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阴人文地理
『壹』 关于宜沟镇（邺南）的一些资料、越多越好
一 . 地名的来历
为什么叫宜沟，坊间百姓说法有趣，一曰：过去的官道都是土路，一下雨冲成了沟，泥沟泥沟，慢慢叫转成宜沟了。二曰：南北的官道日日车马熙攘，日久天长辗成了沟，就叫宜沟了。当然这些都当真不得的。回来后网上查找，一篇“传说中的千年古镇＿汤阴邺南首镇宜沟”的贴子倒也可作参考。以下为摘录此文部分:
据史料记载，宜沟的前身为宜师沟，发源于村西三十五里黑山，由于山洪暴发冲涮，而自然形成了一条水沟。沟里长年有水，但因水冰凉，故称冷泉．那么为何前身叫宜师沟，何时又改名宜沟的呢?这还得从曹丕饮水治病的传奇故事说起。曹操之子曹丕取代汉朝称帝，定都洛阳，一次外出巡视，返回京城途中，突然病倒宜沟附近，后经当地巫医取沟中凉水医好，魏文帝大喜曰：真乃宜师沟矣!此沟遂改名宜师沟。此事传开后，常有人到源头取神水医治百病。相传明朝时期改名宜沟镇，距今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
二。辉煌的过去。宜沟位于邺南(安阳)35公里，古称邺南首镇。历史上大小官道贯通南北，是方圆几十里以内的政泊、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心。 明、清定都在北京，那时南方官员进京，北方信件传递，都有驿站接待承办，那时六十里为一站，宜沟北至邺城七十里，南至淇县六十里，为此宜沟设有驿站。宜沟位于汤，浚、淇三县交界处，古有驿路从集中心穿街而过，今尚有清代行宫、大小公馆、驿站、小官路等。独特的地理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宜沟形成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商贸、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宜沟集当时辐射到东至浚县、三角、屯子，西至鹿搂、鹤壁集、林县东尧，南至大来店、卫贤、庙口，北至伏道等地，而这些地方的土特农副产品都要来到宜沟销售，然后买回需要的日用品。为此，当时流传有“宜沟街三里长，家家都有门面房，一眼望不到头的是粮行’’的顺口溜．当时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贰』 在我国东部地区,地名中带有"阳"字的极多,而带有"阴"字的非常少.分析一下原因.
极多极少的根据何在？山阴、华阴、汤阴、湘阴，中西部地区带“阴”字的地版名很多吗？还不是权一样的非常少。你凭什么说大部分在东部？无论东西南北，都是阳多阴少。古时聚居地选址关乎风水，有名之地自然沿用或者更改，无名之地命名简便之法就是以山水地理为鉴，地名之得，不以人文便照地理，古来如此。
『叁』 历史文化名城之安阳有何文化积淀
殷商祖居，甲来骨文发源地源；建有中国文字博物馆，虽然有点虚；商代称为“亳”，号称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六朝时称为“相州”，军器发达，相州军刀天下闻名，就鄙人所知，相州军刀的技术后在北宋时传到日本，成为两宋和日本的大宗贸易商品，中国的制刀技术就是这样传到日本，发展成后来的武士刀的，现在，日本刀号称“世界第一刀”，中国刀反而湮没无闻，天朝的悲哀。
汤阴县有全国第二大岳飞庙（第一在杭州），出生于此的岳飞，大概是安阳最为著名的英雄人物了。
袁世凯曾有“葬无洹上”的遗嘱，所以安阳有“袁林”，建制一如帝王，是为袁世凯在安阳经营的见证。
『肆』 河南各地特色介绍
河南介绍
河南省简称豫，自古位居中原，是中华民族先祖活动的重要地区。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商都安阳殷墟和周都洛阳，早已名扬中外。史称“中国”，开始指建都河南的商。先后有夏、商、周、春秋、战国、东汉、西晋、曹魏、隋、唐、北宋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在此建都立业。河南省面积16万多平方公里。
城市气候
河南属暖温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一般特点是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全省年平均气温一般在12℃—16℃之间，一月-3℃—3℃，七月24℃—29℃，大体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山地与平原间差异比较明显。气温年较差、日较差均较大，极端最低气温-21.7℃（1951年1月12日，安阳）；极端最高气温44.2℃（1966年6月20日，洛阳）。全年无霜期从北往南为180—240天。年平均降水量约为500-900毫米，南部及西部山地较多，大别山区可达1100毫米以上。全年降水的50%集中在夏季，常有暴雨。
社会经济
河南现有耕地1.3亿亩，主要实行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耕作制。粮食作物以小麦、稻米、玉米、薯类、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烟草、芝麻、花生等，烟草、芝麻产量常居全国首位，许昌地区为全国有名的烟草产区.畜牧业为农区副业，良种以南阳黄牛、泌阳毛驴、密县寒羊驰名国内.现在全省拥有冶金、煤炭、机械制造、化工、电力、纺织、食品、电子等多种工业部门，尤以煤炭、机械 制造、纺织工业最有全国影响。主要煤矿是平顶山、义马、焦作、鹤壁.机器制造以洛阳、郑州为主要中心。棉纺织工业以郑州最集中，新乡、安阳、洛阳次之。本省手工业品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以禹县钧瓷、南阳玉雕、洛阳仿唐马、滑县点锡壶、济源盘砚为著名传统产品。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嵩山风景名胜区、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鸡公山风景名胜区、王屋山—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中开封和洛阳有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在开封城内东北隅铁塔公园内的开封铁塔。是北宋遗物，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开宝寺上方院夷山之上，所以名曰开宝寺塔。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巍然屹立，是开封市的象征。还有小说戏曲中经常提及的相国寺，也是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延庆观是我国重要的一处道教胜地。为纪念我国道教中的全真派创始人王吉吉（王重阳）传教和逝世的地方而建，原名重阳观。嵩山还有一座名闻遐迩的少林寺。洛阳牡丹仍然名贵一方。
现在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珍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风俗画卷，为我们重现了八百多年前东京都城（开封）汴河沿岸店铺林立、酒肆茶楼、商贩叫卖、车来人往的一片繁荣景象。
河南人尚武，性格粗放、圆滑老道、思想活跃、儒雅而不乏情趣和浪漫。不过，如今的河南名声不佳，在网上，你总会不时听到对河南人的尖刻批评。少数人的都给河南名声抹了黑，以此责怪普通河南百姓，也实在有点冤枉。
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之美称的河南省，曾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洛阳、开封、安阳三大古都和郑州、南阳、商丘、浚县四个国家级历史名城，更是古迹繁多，名胜遍布。
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千年古刹登封少林寺、太极拳之乡温县陈家沟、甲骨文发现地安阳殷墟、周易发源地汤阴羑里城、炎黄子孙寻根拜祖圣地新郑轩辕黄帝故里、雄伟壮丽的黄河小浪底等上百个旅游景点组成了古都游、大黄河游、功夫健身之旅、寻根朝觐之旅、三国之旅等黄金旅游线路10余条。
『伍』 燕赵文化的地域是那一片包括平原省安阳吗
一、地域的界定
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
燕赵区域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来划分。一是因为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存在，二是因为燕、赵两国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所以，虽然燕赵区域以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为主体，但是完全依照两国的疆域来划定燕赵区域的界线则是不够确切的。
燕赵区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为界线。今河北省又别称燕赵，其省界大体与战国燕、赵二国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大致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区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自然区分，因为历史上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绝不会由人为的行政区划而截然分开。今河北省的行政设置开始于1928年，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用河北省这一行政区划来涵盖以往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也是不够确切的。
2 ---燕赵文化---
总之，如果认为燕赵区域主要就是古代燕国、赵国的区域和现在河北省的区域是不够准确的。这里特别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把燕、赵二国中间的另一大国中山国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二，要把元代以前的北京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三，要把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包括在燕赵区域内。
二、文化的界定
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这些情况对燕赵文化而言并不是唯一的，与它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大体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燕赵文化是一种典型。在漫长的历史转变中，燕赵文化甚至比处在核心位置上的中原、齐鲁各区更具典型。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三、岳飞与燕赵名人在文化上的一体相似性
岳飞从地域上属于燕赵(汤阴北宋时属相州，隶河北西道），从文化上也是如此。
燕赵之地名将、英雄辈出，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如下：
春秋战国时有以勇气闻于诸侯廉颇、战国中后期整兵团歼灭秦军第一人的名将赵奢、抗匈奴名将李牧、率弱燕连下强齐七十二城名将乐毅。
三国时有燕人张翼德、常山赵子龙、河间张郃、东吴名将程普。水浒中有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入云龙公孙胜、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忍者武松的故乡。
近现代有京城豪侠大刀王五、侠义大盗燕子李三、义和团领袖赵三多、中华英雄霍元甲、抗日英雄马本斋、少年英雄王二小、人民英雄董存瑞、威震敌胆狼牙山五壮士。
这些英雄、名将无不透着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燕赵情怀，岳飞与他们何其相似。
另外，在岳飞之前，燕赵大地还出过另一个著名的北伐名将祖狄，岳飞与他简直如出一辙。
最后，岳飞历来自称起兵河朔（河北），其一生也正是慷慨悲歌的真实写照，其名篇《满江红》等无不透着慷慨悲歌的燕赵豪情。可见，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应该说，岳飞都是大河之北的燕赵之人，而不是中原人。
