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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發布時間: 2021-02-05 08:49:38

Ⅰ 中國文化傳承與中國地理之間的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底蘊、豐富的內容和廣泛的影響。在中華民族不斷走向世界的今天,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就顯得非常有價值。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

中國傳統文化誕生在中國這一特定的地理環境里,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性,地理環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1、具有連續性和持久性
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進程中,中國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文化,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功於中國擁有一塊完整而廣闊的地理環境。中國傳統文化在對周邊外來文化進行潛移默化中,始終保持著自己完整的風格和日趨完善的系統,長期綿延不絕,使中國文化具有較強的自信心和穩定的發展過程。
中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同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但不同的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從一開始便依託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內部擁有廣闊的迴旋餘地。歷史一再表明,當北方強悍的游牧民族揮師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黃河流域時,還可以以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為依託延續著自己的文化。因而在中國歷史上,西晉、北宋滅亡,隨後還能在東南一隅分別建立了東晉、南宋,並且都延續一百多年。正是因為擁有這種迴旋餘地較大的空間,使得中國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斷了,或是湮滅、消失了。

2、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內生文化, 內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使生息於黃河流域的漢民族率先發展了自己的文化, 隨後便不斷融合了中國境內其他的地區及民族的文化,中國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契丹、遼、金等最終自覺或不自覺的接受了中華文化並融入她的血脈之中, 沒有這種融合, 就沒有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文化的這種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系統得以保存和延續的先決條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閉性
中國文化是在三面陸地、一面臨海,四周較為封閉的地域里發展起來的。自然障礙將古代中國人與外界隔開,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這樣很容易造成一種隔絕機制,阻斷了中國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加上內部優越的自然條件,幾乎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農業文明,周邊地區的相對落後,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人更不願主動與外部世界打交道。在中國歷史上,雖有張騫開辟「絲綢之路」、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大多數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與外部世界交往較少,到了近代更是採取愈發嚴重的閉關鎖國。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閉性,使得中國在近代沒能及時地吸收和受容外來的優秀文化,導致中國近代歷史上出現屈辱。

二、中國歷史地理環境的基本特徵

中國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地理生態環境,是指中國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即歷史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包括兩個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一般說來,自然地理環境,如氣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陸分布等,發展變化的速度比較緩慢,有時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為人們所覺察。但在某些階段和某些局部地區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也可能發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劇烈,造成巨大的影響。人文地理環境,如疆域、政區、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農業、牧業等方面,發展變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發展變化的速度要快得多。當然,這兩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開的。

1、疆域、政區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圍,以鴉片戰爭前的清疆域為極盛。秦漢實行郡縣制,唐朝逐漸演變為道-州-縣三級制,宋朝主要為路-州-縣三級制,元朝實行行省制,明清沿襲,基本形式為省-府-縣。

2、民族、人口
中國歷來是多民族國家,各族共同締造中國,中國領土也由各民族共同開拓和鞏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萬人口,幾經起落,至19世紀中葉達4.3億。人口分布極不均衡,遷移頻繁,移民眾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發生巨大變化;水道、水系的變遷,如黃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陸變遷,一些沿海地區陸續成陸,另一些地區又淪入大海;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擴大或范圍變動等。

4、氣候
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

三、地理環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1、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形成和延續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素稱「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各朝統治者都是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究其原因,地理環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以農業立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文化。
中國有極為廣袤的疆土,其內部平原廣闊,特別是黃河,長江兩流域平原毗連,沒有明顯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上都易於統一,所以歷史上強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國縱使喪失了首當其沖的黃河流域,仍有廣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區淪亡於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獨中國能對邊族潛移默化,始終保持著自己文化的獨特風格和完整系統,並使之綿延不絕。

2、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中國復雜的地形和多樣的氣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緣文化和區域思想觀念。早在先秦時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嶺南文化等。中原地區由於對農業的重視而養成重土安遷的觀念;東南沿海一帶由於耕地有限,重視海外貿易,思想觀念開放,西北的綠洲地區因土地限制和地處交通要道,商業發達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於環境惡劣,不得不以頻繁的遷徙和戰爭來對付環境的壓力。中國的區域文化雖然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但又並存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體多元結構。隨著中國農耕經濟向周邊的擴張,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區域文化的相輔相成、漸趨合一。儒、道、佛三教的並行而立,盛唐時的胡漢交融,都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正是由於這種多樣性及包容性,中國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生機與活力。

