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浙江大學地質學系吳次芳

㈠ 作者生平年鑒及與所在科研組參加學術活動及主要論著目錄

1932年生於廣州，祖籍福建上杭。6歲就讀於廣東潮州大埔旅潮小學，1942年潮汕淪陷於日寇，逃難回福建上杭，就讀於縣中心小學，1944～1946年就讀並畢業於上杭縣立中學，1946年隨母親回廣東潮州，考入廣東省立金山中學高中，1948年北上尋父。1948～1949年秋轉學河北省立高中，畢業後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地學系地質學組，1952年提前畢業分配於長春地質學院。在地質系普通地質學教研室任助教，師從張壽常教授學習並任構造地質學助教，1956年起開始講授普通地質學，並晉升為講師。1956年8月以進修教師身份被學院派往南京大學地質系師從蘇聯專家麥爾庫洛夫及中國導師郭令智教授。1958年完成進修畢業論文《浙西於潛昌化上奧陶統復理石建造的發現》。

1959年，在導師郭令智教授的指導與鞭策推薦下，以個人進修畢業論文為基礎，與關尹文、顧寶榮合作寫成《皖南浙西上奧陶統復理石建造的發現》一文，發表於1959年《地質學報》。

1958年秋回長春地質學院地質系任教，講授普通地質學及構造地質學。

1959～1963年在黃汲清院士指導下，協助崔盛芹教授主編東北三省與河北北部大地構造圖(1∶50萬)。

1964～1973年在長春地質學院任教，參加大慶油田乾安地區的教學科研實踐。

1973年仍在長春地質學院任教，赴遼西朝陽地區「開門辦學」，講授「構造地質與地質力學」。

1974年7月調回廣東、在廣東地質學校任教改組組長，講授古生物及地史學。

1976～1980年調佛山廣東省區域地質調查大隊。參加1∶50萬廣東省地質力學編圖(全國第52項重點項目地質力學編圖廣東分幅)，任主編，晉升為高級工程師。

1981年響應教師歸隊號召，調入中山大學地質系，講授普通地質學、區域構造學，與黃玉昆教授共同培養構造地質學(新構造學)碩士研究生。

1982年轉為中山大學副教授。

1982年在《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所刊》(3期，P179)發表《廣東的北西向構造》。

1983年參加地礦部重點項目南嶺項目子課題《南嶺區域構造研究》，與廣東省區域地質調查大隊合作開展廣東蓮花山斷裂構造研究，在廣東首次系統研究韌性剪切帶。

1984年上述南嶺項目獲地礦部科技進步一等獎，本人進入受獎名單。同年，受地質出版社教材編輯室委託，由陳書田推薦擔任外國教材引進翻譯，主譯《自然地質學》(上、下冊)全書約60萬字。

1985年晉升為中山大學地質學教授。任區域地質教研室主任、廣東省地質學會構造地質學專業委員會委員。

1986年在《熱帶海洋》(2期，P3～11)發表《中國東南陸緣帶及其鄰近海域中生代晚期·新生代的裂陷作用》。

1986～1989年代表中山大學地質系參加國家重點項目第54項(油氣勘探)三級課題(75-54-01-02-04)「江南古陸及鄰區構造演化與古生代含油氣盆地的研究」，任課題負責人。參加單位有中山大學、貴州省區域地質調查大隊、中國地質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北京大學、成都地質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地質礦產研究所、浙江大學。1989年在江西南昌召開了協調會議、會議上產生了編寫總報告的寫作班子，由本人擔任課題總報告負責人，該報告於1990年3月下旬完成，並通過了評審鑒定。

1989～1992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廣東雲開大山區域構造研究」項目負責人。

1988～1993年參加任紀舜院士主持的IGCP321—《特提斯的演化與亞洲的增生》項目學術活動，先後赴蘇聯貝加爾、韓國、日本等國作地質考察。

1990～1993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49070130)「雪峰古陸加里東期的構造性質和構造演化研究」項目負責人。

1991年與董樹文合作在《中國區域地質》(3期，P262～271)發表《試論構造相，構造相系和構造相序列》。

1991年與研究生合作在《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所刊》14號發表《廣東蓮花山斷裂帶中新生代多期復合變形變質帶的基本特徵及其形成機制的探討》。

