里的营养物质就输送得快，哪里就有更多的溶解氧，哪里的珊瑚虫就会茁壮成长。
海中的风浪是有方向的，南海盛行季风——随季节有规律地转换方向。每年10月至来年3月，南海盛行冬季风，也就是东北风，风吹动着海洋表层的海水，自东北往西南流动。到了6月至9月，风向变为夏季风，即西南风，表层的海水便往相反方向流动。珊瑚虫是迎着风浪生长的，所以这些环礁都长成了东北—西南走向的椭圆形。
其实这一现象应该使中国人感到震撼，它出现在南海，可以理解成是来启示中国人的。珊瑚虫这种迎着风浪生长、愈挫愈烈的精神，应该移植到中国人身上。
当年那些在中国版图上画出九段线的人是有珊瑚精神的，他们也是顶着周边国家的压力，不惧威胁，依据历史事实，有理有据地在南海画了一个“圈”，造就了中国版图上最大一处凸起。他们没有像孔融一样让梨，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梨”，是无数手握着《更路簿》去西沙、中沙、南沙捕鱼的中国渔民的，他们将这些由渔民们命名的珊瑚礁一一画到地图上，并对全世界宣布中国对它们的主权。他们还知道，用地图无法将水下的珊瑚礁标示出来，而且即使标出，这么多岛礁，也无法全部显示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所以最后决定用九段线围成一个圈，将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
他们强硬，但不蛮横，因为画九段线时，充分考虑了周边国家的利益。从小比例尺的地图看，九段线似乎逼到了别国的大门口，但那只是错觉。画九段线时，他们将九段线内侧距离邻国最近的岛屿，和邻国距离九段线最近的岛屿一一找出，从二者之间的中点画线，给邻国留有足够充分的海域。我曾经去过九段线中离周边国家最近的一个地方——曾母暗沙，但当我从那里坐船去周边国家最近的一个点时，竟然用了一整天，二者距离60多海里。
但是珊瑚精神后来不见了，一些人对九段线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坚持，南沙岛礁开始一个个丢失，原本的“凸”，慢慢变成“凹”，孔融意识开始萌动了。现在，孔融意识正在和珊瑚精神博弈，孔融的“凹”与珊瑚的“凸”正在交锋，三沙市的成立，似乎是珊瑚精神暂时占了上风。
珠峰顶上风大，峰顶的云被吹成了旗云；秦岭的山顶有树，迎风的一面树枝全无，成了旗树。它们虽然英勇地抵抗风，抵抗的结果却是把迎风的一面让给了风。
但是当海风吹动珊瑚虫，海流冲击珊瑚虫时，珊瑚虫没有成为旗虫，不但没有把风吹浪打的一面让给风浪，而是迎着风浪成长为环礁。
珊瑚精神并不只是“迎风斗浪，愈挫愈烈”，珊瑚虫聪明得很，它懂得双赢。它是一种腔肠动物，却找来了植物——虫黄藻，与其共生共处，它利用虫黄藻吐出的氧气，又将自身排出的二氧化碳等废弃物供虫黄藻使用。共生的结果是共赢，珊瑚虫构建的珊瑚礁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战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

石珊瑚虫剖面图
石珊瑚虫是造就珊瑚礁的主力军。活体珊瑚虫娇小而柔弱，但它们体表和基部的细胞却能够分泌碳酸钙，形成坚硬的石灰质外骨骼。珊瑚虫一批批死去，外骨骼越堆越多，形成碳酸钙基座，进而堆积成珊瑚礁。在造礁的石珊瑚体内细胞中，还生活着大量的单细胞生物——虫黄藻，它们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氧气和糖类，从而加速其外骨骼的分泌、生长。