3、地理環境對開放和封閉的影響
地理環境的開放與封閉是相對的,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生產力對環境有不同要求,也會產生不同結果。中國有較易於隔離的地理環境。東面臨海,西北橫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絕地帶,給予農業民族無法突破的限制。這種一面臨海,其它三面陸路交通極不便利,而內部迴旋餘地又相當開闊的環境,形成一種與外部世界半隔絕的狀態,使中國沒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養成了獨自經營,和平溫順的國民性格。所以,中國文化大體上是在本土獨自醞釀成長,雖偶有外來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傳入,皆能雍容消納,使中國文化的發展穩定而富於自信。

四、結束語

中國傳統文化上下數千年,歷史悠悠不絕,不僅包含豐富的內容,覆蓋了遼闊的國土,還一直影響到今天的現實生活。現在,在整個世界連成一體、世界文化不斷交融的新形勢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要求下,我們必須努力建設自己的新文化。既要結合自己的國情,引進一切優秀的、有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始終保持開放的心態,善於吸收外來的新鮮的文化成分,更要充分發揮、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自身的傳統文化資源,使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長期延續,並用其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避免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許多弊病,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健康向上的、積淀深厚的精神文化做保證,並使各國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分享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貢獻。
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與地理環境關系的意義,在於充分吸取和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人與自然關系的有價值思想,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強化對文化環境的熱愛和保護,在強調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區域文化的建設與協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和發展於中國這一特定的地理舞台,它已經而且必將在這一舞台上、甚至在整個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Ⅱ 文化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關系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旨在探討各地區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人們對景觀的開發利用和影響,人類文化在改變生態環境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該地區區域特性的文化繼承性,也就是研究人類文化活動的空間變化。

除此之外,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例如乾旱、半乾旱地區不適合發展耕作業,因此就發展了牧業,進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會組織作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所以說,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與自然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狹義的文化地理學是指研究語言、信仰、風俗、文學藝術等精神文化的空間分布及特點的科學,屬於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義上的文化地理學,等同於人文地理學。即是研究地球表面人類活動所創造的各種文化事象的分布與變化規律,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廣義的文化地理學將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等都視為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范疇。其中政治地理學包括政治地理、軍事地理;經濟地理學包括農業地理、工業地理、交通運輸地理、商業地理、旅遊地理;社會地理學包括人種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社會地理、(狹義)文化地理。

社會地理學是研究各種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空間利用類型及其地域類型形成過程的學科。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類型,起源於特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集團對不同自然環境的反應,具有一定的空間分布。居住在世界上的人們有不同的方式生活,他們的民族祖先、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語言、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都有很大差異,因而可以劃分成不同的社會集團。而社會集團不論大小都佔有地球表面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形成不同的空間布局。

Ⅲ 文化地理學的發展簡史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過近90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穩定的學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與遠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和斯特雷波(古希月邵地理學家)時代的學者有重大關系。被稱為現才劃也理學之父的德國地理學家卡爾·里特爾(1822年),關心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里特爾以後的幾十年,美國學者G .P.馬什『1864年)研究了人類活動改變陸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克·拉采爾(1 891年)為人類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給他創造的人類學一詞提供了一個線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國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種文化類型(德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貢獻所感動。他闡述了由文化的結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總的思路。與拉采爾泊兔國發現了人類地理學的同時,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1899年)帶動了法國文化地理學的發展。維達爾在他開辟的索幫被任命為主席,他提出了人類文化與他的地理特徵。他發展了作為繼承人類集聚特徵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爾便對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興趣。幾十年後,拉采爾倡議研究人類文化地理,提出了「人類地理學」一詞,論述了歷史景觀,認為文化地理區是一個獨特集團的、各種文化特徵的復合體,而且很重視對文化傳布的研究。與此同時,維達爾·白蘭士在19世紀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類文化及其地理影響的思想。
20世紀初,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認為地理因素替代時間居於突出地位。在他的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學思想影響下,索爾提出了關於文化地理的重要論點,主張用文化景觀來表達人類文化對景觀的沖擊。他認為文化地理學主要通過物質文化要素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觀既有自然景觀的物質基礎,又有社會、經濟和精神的作用,他還強調人文地理學是與文化景現有關的文化歷史研究。受索爾影響的美國文化地理學者們被稱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學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對文化景觀、區域文化的歷史的探討之外,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將空間擴散分析法應用到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學派。
中國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歷代各類著作、方誌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資料記載,但很少有人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代的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等只從本學科研究的需要出發考慮文化的地區差異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歷史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地名學等地理學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學尚未成為獨立研究的學科。

