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
A. 有谁知道这是重庆北碚哪个学校啊
西南大学。
简介：
西南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下，是国家"211工程" 、"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学校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原西南师范大学与农业部直属重点大学原西南农业大学于2005年合并组建而成。原两校毗邻而建，同根同源，均发轫于1906年在西南地区开中国之新学的川东师范学堂，几经发展演变，遂成中央教育部直属，由教育部、农业部和重庆市重点共建的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是一所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中央部属高校，教育部直属72所高等学校之一，教育部与农业部共建的8所重点大学之一，国家免费师范教育试点的6所高校之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首批试点高校，《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部署的重点建设的4所高校之一，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全国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优秀高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是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为重庆片“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牵头单位；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60所合作院校之一，重庆市大学联盟的创始学校之一。
B. 北碚区的地理环境
北碚区代家沟老龙洞生物礁为上二叠统长兴组礁灰岩，位于区东北天府煤矿回地区，构造上属于答扬子准地台四川台坳川东坳褶带西缘的观音峡背斜，于1983年4月发现。此生物礁带发育完美，对于研究二叠纪生物大灭绝以及川东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白庙子飞仙关组下段剖面位于观音峡嘉陵江边白庙子至富皇水泥厂，剖面完整，各种相标志明显。由于江水的原因，底部未出露，被淹没。
金刚碑自流井群地质剖面位于嘉陵江边，出露地层侏罗系自流井群，发育有罕见的淡水相生物碎屑灰岩，反映处于早侏罗世晚期至中侏罗世早期的浅湖-滨湖且湖底开始抬升的沉积环境，沉积物的颜色自下而上呈紫红色-黄褐色-灰色，反映出一个干燥-半干燥-温湿的气候环境。
瓦店子姚家沟嘉陵江组第一、二段沉积相剖面，沉积相代表了嘉陵江组时期的又一次海侵沉积，周边地区成为浅水海洋。海水初始侵入飞仙关时期，西部古陆有相当多的陆源物质供应，与之临近的川南和川西主要发育泥质沉积 ，本地属于局限台地和蒸发台地沉积。
C. 重庆北碚区现在归纳到哪里去了
百倍本来就是一个区，他还是自己在管辖，统一属于重庆市管理。
D.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地理研究所。1937年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并聘李四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后因战乱及经济问题未果。1940年8月由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建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正式成立，黄国璋任所长。所内设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个学科组、分别由李承三、林超、曹谟及马廷英四人主持。所内并设地图、图书资料、事务等室，全所职工约40人。1946年上半年，黄国璋辞职，由李承三代理所长。1946年8月，中英庚款董事会由于无法维持中国地理研究所，将中国地理研究所改隶属国民党教育部。因李承三离所，所长由林超继任。1947年夏中国地理研究所由重庆北碚迁至江苏南京。1948—1949年由罗开富代理所长。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6月南京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中国地理研究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950年4月，由南京军管会文教部暂时代管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移交中国科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许多地理学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卓越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倡导在中国科学院重建地理研究所。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成立，由竺可桢、黄秉维任筹备处正、副主任。筹备期间设地理、地图、大地测量三个研究组，分别由周立三、方俊、曾世英负责，施雅风任所务秘书，有工作人员29人。筹备工作历时3年，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有人员40多名，黄秉维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周立三任副所长。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理研究所分为南京、北京两部分，南京是地理研究所，北京是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和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于1952年秋成立，办公地位于东城区干面胡同。1953年10月，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根据院部要求于迁入中关村，成为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也是中关村的第一批居民，人员不到二十。
1956年8月，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讨论并经国务院同意，大地测量组独立成为测量制图研究室，任命方俊为主任，1957年迁往武汉，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测量制图研究所。
1958年国务院决定，地理研究所南京部分迁京集中，11月，地理研究所正式由南京迁到北京西郊中关村生物楼，当时全所100余人。第一副所长、代理所长黄秉维，党委书记李秉枢。部分人员留南京另行组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964年4～5月间，地理研究所由中关村迁到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3号917大楼办公。1963年，地理研究所协助西南分院筹建地理研究所西南地理研究室，1965年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由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地貌、经济地理、地图等方面的部分研究人员调整到成都，与西南地理研究室合并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西南分所”（后独立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90年代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同年以地理研究所沙漠和冰川冻土方面的研究力量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冰川冻土研究所”（后分别建立“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现合并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197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并入地理研究所，1975年又从地理研究所分出。
