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論與人文地理
① 文科生 想學習人文地理
如果是上大學的話本科生沒有歷史地理這細小的分支,一般屬於研究生階段的專內業,不過你要是喜歡的話容可以嘗試地理科學,這是地理大類裡麵包含最全的。本人就是地理學科的,現在在高中教地理。但是,只靠學校的教學是夠不上自己的興趣愛好的,自己學習才是王道。此類專業好一點的學校有,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這些大學的地理系都是很牛的。
② 文化地理學的理論體系
文化地理學,作為抄人文地理學范疇下的一個亞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滲透、轉變關系的一門學科。隨著中國對文化事業越來越重視,文化地理學也正到了用武之時,將在規劃、文化等多個領域發揮巨大作用。
周尚意認為,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是廣義文化,它分為三個層面,即生計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文化。
生計文化主要研究人們日常的生產生活,如衣食住行、生計類型等;制度文化則指組織生產、生活活動的機構、制度,如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家族制度等;意識形態文化則是與人們心理、信仰、價值觀相關的宗教、藝術等。
③ 選修課人文地理學什麼是文化整合
所謂文抄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襲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特別是當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司馬雲傑,2001)。文化整合的概念起初由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界提出並關注,後漸為地理學者重視並開始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④ 什麼是人文地理,包括什麼內容
人文地理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
1、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一般可以分為綜合理論部分、通論部分(部門人文地理學)和專論部分(區域人文地理學)。
2、人文地理學綜合理論部分主要指對人地關系理論的研究。人文地理學通論部分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個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將其分為社會文化和經濟兩個方面。人文地理學專論部分則包括對各種地區人文要素的區域地理研究。
(4)文化理論與人文地理擴展閱讀:
人文地理研究特點: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特點既有綜合性、地域性和動態性等地理學各分支學科所共有的特徵,又有以人文現象作為研究主體的特徵。
其研究對象雖與社會科學有相同之處,但其注重地域分布特徵及人文現象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系,又不同於社會科學,從而形成其特有的理論和方法,成為一門跨學科的邊緣性科學。
作為地理學中一門接近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學科,人文地理學在研究方法上既採用地理學中傳統的方法(如實地調查、運用地圖等)和現代方法(如航空像片、衛星像片、地理模型等),也引進大量的社會科學方法(如抽樣調查、定量技術、心理學和行為學等研究方法)。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空間分布以及兩者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是相互密切聯系的兩大組成部分。因此,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對於地理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⑤ 人地關系理論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理論,請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分別對人地關系的主要思想流派加以概述和評價.(
文化生態學研究的是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研究地域文化的組成、功能、結構、空間特性和時間動態,系統要素之間與系統內部發生的各種過程極其互相作用機制。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包括:文化與文化之間、文化與環境之間、各種過程之間的相互關系。文化生態是用生態學的觀點研究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既研究自然地理環境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也研究人的文化作用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一、直鏈型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人地關系思想流派:
①環境決定論:強調自然環境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人是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分布都受環境的嚴格限制。代表學者有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黑格爾、拉采爾等。
積極意義
反對唯心主義神決定論
客觀上尊重和保護自然環境
消極意義
束縛人對自然的開發利用
自然宿命論,助長種族主義,發達國家的侵略擴張
這種直鏈型研究方法中環境以單向因果關系強有力地限制文化,環境對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鏈型。這種環境決定的思潮雖然流行時間長,當是過分強調環境的作用,忽視了各種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人類社會不僅受環境影響,也受社會、歷史諸因素影響。環境並不起決定作用。
二、網路型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人地關系思想流派:
①可能論:注重人對環境的適應與利用方面的選擇能力 。
觀點 :人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互為因果
自然地理環境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由人類能動地擇。學者: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
積極作用
批判人地關繫上的必然論、決定論
有助於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推動社會發展
局限性
尚未找到人類社會發展和人地關系的決定因素
尚未發現人類改造利用自然的合理途徑
將人地關系仍視為因果關系,不利於認識人地關系的復雜性
②適應論:
1、觀點
人地關系是人類對地理環境在利用中的適應
人對地理環境的適應具有多種可能性
2、代表學者:
英國人文地理學家 羅克斯比(1880—1947年)
人文地理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群對他們的自然環境的適應;二是居住在一定區域內人群及其和地理區域之間的關系。
(1)人的生理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種族地理現象
(2)人類生產活動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經濟地理現象
(3)人類社會組織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社會地理現象
(4)人類政治活動適應地理環境形成政治地理現象
③生態論:
1、觀點:
人地關系是人類對地理環境的選擇性反應
地理學統一的主題是人地關系--人類生態
2、代表學者:
美國地理學家 巴羅斯(1877—1960年)
生物學借用「生態」術語關注生物與自然地理環境的關系,社會學將「生態」還原為人類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地理學為「人類生態學的科學」,其目的不在於考察環境本身的特徵和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而在於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系。地理學側重於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
④文化決定論:認為隨著科學的發展,現代技術條件使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地關系中人取決定作用。
相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文化系統=不同的文化景觀:傳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十里不同風」
不同的自然環境+相同的文化系統=相似的文化景觀:現代社會-文化的趨同,「千城一面」現象
評價:
積極作用
批判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論
客觀上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
