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國地質大學
1. 丁文江———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兼論丁文江精神
陳寶國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近代地質科學的故鄉，不在東方，也不在中國。然而，20 世紀初葉，在中國科學史上是值得記憶的時期。因為，在世界風雲動盪、社會思潮湧動、科學技術的發展日益快速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地質科學應運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里，中國地質事業進入到她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中國地質學的發展也走入了國際地質科學發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國的地質科學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有諸多因素促成了這個過程的實現。諸如，科學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發展; 中華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禦外辱、振興中華的奮斗中，自強自立的支撐作用; 優秀知識分子振國強邦科學救國的崇高信念; 中國地質機構的設置和地質教育的開展，等等。毋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學以致用 循師承自然
將丁文江作為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紀初葉，在中國，國人以科學方法進行地質調查的學者還不多見。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章鴻釗曾以《中國杭州府及鄰區地質》為題，開展了區域地質調查，成為中國學者自行調查中國區域地質並寫成論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黃汲清先生的話來說: 「還有幾位中國地質學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們是鄺榮光、張相文、王寵佑、顧琅。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他們都多少寫了一點有關地質學的文章或做了一點地質工作，但為期甚短，影響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獲動物學和地質學雙科畢業證書回國。當船行至越南海防時，丁文江便棄船上岸，開始了他在中國大地的第一次地質考察旅行，途經雲南、貴州、湖南諸省，沿途考察地質地理及風土人情。他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凡是有志於地質科學的人必須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要親臨其境，拜自然為師。同時，丁文江把這次考察作為自己今後從事地質科學事業的一次親身體驗，以此考驗自我獻身科學的意志和毅力。從這次考察開始，丁文江在後來的地質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證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務實、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學態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進行野外地質考察，除去他的地質調查成果之外，丁文江從精神層面上向有志於獻身科學事業的人們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地質學家所具有的嚴謹的科學認知態度和堅毅的科學奮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與梭爾格、王錫賓進行了一次長達月余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其後考察結果正式出版，成為中國地質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區域地質報告和圖件。1914 年丁文江隻身遠赴雲南、貴州、四川進行地質考察，時間長達 10 個月之久，成果頗多。要提及的一點是丁文江對徐霞客的研究和對 《徐霞客游記》的編訂過程，完全是以科學家的科學態度進行的。他不僅仔細閱讀了 《徐霞客游記》，同時身體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實踐來修訂前人成果之對錯，令人欽佩。為此他被後人稱之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丁文江當之無愧。
丁文江以其科學的態度在地質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為准則，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張的 「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的實踐探索精神。這種尊重實踐，求師於自然的行為准則，成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地質學家所具備的優良品質的一個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為一位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腳踏實地地實踐，在林莽溝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澗間跋涉，表現了他的求實精神，而科學實踐的目的性又表現了他行成於思，求知問事，務求有的放矢的思維方式和實用態度。
20 世紀初的中國，積貧積弱的中國向何處去? 何以救中國? 成為當時知識階層思考的問題。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學達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學與進步思想影響。他深知達爾文進化論自然選擇的適者生存規律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並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在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丁文江選擇並踐行了科學救國的道路。而這種選擇形成於他不斷的思考，形成於他對東西方科學、思想、文化的認識和比較，更形成於他辦事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正如丁文江留學歸國並未直奔家門而選擇步行穿越雲、貴一樣，在丁文江的人生藍圖中，他已把自己融進科學救國、獻身科學的事業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確的，做事是堅定的。他在地質考察過程中，脫去了西裝，裝上了假辮子，穿上了長袍馬褂，留了小鬍子，戴一頂瓜皮小帽，全然與平民無異。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裝束普通的人，在他開始地質旅行之前，已經規劃了中國地質事業的宏圖，並從自己開始堅韌不拔地邁出了堅實的腳步。
對於這次考察，吳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國探寶藏》一文中講: 「丁文江此次內地旅行可說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現，充分發揮其毅力勇氣和觀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針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竟發現武昌輿地學會地圖、商務印書館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萬分之一地圖，均根據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測地圖做的藍本。」丁文江通過考察發現了現行地圖實為 200 多年前的資料。為此，丁文江感嘆，與西方相比，中國在地理學上止步不前，實際已落後了先進國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觸，激發了他作為一位科學家不甘落後的激情，1934 年他與翁文灝、曾世英等人合編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完備的現代地圖冊——— 《中華民國新地圖》。該地圖作為紀念 《申報》創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動了地學界，被稱為 「國內地圖改革第一聲」。此圖與當時世界上制圖方法先進的地圖相比毫無愧色，在國外被稱為 「丁文江氏地圖」(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調查，丁文江通過實地考察糾正了德國學者李希霍芬關於 「山西真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世界幾千年。」的妄說。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中，丁文江指出: 「以發現於地面者言，則不甚適宜於西法開采，蓋礦質之分布約一定規則，且文江、梭爾格所見最厚之礦無過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很多，但鐵卻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樣。為此，他寫了一篇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的比較》文章，對李希霍芬的錯誤認識和誤導給予糾正。
我們講丁文江是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僅是就他所從事的地質科學事業而談，當我們論及丁文江的科學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務實精神時，則就有了更進一步的含義。因為在丁文江那個時代倡導科學，倡導以科學態度從事科學的研究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則對這種社會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證。正如一位學者談到的: 「要科學在中國生根，有賴於專業科學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個傑出的科學家，又是個科學的播種者。」或許這正是丁文江審時問思，有的放矢的科學思維帶給後人的一種啟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學真諦
