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地理逆城市化的原因

① 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有哪些

從7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提高，以及鄉村地區和小城鎮基礎設施逐回步完善，首先答在英國，隨後在美國
西歐各國
日本，後來又在北歐各國，相繼出現了與城市化過程相反的人口流動現象。這種現象主要表現為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迴流，大城市中心區萎縮，中小城鎮發展迅速，鄉村人口數量增多。

② 出現逆城市化的原因是

所謂逆城市化即由於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見專增大，城市人屬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在那裡形成一個綠色的生態環境。市區出現「空心化」，人口呈現負增長，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由此可見，城市的環境污染相對嚴重，用地緊張，房價較高，交通擁擠等原因是逆城市化的主要推力，而小城鎮和農村基礎設施逐步完善以後，上述幾方面的相對優勢則成為導致逆城市化的拉力。

③ 高中地理問題：逆城市化的危害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派生出來的新潮流。表現：大城市中心區萎縮，中小城鎮迅速發展；鄉村人口數量增多，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迴流。

④ 高中地理 逆城市化原因

逆城市化原因,首先要想到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大城市出現了問題；其二是中小城市設施水平等滿足了人們居住的生活.因此,除了樓上說的以外加個中小城市公共設施水平提高,醫療水平完善,空氣質量環境良好等.

⑤ /逆城市化產生的原因

城市發展快導致環境污染、居住環境緊張、交通擁擠、空氣質量差、就業困難等後果，進而導致人口向城市外遷移。

⑥ 高中地理：衛星城出現在郊區城市化還是逆城市化階段，為什麼

衛星城是郊區城市化的表現，大城市已到飽和，只能分散大城市專職能。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進屬程的後期階段，區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揭示的是城市化的一個層面，是城市化在尚未實現階段所經歷的一個主要過程。它是城市向心增長的一種重要形式。從本質上講，郊區城市化是郊區轉變為城市地區，或郊區的城市要素逐漸增長的過程，也是逐步縮小城郊之間生產、生活條件差別，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郊區城市化的核心是郊區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

⑦ 在高中地理中，什麼是，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就是：當一個城市（如美國的一些城市）發展水平較高，
城市的空間、資源等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
而這個時候鄉村的基礎設施也逐漸完善，一種大量城市人口向鄉村轉移的現象。

⑧ 比較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的原因。

郊區城市來化是指中心源城市發展成熟後向郊區擴展延伸，逆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心低速發展，城市郊區農村等快速發展，出現城市中心衰落現象，再城市化是指逆城市化之後城市中心再次成為發展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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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逆城市化產生的原因

1,人口高度密集；2，追求寧靜的田園生活；3，農村經濟相對變好。

一、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歷史回顧

從1949年到1978年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工業化雖然取得較大突破，但城市化進程卻相對滯後。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卻僅由10.6％發展到17.9％。[1]有學者認為，與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國城市化進程滯後了至少約17％。[2]當代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脫節和城市化進程長期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國家通過戶籍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固然是導致城市化進程受阻的原因所在，但在30年的時間里，人口頻繁地由城市向鄉村遷移也是造成城市化滯後的重要原因之一。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從人員構成上看，自建國初便開始出現，並於1960年代以後迅速擴大且長期延續的當代中國逆城市化主要是由四部分人員構成：一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被遣返回原籍。建國之初便有大量流入城市避難的鄉村人口被遣返，僅1950年人民政府就及時動員和組織了16.5萬原籍在農村的失業人員回鄉參加農業生產。[3]1960年以後，「大躍進」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又使此前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據統計，1961—1964年全國被精簡的2500多萬城鎮人口中，約有1000多萬為新近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4]二是城市失業人員和閑散勞動力。解放初。凋敝的城市經濟難以容納過多的城市人口，因而人民政府積極組織城市失業人員和閑散勞動力下鄉就業。據統計，到1949年8月，解放較早的北京已有近20萬人口被分散到周圍農村[5]，其他國內大城市也都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口從城市向農村疏散。1955—1956年，人民政府又繼續組織了一批城鎮失業、無業人員下鄉插社或去農場開荒生產。據北京等六市二省的統計，失業人員下鄉插社和插場的，連同家屬一共有86萬人。[6]三是城市的知識青年。自1956年開始在少數幾個城市進行動員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試點之後，從1962年起，大規模的城鎮知識青年下鄉活動便廣泛開展。據統計，從1962年到1979年末，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人。[7]四是城市的機關幹部、教師、職工及其家屬。在解放後多次進行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中，每次運動之後總有機關幹部、教師、職工及其家屬被下放到農村或「五七」幹校。僅1957年、1959年兩次反右斗爭中，就有數十萬右派或右傾的人連同其家屬一起被遷往邊遠落後地區或其原籍進行改造。據估計，全國先後到農村勞動、落戶的幹部、教師、職工及其家屬在2000萬人以上。[8]

