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學會歷史現狀
『壹』 中國國家地理簡介
一、《中國國家地理》簡介
《中國國家地理》是一本關於地理的期刊，因該社隸屬中國科學院，有一大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專家學者作為該社顧問，同時還有許多戰斗在科考第一線的工作者與雜志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具有很強的獨家性和權威性。該刊的文章和圖片經常被中央及地方媒體轉載。另外，該刊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收藏價值，國內外很多家圖書館已經把該刊作為重點收藏期刊。 現任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為李栓科（1997年至今），執行總編為單之薔。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社長李栓科於2003年榮獲第七屆中國科學院傑出青年的稱號。
[編輯本段]二、《中國國家地理》發展史
《中國國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識》，創刊於1950年，當時整本雜志祗有8頁，一年後增至16頁。當時的內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國地理、自然地理、地圖及地理調查法、地理教學、地理資料等。 1954年，《地理知識》因發表披露中國國內的工業地理文章，被中國官方認為是「泄密」而遭受重創。但不久後影響消失，該雜志的內容繼續擴充，至1957年時增至48頁，發行量達到了2萬冊。 中國大陸的一些科學雜志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擊，《地理知識》也不例外，在此期間，《地理知識》發行很不穩定，時斷時續，該情況在文革結束後才有所改善。 1998年，該雜志全面改版，頁數增至84頁，翌年增至100頁。 2000年10月，《地理知識》雜志更名為《中國國家地理》，隨後亦在台灣、香港等地推出繁體字版乃至在日本推出日文版。 2004年，《中國國家地理》增至148頁，並推出青少年版《博物》。 2005年10月，在其創刊55周年之際，推出550頁的「選美中國」特刊，出版量達到55萬冊的歷史新高。該特刊深受消費者的好評，一上市便被搶購一空，乃至出現了部分地區的書報亭出現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的情況。 2008年3月，《中華遺產》正式成為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品牌下的一員。 2009年1月，雜志價格提升至20元，頁碼加到176頁
[編輯本段]三、《中國國家地理》發展思路
1929年，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記者梅納德·威廉斯在給主編的信中說：「最痛快的事情莫過於能夠通過照片和文字，帶領125萬國家地理學會的會員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這段話，成了《國家地理》雜志所有記者為之驕傲的工作理由。 如今在中國，《中國國家地理》的記者們也帶著類似的激情跋涉於祖國的名山大川。2006年10月號雜志以「318國道——中國人的景觀大道」為主打，其主辦者稱發行量突破100萬冊。 在雜志社社長李栓科看來，這是他們在互聯網時代的夾縫中，雜志發展再一次強力突圍。
內容為王
李栓科是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新大院的辦公室內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其辦公室靠著經營部門，編輯部則在另一棟樓辦公。「編輯部和經營部門是完全獨立的，還是那句老話，內容為王。我們很少就一個內容去進行營銷，而是內容自身的價值決定了我們的銷售。」李栓科說。 「景觀大道」專輯帶來的成功，印證了李栓科的話。而用編輯們的話來說，為了這個計劃中的發行量，整個9月，他們就跟上了發條一樣。 說及「景觀大道」的策劃，李栓科介紹：「我們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國遼闊國土、壯麗山河的象徵物，而尋找的結果是，發現大致沿著北緯30度線延伸的長達5000多公里的318國道是最佳選擇。」而為了這個發現，雜志社不但派出了專門的考察隊，還邀請了眾多著名的作家、學者，分頭探訪。 「對於一本雜志來講，最重要的是編輯部，包括背後的專家支持。如果沒有打不爛、揉不碎的編輯部，市場運營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隨著內容的提升，是發行量和廣告價格的增長。 這一路走來，不能不提及去年雜志創刊55周年之際，持續一年之久的「中國最美的地方」的評選與報道。「其影響力遠超我們的預想。」回顧那段經歷，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據介紹，雜志社首先組織了一個專家協會組、一個媒體組。專家協會組負責制定詳盡的評選標准，跟媒體的合作則是希望在每一個省市都進行評選，「比如廣東的一些媒體，組織當地的專家合作，並調動讀者參與評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科學的真實
雜志在近幾年獲得高速成長，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時地利人和有關」，「改革開放使國力增強，中國人對未知世界有發現的慾望，同時對已知世界也有再發現的願望。《中國國家地理》就定位於此——講述社會難點、熱點、疑點地理故事，並對科學上的新發展進行前瞻性的報道。」 據了解，《中國國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識》從1950年創刊開始，一直是以傳播基本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為己任，這一定位在當時來說是合理的，也曾有過鼎盛時期。但從1982年開始，在讀者市場分化以後，《地理知識》與其他老牌紙媒一樣，面臨相同的命運轉變。 1998年，《地理知識》變身為《中國國家地理》。在改版後的幾年時間里，雜志發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繁體版在中國台灣創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說：「我們的選題，就是要向讀者傳遞真正的科學知識。比如沙塵暴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其實很多媒體是在妖魔化沙塵暴。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沙塵暴還能減輕酸雨的危害。這是因為沙塵暴裡面的氣溶膠物質顆粒，中和了酸雨當中的絕大部分東西。」 「另外像全球變暖，正是因為有了沙塵暴的作用，從而大大減緩了全球變暖的步伐。對於沙塵暴來講，靠植樹造林來解決更是一個謊話。因為沙塵暴是在高空的，靠大氣層輸送，帶到很遠的地方。」 「而這些也就是我們要做和能做的事，以科學的態度去解讀熱點問題。把這些內容做好了，發行和廣告自然就很輕鬆了。」李栓科告訴記者，「最關鍵還是內容，獨家視角的內容才是王。我們80%的精力、物力和財力，都是用在編輯部。」
以顛覆常識來吸引公眾目光
能否被公眾認可和接受是決定傳媒存亡興衰的關鍵，而這又要以獲得關注為前提。 《中國國家地理》的前身是創刊於1950年的《地理知識》，1997年月發行量約為1萬冊。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現名，2006年以來期平均發行量穩定在100萬冊以上。根據該刊總編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釋，這是因為他們始終踐行了「內容為王」的原則，是內容自身的價值決定了銷售。 這一思路還大有進一步具體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內容都要經過被關注、認知和解讀，其內在價值才能被受眾所認識和接受。而受眾會注意什麼又受到他們既有認識的影響。媒體傳遞的內容如果既可以歸屬到他們所熟悉的領域，同時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們的關注。 受眾的既有認識是諸多觀念的有機結合，各種各樣的常識是他們構建自己觀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實常識原本就是既為公眾普遍知曉，又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所謂重構常識也就是用新的觀念來替代既有觀念的常識地位。由於常識在公眾知識的體系架構中具有這樣的獨特地位，使得對它的重構嘗試必然會同時遇到雙重境遇：在引來關注的同時也會遭來質疑。重構必然意味著要有所顛覆，而公開地試圖對既有常識加以顛覆，本身就足以引來公眾的關注。 對於《中國國家地理》而言，以顛覆常識來吸引公眾目光是它的常規戰術。例如在它隆重舉薦的「中國十大最美名山」中，不僅五嶽有四座落選，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頭並不是特別響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專號明確表示峨嵋青城並非是典型的蜀山；它們帶來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當期銷量明顯上升。[1]
[編輯本段]四、《中國國家地理》大事記
1950年 我國老一輩的地理學家施雅風、吳傳鈞等先生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折實」，在南京創辦了《地理知識》雜志，經典由此開始。 1972年 《地理知識》是文革後期中國最早復刊的雜志之一。 1998年 李栓科正式接手《地理知識》並醞釀全新改版，她用全新的視角和形式來詮釋地理的內涵。 1999年 1月， 《地理知識》雜志新增「卷首語」專欄，由執行總編單之薔執筆，此專欄成為雜志的亮點。 2000年 10月，《地理知識》正式更名為《中國國家地理》，她以更大的氣魄和膽識來展示中華的博大。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會員俱樂部組織了首次「青藏線龍脊行」會員戶外科學考察活動，從此，參與會員戶外科考的人數每年成倍遞增。 2001年 6月，《中國國家地理》中文繁體版在台灣及大陸以外的其他地區發行，成為大陸地區惟一原創並由出版人購買版權發行他種文本的雜志。 10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組建新的發行團隊。 2002年 1月，《中國國家地理》日文版以《中國地理紀行》為刊名在日本上市發行，這是中國第一家在發達國家完整落地的媒體。 1月，第一屆發行年會召開，發行渠道由原來的40多家增長到70多家，發行市場數量比01年翻了兩番。 6月，中國國家地理中文網正式開通，域名為：www.cng.com.cn，網站功能為每期雜志的內容介紹；地理論壇同時開放，簡單的留言板功能。 年底，《中國國家地理》首次廣告客戶答謝會在北京京城大廈舉辦。 2003年 6月，推出「典藏三峽」專輯，9月推出「四川專輯」，10月推出「青藏高原科考50年」不僅是CNG「認識中國」的高潮，也為以後10月特輯的推出奠定了基礎。 8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與新疆阿爾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委會聯合舉辦「回望阿爾金山20年」綜合科學考察活動，開啟CNG聯合國內著名主流媒體共同關注原生態保護區的媒體聯盟報道。 雜志每月擁有固定會員人數達到1萬。 2004年 1月，《中國國家地理》青少版《博物》創刊，她的宗旨是：博學成就夢想，知識改變人生。 2月，《中國國家地理》發行量經bpa國際媒體公司認證 7月，推出「大香格里拉」專輯，開始了CNG圈點中國的里程。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員工川藏線培訓。 2005年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創刊55周年。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員工青藏線培訓。 2月—9月，聯合全國31個省份的主流媒體開始「中國最美的地方」評選活動。 3月，讀者見面會南京站。4月，讀者見面會西安站。5月，讀者見面會廣州站。6月，讀者見面會上海站。7月，讀者見面會北京站。 10月，出版的紀念特刊「中國最美的地方排行榜――選美中國」特輯創造了傳媒界的奇跡，現已被翻譯十種外文版本全球發行。 10月23日，《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創刊55周年慶典在北京嘉里中心舉行，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及500多位嘉賓共饗盛典。 2006年 每月固定會員人數激增到2萬6。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員工南疆培訓。 3月，《中國國家地理》手機雜志廣東移動全線推出。 10月，《中國國家地理》推出「中國人的景觀大道」專輯，打造了一條屬於國人的景觀之路。此專輯也創造了高檔雜志單期發行100萬冊的傳媒界奇跡。 10月10日，《中國國家地理》單期發行100萬冊慶典在北京華聯印刷廠舉行。 啟動「《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校園基金」項目，支持高校環保社團的公益活動。 11月，對公眾免費開放的「中國國家地理大講堂」開講。 2007年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員工北疆培訓。 1月，《中國國家地理》手機報作為中國移動惟一人文類手機報全國重點推出。 10月，《中國國家地理》推出「圈點大西北」專輯，用乾旱半乾旱區的地理概念帶領國人重新認識西北。 10月，圈點大西北圖片展在北京東方新天地及上海正大廣場巡迴展出。 2008年 3月，與中華書局合作發行《中華遺產》雜志。 5月，《中國國家地理》手機電視在中國移動平台上線。 6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員工內蒙徒步培訓。 