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与人文地理

① 文科生 想学习人文地理

如果是上大学的话本科生没有历史地理这细小的分支，一般属于研究生阶段的专内业，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容可以尝试地理科学，这是地理大类里面包含最全的。本人就是地理学科的，现在在高中教地理。但是，只靠学校的教学是够不上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自己学习才是王道。此类专业好一点的学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这些大学的地理系都是很牛的。

② 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文化地理学，作为抄人文地理学范畴下的一个亚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渗透、转变关系的一门学科。随着中国对文化事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地理学也正到了用武之时，将在规划、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周尚意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广义文化，它分为三个层面，即生计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
生计文化主要研究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如衣食住行、生计类型等；制度文化则指组织生产、生活活动的机构、制度，如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家族制度等；意识形态文化则是与人们心理、信仰、价值观相关的宗教、艺术等。

③ 选修课人文地理学什么是文化整合

所谓文抄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袭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司马云杰，2001）。文化整合的概念起初由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界提出并关注，后渐为地理学者重视并开始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④ 什么是人文地理，包括什么内容

人文地理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

1、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一般可以分为综合理论部分、通论部分(部门人文地理学)和专论部分(区域人文地理学)。

2、人文地理学综合理论部分主要指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人文地理学通论部分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分为社会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人文地理学专论部分则包括对各种地区人文要素的区域地理研究。

(4)文化理论与人文地理扩展阅读：

人文地理研究特点：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特点既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等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所共有的特征，又有以人文现象作为研究主体的特征。

其研究对象虽与社会科学有相同之处，但其注重地域分布特征及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从而形成其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边缘性科学。

作为地理学中一门接近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既采用地理学中传统的方法（如实地调查、运用地图等）和现代方法（如航空像片、卫星像片、地理模型等），也引进大量的社会科学方法（如抽样调查、定量技术、心理学和行为学等研究方法）。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以及两者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因此，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⑤ 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理论,请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别对人地关系的主要思想流派加以概述和评价.(

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是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地域文化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极其互相作用机制。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各种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既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人的文化作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一、直链型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人地关系思想流派：
①环境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是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分布都受环境的严格限制。代表学者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等。
积极意义
反对唯心主义神决定论
客观上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消极意义
束缚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自然宿命论，助长种族主义，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
这种直链型研究方法中环境以单向因果关系强有力地限制文化，环境对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链型。这种环境决定的思潮虽然流行时间长，当是过分强调环境的作用，忽视了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社会不仅受环境影响，也受社会、历史诸因素影响。环境并不起决定作用。
二、网络型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人地关系思想流派：
①可能论：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 。
观点 ：人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由人类能动地择。学者：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
积极作用
批判人地关系上的必然论、决定论
有助于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发展
局限性
尚未找到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的决定因素
尚未发现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合理途径
将人地关系仍视为因果关系，不利于认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②适应论：
1、观点
人地关系是人类对地理环境在利用中的适应
人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具有多种可能性
2、代表学者：
英国人文地理学家 罗克斯比（1880—1947年）
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人群及其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
（1）人的生理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种族地理现象
（2）人类生产活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经济地理现象
（3）人类社会组织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社会地理现象
（4）人类政治活动适应地理环境形成政治地理现象
③生态论：
1、观点：
人地关系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选择性反应
地理学统一的主题是人地关系－－人类生态
2、代表学者：
美国地理学家 巴罗斯（1877—1960年）
生物学借用“生态”术语关注生物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社会学将“生态”还原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理学为“人类生态学的科学”，其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④文化决定论：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技术条件使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地关系中人取决定作用。
相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景观：传统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十里不同风”
不同的自然环境+相同的文化系统=相似的文化景观：现代社会－文化的趋同，“千城一面”现象
评价：
积极作用
批判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
客观上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危害
破坏自然环境
破坏生产力
否定自然地理学