当然，岳飞是河南人，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或者说，河南省作为一个行政地理单元，地跨两大文化地理区域，既包括黄河之南的中原文化，也包括黄河之北的燕赵文化。这是河南省人文地理的特征之一。
『陆』 结合所学的知识,说明为什么茶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
古时文人有"琴棋书画诗酒茶"七件宝。国人从何时开始饮茶，尚无定论，但从西汉时，已有关于饮茶的文献记载。不管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茶除了其本身的饮品价值，和其春饮花茶、夏饮绿茶、秋饮青茶、冬饮红茶之类的养生、药用价值之外，还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茶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那么重要？
一、茶的饮食文化内涵
唐代以前，烹茶一般会加入芝麻、食盐、瓜仁、桃仁等佐料，茶膳也是由此而来。用茶来料理美食，取茶叶的清香，使茶与食物完美结合，为菜肴锦上添花，成为茶香满溢的茶膳。茶膳包括茶菜、茶点、茶汤。要把"茶"与"膳"完美地结合，成为"茶膳"，就必须经过有心人的烹调，妙手撮合，再加以雕琢。
用茶来料理美食，尊重所选用的茶叶的特性十分关键，葱、姜、蒜等重味的作料很容易盖过茶香，所以一般粤菜和淮扬菜中才有传统茶餐。中餐最经典的茶馔莫过于淮扬菜中的"龙井虾仁"。龙井茶的清香中和了虾的腥味，就更鲜美，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气"了。
茶叶入馔不只限于中餐，日本料理中也有，那多数是以抹茶制作的各种糕点。微微的苦配上低调的甜，可谓典型东方审美，有节制的优雅。欧洲人更加彻底，从茶叶进入他们的生活开始就已经将其单独搭配黑胡椒和海盐一起享用了。恬静淡雅、温馨醇和的玄米茶是一种日韩风味的绿茶饮品，它以糙米为原料，经浸泡、蒸熟、滚炒等工艺制成的玄米与日式蒸清茶拼配而成，既保持了茶叶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炒米的芳香，鲜醇适口，不伤肠胃。
茶粥也是值得一提的，它兼有茶、米之香。古典吴越方言中"粥"和"茶"的读音一样，可见人们对茶粥的喜爱。江南炎夏湿热，厨娘们取绿茶浓汁，加之粳米、白糖，以小火慢熬。粥成但闻佳茗清醇，粥香溢清，夏日炎暑便消一半。在上海浦江两岸，每日清晨至深夜，都有茶粥供应。有"豆粉茶粥""薄荷茶粥""藕汁茶粥""果奶茶粥""菜汁茶粥""鸡汁茶粥""什锦茶粥""菊花茶粥"等。
不仅中国人爱茶粥，日本人也有他们喜爱的"奈良茶粥"。奈良茶粥源自奈良东大寺取水节。茶刚从中国传入日本时，还属于贵重的饮品兼药品，只有级别高的寺庙得以品饮。当时东大寺的和尚用煮好的第一道茶来泡饭，第二道茶来加盐煮饭，施发善众。后来茶叶普及，民众也喜欢上了茶粥。奈良的茶粥色泽金黄，入口不腻，茶和米的清香合二为一。当地人吃茶粥喜欢配上"奈良渍"咸菜，这一粥一菜也成为地道的奈良早餐。
此外，云南的基诺族还保留着吃凉拌茶叶的传统习惯。其做法是把鲜茶叶揉碎了放到器皿中，加一点黄果叶、大蒜、辣椒、盐等辅料，再加入山泉水拌好。其味极为特别，兼有生食之菜的爽脆、茶的清香以及辛辣之味。
茶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那么重要？
二、帝王的饮茶史
中国历史上，帝王饮茶的历史相当古老。从发现茶叶的炎帝，到痴爱品茗的康熙、乾隆，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皇帝，层出不穷。
南朝齐武帝萧赜遗诏中下令，葬礼从简，灵位前不得按惯例"以牲为祭"，而是设一些饼、茶饮即可，并要求"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隋《大业杂记》记载，有位和尚制造一种"扶芳夜饮"的茶饮给文帝杨坚喝。此饮采用一种叫"扶芳"的树叶，"夏日取其汁，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绿，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又据《隋史》记载，文帝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宋徽宗赵佶酷爱饮茶，而且精于茶道。在北宋大观年间，他著有《茶论》一书，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
到了明清之际，茶叶无论在品类还是制作工艺上，都趋于完美。清代康熙皇帝喜茶，更为江南名茶碧螺春命名而留下一段佳话。史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度到西湖茶区。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清香醇厚，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制进贡到宫中，"御茶"至今遗址尚存。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帝王饮茶史上最悲凉的一幕。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愚笨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他一登上王位，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太安二年（303），东海王司马越率大军挟持惠帝，向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发起猛攻。不承想在汤阴一战中，晋惠帝又被司马颖掠去。成了司马颖傀儡的惠帝，被挟持到了洛阳，然后又逃往长安。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消灭各路反王，惠帝也回到了洛阳，被监禁起来，饮食起居大不如前。一夜，身边的臣子用瓦盂盛了一碗茶给惠帝喝，惠帝对此茶赞不绝口。其实，它不过是孤臣无以贡奉，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碗粗茶。残乱年代，困苦帝王，这碗茶应该是帝王饮茶史上最悲凉的一碗。
三、以茶代酒的故事
尽管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是在隆重场合，茶的重要性还是无法与酒相比，最多在特殊情况下成为酒的暂时替代品。中国古代筵席有以礼待客的传统，对那些没什么酒量或滴酒不沾的宾客，主人一般会主动用其他饮品代替，如茶。
三国时期吴国第四代君主孙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却出乎意料地有"以茶代酒"的文雅之事。嗜酒如命的孙皓每次设宴，都让大臣们每人至少喝足七升酒。当时孙皓最敬重的文臣韦曜，学富五车，但酒量仅二升而已。孙皓便对他以礼相待，每次宴会暗中赐他好茶，让他以茶代酒。孙皓也由此开创了以茶代酒的先例。后世好茶者考证，孙皓赐给韦曜"代酒"的茶，应该是产于浙江的御茶。
晋时，饮茶者开始增多。刘琨是晋朝有名的大将，青年时代和祖逊为友，读书习武，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闻鸡起舞"故事。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让北方匈奴人有可乘之机，他们大肆侵犯北方的并州、冀州一带。光熙元年（306），刘琨负责这几地的军事事宜，但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失败。刘琨内心愤懑不安。自古有喝酒解闷的说法，刘琨则与众不同，他喜欢通过喝茶来发泄心中郁闷，而且一喝必是上等茶。
茶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那么重要？
四、以茶祭神
我国以茶作祭，形式大致有三种：在盛茶器皿中注入茶水；供奉干茶叶；不用茶，仅用茶碗、茶壶等作象征。但也不仅限于此，明代的徐献忠在展现湖州一带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的《吴兴掌故集》中记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奉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当时南方一些名茶区，要在清明前把贡茶送到京城，而这些茶是用于皇室焚烧祭祖用的。
在我国民间，一些善男信女常用"清茶四（种）果"或"三（杯）茶六（杯）酒"祭天谢地，期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在中国古刹禅院中，常备有"寺院茶"，且用最好的茶叶来供佛。据《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侣，"待客以惊雷荚（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茶（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
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茶祭神更是习以为常。湘西苗族居住区，旧时流行祭茶神，祭祀分早、中、晚三次：早晨祭早茶神，中午祭日茶神，夜晚祭晚茶神。祭茶神仪式十分严肃，祭品以茶为主。云南景洪基诺山区的一些民族，每年夏历正月间要祭茶树，并口中念念有词："茶树茶树快快长，茶叶长得青又亮。神灵多保佑，产茶千万担。"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得到神灵保佑，使茶叶有好收成。
五、茶的道家文化内涵
道家是最看重茶的文化精神的。唐代喜饮、擅饮茶的著名道人就不少。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极为欣赏道士申元，甚至让自己宫中的侍女赵云容为申元侍候茶药。唐代《南部新书》中记载，唐肃宗曾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名。张志和为他们取名渔童、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唐代最著名的道家茶人，应是女道士李季兰。李季兰和陆羽是好友，曾在德宗年间和陆羽、皎然在茗溪组织诗会。有学者认为，正是他们三人共同开创了唐代茶道格局。
在文学作品中，茶和道士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无处不在。欧阳修在《送龙茶与许道人》中，写到他将当时非常名贵的龙团茶，送给了"来似浮云去无迹"的一位荥阳道士。元朝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泰山游玩，发现一道观中香茶怡人，写下了"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的佳句。明朝藩王朱权，晚年时兼修释老，尤喜沉于茶道，以求达到"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的修身境界。晚清刘鹗，为写《老残游记》数次到泰山，对其风俗民情极为熟悉，开篇第一回写老残和其他人一起游道观，道人见客来，就"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
道家人饮茶不似佛家执着于精神上的追求，也不似儒家饮茶需要一套数十种茶器且极为烦琐的礼仪。相对来讲，茶对于道家的养生意义更为重要。相传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之徒丹丘子、黄山君，就是因喝茶才羽化成仙。虽然是传说，却可以从中看出茶的养生保健功能，至少在黄山君那个时代已被发现并利用了。
茶对养生的重要影响，甚至使古人认为，饮茶不仅能养生，还能让人成仙。服用草木果实之类的安全养生品，是道家人最想研究的课题。而茶有升清降浊、疏通经络的作用，正好可为道家练功所用。因此，从葛洪的《抱朴子》到陶弘景的《本草经》，道家人从药理方面研究茶是最认真的，而且成就斐然。
六、与茶有关的神话传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和酒最与众不同，它们似乎比其他饮食品类更容易被用来参与人神、人鬼之间的沟通。因此，说茶有几分仙气、神气、鬼气，也不算夸张。
陆羽在《茶经》中，就频繁引用《搜神记》、《续搜神记》等野史笔记类文献中的故事，展现茶与神鬼之间发生的故事。从这些传说产生的心理根源探究，可能是因为茶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太多益处，所以古人特别是名茶区的古人，心甘情愿以茶为崇拜对象。
中国茶区几乎都有和神仙有关的故事。比如武夷山崇安县星村有五株与众不同的茶树，茶叶成双出现，且形态一模一样，制成茶叶皆为上品。相传这五棵茶树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栽，武夷人称"吕仙茶"。又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原本无茶，三国时期诸葛亮带兵至此，逢将士患眼疾，他便以杖击地，地生茶树，于是茶叶医好了将士们的眼疾。后来南糯山便有了名闻天下的普洱茶。当地人尊诸葛孔明为茶祖，每年孔明生日之际要饮茶放"孔明灯"。安徽的名茶太平猴魁茶，相传是两只得道的老猴赠给当地人的。如此传说，数不胜数。