1991年與吳起俊，吉雄等合作在《Tectonophysics(構造物理)》(197卷，72－4期，P257－269)發表《Meso-cenzoic Tanhrogeny and diopersion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adjacent seas》。

1992年3月23～25日在大州中山大學主持南海及其鄰區地體及特提斯演化會議，任紀舜院士、柳淮之教授、滕吉文研究員到會指導。

1992年赴日本京都參加第29屆國際地質大會，在高知縣地質學會作學術報告。

同年任中山大學地學院學術委員在反學術腐敗反剽竊中與保護主義者斗爭。

1993年與馬文璞合作發表《雪峰古陸(西南段)的構造演化與古生代油氣盆地的疊加改造》一文，見:《江南-雪峰地區的層滑作用及多期復合構造》(地質出版社)，P148～181。

1993年丘元禧、陳煥疆主編出版《雲開大山及其鄰區地質構造論文集》(地質出版社)，共赴海南島協助指導朱夏院士的博士生野外實習。

1994年在《安徽地質》(4卷，1-2期)發表《從梵凈山飛來峰到蘭田構造窗》。

1994年與研究生合作在《中國區域地質》(12期，P258～267)發表《中國東部及鄰區中新生代大陸邊緣性質的討論》一文。

1996年丘元禧、李平魯、染慧嫻合作在《廣東地質》(11卷，3期，P10～16)發表《南海北部及台灣海峽晚白堊世—新生代大陸邊緣構造演化和構造性質》。

1996年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擔任T391地質觀察路線領隊帶領法、日及非洲與會代表考察雲開大山斷裂變質作用，與彭少梅、張伯友等合著中、英文《雲開變質地塊地質特徵與演化》(《Geological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the yunkai metamor-phic Block》)。

1997年應美國蒂芬諾教授邀請赴美鹽湖參加美國地質學會年會，並在內布拉斯州林肯大學作學術講演。

1997年在《Scientia Geologica Sinica》(3期)發表《Some Problems about Cathagsia》。

1998年在《地質力學學報》(4卷，1期，P1～12)發表《論構造復合》。

1999年與張渝昌、馬文璞合作寫成《雪峰山的構造性質與演化》專著，由國家科委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及中山大學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1999年鄒和平、王建華、丘元禧完成《廣東沿海區域構造專題研究報告》(未刊稿)。

2000年3月在《地質力學學報》(6卷，1期，P33～41)發表《論構造篩分》。

2000年5月在《中國區域地質》(19卷，2期，P175～180)發表《華南古特提斯東延問題的探討》。

2001年3月在《地質力學學報》(7卷，1期，P1～8)發表《似新華夏式伸展盆海系的基本特徵及其形成演化的力學機制》。

2001年12月在《地質力學學報》(7卷，4期，P335～345)發表《中國及其西南鄰區新生代NW向扭動構造體系的成生發展和形成機制》。

2002年3月在《地質力學學報》(8卷，1期，P1～14)發表《區域性南北向構造帶和全球經向構造體系》。

2003年9月在《地質力學學報》(9卷，3期，P220～230)發表《特提斯構造帶和星球級緯向構造體系》。

2003年在中山大學地球科學學系招10名在職研究生。

此外，2003年與上海地震局合作代表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新生代地質研究組與張珂教授一起合作開展浙北地區區域構造格架與活動斷裂研究，完成研究報告(未刊稿)。

2005年起通過廣東省婦聯兒童部向粵北樂昌縣捐資助學，每年捐助六名單親子女上學。

2006年3月出版專著《地質力學與板塊構造學———比較·聯系·前瞻》(地質出版社)。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2009年7月被中國共產黨中山大學黨委會組織部評為優秀黨員。

2009年11月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兒童福利部授予「關愛母親、溫暖兒童」的愛心人士稱號。

㈡ 浙江大學1983年大學畢業生查詢網站

理論上學信網應該都有，但是很早之前的不是很全，可以具體咨詢學校對應管理部門（本科生院、研究生院）或者檔案館

㈢ 浙江大學化學系的系所歷史

浙江大學化學系前身可追溯到創辦於1897年的求是書院和育英書院。幾經演專變，求是書院1912年發展為浙江高屬等學校，並於1915年創建化學系，1928年發展為浙江大學化學系；育英書院1897年創建化學科，1914年育英書院發展為之江大學，化學科於1920年發展為化學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浙江大學化學系與之江大學化學系合並組建浙江師范學院化學系，1958年發展成為杭州大學化學系；1958年浙江大學恢復化學系。1998年四校合並後，由浙江大學化學系與杭州大學化學系、浙江醫科大學和浙江農業大學基礎部化學教研室合並組建成新的浙江大學化學系。