Ⅳ 簡述中國的地理條件和文化特徵之間的關系

地表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形成演化過程及產生原因。
包括(1)空間分析(2)時間序列分析(3)人地關系分析
主要內容:(1)基本理論:元人文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基本理論,人文地理學方法論;(2)應用理論:區域人文地理學、部門人文地理學(3)應用學

Ⅳ 為什麼文化生態學是文化地理學的核心理論

文化生態學研究的是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研究地域文化的組成、功能、結構、空間特性和時間動態,系統要素之間與系統內部發生的各種過程極其互相作用機制.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包括:文化與文化之間、文化與環境之間、各種過程之間的相互關系.文化生態是用生態學的觀點研究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既研究自然地理環境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也研究人的文化作用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一、直鏈型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人地關系思想流派:
①環境決定論:強調自然環境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人是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分布都受環境的嚴格限制.代表學者有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黑格爾、拉采爾等.
積極意義
反對唯心主義神決定論
客觀上尊重和保護自然環境
消極意義
束縛人對自然的開發利用
自然宿命論,助長種族主義,發達國家的侵略擴張
這種直鏈型研究方法中環境以單向因果關系強有力地限制文化,環境對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鏈型.這種環境決定的思潮雖然流行時間長,當是過分強調環境的作用,忽視了各種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人類社會不僅受環境影響,也受社會、歷史諸因素影響.環境並不起決定作用.
二、網路型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人地關系思想流派:
①可能論:注重人對環境的適應與利用方面的選擇能力 .
觀點 :人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互為因果
自然地理環境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由人類能動地擇.學者: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
積極作用
批判人地關繫上的必然論、決定論
有助於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推動社會發展
局限性
尚未找到人類社會發展和人地關系的決定因素
尚未發現人類改造利用自然的合理途徑
將人地關系仍視為因果關系,不利於認識人地關系的復雜性
②適應論:
1、觀點
人地關系是人類對地理環境在利用中的適應
人對地理環境的適應具有多種可能性
2、代表學者:
英國人文地理學家 羅克斯比(1880—1947年)
人文地理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群對他們的自然環境的適應;二是居住在一定區域內人群及其和地理區域之間的關系.
(1)人的生理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種族地理現象
(2)人類生產活動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經濟地理現象
(3)人類社會組織適應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社會地理現象
(4)人類政治活動適應地理環境形成政治地理現象
③生態論:
1、觀點:
人地關系是人類對地理環境的選擇性反應
地理學統一的主題是人地關系--人類生態
2、代表學者:
美國地理學家 巴羅斯(1877—1960年)
生物學借用「生態」術語關注生物與自然地理環境的關系,社會學將「生態」還原為人類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地理學為「人類生態學的科學」,其目的不在於考察環境本身的特徵和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而在於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反應.
歷史學是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系.地理學側重於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
④文化決定論:認為隨著科學的發展,現代技術條件使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地關系中人取決定作用.
相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文化系統=不同的文化景觀:傳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十里不同風」
不同的自然環境+相同的文化系統=相似的文化景觀:現代社會-文化的趨同,「千城一面」現象
積極作用
批判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論
客觀上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
危害
破壞自然環境
破壞生產力
否定自然地理學
三、和諧文化生態關系對應的理論:
人地關系協調論 (和諧論)
觀點: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一個復雜的人地巨系統
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對立統一
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應協調發展
人類必須約束自身行為來協調人地關系
代表學者與論著
莊子 齊物論 李特爾 M.J.懷特 吳傳均