6月，開啟「觸摸中國」之旅，對中國的八大極限進行全方位考察。 推出《地震專輯》 7月，港澳繁體字版創刊號上市。 7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長李栓科先生作為北京奧運會火炬手參與奧運火炬傳遞活動。《選美中國》作為北京奧組委特選禮品。 8月，中國國家地理網全新改版，域名正式變更為：www.dili360.com。 9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英文版創刊號上市。 10月，《中國國家地理》推出「東北專輯」特刊。 12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盛大的慶典活動。 12月，《中國國家地理》與《遼沈晚報》、《生活報》發起了徵集最佳旅遊線路的活動 2009年 1月，舉辦「竹韻人生」攝影大賽的頒獎典禮 3、4月，推出《福建專輯》上下冊 4月，中國國家地理聯合央視網、央視移動傳媒，打造大型國慶獻禮活動：新中國成立60年—獻給祖國「中國最美的地方」。活動將利用央視網的互動平台，依託中國國家地理「選美中國」評選活動中展示的17大類別114處自然人文景觀資料，發動廣大驢友參與，分階段推出評選活動。同時利用CCTV電視平台、央視網、央視公交移動電視、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及手機及網路平台進行全程推廣。 4月27日，舉辦「我的城市我的家」攝影大賽 5月，舉辦「花影炫色」、「荒野傳奇」攝影大賽。 5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簽約攝影師計劃啟動。 5月，雜志社與Jeep攜手啟動「尋找中國的Rubicon之路」活動 10月，時逢新中國六十華誕和中國地理學會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國家地理》聯合中國地理學會推出《發現中國 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專輯 地理學會成立百年珍藏版》，而其子刊《中華遺產》亦同時推出加厚版特輯《最具文明意義的100個考古大發現--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專輯》，帶給讀者又一次科學與視覺盛宴。 2010年，推出《寧夏專輯》上下冊（2010年第2、3期）
『貳』 誰知道陝西師范大學歷史學怎麼樣
1.歷史地理學
創建人為大陸「歷史地理學三傑」之一的史念海(其餘二人為譚其驤、侯仁之)。
歷史淵源：
早期奠定了師大歷史地理學在國內地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史念海、朱士光、馬正林三位教授。1987年由史念海創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它在今天依然是國內歷史地理學界唯一的專業期刊(CSSCI)。同年，師大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2000年，改組為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簡稱西北環發中心)，同年被評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2年，師大歷史地理學被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中國古都學會：由史念海創建，如今會長是朱士光。今天八大古都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國古都學會的影響，其中幾個古都是由中國古都學會認定的。
現狀：
上述三位教授，朱士光、馬正林早已不帶學生了，而史念海則在2001年病逝。如今擔任西北環發中心主任的是侯甬堅。
中心主要人員：
侯甬堅：教授，石泉、安芷生(中科院)的弟子;擔任師大西北環發中心主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主編，《歷史地理》副主編。他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的系統學過歷史地理學(歷史學)、地質學(理學)的學者之一。
王社教：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擔任師大西北環發中心副主任、中國古都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輯部主任。
李令福：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擔任西北環發中心副主任，中國古都學會秘書長。
張萍：教授，朱士光的弟子;代表作《明清陝西商業地理研究》在2007年被評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耿占軍：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擔任中國古都學會副會長。
今天，同在西安的西北大學歷史地理學的導師也是從師大出來的：如呂卓民、徐衛民，是史念海的學生。
2.中國古代史
歷史淵源：
中國古代史是師大的傳統優勢學科。其中，師大的先秦史、唐史作為全國重鎮之一已經很多年了。歷史上在師大任教的學者有趙世超(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何清谷(戰國秦漢史學家)、斯維至(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史念海(中國唐史學會名譽會長、秘書長)、胡戟(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馬馳(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牛致功(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牛志平(中國唐史學會秘書長)……
1980年成立的中國唐史學會會址設在師大，主要創建人為史念海、唐長孺、郭琦。然後史念海創辦了《唐史論叢》，擔任主編多年，之後主編是杜文玉。2007，中國古代史被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今天師大中國古代史的主要教授有：
杜文玉：教授，擔任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唐史論叢》主編。
王雙懷：教授，史念海的弟子;擔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武則天研究會副會長。
王暉：教授，晁福林的弟子;擔任中國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
韓小忙：教授、李範文的弟子，主攻西夏學;代表作《西夏文正字研究》在2006年被評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蕭正洪：教授，李長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史念海的弟子，主攻歷史地理學、明清史;擔任師大副校長。
3.歷史文獻學
歷史淵源：
由黃永年創建，黃永年的主攻方向是唐代歷史文獻。
今天師大歷史文獻學主要是黃永年的弟子賈二強(師大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在，他的主攻方向也是唐代歷史文獻。師大是國內唐代文獻方面的重鎮之一。
4.專門史
師大專門史有8個方向左右，每位導師有自己不同的主攻方向：
韓星：教授，主攻中國文化史、先秦史;擔任師大儒教研究所所長。
袁林：教授，王玉哲的弟子，主攻先秦史、中國古代經濟史;擔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常務理事、西北區的副秘書長(西南區則是川大彭邦本，已升任副會長)。
薛平拴：教授，史念海的弟子，主攻隋唐史、歷史地理學、中國古代經濟史;擔任中國唐史學會副秘書長。
艾沖：教授，主攻歷史地理學、中國邊疆史地。
唐亦功：教授，黃永年、侯仁之的弟子，主攻城市歷史地理。
拜根興：教授，主攻中外關系史(東北亞方向)。
劉戈：教授，主攻中國民族史(回紇文方向)。
商國君：教授，主攻中國古代思想史，朱紹侯版《中國古代史》編者之一。
5.中國近現代史
主要導師有：
王玉華：教授，主攻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張華騰：教授，主攻清末民初社會轉型。
6.世界史
師大世界史是同中國社科院的合作基地之一。世界史80年代之後逐漸成為師大的一個傳統優勢學科之一。其中蘇聯史(俄國史)學科由楊存堂(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副會長)創建，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1985年由師大籌辦在西安舉辦成立大會。今天師大俄國史方面的導師是——曹維安：教授，擔任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理事、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理事。
今天師大世界史的主要優勢學科是美國史(冷戰史)、俄國史、歐洲史、世界近現代史。
主要教授有：
白建才：教授。擔任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世界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西北分會副會長)。
馬瑞映：教授，主攻歐洲史、國際關系史。擔任師大社科處處長。
何志龍：主攻中東歷史與國際關系，擔任師大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
7.考古學及博物館學
主要導師是張懋鎔教授，西大校友，李學勤的弟子，不過因為年紀大了貌似已經不帶學生了;曹瑋，教授，主攻商周考古與古文字，擔任中國殷商學會理事。
8.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只有一位導師——施建雄，教授，擔任師大研究生部副主任。
『叄』 中國歷史地理概況這門課屬於自然科學類嗎
中國歷史地理概況這門課屬於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地理學屬於自然科學。因此，中國歷史地理概況這門課屬於自然科學類。
『肆』 如何評價中國城市地理學的發展
中國城市地理學的發展
一、發展特點
解放前，在我國地理學研究中，城市地理學屬空白。解放後，我國地理學工作者學習蘇聯，把地理學劃分為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少數經濟地理學工作者把城市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對城市進行了少量的研究。由於農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農業有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和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因此，地理學，包括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重點是為農業生產服務。當時城市地理學是地理學中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
1976年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城市規劃工作受到重視和普遍開展，帶來了城市地理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80年代達歷史以來最旺盛的發展時期，大量論著出版。1994年，中國地理學會設立城市地理專業委員會。70年代末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的發展表現出如下特點：
1.研究領域日益拓寬，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斷更新
80年代，中國城市地理學主要進行宏觀及中觀研究，如國家和區域城市化和城市系統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宏觀和中觀研究不斷深化，微觀研究開始增多，如對城市內部交通、環境、用地、就業、空間結構的研究。十多年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已由靜態描述走向過程分析和動態機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由定性走向定量與定性分析相結合，數學方法逐步被運用於城市地理研究，不斷引進新技術和新手段，使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2.注重研究課題的實踐意義和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
我國城市地理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關鍵在於與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方面，由於經濟地理學科的性質與城市規劃學科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也由於規劃領導部門認識到，地理工作者參加編制城市規劃工作的必要性。目前我國廣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紛紛參加規劃實踐，他們所編制的規劃方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成為法律性文件，並以此指導城市建設。可以說，我國的城市地理研究人員既是學者，又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既能為決策提供依據，又直接參與決策。此外，有不少地理學者參加中國建築學會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與規劃師、建築師共同開展城市規劃的學術活動。這一切為開展我國城市地理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城市地理學與相鄰學科的交叉滲透愈益明顯