七、吟咏茶叶的作品
在古代，出现过不少歌颂茶叶的歌，如唐代皮日休的《茶中杂咏序》中有"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这里所说的茶歌是指陆羽所做的六羡茶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此外，唐代还有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等。当然，茶歌来自生活，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主。即便是文人参与，也只是由他们从民谣中整理再编曲，然后返回到人民中去。明清时期，杭州富阳一带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贡茶鲫鱼歌》。此歌便是正德九年（1514），由按察检事韩邦奇据民间的《富阳谣》改编而成。这首歌以当地茶农的口吻，通过痛彻心扉的质问，表现出对采办贡茶和贡鱼所受到的侵扰。韩邦奇也因为为民请愿反对进贡茶叶而触犯朝廷，被治以重罪。
另一类茶歌，是茶农和茶工自己创作的民歌或山歌。如清代在江西流传的茶山歌，其歌词非常有民间生活气息，如："茶叶下山出江西，吃碗青茶赛过鸡。"
古时咏茶的诗也不胜枚举，但在唐朝之前，文人诗作中提到茶的只有四首：晋代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南朝宋王微的《杂诗》。其中，"洛阳纸贵"的左思，在其五言叙事长诗中，描写了两个豆蔻年华的小女孩，她们天真烂漫，在花园中追打嬉戏。游戏得口渴了，便急着烹茶以饮。为了更快喝到茶，她们"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诗中的鼎是一种用来煮茶的三足两耳食器，但并非专门煮茶的器具。因为唐代以前茶器常常是与酒器、食器混用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女文学家鲍令晖的《香茗赋》。鲍令晖是著名文学家鲍照的妹妹。她出身贫寒，却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文献记载她有《香茗赋集》一书传世，遗憾的是今已散佚。古代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也收录了她的诗作。艰难生活的历练，促成了鲍令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感悟，也让她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诗论家钟嵘夸赞："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可惜她的作品仅存诗七首，都与茶无关。她在《香茗赋》中究竟如何写茶，后人无从知晓，实乃一大憾事。
『柒』 二六二七旺中原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中原一般专指河南省。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中土”、“华夏”和“神州”，历中原河南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起到最主要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4000多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和“中原”之称。河南是华夏民族早期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不过河南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异域他乡，这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开发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编辑本段]二、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中原地形图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河南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勾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指的就是今日的河南省。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
[编辑本段]三、中原风水
中原主要是指河南省，这是学术界最普遍的共识，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必备的常识。 中原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编辑本段]四、中原文化
1、史前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2，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我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后以洛阳为中心和重心扩展到河南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3、圣贤文化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河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瘫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4、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河南，《道德经》就是在河南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许多杰出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托尔斯泰直至暮年还在阅读《道德经》，他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5、名流文化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6、英雄文化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登封人。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其义举令世人赞叹不已，甚至美国人也将其英雄故事搬上银幕，全球传播。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7、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8、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
『捌』 河南各地特色介绍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因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因古为“豫州”，简称“豫”，又因古时豫州位于九州中心，因此又有“中州”、“中原”之称。
河南地处中国中东部，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黄河以北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黄河以南有秦岭东延部分的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外方山绵亘。东西联系的通道是黄河谷地，可以上溯关中，直达大西北和西亚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向东延伸正是经过黄河谷地，现代重要的交通动脉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陇海线、兰新线）也是经过这个通道。南北之间的通道也是在山地与平原交界的地带开辟的，如古代著名的南襄通道，现代的京广线、京深高速公路等。从政区和交通地位来看，河南处于居中的位置。以河南为中心，北至黑龙江畔，南到珠江流域，西至天山脚下，东抵东海之滨，大都跨越两至三个省区。若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北距京津塘，南下武汉三镇，西至关中平原，东至沪、宁、杭，其直线距离大都在600——800公里之间。河南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全国经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河南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因此，古人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取天下之是，河南在所必争”。今天，河南境内三纵四横的铁路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不断发展的航空运输，进一步强化了其交通枢纽的地位，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陆续兴建，河南仍然是全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之一。
河南省域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17位，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74%，平原盆地、山区丘陵面积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7%和44.3%。全省总人口9667万，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全省有汉、回、蒙古、壮、苗、藏、维吾尔、彝、朝鲜、土家、白等51个民族，以汉族为主，是全国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份之一。辖17个省辖市、1个省直管市，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市辖区，2123个乡镇。
全省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省境之西耸立着太行山和豫西山脉。豫西山脉是秦岭的东延部分，秦岭进入豫西向东呈扇状展布。伏牛山是豫西山地的主体，山势雄伟高耸，海拔1000—2000米，被誉为全省的屋瓴。桐柏山脉、大别山脉拱卫于省境之南，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下，为淮河、长江的分水岭。太行山脉与豫西山脉之间的黄河两岸分布有黄土丘陵区。豫中屹立着巍峨峻峭的中岳嵩山。省境东部为辽阔的黄淮平原。
河南横跨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水系，境内1500多条河流纵横交织，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93条。黄河横贯中部，境内干流711公里，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5。省境中南部的淮河，支流众多，水量丰沛，干流长340公里，流域面积8.8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2。北部的卫河、漳河流入海河。西南部的丹江、湍河、唐白河注入汉水。全省水资源总量413亿立方米，居全国第19位。
