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解人文地理歷史

⑴ 地理講解人文地理案例如何分析

一、運用地租曲線探究農業圈層現象形成機理的方法

作為農產品消費市場的城市與鄉村相互作用，農業部門通過競爭決定其區位。因其競爭是圍繞地租進行的，故地租曲線是探究農業圈層現象形成機理的重要工具。准確把握地租曲線的運用方法是探討農業圈層現象形成機理的基礎和前提。

（一）運用地租曲線分析市場所具有的農業圈層分化功能

根據《孤立國》中的六個前提，假定地租曲線R＝（P－C－Kt）Q中的農產品單價P、單位農產品成本C、農產品運費率t、農產品總產量Q等為常量，討論市場距離K的變動對地租R的影響。

（二）運用地租曲線分析市場作用下的農業圈層分化機理

在笛卡爾坐標系中，地租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直線。首先，討論農產品運費率t與直線斜率、單位面積利潤P－C與直線在縱軸上的截距之間的關系。其次，根據不同農產品的運費率t、單位面積利潤P－C畫地租曲線，探究運費率t、單位面積利潤P－C在「杜能圈」形成中的作用。再次，分析不同農產品空間競爭優勢的形成機理及農業圈層分化機理。

（三）運用地租曲線探究農業圈層現象形成機理的分析步驟

學生經探究得知，整個分析過程有以下步驟：第一步，搜集相關數據和資料。第二步，分析農業生產的地域格局。第三步，分析農業生產地域格局同市場的關系。第四步，分析不同農業部門的單位面積利潤的空間特徵及其與農產品運費的關系。第五步，比較區域農業地域格局與「杜能圈」的異同，並分析原因。探究時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取捨。

二、運用地租曲線分析現實中「杜能圈」的形成機理

1980年代上海郊區農業生產表現出圈層結構，但與經典的「杜能圈」存在差別。引導學生對其形成機理進行探究，能強化他們對農業區位論的認識。

（一）1980年代上海郊區的農業圈層現象

1980年代上海郊區農業生產由近郊到遠郊可分為四大圈層：第一圈層以發展蔬菜、奶牛、花卉為主；第二圈層以生產棉花、蔬菜、奶牛和自給性糧食為主；第三圈層以商品糧、棉花、季節性蔬菜為主；第四圈層則以商品糧、棉花、漁業和奶牛為主。該農業圈比「杜能圈」要復雜得多，需透過現象揭示其本質。

（二）1980年代上海郊區農業圈層的特徵

學生經過探究，發現1980年代上海郊區農業圈層現象具有四個特徵：第一，各農業圈層皆以市場為圓心。第二，越接近市場的圈層，單位面積農產品的利潤越高、其運費率也越大；反之，農產品的單位面積利潤越低、運費率也越小。如單

⑵ 歷史人文地理學專業誰能解釋一下到底是歷史還是地理

歷史人文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學的兩大分支,同樣,歷史地理學也包括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大部分。建國以後將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一樣,長期廢而不講。我們歷史地理學也受其影響,只注重歷史自然地理,忽視歷史人文地理,除了歷代的疆域政區不能不講外,對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絕少有人肯花力氣去鑽研。但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其實頗有益於國家的經濟文化建設,所以西方國家一貫很重視。我國從七十年代末以來,也在積極重建這門學科。大學開始開設歷史人文地理學專業。
此專業主要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現象分布、演變及其發展規律。按研究內容分為：①歷史政治地理。研究歷史時期疆域和政區的形成、劃分及其變遷；各級行政中心的位置及其遷移。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即屬此范圍；②歷史經濟地理。是歷史人文地理最豐富的部分，研究歷史時期某一地區（或國家）生產力的分布、變遷及其規律。包括農業、工業、手工業、礦業的區域分布、發展；水利工程建設；交通路線的改變及興廢；自然資源的利用；區域經濟開發等；③歷史人口與居民地理。研究歷史時期居民的分布、變遷及其規律。包括人口的分布與變遷；民族來源、分布地區、遷徙路線；移民地區和路線、地區開發和影響；聚落的產生、分布、聚散和空間特徵；④歷史軍事地理。研究歷史時期軍事地理的分布現象及其變化。包括某些地區、地點在歷史上的戰略意義和價值；戰爭路線研究；歷史戰役地理分析；重要防禦建築，如關隘、障塞、烽燧以及長城、邊牆等的形成和變遷；⑤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歷史時期文化現象的起源、分布、傳播和變遷規律。精神要素方麵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社會風俗、藝術、思想等；物質要素方麵包括歷史文化遺跡、建築和聚落形式等。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對象屬社會，經濟現象，與歷史學、經濟史、考古學等學科關系密切。它不僅是歷史學與地理學間的邊緣科學，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邊緣科學。