城市地理學就是要從各個層面研究城市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研究城市地域結構及其性質、規律和功能方面的發展模式，建立合理的空間布局的實體，實現城市現代化的發展目標。而城市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又包括了內部結構的合理化、經濟活動的高效化、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和城市生態環境的優質化。然而，要深入開展這些研究，城市地理學的自身准備是不足的，於是開始與地理學其它分支學科和相鄰學科交叉。這種交叉是在多層次上進行的，包括對理論體系、方法論和結論的引用、移植和交叉。通過學科的交叉滲透，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研究領域不斷擴大。
4.從事城市地理研究的隊伍日益擴大，主要研究機構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風格
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中期，城市地理學研究主要限於一些綜合性大學及地理研究所，並開設了城市地理學課程，舉辦城市規劃培訓班。80年代中期以來，全國主要師范院校的地理系也紛紛開設了城市地理學課程，並參加所在地區的城市規劃和研究工作，城市地理學在大學地理系的課程設置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從事城市地理研究的工作者不斷增多，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呈現方興未艾的態勢。
在此發展過程中，全國較早從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機構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風格。如北京大學主要進行中國城鄉劃分標准、城市發展規模、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內在聯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南京大學主要側重城市化研究，近年來多進行區域城市化和海港城市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則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最大城市上海，致力於上海市內部空間結構的研究。中山大學主要進行全國城市化、城市系統和珠江三角洲區域城市系統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近年來又把研究重點放在穗港澳城市帶形成機制和中國大都市走向國際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側重於工業城市和京津唐區域城市系統的研究。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主要進行城市群體，尤其是閩三角區域城市系統的研究和長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還有其它大學或研究機構也進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正是由於這些單位和同行的不懈努力和改革開放的氣候，中國城市地理學才得以在短短十多年裡獲得長足發展。
二、主要研究領域
1.城市化研究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我國城市化研究的高潮期。而80年代末期以來側重於回顧與總結。
眾所周知，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宏觀政策發生過多次變化，受其影響，城市化進程出現波動，並表現出與西方國家顯著不同的特徵和動力機制。因此對城市化進程、特徵和動力的研究十分活躍，特別是有關動力機制的探討，為深入探索我國城市化發展規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然而，中國幅員遼闊，自然條件、發展水平、人口分布差異都很大，城市地理學者利用人口、土地、產值等指標，廣泛開展了城市化地域差異的研究。
80年代初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農村改革，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剩餘勞動力轉移頗受學術界關注。前期較集中研究轉移途徑和鄉村城市化類型，後期則轉為對轉移效果的分析、評述及新發展。
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戶籍制度的放鬆，人口遷移和流動量增加，城市地理學界與人口地理學界一起，廣泛開展了人口遷移的研究，側重於人口遷移特點、原因及其變化的研究，包括遷移量、遷移方向、遷移類型、遷移構成、遷移原因等方面。鑒於城市中暫時性人口的迅速增加，又對暫時性人口的現狀、特徵、結構、類型、成因、對策、發展趨勢等作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調查研究。
2.城市發展方針的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採取「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的方針，1980年明確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方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益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目標，控制大城市規模的政策受到了沖擊，一場關於中國城市發展方針（也可以說是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辯論在學術界開展起來。在討論中，觀點分歧較大，分別有小城市重點論，大城市重點論和中等城市重點論。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城市發展方針不應該是「規模政策」。同時，還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鎮的功能結構、戰略地位、小城鎮分類、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發展與政策等。並對中國大城市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對中國大城市發展規律、內在機制進行探討。還總結了建國以來城市規模的投資效益和經驗教訓，開展了城市合理規模的研究。
3.城市體系研究
中國城市地理學界有關城市體系的研究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①80年代末期以前，著重傳統的研究領域，包括等級規模結構、職能結構、空間結構和發展趨勢等；②80年代末以來，則側重城市體系更深一層的研究，即城市群體研究，包括城市群體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分布特點、形式、動態過程和空間結構特徵等。無論哪一階段，理論研究，同時結合區域規劃、國土規劃的研究都十分活躍。
城市地理學者一般採用數學方法來分析中國城市規模分布類型及演變，建立全國城市體系、分省區城市等級規模分布模型；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和人口、工業、交通等影響因素來研究城市體系的地域空間結構；對城市基本職能進行劃分，並根據經濟發展的地域結構特徵，探討城市職能地域組合類型；從分析區域城市化程度、工業、交通布局、區域內部與區域之間的空間聯系，以及城市體系的歷史演變和現狀特徵等方面著手，探討區域城市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影響因素、發展前景，編制市域、縣域城鎮體系規劃。
8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採取了不平衡發展戰略，區域差異迅速擴大，沿海經濟高速增長導致城市數目增多，城市規模擴大。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城市密集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學工作者開展了城市群體研究，包括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階段、類型、特徵、發展模式和趨勢，以及城市群體的實例研究。
4.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研究
在中國，有關城市形態和內部空間結構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介紹國外理論的水平上，而對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近幾年來才開始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有關中國城市形態研究，是從社會、經濟、文化和自然等角度對中國城市形態發展演變作動力學機制的探討。有關中國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研究主要集中在內部功能分區和各功能區的相互關系方面。
改革開放帶來了第三產業尤其是商業的大發展，促使城市地理學開展對城市市場空間的研究，但側重城市內部商業網點結構分析。這些研究均是採用數學方法，對商業中心的規模、結構和等級體系進行分析，並針對存在問題提出改善商業企業區位布局的意見，或建立城市商業中心系統發展的動態模式，及其與該系統發展規劃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事務活動愈益活躍，城市中心商業區（CBD）的特徵日漸鮮明，因而逐漸開展了對CBD的研究，包括CBD的歷史演變、現狀特徵和存在問題的分析等。同時，城市地理學者還與規劃師一起，參與了舊城改造的基礎分析工作，探討舊城存在的問題和形成原因，提出舊城改造、舊城更新的構想和對策。
我國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剛剛起步，僅有少數學者介紹過西方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進展和實例分析，並用數學方法研究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結構，主要集中在識別影響社會空間結構的因素、社會區形成的機制，以及社會空間的類型方面。另外，對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也剛剛起步，主要運用西方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對我國個別城市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意象空間的類型和影響意象空間的因素等。
『伍』 中國第一批歷史博士學位獲獎者名字
1983年10月19日，上來海復旦大學歷史地自理研究所研究生周振鶴、葛劍雄被該校授予歷史學博士學位並頒發了學位證書
周振鶴，1941年生於廈門，1959-1963就讀於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治系；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1983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兼職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擅長政區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聞史、以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葛劍雄（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15日出生於浙江湖州。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
『陸』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中國地質學會周年點滴回顧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2012年是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有許多往事值得回顧和紀念。作為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下屬的專業委員兼職副秘書長8年，中國地質學會秘書處專職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學會工作人員，更有許多話要說，為中國地質學會更加符合「由中國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的、依法成立的學術性社會團體」的原則，盡一份責任。特選擇會員、理事會和會章三個問題，作些點滴回顧和粗淺分析，以求教諸會員。
一、一份會員名錄的啟示
1948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刊印了一份會員名錄，編者按語寫道：
本會理事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會員會友未履行其義務兩年者，本會認為自動退會，並在南京中央日報刊登廣告催交會費，至年終尚未交納最近二年以上之會費者即作退會論。如繼續履行義務，當隨時恢復其會籍。」茲本會已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報通知此項決議；此次會員錄即遵照前項決議編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納會費滿二年致未編入此次新會員錄內之會員會友，一俟補交會費，即隨時恢復其會籍(永久會員當然不在此列)。