丁文江 15 歲出國留學，9 年之後歸國。他的少年、青年時代幾乎都是在西方文化傳統的熏陶下度過的，以至於生活習慣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響下，產生出的是一種崇尚科學、為民族、為科學而獻身的世界觀和科學觀。這一點又不能不論及丁文江以科學為至上、以民族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寬闊的胸懷。黃汲清先生這樣評論丁文江: 「丁文江知識淵博，學通中西。由於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廣交西方朋友，結識中國學人，因而他對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而且是一位人類學家、動物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學，特別是達爾文主義，但他對人文科學也表示極大的興趣。丁文江先生已經過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後，對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他對中國地質科學，他對中國科學發展的貢獻和啟迪，長期以來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時間，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時日，丁文江的作用將會在中國現代史上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這是一種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現實，但在這遺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經成為中國地質界、中國科學界所公認的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正如李濟先生評論丁文江時所說的: 從好些方面看，他是一個劃時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他是開創這種風氣並且使之實現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夠成就他的事業和理想，除去學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還要提及他思想活躍，視野開闊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夠深悟科學的真諦。有此三點，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裝著祖國、背負著民族的希望、以弘揚科學為宗旨獻身科學的人。他可以腳踏實地去專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運籌帷幄，有條不紊地做好幾件事情。盡管他過早地離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這種精神曾使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受益，曾令中國科學界鼓舞，對後人更是一種無形的鞭策。
關於丁文江先生對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貢獻，黃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國地質學上的幾個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
第一位地質教學機構負責人，即北京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所長;
第一位發表地質礦產調查報告，並附有區域地質圖的學者;
第一位遠征邊疆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中國礦產資源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詳細研究煤田地質，並建議進行有計劃的鑽探，從而獲得經濟效益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工程地質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用統計學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學者;
第一位以地質學者身份主持鐵路勘察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 《礦業紀要》的學者 ( 與翁文灝合著) 。
2. 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與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陳寶國 員雪梅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老一輩地質學家是中國地質學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們或留學師從世界級學術大師，回國後成為地質學學科和學術理論的奠基者和引領者；或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和推動中國地質事業發展，在教育、地質勘查、學術研究等領域作出突出貢獻。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們的學術成長經歷為主線，真實反映其求學歷程、師承關系、工作經歷、學術研究、重大成果等，將鮮活地豐富我國地質學科學技術發展歷史，推動和發展學術傳統，從而為准確把握未來地質科學事業發展的方向提供參照和借鑒。深入研究他們學術思想的形成、發展、成熟的全過程，探討他們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歷程、方法、關鍵節點、關鍵因素，及其背後的精神動力，解剖他們成功攀登科學高峰的社會環境、科研和工作條件、文化氛圍和物質基礎，進而探求我國地質學學科和事業發展規律，科技人才成長規律，學術傳承和學術傳統的發揚光大，都有重大的啟迪意義。
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翟裕生主任在《地質學史論叢·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質學史研究會成立以來，地質人物史一直是學史研究的重點，「努力探索人物的學術思想、治學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點」。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確方向。這方面已有人物傳記和年譜出版，也有論述重大地質成果和機構建設中先驅者的事跡與貢獻，緬懷和紀念前輩業績；更有一批前輩學者的文集出版，系統地收集了他們的學術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獻資料和照片等，使這些人物的人生歷程得以生動地展現，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借人傳事 借傳述史
我國有人物傳記的歷史傳承，《史記》開創了傳記文體，有帝王本紀和各色人等的列傳；但一部二十四史，稱得上與科學技術相關的人物，幾無蹤跡可尋。科學家傳記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國還是一門年輕的分支學科。特別是以謹嚴的學術梳理見長，闡發人物學術和治學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見；但是他們的事功、德行、思想、個性，都將為後輩學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導我們去思考人生目的、意義和價值，鼓舞後人在學術道路上奮發進取，這是值得深入開掘的園地和學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綜觀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黃汲清、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等已有較優秀的研究成果，不僅傳主是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早期各級地質機構創立者和地質事業的領導者，而且他們投身地質學研究的時代，正是20世紀初中國從封建社會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除丁文江外，他們都迎來了新中國，為新中國地質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因此，借人傳事，借傳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徑。
2012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勝雲等編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時代》一書，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間的書信為史料，是考證李四光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尤為難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諸多名家手跡，彌足珍貴。參以《李四光傳》(陳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譜續編1889～1971》(馬勝雲等，2011，地質出版社)等研究資料，為我們的人物史研究樹立了典範。
為此，以李四光研究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僅16歲在日本留學期間成為同盟會創建會員，22歲(1911年10月)參與武昌起義，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任實業司司長)。袁世凱竊奪革命成果後，憤而辭職，24歲赴英國留學，先學采礦，後轉入學習地質學。他以《中國之地質》為題的學位論文，獲伯明翰大學自然科學碩士學位。他在學位論文中寫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們要求新一代的黃帝子孫們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也許並非為時已晚」。李四光無論是投身革命，還是選擇地質學，都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振興中華緊密相連。