⑶ 天津人文地理歷史介紹

天津位於華北平原的東北部，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倚京城，處在海河流域的下游，海河上吞九水，中連七十二沽，下游入海，大運河流經此地南下，居航運樞紐，為京畿門戶，總面積約11305平方公里，有152公里長的海岸線，是中國第三大城市。
天津雖然地處渤海之濱，但氣候仍帶有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的明顯特點，四季分明，春日短且多風，夏日多雨、炎熱、秋季短促，冬季寒冷。清人張燾在其所作的《津門雜記》一書中，對天津的氣候及其對城市生態的影響，有一段極為生動的描述：「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絕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炎涼如此。且有干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眯，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沖決，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後，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脫，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卧暖炕，擁煤爐，不足以過冬。」
天津平原的早期開發，大約開始於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此前天津的絕大部分地區還是一片汪洋大海。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北向南逐步推進的歷程。
1974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在天津北郊劉家碼頭發掘出的石斧、石磨棒以及後來陸續在武清、寧河、寶坻縣發現的石斧、石磨棒、石耜、石鏃等新石器時代的遺物，說明了在新石器時代已有群居的先民在該地區進行農耕和漁獵活動。
在天津平原的成陸過程中，黃河的三次北遷天津附近入海，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已從考古發現的在張貴庄、巨葛庄、沙井子一線和白沙嶺、泥沽一線以及漢沽區雙橋子和塘沽區高沙嶺一線由於古黃河改道的淤泥作用和海生貝類動物在海潮推動下逐漸堆積而成的與今海岸線平行的三道貝殼堤中得到了證實。
戰國時期，天津平原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1956年，在天津東部張貴庄一帶考古發現的33座戰國墓葬中，陶制的鼎、豆、壺，夾雲母屑紅陶三足器，魚、鳥紋飾的陶壺，燕國的貨幣「明刀」等以及後來陸續發現的戰國遺址中鐵制的鑊、鋤、鏟、鐮、斧、鑿及陶制的魚網墜等，都足以證明在戰國時期，天津地區的農業、漁業及商業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特別是從居住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牆磚、筒瓦、板瓦和印有猛虎怒吼紋樣的瓦當等，說明了當時已有了華貴精美的房屋建築。
西漢時期，隸屬漁陽郡的泉州城（今武清縣東北城上村）建立，成為當時天津平原的政治、經濟和邊防中心，這也是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選擇。
唐代，天津地區的河海沖要地位更顯突出。作為海河運輸中轉必由之路，「三會海口」之名出現，進一步說明天津作為港口城市的歷史特定職能。
五代之後，天津地區又成為宋遼南北對峙的前沿陣地。「寨」、「鋪」行政管理系統、軍事屯墾的出現及南北經濟交流的加強，推動了城市形成的歷程。
金元時期北京的定都，為天津城市的勃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金王朝在此設「直沽寨」，奠定了天津城市發展的基礎。至今，「直沽」二字仍被廣泛地用為天津的代名詞。元朝時，大都的軍需民食，繁榮富庶，「無不仰給於江南」，因而漕運發達。直沽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漕船轉運樞紐和漕糧儲備基地，城市的載體功能亦隨之不斷加強。
為保障漕運暢通，元政府曾先後在天津建起兩座天妃宮，其中以海河三岔口處的天妃宮最為繁盛，促使了三岔河口一帶，特別是宮南、宮北大街的空前繁榮。元朝國子監祭酒張翥在《代祀天妃廟次直沽作》詩文中記載了當時糧船集中在三岔河口的盛況和祭祀活動的情景：「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入廟靈風肅，焚香瑞氣高。使臣三奠畢，喜氣滿宮袍。」由於天妃宮（後稱天後宮）建立的時間早於天津建城設衛，故又為後人留下了「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衛」的歷史佳話。
明清時期，天津的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逐步成為中國北方最為繁榮的商業大都會。

⑷ 中華人文地理都講述什麼內容

深入具體的表述地理和人文所蘊含的精髓，構築出有信息、有細節、有思辯、有美版感、有宏觀的大家氣度權；有精細的工筆雕琢，有統一的「陽光」風格；有獨特的個性彰顯的電視形態，完成「人文地理」和「大歷史」的豐富內容與厚重的時代內涵。
一個好的突破口，一個理想的角度，一個完整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去開掘出以「地理」為主概念，獨特的中國傳統人文形態，從中透視中國的「歷史」，形成有深刻內涵的「大歷史」觀，即在人文與地理結合上對於知度。

