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Ⅰ 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地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稳定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依托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内部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历史一再表明,当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黄河流域时,还可以以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为依托延续着自己的文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北宋灭亡,随后还能在东南一隅分别建立了东晋、南宋,并且都延续一百多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回旋余地较大的空间,使得中国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断了,或是湮灭、消失了。

2、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内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生息于黄河流域的汉民族率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随后便不断融合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及民族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辽、金等最终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华文化并融入她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 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中国文化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大多数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较少,到了近代更是采取愈发严重的闭关锁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和受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屈辱。

二、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4.3亿。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三、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以农业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3、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四、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上下数千年,历史悠悠不绝,不仅包含丰富的内容,覆盖了辽阔的国土,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实生活。现在,在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世界文化不断交融的新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下,我们必须努力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既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引进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收外来的新鲜的文化成分,更要充分发挥、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长期延续,并用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淀深厚的精神文化做保证,并使各国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意义,在于充分吸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价值思想,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强化对文化环境的热爱和保护,在强调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区域文化的建设与协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于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舞台,它已经而且必将在这一舞台上、甚至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Ⅱ 文化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

除此之外，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合发展耕作业，因此就发展了牧业，进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会组织作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所以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狭义的文化地理学是指研究语言、信仰、风俗、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空间分布及特点的科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上的文化地理学，等同于人文地理学。即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事象的分布与变化规律，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的文化地理学将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都视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其中政治地理学包括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商业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学包括人种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社会地理、（狭义）文化地理。

社会地理学是研究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空间利用类型及其地域类型形成过程的学科。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对不同自然环境的反应，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居住在世界上的人们有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的民族祖先、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言、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而社会集团不论大小都占有地球表面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形成不同的空间布局。

Ⅲ 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远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和斯特雷波(古希月邵地理学家)时代的学者有重大关系。被称为现才划也理学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1822年),关心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里特尔以后的几十年,美国学者G .P.马什‘1864年)研究了人类活动改变陆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1 891年)为人类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给他创造的人类学一词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国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类型(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贡献所感动。他阐述了由文化的结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总的思路。与拉采尔泊兔国发现了人类地理学的同时,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1899年)带动了法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维达尔在他开辟的索帮被任命为主席,他提出了人类文化与他的地理特征。他发展了作为继承人类集聚特征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后，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论述了历史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而且很重视对文化传布的研究。与此同时，维达尔·白兰士在19世纪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索尔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现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对文化景观、区域文化的历史的探讨之外，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将空间扩散分析法应用到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学派。
中国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历代各类著作、方志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资料记载，但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只从本学科研究的需要出发考虑文化的地区差异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地名学等地理学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学尚未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

Ⅳ 简述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

地表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形成演化过程及产生原因。
包括（1）空间分析（2）时间序列分析（3）人地关系分析
主要内容：（1）基本理论：元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基本理论，人文地理学方法论；（2）应用理论：区域人文地理学、部门人文地理学（3）应用学

Ⅳ 为什么文化生态学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理论

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是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地域文化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极其互相作用机制.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各种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既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人的文化作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一、直链型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人地关系思想流派：
①环境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是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分布都受环境的严格限制.代表学者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等.
积极意义
反对唯心主义神决定论
客观上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消极意义
束缚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自然宿命论,助长种族主义,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
这种直链型研究方法中环境以单向因果关系强有力地限制文化,环境对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链型.这种环境决定的思潮虽然流行时间长,当是过分强调环境的作用,忽视了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社会不仅受环境影响,也受社会、历史诸因素影响.环境并不起决定作用.
二、网络型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人地关系思想流派：
①可能论：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 .
观点 ：人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由人类能动地择.学者：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
积极作用
批判人地关系上的必然论、决定论
有助于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发展
局限性
尚未找到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的决定因素
尚未发现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合理途径
将人地关系仍视为因果关系,不利于认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②适应论：
1、观点
人地关系是人类对地理环境在利用中的适应
人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具有多种可能性
2、代表学者：
英国人文地理学家 罗克斯比（1880—1947年）
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人群及其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
（1）人的生理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种族地理现象
（2）人类生产活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经济地理现象
（3）人类社会组织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社会地理现象
（4）人类政治活动适应地理环境形成政治地理现象
③生态论：
1、观点：
人地关系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选择性反应
地理学统一的主题是人地关系－－人类生态
2、代表学者：
美国地理学家 巴罗斯（1877—1960年）
生物学借用“生态”术语关注生物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社会学将“生态”还原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理学为“人类生态学的科学”,其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④文化决定论：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技术条件使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地关系中人取决定作用.
相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景观：传统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十里不同风”
不同的自然环境+相同的文化系统=相似的文化景观：现代社会－文化的趋同,“千城一面”现象
积极作用
批判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
客观上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危害
破坏自然环境
破坏生产力
否定自然地理学
三、和谐文化生态关系对应的理论：
人地关系协调论 （和谐论）
观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复杂的人地巨系统
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对立统一
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应协调发展
人类必须约束自身行为来协调人地关系
代表学者与论著
庄子 齐物论 李特尔 M.J.怀特 吴传均