三、和谐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理论：
人地关系协调论 （和谐论）
观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复杂的人地巨系统
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对立统一
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应协调发展
人类必须约束自身行为来协调人地关系
代表学者与论著
庄子 齐物论 李特尔 M.J.怀特 吴传均
（三）评价
1、积极作用
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完善地理学的主线和结构
2、局限性
对人地关系的复杂机理尚缺乏认识
协调人地关系的实证案例尚不多

⑥ 如何理解文化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主题

1、人文地理学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对未知区域的探索和描述构成了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2、西方人文地理学的近代时期的研究是不断探索的时期，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了从不同角度探讨人文地理学的学派。3、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西方人文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出现计量地理学，60年代引发理论地理学，70年代倾向于人本主义。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空间科学的发展以及自动化制图的进步，现代人文地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地理学学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应用能力。研究趋向倾向于以下几点：（1）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立，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等等。（2）新的研究方法，如计量方法的应用、心理学分析法的引入、信息资料收集手段的变革。（3）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如注重生态观点且倾向于社会化、人文化、实用化。而边缘学科的分支也显示出勃勃的生机

⑦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⑧ 用人文地理学观点分析一种文化现象

西方文化特征是自我中心主义

从文化根源来看，欧美的反华及种族主义源自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就是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例如，十九世纪以来社会进化论在欧美社会的流行，充分反映出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西方人之所以喜欢社会与文化进化论，就因为这一理论隐含了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最完善、最进步的一种价值观。言下之意，其他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是落后的，需要学习和应该改进的。

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欧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导致世界文明和文化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大量原住民及其文化遭到灭绝，如美国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消失就是例证。

如今，其殖民策略已经转化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主义，目标是希望全世界人都接受并采用其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但这一文化殖民主义正受到来自中国、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挑战和抵抗。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持，中国便成为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巨大阻力，也正因如此，中国被西方世界推到攻击和遏制的风口浪尖。

中国忽视了批判西方的强盗文化

欧美文化中心主义除了有自身的文化根源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呼应。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中国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文化弱点，并竭力向西方世界学习。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我们得出了一种结论——“落后就要挨打”。也就是说，我们遭受侵略是因为我们落后。

当这种观念流行后，受侵害者反而只能自责，或拼命地追赶，而没有正面地回应入侵者。自近代以来，在遭到西方列强侵略之后，中国人只注重了向西方学习，而忽视了从正义的角度去批判西方的强盗文化。落后了需要努力发展，这是正确的，但实力和工具的落后并不应该成为遭受侵略的理由。

近代的许多运动和革命，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过于迷信西方文化和制度，说白了就是崇洋媚外，这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欧美文化中心主义的蔓延和扩张。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批判和谴责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和强盗逻辑，尤其应该追诉帝国列强对中国人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促使西方世界对自身文化糟粕的反思和自省。

许久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于用儒家之道给西方文化的强盗逻辑以礼遇。历史和现实表明，这一策略无助于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反而助长了西方的反华势力。

遏制西方反华势头要内外并举

当前，如何才能遏制西方世界的反华势头？由于西方反华现象背后有着较深的文化根源，而且支撑反华现象的文化价值观，其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方文化自身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和霸权倾向，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方式。因此，遏制乃至消除西方反华现象，也需要西方世界和中国双方作出努力。

就西方世界而言，他们该好好地进行文化自省和反思，反思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给人类和整个世界文化带来的不幸和灾难。

诸多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他们高举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到处侵略时，其实不过是满足他们的文化中心主义需要，而并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福祉。美国人在伊拉克所犯下的罪行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人因为不喜欢萨达姆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难道是人权和发展吗？

同样，在援助非洲时，西方人说：“你们要搞民主！”而结果是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饥荒不断。而到了要解决当地人民的吃饭问题时，西方国家却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可见，西方世界在打着“人权”的幌子干预其他国家时，其实就是要搞乱该国，而并非真正期望其发展。