李四光開創中國冰川學研究的貢獻，已有諸多文章述及，我們綴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學者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途徑的由來。李四光本人在《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興趣萌生於家鄉傳說的巨石——「打牛石」(當地傳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亂，天公拋下此巨石，趕走金牛星)，年僅12歲的他對此留下深刻印象。這是片麻岩巨礫，遺留在江漢平原的冰川漂礫。在英國學成之後，他曾赴歐洲考察了阿爾卑斯山的冰川地質。1921年他帶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在河北沙河縣沙源嶺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帶發現冰川漂礫(帶有擦痕的巨礫)、U形谷地和圓滑的孤丘等，從而確認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活動。當他把這些材料攜回北京，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年會(1922年)上報告這些發現。在場的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rson 時任農商部顧問)和加拿大籍學者步達生(D.Black)都表示懷疑，甚至斷言第四紀時期中國緯度過低(與阿爾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後來，李四光在《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些什麼》的演講中，回憶此事時用了「他輕視地置之一笑」記述了那一刻的場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質系學生赴江西廬山實習，並先後三次在廬山研究冰川遺跡，從遺留的冰川堆積物和冰川運動痕跡，到地形、地貌，劃分出鄱陽、金井、木樓三個冰期和考證其時代，從而奠基了李四光作為中國第四紀冰川學研究第一人的學術地位。1922年當李四光將《華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遺跡》一文，用英文發表在英國的《地質雜志》(V.59，No1.P14～21)上時，國際地學界對第四紀大冰蓋之說尚存爭議，他在文章中說：「任何為了搞清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必須在野外進行」。1940年他在華南調查時，再度著有《鄂西川東湘西桂北第四紀冰川現象述要》一文。這些史實表明，作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在科學問題面前是勇敢而嚴謹的。1941年美國學者戴特拉(轉引自周耀華《廬山第四紀冰川的三次大論爭》，1972，天地縱橫，尹培基主編，地質出版社出版)發表的文章中，確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學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中說：「干科學工作的人們，第一要有勇氣，要有毅力……僅靠高談闊論，世界上就沒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說：「說而不行，行而不動，用力不準確，都不是科學的精神」(1942，建設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畫出李四光奠定中國冰川學的學術研究過程。
1958年《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成立，李四光為首任主任委員，1959年他已70歲高齡，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處、香山、潭柘寺等處調查冰川遺跡，對三家店東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後觀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開創的中國冰川學出發，還可進一步梳理地質歷史時期的冰川堆積，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峽地質，識別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磧層」(新元古界，距今約650～740Ma)，中國冰川研究者的師承關系，直到現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氣候學證據等，轉入到冰川學的學科史研究。因此，因傳述史，不僅反映時代風雲，也是學科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還要從《年譜續編》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題為《詠鐵錐》的新體詩，發表於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個玲瓏世界。再過百萬年，可祗剩得幾堆塵土，幾堆余灰。這是迷。破迷還賴我鐵錐。工作復工作，莫道吃虧，我們今天定要作出一塊紀念碑。還要待誰?!」。地質學中的「迷」，實實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國第四紀冰川之謎，無疑是一塊高聳的科學紀念碑。我們認為，人物史研究應該通過史實、學術記錄(本人或同時代人的學術評價)和多方面史料，還原人物科學攻關的全貌和全過程，從而撰寫前輩的科學作風和學術傳承。
二、史蘊風雲際遇，文傳時代潮流
每個人物都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際遇、行為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然而作為個體人物，他的學習、工作、生活經歷，特別是科學工作和科技貢獻，則不可能與時代之間都產生一一對應關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於發現天才人物與其科學貢獻之間的關系。每個時代之中，千變萬化的個人性格、人生際遇各不相同。這種個性，特別是工作經歷和環境成就了人物的獨特性。如果不從研究人物的學歷和工作經歷，包括家庭和社會環境，性格和情感、個人際遇、工作條件，以及對科學問題引發的興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徑，那就很難寫出為什麼作這項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須收集相當系統的資料，篩選與研究主旨相關的史料，並對史料之間的關系進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據的推理分析，將史實合理地形成論證鏈，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客觀的評價。作為科技人物史的學術評價，應減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觀評價，更多地引證同時代同行科學家的評價、學術觀點和成果的引用情況。
如前輩地質學家中的翁文灝，無疑是地質科學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他前後主持中國地質事業達30多年，1926年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之前有4年為代所長)，1932年創辦清華大學地質系，在地質學科史上首建燕山運動構造旋迴，可以說在地質學領域頗多建樹，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地質事業史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經濟部長、行政院院長，1951年回歸新中國。他的歷史際遇如此，對他的研究更多是從民國人物角度，傳寫他的人生軌跡。如李學通著《翁文灝》(1996，蘭州大學出版社)和《翁文灝年譜》(2005，山東教育出版社)，潘雲唐著《翁文灝年譜》(1989，《中國科技史料》，10卷4期)，張淑岩著《翁文灝的石油業績》(2006，石油工業出版社)，以及其他回憶紀念文章，對翁文灝的學術經歷及歷史背景做了有價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對他學術貢獻的研究，以及翁文灝作為一個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下的宏觀作用及個性研究還比較粗略，數量也不多。在中華民國時代，翁文灝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李四光，但在地質學領域無論是個人的建樹，還是對地質科學的貢獻而言，李四光應是世界級的學術大師。這是大時代風雲際會中，個人歷史軌跡不同所致。作為1912年獲國外博士學位的翁文灝，最早的海歸人士，在地質學科技領域的貢獻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態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據史料，許多前輩學者作古多年，或身後蕭條，史料難覓；或僅有後輩親屬、學生等的斷片記憶，有的雖事同而說法不同；或史料輾轉引述，以致失真。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見的現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錯亂和訛誤中進行鑒別，務求得到傳主和相關人物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完成從史料到史實，還是研究的第一步。作為學術性人物研究，重點應落在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深入剖析和論述其學術成果，從而使史料與學術貢獻掛鉤，真實反映前輩學者學術科研活動的軌跡，關鍵節點和重要的科學資料，反映其學術成果的科學意義所在。以此豐富我國地質學科技發展的歷史資料，弘揚學術傳統。
作為人物史研究或傳記寫作，需要對史料的骨架進行合情合理的構建。與年譜編制不同，對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工作環境、科研項目、地質考察的收獲、國內外同類研究的概況等，都有所理解，進而謹嚴地論學析理，梳理出和敘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學術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研究者選取的人物，特別是深入了解後，往往萌生出對人物的熱愛與尊敬，行文敘事不免帶有濃烈的感情。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觀冷靜是史學研究者的必要素養之一。同時，評價學術成果和貢獻時，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學術活動和貢獻，往往延續多年，分別體現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專著和論文中，切忌將相關材料籠統地歸類，或排列成流水賬。最好能將不同時期的學術成果的前後關聯性吃透和理解，從而闡明學術發展和成熟的過程。
應該說，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當的難度，不僅要深入理解專業性很強的學術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學術思路探究，作為非同專業的研究者常會彷徨於外，尤難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斷。人物史研究的學術(學位)論文，要以首尾貫注的文筆析事論理，先要確立論文的框架，細究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為了做到敘事有血有肉，達到寫出可感可觸的鮮活人物形象，切忌羅列學術活動和史料，尤應注意運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細節和生活小事，適當引入相關結構中，體現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筆端流瀉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們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中的一些體會，不當之處，請讀者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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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勝雲，馬越，馬芝.李四光年譜續編.北京：地質出版社，2011