河南平原广袤，地理气候条件适中，是全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省有耕地资源8110.3千公顷（实有耕地面积7262.8千公顷，合1.089亿亩），占全国的6.24%，仅次于黑龙江、四川和内蒙古，居全国第4位。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由南向北年平均气温为15.5℃～9.5℃，年均降雨量1380.6～526.0毫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霜期265—332天，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是全国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烟叶等农产品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粮食产量大体占全国的1/10，油料产量占全国的1/7，牛肉产量占全国的1/7，棉花产量占全国的1/6，小麦、玉米、烟叶、豆类、芝麻等农产品和肉类、禽蛋、奶类等畜产品产量也都居全国前列。河南还有很多名优特产品，如原阳大米、开封西瓜、杞县及中牟大蒜、永城辣椒、淮阳黄花菜、信阳毛尖和板栗、西峡猕猴桃、灵宝苹果、宁陵酥梨、内乡山茱萸、洛阳牡丹、鄢陵花卉、焦作四大怀药等，都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
河南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全省已发现矿产资源157种，探明储量的81种。在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中，居全国首位的有钼矿、蓝晶石、铸型用砂岩、天然碱、水泥配料用粘土、珍珠岩、蓝晶铸岩等8种，居前5位的有26种，居前10位的有48种。优势矿产可归纳为煤、石油、天然气“三大能源矿产”，钼、金、铝、银“四大金属矿产”，天然碱、盐、耐火粘土、蓝石棉、珍珠岩、水泥灰岩、石英砂岩等“七大非金属矿产”。依托丰富的资源，河南发展起了以轻纺、食品、冶金、建材、机械、电子、石油、化工为主体，门类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全省有大、中型工业企业1200多家。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河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南召云阳镇发现的猿人臼齿化石，年代大致与北京猿人相当。自远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中原大地上，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令世人赞叹的史前文化。相传伏羲女娲就是在中原一带奠定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基础，至今淮阳仍保存着规模庞大的太昊陵。被称为“中华第一大帝”的轩辕黄帝，据说就诞生在今天郑州的新郑市，并在这里建立都城。从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建都于河南偃师，至清王朝覆灭的4000余年历史中，河南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域长达3000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曾几度达到鼎盛，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七大古都河南就有3个，即：殷商古都安阳、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大地上孕育的千古风流人物灿若群星，如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庄子、墨子、韩非、程颐、程灏，政治家和军事家李斯、刘秀、岳飞，科学家和医学家张衡、张仲景，文学家和艺术家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吴道子，以及近现代的李季、冯友兰、姚雪垠、李准等。河南还是少林武术和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堪称中国功夫的故乡。
悠久的历史给河南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河南旅游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南的地下文物居全国第一位，地上文物居全国第二位，馆藏文物占全国的八分之一，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4处。安阳殷墟被国家文物部门列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 200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原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开封古朴巍峨、雄伟壮观的龙亭，造型古朴、宋代风韵的宋都故街，楼阁宏伟、庄严绚丽的大相国寺，还有嵩山少林寺，嵩阳书院，登封观星台、中岳庙，汤阴岳飞庙，汉三阙、开封铁塔、包公祠，南阳武侯祠，三门峡函谷关，淮阳太昊陵等一大批名胜古迹。为了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建设了造型新颖、气势恢宏、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河南博物院。目前该院馆藏文物达12万件，其中珍贵文物4万多件，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器、金简等珍贵文物最具特色。
除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外，河南还有很多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奇峰耸峙、峻峭巍峨的太行山，重岩迭嶂、气势磅礴的伏牛山，岗峦起伏、溪流蜿蜒的桐柏山，树木繁茂、郁郁葱葱的大别山组成河南的四大山系，其间不乏许多名山奇观，如气魄宏伟、古迹棋布的中岳嵩山，怪石嶙峋、风景幽奇的鸡公山，汕奇涧幽、景色秀丽的云台山，异峰突起、巍峨挺拔的石人山，都具有独特的魅力。河南河流如网，水库棋布，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游览胜地。远眺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黄河，长天无垠、天水一色，给人以“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感。山水楼台交相辉映的百泉湖，烟波浩渺、富有南国旖旎风光的南湾湖，吐珠喷玉、各具特色的珍珠泉、喷玉泉，千姿百态、神奇曼妙的自然溶洞，都独具特色、情趣各异。目前全省共有风景名胜区31个，总面积达0.17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岳嵩山、龙门山、鸡公山、云台山和王屋山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地方级自然保护区22个；森林公园55处。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03年我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25.93亿元，居中西部18个省市区前列。1998年—2003年年均增长9.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2003年全省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251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地方财政总收入达到582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达到337.7亿元，比1997年增长75.3%。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一、二、三产从1997年的24.7∶47.1∶28.2逐步调整为2003年的17.6：50.5：31.9，传统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迈进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2003年全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235.6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926.12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68%和29%，年均分别增长9%和4.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919.09亿元，比1997年增长1.2倍。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居民食品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镇由45%下降到33%、农村由55%下降到48%。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粮食常年产量稳定在4000万吨以上。棉花、油料、水果、烟叶、肉类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多年来稳居全国前三位。河南不仅用占全国1.74%的土地养活了占全国7.5%的人口，而且还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全省以建设全国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加工基地和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目前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2305万亩，占小麦播种总面积的32%，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的格局。蔬菜、瓜类、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稳步扩大。畜牧业快速发展，主要畜牧业生产指标居全国前列，其中牧业产值、增加值等7项指标居全国首位。着力对40家小麦加工龙头企业和一批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进行了重点扶持，促进了农副产品深加工迅速发展，拉长了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链条，提高了附加值。2003年全省小麦加工转化能力达到1800万吨左右，肉类精深加工能力超过230多万吨，均居全国前列。培育了莲花味精、金象麦业、南阳天冠、漯河双汇、华英肉鸭、郑州花花牛、思念、三全等一批知名品牌。其中，漯河双汇集团产品种类已达600多种，市场占有率达到50%左右，成为全国最大的肉制品加工基地；华英集团肉鸭加工系列产品达200多种，成为亚洲最大的肉鸭加工企业；郑州花花牛日加工鲜奶能力达到500吨左右，跻身全国乳品加工企业10强。目前全省拥有火腿肠、味精、速冻食品、方便面等30多类优势产品，其市场占有份额分别为70%、44%、46%和25%。