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是当地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如果这种文化生态遭受侵略和破坏，就会对当地的发展造成危害。由此说明，西方世界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单一化，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真正有正义感的西方民众，应该起来与霸权主义和强盗文化作斗争。如果容忍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行径肆意妄行，实质上就是纵容文化毒瘤在侵害世界文明。某种意义上，与当年欧洲对德国纳粹主义的纵容和包庇一样，不仅给他人，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中国两条策略应对西方反华势力

就中国而言，应对反华势力需要重视策略。

第一，中国要“自信、自尊和自强”。

自信就是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文化、相信自我发展能力。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自信心决定别人的态度和结果。

自尊就是尊重团结自己人、尊重自己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普遍的媚外倾向，如对洋名牌的迷信等，这反映了国人的文化自尊意识尚待唤醒。我在韩国工作时发现，韩国人的这种意识就非常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方面。

自强是坚持自主创新和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不等于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是夯实这一基础。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根本目标就是要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

第二，在解决东西方文化矛盾和冲突方面，要采取交流与交锋相结合的策略。

坚持开放就是要促进文化交流，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但是了解不等于理解，不理解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中国人应该敢于直面交锋。通过面对面的交锋，往往更有助于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正如俗话所说“不打不成交”。

在直面交锋中，要懂得西方文化的一些方式，如公开、以牙还牙、法律手段等。例如，在应对近期欧美的反华浪潮中，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所采取的有组织、和平的示威抗议活动、利用网络媒体发起的抵制倡议，以及在奥运圣火传递中与反华势力的较量等行动，都是积极理性的。这些行动有效地遏制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尊严。同样，一些中国企业和华人组织，还可以对那些恶意诋毁中国的西方媒体提起诉讼，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尊严。

总之，在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挑衅和侵害时，不能再用沉默和默默无闻勤奋劳动的方式去应对，而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我们站在正义一边，任何敌意的、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力注定都会失败。

⑨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地理环境

一、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4.3亿。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稳定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依托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内部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历史一再表明,当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黄河流域时,还可以以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为依托延续着自己的文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北宋灭亡,随后还能在东南一隅分别建立了东晋、南宋,并且都延续一百多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回旋余地较大的空间,使得中国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断了,或是湮灭、消失了。

2、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内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生息于黄河流域的汉民族率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随后便不断融合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及民族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辽、金等最终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华文化并融入她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 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中国文化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大多数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较少,到了近代更是采取愈发严重的闭关锁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和受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屈辱。

⑩ 为什么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人文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文地理学研究人文现象空间特征与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活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和规律以及探讨如何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以协调人地关系。 在人地关系中，“人”指社会属性的人，具体来说，指在一定地域空间和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具有群体行为的人。“地”指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体而言，指与人类活动有密切联系的，空间上存在地域差异的自然、经济、人文复合系统。人地关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所谓人地关系理论是指各种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即人们对自然环境在文化（包括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看法。它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重要要素，是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强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人地关系论应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影响到人文地理学的各个要素和方面。人地关系论，当前应突出研究如人口、资源环境如何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从人的文化适应中，可以看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反映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如果将这三种文化及其相互间与环境的关系做深入研究，也就会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全面了解。与人地关系论相比，文化景观论与行为论虽然有着各自的理论价值和独到之处，但各自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文化景观只是过去人文活动的结果，并不能说明人文活动的动力和原因。行为论只能说明人在某种环境中的一些行为。 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最基本的理论。长期以来它左右着地理学的发展。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曾经是地理学界最热衷的话题，当时兴盛一阵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曾经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做过理论上的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左”批判，曾经导致这些国家除经济地理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大衰退；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不仅是现代地理学、哲学，而且是整个社会所关心的论题。关于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生态学思想已经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地理学从以往的形态学方法向生态学方法转化，体系性更强了，它给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和各个分支领域的学术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