Ⅵ 人文地理學與歷史學有什麼關系

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
發展簡史
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經知識的積累、學科的形成和理論的演變、學科的分化以及理論和方法上的革新等過程。按其發展順序,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3個階段。
古代階段
這是地理知識積累的時期,以片斷記述為主,出現了各種關於人地關系的論述。在中國地理古籍和其他古籍中,載有許多關於人地關系的論述,其中既有《禮記·王制》篇中人文地理學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的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孫丑下》中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還有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的主張人、地各有規律,反對人地關系絕對化的思想。從公元前5~前3世紀成書的《尚書·禹貢》開始,在許多地理古籍中還記述了大量的人文地理現象,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討論了人地關系的若干問題。但是在中國古代未產生系統的人文地理著作來表述人地關系思想。在西方,地理學一直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古希臘、羅馬學者如希羅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對各地的人文地理現象作過論述。中世紀的西歐形成人文地理
一些相互隔離、閉關自守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國家,經濟、文化處於衰落狀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相應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伊德里西等學者在著作中記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現象。
地理大發現開始後
歐洲各國陸續出版了各種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關於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於種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對於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編輯本段近代階段
綜述
19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地理學進入出現不同人文地理學相關書籍
學派、學說紛出、各種學科建立並形成體系的時期。19世紀里,地理學開始形成自然和人文兩大分支,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人 A.von洪堡和C.李特爾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創立了早期理論。從此,人文地理學出現一系列理論,各分支學科陸續建立並形成了體系。
理論的形成和演變。
李特爾用經驗法和比較法,研究世界各地區各種地理現象的因果關系。在他的《地理學——地理對人類素質和歷史的關系》(1822~1859,第2版)一書中,探討了自然現象與人文現象的相互關系,把自然作為人文的基本原因,強調自然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在他去世後,人地關系理論在各國有不同的發展。 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在 1882年和 1891年出版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論述了人類作為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環境的嚴格限制。以後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者E.C.森普爾和E.亨廷頓等人更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他們的觀點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系統的環境決定論。 幾乎與此同時,法國的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不同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提出另一派人地關系論的觀點,後人稱之為可能論或或然論。他認為地理學的特殊任務是闡述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在空間上的相互關系。自然環境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而人類在創造居住地時,按照自己的需要、願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在其學生J.白呂納1910年發表的《人地學原理》(曾譯《人文地理學》)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發揮,白呂納認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常隨時代而變化。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等人的觀點對法國地理學影響很深,從而形成法國學派。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P.M.羅士培教授受法國學派的影響,1930年創用了「調節」一詞,創立「適應論」。他認為調節包含兩重含義,即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以及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羅士培認為人文地理學研究人-地之間雙向的相互關系,主要探討人類社會活動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美國地理學家 H. H.巴羅斯1923年發表「人類生態學」一文,則提出生態調節論。他主張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的生態的觀點,在人地關系中人是中心論題,其他現象只是當它們涉及人及其對它們的反應時,才有必要說明。他還認為歷史學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系,地理學則側重於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
20世紀初
德國學者O.施呂特爾提出文化景觀的概念,認為探討原始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的過程是地理學的主要任務。以後美國地理學家C.O.索爾又提出,人人文地理學相關書籍
類按其文化的標准,對天然環境的自然現象和生物現象施加影響,將它們改變為文化景觀。與此同時,另一美國學者D.S.惠特爾西提出「相繼佔用」學說,認為地理學不應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而是研究人類社會在一地佔用的歷史過程。他們都強調文化在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中的作用,形成有關人地關系的文化景觀論,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它強調一個地區居民在其態度、目標或技術上如有任何重大改變,則需要重新估價自然資源基礎對於他們的意義。 在人文地理學發展過程中起過一定作用的還有地理學上的「二元論」。同洪堡主張地理學應在復雜性中理解統一性一樣,李特爾認為統一性正是地理學的特點。但是,德國的O.佩舍爾等人卻反對李特爾的人文方向,認為地理學只能是對地球表面形態的研究,人類活動則不在其研究范疇之內。從而產生了地理學的二元論。佩舍爾主張的二元論在西歐實際支持者人數並不多。 蘇聯地理學界從20世紀30年代起,批判了人文地理學,突出發展經濟地理學,實際上以經濟地理學代替了人文地理學。同時,蘇聯把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當做互不相關的兩門科學,理由是統治物質世界的規律和統治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是完全不同的,認為這兩門學科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際上都不能合成為一門學科,經濟地理學是純粹的經濟學科,應當徹底摒棄地理觀點。直到1960年,..阿努欽'" class=link>..阿努欽批判了30年代以來蘇聯地理學界分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二元論,主張區域研究應謀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之間的聯系和平衡,得到許多學者如..紹什金和..馬爾科夫等人的熱烈支持,開始在蘇聯逐步強調地理學的統一性(見蘇聯地理學史)。
學科體系的形成。