⑸ 了解一個地方的人文地理歷史等資料的文獻是什麼

方誌，就是對一個來地方的記載、記自述。一個地方、地區的記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經濟地理屬於人文地理，但亦可單列)。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地方誌應是一個地區的綜合性資料書，它要求對該地區的全部已有事業、客觀條件、社會狀況等作如實記載，也就是實錄歷史，還原歷史。簡而言之，地方誌書者，地方之全史也。它雖有史學之性，但不是國史、正史，也不屬史學范疇,但要比史更全面、更系統；由於它記載面十分廣博，故推而論之，地方誌書有網路全書的性質,亦可稱地方的網路全書，是人們了解國情文化的重要文獻之一。

⑹ 陝西西安人文地理歷史常識

西安市位於渭河流域中部關中盆地，北臨渭河和黃土高原，南鄰秦嶺。東以零河和灞源山地為界，西以太白山地及青化黃土台塬為界，轄境東西長約204公里，南北寬約116公里。截至2016年，西安面積9983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1066平方公里。

西安市的地質構造兼跨秦嶺地槽褶皺帶和華北地台兩大單元。距今約1.3億年前燕山運動時期產生橫跨境內的秦嶺北麓大斷裂，自距今約300萬年前第三紀晚期以來，大斷裂以南秦嶺地槽褶皺帶新構造運動極為活躍，山體北仰南俯劇烈降升，造就秦嶺山脈。

西安市境內海拔高度差異懸殊位居全國各城市之冠。巍峨峻峭、群峰競秀的秦嶺山地與坦盪舒展、平疇沃野的渭河平原界線分明，構成西安市的地貌主體。

流行於陝西以及西北等地的秦腔又稱亂彈，又叫「梆子腔」，是中國戲曲四大聲腔中最古老、最豐富、最龐大的聲腔體系。流傳於戶縣鍾馗故里的儺舞跳鍾馗，是中國戲曲舞蹈的活化石，儺是中醫的鼻祖。

西安是首批中國優秀旅遊城市，文化遺存具有資源密度大、保存好、級別高的特點，在中國旅遊資源普查的155個基本類型中，西安旅遊資源占據89個。

西安周圍帝王陵墓有72座，其中有「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周、秦、漢、唐四大都城遺址，西漢帝王11陵和唐代帝王18陵，大小雁塔、鍾鼓樓、古城牆等古建築700多處。

(6)講解人文地理歷史擴展閱讀：

西安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歷史上先後有十多個王朝在此建都 。豐鎬都城、秦阿房宮、兵馬俑，漢未央宮、長樂宮，隋大興城，唐大明宮、興慶宮等勾勒出「長安情結」。

西安是中國最佳旅遊目的地、中國國際形象最佳城市之一 ，有兩項六處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分別是：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大雁塔、小雁塔、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興教寺塔。

另有西安城牆、鍾鼓樓、華清池、終南山、大唐芙蓉園、陝西歷史博物館、碑林等景點。

⑺ 天津人文地理歷史介紹有哪些

天津：十種文化的交融

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的天津市，地處太平洋西岸環渤海彎邊的華北平原東北部，位於海河流域下游，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總面積1.19萬平方公里，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來，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文化。對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剖析和闡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廂文化、寺廟文化、移民文化、軍旅文化、漕運文化、商埠文化、碼頭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個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態環境，是長期由河流淤積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這座城市生成和發展的原動力。貫穿天津的海河，將北運河、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與渤海溝通起來，直接影響著天津的城市風貌和風土人情。天津城市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河海交匯形成的水文化。以此為濫觴，又派生出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碼頭文化、鹽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說：「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義。水文化的流動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從村落開始，就藉助與水密切相關的魚鹽之利而發展；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後，天津又和黃河、長江水系相連，南糧北運以及鹽業的發展，使天津成為河海交織的航運碼頭，從而促進了漕運、商業、貿易的發展。天津在明清兩代是拱衛京師之門戶、河海轉運的樞紐、貿易繁茂的商埠。在當時，糧、鹽貿易為其兩大經濟支柱，而魚、鹽是天津兩項重要的財源。

2、城廂文化

老城廂是天津形成和發展的搖籃，從建城以來，直至20世紀20年代，老城廂始終是天津市的中心區。1901年，城牆拆除，在原址建成東南西北四條馬路。老城分四個居住區，即東北角、東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築風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東北角和東南角多為商賈富戶，建築宏偉，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區，地勢低窪，是貧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門富，東門貴，南門賤，西門貧」之說。