㈣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中國地質學會周年點滴回顧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2012年是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有許多往事值得回顧和紀念。作為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下屬的專業委員兼職副秘書長8年，中國地質學會秘書處專職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學會工作人員，更有許多話要說，為中國地質學會更加符合「由中國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的、依法成立的學術性社會團體」的原則，盡一份責任。特選擇會員、理事會和會章三個問題，作些點滴回顧和粗淺分析，以求教諸會員。

一、一份會員名錄的啟示

1948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刊印了一份會員名錄，編者按語寫道：

本會理事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會員會友未履行其義務兩年者，本會認為自動退會，並在南京中央日報刊登廣告催交會費，至年終尚未交納最近二年以上之會費者即作退會論。如繼續履行義務，當隨時恢復其會籍。」茲本會已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報通知此項決議；此次會員錄即遵照前項決議編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納會費滿二年致未編入此次新會員錄內之會員會友，一俟補交會費，即隨時恢復其會籍(永久會員當然不在此列)。

當年，執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屆年會通過的《中國地質學會章程》，該章程規定學會宗旨是「以促成地質學及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規定會費標准會員每年5元，會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納50元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每年400～600元。

抗戰期間，我國一些院校、研究機關大多遷往西南後方，中國地質學會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重慶。那時雖然生活艱苦，工作條件很差，學術活動卻接連不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院校、研究機構遷回原地，中國地質學會也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那時，有的會員就職單位有變動，有的出國深造或去國他就。在這個背景下，學會理事會於1946年11月作出決議，進行會員重新登記。把交納會費作為重新登記的重要條件。

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錄」中，公布了重新登記後的會員總數為486人，其中創立會員19人，劉季辰是1922年學會成立後第一批入會的會員，這里誤記為創立會員，創立會員應有26人，重新登記者實際18人。還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們是趙汝鈞、丁文江、王紹文和葛利普，其餘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麥美德，尚未重新登記不知何故。永久會員有357人，通信會員28人，榮譽會員1人，還有會友96人，機關(團體)會員44個。此外已故會員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創始會員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大力支持者張軼歐，在野外地質調查時先後被土匪殺害的趙亞曾、許德祐、陳康和馬以思，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地學系早期的系主任鄭厚懷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學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記的486名會員中，按從事的學科或專業劃分，地質學412人，地理學46人，土壤學11人，動物學2人，測量學4人，植物學4人，地球物理學5人，考古學1人，人類學1人。也就是說，與地質學相關之學科者有74人，占會員總數的15%強。體現了學科交叉，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人氣的旺盛，有較強的親和力。

會員中還有少部分外國人。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會員就有三位外國人，他們是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學家Grabau A.W.，農商部顧問、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質與考古學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學校地質學教師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學任教的美國地理學家Barbour G.P.，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Berkey C.P.，日本東北大學的古生物學家早板一郎等入會。1948年重新登記時安特生和那林已經回瑞典，巴爾博已回美國，早板一郎在台灣大學任教，德日進已回法國，梭頗已回美國，他們也都重新登記為我國地質學會會員。反映這些曾在中國任職的地質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也說明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起就是向世界開放的學術團體。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灝和朱家驊兩人，翁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朱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刊印名錄時翁已下野，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南京解放後，1949年7月29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決定：會員翁文灝、朱家驊兩人被列為戰犯，停止其權利和義務，會員錄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灝回來後，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肯定其為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後，沒有恢復他的會員權利和義務。