三种典型珊瑚礁形成示意图
岸礁的形成 在热带海岛的四周，海水中的石珊瑚虫在适宜的条件下可以迅速发育。随着珊瑚虫骨骼的堆积，珊瑚礁面积逐渐扩大并露出海面，这时的珊瑚礁也被称作岸礁。
堡礁的形成 岛屿随着地质沉降而下沉，原先围绕海岛生长的珊瑚礁与海岛被浅海隔开，这时的礁体被称为堡礁。远远望去，海岛就像是被护城河围绕着的堡垒。
环礁的形成 若岛屿完全沉降至水下，海面上只剩下一圈带状的珊瑚礁，这时标准的“环礁”也就形成了。环状珊瑚礁之内的浅海被称作潟湖，其深度一般不超过100米。
珊瑚礁坚硬无比，珊瑚却有硬有软；珊瑚礁的颜色黑褐，但存活的珊瑚却五彩缤纷，也许世界上最艳丽的色彩就出自珊瑚。
这就是珊瑚，它们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当它们结束生命时，每一个个体都用自己的遗骸参与珊瑚礁的建设。古人说“化作春泥更护花”，珊瑚不用化作，直接用肢体建造礁体。
当水中巨大的礁坪建立起来后，珊瑚虫最后的杰作——岛屿与沙洲的建造，再次需要风浪来帮助，甚至一般的风浪已经不够用，需要更大的风浪——风暴。只有风暴才有足够的力量将水下的珊瑚礁块掀上礁坪，并把它们推到某处堆积起来。历经一次次风暴的累积，它们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最后形成岛屿和沙洲。西沙群岛的岛屿和沙洲之所以比南沙群岛多，是因为那里每年的风暴比南沙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远处的永兴岛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片绿林，看上去寂静无事，但近处的一片巨浪正翻滚而去，即将撞击在岛屿外沿的珊瑚礁上。在南海的几个珊瑚礁群岛中，永兴岛所在的西沙群岛拥有的珊瑚礁体最多，正是因为那里的风暴最多。如果说三沙市的成立展现了中国人的珊瑚精神，作为三沙市政府驻地的永兴岛，便是这种精神的核心地所在。摄影／兰建琼

『肆』 高中中国地理

区域地理评价，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你试图用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方式去解决，回自己会很累答，能耐心给你备足学才的老师其实是对你不负责任的。痴哥不了解现行高中地理教科书在区域地理设计编排的情况，但我相信是有足够的区域案例的。
-------------区域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在区位分析中没有必要面面俱到，要注意抓住它的突出特点和特别优势评价之。要学会对地理区域进行分类整合：边疆省区是一类，沿海省区是一类，内陆省区也是一类，南方省区和北方省区，高原省区和平原省区，农业省区和工业省区（市）也可以分类对比，在比较中发现特点不同，在分类中找到共性相似。痴哥相信你：不再需要别人给你编一本没意义厚书。

『伍』 中国古代地理观念认为人实现自我修养的途径是什么

中国古代地理复观念认制为“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需气以生者也。”气的大小，气的清浊和品质会滋养、熏陶人的生命、灵气、精神与思想品格，也与人的聪明智慧有关，即“地灵人杰”。所以，古人将采补生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作为人生自我修养的主要途径。

『陆』 关于中国地理的知识

从青藏高原往抄北跨越昆仑山袭和祁连山脉，往东越过横断山脉，地势显著下降，大部分平均海拔1000-2000米，局部地区在5000米以下，属地势的第2阶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陕西省 这些都属于是第二阶梯。