當年，執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屆年會通過的《中國地質學會章程》，該章程規定學會宗旨是「以促成地質學及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規定會費標准會員每年5元，會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納50元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每年400～600元。
抗戰期間，我國一些院校、研究機關大多遷往西南後方，中國地質學會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重慶。那時雖然生活艱苦，工作條件很差，學術活動卻接連不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院校、研究機構遷回原地，中國地質學會也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那時，有的會員就職單位有變動，有的出國深造或去國他就。在這個背景下，學會理事會於1946年11月作出決議，進行會員重新登記。把交納會費作為重新登記的重要條件。
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錄」中，公布了重新登記後的會員總數為486人，其中創立會員19人，劉季辰是1922年學會成立後第一批入會的會員，這里誤記為創立會員，創立會員應有26人，重新登記者實際18人。還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們是趙汝鈞、丁文江、王紹文和葛利普，其餘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麥美德，尚未重新登記不知何故。永久會員有357人，通信會員28人，榮譽會員1人，還有會友96人，機關(團體)會員44個。此外已故會員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創始會員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大力支持者張軼歐，在野外地質調查時先後被土匪殺害的趙亞曾、許德祐、陳康和馬以思，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地學系早期的系主任鄭厚懷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學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記的486名會員中，按從事的學科或專業劃分，地質學412人，地理學46人，土壤學11人，動物學2人，測量學4人，植物學4人，地球物理學5人，考古學1人，人類學1人。也就是說，與地質學相關之學科者有74人，占會員總數的15%強。體現了學科交叉，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人氣的旺盛，有較強的親和力。
會員中還有少部分外國人。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會員就有三位外國人，他們是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學家Grabau A.W.，農商部顧問、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質與考古學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學校地質學教師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學任教的美國地理學家Barbour G.P.，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Berkey C.P.，日本東北大學的古生物學家早板一郎等入會。1948年重新登記時安特生和那林已經回瑞典，巴爾博已回美國，早板一郎在台灣大學任教，德日進已回法國，梭頗已回美國，他們也都重新登記為我國地質學會會員。反映這些曾在中國任職的地質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也說明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起就是向世界開放的學術團體。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灝和朱家驊兩人，翁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朱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刊印名錄時翁已下野，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南京解放後，1949年7月29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決定：會員翁文灝、朱家驊兩人被列為戰犯，停止其權利和義務，會員錄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灝回來後，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肯定其為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後，沒有恢復他的會員權利和義務。
抗戰勝利後，有一批從事地質地理工作的年輕學者和應屆畢業生出國留學，在國內時有的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有的是會友，可能是通訊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別的緣故，除了池際尚、周明鎮、謝覺民、李璞、馬杏垣、楊懷仁外，其他人沒有重新登記。值得稱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池、周、李、馬、楊和塗光熾、張炳熹等先後回到祖國大陸。謝覺民和楊懷仁是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的，謝覺民沒有回來，後來成為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匹茲堡大學終身教授。1980年後與我國地理界經常進行學術交流。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在解放戰爭後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翁文灝雖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長，擔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他對蔣介石不滿，千方百計要擺脫蔣介石，但由於被列為戰犯，又不敢留在大陸，轉展香港、法國，終於在1951年回到祖國大陸。丁驌和張其昀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驌因擔任過國民黨重慶黨部書記，張其昀時任國民黨浙江大學區黨部書記，前者去了美國，後者去了台灣。張其昀到台灣後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研究和整理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在台灣有很大影響。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屆年會上通過的會章規定：「國外之地質學者或古生物學者對於中國地質有所合作或有所貢獻者得為本會通訊會員。」之後陸續發展通訊會員。這次重新登記的通訊會員28人。國籍有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法國、奧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國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職。
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1948年被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灝、李四光、謝家榮、朱家驊、楊鍾健和黃汲清。後來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當時還是會友，被台灣「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記的機關(團體)會員有44個，除了當時我國三大地質機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四川、台灣、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所管轄的一些礦業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一些官民聯辦的礦業公司、國防部測量局、北京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學院、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和清華大學。
從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名錄，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中國地質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它的性質是群眾性的，屬非政府組織，所謂自願組成，指的是成立時有發起者，即創始會員，會員自願入會，自動退會，進出自由，要盡義務，交納會費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中國地質學會號稱有多少萬會員，卻不交納會費，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國很久都沒有聯系，不知誰入會了，誰退會了。所謂的會員是虛位，是「被會員」。誰當理事了，誰當理事長了，就辦個會員證。團體與政黨不一樣，但也得像個樣子，有點規矩才是，須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其次，中國地質學會在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會員結構上體現了以促成地質學及與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有46位中國地理學會會員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竺可楨1922年就加入中國地質學會，他也是中國地理學會創始人，1948年還重新在中國地質學會登記。地理學者中有地貌學者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如果是學科接近的話，那麼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與地質學的關系就比較遠了，如胡煥庸、張其昀、謝覺民、張印堂、陳正祥、周立三、鍾功甫、薛貽源、洪思齊、嚴重敏等。研究動物學的張春霖、壽振黃，研究人類學的吳定良，研究植物學的胡先驌、侯學煜也都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第三，這份名錄的編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大小和專業，也不論在中國地質學會中的職務如何。只列何時入會，何年成為永久會員，以及當時服務於哪個單位。從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眾面前的只是會籍、會齡的區別。
1980年初，李春昱曾說1948年由他經手將學會的8000美元請美國友人存在美國的銀行。我1985年到學會工作，在1994年聽說此事，向學會有關人士詢問此事，據時任專職副秘書長的何世沅說，當時請李春昱把詳情寫了下來，隔段時間找不到了，再請李春昱寫了詳情，李很不高興，但還是寫了。何世沅說，這張紙也找不到了，那時李春昱已去世。我問過程裕淇，他說聽李說過，程裕淇還記得那個美國人是位女士，他還記得她的名字，他把這位美國友人的名字寫了下來。後來，新任專職副秘書長王弭力把南京會所和美國存款的事認真辦了，南京會所要回來了，存款一事沒有確切信息，沒有辦成。1948年學會哪有這么多錢，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會員重新登記時交的會費。
二、一份歷屆學會領導機構名錄的思考
我根據歷屆理事會名單，整理了一份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至今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從這份名錄並結合中國地質學會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得知中國地質學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從中能夠獲得學會工作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以及今後如何改革的啟示。
從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到1952年，共27屆理事會的任期基本為1年，至多跨2個年度。理事人數從數人到十數人，第八屆及以前設副理事長2人，第九屆至第三十一屆不設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至第二十六屆，增設監事會。理事會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書記)和會計等分工。也就是說，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評議會)是名正言順地在理事。理事長，一般不連任。這是比較合理而又高效的學會治理結構。