城廂文化屬於上層儒雅文化，如果說：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記載中的第一座官署園林——浣俗亭（築於戶部分司官署內），開創了天津上層儒雅文化建設的先河；那麼，天津城四面的門額——「拱北、定南、安西、鎮東」——和鼓樓上津門詩人梅寶璐撰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鍾聲」——則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裡是文風鼎盛、名流薈萃之地，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文廟、問津書院、會文書院、中營小學等為天津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嚴修、張伯苓、林墨青、劉寶慈等教育家，在老城裡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里有名人故居多處，如著名書法家華士奎、實業家范竹齋、古文字專家王襄、教育家馬千里、書法家孟廣慧、小說作家劉雲若等人的故居。還有大院宅第多處，如倉廒街徐家大院、北門里卞家大院、東門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門里祁家大院、二道街於家大院、東門里楊家大院等

3、寺廟文化

有些學者認為，從信仰習俗層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點是媽祖崇拜，因而說「先有娘娘廟，後有天津城」。天津媽祖文化雖地位顯赫，但並不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在天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以及外來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後宮為代表的媽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廟和祭祀關羽的武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閣、呂祖堂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以及以望海樓、老西開教堂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這里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狀況。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發展時間不長，傳統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罷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縛力；二是在這座移民城市裡，土著人口較少，故而風俗與信仰處於混雜和互不相擾的局面。

舊時，天津民間信仰多種神靈，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並包、異彩紛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門，孤獨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懼災禍的避禍心理，加之各地移民來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間宗教傳說，就形成了天津民間的多神崇拜。隨著文明普及和社會進步，人們對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廟為名的街巷，作為歷史文化的見證，卻仍活躍在人們的口頭上和記憶中。

4、移民文化

《天津衛志》載：「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這是說，天津築城設衛之後，商販船家雲集，戍守軍旅常駐，流動人口激增。通過來往於三岔河口的無數船舶，天津城接納了漕運船民、移居商賈、墾戍軍士、破產農戶和外省務工人員，形成「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1845年編寫的《津門保甲圖說》顯示，城內和北部、東部沿河一帶屬於城區范圍的居民中，土著居民為740戶，僅佔全城區總戶數的2·28％。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佔了絕大比重。另外，河北、山東、山西一帶的農民，成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來人口向天津的大規模遷移，為天津近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下層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謀生出路，一是進入天津近代工廠做工或到商店學徒；二是以碼頭苦力、人力車夫、家庭僱工、理發、垃圾清理、廢品回收為生；三是以沿街叫賣或手工修補為業；四是無業遊民和乞丐。中層移民——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經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們薈萃津門，成為天津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層移民——軍閥政客、清朝遺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紳，由於失勢下野或逃避戰亂，紛紛遷入天津租界，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大量的貨幣資金，同時，又形成了獨特的「寓公文化」。總之，移民文化與天津原生文化的混雜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會生活的多樣化。

5、軍旅文化

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在遷都北京時認為：臨近京畿的海濱無防，猶如庭戶無門，遂調來淮軍前來鎮守，並賜名天津，擴寨增防，按軍事建制設立天津衛。作為軍事衛所，戍守的軍士成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歷代屯田士兵、漕運水手，以及李鴻章駐津的淮軍、袁世凱在津訓練的新軍，都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著軍旅氣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氣和堅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兩代，軍人及家屬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體。軍旅性格中堅忍不拔的硬性，與移民性格中燕趙慷慨的豪情相結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調——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為，以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為尚。義和團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都顯示出天津人勇猛頑強的性情。在天津歷來的慈善和公益事業上，典型地體現出天津哥們兒的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與此同時，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閑事、火氣暴烈，甚至「逞強好鬥、滋事挑釁」的風氣。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形成了早年青幫、腳行、混混兒等得以在天津碼頭獨霸一方的社會環境。

⑻ 比較好的講地理、歷史、政治書籍！

我覺得《人類的故事》是很好的歷史書，房龍寫的，用簡明的語言和插圖講解回了人類的發答展歷程，算是講人類史的好書。
《明朝那些事》我也強烈推薦，不知道你看過沒。作者用小說史的語言講解一個神秘的朝代，我覺得是不可多得的好書，看起來完全不會感到乏味。
地理書籍的話，我推薦你看《國家地理》雜志。
政治的書籍我覺得一般都比較乏味，我沒什麼喜歡的。看看《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南方周末》等報紙或許更有趣。
我看過的書很有限，所以就推薦你這些。希望大家多多推薦，我也學習學習，咱們大家共同進步~呵呵

