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地質局
㈠ 南京民國建築 都是什麼樣的組織，建設的 有沒有介紹這方面的書謝謝
南京民國時期的建築師
民國時期，一批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建築師雲集當時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形成了我國第一代建築師群體。他們既受到歐風美雨的沐浴，又經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在建築設計中，他們以現代的科學知識和良好的專業素養成功地將中西方文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設計出形式多樣、富有震撼力的傑作。
南京的民國建築除了極少數為外國建築師設計外，大多數是我國建築師自行獨立設計。這與外國建築師統治上海建築市場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建築師中代表人物有呂彥直、楊廷寶、童寯、劉敦楨、趙深、陳植、陸謙受、範文照、過養默、趙志游、梁衍、徐敬直、劉福泰、盧樹森、李錦沛、董大酉等。
呂彥直（1894-1929），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的傑出代表。曾留學美國，後與其老師墨菲共同設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舍。他以設計並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奠定了他在中國建築史上的地位。
楊廷寶（1901-1982），中國現代建築學家、建築師和建築教育家。 曾留學美國，1927年回國，加入關頌聲、朱彬等人創立的基泰工程司。他一生主持、參加、指導設計過100多項建築工程，其中在南京設計的民國建築就占，30項左右。例如中央大學（大門、圖書館、牙科醫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央醫院、中央體育場、譚延闓墓、音樂台、大華大戲院、金陵大學圖書館、公教新村、北極閣宋子文公館等。
童寯（1900-1983），中國現代建築學家、建築師、建築教育家。曾留學美國，1930年回國，1932-1952年在上海與建築師趙深、陳植共同組成華蓋建築師事務所。童寯參加設計的工程約100項，其中在南京設計的民國建築有外交部、首都飯店、金城銀行別墅（後來的馬歇爾公館、國際安全區總部）、首都電廠、南京地質礦產陳列館、美軍顧問團公寓（又稱AB大樓）、公路總局辦公樓（後來的孔祥熙公館）等。
劉敦楨（1897-1968），中國現代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建築教育家。1913年留學日本，1922年回國後，在上海華海建築師事務所工作。劉敦楨在南京設計的民國建築代表作有中山陵內的光化亭、仰止亭等。
趙深（1898-1978），中國現代建築師。曾留學美國，1927年回國，1928-1930年在範文照建築師事務所任建築師，後創建華蓋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和參加設計的民國建築有南京鐵道部辦公樓、勵志社、外交部大樓、福昌飯店、行政院大樓、鐵道部購料委員會辦公樓等。
奚福泉（1902-1983），中國現代建築師。早年留學歐洲，他在南京設計的作品有國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館、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分行等。
關於介紹南京民國建築及建築師的書有
《南京民國建築的故事》（葉皓）
作者： 葉皓 編
叢 書 名：
出 版 社： 南京出版社
ISBN：9787807185666
出版時間：2010-01-01
」民國時期南京建築師的執業狀況「-《中國文化遺產》2011年05期
㈡ 從館藏地質資料看我國早期的地質工作發展變化
李 華
（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
摘 要 筆者對全國地質資料館館藏新中國成立前編著的 8000 余種地質資料進行了系統分析、整理，發現這些資料概略勾畫出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地質工作發展的脈絡。尤其是我們的地質前輩在工作環境惡劣、技術裝備落後的情況下，艱難開展地質礦產調查及地質科學研究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開展地質礦產調查、礦產勘查、開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 地質資料 新中國成立前 地質工作 成果
0 引言
辛亥革命前，一些西方人士隨商務考察團對我國進行地質考察、調查。另外，日本人為掠奪中國自然資源進行了大量的地質勘測、開礦、修鐵路、辦工廠[1]。辛亥革命後，我國組建了自己的地質工作管理機構，組建了地質勘查隊伍，在我國疆土上開展了基礎地質、區域地質、礦產地質、地震地質、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等調查工作，積累了一批地質資料。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地質工作可分為：①地質機構組建前外國人在我國的地質調查，由於日本對我國是侵略行為，所以在本文中單列小題論述。②我國組建地質機構後的地質機構進行的地質工作。
1 外國人在我國的地質調查活動
1.1 西方國家在我國進行的地質調查活動
1911 年辛亥革命前，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地質人員，也沒有建立自己的地質礦產調查部門或機構，沒有自己的勘查隊伍，中國近代早期的地質調查工作，基本都是外國人做的。
自 1829 年至 1911 年間，先後來中國進行地質調查、考察的外國人主要有俄國人、德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匈牙利人、印度人、法國人、奧地利人、瑞典人、瑞士人（表 1）。
1911 年前外國人在中國工作簡表 1[1]
續表
續表
1.2 日本侵華時期的地質工作
1905 年，日俄戰爭剛剛結束，設立了「滿洲產業調查會」，開始了對我國東北地區的所謂資源調查。他們組織帝國大學的小川琢治等人對撫順等地的煤田進行了調查。館藏 3800 余種日文資料中，有編制單位的日文資料約 126 余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滿洲產業調查會、南滿洲鐵道株式、滿鐵建立中央試驗所、國防資源調查部等調查機構。館藏 3800 余種日文資料，主要有區域地質調查資料、礦產地質資料、水文地質資料、工程地質資料、環境地質資料、物探地質勘查資料、綜合性地質資料等。
1.2.1 區域地質調查資料