1978年以航空像片判读利用研究室和地图研究室制图自动化组为基础成立“地理研究所二部”，1979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地理研究所二部独立，成立“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1986年地理研究所改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1997年2月，地理研究所不再实行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完全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最早组织的科学考察始于1951年，即西藏工作队对西藏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及社会人文等进行了考察研究。1952年与1953年，广东省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华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1953年中国科学院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黄河中游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院内外数十个单位的十多个专业，正式组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科学考察队。同年，还组建了中苏合作云南紫胶工作队。1955年4月为了更好地组织领导中国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综合调查工作委员会”。1955年6月2日，郭沫若院长正式提出中国科学院将成立“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以适应全院日益繁重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1955年7月，成立“综合调查委员会”，领导综合性的资源调查研究工作。1955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报送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关于调整和改善科学院院部直属机构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拟成立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协助院长、院务会议统一领导此项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的建议。1955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竺可桢兼任主任。至1957年底中国科学院已有7个考察队同时开展工作，即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盐湖调查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黑龙江流域综合科学考察队、红水河生物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和土壤队。
1957年制定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任务范围：（1）明确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受国家的任务，由国家计委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2）主要工作是从国家远景计划出发，进行科学的综合科学考察，收集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情况等资料，综合成自然区划、经济区划，包括农（林牧）业区划，并提出合理配置生产力的方案。在积累各地区资料的基础上配合有关方面进行全国性的各种区划工作和全面的综合。
1966年，“文革”期间，科学考察工作基本停顿。经国务院批准，1972年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撤销，除部分人员分散到院内各研究所及省市单位外，大部分人员对口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7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机构名称为“中国科学院综合科学考察组（简称综考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的统一计划，组织、协调自然资源（农、林、牧、水等）的综合科学考察。并指出筹建新机构，要切实贯彻“精兵简政”、“精减机构”的原则，综考组暂定编制不超过160人。1980年8月，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报请中国科学院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研究委员会”。1980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能源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由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共管的能源研究所（后改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1982年11月，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对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实行双重领导的通知》。1998年1月1日起，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不再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完全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合并发展 1999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并纳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建设体系。
E. 1930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在什么地方创立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文星湾42号，是重要的近现代史迹，直辖后，重庆市2000年首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二00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15年5月以前为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于1930年9月创建的中国第一所民办科学院，院址最初设在北碚火焰山东岳庙，即现在的北碚公园，1934年迁建北碚文星湾。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许多学术机关纷纷迁到北碚，继续其研究工作。由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实验所、矿冶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国立江苏医学院、中国地理研究所等13个科研院、所，共同发起、组织筹备委员会，公推翁文灏、卢作孚两先生为正副主任委员，以主其事，于1943年在文星湾筹建中国西部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建筑群至今保存较好。其中：惠宇楼，1933年修建，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主楼，1944年该楼借让给新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作展览大楼。
地质楼，1938年修建，为坚持抗战内迁北碚的国立中央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卢作孚旧居，1944年建，原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办公楼，其院长室曾为卢作孚先生办公及临时生活用房。
地磁测点碑，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测定（东经106025′46″0，北纬29050′07″3），中国西部科学院1945年12月立。
F.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校友风采
闫小培：女，1956年3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副市长。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理教育专业，获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82-1990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1991年3月至今在中山大学任教。现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兼任《地理科学》（英文版）、《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城市规划》、《国外城市规划》、《规划师》、《现代城市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等杂志编委。兼任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致公党中央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