危害
破壞自然環境
破壞生產力
否定自然地理學
三、和諧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理論:
人地關系協調論 (和諧論)
觀點: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一個復雜的人地巨系統
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對立統一
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應協調發展
人類必須約束自身行為來協調人地關系
代表學者與論著
莊子 齊物論 李特爾 M.J.懷特 吳傳均
(三)評價
1、積極作用
推動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
完善地理學的主線和結構
2、局限性
對人地關系的復雜機理尚缺乏認識
協調人地關系的實證案例尚不多
⑥ 如何理解文化理論是人文地理學的主題
1、人文地理學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階段,對未知區域的探索和描述構成了古代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內容。2、西方人文地理學的近代時期的研究是不斷探索的時期,這一時期相繼產生了從不同角度探討人文地理學的學派。3、隨著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西方人文地理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世紀50年代出現計量地理學,60年代引發理論地理學,70年代傾向於人本主義。由於電子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空間科學的發展以及自動化制圖的進步,現代人文地理學進一步加強了地理學學的理論創新及其實踐應用能力。研究趨向傾向於以下幾點:(1)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建立,如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等等。(2)新的研究方法,如計量方法的應用、心理學分析法的引入、信息資料收集手段的變革。(3)新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如注重生態觀點且傾向於社會化、人文化、實用化。而邊緣學科的分支也顯示出勃勃的生機
⑦ 精闢的說明中國地理和文化的關系,作業。。。
中國近代對「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及其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學者對許多科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問題還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以「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本文分析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方向的影響,並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分析中國近代地學發展與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
關鍵詞:地理 文化
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西方的科學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科學思想空前活躍,出現了探討科學、研究科學的可喜局面。在眾多的理論探討之中,關於地理與文化(或人類社會)之間關系的爭論,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
對於地理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源於人地關系這一悠久的歷史命題。人地關系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但作為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命題,卻始於18世紀的歐洲。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地理環境決定論推向了高潮。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將這一理論引入了地理學,並強調了人類活動受地理環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紀初,拉采爾的思想經過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家辛普爾(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環境的影響》(1911年)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辛普爾同時代的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與氣候》,創立了人類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氣候地區才能發展的假說。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學原理》一書,進一步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於經濟與文化的決定作用。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產生廣泛影響的同時,法國學者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論」又稱「或然論」,反對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地理環境只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人類又根據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選擇,並能改變和調節自然現象。他的學生白呂納(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學原理》,使這一觀點在歐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經過激烈的爭論,到了本世紀20年代「或然論」逐漸替代了「地理環境決定論」, 並在西方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 問題產生的社會背景
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長期戰爭的破壞使得剛剛起步的近代科學更是舉步維艱,因此這一時期人為的、政治的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時局的動盪、民族面臨的存亡危機,加上科學技術的落後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分析找出中國落後的原因,同時又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拯救危難中的中國。
在這種社會背景條件下,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尋找出東西方的本質差異,以探討中國人如何擺脫困境。這種超越學術的研究動機,使得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在本世紀20~30年代顯得格外活躍,並成為眾多近代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也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經沉沒了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中國卻格外的風行。
從19世紀末開始,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在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達爾文所指的「進化」本來是由於自然界中的生物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中的改變而造成的,但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將本屬於生物界的進化論引入到社會科學中,提出了「社會有機體」學說。嚴復在他的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譯著《天演論》中,闡述了斯賓塞的觀點,這種觀點迎合了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紀20年代,進化論已為多數中國學者所接受[1]。