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工业在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河南以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依托，建立了以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煤炭、电力为主体，门类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全省现有上市公司30家。通过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培育了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和企业集团，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公司是中国最大农机制造企业，平顶山神马帘子布集团是中国最大帘子布生产企业，周口莲花味精公司产量居亚洲第一位，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世界第三位，长城铝业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氧化铝生产企业之一。一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大型拖拉机销售量占全国市场销售量的40%，帘子布占35%，彩色玻壳占70%。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居全国第1位，卷烟、化肥、原煤、平板玻璃在全国居第2位，大中型拖拉机居第3位，纱、水泥居第4位，发电量、原油、天然气、通讯电缆、轮胎、化学纤维、家用电冰箱、饮料酒等产品产量在全国均居前10位。我省是华中电网重要的火电基地之一，全省发电装机总容量达2007万千瓦，居全国第6位。随着工业生产的逐步加快，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按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有选择地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思路，近年来，先后实施了对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起重大作用的164个标志性工业结构调整项目，新增粮食加工能力1000多万吨、氧化铝生产能力100多万吨、电解铝能力140万吨、铝加工能力30多万吨，加快了优势工业品基地建设和优势资源的深度开发，进一步拉长了产品链条，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初步形成了小麦、畜产品和铝工业三大产业链，提升了传统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一批知名品牌和骨干企业相继成长壮大，“安彩”玻壳、“双汇”火腿肠、“邦杰” 火腿肠、“莲花”味精、“新飞”冰箱和冰柜、“金星”啤酒等相继被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以华中制药、竹林众生、羚锐制药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制药企业和以彩色大屏幕为标志的电子电器产品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全省工业增加值达到3034.14亿元，居全国第6位。
交通、通讯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河南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中国两大铁路干线京广和陇海铁路、两大高速公路干线京珠和连霍公路都交汇于此。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为骨干，民航、水路运输为辅助的交通体系。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419公里，居全国第9位，十字型高速公路骨架已初步形成。预计“十五”末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可达到2500公里。作为全省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河南省目前已形成了“三纵四横”的铁路网，成为全国重要的客货运输中心，2002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632.1公里，其中地方铁路1372公里，居全国首位。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编组站，郑州东站是全国最大的零担中转站，郑州站是全国最大的客运站之一。航空运输，目前省内已建成三个民用机场，分别为郑州机场、洛阳机场、南阳机场，共开辟32条国内航线和不定期国际旅游包机，通航国内56个大中城市及港澳地区，每周航班560个，年吞吐量150万人次。
作为全国重要的通信枢纽之一，全省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364.6万户，居全国第5位；城市电话用户759.9万户，居全国第4位；农村电话用户604.7万户，居全国第5位；移动交换机用户1072.6万户，居全国第11位；通讯长途传输实现了自动化，长途线路实现了数字化，城乡电话交换机全部实现了程控化和传输数据化,全面启动了用户接入网工程，光纤、无线、宽带等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全省互联网用户达到194.9万户，居全国第10位；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城乡、连通世界的通信网络。网络技术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网络能力及业务种类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东引西进取得新成效。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认真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3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7.16亿美元，其中出口29.8亿美元，双双刷新历史最高记录。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食用小麦出口填补了国内空白，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建立了郑州铁路东站、郑州机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贸易伙伴已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扩大，质量进一步提高，日立、东芝、菲利浦、普尔斯马特、里昂水务、德国MAN（曼公司）等24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落户中原。一批企业已经开始采用战略协作、贴牌生产等手段，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50多家河南企业走出国门，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或投资办厂。大力实施“东引西进”战略，豫粤、豫沪经贸合作逐步深入，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加强。面向西部地区，成功举办了河南产品兰州展销会、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广西投资洽谈会等一系列经贸展销活动，扩大了河南产品西部市场的占有率。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西部地区实施企业购并或设点办厂。
科技、教育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积极实施“科教兴豫”战略，科研能力不断提高，全省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40余万，各类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1300多个。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增强，科技成果推广率达到35%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教育事业得到优先发展。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接近100%，普通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97%以上，“普九”人口覆盖率93%以上，基础教育水平稳居全国前列。普通高中规模发展迅速。高等教育规模成倍扩大，郑州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普通高校由1997年的50所增加到66所，在校生规模由1997年的13.6万人增加到55.7万人，增长3.1倍。普通高校录取率连续两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民办教育发展迅速，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已达4400多所，居全国第5位，在校生达70万人。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人口有效覆盖率均达94%以上。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出版等社会事业更加繁荣。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11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成效显著，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使用效率明显提高。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绘制了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9600万河南人民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带领下，迈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按照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坚持“一高一低”，确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以上，达到3000美元，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努力实现中原崛起。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更加完备，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一历史性任务。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发展布局上，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全省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竞相发展的格局。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要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建成全省对外开放、东引西进的主要平台和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区域性商贸金融城市和科教文化中心，中西部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开放性经济区，努力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达到80%左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60%以上。豫北地区的安阳、鹤壁、濮阳，要充分发挥工农业基础较好，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逐步建成我省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钢铁基地、煤化工和石油化工基地。豫西地区的三门峡，要充分发挥矿产、林果等资源丰富的优势，搞好精深加工，建成全省重要的煤化工基地、黄金生产加工基地、铝工业基地和林果业生产加工基地。豫西南地区的南阳，要形成中药生产基地、纺织基地、以非金属矿产开发利用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带。黄淮地区的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要建成全国绿色农产品加工出口基地、生猪和肉牛肉羊生产加工基地、油料生产加工基地和劳务培训输出基地。