[4]馬勝雲，馬越，馬芝.李四光和他的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3. 地質教育野外實習傳統的形成
周玉鳳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清朝末年，隨著近代工業的出現以及對於礦產資源需求的增加，政府開始重視地質礦冶人才的培養。洋務運動之後，中國建立了一些培養礦冶技術人才的路礦學堂。此外，清政府還曾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其中有少部分人學習過礦冶或地質學。但是，無論是當時的新式學堂，還是派遣的留學生，都是以學習西方的語言和軍事、造船等技術知識為主，並沒有真正引進西方的地質學教育模式。1909年，北京大學設立地質學門，但僅僅培養了兩名學生便於1913年停辦。[1]因此，在地質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國並沒有形成一套現代的地質學教學體系，也沒能在本土培育出能夠勝任地質礦產調查和研究的人才。章鴻釗曾說：「前清對於地質教育並沒有得到可以記錄的成績。」[2]正是在這樣的急需人才又缺乏人才的情況下，地質研究所誕生了。地質研究所初步建立了中國地質學教育的模式，培養了中國本土的第一批地質專業人才。本文將對地質教育中野外考察傳統的形成做初步探討。
一、創辦教育機構的緣起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務司下設地質科。地質科第一任科長章鴻釗撰文提議在實業部建立「礦山大學」，同時在理科大學中設置地質學科，以培育專門人才。然而由於「當局舉棋不定，異議蜂起」[3]，不久後，章鴻釗借故調任農林部技正一職。他的計劃未能在自己的任期內實現。
1913年2月，丁文江正式就任地質科科長。丁文江上任後，擬寫了《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丁文江認為，「調查地質，著手之難難於經費與人才。然試辦期中，不期大舉，則經費鳩集尚不甚難，惟經驗之才，技術之士非作育於前，難收效於後。」[4]盡管北京大學曾設地質學門，但學制達六年之長，緩不濟急。而且學生過於文弱，沒有野外實習經驗，很難開展地質調查。因此，丁文江提出設立培養人才的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團。「其團員以研究所教員兼之，一年之中，平均以半年從事於教授，半年從事於調查。」[4]
由此不難看出，在地質研究所籌辦之初，就強調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而這與地質研究所「專以造就地質調查員」[5]的宗旨也是相互一致的。
1913年9月，工商部下達委任令，丁文江被任命為地質研究所與地質調查所所長。兩所由此正式成立。[6]由於丁文江多次奉命參與野外調查等原因，章鴻釗於1914年正式接任丁文江任地質研究所所長。[5]
地質研究所的創立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是振興事業，科學救國，發展工礦產業的必然趨勢。
1.地質研究所師生簡介
地質研究所的招生考試於1913年7月在北京上海兩地舉行。共有36名學生被錄取，其中正取學生27名，備取9名。
姚乃鬯、葉良輔、吳承洛、潘蘅芬、吳肇禎、陳平雲、周贊衡、耿調元、金鑄、樂文照、劉季辰、謝家榮、李學清、徐淵摩、徐韋曼、高子黎、唐在勤、趙志新、王竹泉、趙汝鈞、馬秉鐸、徐振楷、劉世才、仝步瀛、王景禎、李捷、譚錫疇(以上正取二十七名)
祈錫祉、張蕙、陳樹屏、張昱昌、佟敦樸、陳庶惠、邢進元、馬起麐、康鴻翥(以上備取九名)[7]
1913年10月，地質研究所的第一批學生入學，學制三年。但是，上述錄取人員被未全部到地質研究所就讀。根據《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一覽》的學生名單可知，地質研究所第一批學生實際共有22名，分別為：葉良輔、王竹泉、謝家榮、劉季辰、趙志新、周贊衡、徐淵摩、徐韋曼、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盧祖蔭、馬秉鐸、李捷、仝步瀛、劉世才、陳樹屏、趙汝鈞、楊培綸、祁錫祉、張蕙和唐在勤。其中朱庭祜、盧祖蔭、楊培綸並未出現在錄取名單中。據朱庭祜回憶，他最初報了名，但屆時因病未能應考，後又赴北京補考方被錄取[8]。
地質研究所的教員除創辦者章鴻釗、丁文江外，還聘請了由比利時魯文大學獲取博士學位歸國的翁文灝。翁文灝是地質研究所唯一一位專任教員，講授地質、礦物、岩石、礦床等課程，被章鴻釗評價為該所「最有功之教員」[9]。
除上述三位教員外，地質研究所還聘請了25位兼職教員(表1)。在這些教員中，很多人具有地質學及相關學科的教育背景。例如，張軼歐曾留學比利時修習采礦學，王烈曾留學德國修習地質學。據推測，這些教員多為農商部的部員以及北京大學等高校的教授及教員[9，10]。
表1 地質研究所教員及所授課程[5]
續表
1916年7月，地質研究所21人畢業，得卒業證書者18人，修業證書者3人。此後，地質研究所停辦。這批畢業生大部分進入地質調查所，這個所的工作才正式啟動。[5]
2.地質研究所的課程設置
地質研究所雖名為研究所，但是其創辦宗旨不難看出，該所實質上是一所地質學專修學校。由地質研究所所開設的課程(表2)可以看出，所開設課程均為地質學的基礎課程及相關專業課程。
表2 地質研究所學科課程表[4]
據《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一覽》記載，1915年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章鴻釗對地質研究所的課程設置做了較大的修改。不僅廢除了礦物學與古生物學的分科，還在教學內容中取消高等岩石學、停止繼續講授古生物學等課程，同時增加了采礦學和冶金學等應用性科目。章鴻釗對此項改革的解釋是：「竊思地質調查事業頭緒紛繁，約而言之厥有二大端，即一為制就全國地質圖以定各種事業之基礎，二為調查全國礦產以圖天然實利之開發……地質研究所即為培植是等人員之機關，亦即為以中國人調查中國地質礦產之准備……揆之我國目前緩急之情形，似宜以學理為輔，而以實用為歸……二者固不能偏廢，而亦宜量度時勢以參酌損益於其間」。[5]此次課程調整除上述原因外，章鴻釗還指出，經過五個學期的學習「所有根本科目大半先後授畢或將次第告終」，而礦物學與古生物學「愈涉高深，則離實用之途愈遠，而設備之費亦愈巨，況學生無多，分之則俞有限」。[5]
由上表不難看出，修改後的課程更加註重野外地質實習。自第二學年開始，每學期均設置了地質旅行。而地質研究所的第一部學術成果匯編——《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即是在這些地質旅行的基礎上完成的。同時，由表2還可以發現，三個學年中每個學期均開設了德文課程，這足以說明地質研究所對於外語的重視程度。因為外語水平的提高直接有利於學生閱讀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有助於中國的科研成果在國際上的交流與發表。而此前在中國進行地質調查的外國學者中，尤以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的成就最為顯著。
注重野外實習的傳統在後來恢復招生的北京大學地質系的課程表中有所體現(表3)。僅從課程名稱上看，北大地質系在礦物學、平面測量、地史學、岩石學、地文學、構造地質學等多個地質專業課上都有實習要求。恢復辦學後的北大地質系也成為中國地質人才培養的一個主要機構。而其從地質研究所傳承下來的教學模式無疑對此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表3 北京大學地質系(1925)專業課程表[11]
二、野外調查的路線及區域
地質研究所師生的野外實習始於1914年。是年夏，章鴻釗、虞錫晉帶領全體學生赴北京西山一帶進行野外地質實習。具體范圍為：南至磨石口，西至門頭溝，東北由玉泉山至溫泉村。這是地質研究所組織的第一次野外地質實習，共歷時7天。
1915年夏，地質調查所全體學生為卒業報告做地質旅行。這也是地質研究所諸生獨立研究的開端。此次地質旅行的范圍不僅包括直隸京畿附近一帶，還包括了稍遠的磁縣、臨城、薊州；東至山東張夏；南抵浙江錢塘江下游(表4)。
表4 地質研究所師生野外實習統計①
續表
註：表中*標記的實習為測量實習，其餘均為地質實習。
①本表根據《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中「地質研究所師生野外實習概況」(16～18頁)及《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一覽》中「學生前後實習地點表」(45～48頁)綜合整理而成。
丁文江認為，「要使學生能獨立工作，必須給他們許多機會，分成小組，自行工作，教授的責任尤在指出應解決的問題，審定學生們所用的方法，與所得到的結果」。[12]地質研究所規定，參加實習的師生於每次實習之後，都要作實習報告。學期結束時，全面審定野外實習報告，審定通過後，才許參加期終考試。[13]地質研究所存在的三年間，共安排野外實習11次，短者數天，長者月余。師生的足跡涉及六七個省，其中尤以京郊一帶最為詳盡。葉良輔於1920年發表的《北京西山地質志》中，很大部分基於地質調查所師生的野外實習成果。
三、中國第一份區域地質調查報告
1916年，章鴻釗與翁文灝將學生實習期間的調查報告集結成書，編成《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這是該所師生野外實習成果的匯編，也是由中國學者完成的第一份區域地質調查報告。全書共六章，第一章詳述了地質調查的范圍，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為：系統、火成岩、構造、礦產、結論。全書共附有27幅地質圖和19張照片。
《系統》一章是在地質研究所師生自行調查的基礎上，綜合了外國學者此前所作的研究，對所調查的區域進行了地層的劃分及比較。同時，對各層的地質年代進行了確定。對於地層的劃分和對比，可以確定其生成順序，了解生物演化及分布規律。同時，對於研究古地理、古環境變遷、地殼運動的規律，以及礦產勘查和開采具有重要的意義。
《火成岩》一章主要對火成岩進行了分類，並對其年代進行了初步推斷。在當時，火成岩的分類，尚無全球通行的規范。因此岩石名詞往往一名多義，或同義異名。這為地質學者的研究帶來很多困擾。文中指出，我國「譯名缺乏通行名辭，取自日譯為多，先創為主，固科學通例，然日譯名詞多出自西文古義，至今學理變遷，古義漸失，沿而用之，有易滋誤會者」。因此在本章所涉及的岩石種類，均附以西文名稱，以減少由翻譯不同而帶來的問題。對於沉積岩的形成年代大多可根據其層位性質及地層中遺留的化石做判斷，而火成岩的形成年代判斷則相對較難。但是，著者依據所掌握的資料對火成岩形成的年代進行了推測。火成岩的研究對地質學研究非常重要，因為火成岩中的礦物和化學結構能夠提供很多關於地殼結構的知識。此外，通過測量火成岩的年齡，以此和鄰近地層年代比較，可以推斷事件發生順序，對於研究板塊構造具有重要的意義。
盡管地質研究所師生所調查的范圍已覆及六七省，但仍然很難就師生實習的調查成果而得出地質構造的結論。因此《構造》一章是在師生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參考了西方學者的調查成果。
第五章對調查過的礦產進行了論述。主要為已經處於開發階段的煤田和鐵礦。其中包括：門頭溝煤田、齋堂煤田、直隸灤州煤田、臨城煤田、磁縣煤田、山東泰安寧陽間磁窰煤田、山東嶧縣棗庄煤田、江西進賢豐城煤田、懷寧貴池太湖宿松四縣煤礦、直隸灤縣鐵礦、江西德化城門山鐵礦、皖岸銅繁當三屬鐵礦。本章所涉及的礦產主要包括煤礦和鐵礦，其中尤其煤礦為主。文中主要對礦產的產量、開采公司、開采情況、日產量，工人工資、礦產售價，采礦設備等內容進行了介紹。
