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

Ⅰ 梁啟超的學術思想

啟超是活躍在中國政壇、學界三十餘年的一代風雲人物,被稱為「新思想界之陳涉」。晚年他摒棄政務,專心向學,著作等身,建樹頗豐,成為新舊交替時期學界泰斗和文化重鎮。梁啟超學術活動豐富多彩,經世致用,其治學方法最重科學精神,開啟了中國學術史研究之新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梁啟超堪當少數幾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難得的思想啟蒙者,導航人。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依時間先後可分為兩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叢報》上的〈子墨子學說〉與〈墨子之論理學〉；一是1920年代的《墨經校釋》、《墨子學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這兩個階段相隔近二十年，兩者對墨學的看法有無不同？如果有的話，其基本差異為何？又受何種因素影響？本文企圖對梁啟超墨學的內涵與演變作一描寫，來回答這些問題，再據以分析與評估他的思想。

作者認為梁啟超的論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對先秦學術思想的興趣，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時代思潮的影響。在《新民叢報》時期，其墨學研究的主旨是為現代中國國民與國家的建構，提供一個既植根於傳統又符合西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至1920年代他的墨學不再具有那麼強的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傾向於說明未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文化上應有的特質，及其傳統根源。

任公的墨學研究反映三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特點，第一，他強調群己並重，而個人在此關系中有根本的價值；第二，他主張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調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價值。上述的特點顯示：梁啟超的思想雖然變化多端，也並非毫無缺陷，但卻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與知識論的原則之上；他的這些原則，從今天我們所普遍接受的觀點來看是相當合理的。因此我們不宜將他一生在學術上與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視為膚湣Ⅰg雜而不夠深刻，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他算得上一個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

一、破天荒第一次將西方進化論學說引入中國學術思想界，將數千年學術思想劃分為胚胎時代、全盛時代、儒學統一時代……等七個時期，宏觀地論述不同時期的內涵、特徵和推演變化之因果關系。二，視野開闊，有全新的視角，如，著意探討學術思想演進與政治條件、社會風尚的關系；運用比較研究方法，評析不同學派、不同文化系統的優劣利弊；注重地理條件對學術思想形成的影響。三、強調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預言20世紀將是中西「兩文明結婚」之時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進步思想、創造更加燦爛的中華新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以嶄新的近代進化史觀為指導在我國傳統史學領域中，長期以來存在著退化的歷史觀和循環的歷史觀。有的思想家、史學家，如戰國時期的韓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學家，他們能以進化觀點看待歷史，但在總體上尚處於樸素、粗疏的階段，遠未形成有體系的以理性分析為基礎的學說。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出於改造社會、振興民族的需要，他們將今文經學派的歷史變易觀與西方進化論相揉合，既深化了歷史變易論，又區別於為西方強權政治服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而形成了激勵弱小民族進取的帶有東方特色的全新的歷史進化觀，作為他們觀察歷史、政治、學術思想的工具。《論大勢》即以歷史進化論為指導，將我國數千年的學術思想劃分為胚胎時代、全盛時代、儒學統一時代、老學時代、佛學時代、儒佛混合時代、衰落時代及復興時代等七個時期，強調指出：「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孽。」每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內涵與特徵，這些內涵與特徵既是上時代基因的果，又對下時代產生影響；它既有其發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弊端與局限，新的學術思想必然起而矯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學術思想史的新視角梁啟超研究學術思想史，做到了運用西方史學理論與發揚中國優良的史學傳統相結合，因而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有觀察問題的新視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討學術思想的發展演進與社會變遷、時勢政治的密切關系，明確提出：「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系非常密切。」他從先秦、兩漢的歷史中深切地體會到：「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並進而論道：「一統獨立之國，務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才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這是中國「學界之一缺點」。思想學術完全脫離時勢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啟超也並不反對學術為政治服務。他在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學術作為一門科學，應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其次，梁氏運用歷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討了我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學術派別、學術思想的內涵與特徵，既充分地論證了每個歷史時期的學術思想都有其時代光彩，表明中華民族富有創造力，同時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歷史局限與弊病。在此僅舉兩例說明：一者，他將我國上古時代的尊天思想與神權政治和西方國家進行了比較，著重指出：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動，視之為天帝之自言自動；而中國，「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君「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國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樣，梁氏以敏銳的洞察力，揭開中國古代宗教神權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最可寶貴的思想精華——民本主義（註：參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專集》之五○，第30頁。）。他雖將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的立法權、司法權扯在一起，未免牽強附會，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啟超為增進國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納，努力尋覓傳統文化與西方民權思想的結合點。而中國古代的民本主義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民權學說，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過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的比較，論述了先秦學派的短長，其中對其所短的分析尤為切中肯綮。1.論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學之缺乏，3.無抗論別擇之風，4.門戶主奴之見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師法家數之界太嚴。梁氏在這里所論及的先秦學術思想之所短，實際上也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國自秦漢以來學術思想界時而奄奄無復生氣的重要因素。運用中西比較的方法，透視先秦學術思想之短長，這在中國歷史上也屬首創。它表明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已由表及裡地從器物層面、制度層面進入到學術思想等文化層面，實際上它已首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河，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還非常注意探討學術思想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明確指出：「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系。」他在闡述先秦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時，首先分析了地理環境對南北兩大學派形成、學術差異的影響，他寫道：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