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发展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运作程度，着力抓好六项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一）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二）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强力实施开放带动，不断扩大东引西进；（四）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五）坚持科教兴豫，发挥人才作用；（六）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玖』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影响
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种文化的形成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有着特殊的贡献。然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波及面的广度远
不及商文化、周文化，与之基本同时存在的还有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
…
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
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更具体地说，是将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
”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①。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部分文化
内涵特征来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相同文
化因素甚多，相同或相似的遗迹现象有:夯土建筑、连间排房式建筑、袋形灰坑、灰坑葬
等;相近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相似的大量陶器中最常见的有中口夹砂
罐、鼎、甑、浅腹平底盆、豆、瓦足皿、瓮、鼓腹鸡冠耳盆以及刻槽盆、觚形杯、 、器
盖等;陶器的纹饰都有篮纹、方格纹、绳纹。此外，炼铜技术、琢玉技术、卜骨等也是煤
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共有的文化内容。由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
大面积重合，文化遗存特别是典型陶器形态传承关系明显，所以二里头文化应该是主要继
承了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炼铜和制陶等手工业
技术、建筑技术、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
考古学界也注意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
头文化所吸收的情况。如邹衡先生指出“觚、爵、鸡彝、瓦足皿等四器”“大都来自东方
，或者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四器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应该体现
了夏朝的部分礼制。”“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②。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觚、豆、单耳杯、三足盘(瓦足皿)应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③，东下冯类型中流行的鬲、
、 、蛋形瓮等明显是继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而来的因素④。纪仲庆先生在论及良渚文化
的影响时特别提到“偃师二里头发现过一件玉琮”⑤，谷建祥、贺云翱两位认为“二里头
文化的玉器品类繁多，有琮、钺、戈、圭、璋、戚璧、柄形饰、筀、锥形器等，与红山文
化、山东龙山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器类比较接近良渚文化。”⑥
上述陶器和玉器有不少是礼器，也有部分日常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在
生活习俗方面主要继承了当地的龙山文化传统，也融入了一些东方地区的习俗。而在宗教
、礼仪活动中则较多地采用了东方地区、东南地区的器物和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受到
较多来自东方、东南方的文化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与东方地区的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这种情
况反映在文化遗存上，就表现为两个地区的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互相渗入。二里头文化所
包含的东方地区文化因素，有些在龙山时代即已传入中原地区，如陶器中的瓦足皿就是这
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大量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精华，发
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在这一时期，从常见的文化遗物上却较少发现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影
响。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华夏族中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这就从行动上阻止了
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关于新石器时
代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从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
见边地文化的因素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⑦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常见的文化遗物上
更难看出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般较少考虑西北边地文化对
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然而，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重要文化因素虽然可能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但如果追
溯其更早的渊源，就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原地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马的驯
养和金属冶炼技术就应该属于这样的文化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中有马的遗骸，研究者认为当时的马可能正处于驯养阶段，畜
牧业还没有从狩猎经济中发展为一种主要生产部门⑧。
龙山时代的包头转龙藏遗址中也发现了马的骨骼⑨，从生态环境来看，今内蒙西部地
区原是野马纵横驰骋的天地，当地的先民们有条件较早地对马进行驯养。北方地区的此种
情况与《左传》昭公四年晋司马侯所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相符合。
年代同属龙山时代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家畜标本中也有马骨，虽然没有鉴定到
种，但鉴定者估计其是家畜10。
年代稍晚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马的遗骨，一般认为这是经过驯养的家畜所遗。马及
其驯养技术，很可能就是由西北边地经过冀南豫北地区传入伊洛地区的。
在我国的农耕民族中，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可能是较早使用马匹的民族。当
时在东方地区、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有些考古学文化分布也很广，影响也很大，但没有
发现马的骨骼，这些地区的马一般出现在商代或更晚。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比较接
近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所以理应较早地接受了来自西北方的某些文化影响
。驯养马匹，可能就是所受影响之一。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现的马的骨骼的
遗址年代与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养马技术传播的大致路线。
不少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者根据年代、分布、文化特征等情况与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相对
照，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而根据先秦时期文献来看，夏人已经驯养了马。《尚书
·甘誓》:“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都说
明了这种情况。
与二里头文化长期并存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其分
布地区包括了前述龙山时代的汤阴白营，由于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经有了作为家畜的马，
先商时期的居民能够养马也是顺理成章的。《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马”，反映了夏
代的商族也已掌握养马技术。从先商文化的分布方位判断，商族也应该是从西北地区的游
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那里学习了这一技术的。
美国学者Erich Isaac认为“北方塔尔潘马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被传入中国”
，而人们对这种马驯化的最初尝试“大致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内”。“在公元前第二千年
内，马和战车的传播远达……中国”11。关于马车的出土资料，年代最早的属商代，商代
以前尚缺乏实物。对马车的起源我们暂置不论。不过，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
现过不少野马骨骼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数见马骨标本。这说明在家畜饲养业已成为
重要的辅助经济的龙山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应该有条件对马进
行驯化。开始时，马可能只是一种替代性驯化牲畜，在生产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然而当马与车相结合，并且用于战争的时候，掌握了马和战车的民族就获得了军事技术
、装备方面的优势。因此，由西北地区或北方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养马技术，对于中原地
区国家政权的出现，应该起了催化的作用。
青铜器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关系尤为密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不
少研究者将青铜器作为中国古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尽管个别青铜器的出现尚不足以说明