從第二十九屆(1954～1956)理事會開始，理事會任期延長至4～6年，第三十一屆理事會(1962～1979)因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從這年開始到1971年，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受到沖擊。至1972年因對外關系需要，恢復以中國地質學會名義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理事人數急增，如第三十一屆44人，從第三十二屆到目前的第四十屆，增至100多人，這一時期從第二十七屆(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連任了6屆的理事長，長達20年。這對於學術團體來說，是不正常的狀態，與民間學術團體的治理結構出入較大。這一時期取消了理事會的會計，由掛靠單位的會計代行會計工作。鑒於不收會費，經費由掛靠單位和中國科協支持，經費賬目也不必向會員公布。這一時期，開始(1950、1951)因秘書長孫雲鑄工作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該系學生游振東和何錫麟協助秘書長工作。1952年開始設專職職員。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開始設專職編輯組成《地質學報》和《地質論評》編輯部。也就是說學會有了辦事機構，理事會開始擺脫辦理學會之事。
中國地質學會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表
續表
續表
從第一屆至第三十屆理事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地質學家擔任，第二十八屆至第三十一屆理事長李四光雖是政府的地質部長，但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第三十一屆的秘書長朱效成雖是司局級行政幹部，但他在他們這個層次的行政幹部中，學習地質學的成效是比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質學的管理幹部。從第三十四屆(1988～1993)理事會開始理事長就開始由掛靠單位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至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開始先後任理事長的幾位部長和副部長雖然是學地質，從事過地質工作，但是以他們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和學識，是當不了理事長的，是部長的身份才當得了理事長。從理事長人選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質學會的治理結構已偏離了群眾性學術團體的性質。常務理事會例會的舉行也與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辦公會議同一模式，有人戲稱「將地礦部部長辦公會議搬到地質學會來了。」有段時間，為了減少層次，因繁就簡，將常務理事會議與秘書長會議合並召開，名為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後來也被一位擔任常務副理事長的地礦部副部長否掉了，說常務理事與副秘書長是兩個層次的，不能一起開會，以後就變更為常務理事會決定，秘書長會議落實工作。在行政部門看來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基本上是部級，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副秘書長基本是處級幹部，只有前者可作決定，後者的任務是將決定落實到實處。在一起開會覺得不成體統。這又是將國家機關的行政級別帶到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的會長(理事長)應由著名科學家擔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則更佳，這是國際慣例。1979年以後，全國性學會迅速增加，且有部門分割的趨勢，這是利益所向。這既有積極意義，也隱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學會由本部門的行政領導，如國務院有關部、委、局的首長擔任會長。1980年後期，國務院明文規定，行政領導不得擔任學會、協會和研究會的領導職務，這是正確的。但是留下一條尾巴，說若的確需要，應報國務院批准。實際上這項規定是對已經擔任學會、協會領導職務的行政領導的一種限制，而不是為了擴大。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1979～1983)、第三十三屆(1983～1988)理事長先後由黃汲清和程裕淇擔任，以前幾屆的理事長李四光雖是地質部部長，但他畢竟還是著名地質學家。以後換屆除黃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沒有合適的著名地質學家。再說，李四光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學會並無職務，只是先後由具有地質背景的副部長宋應和學部委員、副部長許傑擔任學會常務理事；黃汲清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也未在學會擔任職務，只有副部長鄒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長中的一位副理事長。程裕淇擔任理事長的階段，夏國治副部長擔任副理事長(當時有9位副理事長)。1988年以後的6任理事長都是地礦部或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理事長，而且有的並無學習或從事地質工作的背景，由於部長又是部里的黨組書記，工作很忙，還要有一位副部長或副部級幹部擔任常務副理事長。這樣做，名義上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學術團體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義上是爭取部里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理解；說是經過國務院審批，實際上你報上去了，能不批嗎?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
三、幾份會章的回顧
中國地質學會章程是中國地質學會性質、宗旨、任務、行為規范的約定，是在憲法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的指導和自我約束，可以說是學會的根本大法。中國地質學會章程從1922年成立起到現在經過十多次的修改。
中國地質學會的名稱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條就寫明了的，已經有90年的歷史。學會的宗旨1922年章程規定為「促成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這一宗旨的敘述既簡潔又明了，這一記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幾個章程和簡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卻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學術技術經驗，謀地質知識之提高與應用，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其實學會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至於「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政治任務。1953年，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中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4年的會章規定的宗旨是根據這種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會會議贊成謝家榮的提議，取消永久會員，這樣就在沒有經過會員代表大會票決的情況下剝奪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會員並得到學會承諾的權利。
1957年的會章對學會宗旨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科學技術經驗，開展學術討論，努力使我國地質科學迅速達到世界水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服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中提出「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並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次修改會章，對學會宗旨的表述是根據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再一次修改會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3月18～31日，舉行全國科學大會，當時重提四個現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會章總則包括第一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性質是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組成部分；第二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任務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廣大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地質戰線出成果、出人才，為地質科學技術迅速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在21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貢獻」；第三條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和學派之間自由討論，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和檢驗經驗。顯然這條是總結「文革」及以前的經驗教訓，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背景下，寫進會章的。1983年會章只作文字修改，內容與1979年會章基本相同。
1988年會章與1979年和1983年會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薦人才和改革的內容外，其他基本相同，這是因為此時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青年地質科技獎，中國科協設立了青年科技獎，學會和全國地質部門的改革正在進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的會章，第二條明確為宗旨，是這樣陳述的：「本會宗旨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精神和優良作風，團結廣大地質科技工作者，促進地質科學技術的繁榮和發展，促進地質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由於中國科協提出了「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科協精神，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兩個促進。此前，1991年民政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國科協於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國性學會組織通則，是按照《條例》和《通則》的要求，總則應概括為三個內容，一為本會性質，二為宗旨，三為任務，進行修改的。