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背景下,盡管進入本世紀20年代以後「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被「或然論」所代替,但近代人地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卻首先始於地理環境決定論,而且還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反映出了政治熱情高於科學精神的時代環境的特殊需要。進化論也為本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能在中國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四前後有關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也是促成地理學界「地理與文化關系」討論的原因之一。由於五·四前後正值中國歷史的重大變革時期,東西文化的差異問題就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場在思想界進行的延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的論戰,也直接影響了地理學界的相關討論。地理學者們試圖通過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尋找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
中國的地理學研究在本世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世紀初,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動植物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理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理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理學?如何使地理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的背景條件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在許多研究領域還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西方人地關系理論的傳入,無疑使中國學者感到了一種「清新的氣息」。
人地關系論題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歷來是地理學者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在中國近代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二 近代人地關系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190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開山之作——張相文的《地文學》。張相文在這部書第五編生物界中,闡述了不同氣候帶人種的優劣:「寒熱帶之人,為天然力所束縛,或昏怠遲緩、或畏瑣困陋,皆不免長為野蠻。亞熱帶則生物以時,得天頗優,常為開化之先導。亞寒帶則生物鮮少,人尚武健。」並認為「今世富強文明諸國,莫非溫帶之民族所創建也」 [i]。張相文是中國近代最早闡述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之一。
張相文的學說是從日文著作中轉介過來的。而且他的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地理學界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也沒有造成「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直到20世紀20-30年代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直接地、全面地傳入中國,才產生了廣泛的「地理與文化」的討論。
1921年《地學雜志》介紹了亨丁頓的的著作,認為「漢丁頓之學說,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現象與空氣情況解釋人類生活組織之現象,而定人類文明創造與發展之界限,此種學說簡括稱之,即地理的歷史觀」[ii]。1922年《地學雜志》譯載了亨丁頓的《文明與氣候》一書的第一章,《史地學報》譯載了弗爾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這一時期的有關雜志發表了大量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評價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並認為這種理論「以地理環境判斷全世界古今各國文明之狀況」,是「唯物史觀、地理的歷史觀」[iii]。決定論思想在中國地理學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出現了一批闡述決定論觀點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張其昀的《人生地理學》(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學》(1933年)。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缺陷。胡煥庸在留學法國期間,受教於法國現代地理學大師E.德馬東(de Martonne)和J.白呂納(Brunhes),並受到法國人地學派思想的影響。1928年他回國時,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在西方已經落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還在中國學術界廣為流傳。他深感中國地理學研究與西方的差距,撰寫了「西洋人地學說晚近之發展」、「白呂納的人生地理學」和「法國研究地理學的近況」等文章,介紹了法國人地學派的「或然論」觀點。1935年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中譯本出版,在這部譯著的長篇譯者序言中,系統地介紹了原作者的觀點,從而使「或然論」在中國地理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30年代,馬克斯主義(當時稱為新社會派)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地觀也介紹到了中國。楚曾(楚圖南)在《地學季刊》上發表了「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最早介紹了馬克斯主義的人地觀,指出「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於人類」[iv]。強調了自然與社會是勞動過程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嚴格對立的。
三 「地理與文化」討論的興起
西方人地關系理論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著文闡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掀起了 「地理與文化」問題的大討論。早在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擬定了京師大學堂的《大學堂章程》。《章程》對於各學科講習方法的解釋中,即強調了對於「文化與地理之關系」、「軍政與地理之關系」和「風俗與地理之關系」的講解[v]。
本世紀20~30年代,對「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形成了一個高潮,論文數量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中國地理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學雜志》發表的169期總目中,特地開辟了「地與文化」一欄,可見此類文章之多以及當時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東方雜志》也發表徵文討論地理與文化的關系。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這一時期專門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化(或文明)關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們分別發表在10餘種期刊上,而以《地學雜志》論文最多,影響也最為廣泛。而在地理學的相關文章中闡述了人地關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區域研究中,人地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研究主題之一。因此這一時期包含有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文、論著有近百篇。從而使這一論題成為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主要論題之一。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地理環境決定論始終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關系論傳入之前,這種觀點更為盛行。
一些學者首先試圖用中國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歷史與文化。1914年,王桐齡發表「中國文化之發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發源地的地理環境,認為漢族文化發達是由於「氣候溫暖、土脈肥沃、物產豐饒」[vi]。1924年,他又在《地學雜志》上發表了「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從氣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陝西為中國開化最古之地」,「為中國文化發源地」是由於「陝西地理有種種特別優異之點」[vii]。甚至有學者將中國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歸咎於中國的地理環境太優越,從而引起了列強的羨慕與嫉妒[viii],將地理與文化關系的研究引向極端。