Ⅵ 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有什么关系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
发展简史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经知识的积累、学科的形成和理论的演变、学科的分化以及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等过程。按其发展顺序，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阶段。
古代阶段
这是地理知识积累的时期，以片断记述为主，出现了各种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在中国地理古籍和其他古籍中，载有许多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其中既有《礼记·王制》篇中人文地理学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孙丑下》中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还有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的主张人、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绝对化的思想。从公元前5～前3世纪成书的《尚书·禹贡》开始，在许多地理古籍中还记述了大量的人文地理现象，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讨论了人地关系的若干问题。但是在中国古代未产生系统的人文地理著作来表述人地关系思想。在西方，地理学一直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古希腊、罗马学者如希罗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对各地的人文地理现象作过论述。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人文地理
一些相互隔离、闭关自守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经济、文化处于衰落状态，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相应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伊德里西等学者在著作中记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现象。
地理大发现开始后
欧洲各国陆续出版了各种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关于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于种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编辑本段近代阶段
综述
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进入出现不同人文地理学相关书籍
学派、学说纷出、各种学科建立并形成体系的时期。19世纪里，地理学开始形成自然和人文两大分支，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 A.von洪堡和C.李特尔分别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创立了早期理论。从此，人文地理学出现一系列理论，各分支学科陆续建立并形成了体系。
理论的形成和演变。
李特尔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地区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第2版）一书中,探讨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他去世后，人地关系理论在各国有不同的发展。 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 1882年和 1891年出版的《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论述了人类作为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以后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者E.C.森普尔和E.亨廷顿等人更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系统的环境决定论。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的地理学家P.维达尔－白兰士不同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提出另一派人地关系论的观点，后人称之为可能论或或然论。他认为地理学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其学生J.白吕纳1910年发表的《人地学原理》（曾译《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白吕纳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等人的观点对法国地理学影响很深，从而形成法国学派。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P.M.罗士培教授受法国学派的影响，1930年创用了“调节”一词，创立“适应论”。他认为调节包含两重含义，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以及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罗士培认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之间双向的相互关系，主要探讨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美国地理学家 H. H.巴罗斯1923年发表“人类生态学”一文，则提出生态调节论。他主张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中心论题，其他现象只是当它们涉及人及其对它们的反应时，才有必要说明。他还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20世纪初
德国学者O.施吕特尔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探讨原始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是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以后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又提出，人人文地理学相关书籍
类按其文化的标准，对天然环境的自然现象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将它们改变为文化景观。与此同时，另一美国学者D.S.惠特尔西提出“相继占用”学说，认为地理学不应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人类社会在一地占用的历史过程。他们都强调文化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形成有关人地关系的文化景观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它强调一个地区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需要重新估价自然资源基础对于他们的意义。 在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作用的还有地理学上的“二元论”。同洪堡主张地理学应在复杂性中理解统一性一样，李特尔认为统一性正是地理学的特点。但是,德国的O.佩舍尔等人却反对李特尔的人文方向,认为地理学只能是对地球表面形态的研究，人类活动则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从而产生了地理学的二元论。佩舍尔主张的二元论在西欧实际支持者人数并不多。 苏联地理学界从20世纪30年代起，批判了人文地理学，突出发展经济地理学，实际上以经济地理学代替了人文地理学。同时，苏联把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当做互不相关的两门科学，理由是统治物质世界的规律和统治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认为这两门学科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能合成为一门学科，经济地理学是纯粹的经济学科，应当彻底摒弃地理观点。直到1960年，..阿努钦'" class=link>..阿努钦批判了30年代以来苏联地理学界分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二元论，主张区域研究应谋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之间的联系和平衡，得到许多学者如..绍什金和..马尔科夫等人的热烈支持，开始在苏联逐步强调地理学的统一性(见苏联地理学史)。
学科体系的形成。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发展，研究内容和范围也不断扩大，同自然地理学一样开始分化，陆续出现了一些分支学科，并形成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人种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等，都是在此阶段形成并发展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各大学地理课有许多是由历史学者讲授的，许多学者强调地理学研究，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与历史学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长期囿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因此，历史地理学曾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学者H.C.达比等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使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也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现象的变迁，从而成为地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