抗戰勝利後，有一批從事地質地理工作的年輕學者和應屆畢業生出國留學，在國內時有的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有的是會友，可能是通訊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別的緣故，除了池際尚、周明鎮、謝覺民、李璞、馬杏垣、楊懷仁外，其他人沒有重新登記。值得稱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池、周、李、馬、楊和塗光熾、張炳熹等先後回到祖國大陸。謝覺民和楊懷仁是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的，謝覺民沒有回來，後來成為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匹茲堡大學終身教授。1980年後與我國地理界經常進行學術交流。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在解放戰爭後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翁文灝雖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長，擔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他對蔣介石不滿，千方百計要擺脫蔣介石，但由於被列為戰犯，又不敢留在大陸，轉展香港、法國，終於在1951年回到祖國大陸。丁驌和張其昀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驌因擔任過國民黨重慶黨部書記，張其昀時任國民黨浙江大學區黨部書記，前者去了美國，後者去了台灣。張其昀到台灣後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研究和整理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在台灣有很大影響。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屆年會上通過的會章規定：「國外之地質學者或古生物學者對於中國地質有所合作或有所貢獻者得為本會通訊會員。」之後陸續發展通訊會員。這次重新登記的通訊會員28人。國籍有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法國、奧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國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職。

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1948年被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灝、李四光、謝家榮、朱家驊、楊鍾健和黃汲清。後來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當時還是會友，被台灣「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記的機關(團體)會員有44個，除了當時我國三大地質機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四川、台灣、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所管轄的一些礦業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一些官民聯辦的礦業公司、國防部測量局、北京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學院、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和清華大學。

從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名錄，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中國地質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它的性質是群眾性的，屬非政府組織，所謂自願組成，指的是成立時有發起者，即創始會員，會員自願入會，自動退會，進出自由，要盡義務，交納會費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中國地質學會號稱有多少萬會員，卻不交納會費，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國很久都沒有聯系，不知誰入會了，誰退會了。所謂的會員是虛位，是「被會員」。誰當理事了，誰當理事長了，就辦個會員證。團體與政黨不一樣，但也得像個樣子，有點規矩才是，須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其次，中國地質學會在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會員結構上體現了以促成地質學及與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有46位中國地理學會會員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竺可楨1922年就加入中國地質學會，他也是中國地理學會創始人，1948年還重新在中國地質學會登記。地理學者中有地貌學者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如果是學科接近的話，那麼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與地質學的關系就比較遠了，如胡煥庸、張其昀、謝覺民、張印堂、陳正祥、周立三、鍾功甫、薛貽源、洪思齊、嚴重敏等。研究動物學的張春霖、壽振黃，研究人類學的吳定良，研究植物學的胡先驌、侯學煜也都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第三，這份名錄的編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大小和專業，也不論在中國地質學會中的職務如何。只列何時入會，何年成為永久會員，以及當時服務於哪個單位。從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眾面前的只是會籍、會齡的區別。

1980年初，李春昱曾說1948年由他經手將學會的8000美元請美國友人存在美國的銀行。我1985年到學會工作，在1994年聽說此事，向學會有關人士詢問此事，據時任專職副秘書長的何世沅說，當時請李春昱把詳情寫了下來，隔段時間找不到了，再請李春昱寫了詳情，李很不高興，但還是寫了。何世沅說，這張紙也找不到了，那時李春昱已去世。我問過程裕淇，他說聽李說過，程裕淇還記得那個美國人是位女士，他還記得她的名字，他把這位美國友人的名字寫了下來。後來，新任專職副秘書長王弭力把南京會所和美國存款的事認真辦了，南京會所要回來了，存款一事沒有確切信息，沒有辦成。1948年學會哪有這么多錢，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會員重新登記時交的會費。

二、一份歷屆學會領導機構名錄的思考

我根據歷屆理事會名單，整理了一份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至今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從這份名錄並結合中國地質學會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得知中國地質學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從中能夠獲得學會工作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以及今後如何改革的啟示。

從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到1952年，共27屆理事會的任期基本為1年，至多跨2個年度。理事人數從數人到十數人，第八屆及以前設副理事長2人，第九屆至第三十一屆不設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至第二十六屆，增設監事會。理事會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書記)和會計等分工。也就是說，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評議會)是名正言順地在理事。理事長，一般不連任。這是比較合理而又高效的學會治理結構。

從第二十九屆(1954～1956)理事會開始，理事會任期延長至4～6年，第三十一屆理事會(1962～1979)因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從這年開始到1971年，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受到沖擊。至1972年因對外關系需要，恢復以中國地質學會名義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理事人數急增，如第三十一屆44人，從第三十二屆到目前的第四十屆，增至100多人，這一時期從第二十七屆(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連任了6屆的理事長，長達20年。這對於學術團體來說，是不正常的狀態，與民間學術團體的治理結構出入較大。這一時期取消了理事會的會計，由掛靠單位的會計代行會計工作。鑒於不收會費，經費由掛靠單位和中國科協支持，經費賬目也不必向會員公布。這一時期，開始(1950、1951)因秘書長孫雲鑄工作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該系學生游振東和何錫麟協助秘書長工作。1952年開始設專職職員。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開始設專職編輯組成《地質學報》和《地質論評》編輯部。也就是說學會有了辦事機構，理事會開始擺脫辦理學會之事。