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學者試圖在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1914年,王桐齡發表「亞洲地理之缺點」,指出「亞洲為自古文明發源地,最古之文明國,皆起於亞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亞洲之歷史所以生此結果者,亦亞洲地理之缺點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勢、海岸線等特點後指出:「亞洲地理凡可以阻絕交通之條件,無不具備」,而內部資源豐富、交通不暢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還指出歐洲「交通便利,而天產物缺乏,故歐人多利用交通機關,以求糊口於四方。其所以富於活潑進取之氣象者,職是之由」[ix] 。
還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也有決定的作用。他們認為「地理與文明,如肌膚與精神之關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膚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會制度乃人地相應之結果,歷史乃人類適應自然的及社會的環境之成績之記錄及其說明;……不同的自然環境使人類不同的適應,而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xi]。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一方面用中國優越的地理條件解釋古代燦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樣的地理環境解釋近代落後的原因,因此這種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觀點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學雜志》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地理環境決定論如果「不糾而正之,將何以勵國人因襲之氣,鼓勇力以貢獻於將來之世界,以圖民族之自存?」他還進一步指出「況此等駭人聽聞言論,只為偶然之感觸,而非根本之觀察,只為一時之現象,而非追往查來之研究」[xii]。並相信「人類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進步」[xiii]。
1933年,李長傅上發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也批判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它們「陷於速成推論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xiv] 。
四 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影響
近代中國學者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理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理學者的研究方向,並且促進了地理學中一些對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的發展。
1 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的發展 中國自古以農為主,土地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資源之一,也體現了人類與自然界最為緊密的聯系。土地利用是人類生產活動及科學研究和自然環境關系表現得最為具體的景觀。因此通過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關系的主要問題。這種思想促成許多地理學家選擇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從30年代開始,北京、廣東、浙江、廣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後設立了土壤調查、研究專門機構。通過調查研究,許多學者分析了土壤與氣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關系,也有學者研究了土壤與人類活動、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等的關系,還有學者探討了土地利用與人口分布的關系[xv]。
2 民族與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早已有學者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於人口數字的推求,很少重視地理背景的影響。從30年代開始,胡煥庸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論文,從地理環境和農業生產等方面的影響,分析了中國人口分布的特點和規律。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人口之分布」,文中發表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璦琿—騰沖線是中國東南部人口密集區與西北部人口稀疏區的分界線。1936年,胡煥庸又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之農產區域」,第一次從單位面積的人口容載量與農業生產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發展起來。張相文的《地文學》中較早地將人種分為直發、拳發和絨發三種。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張其昀在「中華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據地形特點將民族分為四個分布區。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3 應用氣候學和生物氣候學研究 氣候的變化是對人類影響最為顯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氣候學在商業、農業、交通、軍事等方面的應用日趨廣泛深入。從30年代起,對於與人類生活關系密切的台風、季風、降雨量、氣壓等氣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並有大量的論文發表。如竺可楨的「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熱帶旋風」[xviii]等文章。此外,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物候和氣候分區的研究也有所發展。
地理學者還開始研究利用適宜的氣候環境治療疾病,從而發展起了生物氣候學。許多學者還對不同地區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進行了研究,以求尋找中國氣候的變化規律。例如,竺可楨就根據中國古籍的記載,論述了中國旱澇變化的周期[xix]。
五 幾點啟示
地理學中所強調的人應該是自然的人,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是離不開社會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仍然是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在不斷變化之中,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對人地關系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理學科的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在「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向前發展,正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首先,由於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中包含了「人」這一因素,使得這一學科較其他學科更易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前文談到的20世紀20年代,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經消沉的情況下,在中國還能蓬勃地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不能將它簡單地歸因於西方理論在中國傳播的滯後性。前文談到嚴復譯的《天演論》是根據英國學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發表的文章編譯的,而嚴復至遲在1895年就開始翻譯了[xx]。本世紀20~30年代,隨著中外學者互訪的增多和留學生現象,已經大大縮短了中西方科學交流的過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較有影響的地理學著作,在三、五年內就能見到中文譯本。至於介紹西方地理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廣泛。而且,在本世紀上半葉的這場「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環境決定論觀點一直在地理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並沒有因為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歷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還有學者在宣傳亨丁頓的學說,並認為他的研究「獨樹一幟」[xxi]。