隨著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發展,研究內容和范圍也不斷擴大,同自然地理學一樣開始分化,陸續出現了一些分支學科,並形成人文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人種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聚落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商業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工業地理學、農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等,都是在此階段形成並發展的。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各大學地理課有許多是由歷史學者講授的,許多學者強調地理學研究,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與歷史學關系十分密切,而且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長期囿於歷史人文地理的內容。因此,歷史地理學曾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學者H.C.達比等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開始研究歷史自然地理,使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現象的變化,也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現象的變遷,從而成為地理學的一門獨立分支。
編輯本段現代階段
綜述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
人地關系理論的新發展。
由過去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以及適應論轉變為和諧論。這是由於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口膨脹、工業增長、城市化過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區出現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資源匱乏以及社會問題嚴重的現象,過去的人地關系理論已無法反映現實和指導人類的合理行動了。在生態學和人文地理學
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人文地理學者主張以和諧論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70年代以來,分析並和諧人與環境的關系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新課題。1980年 8月底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英國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環境變化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繁的處境中,如何去和諧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
觀察和分析方法的革新。
195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W.L.加里森開設研究班,用數學統計方法培養了一批地理學者。其中的英國學者R.J.喬利和P.哈格特在1960年以後把數量方法引進劍橋大學和布里斯託大學地理系,使得這種革新很快在各國地理學者中傳播開來,對地理現象分布差異的表述開始從定性向定量階段發展。航空測量技術和衛星遙感技術的應用,使地理學在資料收集和制圖工作上有很大改進,對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也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使地理學者能夠處理多種變數的復雜計算,對一些空間規律的研究採用新的統計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精確的度量,並用數字形式表達人地關系,說明區域差異及其變化。
系統論的引進和模型的運用。
50年代系統論創立以後,迅速成為各學科的基本方法論。美國地理學家E.A.阿克曼於1965年提出地理學者應當探索許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賴的變數的一種系統的概念,從時-空角度人文地理
處理人與環境的系統。6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已在研究生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地域系統方面作出貢獻。定量計算和系統論思想的引進,使地理學開始採用模型來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現象。瑞典地理學家T.哈格斯特朗用歸納模型說明新事物浪潮特徵,用隨機模型來預測新事物擴散概率,引起廣泛注意。英國學者喬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學的模型》(1967)和D.W.哈維《地理學的解釋》(1969),對地理學採用模型探討實際問題起到很大促進作用。
行為地理、旅遊地理學等學科和領域的出現
以及社會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為科學興起後,出現了行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為研究在地理學中十分盛行,通過研究不同人類社會集團、階層、階級對不同環境的反應和行為決策這一過程,使地理學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決策可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旅遊事業的蓬勃發展,旅遊收入對於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遊地理學發展很快,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分支。人類以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形式存在,各集團的不同文化既是社會環境的組成部分,又是人們行為制約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研究空間中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差異的社會文化地理學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時,許多國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促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帶來居住、就業、交通、環境等一系列城市問題,使城市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逐漸居於重要的地位。
研究目的結合實際的關聯運動。
傳統的人文地理學以小區域研究、經濟區劃和文化景觀類型為其主要論題,現在則轉向分析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為主,涉及國土整治、環境保護、貧窮和飢餓、種族歧視、資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問題。人文地理學論題的這種方向性轉變,即所謂關聯運動。傳統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是將復雜現象的組合分裂開來,以便分別研究整個復雜環境中的各個成分,從而導致學科分化階段。20世紀中期以來,人文地理學開始面向社會問題,從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學科人為界線,出現新的人文地理
綜合。 此外,7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兩種人文地理學主張:一為人本主義地理學派,認為數量運動的機械模型壓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主觀性,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地理學,致力於觀察具有特殊空間概念的社會結構,研究它們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理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一為激進地理學派,由於60年代後美國經濟衰退,階級、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學者認為首先應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為革命性的變化提出建議。他們創辦了刊物《對立面》,宣傳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此外,部分學者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武裝地理學,提出新的綜合論方向,反對學科分裂和專業化傾向。
編輯本段主要分支學科
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一般可以分為綜合理論部分、通論部分(部門人文地理學)和專論部分(區域人文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綜合理論部分主要指對人地關系理論的研究。人文地理學通論部分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3個大的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將其分為社會文化和經濟兩個主要方面。人文地理學專論部分則包括對各種地區人文要素的區域地理研究。