最後一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礎上，論述了南北地層概略，各時變遷概略，以及中國礦產與地質的關系。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收錄了地質研究所三年間師生野外調查的成果。翁文灝在該書的序中寫道：「故實習所得往往零碎瑣屑，而少有系統者，是誠自憾，而亦事之無如何者也，雖然爝火螢光散之不足以燭尺寸者，合之或可以照一室。東鱗西爪分之不足以窺一斑者，合之或可以成全體。」盡管本書所調查的范圍僅涉及六七省，且只有北京周邊地區調查較為詳細。但是，在當時中國地質學研究近乎空白的時期，顯得尤為可貴。這也是「以中國之人，入中國之校，從中國之師，以研究中國之地質者實自茲始」[14]，在中國地質調查事業史及地質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四、小結
由地質研究所畢業的這些學生，是中國本土培養的第一批地質工作者。這些人大部分成為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奠基者和開拓者。在該所的畢業典禮上，安特生評價這批學生的學業程度「實與歐美各大學三年畢業生無異。」[5]這一批畢業生曾先後任職於地質調查所、各省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及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地質系。他們無論是從事研究、教學，還是行政管理等職務，都為中國地質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章鴻釗曾說，「國家一切遠大的事業，非從教育著手，是絕對不會成功的，過去種種失敗原因，只在這一點。民國以後地質學界的成績，就是從教育方面收得的結果，將來如要更上一層，還得在教育方面努力。」[2]地質研究所的成績，無疑證實了其所確立的中國地質教育模式適應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也適應中國的發展。
根據《地質研究所一覽》中所列的教員名單可知，該所教員全部為中國學者。盡管如此，不難發現，他們大多具有海外留學經歷，接受了西方較為先進的地質學教育。他們不僅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知識，也對西方的教學模式取長補短，並結合中國國情而創立了自己的模式。丁文江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在英美的大學和礦業學校中，一般缺乏野外訓練。在一所英國的礦業學校中，學習了幾年，才只有兩周的實習，以致學生畢業後完全沒有獨立從事探礦工作的能力。在這方面美國的學校較好。但另一方面，早期的專業化和過多的自由，嚴重地妨礙了學生選擇他們的學習方式，以致有的地質工作者從未看過岩石顯微鏡，而在所謂的地質師中，有些人很少受過與油田地質研究有重要關系的地史學和地層學的訓練」。[15]由此也可以看出，野外實習對於培養地質人才的重要性。而地質研究所的教育正是遵循著這種教育思路而開展的。
除此之外，地質研究所在落後的經濟條件下，以及野外實習的艱苦經歷中，也培養了一種能夠吃苦的精神。地質調查所的顧問安特生曾說：「一般的中國上流社會人士都不喜歡勞動，著者以曾和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士一同旅行的資格，敢在這證明，地質研究所的畢業生出門已完全不用轎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質學家的唯一行動工具只是兩條結實的腿。」[16]在地質研究所的結業典禮上，丁文江也曾忠告他的學生們說：「要考慮本國國情，不要計較個人薪水和辦事條件。諸君當觀吾國下層社會，每日所得幾何；第二不可染官僚習氣，要勤儉自勵」。[5]這種精神形成於地質研究所時期，對於後來中國地質較有的發展無疑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這種影響也在無數次的野外實習中一代一代的傳承了下來。
盡管今日的地質教育目的已不僅僅只是為了培養野外調查員。但是，不能否認野外考察作為一種基本素養，對於從事地質事業的任何一種崗位都是極為必需的。今日，地質研究所師生調查次數最多也最為詳細的北京西山地區，仍是多所地質院校的實習基地。而這種野外實習的傳統正是由地質研究所而傳承下來。這種注重實踐的地質人才培養方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地質學家。
五、致謝
感謝中國地質圖書館張爾平先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學通先生、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陳寶國先生為本文提供的資料及幫助；感謝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九辰先生為本文提供的指導意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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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大地構造圖的編繪
構造地質圖的編繪，是地質工作中有標志性的成果，既有區域構造地質調查成果的綜合，也是反映構造地質調查與研究的總結。
中國早期構造地質調查與研究，已在上述章節中有所用闡述；1945年出版的黃汲清的《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及其構造單點陣圖等，這些就不再贅述。
（1）1956年，張文佑主編了新中國的第一幅《中國大地構造圖（1∶800萬）》，並於翌年完成其說明書《中國大地構造綱要》。編圖時採用的是大地構造物理學與沉積建造—岩相古地理分析的「兩條腿走路」的方法，把構造體系分為屬基底斷裂范疇的和屬蓋層滑動范疇的兩類，時間序列上則用三大構造層表示中國大地構造的歷史發展。1973年，他在汲取板塊學說成果的基礎上，編制了《中國的斷塊大地構造圖（1∶1000萬）》，提出中國大地構造的「基本輪廓是以塊斷構造為特徵」，分5個發展階段，10個發展時期，概述了塊斷構造的發展。1983年，他領導和主編了《中國及鄰區海陸大地構造圖（1∶500萬）》，系統全面地表示出中國及鄰區的斷塊大地構造格局，在《斷塊構造導論》（1984年）和《中國及鄰區海陸大地構造》（1986年）兩書中則系統地闡述了斷塊學說的理論、方法和現階段的思想發展趨勢。
他的最大學術成就是創立了斷裂體系與斷塊大地構造學說。他主編的三張大地構造圖反映了斷塊學說從萌芽、誕生到成熟的三個階段。
張文佑一生有著述202種。1978年，他的「斷裂體系與斷塊大地構造學說」獲全國科學大會獎，「華北斷塊區的形成與發展」獲中國科學院1980年一等獎，「斷塊構造理論的新進展」獲中國科學院1981年二等獎，《中國大地構造圖》及其說明書《中國大地構造綱要》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他曾參加的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學工作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中國及鄰區海陸大地構造圖》獲1984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一等獎。
（2）1958—1959年黃汲清院士牽頭，肖序常、任紀舜等編制了1∶300萬《中國大地構造圖》。
（3）1961年黃汲清等編制了《大地構造圖》（內部）《斷裂系統圖》等（內部）。
（4）1961—1965年地質科學研究院負責全國「一套圖」的統一組織和統一技術指導下，黃汲清、任紀舜、趙慶林按編圖規范編制1∶100萬《大地構造圖》（29幅）及其說明書。
（5）1972—1976年地質部地質力學研究所，按照李四光院士地質力學理論編製成首幅《中華人民共和國構造體系圖》（1∶400萬）並公開出版。
1976年在悉尼召開的第25屆國際地質大會上展覽了《構造體系圖》受到各國地質界的廣泛高度稱贊！
（6）1981—1989年地礦部統一組織和領導下；總結全部區域地質調查成果，編撰分省《區域地質志》，要求均附有各區域構造圖等，這一「基礎地質系統工程」，對提高我國地質、礦產研究程度、提高我國地質科學理論水平，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7）1981—1990年在全面總結區域地質調查，編撰各區《地質志》的基礎上，一大批各專業各類圖件相繼編成出版，在中國構造地質學發展史上，又掀起一派「爭鳴」和「齊放」的熱潮，中國大地構造學，構造地質學呈現出百花爭艷，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除上述《構造體系圖》等外，其中有：
①按照黃汲清「多旋迴構造理論」主編《中國大地構圖》（1∶400萬）；②按張文佑「斷塊構造」理論主編的《中國及鄰區海陸大地構造圖》（1∶500萬）；③按陳國達「地窪學說」主編的《中國大地構造圖》及《亞洲海陸大地構造圖》；④馬杏垣主編的《中國及鄰近海域岩石圈動力學圖》；⑤按李春昱以板塊構造理論主編的《亞洲大地構造圖》（1∶800萬）；⑥按王鴻禎以活動論觀點主編的《中國大地構造圖》；⑦國家地震局主編的還有《中國地震震中分布圖》、《亞洲地震構造圖》、《中國岩石圈動力學圖集》和《中國活動斷層圖集》；⑧中國地質科學院主編的《中國新構造圖》、《中國區域地殼穩定性圖》；⑨此外，還編製成反映深部地質構造特徵以1∶100萬的地學大斷面：《青藏高原亞東—格爾木地學斷面圖》、《格爾木—額濟納旗地學斷面圖》、《台灣—阿爾泰地學斷面圖》、《響水—滿都拉地學斷面圖》（中國科學院）等。
1991—1996年為迎接首次在中國召開的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各部委及其構造地質學家，以近期的研究成果又編制出一些新的構造圖件，有中國地質科學院任紀舜院士主編的《中國及鄰區大地構造圖》，以張伯聲院士的波浪狀構造理論主編的《中國波浪狀構造圖》，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編制了1∶400萬的《中國成礦大地構造圖》，以及《亞洲陸海殼體大地構造圖》等。
1976—1984年唐山大地震後，為確保首都安全，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由市地礦局牽頭，組織了56個單位幾百名中高級地質人員，進行了「地震地質會戰」，提交有8項成果：
①北京及鄰區主要斷裂構造骨架；②北京地區構造體系圖（活動構造體系）及說明書；③北京地區深部地質構造調查研究（包括八寶山斷裂帶）；④北京地區主要斷裂調查資料匯編；⑤北京地區地殼形變；⑥北京地區地震活動特徵；⑦京津及華北地區現今應力場模擬分析；⑧北京市平原地區地震區劃。
60—70年代在這8項成果的基礎上，北京市地質局主編山區構造綱要圖，1975年國家地震局編制有《京津唐地區構造綱要圖》，市地質研究所編制1∶20萬《地質構造圖》，《北京鄰區主要構造格架圖和說明書》，提高了北京地區構造地質的研究程度和認識。
中國大地構造學（構造地質學）發展趨勢（代結束語）
一、近年來我國學者關於大地構造學發展趨勢的探討
近年來關於構造地質的發展超勢已倍受中國大地構造學家的關注，相繼發表了一些有權威性的論文，代表了不同學派，以不同關點闡述當代構造地質學，特別是關於中國大地構造現狀與發展趨勢，筆者拜讀過多篇，受益匪淺，選擇一部分論文題目及其主要論點，作為結束語。
（1）任紀舜院士等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了《回顧與展望：中國大地構造學》；在《地學前緣》刊物上發表了《與時俱進，發展中國大地構造學》；特別是在《迎接中國大地構造學研究的新時代》一文中，首先回顧了中國大地構造學發展歷史，提出並劃分出五個階段；在論及21世紀中國大地構造展望時，提出：「以超越板塊構造的地球多層圈之間相互作用和運動的指導思想，結合當代國家現代化急需，利用古亞洲、特提斯、環太平洋三大全球性構造帶在我國的交切、復合的優越地理位置抓住中國及其亞洲地質體的特點，選定關鍵性地段和論題迎接我國大地構造學發展輝煌的新時代。」