『柒』 中国的地理

参见：中国地理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一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等山脉。
西部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在此以北以东的内蒙古、新疆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一武陵山一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是第三级阶梯。海岸线以东以南的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海底资源。
几百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地球历史上此一重大地壳运动形成了中国的地貌。从空中俯瞰中国大地，地势就像阶梯一样，自西向东，逐渐下降。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撞击，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构成了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高原上的喜玛拉雅山主峰珠穆朗玛峰高达8844.4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第二阶梯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组成，平均海拔1000—2000米。
跨过第二阶梯东缘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向东直达太平洋沿岸是第三阶梯，此阶梯地势下降到500米至1000米以下，自北向南分布着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原的边缘镶嵌着低山和丘陵。再向东为中国大陆架浅海区，也就是第四级阶梯，水深大都不足200米。
特点 地形多种多样。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还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低平的大小盆地。陆地上的5种基本地形类型，中国均有分布，这为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条件。
山区面积广大。通常人们把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称为山区。中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是中国地形的又一显著特征。山区面积广大，给交通运输和农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但山区可提供林产、矿产、水能和旅游资源，为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山区经济提供了资源保证。
地势是地表高低起伏的总趋势。 平原、盆地、高原、丘陵、山脉 中国有三大平原，它们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势第三级阶梯上。由于位置、成因、气候条件等各不相同，在地形上也各具特色。以上三大平原南北相连，土壤肥沃，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除此以外，中国还有成都平原、汾渭平原、珠江三角洲、台湾西部平原等，它们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 中国有四大盆地，它们多分布在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由于所在位置不同，其特点也不相同。此外，著名的吐鲁番盆地也分布在地势第二级阶梯上，它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盆地（-155米）。 中国有四大高原，它们集中分布在地势第一、二级阶梯上。由于高度、位置、成因和受外力侵蚀作用不同，高原的外貌特征各异。
中国丘陵众多，分布广泛。在东部地区主要有辽东丘陵、山东丘陵、东南丘陵。有些丘陵地区林木茂密，矿产丰富；有些丘陵被辟为梯田，或蕴藏水能，还有的丘陵峰峦竞秀，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山地延伸成脉状即为山脉。山脉构成中国地形的骨架，常常是不同地形区的分界，山脉延伸的方向称作走向，中国山脉的分布按其走向可分为5种情况。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有3列（主要包括5条山脉）：北列为天山一阴山；中列为昆仑山—秦岭；南列为南岭。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多分布在中国东部，主要也有3列（主要包括7条山脉）：西列为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中列为长白山—武夷山；东列为台湾山脉。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著名山脉有两条：阿尔泰山和祁连山。南北走向的山脉主要有两条，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分别是横断山脉和贺兰山脉。弧形山系由几条并列的山脉组成，由基本上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而与横断山脉相接，其中最著名的山脉为喜马拉雅山，分布在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国边界上，绵延2400多千米，平均海拔6000米，其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为8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 河流 中国河流湖泊众多，这些河流、湖泊不仅是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的河湖地区分布不均，内外流区域兼备。 河流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其中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河流就有1500多条。中国的河流，按照河流径流的循环形式，有注入海洋的外流河，也有与海洋不相沟通的内流河。 湖泊 中国湖泊众多，共有湖泊24800多个，其中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就有2800多个。湖泊数量虽然很多，但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匀。总的来说，东部季风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西部以青藏高原湖泊较为集中，多为内陆咸水湖。外流区域的湖泊都与外流河相通，湖水能流进也能排出，含盐分少，称为淡水湖，也称排水湖。
中国著名的淡水湖有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内流区域的湖泊大多为内流河的归宿，湖水只能流进，不能流出，又因蒸发旺盛，盐分较多形成咸水湖，也称非排水湖，如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以及海拔较高的纳木错湖等。中国的湖泊按成因有河迹湖（如湖北境内长江沿岸的湖泊）、海迹湖（即睸湖，如西湖）、溶蚀湖（如云贵高原区石灰岩溶蚀所形成的湖泊）、冰蚀湖（如青藏高原区的一些湖泊）、构造湖（如青海湖、鄱阳湖、洞庭湖、滇池等）、火口湖（如长白山天池）、堰塞湖（如镜泊湖）等。 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构成。后来逐渐出现中央政权。尧、舜、禹时代采用禅让制继承统治权。史学家认为禹的儿子启建立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商周都采用分封制，诸侯贵族的权力很大。秦朝将行之已久的郡县制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主体架构，皇帝取代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自秦以后，中国主要采用 宗法制、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各个朝代又有较多差别，如西汉的中央集权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主流）。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励精图治，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之后开始守成，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在王朝的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王朝，建立异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导致旧王朝的覆灭。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人治与法治并行。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在概念上有所区别，古时法治是公民必须守法，现代法治是政府必须首先守法。
宗法制和政府中央集权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观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了国家在统一和分裂的状态间不断循环的历史。
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己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栩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
九品中正制是继汉代察举制和征辟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大体上应该是在东汉末年曹操家族掌政的时候萌芽的。曹操在汉末群雄割据，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同时，曹操也从汉代的选人制度中发现了察举不实和过分注重品德的弊病，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曾数次发布求贤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起用他们来治国安邦。这无疑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有力纠正。这一指导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人制度创造了条件。
九品中正制的初期，确实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但由于中正官大多由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人士担任，于是品评的标准逐步转向由家世（门第高下）来决定，豪门大族把持了人才选拔的大权，渐渐形成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腐败现象。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
从隋唐开始，对中央行政机构中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的总称。又称“六曹”。发端于秦少府尚书，经后汉尚书台诸曹演化而成。
六部的职务在秦汉时为九卿所分掌，魏晋以后，尚书分曹治事，由曹渐变为部，至隋唐始确定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以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比附《周礼》中的六官，秦汉九卿的职务大部并入。元代六部改属中书省。明太祖废宰相不置，以尚书任天下事，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地位更加提高。清末，新设外务等各部，六部之名遂废。
军机处作为清代最重要、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辅弼机构，在成立时间上，学术界尚有分歧，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说。大部分学者认为，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为方便皇帝随时召见大臣研究军政大事并能保守军事机密，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房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清朝末期，清朝统治者受到内外压力，中国出现了立宪与保皇之争。清朝统治的结束后，中国告别了两千多年的帝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开启了共和的大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北伐结束后，时任东北领导者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际控制了一些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共内战后，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捌』 什么是中国精神,体现在哪