館藏日本在侵華期間形成的區域地質調查資料主要為：1/40 萬、1/15 萬、1/10 萬、1/5 萬區域地質調查資料。這些資料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及山西大同煤田北部地區，如東北地區的區域地質調查資料（日文）：1/40 萬奉天圖幅地質說明書、1/40 萬吉林圖幅地質說明書、熱河十萬分之一地圖三溝區及六溝區內礦產地調查報告、遼西省 1/10 萬地圖及礦產地調查報告。山西大同煤田北部的區域地質調查資料（日文）：山西大同北部煤田白洞村地質圖幅說明書、山西大同北部煤田—裕豐炭礦地質圖說明書、山西大同北部煤田—永定庄地質圖幅說明書、山西大同北部煤田—常流水地質圖幅說明書等 12 幅資料。
1.2.2 礦產地質勘查調查資料
日本在侵華期間，日本人對我國的金屬、非金屬、能源等礦產資源進行了調查、勘查或開采。調查或開採的礦種有：鐵礦、石墨、炭礦、石材、水泥原料、油母頁岩、石灰岩、錳礦、金礦、石棉、雲母、黑鉛、磷灰石、石油、稀有元素、黃鐵礦、螢石、鋁土礦、石膏、活性白土、鎢礦、鉛礦、銀礦、亞鉛礦、綠柱石、銻礦、硅石、硝石、礬土頁岩、天然鹵水、銅礦、重晶石、石灰岩、白雲岩、岩鹽、菱鎂礦、耐火黏土、鉬礦、長石、汞礦、銅礦、紅柱石、片麻岩、錫礦、金紅石、電氣石、金剛石、鈾礦、鎳礦、硅藻土等礦種。我國目前開採的一些礦山及發現的一些礦產地，就是在日本侵華期間日本人進行了地質工作或進行了掠奪性礦產資源開采基礎上進行的。如鞍山一帶的鐵礦、營口—海城一帶的菱鎂礦、撫順一帶的油母頁岩等。
1.2.3 水文地質勘察、工程地質勘察
水文地質資料有區域水文、礦區水文、工業用水、城市供水等，館藏資料如：《北京市及其周邊的地下水》1576 號資料、《山東張店附近工業用水調查報告書》1544 號資料、《海河水質調查報告書》1594 號資料、《遼寧四平街附近新世代堆積層和地下水》3792 號、《北支炭礦坑內出水調查報告第一報》3853 號、2094 號資料等。
工程地質資料有堤壩工程、水力發電、鐵路工程等，館藏資料如：《山西汾河及滹沱河堰堤豫定地質調查報告》1495 號資料、《黃河三門峽發電地點踏查報告書》1595 號資料、《東北圖寧線北老松嶺隧道地質調查報告》5109 號資料等。
1.2.4 物探地質勘查資料
日本侵華期間，先後用電法、磁法、重力、地震等方法，對我國鐵礦、金礦、煤礦、硫鐵礦、銅礦、溫泉、地下水、鉛鋅礦、螢石等礦種進行了勘探。如：《河北省臨城煤田附近地震探礦調查概況報告》1366號資料、《吉林省九台縣九台街第 941 部隊地下水源電氣探礦報告》1395 號資料等。
2 我國組建自己的地質調查機構
2.1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8 年隸屬農礦部、1930 年隸屬實業部、1938 年隸屬經濟部）
1912 年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實業部設置了礦物司，其下設有地質科，由章鴻釗任科長。從此，中國政府有了主管地質工作的正式機構和專門人才。同年 4 月政府遷都北京，工商部礦政司，下設地質科，由章鴻釗任科長（1913 年 2 月後由丁文江任科長）。1913 年因工商部與農林部合並為農商部，9 月地質科改稱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培養地質人才的講習所），丁文江任所長。1913—1916 年，該所培養了中國近代首批地質人才 22 名（1913 年秋招生 30 名，1916 年 7 月結業時僅余 22 人，有 18 名正式畢業，4 名肄業）。18 名正式畢業生相繼投入地質調查所工作，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批地質人才。
1921 年，丁文江赴北票煤礦任職，翁文灝代理所長至 1925 年，從 1926 年至 1937 年翁文灝任所長。1928 年至 1930 年地質調查所先後設置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沁園燃料研究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地震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地質圖書館、地質礦產陳列館等。
1938 年由黃汲清接替翁文灝任地質調查所所長。後因南京政府抗日戰爭失利，地質調查所也先遷長沙余家沖（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7 月），後遷至重慶北碚，隸屬於國民政府經濟部。為了區別於省地質調查所，1941 年夏將北碚地質調查所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
1940 年由尹贊勛接替黃汲清任代理所長，1942 年李春昱被正式任命為所長，周贊衡為副所長，直至1950 年。
2.2 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是 1928 年建立於上海的，1932 年 9 月遷南京。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該所經江西廬山、湖南長沙至桂林。1944 年桂林淪陷前，又經貴陽遷往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後的 1946 年復員南京。李四光始終任該所所長。
2.3 礦產測勘處
1940 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設立了礦產測勘處，起初稱為西南礦產勘測處，設於雲南昭通，後遷至貴陽，再遷至成都，抗戰勝利後 1946 年正式遷南京，改稱資源委員會礦產勘測處，一直由謝家榮任處長。
2.4 地方地質調查所或地質工作機構
1923 年，河南地質調查所成立，數年後停辦，1931 年又恢復，吳藹辰、陳樹玉、張人鑒、魏中谷先後任所長。1925年，雲南省實業廳地質調查所成立，朱庭祜任所長。1927年，兩廣地質調查所成立，朱家驊、潘鍾詳先後任所長。1927年，湖南地質調查所成立，李毓堯、田奇雋任所長。1928年，江西地質調查所成立，盧其駿、尹贊勛、高平先後任所長。1932 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成立，設立於重慶北碚，常隆慶任所長。1938 年，四川地質調查所成立，設立於重慶，李春昱、侯德封、常隆慶先後任所長。1936 年，西康地質調查所成立，設立於康定，張伯顏任所長。1940 年，福建地質調查所成立，設立於福建省建設廳地質土壤調查所，後改稱地質調查所；1944 年，新疆地質調查所成立，王恆升任所長。1944 年，寧夏地質調查所成立，李士林任所長。1935 年，貴州地質調查所首建，朱庭祜任所長，1946 年重建，由樂森尋任所長。1946 年，台灣地質調查所成立（接收台灣之日本地質調查所而建立），畢慶昌任所長。1940 年，陝甘寧邊區地質礦冶學會成立，設立於延安，武衡任會長。1946 年，東北工礦局成立於雞西。
3 我國前輩地質工作者的主要成果
3.1 基礎地質調查
3.1.1 地層
《河北薊縣東陵及興隆縣一帶地質調查報告》1090 號資料，是高振西 1931 年建立的「薊縣剖面」手稿。這一研究成果經過長時間的考驗，被證明是一個劃時代的有國際影響的基礎研究性質的重大貢獻[2]。他建立了薊縣的中國北方「震旦系」（中上元古界）標准剖面（第一個國家級地質自然保護區）。
3.1.2 區域地質調查資料