1997年會章與1993年會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條本會性質，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是發展地質科學的社會力量」「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這樣，就明確了中國地質學會在發展科學中的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職責作了限定。實際上，中國地質學會從來就是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科聯的活動，只是因為在北京舉辦第30屆地質大會非常成功，擴大了我國的國際影響，這里作了進一步明確。第二條宗旨增寫了「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和提高」放在1993年會章的兩個促進之間。這里的「成長」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質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進成為兩院院士和中國地質學家走向世界，如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有關職務，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大會主題報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會章是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的修訂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重新登記時，根據民政部提供的《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修訂的，總則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的英文名稱，增添了「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范」的內容，明確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將原會章中的「任務」作為「第二章」業務范圍載明。整個會章的章、條均按《範本》重新調整。特別是載明「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以及掛靠部門國土資源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即認了三個上級管理單位。
2006年會章按1997年和2000年會章中總則第三條宗旨的四個促進，增加了第五個促進「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歷年會章的變化，除了上述原則、宗旨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任務」或「業務范圍」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1922年只說有一種刊物，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9年會章有「本會得設獎章或獎金，以獎勵地質學之有貢獻者」，1942年會章增寫了出版物有西文會志和中文地質論評。1954年會章專設一章「學術活動」另一章「刊物」，1957年會章增加了「協助有關部門解決科學技術問題」。1979年會章專列「主要任務」一章列舉了7項，1983年會章的「任務」一章，根據新情況進行調整仍為7項。以後幾次修改會章大體都是這樣改動。又如，關於會員，歷年也有變化。
一個國家有三部分的組織，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國家的行政職能，由選民選舉產生，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機關；二為企業，它以贏利為目的，同時為公民生產和提供生產和生活物質。政府維護公民的權利，企業有自己的私利。中間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贏利的組織。學術團體是第三種組織中的一分子。它從政府「批發」服務，廉價或無價提供給公民。作為學術性團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科研機構，也有別於企業的研發部門。它的業務范圍是很明確的。早期的中國地質學會會章規定的「以促進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既明確又簡潔，也好記。後來的會章幾經修改，增加了許多，實際上是這一宗旨的細化，或具體化，為什麼「促進」原來是兩個，後來增加到三個、四個和五個促進，越是具體，越是不全面，要不斷補充。而且由此具體化反倒不確切。例如，1957年會章中說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任務。1983年會章中提出積極開展咨詢服務活動，實際上學會在咨詢服務上不具優勢，至於把「遵守憲法、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活動。」作為宗旨寫進會章沒有必要，一是這種要求是每個個人、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企業甚至政黨都應做到的起碼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應如此；二是這個要求是義務、是責任、是共識、是常理，不是屬於宗旨的范疇。
會章要簡單明了，要有個性，既要有規范，也要有靈活性；既要便於記憶，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個好的會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對一份會員名錄、一份歷屆理事會主要領導名單和歷屆中國地質學會會章，進行了回顧和思考，是很膚淺的，可能存在錯誤。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地質學會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地質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組織特點的學術性社會團體。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
『柒』 中國地理學會
中國地理學會（英文名：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縮寫：GSC）是由全國廣大地理工作者自願組成、在中華人民共和專國民政部屬依法登記注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全國性、公益性、學術性的社會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發展地理科學事業的重要社會力量。
學會掛靠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中國地理學會擁有全國會員2萬人，學會下設16個專業委員會、7個分會、6個工作委員會，聯系地方學會31個（未含台、港、澳），學會理事會設有分會：沙漠、冰川凍土、環境遙感、山地研究、長江流域開發、沿海開放地區研究分會。專業委員會：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地貌、氣候、水文、化學地理、歷史地理（附古地理組）、地圖和地理信息系統、世界地理、人文地理(附數量地理組)、海洋地理。此外，還有教育工作委員會、科普工作委員會、對應國際地理聯合會委員會和編輯出版工作委員會。這些分會和委員會開展的工作，對地理研究和科學普及起到很大作用。
『捌』 中國地理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地理學會是中國成立最早的學術團體之一，它的前身是1909年張相文在天津創建的中國地學會，和由翁文灝、丁文江、竺可楨等人發起，於1934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國地理學會。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地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合並為中國地理學會。1953年在北京召開合並後的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竺可楨任理事長。當時全國會員有500多人。合並後中國地理學會發展迅速，50年代各省區陸續成立地理學會或分會，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專門委員會也陸續成立。1956年8月、1963年11月選舉產生第二、第三屆理事會，竺可楨連任理事長。1979年12月、1985年5月選舉產生第四、第五屆理事會，黃秉維連任理事長。1991年6月選舉產生第六屆理事會，吳傳鈞、陳述彭、施雅風、張蘭生任理事長。1995年12月選舉產生第七屆理事會，吳傳鈞任理事長。1999年11月選舉產生第八屆理事會，陸大道任理事長。2004年5月選舉產生第九屆理事會，陸大道任理事長。
2014年12月27-28日，中國地理學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與會代表選舉產生了中國地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會。中國科學院院士傅伯傑當選為第十一屆理事會理事長，陳發虎、崔鵬、葛全勝、宮輝力、冷疏影、劉寶元、劉毅、陶澍、薛德升、楊桂山、俞立中、張國友當選為副理事長，劉毅當選為秘書長（兼）。
大會期間召開了中國地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常務理事會議事規則、副理事長分工，以及聘請顧問、名譽理事、副秘書長等，並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提名、推薦工作進行了部署。
『玖』 北大歷史地理學究竟是研究什麼的啊
歷史地理學以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為其研究對象。這里所謂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是限於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地理環境。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幾百萬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里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在自然環境中打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甚至創造出只有在人類的活動下才能出現的地理現象。
但是，人類的活動所引起的地理環境的變化是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一演變過程只是在原始農業出現之後才日益明顯和重要。據今所知，原始農業的起源至今將近一萬年，距今一萬年前在地質史上是第四紀全新世的開始，在考古學上則是由舊石器時代進入到新石器時代。
在此以前，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屬於古地理學的研究范圍；在此以後，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則屬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范圍。事實上，古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滲透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歷史地理學研究主要限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曾長期局限於研究歷史人文地理。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克拉克等特別強調了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除去理論和方法論的探討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區域歷史地理和歷史地圖。
歷史自然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進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達比的一系列著作，為歷史自然地理學奠定了基礎。中國自50年代以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時期的初步總結。歷史自然地理學如同現代自然地理學一樣，也有各種不同的分支和領域，現在研究較多的是歷史氣候、歷史植物地理、歷史地貌和歷史水文地理。
歷史人文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導者，是各種人文地理現象和環境的創造者。農村、城市、田園、礦區、道路、進口等各種各樣的活動場所，都是人類長期活動的產物。與此同時，創造了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因此，歷史人文地理學與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樣，也有許多分支，但研究程度遠不如現代人文地理學。其中研究較多的是歷史人口地理、城市歷史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等。
隨著歷史自然地理學和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深入，區域歷史地理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代表性著作有達比關於英格蘭歷史地理的幾本專著，布朗的《美國歷史地理》，蘇聯德羅華熱夫的《蘇聯歷史地理》。中國有《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在台灣省出版的王恢編著的《中國歷史地理》等。
歷史地圖的繪制，從3世紀時中國裴秀的《禹貢地域圖》至今，已有1700年的歷史。至今不少國家已有大型的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編的《加拿大歷史地圖集》，很有特色。但對歷史地圖的理論和繪制內容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歷史地理學是從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分化出來的，而它的發展又大大豐富了現代地理學的內容。歷史地理學的任務，不僅要盡可能地去「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要揭示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的規律及其特點。因此，歷史地理學研究不僅有助於地理科學的前進和理論發展，也影響到歷史科學的發展。