Ⅶ 什麼叫人文地理學

定義:研究地球表面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關系形成的地域系統及其空間結回構的地理學分支學科。
以人地答關系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又稱人生地理學。它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人文」二字與自然地理學的「自然」二字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僅指社會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則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Ⅷ 精闢的說明中國地理和文化的關系,作業。。。

中國近代對「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及其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學者對許多科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問題還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以「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本文分析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方向的影響,並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分析中國近代地學發展與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

關鍵詞:地理 文化

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西方的科學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科學思想空前活躍,出現了探討科學、研究科學的可喜局面。在眾多的理論探討之中,關於地理與文化(或人類社會)之間關系的爭論,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

對於地理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源於人地關系這一悠久的歷史命題。人地關系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但作為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命題,卻始於18世紀的歐洲。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地理環境決定論推向了高潮。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將這一理論引入了地理學,並強調了人類活動受地理環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紀初,拉采爾的思想經過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家辛普爾(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環境的影響》(1911年)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辛普爾同時代的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與氣候》,創立了人類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氣候地區才能發展的假說。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學原理》一書,進一步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於經濟與文化的決定作用。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產生廣泛影響的同時,法國學者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論」又稱「或然論」,反對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地理環境只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人類又根據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選擇,並能改變和調節自然現象。他的學生白呂納(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學原理》,使這一觀點在歐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經過激烈的爭論,到了本世紀20年代「或然論」逐漸替代了「地理環境決定論」, 並在西方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 問題產生的社會背景

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長期戰爭的破壞使得剛剛起步的近代科學更是舉步維艱,因此這一時期人為的、政治的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時局的動盪、民族面臨的存亡危機,加上科學技術的落後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分析找出中國落後的原因,同時又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拯救危難中的中國。

在這種社會背景條件下,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尋找出東西方的本質差異,以探討中國人如何擺脫困境。這種超越學術的研究動機,使得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在本世紀20~30年代顯得格外活躍,並成為眾多近代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也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經沉沒了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中國卻格外的風行。

從19世紀末開始,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在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達爾文所指的「進化」本來是由於自然界中的生物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中的改變而造成的,但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將本屬於生物界的進化論引入到社會科學中,提出了「社會有機體」學說。嚴復在他的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譯著《天演論》中,闡述了斯賓塞的觀點,這種觀點迎合了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紀20年代,進化論已為多數中國學者所接受[1]。

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背景下,盡管進入本世紀20年代以後「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被「或然論」所代替,但近代人地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卻首先始於地理環境決定論,而且還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反映出了政治熱情高於科學精神的時代環境的特殊需要。進化論也為本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能在中國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四前後有關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也是促成地理學界「地理與文化關系」討論的原因之一。由於五·四前後正值中國歷史的重大變革時期,東西文化的差異問題就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場在思想界進行的延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的論戰,也直接影響了地理學界的相關討論。地理學者們試圖通過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尋找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

中國的地理學研究在本世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世紀初,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動植物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理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理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理學?如何使地理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的背景條件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在許多研究領域還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西方人地關系理論的傳入,無疑使中國學者感到了一種「清新的氣息」。

人地關系論題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歷來是地理學者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在中國近代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二 近代人地關系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190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開山之作——張相文的《地文學》。張相文在這部書第五編生物界中,闡述了不同氣候帶人種的優劣:「寒熱帶之人,為天然力所束縛,或昏怠遲緩、或畏瑣困陋,皆不免長為野蠻。亞熱帶則生物以時,得天頗優,常為開化之先導。亞寒帶則生物鮮少,人尚武健。」並認為「今世富強文明諸國,莫非溫帶之民族所創建也」 [i]。張相文是中國近代最早闡述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之一。

張相文的學說是從日文著作中轉介過來的。而且他的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地理學界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也沒有造成「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直到20世紀20-30年代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直接地、全面地傳入中國,才產生了廣泛的「地理與文化」的討論。