譚錫疇於 1924 年完成了中國第一幅《1/100 萬地質圖—北京濟南幅》5137 號資料；王竹泉於 1926年完成第二幅《1/100 萬太原榆林幅說明書》5139 號資料；李捷於 1929 年完成第三幅《1/100 萬南京開封幅說明書》5138 號資料。新中國成立前夕，由黃汲清主編的《1/100 萬區域地質圖》12044 號資料，由 14個圖幅構成，即，漢口幅、長沙幅、太原幅、南京幅、青島幅、桂林幅、廣州幅、北京幅、西安幅、上海幅、福州幅、重慶幅、昆明幅、天水幅；1945年至1948年，在黃汲清的指導下編制完成了《1/300萬中國地質圖》12857 號資料。這些區域地質調查報告較清楚地反映了我國新中國成立前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的概貌[3]。
3.2 礦產地質調查及礦山發現資料
3.2.1 礦產地質調查資料
王竹泉1917年著有《山西平盂潞澤煤鐵礦地質》978號資料；黃汲清、徐克勤著有《江西萍鄉高坑煤田》394 號資料；潘鍾詳、王竹泉 1933 年著有《陝北油田》340 號資料。我國目前開採的礦山，有相當數量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發現或進行過地質工作的。
3.2.2 礦山發現資料
3.2.2.1 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的發現資料
1940 年 8 月至 11 月，常隆慶、劉之祥到康滇邊區做地質調查，途經鹽源、鹽邊弄弄平、攀枝花進入雲南華坪、永勝等地，編寫了《康滇邊區之地質與礦產》3822 號資料。這是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礦區的首份發現資料。劉之祥 1940 年 11 月編寫的《康滇邊區之地質與礦產》的引言中記載：「礦產方面，其最有價值者當屬鹽邊縣攀枝花之磁鐵礦，儲量可達 1000 萬噸之上，居寧屬第一，亦全國不可多得之大礦。」3.2.2.2 江蘇賈汪煤田的發現資料
《江蘇銅山縣賈汪煤田地質》2750 號資料，是謝家榮發現賈汪煤田的首份資料。
煤層長 4000 至 7000 米，寬 800 米至 3000 米，估算總儲量 12182.8 萬噸。3.2.2.3 新疆油田的論述資料
黃汲清在新疆調查時編著了石油地質資料，包括《南疆油田調查略記》742 號資料、《新疆烏蘇縣獨子山石油及煤氣礦床說明書》743號資料、《新疆庫車銅廠油田》3996號資料、《新疆溫宿縣塔克拉克油田》3997 號資料、《新疆 [ 獨山子區 ] 烏蘇獨山子油田》4565 號資料、《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738 號等。
黃汲清 1943 年 9 月編寫了《新疆油區地質調查報告》英文稿，文中依據新疆的主要生油系為侏羅系及第三系，均屬陸相沉積的事實，明確提出大型盆地陸相生油和多層系、多期生油的假說[4]，並認為生油和儲油地層也是多旋迴發展的。因此，陸相中、新生代盆地應是找油氣的主要對象。3.2.2.4 雲南磷礦的發現資料
《雲南磷礦之發現經過與概況》654 資料，是程裕淇於 1939 年編著的。程裕淇在昆陽中邑村發育的震旦寒武系地層中，系統地採集了被一些人認為是鋁土礦的岩石標本，經化學分析，發現此種岩石 P2O5含量高達 30%。3.2.2.5 大同煤田
對大同煤礦的最早調查應首推我國地質工作前輩王竹泉，他自 1917 年開始對山西全省煤田進行了系統調查，歷時 10 余年，根據野外調查的第一手資料，編制出 1/10 萬地質圖；並按煤田分布將山西全省劃分為 7 大煤區、32 個煤田，每個煤田都按照其分布范圍、含煤地層、煤層、煤質以及分煤種進行儲量計算，編出山西省最早的煤礦志《山西煤礦志》。首先發現這是一個含有石炭二疊紀及侏羅紀兩組含煤地層並存的煤田，從而擴大了大同煤田的煤炭儲量。這些資料對了解山西煤礦以及勘探開發都是難得的綜合資料，對當今山西煤田普查勘探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3.3 物探地質勘探資料
秦香菱、李善邦、翁文波、趙仁壽、顧功敘、張鴻吉、王子昌等用電法、磁法在甘肅玉門油礦、貴州水城縣觀音山鐵礦、四川綦江麻柳灘鐵礦、貴州赫章縣鐵礦山、雲南巧家縣湯丹銅礦、雲南安寧縣砂場鐵礦、雲南巧家縣落雪銅礦、雲南會澤縣黃鐵礦、雲南會澤縣礦山廠鉛鋅礦、雲南個舊縣老廠錫礦、雲南昭通縣褐炭田等礦山進行物探勘查工作，編寫了《試用磁秤探測四川綦江麻柳灘鐵礦報告》692 號資料，這是我國物探地質學家李善幫、秦香菱，於 1939 年編著的首份物探資料。
3.4 水文地質及工程地質資料
最早的水文地質調查，是章鴻釗 1926 年對我國溫泉進行的調查，編著有《中國溫泉之分布》7749 號資料；工程地質調查方面：宋希尚、曹瑞芝等 1933 年著有《揚子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報告》2008 號資料；報告認為：自宜昌以上，始有利用之可能。宜昌以下，不能發展水力。宜昌附近有葛洲壩及黃陵廟兩處，堪以建壩設廠。巫峽前後百餘千米，水位漲落差度太大，不宜建壩，奉節以上，重慶以下，頗有若乾地點，可以利用。
3.5 甘肅大地震調查資料
《調查甘肅地震意見》7748 號資料、《調查甘肅地震大略報告》7755 號資料、《甘肅地震考節要》7756 號資料是我國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於 20 年代初期調查甘肅大地震時，編著的地震調查資料。對1920 年 12 月甘肅大地震的成因及造成的損失進行了調查研究，提出了防治計劃。
4 結語
上述資料，僅是全國地質資料館珍藏我國早期地質資料的「一小部分」，它記載了舊中國時期，國內、外地質學家尤其是我國地質學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開展了區域地質調查、礦產地質勘查，並對地層系統、構造地質進行了研究，為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開展地質礦產調查，礦產勘查、開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要以中國地質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為自豪，他們的光輝業績將激勵我們為中國的地質事業努力奮斗。
㈢ 簡析民國時期的科學的歷史貢獻
1、數學方面：
陳建功對富利埃級數的研究；蘇步青對微分幾何學的回研究；華羅庚對解析幾答何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2、地質學方面：
李四光提出了地質力學的原理和方法。
3、物理學方面：
吳有訓對康普頓效應的研究；錢三強對鈾原子核的研究；錢學森對稀薄氣體動力學理論的研究；都作出了貢獻。
4、地球物理學方面：
竺可楨根據大量觀測資料，找出了中國四季氣候變化的規律。
5、古人類學和古生物學方面：
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發現北京猿人頭骨和大量古生物化石，這是轟動世界的大事。北京猿人頭骨的發現在人類學和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研究上，都有重大價值。
6、工業化學方面：
侯德榜發明了新的制鹼方法，這是中國人對工業化學的具有國際聲譽的貢獻。
7、橋梁工程方面：