歷史地理學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如在現代沙漠歷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國西北地區一些前漢時期的草原後來變成了荒漠，以及這一演變的具體過程。這不僅加深認識當前該地區的地理環境，而且有助於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區的工作。
又如對城市的研究，僅滿足於現狀及其目前地理諸因素的考察，是難以通明一個城市的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的。惟有通過歷史地理的研究，「復原」已經變化或消失了的當初賴以發展的各種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認識這一墟市的起源和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其發展的規律，從而為其今後的規劃和建設提供必要的科學依據。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進一步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加強理論上的研究以促進本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積極引進新的科學技術。
近年來放射性碳測定、孢粉分析、樹木年輪等方法，已經開始被應用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來，但計量方法和航空熱紅外、遙感技術的應用，還有待引進。它們的引進必將有助於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人文地理現象以及人地關系發展演進規律的科學。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是在歷史學和地理學交叉處誕生、具有明顯邊緣性質的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發展之後，中國歷史地理學已成為當代的一門顯學，並呈現出蓬勃興旺的發展勢頭。
一、以沿革地理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主要是因為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說它年輕，主要是因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遲至本世紀50年代初才得以確立。縱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術發展史，不難看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這是學術界公認的結論。歷史上第一篇比較成熟同時也最優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東漢班固所作的《漢書·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數學者皆將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學的開山鼻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自班固而後，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在相當長時間內確實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但是在班固以前，處於萌芽時期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卻並非以沿革地理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來說，其有關沿革地理的學問亦明顯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書·禹貢》、《周禮·職方》以及《史記·河渠書》的影響（註：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這樣一來，如果追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 就必須從《尚書·禹貢》等著述談起。
《禹貢》是《尚書》的一篇。關於《禹貢》的著作時代，晚近大致有四種說法：（1 ）辛樹幟的西周說（註：辛樹幟：《禹貢製作時代的推測》〔J〕，《西北農學院學報》1957年第3期。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亦曾認為《禹貢》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組的春秋孔子說（註：王成組：《從比較研究重新估定禹貢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3）顧頡剛的戰國中期說（註：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禹貢（全文注釋）》〔M〕，科學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內滕虎次郎的戰國末至漢初說（註：〔日〕內滕虎次郎：《禹貢製作年代考》〔M〕， 載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館，1931年。）。目前歷史地理學界普遍採用的是戰國說，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顧頡剛先生認為「《禹貢》的作者是西北人」，並推測說「可能是秦國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論〈禹貢〉的著作時代》（註：載《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註：關於《禹貢》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綜合性論述，詳參靳生禾：《中國歷史地理文獻概論》第29～30頁，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劉起＠①：《〈禹貢〉作者》，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貢》全文僅有1189字，篇幅雖小，但卻是先秦時期最富科學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賦稅、貢物、貢道等，「導山」和「導水」章記述了全國山川分布大勢，「五服」一章提出了一個以甸、侯、綏、要、荒五服為構架的理想的大一統政治藍圖。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禹貢》的內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諸多方面，可稱是我國第一部結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貢圖注·序》中說：「《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學者李振裕在為胡渭《禹貢錐指》作序時亦稱：「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范圍者。」可見《禹貢》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影響之大。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禹貢》雖為托古之作，但其內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實為基礎的。以戰國人而寫夏代事，這顯示《禹貢》應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惟處於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不分，《禹貢》亦不例外。
與《禹貢》大約同時期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也是比較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山海經》由《山經》（又稱《五藏山經》）、《海經》、《大荒經》三個部分組成，全書30825字， 其中《山經》21265字，佔全書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經》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動物、水系、礦產等項資料，對研究歷史地理有重要的價值（註：於希賢：《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M〕第47～51頁， 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傳》開我國游記體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傳》共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西遊的經歷，第六卷記盛姬死事。是書「記載各地山川地理，顯得真實而且形象」（註：史為樂：《〈穆天子傳〉的作者》〔J〕， 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較高的地理學價值。不過比較而言，與開「征實的一派」的《禹貢》不同，《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皆屬「幻想的一派」，豐富的地理素材附麗於神話傳說之中，多少減弱了其科學性，因而其學術價值自不能與《禹貢》相提並論。
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一直到兩漢時期才趨於成熟，其標志性著述為司馬遷《史記》中的《河渠書》和《貨殖列傳》以及班固《漢書》中的《地理志》。《史記·河渠書》專記川流變遷和歷代水利，兼歷史水文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於一身，而《貨殖列傳》不僅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註：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 更是研究歷史風俗地理和歷史商業地理的重要素材（註：吳宏岐：《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 輯。）。《漢書·地理志》首次將「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對推動地理學的發展功績顯赫。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記述西漢政區地理為主，但亦論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戰國、嬴秦和王莽。「在當時來說，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當完備的沿革地理，不過中間只是強調了西漢一代而已」（註：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史記·河渠書》、《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歷史史實為依據，全無虛構成份，並首次將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區分開來，敘述歷史地理的變化沿革，條理分明，一目瞭然，因而不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視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之作。
以往的學者每以沿革地理學與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相提並論，於是認定班固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實則如果以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眼光來衡量，班固的《漢書·地理志》由於採用了行政地理志的體裁，所述內容相當局限，地名沿革情況雖然一覽無余，但卻未考察諸多歷史地理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司馬遷的有關歷史地理著述則有所不同，皆採用專題研究形式，更能充分體現地理事物的綜合性、區域性和時空發展特徵，學術價值之高，應在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之上。