青铜时代的产生，但其出现的时间总不会早于青铜时代的“序幕”阶段。而中国青铜时代
的大量青铜兵器和礼器，无疑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青铜器无论
如何也应该是中国古文明的因素。青铜时代之前出现的个别青铜器是文明时代产生之前的
文明因素，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正在孕育之中。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似乎在西北地区出现较早:甘肃东乡林家出
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永登蒋家坪出土的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
2300—公元前2000年12。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年代稍晚，其青铜冶铸技术有可能是自西
北地区传入的。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着多
种青铜器，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秦魏家出土的青铜锥13;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
七角星纹青铜镜14等。看来，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不仅产生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只
是，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出现后，很快地经历了青铜时代的草创时期，在生产中迅速
提高了技术水平，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
中原地区开始成为当时青铜手工业的先进地区。
总之，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东方地区、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形形色色
的文化内容逐渐向中原地区凝聚，与当地固有的文化融合为一。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文化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接受和转换来自邻境地区的文化因素，兼收并蓄，选择其他文化
之所长为己所用。在前述外来文化因素之中，有的反映了礼制的出现，体现了礼制的内容
，如部分源于东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的陶器、玉器;有的预示了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如可能从西北地区传入的红铜冶炼技术。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原地区汇合和发展的过程，正
是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一地区孕育过程的重要方面。至于本地区大量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
型的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虽不能直接说明文明起源问题，但它们却是伴随着文明的
孕育而发展演变的，因而也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至于马的驯养，意义主
要表现在后来出现的车战中和使用马车发展交通等方面，可以说是即将作用于文明的一种
潜在因素。
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容易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文化影响和文化信息。中原先民们在数千年中形成了善于选择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文化成
果的传统。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分析中，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
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
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
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
在研讨中国古代文明问题时，由于研究者对“文明”概念认识的分岐和判别文明
产生标准的不同，所得结论也多有出入。不过，从大多数互有区别的意见中，我们仍然可
以找到某些共识，选择较为一致的、合理的判别标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有“文采光明”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先民
制造和使用的种种器物的精致化，从生活到生产方面对火的使用，都有着“文明之象”。
这种意义上的“文明”的出现，当然比阶级社会的产生早得多。而现代人文科学中使用的
“文明”一词，一般用来指城市或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当多的学者
把文字、青铜器、战争等也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城市
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在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从事食品生产的
，他们包括统治者和手工业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应该已经产生，国家则是同阶级
社会一起产生的。战争和阶级一样与国家密切相关，如果承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那么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应该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专门武器说明国家
和战争的存在，青铜礼器反映了礼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因而早期的青铜武器和礼器
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标志。唯有文字的标准不易掌握，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
还没有看到文字与青铜器、城市、阶级、国家基本同时产生的证据。下面，我们根据除文
字之外的几个标准来展开讨论。
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表明，文明时代正是随着该文化的形成而降临于中原地区的。
以考古学文化而论，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豫西、晋南地区的周边，已经存在着一
系列具有武装力量的文化或文化类型。这一地区西方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石矛、骨镞、雕
刻人骨等15，说明战争可能在西部地区出现。在北面邻境地区，曾发现过河南龙山文化中
最大的城址——辉县孟庄龙山城址16。而南方地区，早在屈家岭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包括夯
土城墙、夯土台基、护城河的城址17。在东方，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有着门卫房18，
当时当地应该存在着防御守卫的武装。周围地区武装力量的存在发展，构成了对这一地区
的威胁。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出现了龙山时期各文化所未见的青铜兵器戈、戚、镞等。这些
兵器的出现是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当时有了专门的武装力量。由于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
在战争中可以四面出击，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其中西方和北方的戎、狄对于农业
民族是很严重的威胁。因而，建立比周围的部落、国家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二里头文化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军队、国家乃至文明的诞生，
既有着私有制和阶级关系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着异族、异国压力造成的外部原因。美国
学者哈·麦金德认为:“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
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
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
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
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
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正是在外来的压力
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19。这种意见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是值得参考的。
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各氏族部落之间掠夺与反掠夺、侵犯与报复的战争
已经愈演愈烈，较早的大规模战争的战场似乎主要分布在偏北的地区。如《史记·五帝本
纪》记载的“黄帝北逐荤粥”、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以北。初具规模的
战争发生在北方地区，可能是因为这里较接近北方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族，农耕民族为了保
护自己的生产方式，在外界压力下组织起来，形成了军队的雏形。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在夏王朝建立前后，与夏族发生武装冲突
的氏族部落有北方的共工氏、东方的东夷、南方的三苗等等。商族兴起之后，虽然在夏族
的北方形成了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族的缓冲地带，但商族本身又逐渐成为向夏王朝挑战的
力量。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夏人的武装力量产生和发展，刺激了夏人发明和改进武器。
很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精良青铜兵器，应该是在外部压力甚重、对外战争频繁的
严峻形势下产生的。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改进了武器、发展了军队的同时，也建立和强
化了国家。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虽然早在许多地区萌生，最后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
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文明中心的一个原因。
在文化内容的其他方面，二里头文化也比中原地区前一时期的龙山文化诸类型有了不
少明显的进步，这些进步或成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或为文明中心形成的原因。在生产
工具方面，二里头文化比河南龙山文化更普遍地使用了木耒、石铲和石镰20。青铜生产工