其次,必要的理論爭鳴和論證將有助於學科的發展。一方面這種爭鳴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科學理論對學科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不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禮記·王制》中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 《大戴禮·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類,耗土之人丑」。 《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痹」,此外,《呂氏春秋》、《淮南子·墜形訓》等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可謂豐富,但它只是少數哲學家談論的話題,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鳴,因此並未對中國地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從反面證明了科學理論爭鳴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論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促進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通過討論,學者們深刻地意識到了傳統地理學的缺陷,認為應當「趕緊拋卻那種好象只有骨肉而無靈魂的地理記載」[xxii],在討論「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同時,對地理學科的對象、性質、范圍和研究方法的探討也逐步展開[xxiii]。而這種理論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學與古代地理學的重要差異之一。
本世紀「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及其對中國近代地學的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紀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並成為本世紀眾多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
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題,幾乎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地關系)歷來是地學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中國近代「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中國的地學研究在本世紀發生了重大變化,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學?如何使地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學發展不夠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
近代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有決定作用。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們一方面用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種觀點「陷於速成推論法」,「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隨著討論的深入,強調人類的選擇能力和強調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觀點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並影響了這一論題的發展方向。
近代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學的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當時許多地學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這一思想的影響,才選擇了農業地理學、土壤地理學、人口地理學、氣候學與氣象學等與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在當代仍然是地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關系的不斷變化,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學的發展,並且這種認識直接影響著地學的研究
⑧ 用人文地理學觀點分析一種文化現象
西方文化特徵是自我中心主義
從文化根源來看,歐美的反華及種族主義源自於西方文化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基本特徵就是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義。例如,十九世紀以來社會進化論在歐美社會的流行,充分反映出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義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西方人之所以喜歡社會與文化進化論,就因為這一理論隱含了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是人類發展至今最完善、最進步的一種價值觀。言下之意,其他文化和社會制度都是落後的,需要學習和應該改進的。
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歐美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殖民主義政策,導致世界文明和文化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大量原住民及其文化遭到滅絕,如美國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消失就是例證。
如今,其殖民策略已經轉化為意識形態和文化殖民主義,目標是希望全世界人都接受並採用其意識形態和西方文化。但這一文化殖民主義正受到來自中國、伊斯蘭世界和俄羅斯的挑戰和抵抗。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保持,中國便成為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巨大阻力,也正因如此,中國被西方世界推到攻擊和遏制的風口浪尖。
中國忽視了批判西方的強盜文化
歐美文化中心主義除了有自身的文化根源外,還有來自外部的呼應。自近代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後,中國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文化弱點,並竭力向西方世界學習。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我們得出了一種結論——「落後就要挨打」。也就是說,我們遭受侵略是因為我們落後。
當這種觀念流行後,受侵害者反而只能自責,或拚命地追趕,而沒有正面地回應入侵者。自近代以來,在遭到西方列強侵略之後,中國人只注重了向西方學習,而忽視了從正義的角度去批判西方的強盜文化。落後了需要努力發展,這是正確的,但實力和工具的落後並不應該成為遭受侵略的理由。
近代的許多運動和革命,一個嚴重缺陷就是過於迷信西方文化和制度,說白了就是崇洋媚外,這從某種意義上助長了歐美文化中心主義的蔓延和擴張。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批判和譴責西方文化中的霸權主義和強盜邏輯,尤其應該追訴帝國列強對中國人所犯下的歷史罪行,促使西方世界對自身文化糟粕的反思和自省。
許久以來,我們似乎習慣於用儒家之道給西方文化的強盜邏輯以禮遇。歷史和現實表明,這一策略無助於改變西方人對待中國的態度,反而助長了西方的反華勢力。
遏制西方反華勢頭要內外並舉
當前,如何才能遏制西方世界的反華勢頭?由於西方反華現象背後有著較深的文化根源,而且支撐反華現象的文化價值觀,其形成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西方文化自身具有自我中心主義和霸權傾向,二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方式。因此,遏制乃至消除西方反華現象,也需要西方世界和中國雙方作出努力。
就西方世界而言,他們該好好地進行文化自省和反思,反思文化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給人類和整個世界文化帶來的不幸和災難。
諸多的歷史和現實表明,他們高舉人權、自由、民主的旗號到處侵略時,其實不過是滿足他們的文化中心主義需要,而並不能真正給人類帶來福祉。美國人在伊拉克所犯下的罪行就是最好的例證,美國人因為不喜歡薩達姆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什麼呢?難道是人權和發展嗎?