中國地質學會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表

續表

續表

從第一屆至第三十屆理事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地質學家擔任，第二十八屆至第三十一屆理事長李四光雖是政府的地質部長，但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第三十一屆的秘書長朱效成雖是司局級行政幹部，但他在他們這個層次的行政幹部中，學習地質學的成效是比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質學的管理幹部。從第三十四屆(1988～1993)理事會開始理事長就開始由掛靠單位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至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開始先後任理事長的幾位部長和副部長雖然是學地質，從事過地質工作，但是以他們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和學識，是當不了理事長的，是部長的身份才當得了理事長。從理事長人選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質學會的治理結構已偏離了群眾性學術團體的性質。常務理事會例會的舉行也與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辦公會議同一模式，有人戲稱「將地礦部部長辦公會議搬到地質學會來了。」有段時間，為了減少層次，因繁就簡，將常務理事會議與秘書長會議合並召開，名為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後來也被一位擔任常務副理事長的地礦部副部長否掉了，說常務理事與副秘書長是兩個層次的，不能一起開會，以後就變更為常務理事會決定，秘書長會議落實工作。在行政部門看來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基本上是部級，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副秘書長基本是處級幹部，只有前者可作決定，後者的任務是將決定落實到實處。在一起開會覺得不成體統。這又是將國家機關的行政級別帶到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的會長(理事長)應由著名科學家擔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則更佳，這是國際慣例。1979年以後，全國性學會迅速增加，且有部門分割的趨勢，這是利益所向。這既有積極意義，也隱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學會由本部門的行政領導，如國務院有關部、委、局的首長擔任會長。1980年後期，國務院明文規定，行政領導不得擔任學會、協會和研究會的領導職務，這是正確的。但是留下一條尾巴，說若的確需要，應報國務院批准。實際上這項規定是對已經擔任學會、協會領導職務的行政領導的一種限制，而不是為了擴大。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1979～1983)、第三十三屆(1983～1988)理事長先後由黃汲清和程裕淇擔任，以前幾屆的理事長李四光雖是地質部部長，但他畢竟還是著名地質學家。以後換屆除黃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沒有合適的著名地質學家。再說，李四光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學會並無職務，只是先後由具有地質背景的副部長宋應和學部委員、副部長許傑擔任學會常務理事；黃汲清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也未在學會擔任職務，只有副部長鄒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長中的一位副理事長。程裕淇擔任理事長的階段，夏國治副部長擔任副理事長(當時有9位副理事長)。1988年以後的6任理事長都是地礦部或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理事長，而且有的並無學習或從事地質工作的背景，由於部長又是部里的黨組書記，工作很忙，還要有一位副部長或副部級幹部擔任常務副理事長。這樣做，名義上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學術團體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義上是爭取部里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理解；說是經過國務院審批，實際上你報上去了，能不批嗎?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

三、幾份會章的回顧

中國地質學會章程是中國地質學會性質、宗旨、任務、行為規范的約定，是在憲法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的指導和自我約束，可以說是學會的根本大法。中國地質學會章程從1922年成立起到現在經過十多次的修改。

中國地質學會的名稱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條就寫明了的，已經有90年的歷史。學會的宗旨1922年章程規定為「促成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這一宗旨的敘述既簡潔又明了，這一記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幾個章程和簡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卻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學術技術經驗，謀地質知識之提高與應用，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其實學會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至於「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政治任務。1953年，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中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4年的會章規定的宗旨是根據這種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會會議贊成謝家榮的提議，取消永久會員，這樣就在沒有經過會員代表大會票決的情況下剝奪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會員並得到學會承諾的權利。