编辑本段现代阶段
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地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由过去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以及适应论转变为和谐论。这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口膨胀、工业增长、城市化过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区出现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以及社会问题严重的现象，过去的人地关系理论已无法反映现实和指导人类的合理行动了。在生态学和人文地理学
环境科学发展的影响下，人文地理学者主张以和谐论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70年代以来，分析并和谐人与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1980年 8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英国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去和谐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
观察和分析方法的革新。
195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W.L.加里森开设研究班，用数学统计方法培养了一批地理学者。其中的英国学者R.J.乔利和P.哈格特在1960年以后把数量方法引进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系，使得这种革新很快在各国地理学者中传播开来，对地理现象分布差异的表述开始从定性向定量阶段发展。航空测量技术和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使地理学在资料收集和制图工作上有很大改进，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地理学者能够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对一些空间规律的研究采用新的统计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精确的度量，并用数字形式表达人地关系，说明区域差异及其变化。
系统论的引进和模型的运用。
50年代系统论创立以后，迅速成为各学科的基本方法论。美国地理学家E.A.阿克曼于1965年提出地理学者应当探索许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变量的一种系统的概念，从时－空角度人文地理
处理人与环境的系统。6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已在研究生态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地域系统方面作出贡献。定量计算和系统论思想的引进，使地理学开始采用模型来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现象。瑞典地理学家T.哈格斯特朗用归纳模型说明新事物浪潮特征，用随机模型来预测新事物扩散概率，引起广泛注意。英国学者乔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学的模型》(1967)和D.W.哈维《地理学的解释》(1969)，对地理学采用模型探讨实际问题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行为地理、旅游地理学等学科和领域的出现
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为科学兴起后，出现了行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为研究在地理学中十分盛行，通过研究不同人类社会集团、阶层、阶级对不同环境的反应和行为决策这一过程，使地理学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收入对于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游地理学发展很快，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分支。人类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形式存在，各集团的不同文化既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们行为制约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空间中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差异的社会文化地理学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许多国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居住、就业、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使城市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逐渐居于重要的地位。
研究目的结合实际的关联运动。
传统的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经济区划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现在则转向分析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主，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贫穷和饥饿、种族歧视、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人文地理学论题的这种方向性转变，即所谓关联运动。传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是将复杂现象的组合分裂开来，以便分别研究整个复杂环境中的各个成分，从而导致学科分化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面向社会问题，从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学科人为界线，出现新的人文地理
综合。 此外，7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两种人文地理学主张：一为人本主义地理学派，认为数量运动的机械模型压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性，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地理学，致力于观察具有特殊空间概念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为激进地理学派，由于60年代后美国经济衰退，阶级、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学者认为首先应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为革命性的变化提出建议。他们创办了刊物《对立面》，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此外，部分学者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武装地理学，提出新的综合论方向，反对学科分裂和专业化倾向。
编辑本段主要分支学科
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一般可以分为综合理论部分、通论部分（部门人文地理学）和专论部分（区域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综合理论部分主要指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人文地理学通论部分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3个大的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分为社会文化和经济两个主要方面。人文地理学专论部分则包括对各种地区人文要素的区域地理研究。

Ⅶ 什么叫人文地理学

定义：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形成的地域系统及其空间结回构的地理学分支学科。
以人地答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又称人生地理学。它是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人文”二字与自然地理学的“自然”二字相对应，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仅指社会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Ⅷ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Ⅸ 什么是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专群体向另属一群体的散布过程。可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前者通常由具备文化的人们通过商队、军队等途径直接传播某种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文化内容，如新的农艺技术和发明创造等；后者表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扩散营力，主要指某一社会群体借用外来文化特征中的原理，进行文明创造活动的一种刺激传播。
属于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