從逆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人口規模看，受大量人口外遷的影響，城市人口規模緊縮是中國各主要大城市都曾出現過的現象。以上海為例，從1967—1977年的10年間，盡管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一直未曾停止，但城市人口的總體規模反而減少16.88萬人。[9]與此同時，中小城市也出現了普遍萎縮。根據1955年規定的設市標准，到1964年底，全國只有建制市168個，比1961年減少36個市。[10]鎮的萎縮更為普遍，僅1961—1964年的3年間，全國建制鎮便從4429個減少到2877個。據統計，1954—1957年，市與鎮的非農業人口比例為61.89∶38.11，而到1983年，這一比例已下降為68.28∶31.72.[11]尤其是從1961年到1964年的4年間中國城鎮人口凈遷出4369萬人，直接導致農業人口在中國所佔比重由1960年的73.83％上升至1964年的80.15％。[12]

大規模而又頻繁的逆城市化現象導致了中國城市人口的大量減少，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據估算，從1949—1979年的30年間，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累計5200多萬，占城鎮人口凈增總數的66％[13]，自然增長在全國城鎮人口增長中起了最主要作用，而本應隨工業化而在城市化進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械人口增長反倒成為次要的因素。

二、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原因及特徵分析

當代中國社會大規模而又頻繁的逆城市化現象的發生是人口眾多的新中國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之下所選擇的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必然產物，因而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既有其發生的歷史基礎，又有其出現的現實根源。

新中國成立初，在被迫採取「一邊倒」國際政策的前提下，中國走上了蘇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以蘇聯模式為藍本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最重要特徵即在於重工業優先發展。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重工業發展戰略使中國工業脫離了勞動力剩餘和資金短缺的基本國情，向著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的方向發展。從「一五」至「五五」期間，輕工業在國家建設投資比重中始終未超過7％，而重工業除「一五」期間為36.1％以外，其他時間都一直在45％以上，「二五」期間甚至高達54％。[14]另據測算，每百萬元固定資產投資所容納的勞動力，輕工業為257人，而重工業為94人，約為輕工業的1／3.[15]因此，重工業的過度發展必然產生「資本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造成資本形成要素中短缺的資金對過剩的勞動力的排斥，從而嚴重製約了城市工業發展吸納勞動力的潛力。

在大力推進重工業發展的同時，國家在這一時期還有意識地限制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導致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甚至趨於停滯、萎縮。據統計，1952年，全國每萬人口中有零售商業、飲食業、服務網點95.7個，1978年下降到13個。在全部職工中，從事第三產業人員的比重也從1952年的60.2％下降到1978年的36.7％。[16]這便極大地限制了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加。城市重工業的「過度」發展和輕工業、第三產業的滯後是導致建國後中國出現逆城市化現象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建國30年的時間里長期滯後的農業經濟也難以承擔過多的城市人口。為發展重工業，中國在農業方面的投資長期不足，除1963—1965年農業基建投資在國家的基建投資中達到17％以外，其餘時間都在10％左右。[17]與此同時，在從1952—1986年30多年間，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制度和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農業為國家繳納的稅收1044.38億元，兩項合計6868.12億元，約占農業所創產值的18.5％。[18]對農業投資過少而抽取過多直接導致農業因喪失自我積累能力而難以獲得較大發展。據測算，1978年的農業總產值（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1458.8億元，僅比1952年增長1.3倍。[19]農業生產的落後使有限的糧食產量難以養活過多城市人口，因而一旦城市人口增加到商品糧難以滿足需要時，中國便會出現逆城市化的浪潮。這在1959年糧食緊張以後的1960—1964年的人員精簡和1972年「三突破」之後的1973年再次大規模人員精簡、知青下鄉等兩個歷史時期都表現得格外明顯。因此，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階段性特徵十分明顯。