闫小培从事城市地理、地理专业英语和城市发展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任负责人之一的城市地理学课程被列为中山大学和广东省重点建设课程。闫小培从事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区域发展与城市规划、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建设部与广东省政府合作项目1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国际合作项目2项、与香港合作项目2项，主持地方政府委托项目10余项。作为主要研究者，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自1990年以来，已在《地理学报》、《地理科学》、《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地理学报》英文版）、《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地理科学》英文版）、《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热带地理》、《中山大学学报》、《城市规划》、《国外城市规划》、《城市问题》、《城市研究》、《城市》、《Urban Geography》（美国）、《GeoJournal》（德国）、《Journal of Geography Ecation》（韩国）等国内外主要地理和规划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4本。闫小培曾获广东省高校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中山大学先进科技工作者、中山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广东省政协优秀提案奖、中山大学地学院优秀班主任、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称号。
周介铭：男，1956年5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汉族，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校长。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1982－1985年在兰州商学院贸易经济系、西北民族学院民族贸易系任教师，1985－1990年任四川师范大学地理系讲师、副系主任，1990－1997年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教务处副处长、处长，1997－2003年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2003年至今任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周介铭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在国土规划与整治，土地资源经济评价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次承担国家计委、国土资源部、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土地局、四川省教育厅及各级地方政府下达的科研课题。他主持和承担的《成都市国土总体规划》项目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主持和承担的《都江堰市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研究》项目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主持和承担的《AUTOPLY县级土地利用现状及变更调查信息管理系统》项目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他主持和承担的项目还多次获得国家土地管理局和成都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并于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除承担大量科研项目外，他还出版了3本专著，并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周介铭在教学与教学管理上也有较深的研究，先后两次获得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他是四川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学硕士点的学术带头人，招收资源评价方向的研究生。
周介铭现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四川省地理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土地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国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副会长，并于1998年起连续两届受聘为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
王一鸣: 副院长, 研究员,博导,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硕士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9年7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和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历任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院长助理。2001年1月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2003年兼任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所长。2005年2月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主持院日常工作。
主要著作：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
“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主要学术论文：
西部大开发要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先导
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若干问题研究
领导干部宏观经济管理知识读本
“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许炯心：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8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1977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此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9月－1987年7月在荷兰国际地学与航测学院进修。1995年5月－1996年7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现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地貌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委员；《地理研究》编委,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 编委、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IE索引刊物)编委。
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河流地貌、流域侵蚀产沙和河流泥沙灾害方面的研究工作。 科研业绩：共发表论文110余篇，其中SCI索引论文近30篇。出版专著4部（含合著）。
代表性学术著作：1. 1996，中国不同自然带的河流过程，科学出版社。 2. 1997，河型对含沙量空间变异的响应及其临界现象，中国科学，Vol.27,No.6,548-553. 承担项目情况：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面上项目、973项目、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要方向及领域前沿项目等共20余项。
获奖情况： 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次 。
钱乐祥 ， 教授， 博士， 广州大学博士生导师。1987年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1997年于华东师大博士毕业，主要从事GIS与遥感应用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现任广州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兼地理信息科学系教授，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热带亚热带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通讯委员、广东省地理学会理事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兼职。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出版《地球信息科学引论》等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获各种奖励20余项，2005年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发表的学术论文：
1．Qian Lexiang, Cui Haishan and Chang Jie. Impacts of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o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Zhujiang Delta. Pedosphere, 2006, 16(6), SCI；