（2）李迎家、陳寶國在《中國地質教育》上發表了《從中國大地構造學派形成看學術繁榮》；（3）翟明國在《地球科學進展》上發表了《岩石大地構造學》；（4）徐松年在《杭州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中國大地構造學派爭鳴系統的構建與學派爭鳴動態的數量評價》；（5）吳福輝在《世界地質》上發表了《現代大地構造學：進展概況》；（6）Konstanin，F.Tyapkin在《石油科學》上發表了《論中國和世界大地構造學說的危機》；（7）吳正文在《地球物理學進展》上發表《中國構造地質學如何面向21世紀》1995年；（8）黃奇瑜主編《台灣大地構造》台北，地質學會，《二十世紀台灣地區地球科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9）湯良傑等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中國含油氣盆地構造分析主要進展與展望》，2002年；（10）藤吉文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中國地球深部結構和深層動力學過程與主體發展方向》，2002年；（11）鍾大賚等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中國造山帶研究的回顧和展望》，2002年；（12）翟裕生在《地質論評》上發表《成礦構造研究的回顧和展望》，2002年；（13）宋鴻林在《地質論評》上發表《五十年來中國小型構造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02年；（14）任向文等在《地球物理學進展》上發表《大陸岩石圈地幔形成與演化研究新進展》，2002年；（15）馬宗晉等在《地學前沿》上發表《全球構造研究的思考》，2003年；（16）馬增念等在《中國新技術新產品》上發表《中國含油構造分析研究進展》，2004年；（17）潘俊成等在《中國新技術新產品》上發表《當代地學領域又一重大進展——評中國北部能源盆地構造》；（18）張抗在《地質學報》上發表《斷塊開合說——中國大地構造研究的新思維》，2004年；（19）馬宗晉《地球構造與動力學》，廣東科技出版社；（20）孫樞《發揮地質科學多樣性支撐作用》，2006年；（21）王思成在《安徽地質》上發表《國外大陸裂谷構造研究現狀與展望》，2009年；（22）吳鳳鳴在《紀念張文佑院士誕辰100年祭文集》上發表《試論張文佑院士斷塊構造學發展觀在地學哲學上的貢獻》，2009年；（23）高距在《中國地質教育》上發表《中國大地構造研究發展歷史回顧及展望》，2009年；（24）畢思文在《地球物理學進展》上發表《地球系統科學綜述》，2009年；為了更具有歷史性，下列三篇論文也值得參閱：
（25）蘇聯揚申在《地質學報》32卷上發表《蘇聯大地構造學的發展與現狀》，1952年；（26）蘇聯別洛烏索夫在中國《國外地質》上發表《大地構造學的主要發展的階段》，1986年；（27）孫榮圭在「中國地質學史學術年會」上的論文《中國大地構造學研究的發展》；以上精選出27篇相關論文，基本上反映出近年來有關大地構造學的發展趨勢與展望的不同觀點，再加上以下「21世紀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上的學術報告和論文，就更具權威性和代表性。
二、21世紀初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議題更具代表性和權威性
從筆者讀過的有關資料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持召開的「21世紀初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上討論的議題：五點共識，四大方向等內容，更具代表性，筆者以該會的主題和發展趨勢，作為本書、本章的結束語，更為權威，更有參考價值，已徵得該會姚玉鵬同志同意摘錄如下：
2003年10月26—28日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地質學會、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地質科學院、西北大學、中國地質大學聯合主辦「二十一世紀初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西北大學召開。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近10年來我國基礎構造地質學、大陸動力學、深部地質及岩石圈演化與地幔動力學、地表系統、地震災害與新構造等重大科學進展和學術成就。
會議瞄準前緣，發揮地域優勢，立足中國，面向全球，重視宇宙，開放型綜合思維，創新性理論概括。為地學新理論的建立作出原創性理論與社會實踐貢獻。
近年來，國內外眾多構造地質學家共同認識到，新世紀的構造地質學，已面臨嚴峻的新的挑戰。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地質實踐的不斷深入，20世紀60年代建立在大洋洋底的觀測與研究成果（地幔對流理論、海底擴張理論、大洋中脊理論等）為基礎的板塊構造理論和模式，在解釋大陸地質問題時顯示出乏力，才有「板塊登陸」計劃，幾年來收效甚微，受到了嚴峻挑戰；據稱在第32、33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板塊構造理論雖然仍占據主流地位，但不同的聲音有越來越響亮的趨勢。
在新的形勢下，在全球范圍內施實地球系統科學與大陸動力學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制定構造地質學與大地構造學發展的戰略，引導新的航程，是及時的、必要的。
會議的主題：
（1）板塊構造與大陸動力學和中國大陸構造；（2）地球表層系統與新構造運動；（3）地質災害、生態環境與地殼變形；（4）碰撞造山機制與地質記錄；（5）深部地質作用過程與岩石圈演化力學；（6）殼幔物質組成、構造演化和地幔動力學；（7）大陸邊緣構造演化與資源環境效應；（8—11）流體作用與構造地質學；含油氣盆地構造地質學；工程地質與構造地質學；模擬實驗構造地質學；（12）21世紀構造地質學高等教育；（13）21世紀構造地質學的基本理論、發展機遇與挑戰。
會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馬福臣簡要介紹了美國基金會構造地質學戰略規劃（New Deporures in Structural Geology and Tectonics），中國構造地質學家任繼舜院士作了《關於中國構造地質學發展的一些思考》的學術報告，張偉國院士作了《關於我國構造地質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的一些思考》，報告中強調立足中國、面向全球、不斷創新，推動構造學科發展，為使我國從地學大國走向地學強國作出貢獻；馬瑾院士會上作了《從地震工作出發對構造地質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學術報告，報告結合當前地震工作及其成就對構造地質學的發展戰略做了論述和討論；我國地球物理學家滕吉文院士作了《21世紀地球物理學的機遇、挑戰與導向》，報告中論述了地球物理學在21世紀地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張本仁院士作了《21世紀初地球化學參與構造地質學研究的思考》，報告中，以自己的研究成就，提出一些新的學術觀點，通過中國大陸構造地質研究，來探索板塊構造、大陸動力學與地幔動力學的科學問題。
會上作學術報告的還有；金振民教授所作的《超越板塊構造地質學應該做些什麼？》論及超越板塊構造：即流變作用與大陸造山作用。
眾所周知：板塊構造作為固體地球一個統一理論是在對大洋洋底的觀察（研究成就：地幔對流、海底擴張、大洋中脊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洋殼的變形、地震和火山作用均發生在兩個相鄰板塊的邊界上；而大陸岩石圈的組成和物性變化又很大，透入性變形和寬廣的大陸造山帶表明，弱流變作用反映了大陸造山作用的基本特徵。因此，必須超越。
大陸與大洋變形的反差顯著，已早為模型實驗所驗證，大陸變形明顯地依賴地殼和地幔岩石的強度，大陸地殼沒有一個共同的成因方式，它是一個非均一成份的、由具有復雜構造和熱演化史的不同塊體拼合而成。
會議熱烈討論中認識到21世紀構造地質學越來越顯示出多學科交叉、協同、綜合發展的新趨勢；早有學者提出，大地構造學是地球科學中的哲學，當代構造地質學家應該是具有哲學家善於理性思維形式，又是一流的野外地質實踐家，具有堅實的數理化雄厚的功底，善於掌握各種信息和數據處理能力，同時應有較強的、從事跨越學科綜合研究能力、進而提出新的構造思維和理論。
1.會議的五點共識
通過熱烈的討論，會議取得主要認識和共識：
（1）在當代地球系統科學、新地球構造觀新理論與新方法創建中，我國構造地質學界應立足於中國地質體實際，對比全球與宇宙，充分發揮我國地域優勢，提出幾項前沿性關鍵科學問題，進行系統深入創造性研究，並參與當代國際地學理論的競爭；（2）恢復重建與構建地球演化歷史中構造作用及重大構造事件與生命、生物發展演化的古構造環境的新的理論探索與創建；（3）探索21世紀構造地質新的基礎理論的重大突破，從經典幾何構造地質學、現代構造地質學，發展創建流變構造地質學（包括深部構造地質學與流體構造地質學）；（4）培養新型地學，包括構造地質學人才和地學高等教育改革問題；（5）改革地學管理體制與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審體系，創建與培育出原創性科學人才和成果。
2.四大研究方向
（1）超越板塊構造：流變作用與大陸造山作用；（2）丟失的聯系：從地震到造山作用；（3）大地構造、氣候和地表系統的動態相互作用；（4）地球與生命的共同演化。
與會代表還建議，組織專門機構，對國內外構造地質學現狀、趨勢及我國與先進世界水平的差距，進行系統調研和論證，形成《中國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有力規劃和推動中國構造地質學的發展。
新的大陸地質理論正在孕育著重大突破的前夕，我們要站在時代的高度，審時度勢地制定符合我們國情的戰略方針，不久的將來，一個全新大陸構造理論模式，將會破土出現。
【說明】以上摘錄於《構造地質學的現狀與發展趨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持召開的「21世紀初構造地質學發展戰略學術研討會（2003年）」，深表謝忱。
5.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及成果
劉 松
陳寶國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摘 要: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簡稱地調所) 在新中國成立前總領和規劃全國的地質調查工作，在中國的地質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地調所進行了大量野外地質調查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在地質人才的培養方面，為新中國輸送了一批優秀的地質學者。本文從地調所所處的社會環境入手，介紹了其區調概況、在地質理論方面及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
關鍵詞: 地質調查所 區域地質調查 地質學 科學技術史
一、地調所成立背景及發展沿革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 ( 其前身是 1912 年初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礦政司地質科)由民國北京政府工商部礦政司於 1913 年 9 月設立，因專業人才缺乏，1916 年 7 月才真正開始了全面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工作。該所先後由北京政府農商部，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實業部、經濟部直轄。1950 年全國地質科學機構進行了調整重組，地質調查所之名從此成為歷史。
二、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概況