⑼ 什麼是人文地理什麼是人文歷史

人文地理學是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

「人文」二字與自然地理學的「自然」二字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則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發展簡史

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知識積累、學科形成和理論演變、學科分化，以及理論和方法的革新等過程。按其發展順序，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

古代階段是人文地理知識的積累時期，以片斷記述為主，出現了各種關於人地關系的論述。

在中國古籍中，載有許多關於人地關系的論述，其中既有《禮記·王制》篇中「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這種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孫丑下》中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也有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的主張人、地各有規律，反對人地關系絕對化的思想。不過中國古代 並沒有產生系統表述人地關系思想的人文地理著作來。

在西方，地理學一直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古希臘、羅馬學者如希羅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對各地的人文地理現象作過論述。中世紀的西歐形成一些相互隔離、閉關自守的君主制國家，經濟、文化處於衰落狀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相應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伊德里西等學者在著作中記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現象。

15～17世紀，歐洲航海者開辟新航線以及「發現」新大陸後，歐洲各國陸續出版了各種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關於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於種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對於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在19世紀里，地理學開始形成自然和人文兩大分支，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人洪堡德和李特爾，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創立了早期理論。從此，人文地理學出現一系列理論，各分支學科陸續建立並形成了體系。

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的形成和演變是從李特爾用經驗法和比較法，研究世界各地區各種地理現象的因果關系開始的。李德爾在他的《地理學-地理對人類素質和歷史的關系》一書中，探討了自然現象與人文現象的相互關系，把自然作為人文的基本原因，強調自然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在他去世後，人地關系理論在各國有不同的發展。

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在1882年和1891年出版的《人類地理學》—書中，論述了人類作為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環境的嚴格限制。以後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者森普爾和亨廷頓等人更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他們的觀點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系統的環境決定論。

幾乎與此同時，法國的地理學家維達爾·白蘭士提出了另一種人地關系論，後人稱之為可能論或或然論。他認為地理學的任務是闡述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在空間上的相互關系，自然環境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而人類在創造居住地時，按照自己的需要、願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在其學生白呂納1910年發表的《人地學原理》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發揮，白呂納認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常隨時代而變化。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等人的觀點對法國地理學影響很深，從而形成法國學派。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羅士培教授受法國學派的影響，1920年創用了「調節」一詞，創立「適應論」。他認為調節包含兩重含義，即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以及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羅士培認為人文地理學研究人-地之間雙向的相互關系，主要探討人類社會活動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美國地理學家巴羅斯1923年發表「人類生態學」一文，提出生態調節論。他主張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的生態的觀點，在人地關系中人是中心論題，其他現象只是當它們涉及人及其對它們的反應時，才有必要說明。他還認為歷史學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系，地理學則應側重於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

20世紀初，德國學者施呂特爾提出文化景觀的概念，認為探討原始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的過程是地理學的主要任務。以後美國地理學家索爾又提出，人類按其文化的標准，對天然環境的自然現象和生物現象施加影響，將它們改變為文化景觀。

隨著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發展，研究內容和范圍也不斷擴大，人文地理學同自然地理學—樣開始分化，陸續出現了一些分支學科，並形成人文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人種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聚落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商業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工業地理學、農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等，都是在此階段形成並發展的。

人文地理學學科及研究方法的演變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許多的大學地理課是由歷史學者講授的，他們十分強調地理學研究，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與歷史學關系密切，而且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長期囿於歷史人文地理的內容，因此歷史地理學曾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學者達比等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開始研究歷史自然地理，使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現象的變化，也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現象的變遷，從而成為地理學的一門獨立分支。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人地關系理論方面，已由過去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以及適應論轉變為和諧論。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分析並和諧人與環境的關系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新課題。

在觀察和分析方法方面，數學方法的出現極大的促進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196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加里森開設研究班，用數學統計方法培養了一批地理學者。其中的英國學者喬利和哈格特在1960年以後把數量方法引進劍橋大學和布里斯託大學地理系，使得這種革新很快在各國地理學者中傳播開來，對地理現象分布差異的表述開始從定性向定量階段發展。

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使地理學者能夠處理多種變數的復雜計算，對一些空間規律的研究採用新的統計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精確的度量，並用數字形式表達人地關系，說明區域差異及其變化。

自20世紀50年代系統論創立以後，美國地理學家阿克曼於1966年提出：地理學者應當探索許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賴的變數的一種系統的概念，從時空角度處理人與環境的系統。6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已在研究生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地域系統方面作出貢獻。定量計算和系統論思想的引進，使地理學開始採用模型來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現象。

60年代行為科學興起後，出現了行為地理的研究。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