1957年的會章對學會宗旨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科學技術經驗，開展學術討論，努力使我國地質科學迅速達到世界水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服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中提出「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並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次修改會章，對學會宗旨的表述是根據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再一次修改會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3月18～31日，舉行全國科學大會，當時重提四個現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會章總則包括第一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性質是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組成部分；第二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任務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廣大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地質戰線出成果、出人才，為地質科學技術迅速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在21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貢獻」；第三條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和學派之間自由討論，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和檢驗經驗。顯然這條是總結「文革」及以前的經驗教訓，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背景下，寫進會章的。1983年會章只作文字修改，內容與1979年會章基本相同。

1988年會章與1979年和1983年會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薦人才和改革的內容外，其他基本相同，這是因為此時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青年地質科技獎，中國科協設立了青年科技獎，學會和全國地質部門的改革正在進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的會章，第二條明確為宗旨，是這樣陳述的：「本會宗旨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精神和優良作風，團結廣大地質科技工作者，促進地質科學技術的繁榮和發展，促進地質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由於中國科協提出了「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科協精神，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兩個促進。此前，1991年民政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國科協於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國性學會組織通則，是按照《條例》和《通則》的要求，總則應概括為三個內容，一為本會性質，二為宗旨，三為任務，進行修改的。

1997年會章與1993年會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條本會性質，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是發展地質科學的社會力量」「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這樣，就明確了中國地質學會在發展科學中的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職責作了限定。實際上，中國地質學會從來就是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科聯的活動，只是因為在北京舉辦第30屆地質大會非常成功，擴大了我國的國際影響，這里作了進一步明確。第二條宗旨增寫了「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和提高」放在1993年會章的兩個促進之間。這里的「成長」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質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進成為兩院院士和中國地質學家走向世界，如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有關職務，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大會主題報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會章是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的修訂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重新登記時，根據民政部提供的《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修訂的，總則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的英文名稱，增添了「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范」的內容，明確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將原會章中的「任務」作為「第二章」業務范圍載明。整個會章的章、條均按《範本》重新調整。特別是載明「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以及掛靠部門國土資源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即認了三個上級管理單位。

2006年會章按1997年和2000年會章中總則第三條宗旨的四個促進，增加了第五個促進「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歷年會章的變化，除了上述原則、宗旨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任務」或「業務范圍」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1922年只說有一種刊物，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9年會章有「本會得設獎章或獎金，以獎勵地質學之有貢獻者」，1942年會章增寫了出版物有西文會志和中文地質論評。1954年會章專設一章「學術活動」另一章「刊物」，1957年會章增加了「協助有關部門解決科學技術問題」。1979年會章專列「主要任務」一章列舉了7項，1983年會章的「任務」一章，根據新情況進行調整仍為7項。以後幾次修改會章大體都是這樣改動。又如，關於會員，歷年也有變化。

一個國家有三部分的組織，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國家的行政職能，由選民選舉產生，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機關；二為企業，它以贏利為目的，同時為公民生產和提供生產和生活物質。政府維護公民的權利，企業有自己的私利。中間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贏利的組織。學術團體是第三種組織中的一分子。它從政府「批發」服務，廉價或無價提供給公民。作為學術性團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科研機構，也有別於企業的研發部門。它的業務范圍是很明確的。早期的中國地質學會會章規定的「以促進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既明確又簡潔，也好記。後來的會章幾經修改，增加了許多，實際上是這一宗旨的細化，或具體化，為什麼「促進」原來是兩個，後來增加到三個、四個和五個促進，越是具體，越是不全面，要不斷補充。而且由此具體化反倒不確切。例如，1957年會章中說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任務。1983年會章中提出積極開展咨詢服務活動，實際上學會在咨詢服務上不具優勢，至於把「遵守憲法、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活動。」作為宗旨寫進會章沒有必要，一是這種要求是每個個人、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企業甚至政黨都應做到的起碼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應如此；二是這個要求是義務、是責任、是共識、是常理，不是屬於宗旨的范疇。

會章要簡單明了，要有個性，既要有規范，也要有靈活性；既要便於記憶，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個好的會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對一份會員名錄、一份歷屆理事會主要領導名單和歷屆中國地質學會會章，進行了回顧和思考，是很膚淺的，可能存在錯誤。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地質學會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地質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組織特點的學術性社會團體。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

㈤ 浙大和地大的地質學

1 你認為那個學校的地質學好呢？
2 本校的都選擇考專業，不會選擇數學回，外答校靠過來的都是數學比較好的。
3 保研是比例問題，還有學習績點，控制比較嚴格。分保送外校和本校，外校一般是去中科院或者國外，很少去其他學校，針對地質學專業。保研比例大概是這樣的：基地班70%，普通班10%，然後是通過考試的。