国家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魂。 国之魂者，立国之本！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惟有“国魂”立中间！

“国魂”是什么？

国魂就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不倒，也绝不可撼动的“中国精神”！

而千千万万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千千万万在生活中闪耀真善美的人，都是“中国精神”的造就者！

今天，我们就找一找真正的中国精神，到底在哪儿！

1840年以来，中国受尽列强欺辱，14年的艰苦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打得艰苦卓绝，打得可歌可泣！

中国精神在哪儿？

中国精神在那名单手擎天的士兵70年前发出的呐喊里！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前进！”1948年5月25日，董存瑞的生命绽放在怒天的炮火里，那一年，他才19岁！

中国精神深藏在这一个个覆盖着国旗的小小的棺椁里！

68年前朝鲜战场，仗打赢了！可197653名中国军人再也没能回来，六十多年，他们栖身异国冰冷的土地！

中国精神在死鹰岭高地，这125座保持战斗姿态的“冰雕”里！中国精神在391高地燃烧在士兵邱少云身上的熊熊烈焰里！

英雄们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更早已铸就成“军魂”融入每位中国军人的血液里！

中国精神在盛大阅兵式中，那一位位头发花白的老兵的深情敬礼里！

他们身体上的每个弹孔都是一枚勋章，他们扛起一把大刀就跟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还有太多的人甚至没有留下名姓，他们用鲜血、生命，和那一次次为中华民族奋不顾身的冲锋，化作这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中国精神在董万瑞将军的眼泪里！

洪水退去、送别英雄，在离别的站台上，将军落泪！与大堤共存亡、与洪魔共进退！当时这位56岁的老人，长江大堤上年龄最大、军阶最高的人，他与战士同战斗、72小时不合眼！

98年那场洪灾过去20年了，你还记得浴血奋战的子弟兵吗？你还记得董万瑞将军的眼泪吗……

中国精神就在这里！在英雄身上的弹孔和刀疤里，在英雄不屈不挠的骨子里！在英雄们感天动地的牺牲和奉献里！

他叫高伯龙，86岁时穿着跨栏背心编程的镜头上了央视，有人笑着说：中国又出了一位“扫地僧”，有人又哭着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2017年12月6日，89岁的高伯龙走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老头，用一辈子的隐姓埋名和默默奉献，给中国的尖端武器装上了“眼睛”！让咱们中国的武器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

中国精神在林俊德院士生命最后的冲锋里！

林俊德，参加过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的将军科学家！被查出癌症后，死神只留给了他27天时间，他不肯手术，更不肯休息，因为在他的电脑里，藏着几万个关系国家利益的保密文件，直到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他还在坚持！

中国精神在李小文院士的布鞋里！

这位主持NASA基础研究项目，堪称国内地理信息学领域的泰斗，朴素得就像一位农民，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节课，他还坚持站着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玖』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特征：

1、世代相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

“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2、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嬗变，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看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

3、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4、贵和尚中

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9)中国地理的精神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乃中国文化的精髓。古代的“礼射”不仅贯穿与融合了华夏数千年璀璨的历史文明，而且深度影响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为维系和发展优良的社会秩序与生态和谐而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礼”和“射”分别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孕育了日本江户时期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儿奉为国之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