同樣,在援助非洲時,西方人說:「你們要搞民主!」而結果是戰亂頻發,人民流離失所,飢荒不斷。而到了要解決當地人民的吃飯問題時,西方國家卻個個都避之唯恐不及。可見,西方世界在打著「人權」的幌子干預其他國家時,其實就是要搞亂該國,而並非真正期望其發展。
事實上,每一種文化都是當地人民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適應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結果。如果這種文化生態遭受侵略和破壞,就會對當地的發展造成危害。由此說明,西方世界所推行的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單一化,是人類文明的災難。
真正有正義感的西方民眾,應該起來與霸權主義和強盜文化作斗爭。如果容忍文化中心主義和霸權行徑肆意妄行,實質上就是縱容文化毒瘤在侵害世界文明。某種意義上,與當年歐洲對德國納粹主義的縱容和包庇一樣,不僅給他人,也給自己帶來了災難。
中國兩條策略應對西方反華勢力
就中國而言,應對反華勢力需要重視策略。
第一,中國要「自信、自尊和自強」。
自信就是中國人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文化、相信自我發展能力。在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中,自信心決定別人的態度和結果。
自尊就是尊重團結自己人、尊重自己的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文化中存在著普遍的媚外傾向,如對洋名牌的迷信等,這反映了國人的文化自尊意識尚待喚醒。我在韓國工作時發現,韓國人的這種意識就非常強,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的方面。
自強是堅持自主創新和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徑。改革開放不等於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而是夯實這一基礎。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根本目標就是要增強獨立自主的能力。
第二,在解決東西方文化矛盾和沖突方面,要採取交流與交鋒相結合的策略。
堅持開放就是要促進文化交流,增進西方世界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了解。但是了解不等於理解,不理解就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面對矛盾和沖突時,中國人應該敢於直面交鋒。通過面對面的交鋒,往往更有助於矛盾和沖突的化解,正如俗話所說「不打不成交」。
在直面交鋒中,要懂得西方文化的一些方式,如公開、以牙還牙、法律手段等。例如,在應對近期歐美的反華浪潮中,海外華人華僑和留學生所採取的有組織、和平的示威抗議活動、利用網路媒體發起的抵制倡議,以及在奧運聖火傳遞中與反華勢力的較量等行動,都是積極理性的。這些行動有效地遏制反華勢力的囂張氣焰,維護了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尊嚴。同樣,一些中國企業和華人組織,還可以對那些惡意詆毀中國的西方媒體提起訴訟,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尊嚴。
總之,在面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挑釁和侵害時,不能再用沉默和默默無聞勤奮勞動的方式去應對,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只要我們站在正義一邊,任何敵意的、試圖遏制中國發展的勢力註定都會失敗。
⑨ 論中國傳統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底蘊、豐富的內容和廣泛的影響。在中華民族不斷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就顯得非常有價值。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地理環境
一、中國歷史地理環境的基本特徵
中國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地理生態環境,是指中國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即歷史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包括兩個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一般說來,自然地理環境,如氣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陸分布等,發展變化的速度比較緩慢,有時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為人們所覺察。但在某些階段和某些局部地區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也可能發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劇烈,造成巨大的影響。人文地理環境,如疆域、政區、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農業、牧業等方面,發展變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發展變化的速度要快得多。當然,這兩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開的。
1、疆域、政區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圍,以鴉片戰爭前的清疆域為極盛。秦漢實行郡縣制,唐朝逐漸演變為道-州-縣三級制,宋朝主要為路-州-縣三級制,元朝實行行省制,明清沿襲,基本形式為省-府-縣。
2、民族、人口
中國歷來是多民族國家,各族共同締造中國,中國領土也由各民族共同開拓和鞏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萬人口,幾經起落,至19世紀中葉達4.3億。人口分布極不均衡,遷移頻繁,移民眾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發生巨大變化;水道、水系的變遷,如黃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陸變遷,一些沿海地區陸續成陸,另一些地區又淪入大海;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擴大或范圍變動等。
4、氣候
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
中國傳統文化誕生在中國這一特定的地理環境里,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性,地理環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1、具有連續性和持久性
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進程中,中國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文化,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功於中國擁有一塊完整而廣闊的地理環境。中國傳統文化在對周邊外來文化進行潛移默化中,始終保持著自己完整的風格和日趨完善的系統,長期綿延不絕,使中國文化具有較強的自信心和穩定的發展過程。