在茅以升主持下修建了錢塘江大橋。
㈣ 突然發現建國初期的大師都是民國時期的，建國後的人才呢跑哪裡了
現在是人才太多了，當年大師就像是現在大學生。
諾貝爾獎主要是政治性太強，基礎科學的東西太強，中國現在重視應用，所以不多。
㈤ 1922年是民國多少年啊
民國年
1922年是農歷壬戌年，狗年，1月28日春節，閏五月，為中華民國十一年。
重要事件
1922年1月1日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開始試行。
1月4日 參加華盛頓會議之中國代表與日本就膠濟鐵路問題進行會外談判。
1月5日歐內斯特·沙克爾頓，英國南極探險家逝世（1874年2月15日出生）。
1月11日 加拿大多倫多綜合醫院的醫生班廷博士首次使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
1月12日香港6000多海員舉行大罷工。領導人是蘇兆征。
2月3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成立。
2月4日——中國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
(5)民國地質局擴展閱讀
10月4日山海關鐵工廠工人罷工。
10月23日毛澤東率領長沙泥木工人罷工請願。同日，國共合作創辦上海大學。
10月26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持續25天後，以失敗告終。
12月1日 居住在紫禁城中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舉行結婚大典。
12月8日 私立東陸大學（今雲南大學）宣布成立
12月12日正太線鐵路工人罷工。罷工持續12天，路局被迫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12月30日，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的提議，俄羅斯聯邦、南高加索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4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結成聯盟，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㈥ 在清末或民國時中國科學家
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華羅庚.李四光是我國卓越的地質學家.茅以升是我國近代著名專的科學家、橋屬梁專家.竺可楨(1890—1974)，我國近代氣象事業和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侯德榜(1890—1974)，我國卓越的愛國科學家，我國現代化學工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世界公認的制鹼工業權威。吳有訓(1897—1977)，我國著名物理學家。梁思成(1901—1972)，我國著名建築學家.這些人基本都是橫跨清末、民國、
㈦ 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並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於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於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並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於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於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於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於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後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後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政府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於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於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並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後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於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後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築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並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於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並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於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第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體保障。
對於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於抗戰之初，於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後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的確，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並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於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後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並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瑔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籲於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