具刀、锥、锛、凿和铜钅矍范的发现，证明青铜器已经使用于手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生
产工具的进步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较高的发展，这就是文明诞生和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和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酒器，类别有、爵、 、觚等，其中陶质酒
器比较多见。大量酒器的出现不仅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有条件提供酿酒所
需谷物，而且也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包括声色芬华在内的
物质文明。
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很多宗教仪式和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因此，随着酿造业的发展，人们的宗教观念、礼仪程序、生活习俗都会发生深刻
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水平在同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青铜器中的鼎、爵
、 、(角)、觚21形成了一个礼器体系。青铜礼器的产生和精致化，标志着青铜工业的提
高和自我完善，以及礼制的日益繁复。这些礼器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窄刃小刀，为刻刀。以商代出现的甲骨刻刀来比较分析
，二里头文化的刻刀可能是商代雕刻刀的前身，属文具刀。文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代，但青铜文具初见于二里头文化。除刻刀外，尚有占卜所用钻、凿。这些青铜文具在
文化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往往与统一局面形成的时间存在着一致性，而在铜
石并用时代，则往往有若干小型国家并立。青铜时代与“统一”相联系。“统一”局面又
与文明的产生大体同时。这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以尼罗河流域而言，在公元前4000年代初的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着数十个名为“塞普
”的小型国家。到了前30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青铜时代
。
以两河流域而言，公元前4000年代，苏美尔人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至前3000年代，苏
美尔地区也形成一系列城市国家。约前2371年，阿卡德王国建立，至乌尔第三王朝(前21
13—前2006年)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
以印度河流域而言，前2500—前1500年间的哈拉帕文化各城市规划格式大体一致，并
有着统一的度量衡。因而可能存在着统一的政权。而青铜农具、武器和生活用具证明当时
的印度河流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以希腊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化而言，前2500年铜石并用
时代开始，至前2000年出现一些小型国家，后来逐渐归并、统一，克里特也进入了青铜时
代(其青铜器的出现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国黄河流域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仿。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城
堡、阶级分化现象、铜器等，但各地理单元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相当大。二里头文化的主
要来源王湾三期文化远远没有成为当时各文化的首要者，而其他文化各有千秋，某些方面
较王湾三期文化更先进。这一时期应该是氏族、部落林立，也可能出现了小型国家。二里
头文化出现后，便在诸文化中总领群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地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
心。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统一政权和青铜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按照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和界说，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认识。但
是我们注意到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
当长的延续时间的整体。尽管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萌生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某种考古学文化，
但一个遗址、几种遗存所反映的文明因素还不能称之为某某文明。比如，我们可以称埃及
文明、中国古代文明而不能称埃及某“塞普”文明、西安半坡文明。一种古代文明往往包
括了许多古城、古国的文明因子。而研究文明的整体和解析某种文明、研究具体的文明因
素，都有助于了解文明中心产生的问题。只有当一种文明的中心形成时，该文明才能作为
一个有独特风格、分布地域的整体，区别于时间或空间上不同的其他文明，这种文明的中
心与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政权往往是孪生姊妹。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出现了。与以前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比
，二里头文化在空间上的波及面扩大了。东到海滨、西至陕甘、南抵川鄂、北至辽东，均
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强度与广度虽不及以后的商、周文化，却也堪称
空前。
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凝聚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发挥了作
用，没有哪一个同时期的文化象二里头文化有这样多的文明因素的来源;二是外部压力的
作用。中国古代的农耕民族在保护种族存续和固有生产、生活方式时，总是需要有一个核
心力量。从春秋时期的情况看，哪个诸侯国能够有力量抵抗异族，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
即有成为霸主的资格。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情况与之有些相似，二里头文化的使用者应该就
是农耕民族中抵抗异族的核心力量。
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
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
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最深的当属它的北方近邻，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二里头
文化陶器中的花边罐、箍状堆纹罐、伞状纽器盖、大口尊、刻槽盆、捏沿罐，青铜器中的
小刻刀、镞、锥在先商文化中均有发现，且可以排出一脉相承的演化谱系。”22
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中的爵、?、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东南方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中也有很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花边罐、鸡冠耳盆
或甑、觚形杯、箍状堆纹鼎、盆形鼎、宽肩瓮，铜器中的单扉铃均属此种因素23。
此外，在中原地区以南的湖北、西南的四川、西北的甘肃境内，也发现过一些二里头
文化风格的陶器。
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广泛的来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如苏秉琦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
主有次。”24二里头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主次关系更加分明。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二
里头文化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又与其他文化保持着许多共性，并且在文化交往中，不断
输出自身的文化因子，将更高水平的文明因素回赠给邻境地区，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初
步繁荣。
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在农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农具多为商代沿用。重视农业的传统、基本耕作方法都对
商代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手工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早商青铜工业全盘继承。礼器中的鼎、
爵、，兵器中的戈、镞等器与早商早段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象，后者显系由前者直接发展而
来。文具中的刻刀、锥、凿，玉器中的琮、戈、版、 、柄形饰，也是商文化同类器物的
前身。陶器中的大口尊、鼎等器以及陶器上的部分纹饰后来成为商代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里头文化的宗庙建筑形式与格局，显然为商文化的同类建筑提供了效仿的模式。前
庭后殿、周有廊庑的夯土高台建筑，为两种文化宗庙的共同特征，而后者进一步的发展，
是文明进程中的自然结果。
由青铜礼器和玉质礼器的形制、种类、组合、宫室建筑形态、墓葬形制的相似性，又
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礼制内容及其反映的人的意识也有一个前后传承的关系。
只是商代礼制的范围扩大，内容复杂和深化了。
以上文化特质中的大量遗传因子以商文化为载体，传留给以后的周文化。周代青铜器
中的兵器、礼器、工具之最基本、最常用者，有不少可以溯源到二里头文化。以礼制而言
，周礼是在商礼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商礼则是在夏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尽管
夏礼、商礼、周礼内容有很多不同，但“三代之达礼”是长存的。这说明先秦时期中原地
区的先民心理特征和许多观念长期保持着某些共性。
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对于文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战争
和压力不仅造就了文明，而且促使文明进一步成长。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扩大，除前述兵器
之外，军队和战法也应有很多内容承自二里头文化。
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
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
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
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