1921年《地學雜志》介紹了亨丁頓的的著作,認為「漢丁頓之學說,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現象與空氣情況解釋人類生活組織之現象,而定人類文明創造與發展之界限,此種學說簡括稱之,即地理的歷史觀」[ii]。1922年《地學雜志》譯載了亨丁頓的《文明與氣候》一書的第一章,《史地學報》譯載了弗爾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這一時期的有關雜志發表了大量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評價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並認為這種理論「以地理環境判斷全世界古今各國文明之狀況」,是「唯物史觀、地理的歷史觀」[iii]。決定論思想在中國地理學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出現了一批闡述決定論觀點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張其昀的《人生地理學》(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學》(1933年)。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缺陷。胡煥庸在留學法國期間,受教於法國現代地理學大師E.德馬東(de Martonne)和J.白呂納(Brunhes),並受到法國人地學派思想的影響。1928年他回國時,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在西方已經落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還在中國學術界廣為流傳。他深感中國地理學研究與西方的差距,撰寫了「西洋人地學說晚近之發展」、「白呂納的人生地理學」和「法國研究地理學的近況」等文章,介紹了法國人地學派的「或然論」觀點。1935年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中譯本出版,在這部譯著的長篇譯者序言中,系統地介紹了原作者的觀點,從而使「或然論」在中國地理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30年代,馬克斯主義(當時稱為新社會派)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地觀也介紹到了中國。楚曾(楚圖南)在《地學季刊》上發表了「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最早介紹了馬克斯主義的人地觀,指出「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於人類」[iv]。強調了自然與社會是勞動過程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嚴格對立的。

三 「地理與文化」討論的興起

西方人地關系理論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著文闡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掀起了 「地理與文化」問題的大討論。早在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擬定了京師大學堂的《大學堂章程》。《章程》對於各學科講習方法的解釋中,即強調了對於「文化與地理之關系」、「軍政與地理之關系」和「風俗與地理之關系」的講解[v]。

本世紀20~30年代,對「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形成了一個高潮,論文數量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中國地理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學雜志》發表的169期總目中,特地開辟了「地與文化」一欄,可見此類文章之多以及當時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東方雜志》也發表徵文討論地理與文化的關系。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這一時期專門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化(或文明)關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們分別發表在10餘種期刊上,而以《地學雜志》論文最多,影響也最為廣泛。而在地理學的相關文章中闡述了人地關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區域研究中,人地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研究主題之一。因此這一時期包含有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文、論著有近百篇。從而使這一論題成為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主要論題之一。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地理環境決定論始終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關系論傳入之前,這種觀點更為盛行。

一些學者首先試圖用中國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歷史與文化。1914年,王桐齡發表「中國文化之發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發源地的地理環境,認為漢族文化發達是由於「氣候溫暖、土脈肥沃、物產豐饒」[vi]。1924年,他又在《地學雜志》上發表了「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從氣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陝西為中國開化最古之地」,「為中國文化發源地」是由於「陝西地理有種種特別優異之點」[vii]。甚至有學者將中國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歸咎於中國的地理環境太優越,從而引起了列強的羨慕與嫉妒[viii],將地理與文化關系的研究引向極端。

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學者試圖在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1914年,王桐齡發表「亞洲地理之缺點」,指出「亞洲為自古文明發源地,最古之文明國,皆起於亞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亞洲之歷史所以生此結果者,亦亞洲地理之缺點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勢、海岸線等特點後指出:「亞洲地理凡可以阻絕交通之條件,無不具備」,而內部資源豐富、交通不暢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還指出歐洲「交通便利,而天產物缺乏,故歐人多利用交通機關,以求糊口於四方。其所以富於活潑進取之氣象者,職是之由」[ix] 。

還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也有決定的作用。他們認為「地理與文明,如肌膚與精神之關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膚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會制度乃人地相應之結果,歷史乃人類適應自然的及社會的環境之成績之記錄及其說明;……不同的自然環境使人類不同的適應,而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xi]。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一方面用中國優越的地理條件解釋古代燦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樣的地理環境解釋近代落後的原因,因此這種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觀點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學雜志》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地理環境決定論如果「不糾而正之,將何以勵國人因襲之氣,鼓勇力以貢獻於將來之世界,以圖民族之自存?」他還進一步指出「況此等駭人聽聞言論,只為偶然之感觸,而非根本之觀察,只為一時之現象,而非追往查來之研究」[xii]。並相信「人類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進步」[xiii]。

1933年,李長傅上發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也批判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它們「陷於速成推論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xiv] 。

四 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影響

近代中國學者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理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理學者的研究方向,並且促進了地理學中一些對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的發展。

1 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的發展 中國自古以農為主,土地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資源之一,也體現了人類與自然界最為緊密的聯系。土地利用是人類生產活動及科學研究和自然環境關系表現得最為具體的景觀。因此通過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關系的主要問題。這種思想促成許多地理學家選擇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從30年代開始,北京、廣東、浙江、廣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後設立了土壤調查、研究專門機構。通過調查研究,許多學者分析了土壤與氣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關系,也有學者研究了土壤與人類活動、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等的關系,還有學者探討了土地利用與人口分布的關系[xv]。