於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於後，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並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葯用電每月二百餘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於江蘇醫學院而薄於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餘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於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並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產，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科學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並重，以應抗戰需要。惠宇所需電力已另商北碚區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並未供給，等語。特並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後，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並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餘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雲、貴、陝、甘、西康各省，在西部佔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於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後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政府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於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後，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於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並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託，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後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後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並被王鈺著《關於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並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後，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專刊》、《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專刊》、《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專刊》，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方法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製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後，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後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後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雲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後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後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總所設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後楊鍾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並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餘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餘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於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後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後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後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抗戰即是一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戰時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政府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於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後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後峰岩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抗戰勝利後，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回遷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的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抗戰時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並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於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後不但傾力於本職工作，並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科學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後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鍾健曾在重慶大學兼職任教；李春昱曾兼職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後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高潮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後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並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裡，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台，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後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後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方法、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雲集大後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並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於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後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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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有誰留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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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中華民國時期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直隸於國民政府。其任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實行人文及科學研究，二是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三是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設有特任級院長一人，其下設行政、研究、評議三機構。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後，陸續按學科分科設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戰發生時為止，已設立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及動植物等十個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設在上海，其餘各所均設於南京，並在南京成賢街舊法制局內設立總辦事處（北極閣新址落成後，辦事處遷往新址辦公），以辦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設於重慶、北碚、李庄、昆明四區。抗戰勝利後，數學研究所籌備處、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工學研究所、心理學研究所等八單位，暫設於上海，總辦事處及天文、地質、氣象、歷史語言、社會科學等五研究所，共六單位，設於南京。
中央研究院設院長一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宜一人，承院長之命，處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所設所長一人，由院長在該所專任研究員中聘任。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和練習生（或研究生），工作需要時，得設編纂、技正、技士若幹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包括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理論科學三類。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長是蔡元培，繼任院長為朱家驊。總幹事先後為楊杏佛、丁文江、朱家驊、任鴻雋、傅斯年、葉企孫、李書華、薩本棟和錢臨照。
中央研究院設有學術評議會，為民國最高學術評議機構。1935年6月19日，成立第一屆評議會。李書華、庄長恭、周仁、王家楫、謝家聲、丁文江、竺可禎、汪敬熙、王世傑、胡適、李濟等42人當選為評議員。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五屆年會選舉產生第一屆院士81人，其中數理組院士28人，生物組院士25人，人文組院士28人。
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開始向台灣搬遷。除總辦事處、數學以及歷史語言研究所較完整地遷台外，其餘各研究所大都留在南京和上海。在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遷至台灣的僅有凌鴻勛、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7人，在國外的有陳省身、李書華、趙元任、汪敬熙、胡適、吳大猷等12人，其餘五十餘人（除薩本棟等人去世外,you竺可楨等）均留在了大陸。1949年10月，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陸的各機構都被中國科學院接收。
下面是研究員名單,
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名錄（81人）：
數理組：