1. 准備時期 ( 1913 ～ 1915)
1913 ～ 1915 年，這段時期可稱為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准備時期。由於缺少地質調查人員，這一時期的地質調查主要是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等幾位奠基人及其地質研究所學員進行的野外調查。此期間簡單區域地質調查情況見表 1。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學科分化不細，受經費緊張、技術落後、地質人才缺乏等條件限制，地質調查所沒有條件開展系統的、大規模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因此，地質調查所開展地質調查的主要目的是勘探礦產資源和積累地質資料。
表 1 1913 ～1915 年區域地質調查簡表
2. 草創時期 ( 1916 ～ 1927)
1916 ～ 1927 年是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的創業階段。這一時期是北洋軍閥統治中國最黑暗的時期。地質調查所幾經改制，勉強維持，地質資料一片空白，此時期野外地質調查規模很小，每年有 2 ～5 個地質調查隊在野外工作，每個調查隊由 2 ～3 名地質學者組成。野外調查隊一般是由一位經驗豐富的專家帶領一兩位年輕的學者，或是幾位年輕學者組成調查隊到各調查區域調查地質礦產情況。其調查任務主要是應工商部、省實業廳及一些煤礦公司的要求來進行。其調查區域和內容大多在華北、華南和東北各地考察礦產資源和地震災害情況，且以煤田地質調查為主。主要區域地質調查見表 2。
表 2 1916 ～1927 年區域地質調查簡表
3. 大發展時期 ( 1928 ～ 1945)
1928 ～ 1945 年是中國早期地質調查的大發展階段。
進入 20 世紀 20 年代後期，地質調查所已經發展成為國內研究和調查能力最強的地質調查機構。無論從人力、物力還是技術上都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野外地質調查工作。進入30 年代後，地質調查所經濟情況開始好轉，不但政府的撥款增加，基金會和社會的資助明顯增多。同時隨著地質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進入地質學領域，涌現出一批新的地質學家，如李春昱、孫健初、王曰倫、尹贊勛、趙亞曾、田奇雋、計森榮、潘鍾祥、楊鍾健、謝家榮、王竹泉、裴文中、賈蘭坡、李善邦、侯光炯、馬溶之等。他們為促進我國地質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35 年地調所遷到南京，所內環境優美，學術氛圍良好，組織機構完善，科技人員不斷充實加強，各學科涌現的權威專家和周口店 「北京人」的發掘，為地調所贏得了較高的聲譽。
隨著人才儲備和科研能力的增強，這一時期地調所小規模的區域地質調查明顯增多，同時也開始組織大規模的野外考察活動。如翁文灝、黃汲清、朱森、李春昱、楊曾威調查熱河北票附近地質構造 ( 1928) ; 趙亞曾、侯德封、李春昱調查開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質( 1928) ; 王竹泉、黃汲清調查熱河阜新煤田地質 ( 1928) ; 丁文江領導的西南地區地質調查 ( 1929 ～1931) ; 趙亞曾、侯德封、李春昱調查開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質 ( 1929) ; 譚錫疇、李春昱調查四川地質 ( 1929 ～ 1931) ; 王竹泉、潘鍾祥調查陝北石油地質 ( 1932 ～1933) ; 孫健初調查綏遠及察哈爾西南地質 ( 1930 ～ 1933) ; 黃汲清、王曰倫領導的南嶺地區地質調查 ( 1936 ～1937) ; 葉連俊、關士聰1940 ～1941 年到甘肅西秦嶺進行的地質礦產調查; 1941 年程裕淇等在西康開展區域地質調查; 1942 ～1943 年黃汲清、楊鍾健、程裕淇、周宗浚等到甘肅、新疆進行油田調查等。這些比較重要的野外地質調查成為當時區域地質調查發展的標志。
此期間地質調查所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地質調查———西南地質大調查和南嶺地區地質調查。這兩次調查稱之為舊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兩次野外考察。1929 年，由丁文江領導的對中國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工作，幾乎動用了所中的全部骨幹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設備。歷時一年的野外考察成果豐富，考察隊採集了大量地質標本，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1943 年建立西北分所後，由王曰倫領導有計劃地開展西北地質礦產的調查。首先開始甘肅省比例尺 1∶ 20 萬的地質填圖，同時路兆洽、陳夢熊進行了靖遠、景泰地區的煤田調查; 畢慶昌、何春蓀等進行了隴東地區的煤田調查; 1945 年，組織了以王曰倫為隊長的祁連山地質礦產考察隊，主要有李樹勛、黃劭顯、陳夢熊、劉增乾等，自西寧經門源、俄博等地進入河西走廊，成為我國第一個橫跨祁連山的地質調查隊。
當時外有戰爭的困擾，內有所長的數度更換，經費緊張，生活艱苦，野外治安險惡，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考察。在這種情況下，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們仍勵精圖治，積極組織野外調查。調查主要局限於西南、西北各省，地質調查工作還是取得了較大發展。表明地質學者的愛國主義篤誠與艱苦奮斗的作風，對於發展地質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4. 停頓時期 ( 1946 ～ 1950)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這時北平分所恢復了工作，接收中國台灣地質調查所，設立了長春辦事處，地調所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劉東生、楚旭春、姜達權、李廣源、張咸恭、沈永和、周慕林、劉秉俊、章元龍、沈其韓、朱福湘、程伯容、張瑞錫等在這一時期入所。因內戰爆發，經費困難，野外地質調查幾乎陷於停頓，不得已轉入以室內研究為主。這一時期所中學者只做了為數不多的小規模野外調查，主要對北京和西北地區進行了局部的地質考察，主要的區域地質調查有: 1946 年 4 ～ 11 月劉增乾、張爾道、劉乃隆、喬作栻調查酒泉、張掖、高台間祁連山、合黎山地質礦產 ( 與玉門油礦合作) ; 1946 年 12 月黃劭顯、喬作栻測繪甘肅成縣黑峪鄉銀洞灣重晶石礦區地形地質圖;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喬作栻、靳毓貴、王瑗負責開采銀洞灣重晶石礦，並調查礦區外圍地質 ( 與玉門油礦合作) ; 1948 年 5 ～11 月王曰倫、喬作栻、靳毓貴、王瑗調查青海東北部地質礦產。
三、地調所在地質制圖及地質理論方面取得成果
從 1913 年成立到 1950 年結束的近 40 年間，地質調查所在地質學一些重要領域取得了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重要成果。
( 一) 地質圖的繪制
1. 分區地質填圖
分省或分區地質圖多見於地質調查報告中，是全國地質總圖填制的基礎，尤其是中比例尺 ( 1∶ 20 萬、1∶ 25 萬) 地質圖的覆蓋程度與工作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地質工作總體水平的標志，具有重要的地位。
1913 年底由丁文江與梭爾格繪制的 《1∶ 10 萬井陘煤田地質圖》、《正太鐵路沿線部分地質圖》，是中國人進行系統的地質填圖的開端。在大比例尺地質圖繪制方面有特殊意義。
中國測制第一幅詳細地質圖件是 1∶ 10 萬北京西山地質圖，附在 1920 年出版的由葉良輔主編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中。
具有代表性的內容詳盡、准確，而且採用了科學的繪圖程序的地質圖，是由丁文江率領地質調查隊填繪的 1∶ 20 萬地質圖。還有王竹泉的 1∶ 10 萬大青山全區地質圖;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圖 ( 王曰倫，1∶ 40 萬) ; 膠濟鐵路沿線地質圖 ( 譚錫疇，1∶ 10 萬) ; 浙江西部十一縣地質圖 ( 趙亞曾、劉季辰，1∶ 50 萬) ，等等。
2. 全國地質總圖繪制———1∶ 100 萬與 1∶ 300 萬地質圖
編制大區域小比例尺地質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大比例尺地質圖是繪制小比例尺地質圖的基礎。地質調查所始終把繪制 1∶ 100 萬地質圖作為主要的工作，並制訂計劃實施。
但由於地質資料缺乏、人員少、技術落後等各種原因，1∶ 100 萬地質圖的編制十分緩慢。1924 年譚錫疇主編完成了 《北京—濟南幅地質圖》; 1926 年王竹泉等編制完成了《太原—榆林幅地質圖》; 1928 年李捷等編制完成了 《南京—開封幅地質圖》。
為了加快制圖進度，1936 年，專門成立了由翁文灝、黃汲清負責的中國地質圖編撰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編制 1∶ 100 萬小比例尺的地質圖。因戰爭的爆發制圖工作不得不中斷。
1945 年春，地質調查所繼續 1936 年制定的地質圖繪制計劃。利用長期積累的野外地質調查工作的資料，投入了較多的人力、物力，先後有朱夏、王超翔、秦鼐、姚瑞開、陳夢熊、楚旭春、宮景光、曾鼎乾等人參加制圖工作。
經過數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質調查所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完成了 1∶ 100 萬的區域地質圖和 1∶ 300 萬的中國地質總圖的編繪，這不僅填補了國際地質學界的空白，而且為以後的研究和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依據，更為 1949 年以後大面積地質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礎。
( 二) 礦產資源勘探
中國近代區域地質調查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礦產資源的調查，也是中國地質學者開始最早、投入最多的一項研究工作，因此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地質調查所在煤、鐵、石油以及其他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資源的調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重視煤、鐵等礦產資源的勘測。僅在 1916 ～1921 年，這 5 年間所發現的鐵礦就有 1 萬 t 之多。地質調查所對所有北方的重要煤田做了科學的調查研究，第一次對中國煤鐵儲量做出了比較可靠的估計。據統計，僅經地質調查所調查過的煤田就有 200 余處，其中新發現的有10 多處，1949 年以前全國開採的煤礦中，有 80% ～ 90% 都是經地質調查所的學者調查勘定的。其中既有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翁文灝、謝家榮等人的礦產地質理論研究成果，更有對玉門油田及白雲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許多重要礦藏的發現。特別是在 40 年代初期，地質調查所的學者通過對西北部進行的多次石油地質調查，提出了陸相地層生油論。在鐵礦資源調查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貢獻，發現有六七處鐵礦。地質調查所 1923 年印行的翁文灝的 《中國鐵礦志》，反映了對中國鐵礦生成年代和開采利用情況的綜合性調查研究成果。所中先後 7 次編印了 《中國礦業紀要》，對江西的鎢礦，湖南的銻、鉛、鋅和汞，貴州的汞、銻均有專題報告，詳述了中國重要的礦產資源的儲量、地理分布以及礦業情況，是中國近代第一套詳細系統的礦產資源分布資料。此外，在雲南昆明、昆陽、呈貢等地發現豐富的磷礦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其意義不只是找到一個大型的磷礦床，而是為此後在其他地區沿著同樣的地層層位———寒武系下部尋找磷礦，提供了一條線索。