中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同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但不同的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從一開始便依託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內部擁有廣闊的迴旋餘地。歷史一再表明,當北方強悍的游牧民族揮師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黃河流域時,還可以以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為依託延續著自己的文化。因而在中國歷史上,西晉、北宋滅亡,隨後還能在東南一隅分別建立了東晉、南宋,並且都延續一百多年。正是因為擁有這種迴旋餘地較大的空間,使得中國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斷了,或是湮滅、消失了。
2、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內生文化, 內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使生息於黃河流域的漢民族率先發展了自己的文化, 隨後便不斷融合了中國境內其他的地區及民族的文化,中國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契丹、遼、金等最終自覺或不自覺的接受了中華文化並融入她的血脈之中, 沒有這種融合, 就沒有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文化的這種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系統得以保存和延續的先決條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閉性
中國文化是在三面陸地、一面臨海,四周較為封閉的地域里發展起來的。自然障礙將古代中國人與外界隔開,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這樣很容易造成一種隔絕機制,阻斷了中國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內部優越的自然條件,幾乎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農業文明,周邊地區的相對落後,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人更不願主動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在中國歷史上,雖有張騫開辟「絲綢之路」、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大多數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與外部世界交往較少,到了近代更是採取愈發嚴重的閉關鎖國。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閉性,使得中國在近代沒能及時地吸收和受容外來的優秀文化,導致中國近代歷史上出現屈辱。
⑩ 為什麼人地關系理論是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
人文地理學是關於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組織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人文地理學研究人文現象空間特徵與人類活動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揭示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活動、人類活動對地理環境作用的變化和規律以及探討如何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以協調人地關系。 在人地關系中,「人」指社會屬性的人,具體來說,指在一定地域空間和一定生產方式下,從事各種社會活動和生產活動的具有群體行為的人。「地」指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具體而言,指與人類活動有密切聯系的,空間上存在地域差異的自然、經濟、人文復合系統。人地關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客觀關系,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中心課題。 所謂人地關系理論是指各種人文現象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即人們對自然環境在文化(包括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看法。它是人類文化系統的重要要素,是文化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之一,對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環境的方式和強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人地關系論應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影響到人文地理學的各個要素和方面。人地關系論,當前應突出研究如人口、資源環境如何協調、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從人的文化適應中,可以看到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反映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三個方面。如果將這三種文化及其相互間與環境的關系做深入研究,也就會對人與環境的關系有全面了解。與人地關系論相比,文化景觀論與行為論雖然有著各自的理論價值和獨到之處,但各自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文化景觀只是過去人文活動的結果,並不能說明人文活動的動力和原因。行為論只能說明人在某種環境中的一些行為。 人地關系理論是地理學最基本的理論。長期以來它左右著地理學的發展。19世紀到20世紀初,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曾經是地理學界最熱衷的話題,當時興盛一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曾經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做過理論上的辯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過「左」批判,曾經導致這些國家除經濟地理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大衰退;關於人與環境的關系,不僅是現代地理學、哲學,而且是整個社會所關心的論題。關於人與自然共生的社會生態學思想已經為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地理學從以往的形態學方法向生態學方法轉化,體系性更強了,它給地理學的理論建設和各個分支領域的學術建設帶來了新的生機。從一定意義上講,人地關系理論是地理學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