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階段性特徵不僅僅取決於糧食生產與城市人口需要的結構性矛盾，而且也與建國後中國經濟的起伏性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經濟極為落後的背景下建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為了迅速地改變貧窮落後的現狀，從領導人到一般民眾都普遍存在著迫切的發展心態。在「趕超」心理的驅使下，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大地上多次出現運動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其中尤以1958年的「大躍進」最為典型。在「大躍進」中，為使「鋼鐵翻翻」和「萬馬奔騰」，全國各地都大辦工業。其中，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工廠數量都出現成倍的增長，從而造成城市勞動力短缺的假象。因此，在1959、1960兩年城市工礦企業新增勞動力約2000萬人，其中約一半都來自農村。但是，脫離現實的盲目發展最終未能持久，從1960年開始，中國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停建、緩建了大批建設項目，許多企業被迫下馬，不得不把新調入的近1000多萬勞動力精簡回農村，從而在3年中形成了2000萬人的城鄉往返大流動。

城市人口的持續外遷也是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重要特徵之一，這種持續外遷是人口增長過快和經濟增長所能容納勞動力有限的結構性矛盾所造成的。解放後，國家採取了鼓勵人口生產的政策，而生活條件與衛生條件的改善又為人口的迅速增長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此，1950年以後，中國迎來了第一個人口出生高峰。到1958年，中國共出生了1.87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80萬人。這一時期新生的人口分別在1966年到1974年達到勞動年齡。[20]1966年以後出現的就業高峰期間，由於城市難以實現新增適齡人口的全部就業，以知識青年為主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大量地遷往農村。這也就是為什麼從1965—1976年的12年間中國城市幾乎每年都有數十萬人口凈遷出的原因所在。

除以上兩點外，當代中國逆城市化還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特徵。1949年以後國家為保障重工業化發展而採取的包括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和戶籍制度、糧油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都使城鄉生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據統計，1952年農業人口消費水平為62元，非農業人口消費水平為148元，後者為前者的2.39倍。而到1978年，這一差距又擴大為2.9倍（分別為132元和383元）。[21]這種不斷拉大的差距除對農村人口形成強大誘惑力外，也使城市人口或已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極不願離開城市。為此，國家為將城市人口疏散到農村，除了廣泛宣傳動員外，還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如196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所發《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中便規定：「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實城鎮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戶，做到人、糧相符，嚴禁虛報冒領和營私舞弊」。[22]而後來的幹部、教師及職工等「右派」的下放更帶有明顯的強制性。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也是在國家的計劃安排下強制完成的，盡管「強行是隱在幕後的」。[23]當然，逆城市化僅僅反映了當代中國人口遷移的一個方面，因為作為一個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國家，城市化必然是建國後30年裡中國人口遷移的一個主流趨勢。事實上，就在逆城市化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同時，城市化仍在持續發生，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也始終是與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比如，1966—1976年的10年間，在前後累計約有3000萬人的城市知識青年、職工及其家屬、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被強制性地遷到農村的同時，城鎮企事業單位又大量從農村招收職工。其中，1962年以來下鄉的1700餘萬人中通過招工、招生、徵兵等途徑調離農村的人數約1000萬。總計同一時期返回或新進入城市的人口亦達2000餘萬人。進出相抵後，城鎮人口的凈遷出僅約500餘萬人。[24]這種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交織進行便構成了1978年以前中國城市化的獨特經歷。

三、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的作用與影響

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而輕工業和第三產業萎縮、農業生產嚴重滯後、全國人口自然增長過快以及國家經濟發展長期波動起伏等綜合背景之下發生的，因而國家實施城鄉人口逆向遷移的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選擇。這種選擇，不僅對城市，而且也對農村產生了一系列既具積極性又具消極性的作用與影響，並且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一直延續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對於城市來講，從長期來看，這種作用與影響主要表現為大量人口的離開城市減輕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和包括糧油供給、社會保障在內的經濟負擔，使城市經濟得以通過高投資、高積累的方式持續發展，即便是在「文革」時期，中國的城市經濟仍然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同時，也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由「過度城市化」而引發的高失業率、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和城市貧民窟泛濫等社會問題。就具體影響而言，城市職工的大量精簡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1958年以後所出現的人浮於事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勢頭，如1966年全國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達到10156元，比1957年提高60％，比1959年提高88.6％。[25]與此同時，城市人口的精簡和職工工資、商品糧銷售的減少也有利於提高留在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正如1963年3月3日中央精簡小組、國家計委、勞動部所發《關於繼續完成精減任務和調整工資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減少大量職工後，國家得以拿出一部分錢來調整職工的工資，並且擴大計件工資的范圍，整頓和改進獎勵制度、津貼制度。[26]