他後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多篇學術專史正是《論大勢》的直接發展和深化。《論大勢》亦為本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開辟了路，它是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對此耿雲志先生評論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學術的重要開拓者之一。」（註：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頁。）如胡適即曾經回憶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還有學術思想……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的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並由此萌發了「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註：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版，第105～107頁。）至1919年胡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可見，梁氏的學術論著確對我國近現代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為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他是當之無愧的。

Ⅱ 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的《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提出了建設民族主義國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徑。它的意義在

倡導民族主義，在那個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民族危機大大加深的年代，喚起了民眾的民族意識，為中華兒女救亡圖存運動增強動力。

Ⅲ 梁啟超之學術成就

啟超是活躍在中國政壇、學界三十餘年的一代風雲人物,被稱為「新思想界之陳涉」。晚年他摒棄政務,專心向學,著作等身,建樹頗豐,成為新舊交替時期學界泰斗和文化重鎮。梁啟超學術活動豐富多彩,經世致用,其治學方法最重科學精神,開啟了中國學術史研究之新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梁啟超堪當少數幾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難得的思想啟蒙者,導航人。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依時間先後可分為兩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叢報》上的〈子墨子學說〉與〈墨子之論理學〉；一是1920年代的《墨經校釋》、《墨子學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這兩個階段相隔近二十年，兩者對墨學的看法有無不同？如果有的話，其基本差異為何？又受何種因素影響？本文企圖對梁啟超墨學的內涵與演變作一描寫，來回答這些問題，再據以分析與評估他的思想。

作者認為梁啟超的論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對先秦學術思想的興趣，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時代思潮的影響。在《新民叢報》時期，其墨學研究的主旨是為現代中國國民與國家的建構，提供一個既植根於傳統又符合西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至1920年代他的墨學不再具有那麼強的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傾向於說明未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文化上應有的特質，及其傳統根源。

任公的墨學研究反映三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特點，第一，他強調群己並重，而個人在此關系中有根本的價值；第二，他主張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調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價值。上述的特點顯示：梁啟超的思想雖然變化多端，也並非毫無缺陷，但卻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與知識論的原則之上；他的這些原則，從今天我們所普遍接受的觀點來看是相當合理的。因此我們不宜將他一生在學術上與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視為膚湣Ⅰg雜而不夠深刻，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他算得上一個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