2．钱乐祥，丁圣彦. 珠江三角洲土地覆盖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地理学报，2005，60（5）；
3．钱乐祥等. 福建土地退化的景观敏感性综合评估. 生态学报，2002，22（1）；
4．钱乐祥等. GIS支持的土壤贫瘠化区域分异研究. 地理科学，2002，22（1）；
5．钱乐祥，丁圣彦，许叔明. 伊洛河流域不同地貌类型区的景观空间结构对比分析. 地理科学，2003,23(5)。
邱道持：男，汉族，重庆市人，1947年生。1978年10月至1982年1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其间，1985年至1987年曾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在校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西南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教育部西南师资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重庆市地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重庆市国土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土壤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科协常委。2001年10月调任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
邱道持同志多年从事地理教育和国土资源管理教学科研工作，成绩突出。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任务书编号：2001BA604A02）以及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重庆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重庆市土地定级估价等30多项科研课题。在《中国土地科学》、《自然资源学报》、《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了《中国政治地理》、《综合自然地理学》、《重庆市矿产资源开发》、《土地资源学》等专著。先后获得教育部曾宪梓优秀教师奖、四川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奖、以及国土资源部、建设部、重庆市人民政府等八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6年被西南师范大学聘为教授、2000年被西南农业大学聘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01年被重庆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评选为地理学学术带头人。
王 力：男，教授，人文地理专业硕士导师，生态学专业博士导师。199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博士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国家遥感中心参加ARC/INFO专业培训。
主要研究领域：资源经济学、土地资源学、农业经济学。主持“重庆黔江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悦来镇城镇总体规划”、“永川生态经济综合发展规划”等项目10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2部。
吴康明：1963年9月生，四川省广安市人，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留校工作，副教授。曾任西南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四川省委社教工作团达县工作队队长。1992年12月任西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1997年1月任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1997年12月任重庆市团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1998年5月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01年12月任重庆市团委书记、党组书记。2003年6月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04年6月任重庆市北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 2005年任北碚区区长， 2007年任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正厅局级)。
谭净：男，1961年9月29日生，四川南充市人。1979年9月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3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7月担任助教，1991年7月任讲师，1995年10月任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副主任，1996年10月任副教授，2003年6月任西南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副院长，2004年6月调致公党重庆市委，历任副秘书长兼组织处处长、秘书长、副主委兼秘书长。在校期间，主讲过《中国经济地理》、《产业布局学原理》、《经济地理学导论》、《地理学思想史》、《土地估价理论》、《中国地理》、《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等本科专业课和《产业布局学原理》、《经济地理学导论》、《区域经济学》等研究生班课程。1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多次评为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曾参加或主持完成了“海南省通什市城市总体规划”、“四川经济地理”、“川南国土规划”、“合江县农业资源开发重点项目技术经济研究”、“长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总体战略研究”、“歇马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长江水天城总体规划和土地估价与预测”、“石柱县悦来镇、下路镇城镇总体规划”、“九龙坡西部九镇城镇体系规划”、“三峡移民与发展”等科研课题。其中1项被评为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评为重庆市社科三等奖。参编的著作2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篇。
罗清泉：四川省蓬安人，生于1967年3月，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同年就读地理系区域地理学中国经济地理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理学硕士。1998年韩国韩南大学进修宏观经济学；1999年重庆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200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2年先后任重庆市计委（发展计划委员会）高技术处副处长、国民经济综合处副处长、处长，兼任重庆市区县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2月任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2006年12月至今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发展规划、财政金融、高技术产业、西部开发等方面工作，兼任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学会副理事长。实践经验丰富，是重庆市“十五”计划制定者和起草人之一，“十一五”重大专题规划的制定者之一，重庆市“一圈两翼”区域发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主体功能区、川渝合作成渝经济区建设等重大战略的策划者和推动者。理论功底扎实，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3部。
G. 西南大学地理研究生
你好，我是西南大学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生。我们当初的专业课用的教材是《自然地理学》回《中国经济地理答学》《经济地理学》，当初招生参考书目上也有《人文地理学》，但是我没有也没看。你最主要的是看能不能联系到去年参加过考试的同学，问他们要历年的真题，然后针对真题去准备，才能够发现重点，这样效果很好。我当初就是这么准备的，考试结果也很不错。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你顺利成为我的学弟或者学妹。
H. 北碚的五一所是什么单位,在线等
北碚五一所是原总参五一研究所留北碚的离退休干部，退休职工，干部及职工遗属，部分原五一所移交西南大学的职工，原五一研究所部分转业人员等的居住小区。占地三十余亩，紧邻西南大学，西大轻轨站，天生桥小学。是宜居宜业的风水宝地。轻轨六号线西南大学站2号出口出来，右行100米左右即到。
I.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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