但是，這種大規模的人口外遷亦對城市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除表現為大量年青勞動力遷往農村之後所出現的城市職工老化以及家庭人口長期分離所造成的系列家庭問題之外，更集中地表現為「文革」結束後，大量人口的返城導致城鎮待業人員於1979年時出現「爆炸性積累」。據統計，當時城市共有總數達1500萬的待業人口需要就業安置。[27]由於在很短的時間里難以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安排就業，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相繼發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城鎮待業青年集會、遊行、請願和哄鬧政府機關的事，成為一個關系國家穩定的重要社會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

如果說這種逆城市化對於城市的作用利弊兼具的話，那麼大量人口被疏散入農村對農村所造成的影響同樣具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從逆城市化的初衷而言，人口由城市向鄉村遷移具有明顯的解決城鎮就業困難的目的，而且直到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目的都沒有發生改變。但是，這一行為的發生在農村卻並非沒有其現實的需要。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動員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便是以農村合作化運動為社會背景的。農業的合作化為農業生產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當時農村人口文化素質普遍極為低下的情況下，城市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人口的移入確實有助於集體化管理的需要。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也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那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他號召：「一個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28]

除此而外，大量人口的遷入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對於缺乏資金和技術投入，主要依靠人力的增加來推動發展的農業來講，數以千萬計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除了有助於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實現以外，也有利於通過單位勞動力的投入而增加農產品的產量。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遷入也為農村帶來了一定數額的資金。據統計，從1962—1979年末，國家財政累計為下鄉知識青年劃撥包括插隊補助等安置費在內的撥款75.4億元。[29]而知青的安置經費又常常成為基層單位購置農業機械和化肥、農葯或用作其他投資的重要經費來源，[30]這對於缺乏資金投入的農村來講，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下放的機關幹部、教師、技術人員和城鎮知識青年也為農村帶來了知識與技術，比如，20世紀60年代有很多上海回鄉人員中以其知識、技術而被選為大隊、生產隊幹部，他們的到來改變了不少生產隊的落後面貌，被生產隊的社員們稱贊為「來個好當家」[31].這對於改善農村生產技術水平和發展社隊企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當然，大量人口的遷入也給農村帶來了較大的消極影響。由於中國人口的增加，明清以來中國的農村便開始陷入農業勞動力投入過多而帶來邊際生產率遞減的「高水平平衡陷阱」[32]，建國之初隨著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關系的轉變而出現的農業生產的繁榮實際上僅僅是中國農業中傳統生產力釋放的結果。因此，缺乏資金和技術投入的農業並未因解放而打破「高水平平衡陷阱」，而建國後失控的人口生育所帶來的人口自然增長過速使農村人口過剩的危機更加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派遣城市居民到農村去的『下放』運動，只是使鄉村地區就業不充分問題復雜化」[33].一方面，新遷入的城市人口擠佔了農村人口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因為在最初的安置經費用完之後，他們的一切生活完全依靠農業生產），尤其是在開墾較早、而且傳統農業經濟早已非常成熟的地區這種擠占更為明顯，從而激化了農民與外來人口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大量城市人口的遷入加劇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積累，在產出十分有限的前提下，農村基層單位勢必只能按人口分配生活資料，從而勞動力投入缺乏激勵，普遍產生的「大鍋飯」現象使農業邊際生產率進一步降低。

農業生產的落後和農民的普遍貧困在制約國家工業化決心的同時又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平衡性，從而使城市遷入農村的人口和農民都對城市生活抱有過多的期望。這種期望最終導致「文革」結束後城市人口毫不猶豫地集體返遷和20世紀80年代前期小城鎮的迅速發展以及從80年代後期延續至今的洶涌「民工潮」的出現這三次具有明顯補償性的城市化浪潮。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3期 文章作者：邱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