姜立夫、許寶蘅、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庄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楊鍾建、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鴻勛、薩本棟。
生物組：
王家楫、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楨、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
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㈨ 國民黨一共有幾任」中統」局長呀
國民黨一共有3任」中統」局長：陳立夫、張厲生、朱家驊。
1、陳立夫（1900年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吳興人。父陳其業，字勤士，兄陳祖燾，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
陳立夫是20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國國民黨政治家，大半生縱橫政海，曾歷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國民黨秘書長、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等各項要職。尤其作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長，在戰亂期間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陳立夫成立了中統。
2、張厲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樂亭人。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長、行政院秘書長、內政部長等職。1949年去台灣後，歷任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駐日「大使」等職。
在台期間，他與陳誠配合，共同經營台灣，政績突出，一度深得蔣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駐日本國大使」。在日本與台灣關系疏遠後，蔣歸咎於張厲生「工作不力」，從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體也每況愈下。
張厲生雖多年官高位顯，但清廉自律，一心忠於「黨國事業」，最終晚景凄涼。1971年4月21日，病逝於台北家中，享年72歲。
3、朱家驊（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騮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今湖州市吳興區）人，中國近代教育家、科學家，政治家，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中國國民黨內親德國派人士。
朱家驊曾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代理院長，還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及考試院副院長、教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務。他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德合作中的重要人物。他還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
(9)民國地質局擴展閱讀
中統的職能
中統局的全稱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抗日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它和「軍統」都是蔣介石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重要工具。
中統局在國民黨各省、市、縣黨部都有有分支機構，以黨政機關、文化團體和大中學校為活動重點，特務活動遍及全國。他們網路黨羽、特務的手段和對中國共產黨的破壞活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捕風捉影，亂抓亂捕，製造了許多冤獄。
中統局特務組織的原始機構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的黨務調查科，它成立於1928年2月。在1928年—1931年這段時間內，陳立夫、張道藩、吳大鈞、葉秀峰、徐恩曾先後擔任調查科主任一職。
1930年徐恩曾繼任後，開始了他對中統特務系統長達15年的直接領導，直到1945年2月，蔣介石突然下手令，免去他「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由葉秀峰繼任。調查科最初分設采訪、整理兩個股，各設總幹事一人，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幹人。
㈩ 民國白鹿原區域劃分
整部《白鹿原》的舞台場景時時變化。因此搞清楚每個人物活動的范圍，每個故事發生具體場景，對理清小說中的線索思路很有必要。鄙人讀完《白鹿原》兩遍，憑直觀感受，把幾個容易混淆的場景梳理了一遍，從小到大排列陳述如下——
白鹿村：白嘉軒所在村莊，也是整部小說故事的主要舞台。
白鹿鎮：比村高一級，下轄白鹿村、神禾村、賀家坊村、南寨村等一堆村莊。坐落在白鹿村的西邊不遠處，大約一晝可以來回的路程。鹿子霖擔任的就是鎮上第一保障所的鄉約，巡視的范圍也是整個鎮子的所有村莊。冷先生坐診的堂和鹿兆鵬擔任校長的小學也是在鎮上。
白鹿倉/白鹿原：白鹿原是一片由河川沖刷及地質運動形成的整體隆起、但頂部較為平整、同時又有著很多到原谷溝壑的丘陵山地（這是根據書中的描述得到的初步印象，如有出入，請親身到過白鹿原實地考察的朋友們指正）。白鹿倉原本指白鹿原上清朝時儲藏糧食的倉庫，民國zf設立「倉」作為級別介乎於縣與鎮之間的行政單位。白鹿倉管轄的范圍大致是整個白鹿原上的所有小鎮。田福賢擔任的就是白鹿倉總鄉約。書中描述的絕大部分大型事件的影響范圍也基本是整片白鹿原這個舞台——如「交農」事件、黑娃帶領農協的「風攪雪」運動、旱災造成的年饉、大瘟疫……
滋水縣：比白鹿倉高一級的行政機構。岳維山就是國民黨的滋水縣縣委書記。白孝文、鹿兆謙他們後期是在縣一級的保安團里任職，因此已不常回到他們自己從出生到長大所在的白鹿村了。這也應了白孝文的那句話——只有走出白鹿原才會有出息。白鹿書院坐落的地點是在縣城西北方位的原坡上，朱先生的活動范圍以及個人影響力的主要覆蓋范圍也是滋水縣本縣。
西安城：白嘉軒的二姐夫皮匠是在西安城裡經營。自從離開父母去新式學堂上學開始，幾乎所有有關白靈的故事也都是發生在西安城裡。她在城裡經歷了早期國民**西安被圍時跟鹿兆海一起補城牆搬守軍遺體、進女子教會學校念書、與鹿兆鵬同居結合、為tg進行地下活動等一系列事件，直到用磚頭砸完教育部長以後才離開西安城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