2 民族與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早已有學者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於人口數字的推求,很少重視地理背景的影響。從30年代開始,胡煥庸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論文,從地理環境和農業生產等方面的影響,分析了中國人口分布的特點和規律。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人口之分布」,文中發表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璦琿—騰沖線是中國東南部人口密集區與西北部人口稀疏區的分界線。1936年,胡煥庸又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之農產區域」,第一次從單位面積的人口容載量與農業生產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發展起來。張相文的《地文學》中較早地將人種分為直發、拳發和絨發三種。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張其昀在「中華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據地形特點將民族分為四個分布區。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3 應用氣候學和生物氣候學研究 氣候的變化是對人類影響最為顯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氣候學在商業、農業、交通、軍事等方面的應用日趨廣泛深入。從30年代起,對於與人類生活關系密切的台風、季風、降雨量、氣壓等氣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並有大量的論文發表。如竺可楨的「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熱帶旋風」[xviii]等文章。此外,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物候和氣候分區的研究也有所發展。

地理學者還開始研究利用適宜的氣候環境治療疾病,從而發展起了生物氣候學。許多學者還對不同地區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進行了研究,以求尋找中國氣候的變化規律。例如,竺可楨就根據中國古籍的記載,論述了中國旱澇變化的周期[xix]。

五 幾點啟示

地理學中所強調的人應該是自然的人,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是離不開社會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仍然是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在不斷變化之中,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對人地關系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理學科的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在「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向前發展,正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首先,由於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中包含了「人」這一因素,使得這一學科較其他學科更易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前文談到的20世紀20年代,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經消沉的情況下,在中國還能蓬勃地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不能將它簡單地歸因於西方理論在中國傳播的滯後性。前文談到嚴復譯的《天演論》是根據英國學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發表的文章編譯的,而嚴復至遲在1895年就開始翻譯了[xx]。本世紀20~30年代,隨著中外學者互訪的增多和留學生現象,已經大大縮短了中西方科學交流的過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較有影響的地理學著作,在三、五年內就能見到中文譯本。至於介紹西方地理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廣泛。而且,在本世紀上半葉的這場「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環境決定論觀點一直在地理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並沒有因為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歷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還有學者在宣傳亨丁頓的學說,並認為他的研究「獨樹一幟」[xxi]。

其次,必要的理論爭鳴和論證將有助於學科的發展。一方面這種爭鳴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科學理論對學科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不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禮記·王制》中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 《大戴禮·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類,耗土之人丑」。 《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痹」,此外,《呂氏春秋》、《淮南子·墜形訓》等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可謂豐富,但它只是少數哲學家談論的話題,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鳴,因此並未對中國地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從反面證明了科學理論爭鳴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論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促進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通過討論,學者們深刻地意識到了傳統地理學的缺陷,認為應當「趕緊拋卻那種好象只有骨肉而無靈魂的地理記載」[xxii],在討論「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同時,對地理學科的對象、性質、范圍和研究方法的探討也逐步展開[xxiii]。而這種理論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學與古代地理學的重要差異之一。

本世紀「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及其對中國近代地學的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紀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並成為本世紀眾多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

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題,幾乎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地關系)歷來是地學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中國近代「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中國的地學研究在本世紀發生了重大變化,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學?如何使地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學發展不夠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

近代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有決定作用。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們一方面用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種觀點「陷於速成推論法」,「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隨著討論的深入,強調人類的選擇能力和強調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觀點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並影響了這一論題的發展方向。

近代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學的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當時許多地學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這一思想的影響,才選擇了農業地理學、土壤地理學、人口地理學、氣候學與氣象學等與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在當代仍然是地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關系的不斷變化,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學的發展,並且這種認識直接影響著地學的研究

Ⅸ 什麼是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化傳播

文化傳播又稱文化擴散。指人類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輻射傳播或由一個社會專群體向另屬一群體的散布過程。可分為直接傳播和間接傳播。前者通常由具備文化的人們通過商隊、軍隊等途徑直接傳播某種精神或物質方面的文化內容,如新的農藝技術和發明創造等;後者表現出一種比較復雜的文化擴散營力,主要指某一社會群體借用外來文化特徵中的原理,進行文明創造活動的一種刺激傳播。
屬於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分支學科-文化地理學研究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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