( 三) 地層、古生物及古人類學研究
在地層研究方面，由於古生物學的發展，中國古生界各系地層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東部的大致分布得到確認，在生物地層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的劃分和對比。1920 年葉良輔發表 《北京西山地質志》，建立了北京西山的地層系統; 1924 年劉季辰發表 《江蘇地質志》與 《浙江西部之地質》，建立了江蘇與浙江兩省的地層系統; 1931 年趙亞曾、黃汲清合著 《秦嶺山及四川之地質》，建立了秦嶺及大巴山的地層系統; 高平、徐克勤所著《江西西部地質志》，譚錫疇、李春昱所著 《四川西康地質志》，及葉連俊、關士聰的 《甘肅中南部地質志》，多對該區的地層、古生物進行了深入研究。
由於丁文江等人的重視，地質調查所從 20 世紀 20 年代即開始了古生物學研究。為了彌補古生物學研究的不足，1920 年地質調查所邀請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A. W. Grabau，1870 ～1946) 來華領導古生物及地層研究。丁文江請他擔任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學研究室主任，並兼北京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學教授。實踐證明這種智力引進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僅加強了與西方學者的合作，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古生物學者。古生物學研究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十多年的時間里發展很快，尤其是楊鍾健、孫雲鑄等人的脊椎與無脊椎古動物學研究領域碩果累累，並在短期內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裴文中、賈蘭坡等古人類學的研究更是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周口店 「北京人」的發掘與研究工作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科學成果之一，被譽為中國科學界獲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北京人」的研究 「劃地成方，記石具數，搜羅鴻博，記載精詳，其工作之精細，為世界所少見，故其記錄之成績，殆可為世人研究之模範。」
「北京人」的發現使 「現在國際科學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的重要。」
( 四) 造山運動與大地構造理論
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都十分重視造山運動的研究，完成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1926 年，翁文灝先生分析研究了當時所知的中外地質學者野外調查和室內研究成果，對中國東部、盤山以東的華北地區的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時代進行了總結，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其中他所創立的 「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糾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錯誤之處，「是對中國地質學的重大貢獻，其影響是深遠的」。燕山運動的發現是 20 世紀中國和太平洋區域地質學的重大成果，它使 「環太平洋構造」這個全球概念，獲得了完整而現實的內涵。「燕山運動」一詞為國際地質學界接受和認可，至今沿用。1929 年，丁文江在 《中國造山運動》一文中首次引進 「造山旋迴」概念。1936 年章鴻釗提出震旦運動，並發表 《中生代晚期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力之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的論文，把構造作用與地質動力聯系起來。
黃汲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於 1945 年發表 《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採用地槽 －地台說，對中國大地構造特徵進行初步總結，提出多旋迴構造理論，並編繪了一系列大地構造 － 古地理圖。他的這一理論，在有關中國地質構造領域具有重要而廣泛的影響。
( 五) 土壤調查與研究
地質調查所自 1930 年開始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委託，從事中國土壤調查與研究，並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在此之前， 「就現代土壤科學來說，在我國不論是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專業人才都還是空白」。
所里從美國聘請了潘德頓 ( R. L. Pendleton) 和梭頗 ( J. Thorp) 等土壤學家來華協助土壤調查工作。先後在山東、河北、陝西、甘肅、廣西、廣東及江西等省展開展了我國近代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土壤資源分布調查，發表了大量的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土壤季刊》、 《土壤專報》和 《土壤特刊》等雜志，發表了大量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為中國早期的土壤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基礎資料，僅 《土壤專報》上就刊出了 2000 多個土系和 18 個土類的分類系統，同時還編制了土壤圖上百幅、採集土壤標本上萬個、撰寫調查報告和論文上百篇。在此基礎上，1935 年，梭頗編制了 1∶ 750 萬的 《中國土壤概圖》，1936 年他編寫的 《中國土壤地理》 一書集中反映了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績。對很多土壤科學問題，作了有創建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且培養造就出中國第一代土壤學家，為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 六) 地震考察與研究
我國是個多地震的國家，地質調查所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1920 年，翁文灝關於甘肅地震的地質調查與研究，在國際上率先將斷層與地震災害聯系起來，開辟了地震地質研究的方向。在考察與研究地震的同時，還向社會普及地震知識，1929 年翁文灝出版了《地震》一書。該所開創了中國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並建立了當時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鷲峰地震台。作為當時東亞唯一的地震觀測機構，其成立之初就備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四、地調所在地質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
地質調查所在中國地質學界，乃至中國學術界的聲望，使它匯集了全國最優秀的地質人才，堪稱是中國地質學界高層次的科研機構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人才是科學發展的首要條件，與那些具體的科研成果相媲美，甚至價值和影響遠超過這些成果的是，地質調查所不僅聚集了當時中國地質學界最傑出專家的絕大部分，還不斷地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中國地質學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餘三人均是地質調查所的創辦者。被當時中國學術界譽為地質學界 「領袖人才」的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等人，是地質調查所自己培養的學者，並長期在地質調查所工作。
我們還可以從所中人員的社會任職和獲得的學術榮譽上見到其人才培養方面的成果。
1949 年以前，中國地質學會 25 屆會長中有 18 任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如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葉良輔、楊鍾健、尹贊勛、孫雲鑄、黃汲清、李春昱等。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地質學領域有 6 人，其中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 4 人正在或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新中國成立後，曾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科研人員當中，就有 49 人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地質調查所為新中國的地質事業培養了基本的研究隊伍。
五、結束語
中國早期較大規模的地質調查基本上是由地質調查所完成的。地質調查所不但組織了幾百次的地質考察、繪制了中國東部地區的地質圖、出版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區域地質專著和礦產資源的考察報告，還開拓了許多地質科學的基礎工作。
前中央地質調查所區域地質調查雖取得了豐碩成果，代表著當時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的水平。但在區調發展史上其工作仍是開創時期，為新中國的區調工作奠定了基礎，是中國地質學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人才培養、科學工作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不僅對地質學，對其他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很有意義。相信其區域地質調查歷程，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學曾經經歷的，對其他科學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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