一、破天荒第一次將西方進化論學說引入中國學術思想界，將數千年學術思想劃分為胚胎時代、全盛時代、儒學統一時代……等七個時期，宏觀地論述不同時期的內涵、特徵和推演變化之因果關系。二，視野開闊，有全新的視角，如，著意探討學術思想演進與政治條件、社會風尚的關系；運用比較研究方法，評析不同學派、不同文化系統的優劣利弊；注重地理條件對學術思想形成的影響。三、強調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預言20世紀將是中西「兩文明結婚」之時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進步思想、創造更加燦爛的中華新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以嶄新的近代進化史觀為指導在我國傳統史學領域中，長期以來存在著退化的歷史觀和循環的歷史觀。有的思想家、史學家，如戰國時期的韓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學家，他們能以進化觀點看待歷史，但在總體上尚處於樸素、粗疏的階段，遠未形成有體系的以理性分析為基礎的學說。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出於改造社會、振興民族的需要，他們將今文經學派的歷史變易觀與西方進化論相揉合，既深化了歷史變易論，又區別於為西方強權政治服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而形成了激勵弱小民族進取的帶有東方特色的全新的歷史進化觀，作為他們觀察歷史、政治、學術思想的工具。《論大勢》即以歷史進化論為指導，將我國數千年的學術思想劃分為胚胎時代、全盛時代、儒學統一時代、老學時代、佛學時代、儒佛混合時代、衰落時代及復興時代等七個時期，強調指出：「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孽。」每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內涵與特徵，這些內涵與特徵既是上時代基因的果，又對下時代產生影響；它既有其發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弊端與局限，新的學術思想必然起而矯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學術思想史的新視角梁啟超研究學術思想史，做到了運用西方史學理論與發揚中國優良的史學傳統相結合，因而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有觀察問題的新視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討學術思想的發展演進與社會變遷、時勢政治的密切關系，明確提出：「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系非常密切。」他從先秦、兩漢的歷史中深切地體會到：「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並進而論道：「一統獨立之國，務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才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這是中國「學界之一缺點」。思想學術完全脫離時勢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啟超也並不反對學術為政治服務。他在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學術作為一門科學，應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其次，梁氏運用歷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討了我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學術派別、學術思想的內涵與特徵，既充分地論證了每個歷史時期的學術思想都有其時代光彩，表明中華民族富有創造力，同時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歷史局限與弊病。在此僅舉兩例說明：一者，他將我國上古時代的尊天思想與神權政治和西方國家進行了比較，著重指出：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動，視之為天帝之自言自動；而中國，「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君「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國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樣，梁氏以敏銳的洞察力，揭開中國古代宗教神權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最可寶貴的思想精華——民本主義（註：參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專集》之五○，第30頁。）。他雖將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的立法權、司法權扯在一起，未免牽強附會，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啟超為增進國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納，努力尋覓傳統文化與西方民權思想的結合點。而中國古代的民本主義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民權學說，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過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的比較，論述了先秦學派的短長，其中對其所短的分析尤為切中肯綮。1.論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學之缺乏，3.無抗論別擇之風，4.門戶主奴之見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師法家數之界太嚴。梁氏在這里所論及的先秦學術思想之所短，實際上也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國自秦漢以來學術思想界時而奄奄無復生氣的重要因素。運用中西比較的方法，透視先秦學術思想之短長，這在中國歷史上也屬首創。它表明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已由表及裡地從器物層面、制度層面進入到學術思想等文化層面，實際上它已首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河，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還非常注意探討學術思想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明確指出：「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系。」他在闡述先秦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時，首先分析了地理環境對南北兩大學派形成、學術差異的影響，他寫道：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

他後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多篇學術專史正是《論大勢》的直接發展和深化。《論大勢》亦為本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開辟了路，它是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對此耿雲志先生評論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學術的重要開拓者之一。」（註：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頁。）如胡適即曾經回憶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還有學術思想……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的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並由此萌發了「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註：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版，第105～107頁。）至1919年胡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可見，梁氏的學術論著確對我國近現代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為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他是當之無愧的。

Ⅳ 戎馬的引證解釋

1、古代駕兵車的馬。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入楚軍，三日谷。範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楊伯峻註：「戎馬，晉厲公車馬。」
2. 軍馬；戰馬。
《吳子·料敵》：「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
《舊唐書·王忠嗣傳》：「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
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舉目有山河之異，誰泣新亭？中原無頗牧之才，空肥戎馬！」
3. 借指軍隊。
《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
《東周列國志》第四回：「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頓戎馬，為滅戎之計。」
4. 猶胡馬。借指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軍隊。
宋汪藻《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侄》詩：「戎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
《剪燈餘話·月夜彈琴記》：「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雲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
5. 戰亂，戰爭。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唐 杜甫 《登岳陽樓》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宋葉適《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
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公（袁可立）填撫登鎮，適蓮妖東奴交訌，而夫人從公，親抱桴鼓不以為懼，公卒成犁掃之功。」
況周頤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當戎馬流離之際，不難於慷慨，而難於從容。」
郁雯 《李清照》七：「你的妻子總算在戎馬之中，保存了你的手稿。」

Ⅳ 梁啟超提出了什麼觀點

1、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2、簡介
梁啟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
3、主要作品
《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敬業與樂業》、《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民說》、《飲冰室主人自說》、《中國文化史》、《飲冰室主人全集》、《李鴻章傳》、《王安石傳》、《飲冰室合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Ⅵ <中國地理大勢論》 梁啟超 我想要知道書籍具體的信息，包括出版社，出版日期。最好能有賣本書的網址 謝謝

額...網路不到的 有些書籍...網上沒有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