㈥ 浙江大學構造地質學碩士有哪些課程

尖端知識型 以後大概預測地震的

進入20世紀以來，社會和工業的發展，使得石油地質學、水文地質學和工程地質學陸續形成獨立的分支學科。在地質學各基礎學科穩步發展的同時，由於各分支學科的相互滲透，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與地質學的結合，新技術方法的採用，導致了一系列邊緣學科的出現。
引用自網路

主幹學科：
地質學
主要課程：
地質學、結晶礦物學、古生物學、地史學、岩石學、構造地質學、礦床學、地球物理及勘探方法、地球化學、遙感技術等。
主要實踐性教學環節：
主要課程的實驗和實習在課程內安排。野外地質的認識實習、區域地質測量實習和畢業實習等，一般安排6～12周。
學年：
4年
授予學位：
理學學士
備註：
開設該專業的所有學校： - 華北地區(3所學校開設該專業)：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北京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 東北地區(1所學校開設該專業) 吉林大學 - 華東地區(5所學校開設該專業) 南京大學 中國海洋大學 同濟大學 浙江大學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 中南地區(3所學校開設該專業) 中國地質大學 長江大學 中山大學 - 西南地區(1所學校開設該專業) 成都理工大學 - 西北地區(4所學校開設該專業) 蘭州大學 西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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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地質的人才很稀缺 尤其旅遊地質學 好好學待遇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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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地質學與同位素定年的相互約束

地質學與同位素定年的相互約束是建立造山帶岩漿-構造事件時間序列的最佳途徑。Davis et al. (2001) 採用這樣的途徑，建立了一個新的燕山造山帶的構造變形年代學格架，是一個範例。我們基於這一途徑，擴展到建立火成岩構造組合與岩漿-構造事件序列，有三點最為重要。

(1) 詳細地野外觀察構造變形 (褶曲和斷裂) 與火成岩 (火山岩和侵入岩) 之間的相互交切—覆蓋關系，在弄清楚地質體之間的相對時間序列的基礎上，選取同位素定年樣品 (Davis et al. ，2001) 。例如，按傳統觀點，火山岩層常常按岩性進行地層對比，本區以安山質為主的火山岩層均歸於髫髻山組 (J2t) (例如: 河北省地礦局，1989) ，由此，十三陵與壽王墳盆地內的安山質火山岩層均歸為髫髻山組。但是 Davis et al. (2001) 的研究提出，十三陵逆沖-推覆斷層向 NNW 推覆在安山質火山岩層 (161. 1 ± 1. 9 Ma) 之上，位於該斷層東邊的同屬於向 NNW 推覆的興隆逆沖-推覆斷層卻被安山質火山岩(147. 6 ±1. 6 Ma) 不整合覆蓋，因此，①十三陵-興隆逆沖-推覆構造變形事件發生於 161Ma 之後，148 Ma 之前; ②原先歸於髫髻山組安山質火山岩層應分屬於二個地層單位，十三陵和壽王墳盆地內的安山質火山岩層應分別歸於髫髻山組 (J2t) 和張家口組 J3zh) ，因此，只按岩性對陸相火山岩層進行地層對比是不可取的。另外，我們的野外觀察表明，十三陵-興隆逆沖推覆斷層可由它們中間的長園雜岩體南側的向 NNE 推覆的逆沖推覆斷層連接起來，同時長軸呈 NEE 走向的同構造的長園閃長質片麻岩 (153 Ma、151 Ma) 位於十三陵-興隆逆沖斷層 (中段) 的下盤，它進一步支持了上述①的結論。