兩漢以後，歷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為正宗，拋棄了司馬遷的專題研究方法，只講地名沿革，鮮及其他內容，這樣一來，沿革地理學遂儼然成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繼《漢書·地理志》之後，先後有十六種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為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職方考），分別是《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舊五代史·郡縣志》、《新五代史·職方考》、《宋史·地理志》、《遼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這十六種地理志，除了寫進各自時代獨有的疆域政區特點外，基本內容和寫作體例與《漢書·地理志》大同小異，而且學術質量也遠非後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漢書·地理志》的影響，大多數官修或私修方誌，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樂資的《九州要記》、闞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黃恭的《十四州記》，唐代李泰的《括地誌》、賈耽的《郡國縣道記》和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以及後來的《大元大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和顧祖禹的《讀史方域紀要》等，內容雖更為浩繁，但撰述體例卻無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學家中，只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明人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少數著作，能夠承繼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對專題地理問題做過一些探索，但論其影響，皆不足與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統志相抗衡。
應該承認，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和《史記·貨殖列傳》與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一樣，都是作為正史的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馬遷有關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更接近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要求，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將研究視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輔助歷史學的作用。由於後世地理著作多以《漢書·地理志》的撰述體例為准繩，雖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疇。這也正是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長期作為歷史學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地學會、禹貢學會與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
本世紀上半葉是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時期，其間以1934年禹貢學會的成立為分界線，又可以劃分出前後兩個階段。
1909年「中國地學會」的成立，可以認為是近代中國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開端。由著名地理學家張相文發起創辦的「中國地學會」在其成立伊始，便決定出版會刊《地學雜志》。《地學雜志》從1910年2 月問世，至1937年抗戰前夕停辦，28年間共出版181期，發表論文1600 余篇，其中屬於歷史地理學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變遷》、《渤海之過去與未來》、《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水利》、《世界氣候之變遷》、《歷史地理志評議》等（註：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J〕，《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地理」一詞在中國地學會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 史禮綬《歷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華教育界》第2 卷第1期發表。1923年1月，張其昀《歷史地理學》又提出這一學科命名，此文載於《史地學報》第2卷第2期。隨後（法）白菱漢與萬洛原著、張宗文譯的《歷史地理學》發表在1933年1 月出版《地學季刊》（註：張步天：《歷史地理學概論》〔M〕，第91～95頁，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3年。）。總體上看來， 這一時期雖然發表了不少有關歷史地理方面的論文，並產生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詞，但這些論文多由地理學家完成，尚未有專攻歷史地理的學者群出現。當時涉及歷史地理方面的論文仍以沿革地理為主，許多專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張相文的《中國地理沿革史》、劉麟生的《中國沿革地理淺說》（商務印書館，1931年）、葛綏成的《中國邊境沿革考》（中華書局，1926年），等，這說明此一時期的歷史地理研究仍處在以沿革地理為主的階段。
1934年2月，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和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共同創辦了一個專門研究沿革地理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這標志著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禹貢學會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開始編輯出版《禹貢》半月刊，由顧、譚二先生擔任主編。當時之所以以「禹貢」作為學會和會刊的名稱，根據學會負責人的解釋是：「《禹貢》是中國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來表現我們工作的意義，最簡單而清楚，所以就借了這個題目來稱呼我們的學會和這個刊物。」（註：《禹貢》半月刊一卷一期《發刊詞》。）學會最初提出的工作計劃是：（1）整理出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2）繪成若干種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3 ）編成一部又精確而又詳備的歷史地名辭典。（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詳密的整理。（5）把各種與地理有關的史料，如經濟史、 移民史等的資料輯錄出來，作各種專題研究。此外，還提出若干關系自然地理而為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徵求科學家們解答（註：《禹貢》半月刊一卷一期《發刊詞》。）。禹貢學會雖以研究地理沿革為主要內容，但該會同時也強調要重視當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中，編者就宣稱：「有許多人說這個刊物是專門研究古地理的，這固然是事實，因為既講地理沿革，當然偏於古代，但我們須切實聲明的，我們沒有忘記現代，我們將來有財力有人力有材料時，還要注重到現代中國的經濟地理方面去。」後來又說：「本會組織之宗旨在於提倡沿革地理與人文地理之研究。」（註：《禹貢》半月刊二卷四期《學會啟事（三）》。）甚至提出：「本會以研究地理為標的。」（註：《禹貢》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貢學會募集基金啟》。）這種觀念上的轉變，從《禹貢》半月刊最初採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國地理沿革）的外文譯名， 而自第三捲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的外文譯名中也可以得到證明。《禹貢》半月刊自1934年3月創刊，到1937年「七七事變」，共出版了七卷八十二期， 發表文章七百多篇，其中大多數為歷史地理和現代地理方面的學術論文。「盡管就半月刊的整個內容而言，還包括有大量史學作品與現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譯名——《中國歷史地理》不盡相符，但它畢竟是歷史和地理兩門學科的融合場地，促使這兩門學科由混合轉到化合並逐步加強『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學科是起到觸媒作用的。」（註：姚兆奎：《「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歷史地理》創刊號。）更為重要的是，禹貢學會雖僅存在三年時間，但卻培養了大批人才，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三大奠基人——譚其驤、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於禹貢學會。正因為如此，所以說顧頡剛先生以及他所創辦的「禹貢學會」「在舊中國時期對於推動歷史地理這門學科的成長與發展是有所貢獻的。」（註：姚兆奎：《「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歷史地理》創刊號。）
三、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
雖然早在1913年中國地學界就提出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1934年創辦的《禹貢》半月刊也採用了「中國歷史地理」這一外文譯名，但受傳統學術思想的影響，本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歷史系選修課目中，還列為「中國沿革地理」。 曾留學英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1950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以及後來發表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若干問題》（註： 載1961年12月14日《文匯報》。）和《歷史地理學芻議》（註：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沿革地理』僅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終的目的。還有若干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並不藉助沿革地理的知識而依然順利進行。」（註：《歷史地理學芻議》。）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現實意義，盡管在當時學術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這種認識上的飛躍，將中國歷史地理學帶進了現代發展階段。
在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逐漸成熟的同時，歷史地理的科研機構組織也相繼誕生。1956年，中國科學院地理所設置了歷史地理組（後來易名為歷史地理研究室），繼之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杭州大學、武漢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西南師范大學等單位也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歷史地理學會也告成立。在學科建設方面，許多院校和科研單位都開始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范大學、 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還是培養歷史地理專業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後《歷史地理》（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范大學主辦）和《環境變遷研究》（北京大學主辦）等歷史地理專業學術期刊的相繼誕生，更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深化與普及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因如此，當代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早已擺脫了作為歷史學附庸而長期存在的尷尬局面，而且學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為當世的一門顯學。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較大學術成就：
（1）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側重於歷史時期自然地理要素（氣候、地貌、土壤、水文、動植物）和自然災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論著有中國科學院《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所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科學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著的《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歷史地貌學淺論》（科學出版社，1985年），文煥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科學出版社，199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