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中国地理历史现象
Ⅰ 为什么说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
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来看，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第一次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唐宋时期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表现在，⑴使土地资源的配置趋向市场化，从而使土地越来越具有纯粹的经济意义；⑵使土地所有权自上而向下移动。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国家下移至地主再下移至农民的过程。唐宋则处于这个下移过程的中间阶段。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应该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进步。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到了宋代，人们对此作了更为精练的概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①谁占有土地，谁就应该向国家缴税，谁租佃土地，谁就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缴租。无论是“税”还是“租”，都要以对土地明确的所有关系为前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是士子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它自隋开皇年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使科举制度成为反对社会改革，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八股文虽然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用八股文取士也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总之，我们对科举选官和八股取士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明其得失。
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汉代的“贤良方正”到唐朝的“诗赋取士”，其实质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了推举选拔制度，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无疑是进步的。
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Ⅱ 关于地理因素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从总体上来说，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往往难以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它的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之类。
人文地理环境，是指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要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两种环境各有其特定的内容，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在人类产生以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地理环境主要的应该还是自然环境。特别是当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时，更主要讨论的是自然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文地理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二、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它对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地理环境对人类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作全面的认识。
从总体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人类的任何历史阶段特别是远古阶段，都离不开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
2、决定了这一自然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包括人类及其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如许多生物物种的灭绝；关于人类消亡的话题：核武器的威胁、金字塔等早期人类文明的来源、佛教关于劫的说法。
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受到这一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因素的影响，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类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开发这一环境，使它向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方向转化。
从具体的地理环境来说，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具体的人和物上，地理环境一般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对地理环境的开发利用还远没有达到它的极限，人类的发展就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存在着可供利用的最后限度，而现在的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限度。人类虽然通过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改造自身，但成为环境的主人后，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人通过改造自然获得发展文化的机会，但毕竟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教材认为，尽管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只要人类还没有超越这一限度，就能够拥有相对无限的活动余地（第25页）。这是一种理想的观点。
因为：
1、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生产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
2、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如现在核武器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存亡。
3、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如控制核武器，发展核电站，和平使用和能量。
地理环境在对人类及人类社会具体地发生作用的时候，由于受到其它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相同、相似的地理环境，所起作用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从纵向的角度看，在人类的早期，即人类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成的环境时，地理环境对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弱。
从横向的角度看，不同地区的人，对相同、相似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也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或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就有很大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条件差，人们利用地理环境的程度就低，那么，地理环境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所起的决定作用就大。反之，生产力水平高，生产条件好，人们利用地理环境的程度就高，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就低。
但是，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分析，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并且是以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为限度的，正如教材所说，是在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还远远没有达到极限的前提下来说的。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利用方式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这也正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会如此丰富多采、千差万别的缘由所在。
Ⅲ 中国地理事件在中国历史中有哪些事情是有
约 170 万年前 元谋人生抄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 70-20 万年前 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 1.8 万年前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 0.5-0.7 万年前 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 0.4-0.5 万年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 4000 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公元前 2070 年 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公元前 1600 年到公元前 1046 年 公元前 1600 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 1300 年 商王盘庚迁都殷
Ⅳ 唐宋时期的中国 是什么样子的
综述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宋朝的由于军事实行积弱政策，屡次被少数民族入侵，军事上对外不能称上强大，而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也是世界规模空前的朝代。唐宋的影响力度在国人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非常突出，国内有家知名的互动广告营销公司就是取名为唐宋中国。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史称武周，也称“大周”。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恢复唐朝旧制，还都长安。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佑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唐历经21位皇帝（含武则天），共289年。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1127年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是规模空前的，农业，手工业，制瓷业，造船业等都十分繁荣。
Ⅳ 中国历史时期发生了什么地理事件
鲧禹治水 女娲补天 1626年明朝北京大爆炸， 什么彗星坠落等！
Ⅵ 中国的地理历史
1.秦朝；2.元朝成吉思汗时期，最远到达今天土耳其附近；3.这个问题本身好像就不内准确，不知道你容是以什么时期的版图最为标准的。简单说下，清朝时尼布楚条约将外兴安岭附近地区割让给俄国
4,抱歉不清楚。应该是在同一个时区里
Ⅶ 概括我国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历史
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征的宋以后时期。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限，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很多城市虽然人口增加使得城外居住了大批居民，但不再仅以扩建外城的方式把他们扩进来。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是否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主导?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都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而更接近市民阶层。从不同角度审视唐宋城市变化，对研究中古时代城市应有很多启发。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职能和类型、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
唐宋时期也是城市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大量、频繁的人口面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从考察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变迁的互动关系人手，能进一步了解唐宋城市变迁过程的特点以及与城市生活各个层面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以都城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为不少学者所重视，以笔者管见，对研究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有几个代表性研究：1．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经济研究；2．以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为代表的都城制度综合研究；3．以史念海“古都学”创立为起点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4．以妹尾达彦系列研究为代表的都城研究新空间(全球视野、礼仪空间、宇宙都城等)体系。此外，李孝聪的城市地域研究，荣新江的长安研究及综述，辛德勇的历史地理文献释读考证等的多视角研究，阎文儒、李健超、杨鸿年等人对城市文献考实性著作，城市史比较研究等，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从近几年的研究侧重点看：1．都城研究长盛不衰，新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2．城市比较研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相关时代城市的比较，还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关注城市研究的新课题。3．城市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近几年更重视对地下遗址遗迹的考察，诸如城池、宫阙、墓葬、窖藏等。文物与文献的结合，考古与实地探察的结合，城市社会的研究成为关注热点。
Ⅷ 中国地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地域因素决定生产作物种类，生产作物种类决定生活条件，生活条件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民众性格，民众性格决定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决定历史走向、决定自身命运。
Ⅸ 为什么说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
我个人觉得楼上说的很好，我只能就我所有的资料，瞎补充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来看，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第一次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唐宋时期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表现在，⑴使土地资源的配置趋向市场化，从而使土地越来越具有纯粹的经济意义；⑵使土地所有权自上而向下移动。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国家下移至地主再下移至农民的过程。唐宋则处于这个下移过程的中间阶段。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应该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进步。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到了宋代，人们对此作了更为精练的概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①谁占有土地，谁就应该向国家缴税，谁租佃土地，谁就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缴租。无论是“税”还是“租”，都要以对土地明确的所有关系为前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是士子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它自隋开皇年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使科举制度成为反对社会改革，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八股文虽然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用八股文取士也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总之，我们对科举选官和八股取士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明其得失。
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汉代的“贤良方正”到唐朝的“诗赋取士”，其实质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了推举选拔制度，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无疑是进步的。
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