(2) 收集大量新的同位素定年數據，一大批老的同位素定年數據已被淘汰 (Davis et al. ，2001) 。近年來，同位素定年新技術的飛速發展，精度大大提高，不同同位素系統封閉溫度不同，使不同系統的同位素年齡的確切地質含義進一步明確。例如，石城閃長質片麻岩和棋盤岩輝長岩老的的鋯石U-Pb年齡分別為137.9Ma(1984測定)和(184.6±3.9)Ma(1987年測定)(鮑亦岡等，2001);新的鋯石U-Pb年齡則分別為(155.8±1.5)Ma(SHRIMP)、(159±2)Ma(顆粒鋯石)和(132.9±0.66)Ma(SHRIMP)。雲蒙山花崗質片麻岩Bi的K-Ar年齡114～119Ma(1962和1985測定)，鮑亦岡等(2001)取為岩體形成年齡;但是，新的鋯石U-Pb年齡為(144.7±2.7)Ma(SHRIMP)、(143±3)Ma和(142±2)Ma(顆粒鋯石)。因此，結合地質學觀察，Davis et al.(2001)和本次研究認為，雲蒙山岩體形成於142～145Ma(J₃)，114～119Ma(K²₁)為與變質核雜岩機制導致的岩體隆升後的冷卻年齡。我們收集了研究區近年來發表的新的年齡數據，鋯石SHRIMPU-Pb年齡27個(其中15個為本書提供)，單顆粒鋯石U-Pb年齡27個，⁴⁰Ar-³⁹Ar年齡41個，K-Ar年齡10個，和Rb-Sr年齡1個。測年結果顯示鋯石SHRIMP和單顆粒鋯石U-Pb年齡有好的一致性，表明這2種新技術提供的鋯石U-Pb年齡可為侵入岩的形成提供比較可靠的年代學依據(鄧晉福，2003)。

(3)一個侵入雜岩體中分解出多個侵入體，及其後的岩石構造組合的歸並極為重要，是建立岩漿-構造事件序列的必需。例如，昌平薛家石樑侵入雜岩體包含5個侵入體(或單元)，鮑亦岡等(2001)採用單元一超單元的理論和方法，基於老的年齡數據和岩性對比，把它們歸入4個超單元，上庄輝長岩與棋盤岩輝長岩(老的鋯石U-Pb年齡184.6±3.9Ma)對比，歸入J₁s(195～176Ma)四干頂超單元，薛家石樑閃長岩(老的黑雲母K-Ar年齡159.8Ma)和湖門正長岩歸入J₃x(160～150Ma)薛家石樑超單元，黑山寨二長岩(老的黑雲母K-Ar年齡137.5Ma)歸入J₃F(150～140Ma)分水嶺超單元，黑熊山花崗岩(老的黑雲母K-Ar年齡120.9Ma)歸入K₁SQ(120～87Ma)四橋子超單元。從2001年開始到2003年，我們對薛家石樑雜岩體進行過5次野外地質調查，發現侵入體之間無冷凝邊，岩漿混合作用的野外標記廣泛發育，野外產狀表明它們是呈現好的密度制約的帶狀岩漿雜岩體，上庄輝長岩在下，往上依次變為薛家梁閃長岩，黑山寨二長岩，湖門正長岩，頂部則為黑熊山花崗岩。各侵入體的新的年齡為129～124Ma，顯然應歸入同一個K¹₁的侵入岩構造組合。並且，從輝長岩(128Ma)→閃長岩(127Ma)→二長岩(125Ma)→正長岩(124.2Ma)→花崗岩(123.7Ma)，鋯石的結晶年齡依次減小，它與帶狀岩漿房雙擴散對流理論和實驗模型(Huppert at al.，1984)指出的完全一致，即下部的輝長岩岩漿先結晶，頂部的花崗岩岩漿結晶最晚，這是因為，①基性岩漿與圍岩的溫度差最大，最早結晶;②下部的基性岩漿結晶時會放出大量熱量，使上部酸性岩漿較長時間內保持在高於液相線的溫度，使之晚結晶。侵入雜岩體的另一種類型是雲蒙山雜岩體，主體由花崗質片麻岩構成，其北東邊緣為石城閃長質片麻岩。野外見到前者呈脈狀貫入後者之中，鮑亦岡等(2001)根據老的年齡數據(花崗質片麻岩124～119Ma，閃長質片麻岩，137.9Ma)把它們均歸K₁D(139～125Ma)碓臼峪超單元。根據新的年齡數據，我們把石城閃長質片麻岩歸入J₂岩石構造組合，而雲蒙山花崗質片麻岩歸入J₃岩石構造組合。

由上可以看出，野外地質觀察和新的同位素定年數據的相互約束是建立地質事件序列的最佳途徑。

㈨ 浙江大學地質學怎麼樣

浙江大學是名校，應該不錯吧。不過地質專業還是中國地質大學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